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是江苏里下河地区的兴化人。1963年出生，1981年离开家乡去南京读书。我是喝里下河的水长大的，兴化的水，是我血液的基本成分。

说兴化是我的家乡，我的故乡，似乎都不错，但其实也有微妙的区别，只有离开了，成了游子，家乡才变成故乡。它在远方，在不期而至的梦里。

我还不到写回忆录的时候，写过一个短篇小说系列，叫《回忆录素材》，已经写了五个，但那是戏作，也基本与故乡无关。想起故乡倒是经常的，一种食物，一段音乐，一条消息，一个家乡来客，都会勾起故乡的记忆。这种记忆常常不期而至，骤来遽去，如吉光片羽；也有的时候，脑海中突然亮起的一盏灯，会激发出一连串的灯火。

我在兴化长到十八岁，有几个地方与我密不可分，它们是大顾、徐扬、安丰和戴窑。如果要把十八岁前再细分，大顾和徐扬分别对应了我的儿时和小学、初中阶段，高中是在安丰上的；戴窑有我家的老屋，我爷爷奶奶生活在那里，我的父母在那里出生，长大。

我是教师的儿子，我的父亲教中学语文，母亲教小学。父亲调到哪里，我们一家就迁到哪里，但不管迁到哪里，我们还是经常去戴窑，我出生后一年，爷爷就去世了，奶奶一直在戴窑。我很怀念穿镇而过的小河边，那栋两层的小楼。

大顾

大顾离戴窑只有几公里，那是父亲镇江师专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地。我出生在那里，可具体什么样子，不怎么记得了。模糊的印象里，中学有一条东西向的砖头路，路边有冬青树，路北边就是教室或者老师办公室。因为我和弟弟走路与父亲很像，“一崴一崴”的，老师们会怂恿我们哥俩往前走，他们在后面笑。

还记得我家似乎住在几间小屋子里，后来听父母说，是跟人家租的，很黑，我很怕。也好像还记得学校的围墙，很高，围墙外是一片油菜。

大顾现在似乎是个镇了，当时应该是个村吧？村中有一条河，河上有一条桥——之所以说“一条”桥，是因为太窄了，还长，是木头搭建的，不直，透过脚下的缝隙，能看见悠悠的河水。我似乎看见，我“一崴一崴”地走过湿漉漉的小街，过桥，去一家台阶很高的酱园店打酱油。柜台比我高得多，那掌勺的是个老头，他灌满瓶子，摸摸我的头夸我“有本事”，还从玻璃罐子里摸出一块水果糖给我。我立即就吃了，吮，用舌头搓，没剥干净的糖纸有时会卡在牙缝里。

都是些片段，也许似是而非，并不确切真实，但有件事，却有迹可循。我成年后才知道，我原来的名字叫朱天民，弟弟叫朱天石，难怪叔叔姑妈们至今还喊我天民。“天民”和“天石”都是有出典的，“天民”出自《孟子·万章上》。不得不承认，我更喜欢“天民”这个名字。

另有一件事确凿无疑：我在大顾出生。父母生我时，还住在中学的教工宿舍里，我的胞衣，就是胎盘，至今还埋在当时居住的房子里。母亲告诉我，用一个罐子装着。至于为什么我的记忆里，我的家是街上的民居，那是因为我出生不久，整夜哭闹，父母怕影响隔壁老师的休息，这才搬走了。我至今没有去大顾探访过我的胞衣。

我六岁时，父亲调到了徐扬中学。我在戴窑上过一阵子幼儿园，就去徐扬上小学了。

徐扬

徐扬庄很大，分南北庄，一条河，筑了个小坝，南边是南庄，北面就是北庄。读小学时，我家住在小学里；后来就读初中了，我家也搬到了中学里。

小学似乎也很大，有两个操场，一个叫大操场，一个叫小操场——其实那大操场也容不下一个标准跑道的周长，小操场大概只相当于一个大院子。大小操场中间，有一排房子，比较高大，房子还有走廊，是老师办公室。老师办公室有一些橱柜，抽屉里有不少黑胶唱片，我很好奇，但从来没有听它们在喇叭里出过声。

小学最北边的最后一排房子，有宿舍，也有教室。我家是西边最后一间，紧靠围墙。围墙上有个边门，出去就是一条小路，通河。河边有一棵柳树，上面有知了。我老在那里玩，有一回，我折了一根柳枝插在河边，天天去看，它真的长出了新芽，活了。

那时总开会。学生们开会就到大操场，席地而坐。校长在上面说什么，我们并不懂，现在也想不起来。

大操场西边也住着不少教师，他们都门朝东。第一家是一对老师夫妇，男的瘦削脸，女的十分白净，非常白净，她这么白当然有原因，后来我也知道了，但现在依然不方便说。能说的是他们家有三个女儿，都跟我们哥俩差不多大，我经常去他们家玩，白净的黄老师伸出她白净的手，给我糖吃。

哪些人跟我同学，哪些老师教过我，我很难记全了。有一个同学我印象深刻。我们的教室也在小学最北边，教室北边就是村民的房子，有个男同学，很皮，力气也特别大，我们都打不过他，据说原因是，他十岁了还要吃妈妈的奶。他妈妈就生了这么一个男孩，你说有多惯？教室的窗户外，不远就是他家，一下课，他抬腿爬过窗子，砰地跳下，嗖地不见了。开始我觉得奇怪，后来知道了，他是回家找妈妈喝奶去了。这是他的习惯，谁要是提这茬，他就会动手。

可是有一天，他掉到河里淹死了。等我知道时，他已被担在牛脊背上，面朝天，有人拿着皮鞭抽牛，抽得牛跑得颠颠的。我立即就知道了，这是在控水，因为我看见他嘴里在往外冒水。这一招可以理解，但他们为什么在他身上涂满黑墨，我就不懂了。至今也不懂。我从来没有追问过，那是很恐怖的记忆。他担在牛背上沿街走了好几个来回，还是死了。

里下河的不学会游泳是不行的，他不会水，大概是他妈妈太惯他了，舍不得让他吃苦。他的学桌一直空着。这是个警示。就在那一两年，我学会了游泳。关于游泳的事，太多了，后面还要说到。

还是在小学的时候，有一天，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不少看不懂的零件，他自己在家里拼、连、焊。烙铁形似一个袖珍的小锤子，要放在火炉上烧，烧红了，还要在一个小铁盒子里滋一下，父亲告诉我，那是松香，就是拉二胡擦弓的那种东西。父亲忙了好多天，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小盒子出现了，收音机，上面有两个旋钮，一个调台，一个调音量。有两个装置是后来的收音机没有的，一个是耳机，反特电影里见过的；另一个就是天线，父亲在学校小操场两头的房墙上，竖起两根竹子，两根竹子间拉出一根电线，父亲说，这叫天线。

我听过这种矿石收音机。耐心一点，是能找到台的。听到过什么节目，完全没有印象了。不知过了多久，收音机就坏了，天线被父亲收回来，绕到一个木板上，丢到了墙角。天线是铜的，漆包线，我的一个同学，姓周，他爸是农机站站长，他得意地告诉我，你爸的漆包线是跟我爸要的！

到了高年级，另一个同学让我忘不掉。其他同学现在还能不能记得他，我不知道，但他当时是班级明星般的存在却是肯定的。人人都羡慕他，因为他太有钱了。

那时候，我们是谈不上零花钱的，哪个口袋里能找出个钢镚他就不是一般人了。可这个同学，他口袋里永远有钱，不但有钢镚，还有角票，甚至有纸币，五角，一元，五元。他胖乎乎的，憨乎乎的，块头也大，肯定家里吃得好。他家吃得好是因为他家是卖青货的，就是蔬菜。他时常去供销社前面的摊子上帮家里卖菜，收钱找零，手头就宽裕了。宽裕到什么程度，说起来吓死人。按当时的规矩，学生们中午要在学校午睡，一个睡长凳，一个睡课桌，轮流，我这同学身量大，睡在桌上不舒服，老要翻身，他身子一动，口袋里就有钢镚叮叮当当往下掉，四处乱滚。这下热闹了，同学们哈哈大笑，起哄声盈天。这一幕是常规节目，不稀奇，令人敬畏的是他醒也醒了，却不慌，慢腾腾坐起，揉揉眼睛，朝桌下看。如果一眼看不见钱，他都懒得动，继续睡；如果看见了，他就下来，就便捡起钢镚，都懒得再四处找一找。他口袋里的钱如流水，大概他自己也不知道此时到底有多少。

这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大的富翁。他不喜欢读书，我们也没人觉得读书有什么重要，他天天在课堂上打瞌睡我们也没人觉得不对。老师也不怎么管，只有个教语文的，比较顶真，他上课不依靠教材，主要是讲故事。他的故事主要来源于反特电影，不知为什么，他总比我们看得多些，至少看得早一点。他的故事如此精彩，居然还要打瞌睡，他不忍了，常常抬起手，嗖，一截粉笔直中靶心。所谓靶心，就是胖同学的脑袋。胖同学坐在最后排，有点距离，这一手也是磨炼的结果。我很喜欢这个老师，可是，他后来当兵去了。再后来，他退伍了，我上大学时才听说，他回乡后撑船为生，有一次与另一条船刮擦，打架，那船上的人一篙子就把他戳进水里，死了。篙子头有个铁钎，杀伤力远超利刃，类似于张飞的丈八蛇矛。

现在想起来，他偶尔念课文，白字是有的。但他有一张单纯的笑脸。

前面说过，徐扬庄分南庄北庄，小学在南庄，中学在北庄。不记得是几年级，总之小学没读完，我家就搬到中学去了。这样，我和弟弟就不得不每天去南庄上学。出了中学，要经过一排猪圈，然后穿过一个高墩子下的小路，再一拐，就到了连接南北庄的小坝了。小坝连边都是水，东边的水面出过一件奇事，某一天，水突然干了，有的地方都见了底，无数的鱼，各种各样的鱼，露着脊梁在浑水里转圈，这下子乱了，染布的，理发的，卖烧饼的，全跳到水里抓鱼。最厉害的是卖烧饼的，他拿了个匾子，看准了，往水里一抄就是一条鱼。我们要上学，看了眼馋也没敢耽搁，倒是小坝的另一边，西边，某天有一只甲鱼爬上了岸，懒洋洋地趴在老杨树的根下晒太阳，又或者，它是要下蛋？为了观察甲鱼下蛋，我们看痴住了。最后，它就是不下蛋，伸头看看我们，竟然也不走，我们却迟到了。这是我记忆中唯一的一次上学迟到。

不迟到不容易，下雨天上学有点艰难。那个土墩子不算高，上面有一户人家，下雨后土墩子下的路就滑得很。我和弟弟都有雨鞋，不过是矮帮的，也旧了，不抓地，走起来小心翼翼，生怕摔个屁股蹲。这就慢了，弄不好就会迟到。我多么希望自己也能有一双高帮的雨鞋啊，可这太奢侈了，人家农民雨天都是穿草鞋的。高帮雨鞋是个稀罕物，有钱也难买到，班上有个女生，姓钟，她爸是供销社的，她就有一双，很漂亮，很神气。这个女生个子高，很文静，说话细声细气的，我第一次从她身上感到了女生的可爱。她后来也在供销社工作，供销社后来没了，她在自己家里开了一个类似于农家乐的小饭店，只有两张桌子。我去吃过，她做的菜也很好吃。

我们在中学的家位于徐扬中学的最南边，前面是一条河，截断了，成了个鱼塘，似乎属于“九队”——第九生产队。截断这条河的是一个小坝，小坝外是大河，大河水面宽阔，呈南北向，往南不远与另一条东西向的河相交。站在我家门口朝南面看去，可以看见一座水泥桥，桥南面就是轮船码头。

里下河，到处都是水。不知道谁写的：水乡的路，水云铺，进庄出庄，一把橹，这不算浮夸。徐扬中学在徐扬的东北边，差不多就是个半岛。学校有个操场，四百米跑道，还有个篮球场；有几排教室，教室很整齐，几条路横平竖直。有两排教室中间空地大，建了个排球场；教师宿舍与学生宿舍之间隔了一条路，也利用了，砌了个水泥乒乓球台。

这比小学要阔绰多了。我最快乐自由的少年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有个小小的理化实验室，老师从里面搬出一点东西，就可以在课堂上演示一些奇怪的实验。老师办公室的最后面，居然有一个诡异的教具：一架人体骨骼标本。我又好奇又害怕，有一天，也不知道为什么办公室里没有多少老师（平时都是很多的），我悄悄跑进去，壮着胆子靠近标本——它比我高很多，像个巨人，我实在忍不住，伸手抓住标本的手，握了一下。很古怪的感觉，稍一用力，居然吱嘎一声。我嗖地蹿出办公室，跑了。

那具骨骼标本一直站在那里，我偶尔路过，忍不住偷瞥一眼。室内有风，那标本的手，还在轻轻摇晃。那时候有句话很流行，“我们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很豪气。老师们晚上都在办公室集体办公，工友把罩子灯擦得雪亮，他们果然真是唯物主义了，不怕。我悄悄默念过这句话，我还是怕。

前面说起过码头。那是泊轮船的，开兴化。谁没事去兴化啊，我就没坐过几回轮船，能记得的一趟，还与我少年时代一桩重要的事情有关。

准确说吧，我坐轮船不是与一桩事有关，是两桩事，一桩是游泳，一桩是学武术。

游泳是书面语，兴化人叫“游水”“凫水”，或者索性就叫“下河洗澡”——你家小二子呢？下河洗澡啰，这就是说去游水了。自从我有个小学同学淹死，学会游水就成了我们兄弟俩的迫切任务。具体什么时候学会的，那倒真说不清。父亲带着我们下河，双手托着我的肚皮，让我手划脚蹬，眼见着有了点模样，他手一抽，我立即手忙脚乱呛了几口水。再来。如是再三，我终于不沉了，能游出一篙子远了。

这就算会游水了。但这种教学法有后遗症：一是这样学游泳，基本就是狗刨式，以后改起来很难；另一个就是游不远，开始是一篙子远，后来经常去河里折腾，虽说能游两篙子三篙子，但游到河的对面也就气喘吁吁，站都站不稳了。父亲总鼓励我再游远一点，但母亲心疼儿子，也想得开，她说：行啦，淹不死啦。

游不远其实是体力不够，本质原因还是狗刨式害得，不科学，不省力。可我们哪里管那么多，我和弟弟夏天几乎天天下河，因为实在是太方便了，出门十几米就是河。

转眼间就到初中了。不记得是初几了，总之“文革”结束，那年家里新贴的年历画跟往年不同，喜庆了，活泼了，对我来说意义非凡。年历画名叫《武术新花向阳开》，总共有四张，画面上是一群十几岁的少男少女，展示着他们的高超武艺。他们或单练或对打，眼神犀利，英姿飒爽，鲜艳的运动衣映在草坪和蓝天上，那么好看！后来听说年画里有个小伙子就是李连杰，这个不知真假，但次年县里就要办一期武术培训班，这却是很明确的。为期两个月，每个中学出一个学员。名额太少，机会难得，谁不想去呢？

这样的好事，落到了我身上。

兴化虽不算远，也算是离家，那几天，父母忙着帮我收拾行装。父亲拍着我的肩，让我好好学；母亲反复叮嘱我，不能跟人打架，她虽没有到轮船码头送我，但她的提醒显然更切合实际。去县城只能坐轮船，水路六十里，我和父亲各拎一包行李，去轮船码头。

码头在镇东南边，家在镇北边。看起来不远，却必须从庄上绕。我和父亲穿过庄子，父亲一路和熟人打着招呼，从庄东南出了镇，再走过那座水泥桥，就到码头了。我的视线越过水面，朝家的方向看。水面浩渺，我依稀看见母亲站在河边的细小身影。

轮船已泊在岸边，父亲提醒我，检查一下行李，看看是不是齐全。我唔唔着，手脚很慢，还没离家我已经想家了。最重要的东西放在上衣口袋里，粮票和钱，用别针别着——钱是在的，可是，怎么不见粮票？！

事后免不了抱怨，检讨，调笑，当时可真是慌了。那时候没有粮票就没饭吃。轮船正在上客，跳板一弯一弯的，吱嘎作响，一声汽笛声乍然响起，父亲看看手表，脸色都变了。带我的体育老师也来了，但他只带了自己的粮票，我们只能回去取，可是走正常路，再从庄上走，断断来不及了。

其实也有办法的：先用体育老师的粮票，算两人各交一半，父亲回家后立即把粮票寄到县体校，可当时确实没想到这一招。父亲说，只能游水了。他看看我，三下五除二脱掉了外衣，只剩一条短裤。他跑到河边，撩起水在胸口试一下，哗啦扑到了水里。码头上好些人跑过来看热闹。

河面开阔，风很大，浪花拍在河岸上哗哗作响。我站在岸上，目送着父亲劈波斩浪的身姿，直到他成为一个小黑点。慢慢地，小黑点靠近了我们日常洗衣淘米的水码头，父亲上了岸飞快地朝家里跑，隐约的白身子在树木间穿行。很快，他又出现了，后面跟着的肯定是我母亲。他又下了水，再次变成了一个小黑点。父亲的手表在我手上，我像是掐着马表，心里急。好慢啊。轮船又在鸣笛，我急得跳脚。待他游近了，我才看清，他原来是踩水过来的，举出水面的右手上，当然是粮票。

那时候还没有塑料袋，否则父亲一定能更快一些。但终究没有误点。父亲把粮票递给我，气喘吁吁地拜托体育老师对我多加管教。体育老师笑呵呵地说，你们这父子俩有意思，一个去学武术，一个游水，这不是李逵和浪里白条吗？我那时很皮，晒得黑乎乎的，说我是李逵也没错。围观的众人哈哈大笑。

轮船的水手正在解缆绳，他朝这边吆喝了一声。父亲抱着衣裳催我上船。我的脸上火辣辣的，想对父亲说什么，没等开口汽笛又响了，说什么也是白说。我看见越来越远的父亲在码头上穿衣裳。

去了县城，两个月。马步，弓步，旋风脚，鲤鱼打挺，乌龙绞柱；长拳，剑术，棍术，不说也罢。武术其实没学到多少，但显然壮实了。我记着母亲的话，没有打架，只跟别人斗过嘴。记得是住在兴化的鲁迅中学附近，吃得比家里好，但住宿条件不行，要到河里洗澡。我常常鼓起勇气，努力向河中央多游一点距离。

培训结束的那一天，轮船傍晚才靠码头。到轮船码头接我的父母亲没有接到我。体育老师拎拎我的行李抱怨说，这小子不听话，船一靠边就溜了。父母亲满头大汗到家时，我已经在家门口等他们了。我不太会踩水，是仰泳回家的，衣裳举在手上居然没怎么湿，只是头发还在往下滴水。父亲是一个来回，我只是一个单程，怎么着也该可以的，我果然做到了。

母亲奔过来抓着我的手，父亲乐呵呵的。

一趟单程的轮船经历。这件事过后，我的游泳可以说真正学会了。多年后我到华东水利学院读书，因为读的是水利，必须会游泳，也是一门课的。我申请免修，老师没有答应，因为游的距离足够，但姿势不行。

1968年到1978年，我都在徐扬生活。快乐少年，不知愁滋味。我和弟弟钓鱼，用弹弓打鸟，自己用竹片做夹子，晚上到稻田夹黄鳝，去食堂要个面团、洗成面筋，黏到竹竿上捉知了……乡间少年的乐趣，我们都尝过。这些事写起来就太多了，值得一提的打鸟，弹弓是我自己做的，准技也练出来了，但这不够高级。高级的是用枪打，但我哪来枪呢？我只在露天电影里见过，民兵在学校操场练劈刺我也远远看过，靠近了想去摸一摸，人家还不让。可是，我同学他有枪。同学叫孙高山，他右手有六个指头，这个我们早已习惯了，但他有枪，这简直难以置信。他说枪在他舅舅家，是土枪，装火药和铁砂；又说他舅舅家有点远，十里路，这其实有点要难住我的意思了。可我不罢休，一定要他带我去，拿枪，打鸟。他不得不答应。

那应该是个星期六，不上学。我们两个走田埂，上河坝，走累了，还真的拿到了枪。在他舅舅家吃的面，他舅舅千叮咛万嘱咐，还亲手帮我们在枪管里装好了火药和铁砂。现在的目标就是找鸟了。鸟很多，都是麻雀，我们要找的是野鸽子，其实就是斑鸠，那得去打谷场。他拎着枪，我跟着，我们找遍了庄子，终于找到了一个打谷场，而且，有野鸽子在叫。我们躲在麦秆垛后面，眼看着几只野鸽子飞了过来，先后落在打谷场上，脑袋一低一抬地啄食。我抓住枪，孙高山伸手把击簧拉开了，我只要一扣扳机枪就会响。我手有点抖，哆哆嗦嗦的，这其实没什么，铁砂打出去是一个面，准不准问题不大，问题是，孙高山在吹他有枪的时候说过的，打枪最怕的是火药和铁砂装得太多了，太实了，你一扣扳机，那铁砂会从后面射出来！我不但手在抖，连腿都软了。孙高山躲在后面催，野鸽子在前方丈把远的地上蹦跳，它们丝毫没有察觉危险，我可觉得危险了。我退到草垛后面，把枪往孙高山面前一举说，还是你来。

孙高山一愣，突然哈哈大笑。野鸽子呼啦一声全飞了。你，你，你，他一手接过枪，另一只手的六个指头指着我。野鸽子早就没影子了，孙高山拿着枪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催他，你来啊！你打啊！

两人都很累了，可总不能把火药铁砂再带回去吧？听了我不敢开枪的原因孙高山也害怕了，也不敢开枪。只好回到他舅舅家，老实交代。他舅舅挤挤眼，走到院子当中，砰！朝天开了一枪。

这事我没好意思跟父母说。后来他们还是知道了，孙高山说出去了，传到了他们耳朵里。父母没说什么，只说，你还真是有点野，跑那么远。

这个孙高山，在我眼里就是个奇人。他比同班同学大几岁，发育了，个子高，打架是个角色。我们都愿意跟他玩。那时，徐扬周围突然来了石油勘探队，整天在田野里打炮。他们转移到哪里，哪个方向就炮声隆隆。看是不让看的，戒严，炮声响过，绳子才会撤掉，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地下多了个洞，深不可测。据说，兴化地下有石油，可炸来炸去都没有确切消息。不过有一天，孙高山悄悄告诉我，地底下真的有油。我不信。孙高山说，我只告诉你一个，你不能跟人说。我说好。孙高山说，我家的地窖里就冒油，柴油。我坚决不信。孙高山说，我家的油灯点的就是这个油，你可不能朝外说，油不多，一天也就接几碗，刚够我家用，你一说，全来要，那就完了。

我一听来了劲，坚决要求他带我去看，可他就是不肯。有一天放学，我跟到他家，指着他家地窖的顶板说，你必须给我看。我动手就去拉顶板。他拦不住，我们两个就下了地窖。

哪有什么油？连油灯都没有。碗也没有，有个盆，里面是菜籽。孙高山尴尬了，他摸摸脑袋说原来真有油的，这个盆就接过油，我闻闻盆，有油的味道，但其实是菜籽味。但我当时哪能分辨石油和菜籽油？孙高山说，以前真是滴油，可能是他们打炮把地搞漏了。

他说得有道理，不能计较了。他家地窖里堆了不少山芋，是来年做种的。他很大方地削了个巨大的山芋，两人分着吃了。

我确实比我弟弟野。弟弟一直很文静，关于他的名字，朱煜，还有个事值得一记。他的语文老师，是个知青，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一板一眼的，很认真，有一回，弟弟回家跟父亲说，爸爸，你让唐老师别叫我“朱玉”，人家笑我。父亲听懂了，“煜”，就该念“yu”，第四声，可是在兴化，煜却被念成保留了入声的一个音，弟弟觉得老师念错了，反正与别人念的不一样。父亲笑眯眯地去跟唐老师说了，唐老师一迭声答应了，还学着兴化话念出了“朱煜”。不过，他不是个一个善于随机应变的人，不久，又变成了“zhu yu”了。于是，我弟弟就像是有了两个名字，一个是唐老师普通话的“zhu yu”，另一个是兴化发音的“朱煜”。兴化话很强大，在我们那儿连皇帝词人李煜也要随我们喊的。

弟弟初中就表现出了非凡的天赋。有个数学老师，我不能明确说出他是谁，他虽然也读过大学，但数学一般。有的几何题，你去请教，他往往涨红了脸，半晌才说，你让我想想。想想就是去查资料。弟弟本来也不会，这才去请教的，可是，老师挠着脑袋的当儿，他却突然会了，添两条辅助线就行了。这样的场面发生过不止一次，有一次我亲眼目睹，还有的是父亲回家说的。他悄悄说，不能声张，怕损害同事形象。我并不能准确说出这种事发生的时间，但考虑到弟弟十四岁就考上了大学，做几何题的时候，他大概十岁。

我的特长就是皮。各种体育项目，只要学校有，我一定玩。篮球场是三合土的，比泥地要好些，那时还有不少知青老师，他们一般比较擅长文艺和体育。三步上篮就是那会儿学会的。乒乓球更流行，庄则栋、容国团等人的故事激励了我们。乒乓球台是后来才有的，也不是买的，是学校的木匠打的，刷了油漆，看上去有模有样，不过锁在一间办公室，学生们不能玩。最早先的是一张砖头砌的、抹了水泥的球台，下了课学生们就拼命往那边跑，课间十分钟，也可以过过瘾。正规的比赛是21个球，这太久了，别人还玩不玩？于是11个球，6个球，最后缩短为3个一局，轮流转。球技谈不上，就是玩得热闹。

也有技术高的，有个刘姓同学大概有点天分，很快就没人打得过他了。连体育老师都是他手下败将。他不但会扣杀，还会旋转，球拐弯，还会缩，发球更有奥妙，大部分同学连球都碰不到。慢慢地，他不肯跟一般人打，偶发兴致，上了台子就没人能把他打下来。这可真是厉害了。据说他参加了县里的比赛，还拿了名次，好像也不是第一名，这我们可不怎么信，我们难以想象，还有谁能比他厉害。

突然有一天，来了个修钢笔的。他每学期都来个一两回，我们的钢笔分叉了，不下水了，自己怎么也弄不好，这时候，我们就想到他了。他背着个木箱，步行。到了学校就借一张凳子，在办公室走廊下把木箱打开，一翻，就是个修笔的摊子。这是个中年人，胡子拉碴，衣着普通，对来修笔的学生笑脸相迎，老师他就不收钱，总而言之，就是个修笔的。那一次他结束得早，见没生意了，他丢下摊子，走到乒乓球台前看热闹。

那天，刘姓同学正在霸台，大杀四方。修钢笔的站在边上看，笑眯眯的，眼睛盯着飞舞的球，好像还有点懂。忽然他说话了：我能不能打几个？

能啊，这怎么不能？一个修钢笔的，手痒了，要来现眼了。刘同学瞧不起他，抬腿就要走。修钢笔的说，就你吧，我向你学习。

这是一场神奇的比赛。那修钢笔的抬脚踢开了脚下的瓦瓷碎砖，手在水泥桌上拂拂，比赛就开始了。他打球真好看啊，比跳舞还好看，比什么都好看。他的球神出鬼没，又绝不偷鸡摸狗，鬼鬼祟祟。总之他挥洒自如，如闲庭信步，几个球下来，刘同学就脸上流汗，吃不消了。

他们打了两局，21个球一局，第一局刘同学得了5分，第二局只得了1分，这1分还是碰巧：球台缺了一个小角，正是这个缺角帮忙，刘同学才得了1分。

观众是越来越多，打篮球打排球的，都停了手围了过来，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花台上也站着人，最外面的只能搬个凳子站在上面。

没有人想到刘同学会输得这么惨；没有人知道这修钢笔的怎么就打得这么好——他到底是什么人？

他拿的是前一个学生的拍子。他把拍子丢在台上，朝刘同学笑笑，冲大家挥挥手，就走了。刘同学拎着拍子，像丢了魂，有个成语跳进了我脑子：呆若木鸡。修钢笔的收拾好木箱，穿上了外衣，胸前挂着三支钢笔。他走上校外的大路，拐上了田埂，消失在暮霭中，看不见了。

这是一段传奇。我写了一个短篇《英雄牌钢笔》，作为纪念。

在徐扬的日子很漫长，我差不多就是在那里长大的。那个时期，学校大概也不太平，但小孩子不懂。1976年闹地震，传说地下“鳌鱼翻身”，学校还科普了，说这是迷信，震中、纵波、横波，就是那时听说的。学校搭了防震棚，大概有半年，我们在防震棚上课，也全部住在防震棚里。防震棚是不分家的，一个大棚子，住许多家，孩子们睡觉也类似于大通铺。大人们其实不那么和睦，但这不妨碍孩子们在大通铺上乱跑乱窜。大人们肯定不觉得这样的生活有什么乐趣，熬的时间又太长了，有个老师，黑胖子，是苏南人，独身，他就经常偷偷跑回他原来的宿舍里睡。他嗜酒，常常喝得烂醉。有一天，他嗷嗷叫着跑出了他的宿舍，带着哭腔站在门前的路上大叫：不得了啦！我瞎掉啦！这时候天已大黑，大家都不知道这是怎么了，只隐约看见个黑影子又蹦又跳地哭号：我瞎掉啦！完啦！

一道手电光射了过去。照住他，他愣住了，呆头呆脑地朝手电筒看。突然笑了，说，啊！我没瞎。没瞎呀。

原来是他傍晚时喝酒了，还喝醉了，倒头就睡。半夜醒来，发现自己什么也看不见了，于是就急眼了。手电筒是防震的必备物资，我家的那个是塑料做的，据说能防水。我悄悄打开手电，扔到水盆里，确实能亮。

有一种说法，现在还在流传，说是动物能预报地震。我们那时更是笃信不疑，于是整天留心鸡飞狗跳。我看见一条鱼浮在水码头前的水面上，半死不活的样子，我捞上来，报告家人说要地震。事实是地震没有发生，养在盆子里的鱼第二天就死了。

在徐扬的日子什么都好，就是没有好好读书。好在我们的父母是教师，家里还有些书。那时没有高考，读过高中就要去插队。身为一个读书人，父亲未必是出于什么远见，他可能只是本能地认为，小孩子还是有些文化比较好。他教语文，但他没有教过我们兄弟俩一节课。他给我们讲故事。夏天乘凉，父亲摇着扇子给故事，《三国演义》说了很久，《水浒传》没有说过，因为收音机里一直在播扬州评话《水浒》。他每天说一段，我们很迷恋。听到紧要处，我们会催问，下面呢？后面呢？父亲会说，不要急嘛，听我慢慢讲嘛。这其实是卖关子，是叙事节奏，可能是我最初的叙事训练。母亲这时候一般在边上洗衣裳，用搓衣板，一下一下搓。衣裳洗好了，母亲就到水码头汰。我家养了只黄猫，它会陪着母亲去水码头。

晚上讲故事，《聊斋志异》是不适宜的，父亲怕吓着儿子。但别人就不管这些了，后来我在戴窑的“中大桥”上，就听过很多鬼故事。我被吓得寒毛直竖，生怕有鬼从桥下的水和岸边的树丛里蹿出来，或者，飘过来。后来父亲告诉我，这人的故事都是《聊斋志异》里的，他的《聊斋志异》还是我父亲的藏书。至于为什么到了别人手上，我父亲不说。

家里的书不算多，去除父亲的各种教学参考书，记得的还有《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三侠五义》、“三言二拍”，鲁迅的书也不少。有一本书我能看到很幸运，俄罗斯的巴乌斯托夫斯基写的，《金蔷薇》，是一些与写作有关的故事，非常精彩，记得其中有一个穷困的金匠暗恋一个女郎，却拿不出像样的礼物，最后他扫起天长日久、脱落在地上的金屑打造了一朵花，送给了心上人……书很旧了，封面修补过，父亲告诉我，这个故事说的作家如何搜集素材。

那时我还在上初中，并不能全看懂，但我记住了。

考虑到那时的物理化学曾被改为工业基础知识和农业基础知识，我们可以接触到科学，是多么美好的事。父亲买来了《天体的来龙去脉》《物理世界奇遇记》《十万个为什么》等等，还订阅了《化石》，我上大学后他还订了《飞碟探索》杂志。有一本书特别重要：《少年科技制作》。父亲带我们利用废旧材料，动手制作了好几种玩具：万花筒；望远镜——伽利略望远镜和开普勒望远镜，开普勒望远镜因为没找到三棱镜，看到的景物是倒的；蜂鸣器——其实就是摩尔斯发报机的按键部分，并不能发射电波；还有一个，就是直升飞机。这所谓的直升飞机很简陋，简陋得没人能看出飞机的样子：用木片制作一个三角架，权做机身，三角架中间穿一根轴，轴上安着两个竹片风叶，橡皮筋驱动它们旋转。我们到操场上，小心拧紧橡皮筋，手往上一抛，真的飞起来了！

它飞不远，而且有点丑。但这些书，这种动手过程，显然结出了果实。我弟弟朱煜，14岁就考上大学，现在是清华大学长聘教授，芯片光刻机项目的领军人物。我的数理化成绩一直不如他，但也能靠写作谋生了。

我父亲1978年，就是我们哥俩上高中的时候，就向教育局申请，要调去戴窑中学，老母亲岁数大了，需要照顾。但父亲未能如愿。教育局把他调到了安丰中学，因为那是个县重点中学，急需语文师资。父亲是不是情愿我不知道，但显然，我和弟弟得益了。那时高考已经恢复，对整个社会，触动似乎还不那么大，但父母已经明确，我和弟弟都要争取一下。这时候，去一个县重点，无疑是对的。

1978年暑假的某一天，我们一家包了一条船，从徐扬搬去安丰。家当很少，所以船并不大。我记得的是一条长凳，父母在工友的帮助下，往船上搬东西，到安丰了，又往岸上搬东西，他们忙着，我就躺在长凳上昏睡。那天我发烧，头晕。这个场景证明我那时身高有限，因为我记得长凳可以完全托住我的身体，腿稍微挂下来而已。

在徐扬的十年，我们无数次回戴窑，那里有奶奶，有老屋，我还可以爬楼，这是我喜欢的。徐扬出脚苦，出门二十五，说的是它离几个稍大的地方，安丰、戴窑等，都是二十五华里。短路基本靠走，出远门基本靠橹。我们一家无数次从徐扬走到戴窑。要过一条河，没有艄公，自己抓着缆绳往对岸拉。经过几个村庄，走累了，终于看见了戴窑西头高高的水塔，这就是快到了。

有时候运气好，也能搭到便船。我的那个姓钟的同学，区供销社给周边村镇送货的船舶信息，她爸全掌握。有一次我们就搭到了船。好大的木船。船被桐油漆得又红又亮，船上就是家，什么都有，居然还养着一条黄狗。狗冲我们叫，吓得我站在跳板上不敢再动。后来就不叫了，还冲着我们摇尾巴。船家是一对夫妇，还有个和我年岁相当的小女孩，声音细细的，爱红脸，她一点不怕船晃。到戴窑水路也是二十多里，因为是傍晚出发，我们还在船上吃了一顿晚饭。有青菜，有鱼。夜里我们就宿在船舱里。有被子，没有床，船底就是床。这显然是船家自己的房间，不知道他们那一夜睡在哪里。我们一家并头躺下时，船家夫妇还在夜色中摇橹。船在微亮的水上航行，我躺在舱板上，左翻右滚睡不着。我侧着睡，把枕头推开，耳朵差不多就贴着水了。水声呼呼的，叮叮咚咚，像很多人在弹琴，又似乎有鱼儿在吃水。迷蒙中，我睡着了。醒来时，已是红日满舱。然后就看见那高耸的水塔了。

那是奇特的一夜，至今，彼时彼景偶尔还会掠过脑际。兴化的水，已成为我的精神底色。

戴窑

戴窑是我老家。老屋位于镇中心的中大桥下，北岸，东边是厨房，西边就是中大桥的石栏。家门外有个小院子，南面是个陡坡，下面就是那条被呼为“夹沟”的小河。

老屋是个连家店，两层的小楼朝南，住人；朝街的是店面，面食店，早饭卖油墩子、油条、米饼、麻团、油圈饼，中午是面条、饺子（就是馄饨），晚上卖一点零嘴儿，就是芋头羹、炒螺丝之类。这么多东西，现在我一看就知道累人。可最多时我家是十一口人，不这么干可真不够吃饭。我出生时，店已经公私合营了，我家保留了住人的小楼，店面变成了饮食合作社的一部分，我爷爷奶奶成了大集体的员工。

我记忆中的老家，以小楼为核心。小楼不大，下面是两间，一间算堂屋兼饭堂，另一间是奶奶的卧室；有个木楼梯通二楼，二楼上是一个大通间，朝南有个窗户，可以看见我家的厨房屋顶，还有个像现在所谓落地窗的大花窗，面对夹沟。

我们回戴窑，父母住在二楼，我和弟弟在楼下跟奶奶睡。记事的时候，爷爷不在了，叔叔一个去当兵，一个插队，很远，青海。我很喜欢跟奶奶睡，她的床下有个跟床差不多大小的踏板，床上也暖和。可是我常常被奇怪的声音搞醒，是奶奶在哭，几乎每次我们回戴窑跟她睡，她半夜都哭，慢慢我知道了，她是为青海的叔叔哭。那时我只觉得怕，被吓着了，现在我理解了她对老巴子的牵挂。

我们在小楼更多的还是快活。我们很皮，也很小，身子小就无形中多了很多乐趣。我们喜欢爬楼梯，上上下下，不知疲倦；喜欢从二楼的窗户看厨房上的猫，如果不是有一回我爬窗子踏上厨房顶被骂了，我会经常上去玩；落地窗就更有意思了，跟西边的桥一般高，我们可以盯着夹沟，看鱼吃水，看河里的船东来西去，撑篙子的、划桨的、摇橹的，全有。

大人们警告过：花窗前，你们不能一起站，更不能晃，太疯了当心掉下去！掉下花窗这事没有发生过，但我弟弟还是从二楼掉下了一楼。我们好几个小孩在楼上玩，抽陀螺（我们叫“抽李逵”，打不死的李逵之意），抽陀螺需要大场子，不知是哪一个执鞭，反正弟弟在看，执鞭的一直说：你退退，往后退。我弟弟退着退着，脚下一空，扑通，在木梯上直滚，掉楼下去了。都吓坏了，我弟弟大哭。幸亏没事，后脑勺起了个包，但没有影响智力，他后来高考一击即中，还成了科学家，就是证明。

楼梯边的墙上有个凹窗，窗台上摆了不少稀奇古怪的东西，我认得的有皂角，洗衣裳的，还有一块胰子，我以为是肥皂，有一回我在外面跟人家去学自行车，手上沾了机油，回来自己用胰子洗手，可是洗不干净，越洗越怪异，黏糊糊的，还有一股羊骚味，我大叫：我有一个发现！肥皂跟机油反应，原来有羊骚味！可是大人告诉我，不是肥皂，那本来就是羊油。兜头一盆水，浇灭了一个科学发现。

老屋里有很多奥秘。奶奶的床下我就钻进去多次，我发现了墙洞里的一个雪花膏瓶子，里面的东西我也看到了。另一个奥秘是半公开的，家里人全知道，店里的同事也知道，我家的堂屋北墙，有个通饮食店的墙洞，家里来人了，要款待，奶奶就会朝墙洞喊：老蛆子，下一缸饺子。老蛆子是一个同事的外号，一缸子是一茶缸，搪瓷的。那边应一声，不一会儿，茶缸就递过来了。茶缸里的馄饨，实事求是地说，比店里卖的肉馅大。可能还卧了鸡蛋。

我当然吃过茶缸里的饺子。有一回我从徐扬回戴窑，到了家天已经全黑了，奶奶从床上起来，去饮食店自己动手下了饺子，冲着墙洞喊我，让我去接。那一回是唯一一次我没跟家里人一起去，我带了个同学，瞒了父母，奶奶当然也不知道，我们逃学，两人悄悄去了戴窑。起因是一本书，《谈蛇》，我父亲买的。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那么多种蛇，居然还有个蛇岛，全是蛇！这本来也没什么，看看我们当地的水蛇，想象想象也就罢了，可我们听到了一个消息：有个蛇展，正在我们苏北巡回展览，而且，到了戴窑了！实在太想看看世界各地的蛇，我就拿主意，逃学了，还拐带了那个同学。我们走啊走啊，脚酸了，饿得前胸贴后背，傍晚在元有，还被一只野狗追。到戴窑时，天已经黑过了头，只有少数店家的灯，还照在青砖小街上。我打门，喊，奶奶！奶奶，是我啊！

很快我们就吃到了从墙洞递来的馄饨。我们狼吞虎咽，奶奶说，乖乖哎，在这儿开了好几天啦，明天早上去看吧。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去文化站。文化站很近，只隔一条街，可是没有蛇展，只看到不少人在打康乐棋，他们笑嘻嘻地说，走啦，昨天是最后一天，你们来晚啦。最后，我们只在墙角看到了一根蛇蜕。

我的短篇小说《看蛇展去》，写的就是这个故事。它是我早期的代表作，我很偏爱。

戴窑有三个大厂，棉花加工厂、制药厂和窑厂。棉花加工厂在镇东，制药厂在镇西，窑厂在镇的南边，比较偏。从历史看，窑厂最久，那一座一座的砖窑，已经几百年了；棉花加工厂也比较老，戴窑周边产棉花，这个厂专门把收来的棉花轧出棉籽，做成粗棉；最新的是制药厂，我很小的时候，那块地方还是一座监狱，后来又成了“五七干校”，大概“文革”后才变成了制药厂。制药厂的浴室对外开放，我有时会去那里洗澡，那浴室的池子很特别，房顶很高，灯也很高，窗户是又高又小，这有点异常，但你要是知道这里原来是监舍，就明白了道理。

三个大厂吸纳了镇上多半的劳动力，但三个大厂似乎还有等次，制药厂的人最神气，因为他们干净，有的人还把白大褂穿出厂，有炫耀的意思。窑厂的人最脏最累，好像也没有自己的浴室，他们下班基本上蓬头垢面，大汗淋漓，但也有个好处，就是他们的粮食供应比一般人高，因为要出大力。棉花加工厂也有点脏，他们的布帽子上总是挂着不少棉絮。

在镇上人的心里，棉花加工厂的地位最高。镇上居民的电灯，依赖这个厂的电力。掌握时间，也要靠棉花加工厂传来的汽笛声。所以，这个厂里的工人，常常有点自豪，哪怕他们的工资并不如窑厂的人高，哪怕他们看上去没有制药厂的人清爽。

戴窑镇当年也位列“兴化十大镇”行列，其实并不很大，一条与夹沟平行的小街，东西向，不超过两里。街也不宽，下大雨常常变成小河，孩子们找到最窄的地方，能从北面店家的台阶一下子就跳到南面。

镇虽不大，但什么都有，各式饭店、百货商场、酱园、剧场、学校、派出所……应有尽有。另有一些单位，散落在镇的四边，譬如，粮供所、鸡鸭孵化站、种猪场、轮船码头……这些地方，是我们的乐园，棉花加工厂从前是驻军所在，那炮楼一直还在，我的小叔叔，带我们去挖过“铜炮儿”，就是弹壳；粮供所麻雀特别多，多到你会抱怨弹弓只能单发；种猪场的猪像小牛犊子；煤建站最多的其实是木头，木排不知从哪里沿河放过来，工人们把它们解开，锯下来卖。

各有各的乐趣，我最喜欢的是煤建站。其实“煤建站”是不是这三个字，我没把握，它肯定卖煤，也卖木头、竹子之类，这个“建”字有点费解。且不管这个了，总之煤建站因为有木排，产生了一种特别的钓鱼方式：站在木排上，从木头夹缝里下钩，连鱼竿都可以不要，但常常钓到大鱼。

窑厂其实也好玩。我们在木排上钓鱼，玩水，难免会把裤子搞湿，这时候，窑厂就有了特殊的作用。窑厂的主体是一座“轮窑”，不是圆的，是长的，有很多窑孔，所谓“轮窑”，就是许多窑孔轮流烧砖，如此，就总有些窑孔卸完了砖，空着，但它依然很热，脚下比夏天的铁板还要烫。我们兄弟和几个伙伴，钻到窑孔里，实在热得吃不消，那天，我把裤子烘干了，却又干过了头，烘糊了。换季时母亲拿去洗，手一搓，一个洞出现了。我没敢老实交代。

戴窑的砖窑是很多的，除了窑厂，中学也有不少废弃的砖窑。没有山的平原，砖窑就是山，上面长满了一种植物，这植物结的小果子有六个角，角上都有刺。要爬到窑顶玩冲锋，必须留神脚下的刺，我们叫“地雷”。我没有上过戴窑中学，也没有想到，后来的某一天，我父母的家会搬进去。

在小镇住久了，耳边就会刮过许多故事，这一家，那一家，这个姓，那个姓，原来有那么多的陈年纠葛，爱恨情仇。戴窑人做的主要是周边农村的生意，农民来赶集，带来他们的农产品，买走他们需要的农药、种子之类，他们离不开镇子，镇子其实也离不开他们。但镇上人自有他们的等级观念，镇上人之间，和气生财，表现得含蓄暧昧，但对农民有时就不那么客气。有纠纷了，如果是镇上人之间的，还好说，三姨六舅的，都是“窑上的”，若对方是农民，围观的人就会说，是“不是窑上的”，鉴定完毕，就会拉偏架。我小小年纪，慢慢也看懂了点人情世故。就连我，也曾被误认为“不是窑上的”，弄得我有点自卑，直到我们家搬到了安丰，我才有了点底气。

安丰比戴窑大多了。

安丰

我们家从徐扬搬到安丰，学校已把住房安排好了。教师宿舍在最南边，成一字线，一条大路又把教师宿舍分了两个区，我家在西区，最西边的第二间，第一间是蒋老师家，东边一墙之隔是孙老师。蒋老师家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两个女儿都如花似玉，二女儿尤其漂亮，有一种惊心动魄的美，而且，她还跟我同年级。我到南京上学后，必须在兴化转车，有一次在街上偶然遇到，两人都吃了一惊，不知道说什么才好。那时她已嫁到了兴化。

安丰中学很正规，是个县重点应该的样子。父亲的高中是在兴化上的，初中在安丰，安丰中学也是他的母校。他带着两个儿子来他的母校读书，不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感受——这个问题是我现在才想到了，当时可没想这么多，第一是年龄小，第二是，有个问题当时可是明晃晃地摆在面前了：两个儿子，不能都上重点班吧？名额太紧张了。

那时候都知道可以高考了，学生们半懂不懂，不少家长们可是重视起来了。县里显然也重视，把我父亲调到安丰，本就有充实教学力量的意思。两个儿子只有一个能进重点班，那当然是我弟弟，他功课从来就比我好。父亲努力了，大家达成了共识；考一下，搞一个重点班筛选考试，画个线，线上就进去。结果是，我也进去了。

父亲还是没有给我们兄弟上课，这是他的故意选择，也是时势使然。他教了文科班。我的语文老师是位老先生，父亲说：这个老师教过我，这句话让我心生敬畏，我算是徒孙了，实际上，我不能说他教得不好，但他的特色很明显，他的古文不错，讲到古文就神采飞扬，可对现代文兴趣不大，对高考也没有研究，真到了高考，阅读理解之类的题目一摊在面前，我傻了。

对我来说，最大的拦路虎是数学和物理。我运气真好啊，我的数学老师叫何忍江，一个白净的书生，无论多难的题目，在他面前都不是个事儿，堪称一绝。事实上，一般的难题，我父亲就能解决，他不行了，就说，我们去找何老师吧。就带了我，去何老师的家。何老师说一声老朱你坐，马上就放下手里的家务，开始解题。偶尔他也会皱眉思考，但从来没有被难倒过。他的课讲得也非常好，条分缕析，举一反三，一句废话都没有。只要你认真听，听进去，一定能有所长进。他显然研究过往年的高考题，包括“文革”前的，有时题目摆到他面前，他就微笑道：这是某某年某某省的题目。随手就解了。

何老师是一个纯粹的数学老师，除了数学，我不记得他做过其他事，除了家务。他妻子也是学校的老师，不怎么会做家务，何老师很宠溺她。

教物理的是冯金官老师。他是扬州地区物理教学界的权威，他曾编写过扬州地区的中学物理教材。这是个爽利明快的男人，个子不高，站在讲坛上却像个国王，物理世界的国王。从牛顿三大定律开始，到光学、电磁学，他步步为营，但几个领域又在他心中融会贯通——他编过教材，有资格把教材丢开。虽然以前通过家里的书，了解了不少物理现象，还整天跟弟弟斗嘴，手舞足蹈地尖叫：我是麦克斯韦的妖精！但要熟练进行物理计算，还是感到艰难。冯老师循循善诱，他能极其熟练地抓住物理量之间的关系，启发学生，拨开云雾。所有的公式尽在掌握，任何难题都迎刃而解。他不是个简单的“小镇算题家”，他懂前沿科学，八十年代初期，他就会给我们讲解原子弹的构造，讲光线的直线传播和反射现象时，他问我们：国外有一种更先进的信号传递方式，叫光纤传输，你们知道怎么传递吗？我脑子一转，立即想起，可以射出一束光，在那个我没有见过的、叫“光纤”的东西里传递，但马上又意识到不对，因为光线只能走直线，那光纤不就不能弯了吗？所有的电线可是都要曲里拐弯的啊。冯老师在黑板上画出一根空线缆，又画出一道带箭头的光，说对管口直射当然不行，可是我们可以利用光的反射现象，如果我们斜着射向管的内壁，光就会反射，在管壁内一直反射，无论管子怎么弯，只要不折叠，带有信号的光就能传输下去。

最近，我在短视频上，看到了光纤传输的原理。就是这样。冯老师在四十多年前就给他的学生讲过了。

我到南京上学后，还是有一门课，叫普通物理学，数学更深了，高等数学，这是个开头。老实说，那个长得很像外国人的物理老师，和那个风度翩翩的女数学老师，就讲课水平而言，比我的高中老师差了不少。我高考物理89.5分，在那年华东水利学院的新生中，排名第二，可是普通物理学还是让我觉得困难。学期结束考试，一个班五十人，记得有二十几个挂了红灯，我虽没挂灯，但只有六十多分，很受打击。

何老师冯老师都成了我父亲的好朋友，何老师寡言少语，冯老师跟我父亲更谈得来些，他们一起去钓鱼，他们弄了一副理发工具，两家的孩子都是一起理发。我自认为在数学物理上，比我弟弟要差得多，但冯老师总鼓励我，跟我父亲说，老大也很聪明的。有一回，他正在讲课，教室门口来了个农民，是来学校清厕所粪池的，他站了一会儿，开口问：请问老师几点啦？他还做了指指手表的手势。那时很少人戴手表，老师则一定戴表。冯老师告诉他。可不知怎么的，还没下课，那个憨憨的农民又来了，还是问，几点了。冯老师不答了，嘴里什么也没说，挥挥手，意思是你走吧。

这件往事，还明确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我在兴化时，离农村很近，近得农民可以直接跟上课的老师对话。但很可惜，虽然身处农村，但我一直生活在校园里，到田野去，不是去劳作，而是撒野，这造成了一个遗憾：我对农事几乎一窍不通。多年后，我写小说，常常会遇到难题，我不知道越冬后的农田里长着什么，不知道小麦和稻子具体什么时候收割。好在我可以问长辈、问朋友。

我最喜欢的是何老师和冯老师，其他的老师也各有特点，一言难尽。有个老师，教过一阵子数学，他也是教过我父亲的，他的特点是胆小，谨小慎微，他解放前当过“书记官”，其实只是个秘书，但这官名很怕人，于是就胆小了。那一阵子提倡“五讲四美三热爱”，其中一条就是不随地吐痰，老师是必须在课堂上宣讲一下的，可他大概是担心得罪学生，很不好意思地说，随地吐痰不好，真要吐了，你们不要吐到教室，就吐到路上，让太阳晒一晒，消毒。学生们不怕他，一个个清起了嗓子，咳嗽声一片，继而哈哈大笑。

毕业实习路过上海鲁迅公园，与同学合影，1984年

安丰中学成立60周年，我回到了母校。冯老师已经快80岁了，走不动，没去参加聚会，我到他家看望了他。满头白发，人也佝偻了。何老师退休后回到了常州老家，我们有联系，我曾在他侄孙考研的事情上帮过一个小忙，我们偶尔通电话，他总要提起这件事。他还是以前清洌的声音，思路也还清晰，但他老伴性子急，常常会抢过电话跟我说话，片刻过后，何老师会在边上提醒她：人家朱辉还有事……意思是，别拉家常了。他总是那么体贴细心。

何老师和冯老师，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灯。

他们尽了力，我也努力了，但是我弟弟考上了，我高考失利，只差了3分。原本我是想考文科的，但父母亲相信“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我这才考了理工科。当时年龄小，抗议无效，不过没考上也不是那么难过，当时的录取率还不到5%，考不上实属正常。但弟弟考上了，做哥哥的却要到纺织厂当工人，面子上有点挂不住。父亲鼓励我再考，厂里工作的辛苦也着实给我上了另一课。老实说，比较辛苦，闷热、噪音，都吃不消。师傅们对我很好，他们视我为文化人。但有一回工间闲聊，我们的意见不一致了，不知怎么说起了林彪的三叉戟飞机，报纸上说，这飞机的一小时油耗，要好几吨。可师傅们说怎么可能，我们田里的东风12型拖拉机，开半天才要一脸盆的柴油！报纸吹牛！我们争起来了，他们不信，可我信。我说我们没见过拖拉机前，家里只有油灯，哪个会相信还有个机器半天就要烧一脸盆的油呢？！

这次的争论没有结果，因为谁也拿不出证据。但另有一个结果很明确了：我决定，我还要考大学。纺织厂很大、很正规，是个国营厂，它有个特点，就是女工多，她们年轻，都戴着白色工作帽，比医院的护士也不差，就便找个老婆，是顺理成章的道路，可我就是要考大学，而且考上了。考上后，传出一个流言，说我站在通往工厂的大桥上，对某个女工说，我一定要考大学，一定能考上。而且说，你也应该考。这就有点玫瑰色了。其实这事是没有的。

高考有了点变化，考场设在县城，要到兴化考了。

兴化

我的舅爷是兴化人，他家的房子古色古香，天井幽深，我小时候到兴化，就住在他家里。后来长大了些，全县文艺汇演，学武术等等，也到县城去过很多次。县城的布局我是熟悉的，但都是过客。高考是在7月，最热的日子，那年还有台风，县城里要涉水。考场在哪个学校，忘记了，只记得闷热，头上湿漉漉地往下滴水，手臂不时要挪一下，要不就把卷子洇烂了。

到南京读书，在南京工作，寒暑假，我无数次途经兴化。长途汽车，五个小时。

从江都开始，公路就紧挨着大运河，依河而行。阳光照射在河面上，金光闪烁，一列列船队在运河中缓慢地前行，或向南，或朝北，它们比汽车慢。我从车窗探出头，总是能看见有一条船上站着一只小狗，它仰着脖子朝我们叫，机声隆隆，我听不见它的叫声。汽车再行片刻，我们就能看见运河的水中央，有一座宝塔。七层，青砖的，宝塔显然已经有了年月，塔顶有一些残破，长满了蒿草，肯定有不少鸟窝。黑色的、白色的鸟，它们腾空飞起，绕着塔顶飞翔。阳光漫溢，飞鸟回旋，宝塔像一张贴在碧空的剪纸。

在高邮的一个临时停车点稍作停留，再上车时，公路就偏离了大运河，沿着一条不大不小的河向东，向兴化驶去。这条河与兴化的河道相接，几乎已有了兴化的模样。一路上要经过好些小村镇，一沟二沟三沟，似乎还有一垛二垛三垛，因为年代久远，现在已不能确记了。但总之，大概到了三垛，汽车往北一拐，兴化城就已历历在望了。

兴化美景多。水上森林和垛田，近年来更是名声大噪。这些景点我当然去过，但也没有反复流连。兴化对我来说是一座城，它的北边散落着我少年的乐园，徐扬、安丰和戴窑，戴窑更是我的故乡。

很多次，有人问我，家乡对你的写作起到了什么作用，或者类似的话。我从前没怎么思考过这种问题，怎么写出更好的作品才是我的问题。现在我得说，兴化的水土、风物、习俗，深刻地影响了我作品的气质。天性和家庭氛围无疑是决定性的，但是兴化有个特别的风气，那就是，那里的人，无论农民、手艺人还是单位职员，对断文识字的人，总是比较尊重，甚至会高看一眼，这就是所谓文脉传承。家乡的人，对我写家乡，似乎有一种固执的期待，这可以理解。我其实也写了不少，长篇小说《白驹》，写的就是我的家族故事，当然也是兴化的故事。据说有人不满意：为什么叫“白驹”，“白驹”不是盐城市的地方吗？为啥书名要给盐城？对不起，是我考虑不周，白驹与施耐庵有关，在小说故事发生的年代，白驹还属于兴化，我忽视了现在的归属问题，“白驹过隙”这个词又把我带偏了。我固执地坚持，写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写好，话虽如此，我的新长篇《万川归》，其主要场景还是准确地安排在兴化了。兴化在这本小说里叫“楚水”，小镇“万窑”可以看作戴窑，也可以看成安丰。万窑砖窑上的八角丁（一种植物种子）戳破了主人公万风和顽皮的脚，轮窑里雄浑的热浪帮他烤干了落水的裤脚……一个写作的人，能做的，也就是在作品里复活它们了。

我是在对逝去的时光表达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