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的祖父丁牖民先生
我从未见过祖父，在时空的坐标上我们相距五年，但幼年时在我的心里与祖父始终有着一种想象中的亲近。从长辈的言谈中我感到祖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有很多地方是我所敬佩的。我常常会在心里想象用祖父的眼光审视自己的行为，这件事我做得够好吗？祖父看见了会夸奖我吗？行为虽然幼稚，但好在多少有些激励的作用。
近些年随着父亲与姑母们相继进入耄耋、鲐背之年，每次相聚他们谈起祖父祖母的故事总是令小辈们兴致盎然，听了每每意犹未尽，我觉得有必要做些记录，是属于家族的故事，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大约是十一二岁时我才见到祖父的照片，那中正庄严的气质一眼就让人沉静下来。细细端详，只见他眉目疏朗，眼光宁静，鼻正，厚薄均匀的嘴唇特别平直，看不出一丝情绪的踪迹。即使是坐在办公桌前穿着西装马夹处理公务，也显得沉稳安详。
从八九岁时直到中年的照片里，都能看到父亲的唇部有些微微撅起，眉峰微蹙，似乎有点不高兴，然而到了老年，他常嘴角挂着笑意。也许是经历了艰难的围困，在生活中觅得了罅隙得以自洽的欣慰。当年因为祖父的原因，父亲从复兴中学毕业后不准上大学，从大上海辗转至小县城，干了14年建筑工人后才恢复干部岗位。据老邻居们说，父亲当年在冰天雪地的公用水管边敲冰洗澡时却是笑着的，那样的冬天有十多个。
我家本姓丁，祖籍在江苏涟水县，世居于县前街。涟水县建制于西汉武帝元狩六年，现隶属淮安市，因为濒海的地理优势，历史上的盐业十分兴盛。唐代鼎盛时期涟水盐场是中国最大的盐场。丁氏在涟水算是大族，据老族谱所记，大约在650年前，丁氏世德堂的第一代先祖从苏州阊门迁到涟水县唐集镇丁梁村，第八世祖又迁到涟水县城。其后家境日趋富有，但人丁并不兴旺，大多是单传。我只在幼时回过涟水，只知我们这一房属于八世祖一支下的第三子。十七世祖丁良珍，有过六品官衔。高祖父是清朝的贡生，后来自己读书没再求取功名，终老田园。曾祖父生于19世纪的80年代末，可能是高祖的安排，他没有参加科举考试，而是接受了新式教育，先后毕业于江苏省立农业专科学校和两江法政学堂。两江法政学堂由两江总督端方主导创办，受到张謇的赞誉和协助。正是被经济、科技兴国思想影响，曾祖后来利用专业所长，在本邑做过农商会长和盐场知事（相当于县知事）等职。曾祖还将家中藏书辟为私立图书馆，设立了启民书局，开浚民智，裨益乡里。听姑母们说，受他奖助的寒门子弟求学立业而有成者，不胜枚举，那个书楼存在了很长时间，当地人称之为“丁家书楼”。
祖父出生于1907年，是曾祖父的长子。祖父的名字牖民，是曾祖父所取，本于《诗经·大雅·板》：“天之牖民，如埙如箎，如圭如璋。”字伯埙，也本于《小雅·何人斯》：“伯氏吹埙，仲氏吹箎。”从中可见曾祖父希望儿子能开启百姓的心智，助力国家兴盛。祖父兄弟姊妹六人，两弟三妹都接受了中等以上的教育。
祖父五岁半入学读书，在涟水县立第一初等小学读了四年，9岁升入涟水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再读三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不久的7月，祖父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考入常州的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那年祖父12岁。那应该是他第一次离开家乡，而且是独自出行。
江苏省立第五中学就是现在的江苏省常州高级中学。学校创办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最初是政府创办的学校，名为常州府中学堂。“继前媺而拓来兹，舍吾之菁菁学子而谁属也”，时任江苏巡抚也是晚清有名诗人的陈夔龙在建校时写的《常州府中学堂记》的碑石，如今仍立在学校大门南侧。1929年9月，学校改名“江苏省立常州中学”。革命家瞿秋白、张太雷，史学家钱穆，文学家刘半农，语言学家吕叔湘、周有光，音乐家刘天华等，都曾在这所学校学习或教书。
用现在的标准来看，祖父没到入学标准年龄就上学了，小学初中读了7个年级，同时祖父还在家上小课。小课还是一对一的，老师是淮阴王营镇的秦选之，人称秦大先生。
秦大先生是民国时有成就的学者，他生于1885年，是南社最早的成员之一，与柳亚子交好。祖父读小学时，秦选之年近三十，曾祖父礼聘他为西席，想必是了解其学识的。后来正如我的猜测，在淮阴地方史料中，我得知秦选之曾就读两江师范学堂，当时学堂的历史老师有柳诒徵、刘师培。秦选之的文字学著作《匡谬正俗校注》，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收入“国学小丛书”。他的另外两种著作《花间集说解》《秦妇吟笺证》也由商务印书馆刊行。
祖父跟随秦大先生主要习学国学，同时练习书法。他学习了大小篆、钟鼎、石鼓文，对于汉魏、晋唐名家都有所用力，尤其擅长小篆。祖母说早年常有人向祖父求字或请为店铺题写匾牌。父亲幼年见过他铺排好几张桌子书写大字。近几年我们还在网上看到北京的拍卖行拍祖父当年写的一通四条屏的小篆《西铭》。父亲说当年家里的堂屋常放有一个龙喷水的砚台，有个仆从赵大专门收着祖父印章，有满满一箱，可惜我后来仅见到遗存下来的三枚，一枚上有字：“牖民先生正属，陶寿伯制辛卯九月”。陶寿伯名知奋，号万石，1902年生，师承唐伯谦、赵叔孺、张大千，书法、绘画、篆刻并称三绝。于右任评其“刻印推海内巨手，画梅亦为第一”。那个龙喷水的砚台虽然还在，但上面的龙头却被父亲掰掉了，说怕被算成“四旧”破了。看到砚台时，我不禁用手掂量了一下，比我的巴掌还大，还是有些重量的，难为父亲辗转大半生一直带在身边。
1923年，祖父16岁从江苏省立五中毕业，成绩名列第三名。当时中国实行大学自主招生制度，由各校自行命题，组织考试并确定录取。祖父同时报考了五所学校，不想竟都被录取了，包括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和复旦大学。但由于国内军阀混战，时局动荡，家人不建议去北方，祖父慕名校长张君劢，便选择了国立政治大学。国立政治大学当时在上海的吴淞口附近，祖父就读的专业是政治经济。
从祖父的学业经历，可知曾祖对他的教育是非常用心并且也是相当开通的。既注重国学也着力新的经济思想的学习，并不固化僵硬。按照事先设定的发展轨迹，祖父大学毕业后是要去留洋继续深造的。只是不幸，他大学毕业那年，曾祖父英年早逝。顾及家中弟妹的生活和学习，祖父开始成家立业。
1927年春祖父与祖母庄慧君结婚。也就在这年夏，祖父投身国民革命军北路军，在总指挥部为少校，担任文书和宣传事务。同年12月，应时为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永建之召，祖父进入民政厅。钮在任时的省政府在治安维持、财政整理、教育振兴等方面均有成绩。祖父长期在江苏省民政厅任职，历任科长、秘书、主任秘书等，恪守其职，管理过财政、粮政、法政，对于江苏省公职人员进行过资格审定，担任过江苏省县长考试讲习事务所所长等职。
抗战期间，祖父任行政院直辖江苏省特别行政区公署政务处简派处长，并在长江下游挺进军总司令部李明扬将军部下任少将参议，赞襄擘画。李明扬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民主人士，不仅参加过辛亥革命，抗战期间，还率部参加台儿庄战役。陈毅曾三次与他谈判，他秉持“抗日我干，打内战我不干”的态度与新四军建立统一战线。1949年李明扬率部起义，毛泽东称赞他是“大事明白，小事糊涂的人”。抗战胜利后，祖父仍回到江苏省民政厅。1948年秋，调任松江县县长。
松江解放后，祖父回到上海家中，开始平淡生活。他想自己不过是文职人员，何况平素待人治事勤谨，持躬清正，并没有什么人命血债，家中妻子亲眷甚多，恐怕辗转离乱中失散。然而后来不断有朋友提醒他避风头，否则有性命之忧。1951年的某个黄昏，祖父匆匆离别家人，独身去香港，从香港再转至台湾。父亲说，祖父临行之际，只对他说了一句“好好念书，听妈妈的话”。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
到台湾后，祖父先在台北环球印刷公司任副总经理兼印刷厂厂长，后经台湾地区行政机构秘书长陈庆瑜向省长严家淦推荐，自1955年起到烟酒公卖局的基隆、宜兰、彰化等地任秘书，直至1971年。这年12月26日他心脏病突发，病故时正在彰化的任上。
20世纪50年代台湾的烟酒公卖局隶属于台湾省的财政厅，是省属三级机构，在台湾的经济与社会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经营收入是当时台湾地区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祖父晚年自己填写的一份履历表“特长”栏中，他这样写道，“对省县地方行政深具经验，而于理财亦有心得”，他始终是一个注重实干的新经济思想的践行者。
直至1987年的年底，中断了38年的两岸人民往来得以恢复。1989年表叔王振华回来，祖母、姑母和父亲他们才知道祖父去台湾后的一些情况。这位表叔的母亲是祖母的姊妹，当年他在国民党部队服役，因此随部队先去了台湾。我记得1989年夏父亲要从安徽赶往上海，临行前颇为激动，作为小孩我也知道有一个叫王振华的人要从台湾回来，据说成都、自贡、西安等地的姑母家也都有人到上海，还有涟水老家的亲戚。当时祖母在上海的大姑母家中。后来回想到此事，我不禁脑补了大家围坐在表叔周围的场景，但是我只能想象场景的画面，祖母、姑母和父亲当时的心情却是无法用语言所能描述的。
当时父亲从上海回家，带回来的物件中最多的是照片，而所有照片拍的几乎都是灵堂，大约有三四十张，虽然是彩色的，但色调都是黑白色，有些带着很重的黄色。照片插在两个单独的小照片夹中，那种照片夹是我所没有见过的，与当时通行的大开本的彩色照片夹非常不同。我当时瞥见这些照片但并没有仔细去看，觉得都是悲伤的画面。只是常常看到父亲坐在桌前一张一张仔细地看，有时还会用放大镜仔细辨认。后来我才知道，这些照片是从各个不同角度拍摄的祖父的灵堂和出殡场景。祖父去世后，灵堂分设在台北善导寺和彰化丛林寺，有千余人来上香祭奠。据说其中不少人只是因为日常与祖父有过些许接触，心怀感念而赶来。照片上无数的挽联、挽幛，其中有曾任蒋经国时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马树礼的长联：“窗砚仰才华，书法临池余绝艺；乡邦敦契谊，天涯瘗旅郁沉哀。”马树礼是祖父的好友，也是涟水同乡，他后来为祖父的传状写了题名，两岸相通后还给祖母和父亲寄来贺卡问候，那时候他已是八十多岁了。从马树礼的挽联中可见他与祖父相交深厚，他更理解祖父独居岛上心情的沉郁。我曾经试着从余光中与罗大佑的诗与歌词中去体味，但能表达出来的终究还是肤浅的。
带回来的遗物中有祖父最后日子里随手写的两三幅字，有一幅篆书，写的是：“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不周。”另一幅是行书，抄的是“傅青主家书”：“贫不足羞，可羞是贫而无志；贱不足恶，可恶是贱而无能；老不足叹，可叹是老而虚生；死不足悲，可悲是死而无补。”也许祖父当时是在想着如果回家了，他要怎样教育子女，以前没有说的，以后都要补上。听姑母和父亲说，祖父在家中时，总是很忙，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他对孩子的学业从不提什么要求，只是好像心里很有数。当时父亲和三姑母一起在虹口三中心小学读书，姑母得的名次常常比父亲高，有一次祖父看了父亲的成绩单，淡淡地说了一句“老师偏心”。父亲说他听了很惊讶，因为从实力上自己确比三姐好，但分数却是自己的低。祖父离家去台湾时，父亲11岁，如今年逾八旬，所记得的祖父的事很少。他常说起的是：“我听爸爸说每天必须一次大便，最好，我七十年来都遵守着。”他遗憾自己没得到祖父指点书法，虽然偶尔喜欢写写，到底没什么功底。父亲还提起，祖父一次见他的作业本上写着“平时测验”四个大字，问：“老师写的？”父亲说是自己写的。那时父亲小学三年级，他揣度，祖父一定认为是写得不错的，否则不是那么问，心里颇为之得意。
我记得家里的第一盒磁带《黄河之恋》，我最喜欢听里面的歌曲《春天里》，曲调明快，歌词有着轻松的自嘲，“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紧挨着这首的是电影《夜半歌声》的插曲，每每一放到那里，父亲便大声跟唱：“追兵来了，可奈何，娘啊，我像小鸟儿回不了窝！”当时我觉得很带劲，后来想想似乎另是一种滋味。
自从见过王表叔，父亲便喜欢对别人提起祖父，他始终保有着一种孩童夸耀式的对于祖父的感情。姑母们在一起也常常谈起，九十多岁的姑母提起祖父，也总是用“爸爸”的称呼，而不是称“父亲”。二姑母说“妈妈与爸爸关系很好”，不像那个时代的其他夫妻之间那么严肃，那么正儿八经，她见过祖父、祖母一起，一个用筷子敲碟子，一个跟着节奏哼唱歌曲。祖父偶尔公务在外面应酬，回来也会和祖母聊起见到些什么人，什么模样儿与情景，有时祖母还要开几句玩笑打趣祖父。小姑母还说她听邻居说，年轻时祖父会给祖母梳头发，做成各种发髻样式，是旁人艳羡的浓情蜜意的趣事。
这些事在后来已八十多岁的祖母和我待在一起的时日，从没有提起过。祖母教过我唱“小燕子穿花衣”，我听见过她叹息“你爷爷要是在台湾再成个家就好了……”，年幼的我那时是不能理解的，文学作品里的忠贞不贰，天长地久才是最好的呀，祖母怎么说这种话呢。祖母家也在涟水，祖母的父亲庄秀伯是当地较大的富户。光绪二十五年（1899），有名的松寿堂药号大老板派五子吴始祺到涟水县涟城老街开设药房，租借的门面房，就是祖母家的。祖母和她的妹妹即我的姨奶都是在新式学堂接受教育的，我小时见过这位姨奶，那时她七十多岁，有邻居拿着药瓶上的英文说明书来问她，她能边指边念。祖母与祖父是自小订的娃娃亲，据说是两家长辈在吃早茶的时候订下的。祖母比祖父小两岁，小学与祖父读的是一个学校，只是低年级。祖母不仅知书识礼，还有坚强的韧性。祖父去台湾时，她42岁，带6个孩子，最小的只有5岁。她抛头露面在上海街道办事处参加缝纫学习班，做了一期学员就当教员，便有了收入，维持日常生活。同时她典当首饰、物品送6个孩子读书。她对教书的先生非常敬重，多次对我提起当年帮父亲争取减免学费的小学老师丁先生，丁先生说的什么话，怎样带父亲去校方争取，她感念弘多。我的爱人也记得，他到上海读研究生，去小姑母家看望祖母，那一天八十多岁的祖母就拄着拄杖站在门外老远迎接他，他说那是民国时的老辈才有的遗风余韵。
当年面对有些人对祖父的误解，为她提供“特殊”的待遇，她坦然受之。她为丈夫戴了十多年“高帽”，发回原籍涟水。不过好在很多家里以前接济过的人悄悄给予她帮助。游街前有人会告诉她先把鞋绑好；她被关了，也会有人送门板给她当睡床，打水给她洗脸，看着她把送来的饭统统吃完，还会疑惑“大姑怎么吃得下去像个没事人呢”。
二姑母、小姑母回忆说，祖父离家后，祖母常在家念叨，祖父不爱吃蔬菜，不爱走路，总是以车代步，在家时会提醒他，可是一个人在外怕就没人告诉了。在王表叔带回的遗物中有一本祖父的记账簿，他每天的花费几乎差不多，但其中果然天天都有车费，午餐晚餐基本都在外吃。偶尔会吃面包蛋糕，还买可口可乐。晚上会去看一场电影，后来的日子几乎每晚必看，并不能看出他喜欢什么类型的电影，只是每天看一场。父亲说，那当是他晚上的时光难捱，看电影是为排遣和忘忧。小姑母说祖母最懊悔的一件事，是在祖父离家前的两天，因为局势紧张，祖父心情不好老喝酒，祖母责他不该借酒浇愁。那时候祖父喝酒的下酒菜是小卖部的花生米，他便找借口5岁的小姑母想吃花生米，但还是被祖母“戳穿”了。没想到，后来这浇愁的酒还是要独自慢慢地吞咽。当时去台湾的人，大多都重新娶了妻生了子，另成立了家，特殊环境里的人要生活，那也是可以理解的，祖父则是始终固执的一位。
1975年祖母的“帽子”摘了，小姑母也被安排进上海无线电厂，不久父亲回到干部岗位，冬去春来，万物复苏。提起当年，祖母说遭遇不公时可以看看更不幸的人，挺过来了就发现当年那些欺负你的人，没几个还在啦。不过，祖母终究身边有儿女相伴，加上大姑母、二姑母年长懂事，能替母亲分忧。“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试想当年祖父那里如能自天而降一封“家书”，或许故事的结局，就有新的改变。
祖父的骨灰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十七日安葬在山明水秀的阳明山，小姑母和父亲先后去祭扫过。墓木已拱，好在一直有不知名姓的人照看着。如今祖母也已故去多年，她的照片被安放在祖父的墓碑边，在上海祖母的墓旁，也安放了祖父的照片，虽然七十年的生离死别，碧海红桑，相信九原之下，两位老人终是可以相视相守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