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周亦桐，女，二〇〇二年出生，江苏常州人。复旦大学MFA在读。散文《扁豆长在树上》发表于《青春》杂志，入围第九届“青春文学奖”散文组。

上海有一条金坛路——我知道这件事时很惊讶，从来没有想过家乡小城竟然还有资格用来命名一条上海的街道。如果这条路真的以金坛这座城市命名，那么它一定很有些年头，因为一九八三年金坛县被划入常州市，一九九三年又撤县改市，二○一五年撤市为区，并入常州市，而上海甚至没有一条路以常州命名。但当我检索这条路命名的由来时，我发现这只是一个谐音笑话。一七三○年江苏巡抚设立的“分巡苏松道”从苏州搬迁至上海县，改名为“分巡苏松兵备道”，俗称“上海道”，道台衙门南门前的路则被称为“道前街”。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上海光复起义后，上海道被革命政府警察厅取代，“道前街”变成了“警厅路”。解放后，警厅被取缔，而“警厅路”则由于谐音，变成了“金坛路”。

这个谐音带有一些微妙的幽默，“警”和“金”其实在发音上一个是后鼻音，一个是前鼻音，但吴方言不区分前后鼻音，因此我读起来也觉得不奇怪。金坛本地方言属于吴语区太湖片毗陵小片，我小时候和爷爷奶奶住，学了一口本地话，即使被母亲纠正过，即使上学后就生疏了本地方言，但到现在日常口语中也不区分前后鼻音。事实上，我的耳朵几乎听不出前后鼻音的区别，因为我一直生活在前鼻音的环境里，我能通过普通话水平测试，是因为在考试前感冒了，短暂地获得了发出后鼻音的能力。

金坛路离黄浦江很近，向东九百米就是复兴东路渡口，可以坐轮渡过江。复兴东路渡口往北不远就是十六铺水门，提供黄浦江游览服务。我在上海坐过一次轮渡，是二○一○年世博会的园内航线，父亲带我挤到甲板上去看江景，但在七月的阳光下，水面过于刺眼，我第一次坐船，感觉头晕目眩，父亲一个劲地摆弄佳能相机帮我拍照，这是母亲交给他的任务，但回去后发现照片严重逆光，只有明亮的水和黑色的我。

我作为观光客对黄浦江没有什么感情或期待，我觉得黄浦江和金坛那条穿城而过的运河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只是更宽、更浑浊、更忙碌，甚至它们都发源于长江。河流是我所熟悉的，金坛河湖众多，在清代康熙年间编撰的县志（以下简称康熙县志，区别于民国重修后的金坛县志）里，金坛“百里之境，水居其四，山居其一”，很多河湖留存至今。从北到南贯穿城区的丹金漕河前身是荆溪，可追溯到宋代，连通丹阳、金坛和溧阳三县，北接京杭运河，南抵溧阳市区。丹金漕河西部的一段支流通济河在城外有一小股南北向支流，途经后阳镇的一段被称为后阳河，我小时候生活的村庄就在后阳河畔。

在康熙县志里，出城西门不远有“后阳干”，“干”是山陇之间的平地，从方位和地形上都与现在的后阳镇对应，并且这个称谓由语言顽固地保留下来。奶奶称去镇上买菜为“上后阳干”，她可能从来都不知道，她和某个康熙年间生活在此的人分享着一种相似的地理观念和生活空间，去金坛城区对她而言就是远游。这种情况会令人感到迷惑，因为村里的人只笼统地称呼后阳河为“大河”，而镇上街道命名也很随意，在河北边就叫沿河北路，在河南边就叫沿河南路。我没有仔细地统计过，但恐怕金坛有许多这类重名的街道，河把人们搞昏了头。我曾经和村上一户外地打工人家的小孩交上朋友，但几年后他们搬回了老家，大人告诉我他们回河北去了。奶奶带我去买菜，我看到街边住宅门口挂的“沿河北路某某号”牌子，发现河北已经到了，就要去找那家人。我对那条不知道要算几级支流的后阳河充满敬意，觉得它无限大而无限长，主导了我想象空间的方式，甚至教会我死亡的概念——奶奶和我父母发生矛盾时，会说她老了就自己走到大河里去，可能这也导致了我对河的敬畏。

我在康熙县志中的地图上找到了许多现存的地方，金坛现在的每个乡镇和较大规模的村落都能在康熙县志上找到对应的标注，个别字词可能经过了同音改写，许多水利设施沿用至今，两个重要的湖泊还在承接着丹金漕河的水流，许多桥经历了重建，但名称依然沿用。令我在意的是，我没有在地图上找到外公家对应的河流。金坛的西侧是茅山山脉，它分割了金坛和句容两县，外公家在茅山最东侧，叫“九江口”，我本猜测这里可能是一处河流汇集之地，但在康熙县志中，只出现了一个“五河口”。但根据乡镇的位置推断，“五河口”显然属于东边的另一个乡镇，距离外公家相去甚远。

好像从我第一次去外公家起，“九江口”就一直困扰着我。我问母亲为什么叫九江口，这里曾经有九条江吗？母亲说她不知道。外公家临近山区，道路高低起伏，屋后是竹林和茶田，与奶奶家的平地水田完全不同。外公家附近也没有一条大河，只有一个小水塘。这种地方，与听起来声势浩荡的“九江口”貌似毫不搭界。那条河，或者说那些河在哪里？

九江口有区域内最大的茶叶市场。茅山地区产茶叶，金坛的雀舌茶叶在绿茶中算小有名气，外公的很多子侄们经营茶叶生意，附近村镇的妇女到了采茶的季节就纷纷去茶山上打零工。但外公和外婆离茶叶很远，他们长年都离九江口很远，离子女们很远，漂泊在东北的工地上做会计和零工。那片工地的目标是在黑龙江的一段支流旁建立江景住宅，那条河比金坛的任何一条河都更宽更汹涌，到了冬天河面被厚厚的冰层覆盖，是完全不同的北国风光。

外公外婆和他们的一众亲戚并不使用本地的吴方言，他们说江淮官话，我猜测也许祖上是苏北或安徽移民。而“九江”和“茶叶”会让人联想到江西九江，那么也许他们可能来自更远的地方。这座城市接纳了许多移民，外公家的口音是移民身份的象征。哪怕是爷爷奶奶和他们的亲戚使用的方言也会露出一些端倪，譬如他们有时会把茄子称为“落苏”，而真正的本地人会说“茄\[jiá\]的”。这是因为先辈自高邮移民而来，即使在本地方言中浸淫了四五代，也难掩只言片语间流露的高邮音调。而这座城市之所以接受如此多的移民，是因为战争和饥荒，最糟糕的一次是太平天国时因为不肯投降而被屠城。太平军在金坛建立了戴王府，就坐落在城中运河的西畔，坐西向东，正门对河。我上的小学由戴王府后的三四进花园改造而来，校门挨着戴王府的大门，也向东面对河，国旗杆立在王府的屋后，一道围墙分隔两个时空。

河流一直在，好像只是换了一批人来填这地上的空缺。丹金漕河并不宽广，没有人坐船渡河。我到了上学的年纪后离开村庄进城读书，城内的河还在走船，主要是运送黄沙，会有货船靠岸休息。我住的小区离河也就几百米，上学放学的路上总有船在航行。货船总是被沙石染得灰扑扑，显出一种沉闷的军绿色，船上的门总是漆成朱红色，门边窗边牵起绳子晾晒花花绿绿的衣物，下雨时会有人给货舱盖上厚重的白色塑料布，几人一边喊号子一边铺开遮雨布，发出清脆的“喀啦”声。有些货船还兜售散装油，随便找一个纸壳在上面写“柴油”“汽油”，立在河边，好像违规，但也无人在意。河水浑浊，还会有臭味。到了我十几岁的时候，为了治理水污染，城内的河段不再允许行船，于是河从此只有水，那些船一夜之间全消失了。我父系的先祖也许怀抱某种对生活的渴望来此，河对于他们是恩赐，他们找到一片沿河的沃土，从此耕种繁衍，接受河流的驯化。河仿佛才是这座城市真正的主宰，吹嘘先祖挣下多少田产的亲戚们持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但这种顽固、长久的物理空间令成年后的我常感匮乏和逼仄，好像存在一种既定的命运，强使我接受这河边并不够丰富的生活。但我不可控制地想到——也许此地此河并不需要我，就像河并不在乎那些前来重建家园的人姓周还是姓赵。我和父母后来也搬离了河，但偶尔经过沿河的路段，我还是会眺望，寻找一艘并不可能出现的船。尽管外部世界的力量可以让人或物的处境在一夕之间翻转，我还是相信有某种坚实的东西存在，就像河分享给我的那种称得上冷酷的耐心。

《庄子·大宗师》里说道：“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把船停靠在深谷中，把渔具藏在深水里，以为稳妥，但夜半时分却可能被力者夺走。哪怕妥帖地安置好各种事物，仍然会体验失去。只有世界本身不会失去，这是某种永恒的、超越了人类情感的存在。就像我在人的身上看到变化，在河的身上看到恒常。而我之所以读到这段，是因为读到清人陈三立的《晓抵九江作》。诗作写于一九○一年冬诗人南归途中，当时清政府已经签订《辛丑条约》，陈三立作为曾经与谭嗣同齐名的维新人士，经历“戊戌变法”的失败后决意远离政治。这首七律的开头两联写夜半乘舟的旅途：“藏舟夜半负之去，摇兀江湖便可怜。合眼风涛移枕上，抚膺家国逼灯前。”经历过黑暗而动荡的夜航后，看到曙色从船篷中漏下，发现已经抵达了江西九江。我为应付考试要熟记诗中用典，在注释中发现“藏舟夜半”原来是一个古奥的隐喻。

也许是诗题中的“九江”令我联想到了“九江口”，我看到诗中的船和河湖就想到了母亲和她的亲戚们。母亲的家族与河有更动态、更复杂的关系。我真正的外婆在我母亲幼年时就去世了，那正是外公事业最辉煌的时期，他负责的砖瓦厂供应大半个县，他这样向我形容：“金坛每条河上、每艘货船里装的那些砖瓦，十块有九块是我们生产的。”但我想河流不会记得外公，哪个厂的砖对于它来说都一样。外公再婚的对象是镇上小学的代课老师，她的丈夫因病去世，她也有个女儿，只比我母亲小一岁，但她把女儿留给亡夫的姐姐照顾，独自来建立新的家庭，并且和外公生活至今。在我知道这些往事前，我只知道她是外婆，她的女儿是我的阿姨。我猜她当时作为一个后母，对我母亲也没有尽到照顾的责任，母亲和她感情淡薄，她也更偏爱阿姨的小孩。当然，外公和外婆最偏爱的是他们两人后来的孩子，也就是我的舅舅。舅舅出生时，母亲已经十四岁，外公和外婆双双失去了公职，从此离开九江口，前往远方的河畔。

去世的外婆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他们对外公的再娶相当不满，对于我舅舅的出生不置可否。母亲当时正在城里上学，他们轮流承担起照顾她的责任。母亲平时寄宿在学校，周末就到阿姨们家中吃饭，她现在还会怀念那段时间。但这种流动的家庭很快也破裂了，外婆的长兄，也就是母亲的大舅舅，因为一场船难丧命长江。与此同时，母亲的二阿姨家因为投资货轮发家，建立起自己的船舶公司。母亲的外婆受丧子之痛的打击，很快病逝。守寡的大舅母肩负起家中生计，去母亲在读的高中当食堂阿姨，同时替人家做保姆。她和丈夫这边的亲戚们关系变得微妙，拒绝他们经济上的援助，唯独格外照顾我母亲，也许是因为她们都经历过重要的失去。

河就是这样毫无道理，推动起连续的命运变化，不管好坏。母亲读了师专，十八岁回到九江口镇上，在后母曾经代课的学校当老师。舅舅去武汉读军校，从长江下游前往长江中游。二○一六年的暑假，武汉洪涝严重，舅舅给母亲打电话，说他作为在校军官也许会被调去抗洪前线。母亲不太在意，但舅舅后来一直反复提起这件事，好像他人生直到那一刻才恍然领悟河的力量。舅舅在武汉买了一套江景住宅，住宅升值了很多。后来他转业去了南京，用赚到的钱在浦口安家，依然离长江很近。南京人喜欢把浦口区称为江北，一道长江隔开了江北和富庶的城区，即使被冠以高新区的期待，也并没有改变现有的格局。那套房子后来被折价卖掉，换成一套城内学区房，旁边就是珍珠河，沟通起玄武湖和内秦淮河。珍珠河两岸栽种樱花，适宜沿河游览，但自从舅舅在那儿安家后，我就尽量避免去附近的区域。我很逃避和舅舅的相处，尽管我们只差了十二岁，母亲在产房生产时，他和父亲、爷爷奶奶一起在门外等候。在外公外婆离开九江口的时候，他暑假常常来我家住。也许是因为母亲在失去她的母亲后一直流转在各个家庭中，她觉得我也可以这样，因此她和父亲喜欢在假期时出门打麻将，留我和舅舅在家。我对舅舅的抵触可能是某种迁怒，尽管他可能已经尽力对我好，邀请我去武汉看樱花，去南京看樱花。但我拒绝去。我甚至迁怒于南京，我不希望去南京上学，因为那样的话势必要和舅舅见面。但不算理想的高考成绩迫使我去南京上学，像是河对我的嘲笑——你看，像不像一个要乘船的人却发现某个力者偷走了船？

二○二○年九月我开始在南京读书，大学宿舍是老旧的上下铺四人间，我在最里面的下铺。本科的第一夜，我的头发一直汗津津的，皮肤发痒而炽热，空调运行发出令人牙酸的“嘎吱”声，舍友们逐渐睡去，鼾声渐起。我的床两边靠墙，一面墙后是卫生间，另一面墙后是隔壁宿舍，墙面白漆斑驳，我好像能听到它剥落的声音。上铺的舍友翻身，引起木制床板的震动，我用被子蒙住脸，害怕有木屑掉下。为什么我会在这里？我想不明白，喉咙干痒，被子却潮湿地贴在身上，但可能是楼上或楼下的宿舍在用水，墙内传来水流的声音，好像河在我的身边。水声或雨声之类的白噪音常用来助眠，但我想到的是河，后阳河、丹金漕河、黄浦江、长江，还有不知道在哪里的九江。成年女性身体的含水量约为百分之五十五，我抚摸胳膊，感觉到凸起而发烫的疹块，从手肘内侧蔓延到肩膀，像皮肤上起伏的山峦，皮下的血管似乎在跳动，我知道这是急性荨麻疹，但我不可控制地幻想，也许体内也存在一条河，在我感到焦虑不安的时候，河水也会干涸。于是我下床去喝水，水汇入我体内的河，水位上升，浮出地表的山峦重新淹没在水下，层层波浪从食管延伸到我的心脏，直到从眼眶中溢出才停止。

二○二四年六月我本科毕业，在毕业前，我和朋友去秦淮区看一个小型摄影展。展馆离光华门很近，向南两三公里就是秦淮河，我们从明故宫坐公交车，沿着御道街向南到光华门，然后下车步行，向东走紫金路，从紫金桥上横跨护城河，再向南走到石门坎。我看着手机上的地图，这些地名的历史可能比金坛的那些地名更悠久，甚至在不远处的苜蓿园大街路北还有一个公交站叫小天堂，这真是太奇怪了，我和朋友看了都大笑，决定看完展览就去那边看看小天堂到底是什么模样。

摄影展展出的是日本摄影师尾仲浩二关于上海和南京的作品，以及他二○二四年重访南京的纪录片。尾仲浩二在二○○四年春夏之交从日本来到上海，拍摄了世纪初的城市街景，又坐船沿长江而上，在四月九日深夜抵达南京下关中山码头，第二天坐摆渡船前往江心洲——彼时江心洲还是一个农业岛。他还去了浦口，拍摄了浦口老火车站。时隔二十年，尾仲浩二受邀重访南京，此时下关已经合并至鼓楼区，江心洲经历了大规模拆迁和重建，建立起现代风格的科技园区和高档住宅，长江上的摆渡船已经消失不见，许多渡口停运，江心洲大桥、过江隧道和过江地铁线提供了更方便快捷的交通。当初从中山码头到浦口的轮渡变成了一条游览观光路线，纪录片里的尾仲浩二被众人簇拥着走到游轮的甲板上看江景，当大面积的水作为背景时，画面不可避免地有些逆光，尾仲浩二和甲板上观光客们的脸变得暗沉，就像那些我在黄浦江渡轮上的照片。

我站在展厅里，感觉有一些酸楚。我在南京四年只真正见过一次长江，在二○二三年四月九日，和尾仲浩二的航行刚好间隔十九年。舅舅当天硬塞给我一张长江潮音乐节的门票，执意要我去听。我对流行音乐没有什么兴趣，但推脱不掉，只能匆匆坐了快两个小时的地铁抵达江北新区。音乐节就设在江畔的扬子江生态公园，公园步道旁就是沙石河滩，江水拍打河岸，货船驶过时发出悠长而低沉的轰鸣。我来得太晚，只能站在很靠后的位置，看不清台上的乐队，身边乐迷的歌声比音响更响，我听完三首歌就觉得很累，感觉被挤得有些缺氧，在嘉宾轮换的间隙中努力挤了出来，走离表演区很远才找到一张长椅坐下，慢慢调整呼吸和心跳。

坐在长椅上可以看见对面的江心洲，高楼撑起的天际线让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座浮在水中央的繁荣城市，再远一些就是渡江纪念馆和三汊河，我对着地图努力向南眺望，在住宅楼群的背后应当是宝船厂遗址公园。货轮一艘又一艘地从我面前驶过，大部分和记忆中行驶在丹金漕河上的那些货船形制相像，只是体型更庞大，船舱漆成墨绿色，门是朱红色，在门外和窗户外晾着许多衣服和毛巾。

我坐在江边想到明初人高启写过一首《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如今登上雨花台很难望到气势雄壮的江景。一个明代人怀着某种“郁塞”心情登上城南雨花台，尚且“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从始皇埋金断王气想到三国争霸，最后感慨“我生幸逢圣人起南国”，明朝的建立使得“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但高启最后被朱元璋下令腰斩而死，而南京的长江上已经架起四座跨江大桥，还有一座在建，连江底也有隧道，可音乐节的周边还是大片大片的荒地，舅舅卖掉的那套江北住宅还在不断地贬值。也许人生轨迹不像改造地理，可以只凭借外物和努力来实现抵达，需要经受更多的考验和阴差阳错，有许多力者在暗中窥视，稍不留神就会失去些什么。

等我回过神时，我和朋友在展览中消耗的时间比预想中长了很多，太阳已经西斜，我们从苜蓿园大街南坐59路公交车一路向北，下一站就是小天堂，我和朋友伸长了脖子向路边张望，却只能看到成片的旧式住宅楼沐浴在夕阳的光照下，是世纪初的遗物。街边的理发店挂着“发型设计工作室”的门牌，但里面黑洞洞，旁边是一家治疗灰指甲的店铺，再有就是菜鸟驿站和没有门牌的超市。小天堂是这样的吗？我和朋友觉得很幽默，我说：“哪怕这里有一家天主教堂呢？那样还更合理一点。”朋友笑得咳嗽起来，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们一眼，我们到中山门后就顶着他奇怪的目光下了车。

我试图模仿尾仲浩二，在离开南京后慢慢整理我在南京拍摄的那些照片，看到那天拍摄的路牌，忍不住去搜索“小天堂”的来历。原来这就像上海的金坛路一样，和“天堂”其实没有一点关系。明代的南京曾在光华门（那时还叫正阳门）外建立圜丘，也就是天坛，而南京方言里“ɑn”“ɑng”不分，“天坛”就被叫成了“天堂”，也就有了附近的天堂村等地名。摄影展所在的石门坎则因为明朝迁都北京后，天坛衰落，石质建筑倒塌影响交通而得名。

金坛路、小天堂都找到了，九江口又在哪里？我在康熙县志里没有找到任何“九江口”的记录，在民国县志的地图上也没有找到“九江口”的标注，但在《山水志》中找到了对九江口附近花山的记录：“由茅山而东南分一支二十里为化山，又东南十里为屯山，其一支西北行为花山。”又在《坊里》中找到了对“九江口”的记录：“七村曰：杨桥村、大母墩、咀头村、后初头、车山口、大岗头、九江口者，为鸟字图者。”属于“大壩头”区域，而现在依然有“大坝头”的地名，我猜测这里的“九江口”应当就是现在的“九江口”，但我还是没有找到任何“九江”或对“九江口”地名由来的解释。

我从学校图书馆借到了一九八二年编撰的《江苏省金坛县地名录》，里面的金坛地图详细标注了每一个村落，我在“九江口”附近找到了“杨桥”“大姆墩”“咀头村”和“车山口”。在《花山公社》一章中，九江口和车山口、石桥头都属于农山大队，“农山”是因为该地发展农业而取“农”字，因驻地车山口而取“山”字，对于“九江口”的解释则是：“以村东南一山岗名而得名。”这令我大失所望，我对于“九江”和“水”的联想落空，但哪里又有一个山岗叫九江呢？

我翻遍了县志也没有找到一座叫“九江”的山或者岗，民国时大坝头治下七个村中，消失在近现代的“大岗头”让我猜测也许在九江口附近曾经有山岗，按照江淮官话的发音，“九江”读起来近似“九岗”或“旧岗”或者“右岗”。如果“石桥头”对应民国时的“大岗头”，那么根据方位来看，“九江口”位于它东侧，真的在大岗头的右侧。

但这一切都只是我的猜测，我很难找到清代或民国时详细的金坛地图，但总之，我的河变成了山，关于“夜壑藏舟”的想象终究只是想象而已。《永隔一江水》里唱道：“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我只能接受现实，和九江口就这样永隔九江水。

河总是这样捉弄着我，但在和它的周旋中，我发现河也并非恒常。黄浦江很晚近才成形，而它的前身吴淞江、虬江和许多源流都已经萎缩乃至消失。丹金漕河曾经历过很多次的淤堵和清淤，现今的城内河道在一九三五年时只能维持小木船的航运，水面宽只有八米左右，一九五一年疏浚城内河道，又将城外的老鸦塘（前身可追溯到元代至元年间修建的南坝）河湾开直。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六年的疏浚则把城河全面拓宽，水面宽度达到了六十米，两岸高十米，为开河而拆除了二千五百九十三间民房。最近的一次大型疏浚是一九七○到一九七一年，将河道底宽开挖至二十米。如此种种，才有了我所见到的丹金漕河。

本科毕业典礼结束后我回到金坛，从我和舅舅曾经住过的河边小区，沿着河一路向南散步，从沿河西路过北新桥走沿河东路，到和南环一路的交叉口时，向东拐进漕河旁的公园，沿着分支下丘河走滨河路，滨河路全长两公里，走到头再往南走一公里多就能到家。从沿河西路快要过桥时，我看到有一个人撑了一条老式木船在对面的河岸下打捞水草。不知道从何时起，河面上用网格栽种水生的菖蒲，大概是为了净化水质吧，菖蒲们正在开橘红色的花。我突然希望这段城内河流可以像南京的秦淮河或者玄武湖一样，开发一条游船航线，那我愿意花钱租一艘小黄鸭船飘荡上一整天，不知道河会不会因此不高兴，但如果真的在这条河上放置游船，我猜会很容易丢失，即使派人好好看管，也可能在某个夜晚失去一两条船。谁会在夜半窃船而去呢？谁会登上一艘夜航船呢？我只是掏出手机，聚焦在河面上，把光圈调小并降低曝光，然后拍下一张清晰的河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