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洛带，东出成都二十里

东出成都，成渝高速八车道二十公里，右拐进老成洛路，再三公里青山绿水，洛带就到了。龙泉驿古驿站上的古镇，两千多年历史长卷白纸黑字，“一街七巷子”的诗意与烟火、生活日常的传统与现代，在八百米上街下街的青石板路上无缝对接。这是一个热度越来越高的古镇，一句客家人的吆喝、一碗伤心凉粉、一只油烫鹅，石板缝隙里一朵叫不出名字的小黄花，比湿地公园蜀后主刘禅在这里遗落的一条玉带更让人亲近。

秦汉时洛带隶属蜀郡成都县，三国时蜀汉名“万福街”，后有诸葛亮更名为“万景街”。唐、宋时隶属成都府灵泉县（今龙泉驿区），名排东山“三大场镇”之首。北宋元丰年《元丰九域志》明确记载，成都府灵泉县辖洛带镇。清时曾更名“甑子场”，又很快恢复原名沿用至今。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的客家人陆续聚集于此，子嗣欣荣，迄今已有两万余众。这是史籍上明明白白的梳理，其沿革从来没有节外生枝。在洛带古镇上随便走走，随便一个可以落座的地方，三五句交流，左一个客家，右一个客家，没有一点生分。

客家人以中原汉族后裔为主，历史上经历多次大规模迁徙，逐渐南迁并在南方各地定居繁衍。洛带的客家人更多来自江西、福建和广东，他们在洛带的繁衍生息，完好保存了客家文化和民间习俗。我现在应该算是洛带人了，在洛带古镇新结识的人中，左一个客家，右一个客家，已经习以为常。我家保姆阿姨“客”得比较正宗，跟我们说话没有障碍，但拿起手机与她家人说话，叽里咕噜，一句都听不懂，这时常让我联想起谍战片里的某个情节，好在只是联想，娱乐自己而已。现在朋友之间经常玩笑，说我客家了，听了心里蛮舒服。但让我自己说，还不能理直气壮，不敢高攀。这个心理状态有点像我家的狸花猫，经常攀爬屋后的银杏树，爬到半截已经离地三米有余，抬头望向更高处便没有了胆量，灰溜溜地折返回地面。洛带人一个王叔珉的标高摆在那里，就不能随便自诩是洛带人。王叔岷，号慕庐，洛带下街人。一个桃李满天下的历史语言学家、校雠名家，所著《庄子校诠》《列仙传校笺》，针对其文本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脱误予以校勘和补正，至今无人能及。慕庐书院在洛带镇上就像先生一直在那里，一隅清净和深邃。

现在不少古镇都是图纸打造的，仿制的古色古香一眼就能够识别，做出来的“旧”终究是做的，所以到此一游，大呼上当。而洛带古镇这么长久保留的原汁原味，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流连忘返。古老的“一街七巷子”，无论前后左右，甚至随便一拐角、一驻足都有意外和惊喜。一街分上街和下街，以缓缓上扬的坡度区别上下。上街是洛带古镇的主要街道，街道两旁商铺林立，大多是明清建筑，年份久远，有数不过来的特色小吃、客家手工艺品，让人眼花缭乱。如果嘴馋想要品尝，一两个小时走不完三百米“长街”。 下街顾名思义，与上街相连，同样是明清建筑，小客栈和小茶馆像古镇配饰的项链，悠闲而温馨。上街下街像是洛带的一根脊骨，而七巷子则是两侧不规则的肋骨，完整呈现了古镇的卓越风姿。北巷子青石板路边文艺青年热衷的文艺杂货铺、玩家偏爱的复古物件，自成一景。凤仪巷因凤梧书院得名，雕梁画栋，楼阁飞檐，有刘备皇后曾在此建“凤仪楼”的传说，说得和真的一样。槐树巷古老的槐树已经活得灵魂出窍，家庭式手工作坊，如刺绣、编织的物件，琳琅满目，原住民的家长里短，满满的烟火人间。江西会馆巷位于上下街分道处，商铺密集，小商品应有尽有。尤其难得的是，会馆集中展示了江西客家文化的来龙去脉。柴市巷原来是柴草交易市场，柴草交易荡然无存，现在改换门脸，集中了特色工艺品小店，如木雕、石雕、戏剧脸谱，飞禽走兽、帝王将相可以随地摆放。马槽堰巷曾是古镇水源地之一，巷内的小型花园和庭院，环境清幽。在这里居住的洛带人，一直保留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宁静、自得，有点“躲进小楼成一统”的意味。糠市巷原来是农产品交易场所，现在被酒吧、咖啡馆、创意工作室替代，古老建筑与现代风尚融为一体，白日里清新雅致，夜幕下灯红酒绿。

洛带的客家印记从生活的日常，到标志性的会馆在中国西部成为翘楚，没有任何地方能够攀比。古镇上的江西会馆，四合院布局，由大戏台、民居府、牌坊、前中后三殿构成。青砖褐瓦，门柱窗棂均为木结构，虽已褪去当初的绚烂，但那一抹暗红，依然有曾经的辉煌。馆内馆外各色油纸伞悬在头顶，阳光透过油纸伞洒下五彩斑斓的光影，如梦如幻。湖广会馆是清代填川湖广人的联络点，坐北朝南，布局对称，门廊栏杆大多贴金装饰，当年的气派依然荡气回肠。老街南侧还有独立的广东会馆，应该是广东过来的客家人不满足湖广会馆的局限，由广东籍客家人捐资兴建，还是复四合院结构，大殿、戏台、乐楼、耳楼应有尽有。最抢眼的是，大殿石柱上的“云水苍茫，异地久栖巴子国；乡关迢递，归舟欲上粤王台”楹联，道出了客家人背井离乡以后，久栖异地与眷念故土的复杂心境的定格。会馆独有的风火墙，更像是一位沉默的老者，几百年风霜雨雪尽收眼底。

客家会馆的开放姿态，暗合了客家人接纳与包容的辽阔胸襟。五月初，“新童话主义：周艺文个展”全球巡展来到广东会馆。周艺文先生带着全新的作品走进大众视野，这不仅是其个人艺术创作成果的集中展示，更是中国当代艺术领域的一次大胆探索与创新尝试。本次展览共展出雕塑、装置艺术、数字光影艺术、数字孪生艺术作品15件，架上绘画50幅。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艺术家的心血与智慧，承载着他对世界和平、对生活、对艺术的深刻理解与独特感悟。我去了现场，与艺文先生和策展人周瑟瑟有了深度交流。周瑟瑟在展览前言《被困扰的文艺复兴》中写道：艺术展开人类的精神困境，而周艺文先生揭开了问题的根源——人类对爱与自由的渴望！他的当代艺术展览去追索爱与自由的答案，并且试图去抚慰心灵的伤口。自由与禁锢，爱与和平，意义深远。东方古老的光芒投射在当代艺术现场，艺术家对精神世界的想象和探索，呈现出奇异的启蒙图景。我在每一幅作品面前驻足，心里真的是翻江倒海。最后走近“世界和平鸽大会”展览场景，看见每张座椅上停放的雪白的和平鸽，那些正在开大会的干干净净的鸽子，与室内那些满身血污的鸽子、扎满绷带的鸽子，在同一片天空下，战火、硝烟、死亡，近在咫尺，时代撕裂的疼痛，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震撼。

从展览撤离出来，径直回了我的岐山村。艺文和瑟瑟一起到了我家，我们绝口不再提及展览的事。说点地里的蔬菜瓜果、房前屋后怒放的月季，仿佛从一个世界回到了另一个世界。他们从我家离开的时候，我还是给他们说了，客家人在会馆里接纳这样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展览，真是令人惊喜。我将重新认识客家人的胸怀与智慧，重新评估这个古镇的文化品质和现代觉悟。

我时常在想，我现在与洛带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客人、主人，或者兼而有之。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我对这里的人和习俗，越来越有一种认同感、融入感。入住洛带也有一年半了，尽管其中还有一半时间在城里，但是洛带在我生活中已经重要到渐渐反客为主，日常生活的语言范式不知不觉中从“去洛带”变成“回洛带”了。

我的岐山村，步行去镇上只需穿过湿地公园，十几分钟就是“闹市”。因为太热闹，反而去镇上逛的次数很少。抬脚出门，想去、去得多还是客家土楼。洛带的客家土楼由著名土楼设计师黄汉明教授设计，落成于2012年。土楼直径52米，总高18.8米，总建筑面积7800平方米，整体参照福建永定楼打造，在保留客家土楼传统外观形式的基础上，部分采用现代建筑工艺与材料，增加了观赏性的现代设计元素。土楼外墙以黄泥塑成，土色土香，像极了我们在乡村随处可见的粮仓，只是那些粮仓都是微缩，而这个粮仓在这里被客家人辽阔的胸襟放大，大到了巍峨雄壮。

土楼四层分别展示有各种传统的客家生活用品、客家美食。客家人雕刻精美的架子床、大红花轿，情景重现客家婚庆的场景。手工绣花鞋、鸡公车、石磨、油灯等，还原了客家迁徙与农耕生活。我几次过去，都看见有少女嘻嘻哈哈在那里，想上花轿去感受一下那种陌生的幸福。而我对土楼情有独钟的是客家擂茶，在这里“布道”的张汉秋，一个个子不高、长得很敦实的客家人。客家擂茶在客家人的生活日常中，尤其是在接待客人时，更是必不可少的待客之道。擂茶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东汉，伏波将军马援率部南征交趾（今越南），途经武陵山区（今湖南安化一带），因当地气候潮湿，瘟疫流行，士兵纷纷染病。当地客家老妪用生姜、生米、生茶叶等擂成的茶汤，士兵们饮用后病情得以缓解。到了唐宋，擂茶已经在客家人聚居地流行，擂茶不仅是日常饮品，还成了人们社交和待客的重要方式。

2017年，张汉秋一个背包带着擂茶的所有制作工具，从广东老家来到洛带，先是在洛带古镇摆摊、街头演示茶艺，然后定居洛带成为客家茶道的传承人。在洛带土楼内，张汉秋的“秋歌擂茶”店铺，集品茶、体验、互动、展览于一体的综合性擂茶文化体验空间，沿袭传统工艺，还原了“唐煮”“宋点”“明泡”等中华茶道不同阶段的饮茶方式。擂茶还算比较简单，以茶叶、花生、芝麻、绿豆为原料，混合放入擂钵中研磨成粉，再加入适量的水搅拌均匀，煮沸后即可饮用，口感浓郁，营养丰富。点茶的过程就相当复杂了，不是人人都可以去操作，列具、炙茶、碾茶、罗茶、烧水、温盏、置茶、候汤、调膏、冲点击拂、鉴赏汤花、闻香尝味一整套程序，行云流水，更像是一种艺术呈现。十二道步骤的演绎，最后看见茶末与水交融，盛入茶盏，茶汤表面显现雪沫乳花，美妙之极。整个过程下来，再粗糙的人也不会“牛饮”，而是品，而是嘬，而是美的享受。我曾经带两拨作家、诗人从天南地北过来造访，身临其境体验，无不惊呼天下还有如此美妙的茶道和口福。我完全相信，这样的体验，将会成为任何一个外来人的情感记忆。

“从湖广迁徙过来的客家人，最早也有三百岁了，家谱追溯的远与落地生的根，在青石板路面对接时光”，这是我写《洛带古镇》诗里的几句，洛带古镇不仅仅珍藏了岁月的醇厚，更有连绵不绝的文化想象和与想象一起生长的文学。我和阿来比邻而居，阿来书房的灯总是比天亮得早一些，那光亮与四周的静谧有了太多的约定。我注意到了阿来刚刚面世的《大河源》，落笔就在洛带岐山村的山前居，这部浩荡巨著与中华民族发生了关系，与洛带古镇发生了关系，这是这里土地的另一种生长，这是这里的另一种仰望。

石经寺朝拜千年银杏

石经寺千年银杏的名声，与这座古寺一样，在岁月长河中历久弥新。本世纪初，我到了成都，便有人向我提及这座寺庙和寺里的古银杏。那时的我，怀揣着对诗意栖居的向往，在朋友的怂恿下，在龙泉驿的阳光城购置了一间四十平方米的书房。本想着在周末或闲暇的时候，远离城市喧嚣，来此静心码字。可谁能料到，十几年间，我往返龙泉驿数十次，却从未在此逗留。每次到龙泉驿，石经寺里的银杏树总会在饭后茶余被人提起，那些闲聊，仿佛将我那闲置的“书房”与这古老却依然生机盎然的银杏紧紧捆绑，让我恍惚间觉得自己也算半个龙泉驿居民了。

第一次前往石经寺已是十年前的事。新年伊始的一个周末，我瞒着龙泉驿的几位好友，清晨便驾车载着三个成都的兄弟，向着石经寺出发。三十多公里的路程，本应是一段轻松的旅程，可我们的车却在高速上龟速前行，四轮驱动的汽车，愣是爬行了近三个小时。远远望见寺庙的轮廓时，车辆还被前拥后堵的车流困住，寸步难行。终于抵达寺前，已是晌午时分，只见寺前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人，香火缭绕，烟雾升腾，连呼吸都变得困难。无奈之下，我只得给时任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朋友打电话求助，可他也无法赶到现场，最后劝我们放弃进入，还指明了一条山间退路，让我们得以全身而退。

在退路半道的一家“农家乐”，朋友等候多时。我们已是饥肠辘辘，幸好有农家乐老板精心烹制的土鸡和醇香的土酒，几人开怀畅饮，才稍稍冲淡了此行未能见到银杏的不甘与落寞。那次，是我与石经寺的银杏距离最近的一次，却终究擦肩而过。

今年初夏，我一早便动身前往。临行前，给诗人凸凹打了个招呼，相约在石经寺碰面。同样的路程，同样的路线，这次却格外顺畅，不到一小时，我们便抵达了寺前的院坝。此时的院坝格外宁静，只有几个扫地的僧人在清扫院坝，还有几个卖香烛的小贩，不见往日的喧嚣与拥挤。难得有如此清静的时刻，我正打算先进去随便逛逛，凸凹已经开着车如约而来。随后，林业站的晋慧茹、文化站的谢俊也相继赶到，大家不约而同地为这难得的清静与放松而欣喜。就在我们准备四处游览时，石经寺的素慧住持迎面走来，我与他此前未曾谋面，他也不知道我的到来，算是不期而遇。一番自我介绍后，素慧住持明白了我此行是为朝拜千年银杏而来，他应了句：阿弥陀佛。随即安排小师傅衍了陪我四处走走，并邀请我结束后到山前禅茶阁喝茶。

虽有大把时间悠哉游哉，但我的目的性很强，进了寺庙就迫不及待地直奔大雄宝殿——我心心念念的千年银杏就在那里。石经寺始建于东汉末年，而大雄宝殿则是唐代重建的全木结构殿堂，庄严巍峨，飞檐斗拱，气势恢宏。走近细看，殿宇内那些彩绘藻井色彩斑斓，花鸟鱼虫、人物典故栩栩如生。小师傅衍了走在我身旁，一边引路，一边为我讲解。穿过古朴的廊道，绕过香烟袅袅的香炉，就到了大雄宝殿的东侧。就在这里，两株银杏拔地而起，挺拔的雄姿威风凛凛，笔直的主干如同利剑般直插云端。我虽见过不少银杏树，但眼前这两棵，无疑是最令我震撼的。上面的吊牌赫然标注：植于唐贞观年间（627～649），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我上下左右环顾一周，树高三十余米，冠径二十余米，树干直径超过一米，粗壮的树干需几人才能合抱。岁月在树皮上刻下深深的纹路，像刀凿的勋章。苍老的干上依然枝繁叶茂，还没有来得及披挂黄金甲的嫩绿，满目苍翠。

两棵银杏树年事已高，高到了令人称奇。更让人着迷的是它们背后的故事，那些故事是不是真有其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口口相传到了现在，就有了深信不疑。贞观初年，长安禅宗弟子永贞法师拜别师父，骑一匹白马，持一根禅杖，为寻觅一处清幽之地修行，踏上了云游天下的征程。永贞法师翻秦岭，进巴蜀，历经艰辛来到了龙泉山中的灵音寺。灵音寺山峦重叠，绿树环绕，寺庙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间。永贞法师见此美景打算稍作停顿，便将马拴在庙前的一棵树下，自己舒坦地躺下。这一躺居然入梦，梦见进入了庙内，庙前有一株银杏，树下有一口池塘，池面倒映着树的影子，而树上竟挂着他的马鞭子。梦醒后，永贞法师大吃一惊，沉思良久后，他明白了这是佛祖的旨意——佛祖要他将灵音寺作为他的修身之地。至此，永贞法师便留在寺中，开始了坐地修行。与此同时，还在寺庙周围遍植托梦给他的银杏，日复一日，苦心修炼，最终修成正果。曾经的灵音寺也历经岁月变迁，成了如今的石经寺。永贞法师当年植下的那一片银杏林，如同修行者众多、得道者寥寥，唯有这两株银杏树，也如法师一样，得了道，留存至今，成为寺庙中的神树。

石经寺的两棵银杏树，它们身高早已超过了一旁的“住持祖意海珠”钟楼。这座钟楼建于明成化年间，所铸的铁钟厚重古朴，钟声悠扬。建造之时，银杏树尚不能与钟楼比肩，如今，钟楼依旧威风凛凛，可银杏树伟岸的身躯却已直破云天。每当石经寺的晨钟暮鼓响起，钟声回荡在山间，那两棵银杏树便在古刹的钟楼旁喃喃细语，诉说千年的云烟。石经寺依山而建，整个院落被茂密的林荫所掩映，素有“万木蔽天”“遥望石经半天紫”的神奇景观，处处皆是静谧清幽之景。寺内古柏苍松郁郁葱葱，藤蔓缠绕在古老的建筑上，小径蜿蜒曲折，两旁绿草如茵，野花如潮，而两棵巨大的银杏以俯瞰之姿将其尽收眼底。

我对银杏的惦记，还与我年轻时的一段经历有关。那时的我二十多岁，单身一人，在县政府工作，住在招待所里。招待所门前也有两棵银杏树，它们就像我的伙伴，陪伴着我度过了无数个日夜。我似乎能听懂它们之间的“交流”，而它们也仿佛在默默地关注着我的一举一动。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一个人在院子里散步，捡起掉落在地上的银杏叶。那些叶片大多是撕裂的，我将它们一片一片拾起，带回屋里，放上几天，等叶片压平后，便当作书签使用。那时的我，常常对着这些撕裂的叶片百思不得其解：好好的一对雌雄树，为什么每片树叶都撕裂了呢？为此，在那个充满诗意与幻想的年代，我还写下了不少关于银杏树的诗歌。那时的忧伤与困惑，或许只有那么年轻的年纪才能够汹涌。如今想来，那些汹涌的波涛也是青春最真实的印记。

站在石经寺的银杏树下，已经没有当年的伤感。可能是岁月的沉淀，让我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还是弯腰从地上捡起两片没有泛黄的落叶，小心翼翼地用纸巾折叠起来，揣进裤兜。从大雄宝殿下来后，衍了小师傅带着我们来到禅茶阁，素慧住持早已在此沏好了禅茶。透明的玻璃杯中，翠绿的茶叶在热水的冲泡下，缓缓舒展开来，翩翩起舞。我凝视着杯中茶叶，恍惚间觉得它们就像是那些散落的银杏叶，在水中上下沉浮，依依不舍地望着我。此时正值初夏，那满眼的绿，绿得心平气和，绿得生机无限，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希望与禅意，让人不禁心生宁静。

告别素慧住持和衍了小师傅，我们一行离开了石经寺。行走在归途上，我能感觉到裤兜里的银杏叶仿佛有了生命，在静静地聆听着我那渐行渐远的足音。此时的我，心无牵挂、心无旁骛，脚步从容而沉稳，与来时的心境截然不同。我想，人生的路若能一直这样坦然、轻松地走下去，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当我回头望去，还看得见石经寺半山上的那两棵银杏，在风中摇曳的枝丫，像是伸出一千只手在向我挥动，与我告别。此刻，乾隆皇帝游大觉寺写过的银杏，“世外沧桑阅如幻，开山大定记依稀”突然冒了出来，便侧过身去，向石经寺的两棵银杏挥了挥手。

莲荷碎碎念

我的生命轨迹被重庆和成都打上深深的烙印。离开重庆到成都已有二十多年了，岁月悄然流逝，生活发生了诸多改变，就连性情也随之改变。曾经生猛火爆的脾气，在时光的冲刷下化作满目慈祥。以前很多时候稀里哗啦的快节奏，也在不知不觉中慢了下来。

在两座城市的生活日常里，我对莲荷的追崇与迷恋从未改变。重庆的几十年间，每到夏秋时节，我总要约上三五好友，逃离城市的纷扰，踏上寻荷之旅。我们会提前精心择日择地，寻觅郊外那一方荷塘。荷塘边，若再有一家农家小店，便可心无旁骛地喝茶、饮酒、赏荷。唯有这样的逗留，可以被莲荷的清雅所浸染，悠闲而惬意。“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眼前的荷塘，荷叶挨挨挤挤，像打开的绿伞层层叠叠地铺满水面。荷花或含苞待放，饱胀的花骨朵仿佛下一秒就要绽裂；或已盛开，粉白花瓣簇拥着嫩黄莲蓬，在微风中轻摇，一群婀娜起舞的仙子伴我左右。

来成都以后，赏荷变得更为便捷，无论是城中一隅，还是驱车不出几十分钟的近郊，莲荷随处可见。三圣乡的荷塘月色，新都的桂湖，许多地方的莲荷一望无际，都有浩荡之势。“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笔下所描绘的那般壮美，总是令我心醉神迷。其实，这并非什么特别的约定，只是日子过得太喧闹了，赏荷的清净，渐渐便成了我生活中的一种美好与期待。

然而，有几年时间彻底打乱了生活的秩序，原本规律的赏荷计划也被迫搁置。壬寅那年，又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漫长极端酷暑，阳台上精心呵护的花草，即便我竭尽全力挽救，最终还是眼睁睁看着它们几乎集体“阵亡”。那时我便想，一定要挑选一个玻璃鱼缸置于家中，不养鱼，专养莲，让这份对莲荷的喜爱，在身边常驻。这么多年，我习惯将莲荷笼而统之称呼，从未刻意将它们分开过。深入了解后才知道，在植物属性归类中，它们虽同属睡莲科，却也存在诸多区别。我曾认真观察，荷花叶子表面布满绒毛，会高高挺出水面，叶片呈盾形，边缘没有缺口；而莲花的叶子表面油亮光滑，漂浮在水面，叶片多为椭圆形，且有V字形缺口。荷花的根深深埋在水底泥土中，便是人们熟知的藕。荷花开过之后的莲蓬，结满莲子，莲子不仅可入药清热，还能用来制作莲子汤、莲子羹等美食。莲花是单纯的观赏植物，根细小繁茂，仅是花身体的一部分。荷的盛大花期在夏秋，绽放时热烈奔放，“灼灼荷花瑞，亭亭出水中”，尽显其娇艳与活力。而莲的花期不事声张，一年四季悄然开放。换句话说，莲单纯指花，荷则代表一个完整的生命体系。尽管荷花与莲花在色彩上有着细微演变，但它们共同的花语——清白、坚贞、纯洁，让我们可以用一生守护。

自然界繁花似锦，令人目不暇接，可大多不过是相逢一笑、过眼云烟。真正能够钟爱一生的花卉寥寥无几，我想，其中必然与花的气息、气质以及品性和人的内心产生了共鸣。最早与莲荷结缘，是因为那篇脍炙人口的《爱莲说》。北宋著名哲学家、宋明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以如椽巨笔为后人留下的千古名篇：“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予谓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噫！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从文中可见，周敦颐亦是爱花之人，他对陶渊明钟情菊花的隐逸、自李唐以来世人偏爱牡丹的富贵，一一列举。而他独爱的莲，在他眼中才是“花之君子”，具有“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高尚品格。所以周敦颐还有意味深长的发问：和我一样喜爱莲花的人还有谁呢？我想，我肯定可以算一个。

其实，自古以来，爱莲的文人雅士数不胜数。诗人屈原“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要用出水的荷花制作衣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李商隐“都无色可并，不奈此香何”，惊叹世间竟无任何颜色能够与荷相媲美。苏东坡“旋折荷花剥莲子，露为风味月为香”，在莲荷间寻得恬淡闲适的慰藉。这些在我看来，都不及周敦颐的笃定，莲是“花之君子者也”。周敦颐任南康知军那时，时刻以莲自勉，他在军衙东侧开挖池塘，满塘种植荷花。想必他凝视着那一朵朵在水中亭亭玉立的莲花，心中都会涌起对君子德行的向往与坚守。我想，我对莲荷的喜爱，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周敦颐这般情怀与心性的致敬。

“君子”，无疑是一个美好的词汇，早在先秦典籍《易经》《诗经》《尚书》中便频频出现。如今，在我们身边，许多人将“君子”挂在嘴边，甚至不乏自我标榜者。然而“君子”任何时候都不是拿来标榜的，君子与德行的匹配，是一个人穷其一生的精神标高。“君子以行仁、行义为己任”，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论语·宪问》中“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强调“仁”即德行，君子不会因为一顿饭的时间而丧失德行，不会在匆匆忙忙时违背德行，也不会在流离失所时丢弃德行。

周敦颐爱莲，爱得无怨无悔、刻骨铭心，爱的正是君子“出淤泥而不染”的德行与操守。而我对莲荷的喜爱，无论是修身还是养性，也是从中汲取品性与心得。莲与廉，在此似乎产生了奇妙的关联。即便身处“淤泥”之中，莲的清白与廉的清白拥有了相同的品质。古往今来，无数清正廉洁之士如同莲花一般，在污浊的环境中坚守本心。北宋时期的包拯在端州为官，端州的端砚盛名远播，那时的权贵都以家中存有几方端砚为荣。自然有很多人为了巴结，挑选最好的端砚，以各种方式各种名目给包拯送砚。“大人每日躬身笔耕，应有上砚匹配”，包拯不受。后来在很多场合包拯还说，我来盛产端砚的端州任职，便收端砚，如果以后再去金子产地，那不是还可以收金子吗？包大人的品行留下的是千古佳话。还有明朝地方巡抚于谦，当时朝政腐败、贪污成风，贿赂公行。各地官僚进京，都会携带许多土特产品进贡皇上和朝中权贵。然而于谦总是轻车从简，清风两袖。有人问他为何如此“傻”，他以一首《入京》作答：“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像于谦一样傻的人，还有康熙年间江南江西总督于成龙，生活俭朴，严于律己。凡亲友有请托之事一概谢绝，对馈送物品一丝不取。直到他病逝，僚属吊唁时，在于成龙的陋室中仅发现绨袍一件，床头豆豉数包，其清贫程度令人动容。所以于成龙病逝后，当地百姓罢市哀悼，家家绘像奉祀，无不悲叹唏嘘。

由莲及廉，想起了古代几个人，也直面当今社会丛生的杂草，感触良多。“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这是圣人孔子说过的话，振聋发聩。此刻窗外，有风呼啸着登堂入室，将我的思绪从遥远的古代拉回现实。风卷落叶，纷纷扬扬。而那清白、高洁的莲，一支、一片、一浩荡，在风雨中坚守，带来风清气正，大地日渐恢复山清水秀之貌。虽然还在居家静默，但恍惚之中灵魂出窍，置身于无边无际的荷塘。那莲、那荷，不枝不蔓，落落大方，洁身自好。此刻，终于明白了我生命里的莲荷，早已栽种在心上，也懂得了我之所爱的缘由——那是对清白、坚贞、高洁品质的永恒追求，是对君子德行的无限向往，这份爱，将如莲荷一般伴我一生一世。

【作者简介：梁平：当代诗人，职业编辑。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草堂》诗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