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书之人
读初中是五十年前的事情了。班里有个同学叫阿荣，来自镇子东南四五里远的海边村子。他个子不高，像招潮蟹那样机灵，像黑礁石那样结实。一个早晨，雷州半岛秋天依然灼热的阳光穿过玻璃窗，落在教室里，他递给我一本书《林海雪原》，问我：“看过吗？”
我说只看过同名连环画。他说：“这本书我想借给你看。”他好像知道我会喜欢看。在小学阶段，有一次考常用汉字2000个，语文老师说，喜欢看书才能多认字。我们这些考得比较好的同学成了喜欢看书的孩子。阿荣相信这样的传言。
我跟阿荣说，我只看过《苦菜花》。家里还有一本外国小说《牛虻》，翻了几页看不下去，没兴趣。最爱看的是绘图版《新华字典》，看得多了，书脊脱了线，硬书皮几乎要掉下来。阿荣说，他也喜欢看这个版本的《新华字典》。那时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一本《新华字典》的，但似乎每个人的读书生涯里都有一段关于《新华字典》的故事。
我把《苦菜花》带来给阿荣。我说，这本小说好看，里面的母亲就像自己的妈妈。阿荣说他家里也有这本小说。
我们学校没有图书馆，连个小阅览室也没有。老师给我们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青少年版《保尔·柯察金》，一个学期里大家传阅着看。
《林海雪原》两三天就看完了，我把书还给阿荣。阿荣说：“你用不着这么快还我。”第二天一早，阿荣从书包里又拿出一本小说给我。这本小说是《野火春风斗古城》，书很平整，像没什么人看过。看到我有些疑惑，他说这没什么，他家里有很多小说。
我跟阿荣说起《林海雪原》里剿匪小分队那些身怀绝技的人物，阿荣大大方方地说，他没看过这部小说，他不喜欢看厚的书，也没多少时间看，家里农活很多。那时正是秋收季节，放学后他要赶紧跑回家去，把晒在打谷场上的稻谷收回家。海边天一黑就起雾，迷迷茫茫的。从他的话里，我得知假日里他还要到村边海滩“拣海仔”。挖泥钉最辛苦，泥钉在淤泥里钻得很深。我有些分不清泥钉和沙虫，只知道沙虫晒干了是值钱的海味，小而黑的泥钉却卖不出价钱。
阿荣喜欢干农活，喜欢“拣海仔”。他说起这些时，眼睛很亮。
放学后，阿荣他们从学校后门回村子。那里的坡田间有条牛车路，两边是越长越高的带刺簕古和灌木丛。他们绕过一棵很大的、夏天里开满小黄花的树，跑进一片疏朗的桉树林。桉树林里有他们踩出的一条小路，一场雨就抹掉了，他们又把小路踩出来。有时风吹拂着桉树林，枝叶筛下的阳光碎片落在小路上，像风吹落的。
下雨天，阿荣他们披着各种旧雨衣到校，总有半边身子被浇湿了。他们找个地方拧干衣服，又穿上。他们把书包和装着午饭的铝皮饭盒抱在怀里，将将躲过了雨水。天热时，饭盒里的番薯块、咸菜头和小咸鱼发出些馊味，有时还招来几只绕着圈飞来飞去的苍蝇。好在老师并没有叫他们把放在课桌隔板里的饭盒拿到外边去——外边更热。天凉快时，他们把饭盒用彩色网兜装着，挂到教室外的金竹上。金竹的黄色枝干上有一些竖着的绿条纹，粗细不一，美得要发出声响来。金竹不高，竹节处枝杈多，好挂东西。中午时，从不同村来的同学在白玉兰树下坐着、蹲着吃饭，有说有笑。吃完饭，他们到井边咕咚咕咚喝几口清爽的井水。我没见过阿荣旷课。
一次做作业时，要用几个词串起来写一篇小作文，其中有个词是“湍急”。我想用“湍急”写海浪，老被“汹涌”这个词拦着。小镇的小运河和小溪流，好像到不了“湍急”的程度，真让人犯难。大家凑合着写，匆匆忙忙地交了卷子。老师在点评时念了我这篇，说写得很好，但没有观察，全凭想象写的。我一听真窘，我怎么一下子写到了金沙江，真像抄来的。阿荣回头给了我一个肯定的目光，课后还宽慰我说，不看书还写不出来呢。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里似乎好受一些。
读高中后，我和阿荣不在一个班。跟大家比，他依然是个小个子，更结实了，就是机灵劲儿少了一些。学校是新建的，图书馆差不多只是一块牌子，晚上开放阅览室，日光灯照亮书架上摆着的一些画报和期刊，报夹上挂着一些新旧报纸。我们那时还参加堵海，雷州半岛把围海造田叫作堵海。堵海期间，我带着阿荣借我的高尔基的《童年》，这本小说跟我们一起挤在村里的祠堂里，仿佛也累得倒头就睡。五十年前，这是在我们那儿很难读到的名著，虽然我们的语文课本里就有高尔基的《海燕》。在凹凸不平的新海堤上，我们挤在一起，扯开嗓门喊叫：“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我们的叫喊声像一群海燕钻进迎面扑来的海风里，好像风里真的有些缝隙。
中学毕业之后，我到远洋渔业基地当合同工。临走时，阿荣递给我一本厚厚的小说。工棚是用稀松的竹席和味道很重的沥青油毡搭成的，闷热，雨天里还会滴滴答答漏雨。我把这部小说读到了最后一页——如果不是借来的书，我也许不会读完它。我在笔记本上抄下了自己觉得精彩的内容，一大段一大段的，还把繁体字转换成简体字。这是一本苏联小说，名字叫《城与年》。阿荣也许觉得读了这样名字的小说，可以让我知道如何应对城区陌生的生活。
读了一些小说，看到的世界便和以前不太一样了，也想写些什么。市文艺刊物《港城》的艾主编看了我投的一篇稿子，热情地约我见面。他在信里说，他也在岛上，在湛江港第三作业区体验生活。艾老师问我最近读什么书，我说《城与年》。费定的这本小说我看得似懂非懂，真怕艾老师让我谈谈读后感。这样的回答也许给艾老师留下了不差的印象。《港城》发了我的第一篇散文习作——这个世界处处都有信任的目光。艾老师后来当了市作协主席，如今他有90多岁了，我想文学人永远年轻，他应该还像春天的云那样温润。
真幸运，恢复高考那年，我考上了第一志愿，要去读大学的中文系了。阿荣和一些同学到我家来祝贺，喜气洋洋，好像他们也考上大学似的。我不是一个人上大学，是带着大家的心愿上大学。我将《城与年》还给阿荣。那个场面有些生分，像是说说笑笑中，走到一个岔路口，好伙伴们说分别就分别。不是阿荣以后不再借给我书看，而是我不需要了。这是我和阿荣都未曾想到的。
大学图书馆里有多得无法想象的小说，就是系图书室里的小说，天天看也看不完。我看小说变得偷懒了、马虎了、潦草了，常常看个头尾，还老想着省下一点饭钱去买本小说。学校西门的小港新华书店一有新小说，门口就贴出手写的预告，挤在路过的公交车上都能看到。我也曾在新书销售当天的一大早，跑到书店边狭窄的人行道上排队。买到小说，兴奋了好一阵子，在扉页上写上某年某月某日购于广州小港新华书店。这些小说，我带到了北京，老跟着我搬家，有的到现在也没看完。以前还常常给自己找理由，书就搁在书架上，什么时候看都不迟。现在，看到有评论说哪些小说值得一看，还买，毕竟如今的网上购书既方便又便宜。于是，家里没看的小说越来越多。
五十年这么快就过去了，跟中、小学同学的联系越来越少。像小说里说的，大家各有各的生活轨迹。阿荣在老家做过服装生意，做过海鲜生意，日子过得还好，这我是知道的。最近跟一个老同学通电话，想跟他要阿荣的手机号。老同学说，阿荣后来跑过琼州海峡，去了海南岛，捣鼓的还是海鲜买卖。一个意外，他在异乡走了。我希望这个“走”是别的意思，傻傻地问了几次是哪个“走”。老同学最后只好直白地说：“死了，猝死的。”
阿荣离开有很多小说的家，本该续写他的人生故事，他的日子应该越来越好。他一生都在奔波。他辛苦、本分、诚实、快乐地挣钱，只会帮助别人，从不给别人添麻烦。他是一个平常的、真实的和鲜活的人物。
阿荣借我书看的那几年，是我读小说最专心的几年。那是一段令人思念的时光。我走过桉树林小路，去过阿荣的村庄。他家是旧的砖瓦房，屋顶的红瓦经不住海边的风吹雨淋，一片片渐渐变灰黑，却很温润。灰黑的瓦片层层叠叠，似乎是那些消逝了的春夏秋冬。往里走，有两间没有住人的房间，一间堆放着干稻草和带着泥土的犁耙，一间摆满了书。眼睛适应了有些昏暗的光线后，我看到了搁在架上的一本本小说。这把我惊着了。这里面，该有多少风物、多少人物、多少故事啊。阿荣呵呵地笑着说：“你随便挑吧。”我本来是想挑的，但光看书皮，实在不能判断这本小说是不是我喜欢的。
我已经习惯了阿荣借书给我。他把书递过来时，像是给我一件礼物，我不能挑剔他的礼物。这会给我一些悬念：他借给我的下一本小说讲的是什么呢？我还觉得，就这样，一本一本地读下去，总有一天，我能把他家的小说都读完。阿荣家的小说是怎么来的，我没问，阿荣也没说。他家一定有个爱书的人。阿荣家的书，什么时候拿在手里，都是干干净净的，散发着纸张和油墨的香，还有农家的温润。我那天抱着高尔基的三部曲，穿过阿荣家的院子，一只母鸡伸长脖子，毫不示弱地打量着我，咯咯地召唤着小鸡。一群嫩黄色毛球般的小鸡，细细柔柔地应答着，钻进母鸡的影子里。这个美好的情景像小说里的一页。
说起来，大概我是为了不辜负别人的信任，才读起小说的。人生中，有个文学的爱好是幸福的。
钱买得到书，买不到阅读。这个浅显的道理，回忆阿荣时又想了起来。没有读完阿荣家的小说，是个遗憾。阿荣家的小说也许不在了，也许还在，旧得发黄，让人不禁想起海边村子屋顶上那些满是岁月痕迹的瓦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