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路遥出发
十年前，入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后，就一直在脑子里筛选适合我这个华北农村出身的青年学者的研究对象。最终在与导师多次交流后，确定了路遥这位在多本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中处于被遮蔽状态的当代作家。在确定以路遥为研究对象后，一边搜集路遥研究资料为开题报告的撰写做准备，一边购入路遥作品及路遥传记作品，开始系统地重读路遥。
之所以说是重读路遥，是因为在高中时期读过《人生》与《平凡的世界》。那时我与路遥小说中的主人公高加林、孙少平一样，离开沭河与汤河交界处的村庄去城里求学。不回家的周末，新华书店成了我必去的地方。一开始为了节省一元公交车费，都是步行去，后来和班上走读的同学熟悉后，就坐他（她）们的自行车去。在新华书店，我第一次阅读路遥，知道了远在陕北的高家村、双水村。那时的自己，并没有在路遥作品上投入太多的精力，匆匆浏览过后，便把目光投向了韩寒、郭敬明、姜戎、蔡智恒、J.K.罗琳……等一众21世纪初畅销作家的作品。
在2016年的上海，再次翻开路遥作品时，我已经从一个十七岁的高中生变成了二十七岁的在读博士生，同时还是妻子、母亲。我的人生轨迹与路遥笔下的人物一样，经历了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与高加林、孙少平相比，我是幸运的。在这漫长的十年中，虽然也经历了求学的艰辛，也体会到了生活的不易，但毕竟还是跳出了“农门”，成为了所谓的城里人。与那些早早辍学打工的同学相比，我的生活已经比他们好太多太多。每年寒暑假返乡，总是能从父母口中，听闻村里熟识的同龄人的现状，在感慨唏嘘之余，常常暗自庆幸。庆幸父母的开明，在左邻右舍的闲言碎语中，供我这个“不值钱的丫头片子”读书；庆幸自己的争气，闯过了中考、高考的独木桥。
幸运之所以是幸运，正因为其稀少。村里绝大多数同龄人，直到今天还在沭河边的广袤大地上，为了更好的生活进行着隐秘的抗争，其所认为的胜利的标志与路遥小说人物具有高度一致性，那就是“离开土地”。在路遥小说中，离开土地还只是高加林、孙少平等极少数乡村知识青年在1980年代小众化的人生选择，大部分的农民还是被束缚在土地上。脱离土地束缚的隐秘抗争一直存在，只是我的同龄人们与我们的父辈们相比有了将其实现的土壤。与路遥小说人物所经历的1980年代社会转型期相比，21世纪的中国已经没有了城乡二元隔离的户籍制度等的限制。便利的交通、全覆盖的网络、几乎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消弭了城乡间的信息鸿沟……而乡村的高加林、孙少平们在经历了近四十年的光阴长河的洗礼后，已进入人生的暮年，我的同龄人们已经成为当下乡村生活的主角。当下乡村生活与路遥笔下1980年代的乡村生活相比，更为明显的变化是现代文明的飓风以摧枯拉朽之势着陆乡土大地，成为鼓舞绝大多数中青年农民离开土地的动力之一。
在读路遥时，因个人成长经历与城乡生活经验与路遥小说人物存在太多相似之处，总是不由自主地回顾起自己某段时期的经历，尤其是离开乡村到城市的求学经历。高中三年虽然没有忍饥挨饿，但是与路遥笔下的马建强（《在苦难的日子里》）、孙少平一样，在与城市出身的同学的不自觉的对比中，内心深处的隐秘角落也有着自尊与自卑并存的矛盾与挣扎。好的成绩，成为了救赎自己的唯一方式。个人心灵上隐秘的挣扎，并没有随着高中毕业而结束，进入大学校园，与来自天南海北的同龄人成为了同学。随着交往的加深，总能感受到城乡之间的巨大差距。不仅仅是衣食住行等物质方面的差距，更为要命的是精神上的差距。当一个人，在惦记着家里能不能按月寄来生活费时，在心境上也与同龄人有了不同。
生活的磨难总是会在合适的时机变成馈赠。在落笔写路遥研究论文时，我可以说是十分从容的开始了。我总是能从路遥笔下那一个个鲜活的人物身上找到自己或身边人的影子。而这个身边人，主要是指我的父母。我的父母是1980年代初的高中毕业生，与高加林、孙少平们不同，他们并没有经历高考。在当时的制度下，他们没有进入高考考场的机会，完成两年的高中学业后就回家务农了。因为爷爷以及姥爷都是村里最普通的农民，他们也没有成为民办教师或招工、当兵入伍的机会，最终父亲成了泥瓦匠，母亲在家搞起了柳编。父亲在认命成为泥瓦匠之前，也曾搞过柳编工艺品厂，去广州开广交会把柳编工艺品卖到国外去。但在外贸公司欠了一批货款后，因筹集不来付本村编织户的钱而一蹶不振，最终父母用七年的时间还清了欠款。父母也搞过养殖，记忆中家里养过猪，也养过兔子，最终都以失败收场。母亲本来有机会去广州那边打工，但是在我和弟弟的拖累下，也只能守在家里以柳编谋生。
在我看来，正是因为作为路遥笔下乡村知识分子的父母心中的那股不甘与韧劲，我才能获得读书的机会，才有了跳出农门的可能。当我从父辈的经历和自身经历出发，进入路遥的小说文本时，我所处的小说世界不再是遥远的陕北，而是以陕北为典型代表的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的中国。在这里，乡村与城市生活的画卷徐徐展开，小说人物在路遥塑造的乡村景观、城市景观中经历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里面有着社会转型期这一时代语境中具有普遍性与代表性的城乡故事，也蕴含着路遥对中国城乡关系的独特思考。而我也从“乡村”、“县城”、“省城”等一个个“地”出发，解读路遥笔下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最终写出了《路遥小说中的景观与人》一文。
中国人讲共情的时候，喜欢用“设身处地”这个词。我想路遥的作品之所以能够长久地获得读者的喜爱，与他在写作时构建的一个个具体可感、真实可信的“地”以及他让小说人物置身于这一个个“地”脱不开关系。从“设身处地”这个层面延展开来看，我们完全可以从路遥出发，以路遥为方法去解读、阐释中国。
路遥在小说中书写的1980年代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是一个过渡的时代，新时代的创造性孕育于其中。小说中，1980年代的冲突与探索是前三十年中国社会的种种冲突与探索所结的“果”，而其本身也为接下来的1990年代及新世纪提供了改革叙事的多种可能性。可以说，路遥小说中的1980年代是我们的“来处”，从这个来处出发，我们仍然能以路遥为方法解读当代中国。从路遥独特的人生经历出发，以路遥为典型样本解读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从《夏》《青松与小花》《姐姐》《黄叶在秋风中飘落》《月夜静悄悄》《风雪腊梅》《在困难的日子里》《痛苦》《我和五叔的六次相遇》《你怎么也想不到》《人生》《平凡的世界》等作品出发，解读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以路遥小说文本中的1980年代为出发点，解读1980年代的“前史”——1950-1970年代这三十年的中国。
我的文学研究之路起步于路遥，在2016-2018年这三年时间里，我经历过迷茫、焦虑，是路遥在激励着我。我怀着对路遥深深的敬意完成了论文，最终，在2019年上半年顺利毕业。而立之年的我，也到了人生的岔路口，几经波折成为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员。回望三十多年人生路，尤其是求学、就业这重要的几步，都与路遥有着密切相关。是路遥，给了我前进的勇气，让我在面对生活中的纷扰时，能够保有乐观、昂扬的状态，或许这就是我在文章开始敲下“从路遥出发”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