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父亲未知的“爱情”

这是一个难以表达的故事。原因是讲父亲那段似是而非的“爱情”，尤其是父亲去世若干年之后才讲，多少有点儿尴尬。而且到现在我也无法判断，他老人家的这段爱情，他到底是知道哇，还是不知道。

这件情事要回溯到20世纪70年代。哈尔滨炼油厂刚刚开始兴建，厂史称之为“石油会战指挥部”。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我是一名无轨电车司机，为了摆脱无轨电车顶上的那两根“辫子”（正确的叫法是“击电杆”）的限制，通过父亲的关系，把工作转到了石油会战指挥部。父亲是建筑工程师，当年哈尔滨本地有名的“十大建筑”他都参与了。这样的工作性质决定了老爸要不断变化工作路径，只要哪个地方有新兴企业或楼堂馆舍设计与建筑，就铁定有他忙碌的身影。我们这一家的大人孩子都已经习惯了他的这种跳来跳去的工作。

我调到石油会战指挥部的第一天，还挺激动，年轻人嘛，居然写了一首诗：“这里是一片荒寥的土地……”什么什么的。年轻人诗来得快，忘得也快。我被分配到车队，干卡车驾驶员。当年“石油会战”还属于筹建阶段。上班的人不多，像一个小分队。在那片荒寥的土地上，只有一个像战地帐篷一样的办公处，车队和食堂都是那种简易房。父亲所谓的“爱情故事”就发生在食堂。食堂是一个容易产生爱情的地方。

请允许我先说点儿后话。后来，我又到一家文学编辑部工作。父亲曾到编辑部找过我一次，也是父亲唯一一次到单位来找我。如果说他是出于对儿子的关心显然有点儿夸张，我感觉这位建筑工程师还是出于好奇。编辑部一位岁数较大的女编辑看到我父亲之后说，阿成，你可没有你父亲长得帅。父亲的确仪表堂堂。他年轻的时候曾经是铁路局文工团的报幕员、演员和编剧。这些自然都是他的业余爱好，他的志向在建筑方面。通过多年的努力拼搏，父亲成为省内建筑业的权威人士之一。不过，人的命运免不了有一种幽默的成分。后来，可能是他的业务能力太强了，受了一点儿挫折。

现在，回到当年的石油会战指挥部。当时筹建处的主要工作就是基本建设，如厂房、办公楼和各种石油管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就像食堂的掌勺是厨师，父亲是这些多项工作的主角。说父亲业务能力强，并非一点儿道理也没有。新中国成立前他是伪县公署的一名职员（日语和俄语一级棒），有了这样的一段经历，在工作岗位上总是小心翼翼，谦卑有加。他这样子让每一个和他打交道的人都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认为他是一个软弱的、卑微的人，本不该牛的人也会牛起来。其实，父亲的个性很牛的，他的这种“牛”只有回到家里才会爆发。尤其是喝了廉价白酒之后，他那种目空一切夸夸其谈的样子，不知情的人会误以为他正在春风得意时。

在石油会战指挥部的初建阶段，毋庸置疑，食堂是一个重要的场所。前面介绍过了，当时在这里工作的，除了工程技术人员，就是司机和食堂的职工，总共二十几个人，彼此处得像家人一样。职工想吃什么，第二天基本上就会得到满足。这里我就要提到食堂的女炊事员了，这个体态丰盈的女炊事员长得落落大方，面呈福相，是一个勤快人，除了炒菜、做饭，无论分内分外，只要是食堂里的活儿她都干。到了就餐时间她喜欢和职工们聊天，尽管聊天的内容都是些家长里短，却让对方感到很亲切，像受到了母亲温暖的照拂。女炊事员的年龄比其他职工略大一点儿，大家都称她唐姐。唐姐对自己的这份临时工作很满足，换句话说，她不是那种势利的女人，很随和，很善良，属于可信赖的女人。但是不知何故，她爱人跟她结婚不到三年，居然出家了，伴青灯古佛当和尚去了，从此杳无音信。一问起她的爱人，她便长长地叹口气说，随他去吧。接着又说，去当和尚的那天早晨还嘱咐我呢，下雨的时候出门别忘了带伞。啧啧。她说，也是，一下雨十回有八回我都忘了带伞。说完嘎嘎大笑起来，眼泪都笑出来了。接着说，他心还挺细。对方说，你家的那个爷们儿都改肠子了，你还夸他？他毁了你了，我的傻大姐。唐姐说，其实那一阵子我也想出家，这样就可以跟我丈夫在一起了。人家说不行，你要想出家那得去尼姑庵，离这儿100多公里。我问为啥不行啊，老方丈说，自古以来庙里从来就没有专职的女和尚。

在筹建处工作期间，我作为一名卡车司机拉各种材料，父亲则手里拿卷图纸匆匆忙忙地在各个基建点穿梭。爷儿俩各干各的，偶然碰了面也不打招呼。父亲那副在人前谦卑的样子，作为儿子也不大适合打招呼。他顶多说，告诉你妈，晚上我不回家吃了。我说，明白。即便是回到家里，我们爷儿俩的交流也是少之又少，我从不向他请教任何问题。人说父子同心那才是扯呢。父亲也从不跟我探讨他遇到的任何难题。爷儿俩的关系有点儿类似火车上的两个硬卧旅客。所以，我无法判断那个食堂的女炊事员是否对父亲产生了爱慕之情。设若当时我留心了，相信我会得到更多细节，再加上厂里并没有相对应的风言风语。父亲是副厂长，她是女炊事员，上下级关系，同志。如果说有某种爱，那也是同志之间的友爱。换言之，那些年父亲和女炊事员并没发生任何越界的事情，直到父亲退休，始终保持着“西线无战事”。

我们都是这个世界上的匆匆过客。这话有些残酷，可它是对的。岁月就像一柄锋利的剑，一夜风雨之后父亲就70岁了，母亲也去世一年多了。空空荡荡的家里只有父亲一个人，老人家频繁地摆弄着母亲留下的那些花儿，无论窗外的阳光从哪个角度照射，他都显得有些形单影只。我倒是断断续续地去看望父亲，无奈两个人几乎没话，只是相对默默地坐着。觉得坐得差不多了，我便说，老爸，我走了。他说，走啦？我说，哎，您别送了。父亲欠了欠身子，就坐下了。

一夕，我在街上走，遇到了那个女炊事员，她推着自行车卖冰棍儿。这么多年过去，我觉得这个女炊事员没有太大变化，依然像过去那样善气迎人，阳光慈祥。显然她已经知道了我母亲去世的消息。她问我，你爸咋样啊？还是一个人吗？我想，她心里还惦记着父亲呢。我问她，阿姨，这些年你没跟我父亲联系吗？女炊事员说，傻孩子，咋联系啊？连个电话都没有，也不知道你爸住在什么地方。唉，你爸多好的一个人。我问，阿姨，您挺好的吧？她说，挺好的呀。家里家外就我一个人，出来卖卖冰棍儿，就当是锻炼身体了。孩子，见到你父亲一定替我问候他。之后她变得吞吞吐吐起来，终于说，方便把你爸的电话告诉我吗？她哪里知道父亲已经瘫痪在床了。我心想，他们两个人如果能在一起生活该多好。也正是这样的想法让我心里充满了莫名的悲凉。我吞吞吐吐地告诉她，过年的时候，大年初一，老爸搬东西，不小心，脑出血，现在瘫痪在床。她听了以后立刻严肃地问，有人照顾他吗？我说，我妹妹离婚了，一直在照顾着他。她说，那就好，那就好，身边得有人哪。

这时，我分明看到了她的眼睛里噙着泪水。或许是为了掩饰什么，她匆匆离去了。我看着她默默地推着自行车缓缓地走着，并没有喊“冰棍儿——冰棍儿——”，直到从我的视线中消失。

这件事，直到父亲离开人世我都没有跟他说。

中午

外面的天气很好，零上20多度。10点30分，忙完了手中的活儿之后，有一点儿小茫然了，心想离午饭点儿还有一个多小时，干啥呢？后来想，去理发吧，头发已经一个多月没剪了，发尾已经搭在耳朵上了，这种形象于年轻人可以，但对老人就不适合。

其实，这之前一直就惦记着去理发。说实话，我对海南这个小区的理发店心存疑虑，缺乏基本的信任。对普通男人而言，理发是他们对个人形象坚守的底线。是啊，活到这份儿上，就剩下对理发这件事的苛求了。

既然想到了，那就去。

海南的冬依然是夏的模样。这是老天的安排。一到冬天，从东北（包括北方）来这里过冬的人猛地多了起来。对某些东北人来说，海南只有一个优点，不是海鲜，不是椰子和芒果，也不是大海，而是这里温暖的气候。还说理发这件事。真是这样，所有的意外都在路上等着你呢。我刚走出小区门口，就被一个蹲在小区大门口的磨刀匠拦住了。他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说，磨菜刀吗？我犹豫了一下，心想就要过春节了，家里倒是有一块磨刀石，我也经常用，但总是磨得不得要领。那么磨还是不磨呢？我有些犹豫。我问，磨一把菜刀多少钱？他说，4元。我觉得价钱可以，去年吆喝磨菜刀的是另外一个师傅，磨一把菜刀要5块钱，而且磨得不是很好，使不了几天刀就钝了。

我说，那你等我回来？不过，我可能磨，也可能不磨。你有事就走你的。他说，妥之。还是文言文。

这家新的理发店是我去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发现的。它原本是一家“快剪”，就是五六分钟就剪一个头，快得让人咋舌。两个年轻的剃头师傅，剃一个头10元。瞬间就改变了你固有的形象，倘若你还有几分“姿色”的话，从这家理发店出来那仅有的几分姿色也荡然无存了。而今，这里已经江山易主了。有四五个年轻的理发师，理发15元，显然不是快剪。说起来，在黑龙江我有“我的理发师”——所有去那里剃头的人都把那个理发师称作“我的理发师”。理发店就在小区的大院门口，顾客都是小区的人。老板负责剃男头，老板娘负责理女头。男理发师的记性特别好，他能记住每一个人对自己发型的要求，只要对方说过一次，下次就不用再说了，而且他剪得非常仔细，不管后边排多少人，全是用剪刀来剪，最后才用电动剃刀修一下。所以，我才能够在朋友和亲属面前一直保持个人形象不变。

在海南就不同了。小区大门外倒是有一家理发店，理发师是一个喜欢打扮的中年女人，开始剃一个男头45元，一年之后，涨到了60元。关键是她的理发水准不高，我很不满意。我不知道她为什么把我理成那种鬼样子。而且她对我提出的要求几乎是置之不理。后来，我呼啦一下明白了，大约是因为我的年岁大了，她觉得把老家伙的头发剪短就可以了。那以后，尽管我经常从她的理发店门口路过，她也认得我，但我一直是目不旁视，径直从她的理发店前走过。我也尝试过其他理发店，价钱更贵，近百元一个头。

这家理发店在超市大厅的旁边，从家出发5分钟可以走到。我到的时候有一个不断眨眼的人刚好剃完。我指着理发椅问，我坐这儿？理发师是一个约30岁的年轻人，说，坐吧。

向初次谋面的理发师提出自己对发式的要求是明智的。他问我，长一些还是短一些，还是修修边儿？我说，不长不短，你看到我露出的白头发了吗？就剪到白头发那儿，头发搭在耳朵边上就可以了。不要剃得太往上了，我的脸盘子大，推得太短看上去不庄重。他说，明白。

他拿起推子开始剃头。一瞬间，我终于搞明白了“剃”和“剪”这两个字的不同含义。和黑龙江的那个理发师不同，他剃头的速度惊人，只是在耳边头发的修整上比较仔细。我心想，这样快的速度还是应当属于快剪吧，只不过是涨价了而已。但人已经被摁这儿了，听天由命吧。

然而不然，虽然他剪得很快，但我发现他剪的发型还说得过去。用我常说的一句话形容，就是“比不好强多了”。

剪完了他问我，怎么样？我说，再把我前面的头发打薄一下。他说，明白。他用打薄剪打了几下，然后问，这回怎么样？我说，这回行。

从理发店出来，一看，12点了。内人又不在家，还回去自己做饭吃吗？我突然想起来，超市旁边有一家新开的饺子馆，我路过的时候还问过，是东北饺子吗？对方说，当然是。我说，东北饺子好，南方饺子咱吃不习惯。

可是我来来回回找了两遍，也没找到饺子馆，难道这么快就黄了？我有点儿不甘心。因为已经想到要吃饺子了，吃不成会很别扭。我属于那种办事必须办到底的人。于是，我开始第三遍寻找。后来发现，这家饺子馆在超市的角那儿，是我记岔了。

这家饺子馆很小，据说是一个大饺子馆的分店。店里的人听口音都是东北人。其中那个管事儿的估计是沈阳人，说话一口苣荬菜味儿。这个时间点儿，我居然是第一个顾客。开始选饺子吧。人在海南，想吃的就是东北的酸菜油滋啦饺子。我说，来一盘儿酸菜饺子吧。饺子馆那个管事儿的女服务员长得像一朵大丽花，粉白粉白的。大丽花说，

好嘞，咱马上煮。您是第一份儿。先生，调料就在柜台上，咱自己去取。沈阳话里，“咱”就是你的意思。

咱从消毒柜里拿出调料碟儿，到柜台选了蒜泥、辣椒、酱油、醋，按说吃酸菜饺子不需要醋，但我需要。坐下之后跟大丽花说，给咱来碗饺子汤吧。她说，大罐子里有，咱自己去接就行。我说，大罐子空了。大丽花说，哎哟，您说咱这记性。于是，她从煮饺子的汤里给我盛了一碗，说，咱觉得清淡，放一点儿酱油，咱再给您搁一点儿葱花，再加一点儿香油、味素，当高汤喝，挺好的。我说，啥也不加，原汤化原食嘛。

坐了一会儿，我觉得饺子馆里有点儿闷，决定到外面去吃。饺子馆外面放了几张小桌子。我刚把调料碟儿放下，突然来了一股风，差点儿没把小碟给掀翻了。我说，得了，我还是回屋吃吧。

饺子是现包现煮的，需要等一会儿。等的时候进来一对老夫妻。老先生高声说，回头客又来吃饺子啦。大丽花忙说，欢迎欢迎啊！这次吃什么馅儿？老先生回头问他老伴儿，你吃什么？老伴儿说，我吃素馅儿的。然后问大丽花，素馅儿的都有什么？大丽花说，有韭菜鸡蛋、角瓜鸡蛋。老太太问，什么是角瓜？大丽花说，西葫芦。老太太说，那我就角瓜鸡蛋吧。一算账，42块钱。老先生说，哈，正好，我给你100。大丽花问，为啥呀？老先生说，昨天吃饭我就没给钱，忘了。昨天是58元，今天42元，加起来正好100块，对吧？大丽花说，哎呀妈呀，咱可真讲究。老先生说，哪有吃饭不给钱的，是不是？我一看，便对大丽花说，得了，把我的账先算了吧。还有，您给我再加一盘儿角瓜鸡蛋的，我老伴儿愿意吃，带回去。

结完了账，觉得屋子里还是有点儿闷，外面风又停了，还是到外面吃好。

刚坐下，又来了两位老先生，一位长得又瘦又高，像一根线黄瓜，一位个子矮小，又胖又粗，像胖地瓜。线黄瓜进来就问，都有啥馅儿的饺子？显然是要请客。大丽花说，大哥，墙上都挂着呢。还有八鲜馅儿的，是咱的招牌饺子。线黄瓜问，啥叫八鲜馅儿？大丽花说，有虾仁儿的、鲍鱼的、鲅鱼的，还有乌鱼的，再就是四种时令蔬菜馅儿的。咱选哪一种？线黄瓜说，那我就选虾仁儿的吧。回头问那个胖地瓜，你吃啥馅儿的？胖地瓜说，酸菜油滋啦。胖地瓜又问，一盘多少个饺子？另一个服务员说15个。胖地瓜说，我要9个可不可以？大丽花笑了，大哥呀，没有这么要的。要，就是一盘儿。线黄瓜说，行了，吃不了带回去。线黄瓜显得很潇洒，然后问，你们这儿都有啥啤酒？大丽花说，有青岛。线黄瓜问，有没有更好一点儿的？大丽花说，没有。线黄瓜说，那就来一瓶吧。大丽花说，哥儿俩喝一瓶太少了吧？多喝点儿呗。线黄瓜说，都80多岁了，再喝到阴曹地府去。一瓶就行了，意思意思。你这儿有啥小菜儿没有？大丽花说，正拌着呢，还没上来。线黄瓜看到橱柜里有熏猪蹄、熏猪耳朵和其他熏酱，说，给我们来个猪蹄，掰开啊。大丽花说，肯定。

大丽花在那儿掰猪蹄的时候，我问，一只猪蹄多少钱？大丽花告诉我75块钱。我以为自己听错了，怎么一个猪蹄75块钱？大丽花说，咱听哪儿去了？45。我说，哦，45还可以。大丽花问，来一只不？我说，不来。

我的酸菜油滋啦饺子上来了。一看，面不是太好，味道还可以。一盘15个饺子，我吃了9个就吃不动了。看来还是那个胖地瓜有经验。我跟大丽花说，打包。正在打包的时候，大丽花说，大哥，咱还没结账吧？我立刻拿手机给她看。旁边的那个女服务员说，人家早就结了。大丽花立刻说，瞧瞧，咱这个记性还不如大哥呢。

打好包，我站起来说，大姐，我可以走了吗？大丽花说，可以走了，慢走啊。旁边那个服务员对大丽花说，咱没听出来大哥是啥意思？啧啧。

提着打包的饺子往回走，快到小区的时候，就听到小区里面有人喊。喊谁呢这是？原来那个磨刀匠还在那儿等着我呢。我说，你没走啊？磨刀匠说，这不等你吗。我说，既然你都等这么长时间了，那就磨吧。

我回到家里取了两把刀，心想，磨两把刀才8块钱，不贵。可就在磨刀匠磨刀的时候我意外发现，他车上挂的那个牌子上写着，磨刀10元。

我问，兄弟，你是哪儿的人？他说，重庆。我说，哦，重庆啊，重庆人会做生意呀。他说，此话怎讲？我说，你们一说话就占便宜了。比如说，10和4是一个音。10块钱，我听成4块钱。他哈哈大笑说，上当的不止你一个人喽，不过，他们都说我磨的刀好哦。我说，好就好，只不过你这个磨刀价钱还是有点儿贵呀。他说，贵得值啊。

回到家里试了试，差点儿没割了手。贵得值。

按摩师之一

在我的中青年时代，工作性质决定要经常开卡车跑野外，搞运输。我开的是那种老式解放牌大卡车（CA10型），这种卡车不仅驾驶室密封性不好，而且没有暖风。在白雪皑皑、寒风凛冽的冬天跑长途和野外，硬硬的冷风会从脚踏板、变速杆下方、门缝、后座等各个缝隙钻进来（晚秋和早春也是如此），贼有穿透力。当时仗着人年轻，冷就冷，不在乎冻不冻。正如老人言，当你老了，老寒腰、老寒腿、风湿病，这些毛病全都找上来啦。不舒服不说，还被扰得心情烦乱。怎么办？只好去做保健按摩。

第一次按摩是在我家附近。按摩这种地方你不注意它就不存在，你注意了，它已经在那儿了。先前我住在通达街。古时候，通达街是松花江的第二堤坝。不消说，那是一个大上坡，坡下面是新阳路。就在通达街和新阳路交叉口处有一家盲人按摩院，牌子挂在一个大院儿的大门上边，不注意看不见。这天我推着自行车上坡，好巧不巧，这家盲人按摩院进入了我的视野。

进了大门洞豁然开朗，是一个大院子。按摩院在北面的一楼，很好找。推门进去，发现门口有好几双拖鞋，显然这是换鞋的提醒。屋子里面没有客人，我是第一个。这家盲人按摩院的按摩师是夫妻，俩盲人。妻子似乎还有一丢丢视力，她是后天失明的。夫妻俩都不到40岁的样子。

给我按摩的男主人是一个自信、有个性，同时又是一个按摩手法很好的按摩师。他按摩不像那种外行按摩师，用蛮力气，或者“抚摩”，他显然是受过正规培训。按摩的时候由浅入深，由轻到重，揉、摁都非常得体。特别神奇的是，他的手指似乎有特殊的传感功能，能够准确地感知到你需要按摩的地方，他的手会准确地到达那个点。我感觉特别舒服。在给我按摩脊梁骨的时候，他是一节一节地按、揉、捏，仿佛在给你重新组装一遍骨骼架构。

他说话有点儿像电影《龙须沟》里的那个程疯子，大哥唉，您的脊梁骨有一点点弯，需要再过来调整几次。而且，您的肩部有许多气泡，摁的时候咯吱咯吱响，您感觉到了吗？

我说，这说明啥？

他说，有气泡就说明里面有损伤。我必须把它们都擀出来。这样，您再活动肩胛骨的时候，就会感觉特别轻松，不那么滞也不那么疼了。

我说，我是老寒腰，过去一疼就在家里拔罐子。

他说，您这个腰不仅是腰肌劳损，还有风湿。您拔罐的时候罐子印是不是又黑又紫？

我说，还真是。

他说，您的腰肌劳损也比较重。我得把您腰两侧的肌肉揉开，这样您就会舒服一些。

通过这次按摩，我对这个盲人按摩师的印象非常好。当时心想，想不到真蒙对了地方。

遗憾的是，他只给我按摩了这一次。他又招了两个新按摩师，是两个年轻人也是俩盲人。这两个年轻的按摩师一个比一个卖力气，只是手法不能跟老板相提并论，但也还行。两个年轻人的服务态度很好，我们聊得也挺好。而且每一次都能把我按睡了，非常解乏。

那几年，我算是这家盲人按摩院的老客户了，按摩师都知道我要按摩哪儿，肩呀，背呀，颈椎呀，哪儿需要重点按摩，力度要多大，不用嘱咐他们都清楚。老板则在另外一间敞着门的屋子里“看”电视，打电话聊天，或者读盲文书。人手不够的时候，他媳妇出来按摩，他不再按，悠闲地当他的老板。

人熟为宝，彼此聊起来，自然是海阔天空。那两个年轻的按摩师似乎也盼望我去按摩，毕竟我经常在外面走，按摩的时候我会把一些见闻跟他们聊，他们听了之后很向往。后来，老板和老板娘出去旅游了一次，他们旅游的路线恰恰是我在盲人按摩院聊天中讲的那条路线。我很奇怪，两个盲人是怎样完成旅游的呢？他们的眼睛已经看不见外面的世界了，除了听导游的讲解，难道盲人还有什么其他特殊的功能吗？记得我看过一部英国电影，影片的名字我忘记了，单记得影片当中的那个盲人悲壮地说：“瞎子做梦都是黑的——”这句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后来我搬了家，再也没去这家盲人按摩院，也极少路过那里。一次偶尔路过时，我发现盲人按摩院的牌子还在，只是有些陈旧了。我一直有一个疑问，盲人外出旅游究竟开不开心？

按摩师之二

在城市里，从不搬家的人比较少。人不知道自己下一步会居住在哪里。“前途未卜”这个词不仅是指事业，也指无法预测未来的居住地。

就这样，像缓慢的跳棋一样，我又搬到了松花江北面的松北区，那里是一个新区。当时新区并不被主城区的人们看好，认为那里就是半农村，上下班还要过江，坐轮渡啊，或者坐车从跨江大桥上过啊，总之很麻烦。一位深知其出入不便的朋友对我说，我的傻哥哥哟，你搬到那儿去干什么？二次下乡啊？

松北新区经过几年的建设，已经发展得和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的样子差不多了。这倒不是说我有什么前瞻性，只能说城市建设发展的速度太快了。发展得太快就免不了丢三落四，例如社会服务功能不完备。难受了，想按摩了，可哪儿哪儿都找不到按摩院。内人说，我想起来了，我的一个同事，复姓东方，是个非常优秀的专业按摩师。可以去他那儿按一按。

内人曾经干过疗养院副院长。内人说，我们院里的不少医生、护士都找东方大夫按摩。嘻，这个东方大夫的饭量贼大，一顿能吃一屉馒头，吃得那个香啊，还贼快，眨眼工夫一屉大馒头，光了。院里的调皮鬼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魔术师”。我心想，这有什么好奇怪，按摩毕竟是体力活儿，能吃能干，英雄好汉。

后来这家疗养院黄了（原因不详）。黄掉之后，疗养院的医生、护士、勤杂工，还有打更人养的那两条护院子的狗，全部下岗。小的痛苦在大的利益面前，就忽略不计了。

内人说，问题是，现在我不知道魔术师在哪儿干呢，听说他下岗后先是在市里一家医院的高干病房干过一段儿，后来不干了，说领导病人不把他当医生，当下属，呼来喝去的。我忙替领导们解释，不全是，不全是。在高干病房干，这个这个，起码管饱哇，为啥不干了呢？内人说，魔术师哪会跟领导打交道哇。一次他上我的办公室，在门口转好几圈才进。

我说，这么说，我倒是挺喜欢这个人了。你再找熟人打听打听他现在还干不干按摩了，如果干的话，我就去他那儿按摩。

内人通过打听，知道魔术师现在自己干了，就在友谊路和儿童医院西南角上的一处地下室里。

魔术师按摩的地儿很好找，北面是一家医院，东面是歌舞团，歌舞团旁边是几家乐器商店。魔术师的按摩处（应当叫按摩室）在路西那幢楼的地下室里。地下室的入口处吊着一个小招牌，四个字“旅馆按摩”。内人说，就是这儿。

内人在前面带路，我跟在她的后面往地下室里下。

一进地下室，就想起了电影《雾都孤儿》，一股浓重的霉味儿扑面而来。真想不到，在如此冠冕堂皇的大楼底层，居然还有这样一处地下室。啥样的人才会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居住呢？

魔术师出现了，像一个走上舞台的老演员那样，一切都是那么自然。

魔术师是一个宽肩膀、宽身板儿的男人，脸呈淡藕色。难不成这是生活在这种环境下固有的面色吗？还是他患有什么疾病？魔术师得知是他原来的领导加大夫，显得有些拘谨，不过他尽力掩饰着。毕竟上下级关系已不复存在了，还拘谨个啥哩。我看到左手边的那张木板床上趴着一个年轻人，腰上压着一个什么器械。后来才知道，这个小伙子刚被录取到外地的一所公安大学，接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高兴地蹦了起来，落地的时候不慎把腰摔了，正在魔术师这里治疗。情势急，时间短，他必须得尽快恢复健康。由此可见，魔术师在这一带是很有名气的。

我装作漫不经心地看了一下这里的环境，再往里是一个长长的走廊，走廊的两侧是一间间客房，能清晰地听到婴儿啼哭声。这时候，一个男人咣当一声开门出来，从我们面前低着头匆匆走过。我觉得这里弥漫着一种未知的神秘气息。魔术师解释说，八成是他住院的老伴儿又犯病了。

我说，不好意思，我先去解个手。

从臊味儿浓重的卫生间出来，魔术师似乎有点儿不自然，他安排我坐在一个凳子上。我跟他简单地说了一下自己啥地方不舒服。他说，明白。接着，他开始给我按摩。很从容，很安详，像一个技术熟练的AI按摩椅。他一上手我就感觉此人的手法不凡，和一般的按摩师绝对不同。这让我想到了庖丁解牛的故事。我觉得他不但能把一屉馒头变没，还能让你腰上的痛苦瞬间蒸发。我庸俗地跟他抱怨，过去找的按摩师按摩如何如何不理想，手法如何如何不专业。魔术师说，他们没学过，就是凭感觉干。你要说他们不卖力气也不对，一个客按摩下来人累够呛，再加上野路子教野路子，黄鼠狼下豆杵子，一辈不如一辈。可是呢，就是这么传下来的，成了固定的手法了，客人怎么会知道他们手法对不对呢？我按摩主要是按穴位，按对了穴位用不着使蛮力气，治疗的效果也好。我说，穴位？他说，对，穴位。我让你感受一下。说着，他用一根手指按住了我肩部的某个部位，疼得我立刻缩成了一团。我忙说，行了，行了。他说，是不是？我说，是。

魔术师的按摩不只是手法好，点到的地方也非常准确，不像某些按摩师大面积地揉啊，捏啊，抓啊，拧啊，捶啊。他是在你身体的几个点上由浅入深地揉，让你的血液畅通起来，很舒服。接下来，魔术师让我趴在那张大床上（那个小伙子已经走了）。可能考虑到我是新来的客人，又是原来单位领导的先生，魔术师找来了一条新床单铺上。趴在冰凉潮湿的新床单上，我感觉很不舒服，心里盼着早点儿结束，同时也暗下决心，这个地方不能再来了。但你总不能像死尸那样躺着一动不动吧？该聊还得聊呀。

我说，老师，您开这个按摩院和旅馆挣钱吗？

魔术师说，挣啥钱啊。到这儿来住宿的都是生活困难的乡下人，而且都是带着家人来看病的。病是一天看不完的，今天拍片子，明天做CT，弄不好还得住院、动手术，病人家属总不能住露天地儿吧，总得找个地方住吧。别说大旅馆，小旅馆他们也住不起呀。我这儿便宜，按床算，一天一张床40块钱，卫生自己打扫，公共卫生间轮流值日。

我说，您长年住在地下室也够呛啊。您是当大夫的，懂呀，这个地方太潮啦。

魔术师说，唉，不就是为了混口饭吃吗？想想那些还不如我的人，我就算不错了。

内人也说，东方大夫，像你这个技术水平，随便在哪个地方租个房子，或者挂靠到哪家医院搞按摩，都得老挣钱了，何必在这儿耗着呢？

魔术师说，这个小店是我弟弟开的，我是给他看旅馆，顺便干点儿按摩。其实我早就不想干了，咱毕竟还有退休金。你看我这手。

说着，他伸出自己的手给我们看。那的确是一双畸形的手。

内人问，你结婚没，东方大夫？魔术师说，没。

内人说，东方大夫，该结婚还得结婚，有个人照顾你多好。你看，我们家这位大爷，我都快成他的丫鬟了。

魔术师说，我哪有你先生那个福气哪。我这辈子就这样了。

按过之后，内人问，多少钱？

他说，什么钱呀，都是老同事，不要钱。要想给，下次来再给吧。

我们二人去的时候带了两盒保健品，打算送给另外一位朋友的。我对夫人说，把这保健品给老师留下吧。

魔术师那里我只去过一次，就再没去。可我心里一直在挂念着他，那个地下室也太潮了，长期住下去有百害而无一利。不知道魔术师能不能听我一句劝，离开那里，地面上的生活要比地下的生活舒服得多，也健康得多。更重要的是，街面上充满了恋爱的机会呀。

开洋荤

在北京混的东北朋友老K，请我去吃老莫的西餐。言外之意是，中餐你吃得差不多了，改下口味（不能像陕西人那样“黑上”面条不放）。这就是朋友。有人称这一款是酒肉朋友，这我不禁要问，难道酒肉朋友就不是朋友了吗？

众所周知，哈尔滨是一个吃西餐的“热地”。20世纪，哈尔滨有上百家西餐厅，致使哈尔滨人对北京的西餐多少有点儿不屑。在哈埠吃客的认知里，只要吃过哈尔滨的西餐，普天下的西餐不吃也罢。然而不然，人的好奇心终是克服不了的，何况又是朋友请客买单，满足你的好奇心呢。

坐上出租车，绕来绕去，又绕来绕去，总算是到了老莫西餐厅。坐下看菜单吧。粗粗地浏览了一遍，不觉替老K捏了把汗。不过，老K是个有钱人。

老K点了一个冷焖牛舌，这种东西中国也有，就是我们常说的焖子（称猪肉焖子），做法、模样，基本一致，价钱却有天壤之别。冷焖牛舌32块钱，看价钱不贵，可菜码仅相当于东北普通饭馆的三分之一。另一个是含羞草沙拉，点这个沙拉纯粹是被“含羞草”三个字吸引，毕竟过去没吃过。老K问我，

吃过这种沙拉没有？我说，暂时还没有。随后我又提醒他说，你还是慎重一点儿，叫张美丽的不见得长得就美丽。老K说，管它美不美丽呢，点了再说。只是这厮闻起来有一股金枪鱼的味道，吃起来也如是。像小号窝头大小的沙拉要42块钱。咱穷人的心还是有点儿疼。让我心疼的不止含羞草沙拉一款，还有（所谓进口的）像大衣扣大小的黄油、果酱，均为4块钱一份。这些还不是老K请我们吃的最贵的菜，还有那个远不如哈尔滨西餐厅里的罐焖羊肉和铁扒杂拌儿，均接近百元。要说值5块钱是委屈了它，如果25块钱，餐厅也绝对挣钱。还有我再三劝阻也没劝阻住的黑胡椒牛扒，说是进口的牛肉，一份只有三岁小朋友的巴掌大，要价198元。品尝了一下，老天做证，和普通牛扒没任何区别，唯一的区别是，普通牛扒比这儿的牛扒大两倍半。还有那瓶普通干红，一瓶368元。这样我就理解了，那些从老莫西餐厅门前经过的情侣们为什么像竞走运动员冲刺似的匆匆而过。

我用洁白的餐巾粗野地擦了擦嘴，然后厌恶地丢在一旁，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说吧，哥们儿，今天请我吃饭，什么事儿？

老K听了，眼圈儿立刻红了，随即泪水也下来了。我抓起餐巾纸递给他，老K抓过擦了擦眼睛，开始讲述他的故事。我平静地听着，心里却在说，你讲的这些应当是作家的工作。在讲述的过程中，老K几次抓起餐巾纸擦眼泪。约35分钟后，他停止了讲述，看了看我（仔细地看了看我），然后破涕而笑，问我，阿成，如果你是那个女人，你会跟我重归于好吗？我说，不会。他立刻瞪起了眼睛，为啥？我说，很简单，覆水难收。他低着头想了半天，然后抬起头来问我，你是不是愿意吃奶汁鳜鱼？我说，现在我就想吃一碗热乎乎的兰州拉面。老K立刻站起来说，走，去吃兰州拉面。

请结账。服务员在旁边提醒道。

宁静的克沁湖

朋友老Q安排我们去养鱼池钓鱼。我对钓鱼没兴趣，更谈不上内行。跟我同行的季君是钓鱼的高手。他看了看养鱼场的环境说，这里只能钓小鱼，得用拉食。我也拿一根鱼竿儿在那儿有一搭无一搭地陪着他钓。一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一条也没钓着，季君钓了30多条。我就看着他一会儿一条，一会儿一条，像一个魔术师一样。看来钓鱼还真的要有点儿技术哩。

到饭点儿了。老Q安排我们去克沁湖吃鱼。我心里多少有点儿想不通，为什么不在这个养鱼池旁边吃鱼呢？老Q似乎看透了我的心理活动，说，阿成老师，这地方做鱼的水平不行不说，收费还非常高。

去克沁湖的路上车很少，非常宁静。这里是牛羊的乐园，牛们根本不怕车，过土道时它们依然我行我素，悠闲自得，牛得很。

克沁湖宁静得俨然一幅风景画。

一块儿吃饭的还有一位老乡警，说话非常蛮横，显然，他在这一带应当享有极高的威望。看他的神态、语气，好像是他请我们吃饭似的，一会儿吆喝后厨把酒烫一烫，一会儿又吆喝后厨炸点儿辣椒油。我就笑。他冷着脸问，老同志，你笑啥？我想了想说，待会儿告诉你。

很快上来一大盆大酱烀鱼，是用小米烀的。头一天晚上就烀上了。鱼非常肥，非常香，也很解决问题。我心想，这种做法是谁发明的呢？除此之外，还有烹大豆腐、炸黏豆包、炸湖虾、小笨鸡炖蘑菇、咸鸭蛋和“三烀一炸”（烀土豆、烀南瓜、烀茄子，鸡蛋炸酱，其中必须加辣椒）。在火炕上盘腿造（吃），别有一番滋味儿。搂（吃）过之后，老乡警对我说，老师，我喜欢你。老Q在一旁解释说，他年轻的时候也爱写诗，只是老也发表不了，后来就火了，骂了三四天，撂笔不写了，报考了省警校。毕业后就分配到咱这儿当乡警。医院不是有全科医生吗，他就是全科乡警。除了管小偷小摸和违法乱纪之外，没有他管不到的，吃喝拉撒，生老病死，张家长李家短，王二麻子不要脸。丢鸡，丢狗，丢鸭，丢羊，丢牛，丢钥匙，丢人，偷人，耍酒疯，耍磨磨丢（没完没了地说车轱辘话），没有他管不到的。这么说吧，这个地方没他根本镇不住。这次听说你来了，非要过来不可。他恨那些诗歌编辑，但不恨你，还崇拜你。老乡警说，夸差不多得了。来，老师，咱俩干一杯。我说，我不太能喝。老乡警说，没事儿，你意思意思就行。那我就意思意思。

放下酒杯，我说，刚才你问我笑啥，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我挺欣赏你。为什么？因为我一看这地方没你还真就不行。老Q接我的话说，正因为如此就把他钉这儿了。要不他早升上去了。老乡警说，升啥升，升我也不愿意去。跟这儿的人处得像一家人似的，大家还信任我。尤其我这张驴脸、冷脸，人家还能接受。为啥？因为咱公平。季君在一旁说，不礼貌了哈，我拦你一句话。刚进来的时候看到你那个样子，感觉这人有点儿横行霸道、鱼肉乡里的意思。你刚才说你是驴脸，你可不是驴脸，是狼脸。一脸横肉，吓人。老乡警说，别说你了，就是领导下来检查工作，看到我这张驴脸也直笑，说，你在这儿待这么多年了，别人都正科副科了，你可咋整呢？我说，不用咋整，我愿意待在这儿。领导说，真话？我说，真话。领导说，不屈得慌？我说，不屈，有半句瞎话出门让车撞死。老Q在旁边插话说，现在他是正科级待遇。老乡警说，要不我刚才咋问老师笑啥呢。其实我心里有答案，凡是能笑我的都是贼自信的人。我说，兄弟，我弱弱问一句，你现在还写诗吗？老乡警听了之后眼圈儿立马蒙上了一层水色，说，老师咱不说这个行不？说多了是故事，讲多了是眼泪，都过去了。我不写诗总会有人写诗，这就行了。我现在想跟你说啥呢，我们这里流传这样一句话，远看鲁迅，近看阿成。你写的东西贴地气。

我听了之后开怀大笑起来，说，敢这么夸我的也就是在咱镇上吧，换个地方，心眼儿小的得把我活活整死。

那天老乡警喝多了，是我们搀着他回去的。老Q说，阿成大哥，我说了不知道你信不信，平常老乡警滴酒不沾。

布拉戈维申斯克奇遇记

阳光好，天也很蓝。原以为黑河靠近边境会很冷，但不是，用时髦的话说，黑河小城暖暖的，街道井然，且有绿树衬着，幽静、贴心，心里很滋润。黑河小城里的建筑多是俄式风格的小楼，很像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哈尔滨。早年的哈尔滨也是同样幽静，人口也不多，榆树、杨树、柳树、榶树、槭树很多，城里不少建筑也是俄式风格。如果说哈尔滨是东方的莫斯科，那么，黑河就是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

从黑河去俄罗斯，像去家附近的菜市场，方便得很。上了轮渡，过了黑龙江就到了，出境的手续也不烦琐。据说，早年更简单，如同去邻居家的小院儿做客，划条小舢板过了江就可以了。

此行，是参加中俄共同举办的“中俄文化大集”。我喜欢“大集”这个说法。

说来有些难为情，我此行去俄罗斯的布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内心首先想到的是，终于能吃上一顿正宗的俄式面包和俄式红菜汤了。说句冒犯的话，国内西餐馆的面包和苏波（汤）总觉得不尽如人意，和我记忆中的味道不同。现在，我也成了老人了，但俄式的味道却在心里镌刻下来，至今我还记得每当月亮悄悄地升上天空，邻居俄国大叔坐在院子里弹着吉他，唱他那支百唱不厌的、忧郁的俄罗斯歌曲。听久了，连附近的小孩儿都会唱了：

哎哟嗬，哎哟嗬，齐心合力把纤拉！哎哟嗬，哎哟嗬，拉完一把又一把。

穿过茂密的白桦林，踏着世界的不平路！

……

时光就像魔术师，眨眼工夫，这寻常的俄式风味居然成了人人稀罕、上档次的美食了。

到了布市，接待我们的女主人麻雀（她的笔名）一个劲儿地道歉，说她没有订上好的宾馆，理由一、二、三。其实我觉得这个宾馆已经很好了。我也曾在世界各地旅游过，我觉得欧洲的宾馆未见得比这里好多少。

在这次由省图书馆主办的中俄文化大集的文化论坛上，我发言的题目是《俄罗斯文学对我的影响》。必须说，我的发言是有感情、有回忆、有亲身体验的，绝对不是变着法儿地自夸或献媚。我这一辈子向他人献媚多是出于迫不得已，比如求医、为孩子办事、在火车站售票口恳请售票员给我换一个靠窗的位置（之所以选择靠窗的位置，是因为我太喜欢外面的风景了），等等。总之这种事儿不多，这种德行也伤到了我。常常想，为什么有人突然变得牛哄哄，原因就是他们曾经有过献媚史，现在开始报复了。

但是，我不知道俄方参加本次交流的作家都写过什么。而且俄方配的那个夹一个棕色老式公文包（过去我父亲上班就提着这样的办公包）的家伙，是一个“散装汉语翻译”。太糟糕了，乱码了，胡说八道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程度。滑稽的是，此君的嗓门儿还特别高，好像一屋子人都是聋子。他的心理素质可真好啊。我注意到，麻雀在一旁直皱眉头。

午餐就安排在附近的一家餐馆里。红菜汤、蘑菇汤和黑面包，还有奶油面包、肉肠等其他一些菜肴。从规格上看虽然不算丰盛，但毕竟是我心心念念的美食。菜齐了，不及款叙我就吃了起来。我旁边坐的那个俄罗斯女作家麻雀，40多岁。一般说，俄罗斯女人到了40岁就开始发福了。麻雀没有，很苗条。她突然用中文问我，好吃吗，先生？我一愣，立刻放下勺子，说，不好意思，我太喜欢吃了。麻雀说，谢谢。我也喜欢吃中国的饺子。我说，好啊，有机会来哈尔滨我请您吃饺子。

为了缓解尴尬，我问她，您的名字为什么叫麻雀呢？是不是您喜欢屠格涅夫写的

《麻雀》？说着，我不由自主地背诵起来，风猛烈地摇撼着路旁的白桦树。我顺着林荫路望去，看见一只小麻雀呆呆地站在地上。无可奈何地拍打着小翅膀……麻雀接着说，它嘴角嫩黄，头上长着绒毛……然后，我们两个一起背了起来，分明是刚刚出生不久，从巢里掉下来的。背着背着我们相视笑了起来。我的天哪，她的汉语这么好，为什么她不亲自做翻译呢？她说，阿成先生，我的爷爷和奶奶曾在哈尔滨生活过。我写的作品中，有一部分就是描写他们在哈尔滨的生活。我说，您记得他们住在哈尔滨什么地方吗？麻雀想了想说，好像是在安松街。我说，您爷爷叫安德烈，您奶奶叫柳芭，对吗？麻雀完全呆住了，说，您怎么会知道？我说，我家就住在安松街，和您的爷爷奶奶是邻居。您奶奶曾经卖给我哥哥一件俄罗斯军人穿的皮大衣，我哥哥把它改成了一件短大衣，剩下的皮料我们哥儿仨做了三双皮鞋。您爷爷是个大高个儿，我小的时候经常到您爷爷家的院子里去偷沙果。安德烈爷爷似乎没看见我们在偷他的果子，就抱着他的吉他唱歌。说着，我就轻声地哼唱起来：

哎哟嗬，哎哟嗬，齐心合力把纤拉！哎哟嗬，哎哟嗬，拉完一把又一把。

穿过茂密的白桦林，踏着世界的不平路！

我们沿着伏尔加河，对着太阳唱起歌。

麻雀跟着我一块儿唱了起来：

哎嗒嗒哎嗒，哎嗒嗒哎嗒，对着太阳唱起歌。

哎哟嗬，哎哟嗬，齐心合力把纤拉。

伏尔加，可爱的母亲河，河水滔滔深又阔。

哎嗒嗒哎嗒，哎嗒嗒哎嗒，河水滔滔深又阔。

伏尔加，伏尔加，母亲河。

想不到餐厅里所有用餐的俄罗斯作家都放下刀叉，跟着我们唱了起来，餐厅变成了一个大合唱的舞台：

哎哟嗬，哎哟嗬，齐心合力把纤拉！哎哟嗬，哎哟嗬，拉完一把又一把！哎哟嗬，哎哟嗬！

俄罗斯民族村

从布市回国之后，稍作休整，便驱车去逊克县的俄罗斯民族村。大约有100公里的路程，但我们走错了路。我们从孙吴下的国道，多走了将近100公里。那是一条类似乡道的路，到处都是翻浆路，非常难走。那一带的人家很少，路的两边是茂密的森林和大片的庄稼。一路上我们只要见到人就问，听说逊克有一个俄罗斯村，请问怎么走？对方一律木木地看着我们，肯定是在动脑筋，都说，不（知）道。都“不道”，这可咋整？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对面开过来一台拖拉机。我们还没招手拖拉机就停了下来。他说，你们是不是从孙吴拐下来的？拐早啦。说着，他冲着天空不断地翻着眼皮说，我算算，我算算，你们大概多走了200里地。200里地就是100公里。不过，前面不远了，再走二三十里地就到逊克了。

到了逊克，先吃饭先吃饭，饿了。找了一个小饭店，是筋饼店。黑龙江，特别是乡镇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特别喜欢吃筋饼。点了八张筋饼和两个炒菜，一个香菜炒肉丝（应当是山东风味，用它来卷筋饼最合适），另一个是酱炒鸡蛋。酱炒是黑龙江乡村独特的烹饪方式。换句话说，酱可以炒一切，酱炒鸡蛋、酱炖鱼、酱炖土豆、酱炖茄子豆腐白菜，等等。在乡下，无酱不成席。而且黑龙江乡镇的菜码极大，一个菜相当于北京饭馆儿的三个菜、上海饭馆儿的六个菜。两个人根本就吃不了。吃不了打包。要了三个餐盒，装上带着，还索要了两头大蒜。然后向老板打听路。老板说，顺着黑龙江的江坝走就到了。不过，他说他前几天去过，路不是很好走。他这么一说，我心里一下子没底了。但是来都来了，那咋也得去呀。

这条路确实很难走，很多地方都在翻浆。黑龙江属于冻土带，见怪不怪，道路翻浆这种事儿稀松平常。不过，已经能远远地看到俄罗斯民族村了。这个村子被称为“俄罗斯族第一村”。村口立着一个大牌子写着这几个字，特别醒目。

这是一个宁静的村庄，几乎看不到什么人。村子当中有一个小广场。小广场的长椅上落了不少麻雀。同行的女作家（也是我内人）说，这个地方可真静啊。我说，好好享受吧。

村子里的民居清一色是俄式风格。据说是县政府帮建的，一幢一幢的在路两边左右排开，很漂亮。一进村儿看见了几个混血儿，恍惚又回到了布市。据说，他们已经是第四代、第五代混血儿了，在他们身上只有1/4或者1/5的俄罗斯血统。怎么说呢，连第四代都是爷爷奶奶辈儿了，第五代都年过半百了。

泊好车之后，顺着街往前走，偶然看到“村史馆”的标志。敲门试问陌上人家。进屋一看，这家人正在喝酒。我的天哪，这都下午3点多了，这是晌午饭还是晚上饭哪？还是一天两顿饭？屋里是四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不消说，都是俄罗斯族。屋子里的陈设有壁炉、茶饮、酒柜、紫檀色的大拉桌（早年的哈尔滨，几乎家家都有一个俄式的大拉桌），大拉桌上摆着各种吃的东西，真是中西合璧呀，大面包、大茶肠、酸黄瓜、西红柿，居然还有酸菜白肉，各种小调料瓶以及啤酒，桌子的中间摆放着一大瓶水养的波斯菊。墙壁上挂着大大小小的照片，有中国男人，但更多的是俄罗斯族人，我猜其中也有混血儿。窗台上放着好几只空啤酒瓶子，看来他们没少喝。

看到我们进来，他们非常热情，不及款叙，不由分说，硬拉着我们和他们一块儿喝啤酒。无论我们怎么谢绝都不行，就是不行，绝对不行。难道他们之间的故事都讲完了吗？没办法，一块儿同行的女作家喝了一杯啤酒。我看到桌子上有小炸鱼，我喜欢小炸鱼，用他们的叉子扎了一条送到嘴里。有点儿软了，估计他们已经喝了两三个小时了。那个男人问，尊贵的客人，你们从哪里来？我说，哈尔滨。哦，哈尔滨可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我说，早年俄罗斯侨民在哈尔滨居住的人很多。旁边的一位老大姐说，我的叔叔就在哈尔滨，修汽车。我问，还健在吗？她嘎嘎大笑起来，我跟他从来没见过面，只是听我的父亲说过，早死了。

也喝了，也吃了，这回可以走了吧？但他们还是不让走。那个男人说，我们俄罗斯族人就是热情，不要走，肯定不能走。我再弄一箱啤酒，咱们今天好好喝。天哪，既不是他乡遇故知，也不是老友相逢，怎么好坐下来就喝呀，那脸盘子也太大了。看到我们执意要走，其中一个老太太站了起来，眼睛里竟含着泪水。我有点儿蒙。老太太说，朋友，不要走，陪陪我们，跟我们说说话，好不好？看到这种状态，再走就失礼了。我说，好。不过，我们只能在这里待半个小时，因为我们还要赶路回去。

这样，我们只好虚虚地坐了下来。

我端起酒杯说，首先感谢你们的热情款待。说点儿什么呢？正好我们刚从布拉戈维申斯克回来，我就讲讲那边的情况吧，你们可能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布市以前叫“海兰泡”。关于海兰泡的意思，一说是蒙古语“哈喇泊”的音转，就是黑河的意思。还有一说，海兰泡是满语“榆树家”之意。其实，海兰泡原名叫孟家屯，俄罗斯称布拉戈维申斯克。我的话音未落，那位老太太便打断了我的话，说，抱歉，我打断一下。看得出来，亲爱的先生，您很有文化。可是我们对布拉戈维申斯克并不感兴趣，我们是中国人，是俄罗斯族。她问我，您的老家是哪里？我说，山东。她说，您的孩子会认为自己是山东人吗？我笑了，说，不会，他们说自己是哈尔滨人。老太太说，对对对。您是哈尔滨人，就请您给我讲讲哈尔滨吧。我孙子就在哈尔滨工业大学读书。说着，她指着墙上的一张小伙子的照片说，就是他，阿廖沙。我夸张地说，这么帅。老太太充满情感地说，看到您就好像看到我孙子一样。说完老太太好像突然醒悟过来，哦，对不起，对不起，这样太不礼貌了。同行的女作家说，没关系。他这一辈子都在装孙子，这回总算是当了一把真孙子。老太太听了非常吃惊。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她在开玩笑。不过，这也是事实。老太太问，你们两个人是朋友还是恋人？我说，她是我的夫人。老太太这才宽慰地笑了。我说，好，我给你讲讲哈尔滨，我先从白垩纪讲起。女作家立刻严肃地说，你要干吗？你就讲一讲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历史。我说，好的，好的。

说是待半小时，两个小时都过去了，不得不告辞了。我们互相交换了通讯地址。我跟那个老太太说，到哈尔滨，我请您吃正宗的哈尔滨菜，熘肉段和三鲜水饺。

老太太立刻跟我拥抱起来，我的上帝呀！我的孙子说特别好吃。

回去的时候，我们沿着黑龙江的大坝走，玫瑰色的夕阳正半浸在黑龙江的江水里，景色极为瑰丽。

【阿成，原名王阿成，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