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席文月，一九九八年生，美国圣母大学商学院博士在读，毕业于纽约大学和史密斯学院，复旦大学创意写作研修班学员。本文为作者的散文首作。

我曾有幸在八大道目睹过一次“游神”，这是源自闽粤地区模仿神明巡游的民俗活动。每年春节，锣鼓声一响，游神便开始了。舞龙舞狮穿街而过，若干身高两米、披着锦绣华服的“神明”走在队伍中央，步伐缓慢庄严，其中有挥鞭开道的马夫、手持荷花的仙童、身披战甲的将军、头戴花翎的世子，还有英歌队紧随其后。

八大道是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一个华裔和犹太人聚集的街区，早年曾属于挪威移民，“二战”之后逐渐衰落，如今成为新兴的华人社区。当地理位置偏离中心，时间也仿佛随之滞后。时间因此不再以均匀的速度流动，而是被地理打碎成了多速率的钟摆。比如，小城镇的孩子常常比大城市的孩子晚五六年才接触到同一种娱乐或审美，大概是文化由中心向边缘扩散的滞延。时间带来一种新的地形。如同地形图上由红至绿渐变的等高线，根据地理划分的多速率时间形成了另外一种丘陵和山谷。它在能量和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聚集、膨胀，如同热气在地壳深处涌动，最终在城市心脏隆起一座丘陵，于是，曼哈顿岛拔地而起。然后，时间的流速顺势而下，速度变缓，沿着桥梁、公路、地铁构造的河床缓缓滑行，穿过海底隧道和天际线的缝隙，在地势低洼处沉淀、积攒成一滩静水，最终流进八大道这片步履迟缓的湖泊。

你能在八大道的街景中依稀辨认出这些时间的沉积物。八大道的居民多来自福建，在曼哈顿的唐人街，他们曾和广东人分庭抗礼，但小小的唐人街容不下不断增多的人口和生计，于是他们外溢到了这样一个更隐蔽、也更偏离高速率“丘陵”的地方。跨越半个地球的他们，又经历了一次内部的迁徙。他们将彼时南中国小镇的生活模板摊开在这片异国街区，将这里打造成故乡的“倒影”，从而让这个地处第一大都市的隐秘街区保持了某种千禧年中国城镇的生活质地。尽管被激烈的商品社会的表层所包裹，这里仍保留着一种有别于工业社会原子化倾向的、一种“鸡犬相闻”的桃花源式的精神气质。八大道作为一颗精神琥珀可以供后人抚摸、辨认，然后遗忘，而凝住它的树脂却不是时间本身，而是迁徙路途上的风沙和眷恋的重量。

摊贩、司机、老人、主妇、孩子……大部分八大道的居民还保留着新移民的小心谨慎。街道上来往的行人都说着有口音的中文，在这里几乎听不到一句英文，偶尔见到几张非亚洲面孔反而要招致注目。每逢周末，常有来自附近费城、康州、新泽西的货车司机和体力工人来到这里，是为了找一顿“像样的饭”。老板心照不宣地从后厨端出那道他们童年记忆里的美味。男人们总是吃得很快，结账之后在门口抽一根烟。周末结束后，他们重新回到自己沉默的生活里，做习以为常的“外国人”。街区里大部分的学校是以华人子弟为主。街上的孩子们在美国长大，说着一口流利的美式英语，却穿着土气拮据的羽绒服，手中把玩着摔炮、陀螺、弹珠之类早已在国内绝迹的千禧年玩具。

虽然在同一片凡俗闹市，今天的八大道却自有一种向高处生长的气象，热烈而肃穆，有种无形的力量自地平面以下升起。平日里的街面是长满了野花和杂草的低矮花园，虽然朴素、局促无章法，却各安其所。但今天，这座花园仿佛一夜之间拔节而起，开出了通体赤红的朱蕉和火鹤花。这些热带植物从地表生长出根茎、花萼与幻光，带着华南潮湿的野性，一寸寸蔓延至屋檐、霓虹、街灯与行人的额角，直至将整条街区笼罩其光晕之下。

由当地最有声望的长者掷圣杯询问神明是否同意出巡，众人翘首以盼，只待一声令下便冲出去。与此同时，一群穿红马甲的年轻人正合力把贡品桌抬到马路中央。贡品桌上摆满酒菜，尤其多的是肉类和糕团，几叠金箔纸币整齐地铺在桌面的一角。桌子最中间是一只仰面趴着的乳猪，背部插着一把刀，它的头大幅度地向上扬起，粉红色的皮肉和脚趾很干净。神龛上挂着明黄色的条幅，上面用金线精细地绣着“金玉满堂”。空中烧焦的金箔纸洒在层层叠叠的老式中文招牌上面：海鲜店、干货铺、烧腊卤味、金店、药房、奶茶铺、海鲜酒楼、美甲屋……一个小男孩坐在门口的红塑料凳上，正剥一颗荔枝，红褐色的果皮在指甲下发出轻微的碎裂声。他穿着大一号的羽绒服，帽子盖到眉毛下面，脚边是一个被蹬掉的靴子，鞋底残留着一丁点雪泥。

锣鼓声响起，矮小诙谐的开道马夫挥舞鞭子，在队伍前方弹跳着来回奔跑探路，为身后缓步走来的神明扫除障碍。紧随其后的“神明”身高两米有余，身披锦绣，眉眼如墨，长发披散在肩上，偶尔向招手的众人示意。队伍正中央的“华光大世子”尤为引人注目，他戴宝石花翎，额前盘着一条鎏金龙，两侧垫肩高耸，犹如古建筑中腾空而起的飞檐斗拱，行动之间气象森森。

我站在人群里，望向队伍正中央的“世子”的一刹那，来自不同时间和空间的记忆穿过我的身体，时间的剖面因此像一块竖镜从空中降下，擦着我的肩膀和额头，落在我面前，然后垂直着扫过我所处的空间。时空在那一瞬间确实短暂地坍塌了。我的步伐紧跟着游神的队伍，五感喧嚣，可精神却悄然松动，踏入了一场静默的神游。若此刻能住进那尊神明的眼睛，从他的高处俯瞰，我会看见什么？是潮水般叠涌的灵魂，还是如同浪花回旋的时间？

我的目光被随之托起，穿过人群的起伏，越过鼓点的震颤。我看到人群中的一百张笑脸，看到来自各个乡镇联谊会的红马甲志愿者们，看到奔跑着的小孩子，看到佝偻着的老人，也许能看到藏在自己高大“塔骨”躯体之下、大汗淋漓的青年“挺神将”。他们喘着粗气，却挺直脊背。在不远处，高速公路上矗立着巨大的英文广告牌，背后是轰鸣着的货轮穿越河道，布鲁克林大桥如同一张被拉开的弓，横悬在八大道和曼哈顿之间。再到更远处，帝国大厦规律的光斑是现代都市最高速的钟摆核心，它在高空中精确地闪烁，是来自另一个世界里的神明。再远，再往南，我仿佛还能望见在某一处山水深处，故乡祠堂里冉冉上升的云雾，祖屋的那口水井仍在年年涨落，望见时间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层层堆叠缠绕的锦缎。

我也看到八大道的羞怯和眷恋，烈火烹油中隐匿着的湿漉漉的伤感。它的居民在锣鼓声的狂欢中所掩饰的孤注一掷，毫不起眼，却是支撑这部都市机器精确运转的骨骼。如同在海底低声呼吸的珊瑚，他们仍然生龙活虎地在狭小的缝隙里生活着。虽然早已脱离文化的母体，他们依然倔强地试图在异乡延续故土的记忆，于是以一种近乎执拗的方式安置精神家园：重建社区，复写语言，保留饮食、服饰与习俗。然后，把一种故乡的特质，打碎成生活片段里的仪式，传递给自己的子代和孙辈。这样的传递看似循规蹈矩，实则通过一种不变表达叛逆，将缓慢作为一种力量来抵抗加速和失序。

在流动的目光之下，鳞片般的铺面变成了博物馆的展厅长廊，每一个铺面变成了墙上的画作和玻璃展柜。沿着这条被时间照亮的走廊缓缓移动，世子的步伐每进一步，我的目光就贴近一寸，博物馆的展柜也多亮起一格。它们各自从内部展开，铺陈开来就是店铺主人的前世今生，还有他们的祖辈和子女的人生。展柜不是静止的，有的展柜快，有的展柜慢，有些已经停下。我有些不忍心直视那一格格亮起的展柜。在第一个展柜里，在一间烧腊店后面投影的影像中，画面泛黄，一位年轻人正在往炉里添炭，神龛上摆着褪色的神像，玻璃柜面反射出一九九八年的日历与一张从福州寄来的手写信。第二个展柜是罗阿姨的面店，世子的目光投过去，橱窗里的玉镯忽然变得透明，露出店主少女时代偷戴它拍照的影像。她站在照相馆的假布景前，一片崭新，脸上的红润不知是胭脂还是羞涩，身后的碧水白沙像是另一个假想中的国家。而此刻的她，正站在铺子后厨里，系着油渍围裙，望着外面的游神队伍，嘴角带着一丝不被察觉的颤动。

罗阿姨家的面店之前开在长乐。但现在，和她一起在八大道开店的老张，却不是长乐面店的男店主。罗阿姨和老张是在美国认识的，那时候他们刚刚在八大道扎根，各自住在七百块一个月的地下室单间。有人说他们前后脚都搬去了楼上有一扇窗和独立卫生间的小房间，也有人说他们其实一直各住各的。罗阿姨在国内的丈夫也外出打工了，杳无音讯。她的儿子快十岁了，年纪尚小，也不在学习上用心。但毕竟总是要来的，总是要来美国、来纽约、来八大道的。罗阿姨每月寄钱回去，定时视频电话，守着一个“几年内接他过来”的计划，像守着在腊月日子里微微发热的一颗火炭。老张的故事也差不多，他辞别了家乡和妻子，自己先来到美国闯路。老张向妻子许诺会接她来美国，让她等着自己。但八年过去了，那个承诺像一根松垮的线头，被纽约的风一吹，早已没了踪影。他还没有来得及履行承诺，先在八大道的网络招租平台上认识了罗阿姨，依着某种趋向安稳的默契，合伙在八大道开了这家面店。他们并不张扬，但也不回头，像大多数八大道的居民一样，习惯了相互不问来处。只是，罗阿姨会偶尔在收银台后擦手上的油污时，漫不经心地说起镇上的戏台，提起自己曾在台上唱过冷霜婵，一手抛出荔枝，一手接住绛桃。那一年，她的胭脂正红，背后是故乡的一树盛荔。

第三个展柜里，银色托盘上铺着一层糕团，红豆沙团、芋泥酥、白糖糕整整齐齐地摊开在上面。热气上升，在玻璃内壁凝结成细密的水珠，展柜深处的影像逐渐浮现：一间老式糕团铺，狭窄、低矮，货架上堆着麻绳捆好的纸盒，女人低头揉着面粉，白气缠绕在她的睫毛间。这是阿梅家的糕团店，现在已经是远近闻名的老字号。阿梅是第三代华人移民，如今她早已不在唐人街或八大道生活，而是搬到隔着河对面曼哈顿的高层公寓里去了。在她的生活中，她更习惯被称作“Mandy”。Mandy站在SOHO的玻璃橱窗前，穿着剪裁利落的风衣，在闪光灯下走入镜头，拎着印着自己品牌logo的帆布袋，唇色鲜亮，周围围着一圈时髦男女。

Mandy的爷爷在南中国的沿海小镇长大，几十年前只身漂洋过海来到美国，从洗碗、搬货、摆地摊做起，凭着尚未被异乡风雨磨平的干劲，一步一步，在这片土地上踩出了最初的立足之地。阿梅的父母在唐人街开了家餐馆，厨房的油污与账本的褶皱里堆叠着十几年的辛劳，终于积攒出家族的第一笔原始资本，也搭建起一个可以供下一代站在上面的舞台。到了阿梅这里，他们原以为她会成为一名律师、医生或是工程师，这是无数美国华人家庭早已烂熟于心的“出人头地”剧本，但Mandy选择了另一条路。她抵抗住家里反对的声音考入了顶尖的艺术学院，主修服装设计。她有才华，有野心，也足够幸运，二十多岁就在时尚圈里崭露头角，开创了以“唐人街潮流”为灵感的设计师品牌，把千禧年街头文化的视觉拼贴推向长长的伸展台，在纽约一时间风头无两。Mandy的品牌折扣日就选在唐人街最显眼的一间铺面。那一天，好像整个纽约的时髦男女都来排队了，队伍绕着一个街区整整转了四个弯。穿着先锋、中西掺半的年轻人提着印有Mandy字样的纸袋，与刚买完青菜烧腊的华人阿姨擦肩而过。几个老人站在街口，看着这队伍，有些疑惑，忍不住回头问：“你们是在排什么呀？”整个纽约都已经为阿梅倾倒，这已然是属于她的新世界了。

透过展柜里尚未散尽的蒸汽水雾，钟摆始终不安地摇晃着。时间的钟摆从来不是统一的节奏系统，而是相互牵扯的联动。第一代移民选择将自己的钟摆调定在故国的时间流速上，带着南中国的街巷、祖屋、祠堂、乡音，仿佛连青春也一并被封存在那片故土的空气里。第二、三代则是在多重时间里长大。他们出生的时间处于纽约这个大钟摆内部，却被嵌套在八大道这个次级小钟摆当中。外部的钟摆与美国社会同步，在家庭和社区内部却被另外一种节律反复召唤，像一颗星球同时需要兼顾公转和自转。外部的钟摆高喊，要内内外外地彻底西化，要走出唐人街，要游到布鲁克林大桥另一端的曼哈顿去，奔向“成功”，奔向这个由TikTok和美元构建的美丽新世界。内部的钟摆却喃喃低语，虽然故乡已经远去，虽然是我们把你带离了故乡，但我要你记得你的根，记得神龛里的香火，记得故乡的山川水色。

这两种声音，在八大道长大的孩子们耳中逐渐被叠为一团杂音。他们的英语比父母利落不少，中文却带着拐弯抹角的迟疑。他们在学校用英文讨论“identity crisis”和“third culture kid”，回家却被迫用“你不懂”来结束一场场关于学业、恋爱或服装的争执。无法精准地解释自己被夹在什么中间，他们只能在写作文时用“both worlds”草草带过。隐秘而剧烈的拉扯，在家庭中日复一日互不相通的中英对话中，被塑了像。当阿梅的父母还在厨房里准备一碗保温瓶里的红豆汤时，Mandy在手机上浏览学校发来的邮件，犹豫要不要删除自己社交平台Profile上面的中文名。可是，等一下，那枚躺在银托盘上带着雾气的糕团，此刻或许尚未凉透。它如同钟摆的摆锤一般，热气腾腾地连接着故乡的厨房与曼哈顿的橱窗，在两种节奏之间自如地摆荡。

踩着鼓点，游神队伍缓缓前行。往日沉默寡言的中年人，此刻竟然神采飞扬。平时一口流利英文的华裔小孩子们现在就好像真的是庙会上的中国娃娃，穿着小红袄，站在人群中激动地向我挥手。在这一刻，我几乎相信了，相信身下这一具沉重的“塔骨”躯体从来不曾漂洋过海，相信钟摆给生活荡开的褶皱也不曾存在。好像这世上从来都没有故乡和他乡的分别，好像原本就该是镇上的集市，是从年画里走出来的一番盛景。当然没错了，你听，街边刚才还在叫卖“新鲜现杀”的卖鱼佬是这样说的，用大喇叭叫卖着“秋衣十元一件”的阿姨是这样说的，拄拐杖踉跄着过马路的老人们也都这么说着。

而当我走近看，玻璃上反射着一层柔润的水汽，灯光在上面化成晕圈，金镯、玉坠、硬币叠得整齐，乍一看，像极了为我供奉的贡品，静静地陈列在一座临时建起的神龛里，白炽灯光透过云层般的水雾洒下。就在这圣光的包裹之中，我却瞥见橱窗一角贴着红底金字的促销贴纸——“全场七折”，下方还用马克笔潦草补写着“支持微信支付宝”。我踩了踩脚下，原以为脚底会陷入一层温顺的软毯，可迎来的却是水泥地坚定粗粝的回弹，冰冷地触达了我的脚心。隔壁早茶店门口，一位阿婆站在那里，嘴唇微动，好像是在低声诵经，我站在她身边静静听了一会儿……瓜子壳如咒语落地，一颗一颗，节奏均匀。这时，街角走来一个年轻女孩，穿着一件印着“Mandy”字样的短毛衣，下摆随脚步一甩一甩，耳机里泄出嘈杂陌生的韩语歌词，比那阿婆的咒语更密。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身体，依然是一身锦绣华服，厚重的缎子在肩头褶起一层层波纹，小山般堆叠，肩上旌旗猎猎作响，腰间铃铛随着鼓点雷动。如今，这身衣服在纽约冬日里刺白的日光下显得有些刺眼。可我应当是今天最庄重的一位客人。

队伍继续缓缓向前，锣鼓由实而虚，逐渐靠近今天的最后一站。眼前是一座戏台，是为了这一次游神仪式临时搭建的，朱红木梁托起蓝底金字的帷幔，流苏随风轻摆。今天演出的是一出闽戏《荔枝换绛桃》，讲的是绣女冷霜婵和画工艾敬郎以荔枝和绛桃定情，最终双双殉情……艾敬郎在后楼作画，后楼临河，河对岸住着绣女冷霜婵。冷氏花园中的荔枝树枝叶繁茂，艾敬郎每日凭栏写生，想依照荔枝作画，频频瞭望。冷霜婵有意，以为他“口干思饮”，于是便摘下一枚熟透的荔枝，将其投掷过楼而去。

仔细看，被冷霜婵抛起的荔枝仿佛不是一枚，而是三枚。三枚荔枝在空中划过一道红润的弧线，在空气里划开三条时间的缝隙。一枚落在古福州城里画工艾敬郎的宣纸上，溅起一圈涟漪般的墨痕；一枚落在从前戏台上的罗阿姨手里，被她不动声色地藏进袖口，化作一声叹息，沉入她二十多年的梦境；最后一枚穿过布景未合的缝隙，轻轻落在一个小男孩脚边。坐在红塑料凳上的小男孩，怔怔地看着那颗从天而降的果实。它果皮细密、颜色鲜亮，带着一点微不可察的体温。他捡起它，小心地剥开，里面却露出一团僵住的果肉。

“荔枝，荔枝，这荔枝心有灵犀一点通呀。”

唱词从鼓点中跳出，如同一枚香气馥郁的果实在空气中炸开。台下的小孩子们看不懂戏，只是被唱腔所吸引，张着嘴模仿“荔枝”的尾音。它是南中国最任性的果实，离开树不过半日便风味全失，它的香是热烈的、沉重的、黏稠的，不适合北方干冷的空气，更不适合纽约冬天寒冷清瘦的街道，而它从不服从运输与迁徙，反叛一切漂泊的命运。

被剥开之后，手中的荔枝短暂泛白，入口即碎，不宜久留。小男孩皱起眉头，把咬了一口的果肉丢在街边。一团果泥被雪水泡软，他用靴子一踢，便滚入戏台一侧的水沟里，消失在排水口暗绿的冰碴之间。一场短暂的时空回溯，如同这团红白不明的果泥一样，失去了时令与乡土的保护，最终无声溃散在异国粗粝的风里雪里。

此刻，身披锦绣华服的我，一身威仪之下，也忽然觉得有点冷了。风从戏台背后灌进我的袖摆和衣领，如同细长的水针一样，在皮肤上悄无声息地刺出一圈冰凉的鸡皮疙瘩。戏台上的冷霜婵依旧绵长哀怨地唱着，但浩浩荡荡的游神队伍已逐渐远去了，被烧焦的金箔纸落在地上被泥水浸湿。台下的塑料凳已被撤去了大半，几个男孩子正在拆卸戏台后方的木梁，电线被迅速卷起，香炉被连灰一同倒进纸箱。一个行人弯下腰捡起一张没烧透的金箔纸，抖了抖上面的泥水，折成一团塞进口袋。

我低下头，看了看自己，才发现肩上的旌旗不再猎猎作响，而是软垂在我的脊背上，如同疲软孱弱的肢体。我只剩下我。

在轰鸣着的沉默之中，时间小心地袒露出它的本相。不过是一把水泥刮刀，平等地抹平所有的褶皱。无论愿意与否，无论是否被放置在它的刮刀之下，无论是否情愿被放置，无论是否预先知晓刮刀的存在，无论是否曾奋力挣脱逃离，无论是否一度以为自己能够幸免于难，刮刀所掠过的一切起伏都被碾进同一个灰白的平面。

我此刻，正被困在这平面的边缘，听着最后一点锣鼓的回声被抻长、被稀释，然后迅速被平面吸干，已不可挽留了。平面无声地延展，倾轧一切可能性的分岔口。在湿润的水泥尚未干透前，无数条小径自每一个岔口处伸出，通向若干未曾被选择的命运中跃跃欲试的动作。从任意延伸到无限压缩只需要一次呼吸。钟摆停止了，竖镜碎裂，星球脱轨，博物馆的长廊塌陷，地形图上的等高线褪色隐去，那枚被冷霜婵抛起的荔枝终于落下，被压成了一滩果泥。我同它们一起，被平等地碾过，被迫获得一种无情的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