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亲情的秘密

在机场候机，一位坐我旁边的白人男士，年龄小于我，但也早入“老”籍。本来各刷各的手机，老妻拿出一盒饼干让我吃，我顺便请客。他爽快地吃了，于是热烈地聊天。引起话题的，是不远处登机口的一家人——三个孩子和他们的父母亲。看得出来，他们一起来旧金山探亲，归途却分开，父亲去纽约，母亲领着孩子们回西雅图的家。孩子们轮番和父亲拥抱，久久不放，最小的女儿最黏人，扯着爸爸的衣角不让走。母亲站在一旁微笑地看着。我和老白人都被感动了。他显然联想到别的什么，神情庄重，干咳一声，说有一桩事，搁心里好久了，拿出来讨论一下。

老白人的故事是这样的——

十年前，他在旧金山一家房地产公司当经纪，一位同事兼好友是菲律宾人。菲律宾人因为母亲患中风，回马尼拉去看望。母亲抢救过来以后行动不便，他留下来照顾，拖了一年多，待母亲恢复到能够自理才飞返旧金山，请老白人接机。那是拂晓时分，老白人载着菲律宾友人，从机场开了近一个小时，到达目的地。

老白人对我叹口气，说：“叫我大吃一惊、永远难以忘怀的，是友人走进家门的一幕。”碰巧是星期天，天已大亮，居民多半都在睡懒觉，周遭静悄悄，只有零星的鸟叫。他帮友人把两个大行李箱卸下，两个人往大门走。车库门前，一个白人小伙子趴在梯子上，似乎在修理什么。菲律宾友人向他打招呼，他低头看一下，说一声“嗨”，原来是菲律宾人的女婿。年轻人并没有下来。菲律宾友人摁了门铃，好一阵，门开了，是他的女儿。她说：“爸，回来了？”两个人把行李箱搬进去，放在客厅。老白人坐到沙发上，发现灯没开，光线很暗。女儿进了房间，因为孩子在叫。离家一年多的归人，要给朋友泡咖啡，却不知道咖啡放在哪儿，一边在厨房里找一边嘟嘟囔囔。老白人嘴上说着出家门前已经喝过了，心里却在嘀咕：这里，有点冷啊。

菲律宾友人走进卧室，换下西装，穿运动衣出来，太太尾随着。她是被老公惊醒的，有点不高兴，夸张地打哈欠。她走进客厅，对老白人打招呼。老白人看她披头散发，应了一声，转头向窗外。

老白人不愿久留，气氛太不对劲了，于是对老友说家里有点事，得走了。菲律宾友人送他到门外。老白人一路上都在想：这是不是亚洲人的生活方式啊？他也是有家室的，每次出远门回到家，太太和孩子都是要到门外迎接他的。

我说“亚洲人”这概念太大，就我自己和所见的亲友而言，并不是这样的，老白人默然。

我说：“从你所见的一幕看来，你朋友的家庭潜藏着危机。这方面，你是有发言权的。”

老白人说：“倒也是。我这老友几年前出过轨，差点离婚。好在及时摆脱了小三，太太勉强原谅了他。不过，婚姻也就此落下后遗症，同住的女儿、女婿，也只是敷衍他。”

我想深一层，自问：如果是我，离家这么久回来，家人这般待我，我会不会失望呢？如果次次都如此，我会不会失去对家庭的依恋呢？

家，是人间最好的庇护所，哪怕仅仅是基于仪式感考虑，也该这样——亲人回家，所有家庭成员都在外等候，逐个给归人以热烈的拥抱和问候。要有人替他提行李。进了家门，给他递过热茶。太太拿来热毛巾，让他抹脸。至于接风宴，不必说自然相当丰盛。这样的家，赋予人的温暖和力量，才是无可替代的。

我和老白人达成如此一个共识：应当把迎接亲人当作一门功课，好好地做。

亲情的力量

网上流传一个名为“盘点偷偷回家孩子的反应”的视频，收集了十三个场景，情节几乎是划一的：外出打工的爸爸妈妈回到家，与留守儿童相见。看了一遍，我老泪纵横难以自持。我把它转给多位朋友，问他们的观感，无一例外地都回答说看哭了。都是阅历甚丰的老年人，一年到头难得洒泪，居然无一不被这不到五分钟的视频攻陷。即便“泪点”最高的一位，也坦承自己撑到第三个便再忍不住了。

视频拍的都是底层人，大人从城里回到久别的家乡，而孩子都留守在家。面对这积累的思念瞬间爆发的感情张力，谁都难以提出“多事”的疑问：是预先设定的剧本吗？是有人指挥摆拍吗？又或是另类的带货吗？而我觉得，它的“真”，是演不出来的。

公路下方，七八岁的男孩和五六岁的女孩并肩站着，一辆大卡车隆隆开过。孩子们挥手，高喊：“爸爸！”卡车回以喇叭声，是当司机的爸爸摁响的。三四岁的男孩子被奶奶捂着双眼从家门走出，等奶奶移开手，孩子惊呼：“妈妈！妈妈！”母子紧紧拥抱，孩子哭得稀里哗啦。两三岁的男孩，穿棉袄，戴棉帽，独自站在村外久久等候。一辆轿车开近，孩子跑去迎接，一个踉跄，摔倒在地。妈妈下车，跑过去扶起，拥抱。所有孩子表情的递变都大体一样：惊喜的呼唤——瞬间的笑——长长的哭。

可怜的人间，一年年被铺天盖地的谎言蚕食，人际关系次第崩塌：第一层，个体和陌生人的关系；第二层，社会的网状关系——上下级、客户和供应方、同事、同学；第三层，家族亲情，和家中长辈以及亲戚的关系。无论到了何种不堪的境地，由直系血缘构筑起的“最后堡垒”——父母和儿女的关系——依然得以维持。当然，这也有限定条件：儿女还处于被抚养的年龄，而父母之间的关系平稳。作为人性核心的爱，以悲悯、牵挂、无保留的付出，凝聚于无掩饰的言行中，真与善在这里展现出终极的美。

当孩子从远处奔跑向自己时，当孩子的眼泪濡湿了肩膀时，当孩子抱住自己不肯松手时，亲情的永恒魅力，与其说体现于获得补偿的孩子，不如说凸显在父母一方。且让我们想想看：外面的世界一点也不纯粹、高尚——流水线作业的单调，上班族所承受的诸多压迫和限制，加上教人反省的机构或设施的缺失，人是容易迷失甚至堕落的。然而，无论自身有多少缺憾，面对孩子，父母也会产生改变自己、提升形象的愿望，否则便辜负了孩子无辜的眼神。由此看来，这种久别重逢，很可能使大人的人性得到洗涤、情感受到净化。

与“向善”同步的，还有责任感。漂泊于外的人，身上贴着的标签可能是打工者、租客、摊主、负债者，唯独不是“家长”。久而久之，为人父母的担当，也被劳累和焦虑消解了。而在重逢的一刻，他们只有一个身份——爸爸或者妈妈，他们马上进入角色。怎样当一个好爸爸、好妈妈，立刻成为最严峻和迫切的问题。面对着如此纯洁的孩子，有谁会不想为下一代树立好的榜样，谁会不想获得孩子的尊敬呢？

比起“夜深儿女灯前”，久别重逢的一刻，对儿女和父母双方都弥足珍贵。

并非“尽在不言中”

五十多年前的知青时代，我读了厨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这本书痛诋日本人的“虚伪”，举出种种例子，其中有一个是学生以红包的形式给塾师送上报酬。塾师当面并不打开。但如果红包给小了，便愤愤不平，思谋给学生点颜色看。作者将这种现象归因于追求面子上好看而掩盖物质上的贫乏。而我感兴趣的是包括日本人、中国人在内的东方民族的一种特性：人际交往时过分爱好暗示，反而招致误会。现代社会所看重的契约精神，其前提是具有“契约”，而我们却总是有意无意地以“暗示”替代了它。

中国人C君是企业家，经营摄影器材，在全美开了十多家分店，生意有声有色。他二十多岁才移民来美，留学加上创业一路奋斗，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就。他把亲情看得特别重，不遗余力地提携姐妹以及她们的后人。他对亲人说，当年因为父母被抓去批斗，他们这些孩子在家里抱成一团，焦虑万分。今天他们也要继续抱团。C君的姐姐一家住在纽约，儿子大学毕业后，工作想要让弟弟帮忙。C君说外甥念的专业对口，到他的公司上班好了。年轻人从东海岸飞来，入住C君家。C君夫妇把外甥当成自家孩子，平日一起吃饭起居。在C君的公司干了两年，外甥对舅舅说对这一行失去了兴趣。C君认为年轻人有选择的自由，外甥遂跳槽到本市一家软件公司，仍然食宿在舅父家。十年过去，外甥年过三十，和纽约一位女子谈恋爱，结婚，这才离开旧金山，和父母团聚。

这件当时备受各方欣赏的好事，后来却导致了姐弟间的不和。外甥离开后，没有给舅父舅母写过片言只字，连节日的例行问候也没有。C君出于关心，多次给老姐打电话询问外甥的近况。姐姐说孩子很好。C君追问，姐姐竟抱怨弟弟“不会做人”。C君惊问因由。姐姐竟说：“这十年，我把独生子送去陪伴你，给你打工，我们两口子在这边有多寂寞，你知道不？”

C君哑然：这是从何谈起？我自己有三个孩子，管教已够吃力，难道还巴巴地盼你送一个来不成？外甥在我家食宿十年，从来没交过一毛钱，我还没有计较，如今怎么还变成倒欠你们了！

C君检讨此事，认为自己错在最初没有订立契约。本该明明白白地宣示外甥此来，作为雇员待遇如何，作为亲戚又有哪些权利和义务。还要分别以老板和舅父的身份，在公私两造都划下界线。外甥在我家的待遇如何、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都作出清晰说明。情面归情面，规矩仍是规矩。然而遗憾的是，外甥来投之前姐弟间的通话，并没有触及任何具体问题，姐姐一句“把他交给你了”，自己一句“包在我身上”，就算是解决了一切。

中国人惯用暗示，往往刻意使界限模糊，以留下回旋空间。一句“兄弟包涵”，意思是我做的坏事可不要说出去。一句“一笔写不出两个×字”，意思常常是可以合伙舞弊钻法律的漏洞。然而在分工精密、信息透明的现代社会，这种糊里糊涂只会引发更多的不确定性，其后果也只会更令人难以承受。

“尽在不言中”的意会，在现代社会中无疑是不够用的。别说甥舅，哪怕是父母和子女之间，也不能过分依赖暗示。比如说对年老父母的安顿，儿女断然不能以“不会亏待你们”来敷衍，要把将要承担的道德责任、经济责任开列出来。如何照顾，如何开支，这些一概要明算账。

【刘荒田，广东省台山人，1980年移居美国，著名华文作家，曾任美国华文文艺界协会主席、《美华文学》主编。2009年，《刘荒田美国笔记》获首届“中山杯”全球华侨文学奖散文类“最佳作品奖”；2013年，获北美《世界华人周刊》、华人网络电视台所颁“2012年度世界华文成就奖”；2015年获“新移民文学笔会”“创作成就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