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鸿：未被书写的故事一直都在
11月23日上午，“有光的孩子——梁鸿教授新著《要有光》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中国当代非虚构写作代表人物、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鸿作主旨发言，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严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叶尘宇、上海市气象局首席气象服务官兼心理咨询师邬锐、复旦附中语文教研组组长王希明、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启元、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姚霏老师、张静老师、朱琺老师、刘欣玥老师、姚文晗老师、本科生兰洪凯等来自社会各界的嘉宾出席研讨会并发言。会议由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王宏超主持。
十余年前从学院研究迈向非虚构创作，缘于梁鸿教授走出书房、深入现实的内心冲动和问题意识。在“梁庄三部曲”中，她深刻记录了中国农村的衰败和回不去的故乡。在《要有光》中，她试图追问一个始于内心，同时又辐射社会整体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生病的孩子却越来越多？这个问题，看似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心理学问题，但梁鸿教授坚持以“文学”的立场写作：她不是要通过采集样本，分析、总结出什么规律，而是关注“人”本身，从个体入手，呈现历史和生活的复杂性。在梁鸿教授看来，文学的普遍性是建立在个体性之上的。从“梁庄三部曲”到《要有光》，她始终坚持把自己的村庄写好，把自己关注的对象写深，写到自己能达到的最大程度，最终就会具有某种普遍性。她强调，“现实”是需要发现的，非虚构写作并非简单地“把一堆摊开的现象揉在一起”，而要有足够宽广的视野和敏锐的感觉，把现象写得更充分，更深远。在《要有光》中，她试图把潜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习焉不察的文化惯性、思维惯性呈现出来，从家长与孩子的角度，重新思考我们几千年来一贯的行为、生活、表达方式。这种“发现”需要时间的长度和宽度。对于非虚构写作而言，必须“和写作对象站在一起”，因为很多生命细节，只能通过漫长的相处慢慢呈现出来。她到现在还经常和书中原型人物们聊天。唯有在亲密相处的过程中，家长和孩子们，才会说出内心最深处、最不愿正视的东西。
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严锋教授从一个自闭症孩子的家长角度，动情地分享了他的阅读感受。自闭症儿童家长的身份，使他有了“增强的眼睛”，能更敏锐地发现正常世界中的不平静。他认为《要有光》既写了一个特殊人群的特殊心理领域，又指向更大的人际空间。不仅孩子的世界，也包括成年人的世界，甚至群体与群体、国与国之间，都是一个破碎的世界。各种技术和媒介看似把我们联系得更紧密了，实际上却让我们的心灵更加疏远和隔绝，引发了更多的矛盾、冲突，乃至战争。此时，文学的意义就显现了。在严峰教授看来，在技术时代、AI时代，文学和心理学是最重要的两个文化领域，二者都是“人学”，都要进入人的内心世界，只是方式不同。心理学技术性更强，文学精神性更强、更细腻，二者能形成互补。他提到，书中敏敏的成长是环境支持和自我疗愈结合的一个典例。自我觉醒的同时，她也很需要一个阿叔补习班那样的环境给予支持，换一个环境就完全不一样。文学也是给我们一个新的环境、新的世界，让我们对现实产生不一样的认知。
复旦附中的王希明老师，分别从父亲、教育工作者、普通人三个视角做了令人动容的分享。更甚于书中的孩子，他的自闭症小女儿“连小学的入场券都没有”。书中的孩子还是有希望的，而那些唐氏、自闭症孩子连希望都看不到，他们对父母的爱是没有回应的。我们爱一个人，总希望有回应，当完全没有回应的时候，是否能几十年如一日地爱孩子？这对家长是一个严峻的考验。王希明老师提议，梁鸿教授将来可以考虑写一写其他的特殊疾病孩童，写他们的父母怎么挨过艰难的时光。作为一线的中学语文老师，王希明老师深感这些年教育只筛选，不培育，不断淘汰所谓的“失败者”，再把“胜利者”变成“失败者”淘汰掉。这是一种“负筛选”，越有灵性、越敏感、越有思想的学生越容易被淘汰，最终筛选出大量情感贫瘠的“刷题机器”。《要有光》这本书让教育工作者反思，学校到底在给社会输送什么样的人才？尤其是在语文教育中，情感、审美教育严重匮乏，沦为科学教育的附庸。文科应该帮助学生陶冶情操、建立丰盈饱满的灵魂、建造自己的精神家园、获得能够信服的生活哲学，而这些都缺席了。作为一个普通人，王希明老师认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抑郁倾向，正如书中所说，“生病的人在替我们受苦”。每个普通人的创伤都是整个社会文明的创伤，我们的“正常”不过是还没到达一定的阈值罢了。他多次想逃离教育一线，但又说服自己坚守。他本是庄子式的闲散性格，是生病的女儿激发了他的斗志，让他“从庄子变成惠子”，尽己所能保护孩子们。正如书里的阿叔，他深感拯救别人也是拯救自己，对学生好才感到生命有价值。作为“人”，我们是一个整体，“要有光”不是乞求，而是来自善良人性的命令。
在心理医学科的资深从业者叶尘宇医生看来，梁鸿教授的田野调查很仔细，书中医生诊断用药的细节都很真实。通过医生的表现，能看出北京和丹县医疗条件的天壤之别。叶尘宇医生对医学教育困境也深有感受，当下医学生压力很大，从本科到博士，大家都在卷学分，很多学生得了抑郁症。但一个利好消息是，最近教育部颁布了《进一步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工作措施》，说明我们已经在从绩效至上向健康第一转变。她动情地说，“卷孩子不如卷自己”，我们要尽可能更强大、更努力一点，为国家社会多做一点贡献。如果我们能成为防风林，就能让我们的孩子、周围其他人更自在、更轻松，让花成为花，让草成为草，哪怕自己的孩子是一抹苔藓，那也很好。
邬锐博士以他作为心理咨询师治疗的厌学儿童和自己曾经厌学的儿子为例，分享了对亲子关系和教育的思考。很多厌学的孩子都很有才华，只是没有被引导向真正适合自己的领域。荣格曾说，“父母是孩子的阴影”。父母身上的盲点90%以上都会传递到孩子身上，潜意识的东西会投射在孩子身上。不认清这些东西，它就会蔓延。邬锐博士坦陈，自己作为父母，往往被社会规训搞得很焦虑，在督促孩子学习和“认为他根本不该去上学”两个极端之间跳来跳去。自己儿子从小对自然极有兴趣，但上中学后迫于学业压力，反倒眼里越来越没有光了。唯有化学一直拔尖，但其实从未给他补过课，他就是喜欢在家里、学校实验室做实验，常常搞出种种“事故”。儿子高中毕业，考取一所二本学校的农业专业。作为家长，邬锐博士心里一开始很有落差，但发现儿子的大学学习很开心，他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化学和电脑才能。他感慨，我们家长要不断反思自己，要能在一个急遽变动的环境里找到几个锚点。其中最大的锚点，就是发现孩子真正喜欢做的，找到对孩子真正人格的解读。尽管我们有很多盲点，但方法总比问题多，如何解决盲点也是一个很好的自我成长过程。
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王启元副研究员结合其医学、宗教学和古籍研究的学科背景，分析了当前普遍存在的群体性精神压力。他在教学实践中观察到，有相当数量的研究生正受到抑郁或双向情感障碍的困扰。他引入“共业”这一宗教观念，认为许多心理问题的本质，是社会与时代的课题，更根本的则是关怀与学识的问题。王启元副研究员主张，通过个人修行与社会观照来共同应对。他特别提到，近年来大学生的精神健康状况不容忽视，呼吁家长和教育工作者以更持久、更平和的心态陪伴年轻一代成长。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姚霏教授分享了与女儿共读《要有光》的独特体验。她首先指出，厌学现象的本质是“时代痛苦落在孩子们身上”，是原生家庭、教育体制与文化结构的叠加，共同构成了年轻一代的精神压力来源。通过女儿的阅读反馈，姚霏教授注意到青少年对虚拟与现实界限的认知模糊，提示这可能是加剧其心理问题的潜在因素。此外，作为一位历史学者，同时也是医学人文领域的研究者，她强调医学领域中人文关怀的重要性，呼吁提升医患沟通中的共情能力，进而提出可以将《要有光》这类非虚构文学作品纳入医学叙事的文本库，为将来的医学教育和研究提供更多资源。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张静教授结合自身比较文学的专业视角与作为母亲的亲身体验，解读了《要有光》的叙事力量与现实意义。她高度评价该书的文学价值，指出梁鸿将文学性融入社会观察，使作品兼具艺术深度与现实厚度。通过对比美剧情节与书中北京、滨海、丹县三地的案例，她指出了青少年心理问题背后的结构性不平等，并强调了母亲在育儿过程中普遍面临的自我责难与情感困境，比如育儿过程“不断自我审视”所带来的痛苦。因此，张静教授呼吁社会放下对母亲群体的单一指责，共同面对现实困境。在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文学与情感仍具有不可替代性，“有温度的情感交流”是应对未来挑战、关怀下一代精神世界的核心所在。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姚文晗老师基于自己的一线教学经验和母亲角色，分享了伴随阅读涌现的复杂思考。她指出，当前青少年普遍呈现敏感、脆弱与焦虑的心理状态，校园极端事件频发，更对教师群体造成深刻冲击。通过身边的案例，她揭示了学生陷入“既厌学又要强”的无力状态，以及教师在应试压力下被迫采取机械教学方式的无可奈何。同时，结合女儿患有选择性缄默症的个人经历，她反思了自身无意识传递给孩子的焦虑与控制欲。她特别认同书中“创伤是生命存在本质”的观点，认为唯有理解创伤的形成过程，才能避免将孩子推向更深的困境。最后，她指出文学具有救赎的力量，正视内心的脆弱与不堪，是避免极端事件、走向真实自我的重要途径。
同为文学创作者，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朱琺老师关注《要有光》从初稿到成书的删改过程，并期盼梁鸿教授未来推进这一系列的非虚构创作。作为一名高二学生的父亲，他坦诚分享了自己的“育儿焦虑”，曾难以理解女儿对学校的抵触情绪。在不断反思中，他逐渐意识到，过去对女儿的诸多要求，实则忽略了其真实的成长需求与逻辑。受柳宗元《种树郭橐驼传》启发，他体悟到教育如种树，过度干预反而适得其反，进而提出家庭教育应是亲子间的自然互动，强调父母的状态将会深刻影响孩子的成长。
上海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师范本科生兰洪凯带来了青年学子的读后感想。他首先聚焦于“高知家庭”的问题，通过对比书中案例、自己的实习以及对中学教师的采访经历，认为和睦的家庭关系与充足的情感支持，比父母的高等知识水平更能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其次，针对“超级学校”现象，他结合自己在山东烟台“高考的三驾马车”就读的经历，分析了高强度教学模式之所以被接受的现实逻辑及潜在风险。最后，他表达了对青少年心理状况的忧虑，认为《要有光》可以让更多教育者认清问题，进而采取更好的预防与应对措施。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刘欣玥老师坦言，这本书带来了溺水般的阅读体验，因为不得不暴露创伤，令她如同坐在精神科候诊室里的青少年身旁。她与书中的雅雅、敏敏“试图理解父母的努力”产生强烈共情，一边“理解不完美的父母，重新认识自己的成长过程”，同时也反思了亲子关系中难以突破的结构性沉默。谈及自己在精神科的见闻，她提出“我们为何难以直视他人痛苦”的问题，认为这种回避，实则源自“我们无法直面自身的怯懦”。是《要有光》这样的文学作品，赋予自己开口谈论困境的勇气。在她看来，梁鸿教授基于亲身陪伴的深入书写，已超越单纯的文学描写，通向一种坚实的伦理承担。最后，她引用叶尘宇医生的话，以“苔藓”为喻，表达了对成长与文学价值的独特理解，并祝愿每个人都能成为自己真正向往的存在。
研讨会临近尾声，梁鸿教授坦言今日深受感动，并感谢与会嘉宾的真诚分享。她认为，文学的可贵之处正在于情感联结与自我观照，各位与会者的发言，正体现了文学如何让读者“把自己也放进去”。她分享了成书过程中的复杂考量，再次陈述自己的创作更多源于内心的冲动。尽管暂无明确的写作计划，但那些“未被书写的故事一直都在”，未来或将成为新的作品。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王宏超教授总结说，本次研讨会是一场“远超学术交流的真诚对话”。《要有光》是一部能引发内心震动与深刻反思的作品，书中所揭示的现实问题值得每位教育者与父母深思。最后，王宏超教授寄语师范生与文科教师，希望他们以“自身之光”点亮下一代，同时表达了对梁鸿教授未来创作的期待，并向她一贯深切的现实关怀与人文情怀致以敬意。
本次在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举办的围绕梁鸿教授新著《要有光》的研讨会，不仅是一场高质量的学术研讨，更通过跨学科嘉宾的真诚交流，引发全场观众的积极参与。呈现出思辨的深度与情感的共鸣，这一份对中国教育的深思与热望，必将激发更多学者、教育工作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与行动。（摄影：李响 顾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