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雷平阳，诗人。出版诗歌、散文集四十多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传媒大奖诗歌奖、人民文学年度诗人奖、《诗刊》年度大奖、十月文学奖等。现居云南昆明。

终  焉（三题）

雷平阳

红芭蕉

到面具制作人李有良家去，我不是去找“故事”的。“故事”无需寻找，之前路过的池塘、烧窑老人和乡政府围墙内开得令人心颤的蓝花楹，都已经有人将与之相关的“故事”讲得既有时间审判人物命运的主题，也有边地寓言中令人内心空茫的没有指向的不确定性。当我在李有良家的小院里坐下，他并没有将话题固定在面具制作工艺及面具的用途上，而是开口就说“有一个传说”和“有一个人”，语词模糊地开始讲故事。他家的院子不大，但有菜地；台阶上，墙头，各个角落分别种有兰花、仙人掌和灯盏花。一棵栀子花正在开放，香气浓郁、袭人。一个有智障的青年是他的邻居，偏着头，玩弄着手指，静静地坐在栀子花树下。

多年前的一个中午，路过博尚镇，看见缅寺里堆在菩萨造像下的面具和凤尾竹下制作面具的一个傣族老人佝偻的背影，根据突然生出的想象，我写过一首名叫《脸谱》的短诗:

博尚镇制作脸谱的大爷

杀象，制作象脸

杀虎，制作虎脸

他一直想杀人，但他已经老朽

白白地在心里藏着一堆刀斧

制作面具的人往往具有圣徒或祭司的品质，当时我为什么要将无限的凶心强加在他们身上，谜底已然被时间深埋，再也无法找到和还原。现在，我以这首短诗的一个读者的身份进行推测——当时我经历了什么——作为事件的写作行为也已难以拼凑出准确有效的细节，思想的地震大抵也只能笼统地归类为我在某些文字中旁观了“圣殿的沉没”或“金色火山的喷薄”,只能说，在此背景之下，诗歌急需一种颠覆性的观念前来凭空救场。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当时看见的那个凤尾竹下的傣族老人的背影不是李有良的，它是一个幻影，是我大脑中嗜杀者的缩影。这种诗歌中的人物形象，如果非得将其附会至现实中来，他更像是李有良描述中的他记忆中的父亲，没有具体的容貌，只是一个“在博尚镇打仗那一年”出门去搬运干草的影子。这个“影子”在路上遇到了土匪，土匪对影子说：“要打仗了，回家躲起来！”结果影子又在第二天出现在了即将成为战场的也就是堆放干草的山坡上，因为影子在头天把草帽丢失在了那儿，他去寻找。于是土匪将影子枪杀在了干草堆下，并点燃了干草。我问李有良：“你父亲叫什么名字？”他回答：“没有名字。”我又问：“土匪为什么要杀他？”他回答：“他们认定他是接引敌方的人，是该死的信使。”对话之余，我的心一阵空茫，在误读与误杀之间，似乎堆积着幻觉中才会出现的无脸象、无脸虎和干草化成的灰烬，以及灰烬中丧失了身份的骨粉。

没有名字的父亲消失的那一年，李有良只有6岁——当时他正蹲在缅寺的阴影里观看大佛爷用红土揉捏“五头神”面具的模子，没有听见山坡上的枪声，也没有看见山坡上的滚滚浓烟和火焰。他不知道自己需要拯救，而大佛爷俸强对他施予的援手，也更像是针对无数无脸的听众而非一个6岁的孩童，当然，也不仅仅局限于一个人教会另一个人制作面具的神秘技艺本身。一边示范，一边讲故事，俸强离开了菩萨与佛经，如同一个还俗的老人。他的故事中，“有一个人”在泼水节到来之前制作了5个面具，用箩筐挑着，在澜沧江中游两岸辽阔的土地上漫游，希望5个面具具有的神力能赶走人的身边肉眼可见的灾祸、异端、暴力、邪恶和不安。可这个人的行为不被人们认可，也不被隐形的邪灵认可，晚上他去投宿，人们见他挑着5张怪脸，没人敢让他进家门，他在岩石上睡觉，邪灵就来骚扰他，驱逐他。一个暴雨之夜，担心面具受损，这个人在被多户人家拒绝之后，躲进了一座佛身坍塌的破庙——刚入庙门，他就发现破庙已经住满了邪灵和凶恶的妖怪，迅速地就将5个面具分别套到头上、双脚上和双手上，然后念起了法力无边的“口功”（咒语）。5个面具使之宛如“五头神”，5个头精光暴射，每一束光都迸发出不可思议的远大于语言之威的威力，那些向他猛扑过来、想撕碎他、吃掉他、取消他身份的邪灵和妖怪，像被闪电击中一样停住，后退，纷纷挤出了庙门，在庙门外暴雨积成的水洼里变成了一条条小红鱼。他把庙门的门闩取下来生火，又取下几根窗棂架到火上，一夜之间，把那些小红鱼全都烤熟了，吃到了肚子里，身边堆起了真实的高过门坎的鱼骨和鱼刺。

“哦，小红鱼！”童年时的李有良轻声地吟哦了一声。继续看着大佛爷俸强给土模塑形，一层接一层地贴上构树皮制成的坚韧的土纸，生火将模型慢慢地烤干，继而才将已经形成脸模的土纸内的红土掏掉，给脸模上色和画形，直到一张完全的面具定形。“哦，小红鱼！”现在的李有良在复述这个句子时，声音里分明还夹带着童声：“哦，小红鱼！”“哦，小红鱼！哦，小红鱼！哦，小红鱼！”他领着我上到房子的顶楼。看他从红布盖着的木箱里翻出一堆面具，并戴上一个，在楼顶平台上舞蹈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吟哦：“哦，小红鱼!”那个智障青年离开栀子花树下的木凳，跟在我的后面，也一直用含混的口音吟哦着：“哦，小红鱼！”而且，用同样含混的口音对我说：“我认识你，哦，我认识你！”边说，边伸手捏了捏我的脸颊。屋顶上的面具舞本来带有演示性质，没有配乐和方向，可一旦入神，李有良渐渐就成了俸强故事中源头性的那一个人，动作夸张，孔武百倍，一招一式均有攻击性，仿佛真的要把身边一些看不见的东西化成真实的一条条小红鱼。他的身后是博尚镇看不到尽头的屋顶，屋顶之上，天空碧蓝，云朵雪白，清风若有若无。

从李有良家出来，从一堵画着“五头神”画具的高墙下走过，我顺路去参观刚仙逝不久的傣族画家戈壤设计建设的祭祀石塔，但守塔的人下地种玉米去了，铁门关着，没有机会靠近塔身。石塔的外形与傣族传统圆形白塔差异极大，像汉式的镇妖塔，通体都没有棱角。智障青年始终跟着我，离开石塔的路上还指给我看了山丘上的一棵红芭蕉——每一张大象耳朵一样的叶片都像充了血，红得令人眩晕。同行的一个村民告诉我，红芭蕉的后面是舞蹈家杨丽萍的出生地，有一年杨丽萍回来，人们点燃了一山的草垛欢迎她。

取经

在某些澜沧江中游的小镇上，泼水节期间，偶尔会看见傣族人的祭祀仪典上竟然有着唐僧师徒的面具舞。通俗的解释：基于对经书的膜拜，傣族人以此向汉族取经者致敬。但只要对舞者或部分观众进行简单的问询，另一种“解释”或“真相”又会浮出水面：他们中间，不少人的祖先是汉族，来自江西或者四川，入了傣地，慢慢地演化成了傣族，唐僧师徒面具舞，开始时是一种乡愁，后来变成了特殊的风俗或符号。据此引出的“取经”话题，人们的说法是：汉族人、傣族人和拉祜族人相约去圣地取经，汉族人把经抄在纸上，用布匹包扎；傣族人把经抄在贝叶上，用芭蕉叶包扎；拉祜族人则把经抄在充饿的粑粑上，背在背上。回来的路上，过一条大河，汉族人的经书没有包扎好，有一半掉到了水中，被鱼族吞食了——所以后来念经的时候，用木鱼代替遗失的那一半；拉祜族人则边走边吃粑粑，没有带回经书，因为经言都“记在心上”；只有傣族人用芭蕉叶包经，大河的巨浪没有损坏到经卷，全都带了回来，供奉于无处不有的缅寺。相同的叙事结构，在江边另外的小镇上，或者就在同一个小镇，说起语言的起源，人们又会说：汉族人、傣族人和拉祜族人，甚至布朗族人和佤族人，相约去创世之神那儿领受自己本部族的专属语言，其他民族都把语言写在了不同的载体上带了回来，有了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字，只有拉祜族人把语言写在了粑粑上，边走边吃，吃到了肚腹中，没有文字，只能用心灵和声音交流。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我们只能理解并表达那些能用语言描述的事物，其余的部分只能保持沉默。为此，我对拉祜族人的世界的界限和他们的沉默一直充满好奇心。在其时间史上，他们曾多次发动反土司领主制的大起义，而且起义的队伍总是一分为二，一支攻打土司府衙，一支攻打神话中的天国，发誓要重返祖先起源的天国故乡。史实令人揪心，两路兵马每一次都失败了，世界的界限在突破语言的界限时，澜沧江两岸的山地上，抛下的累累白骨，一层压着一层，沉默的成分中，有一部分是生的沉默。

笨重

勐永傣寨还遗存着祭拜“武神”和“寨神”的风俗。天黑下来，有现实愿望的人家，会将鸡蛋和米之类的祭品放进竹篮，用一块布盖住，送往某户“会念经的人家”，请求对方把自己的愿望送抵“武神”或“寨神”。去“会念经的人家”路上，遇到人，只能合掌，不能招手，祭品不能让人看见，如果突然刮来一阵大风，吹开了盖布，祭品露出，就得回家重新准备祭品，改日再去。而那户“会念经的人家”的主人，也就是会念经者或说通灵者，在领受到人们的诉求后，先要放鞭炮预警，告示全寨的人不要出门，他将从缅寺出发，撑着伞，捧着花，前往早已坍塌的寨门去拜请“武神”或“寨神”了，整个过程，谁也不能遇上或看到。之后，凌晨两点至五点之间，在家中除他之外谁也不能进入的房间，他把“武神”或“寨神”恭请至神位上，献上祭品，逐一陈述人们的诉求：起房、婚嫁、死亡、高考、远行、病痛、经商、种植……每件事都有着多种趋向，人们无法给自己安排最好的那一种，但“武神”或“寨神”有此法力和善意。曙光未至，人烟深眠，他又将“武神”或“寨神”恭送至寒门外，望着显影于内心的神灵慢慢隐去。

从缅寺到寨门的迎神路和从“会念经的人家”至寨门的送神路，本无殊象与神迹，是各户人家的房屋留存下来的两条弯曲逼仄的巷道，与其他寨子的巷道面貌没什么差别，标语、宣传画、见缝插针种植的花木、沟坎上碧绿的青苔、农具、电动车和风中滚动的落叶，它们的内容、品质、尺寸和功用都是一样的，甚至连那些闪现其间的面孔和身影也像是复制的。在与80岁的俸光祥、75岁的杨贵荣和74岁的南子芬交谈的时候，他们的表情、姿态和话语，我似乎也曾一次次见过和听过。令我好奇的是“会念经”的俸光祥，在迎神与送神路上和在他家的神堂内，他所念的经言、他是如何与“武神”和“寨神”相处的、他的异力来自何处，我想询问，又担心冒犯，而他对这些语言区域和神性空间又总是只字不提，合法的边界在阳光下异常热络的交谈中显得格外的清晰和坚固。唯一的例外，我和他站在迎神与送神的寨门口，眺望远处山丘上的耿马土司墓地群的时候，他告诉我，勐永傣寨的“武神”和“寨神”是同一个女人西祙里（头人的夫人），名叫喃贺罕，她的坟墓就在土司墓群的旁边。

围墙内，不可侵犯的墓地之美

让每一种野花显得格外高贵

让石碑上的文字把生命的真相

也讲述得准确无误，无人

反驳。时间不再是时间

宇宙是唯一的空间

但从兽笼中释放出来的自由

——永恒的自由——却因为

无人继承而成为遗产中虚无的

一部分。所以死亡的诱惑

如此隐晦、顽固

反之，一棵紫藤也才会爆发

如此惊人的能量，将墓体缓缓

撑破，同时又将其遮掩

誓辞曾经把灵魂允诺给壮阔的幻觉

和未遇的境界，现在如愿了

即便是流错了方向的河流

河床也不会再成为道路

——洞悉这片墓地秘密的人

在围墙内放置了两个蜂箱

采墓地之花酿蜜，众多的蜜蜂

忙碌得像天使。蜂箱内

蜂鸣细密，灵异，听起来

就像是微风在遴选静态的肉翅

顶着几朵笨重的积雨云登山去看过耿马宣抚司的四座土司墓之后，我即兴写下了这首命名为《蜂箱》的诗歌。站在墓地围墙外的玉米地里，可以俯视整个勐永盆地，也能看见下面山坳中耿马宣抚司四大重臣之一的猛老新爷(官职，头人)坎英南的陵墓。既是“武神”也是“寨神”的喃贺罕的坟墓只是一个土堆，离土司墓地有几百米，四周的玉米苗不足一尺高，如果同行的人不提醒，我会认为它只是种植玉米的人不经意的一块留白，里面不可能埋着神灵的肉身。至于她为什么会被尊为“武神”和“寨神”，在另一个平行空间里地位远高于土司，传说中她曾是一位战乱时代保境安民的女将军，给勐永傣寨带来过荣耀与安宁。她的身份只是土司下面的头人（新爷）之妻，按照现实中的等级，死后是入不了土司墓园的，但勐永傣寨的人们众口一词——之所以没有把她安葬在土司墓的旁边，因为她死前生下了一个孩子，肉身尽是血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