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者：我是新疆“兵二代”，我的“天边”在上海……
“当我写完《天边》这部小说，我就想一定要把它送来上海。”58岁的重庆市作协主席张者说。
11月9日下午，作为“收获首发”系列活动之一，“把大漠当青春纪念册的人们”——《天边》分享会在朵云书院旗舰店举办。对张者来说，这场在“云端”的新作分享会还有另一重意义，时隔40年，他又与少年时代在新疆的良师益友，原《兵团日报》副总编辑丁言鸣重逢了。分享会开始前，记者加入了这场老友对话。
张者（左）与丁言鸣在《天边》分享会上。施晨露摄
《天边》，就是“天山边上”，那是“兵团二代”张者度过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地方。小说的主人公之一小名叫“八分”，“当时兵团工资三十一块零八分，八分钱买一张邮票，我父亲寄信回老家，我母亲就从河南嫁到了新疆。”张者对记者笑道。素未谋面的两个年轻人因一张邮票生活在一起，他们的孩子叫“八分”，在小说里的意思是“只值八分钱，命不金贵”。小说的第一章就是“到天边去”，在河南出生的“八分”要到新疆找自己的父母。
某种程度上，“八分”带着张者自己的影子。“什么是小说？人物和故事有虚构的，但生活的底色是真的。”张者当过记者，从非虚构转向虚构，在他看来就是要把握住“虚”与“实”的关系，“把真实的东西写得真实，那是报告文学；把真实写假了，那是文学垃圾；把真实写得既真实又不真实，那才是文学，就像在大漠上常见到的海市蜃楼。”
在新疆的青少年时期，对张者影响最大的一群人是“上海青年”。他们带着屯垦戍边的豪情来到兵团，为“天边”带来了城市文明的气息。“我写《天边》，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想写这群‘上海青年’。可以说，没有这些上海人，我就不会成为今天的我，成为一名作家。”
丁言鸣就是十万上海支边青年之一，行囊里装着《约翰克里斯朵夫》、装着左拉的《娜娜》来到新疆。“我读的第一部文学作品就是上海青年借给我的。薄薄的一本，叫《少年维特之烦恼》。当时，上海青年不带吃的、喝的来新疆，而是带着书。在他们眼里，我是小屁孩，我想看书，就用鸡蛋跟他们换。我的语文老师也是上海来的，看了我的作文，他说我未来有可能成为一名作家。作家？班上的同学都笑了。那怎么可能？我们认识的作家只有墙上挂的画像，像鲁迅那样的。但那颗当作家的种子，就这么暗自在我的心里埋下了。直到后来，我在兵团的《胜利报》（现在的《塔里木日报》）上发表了第一篇习作，他就是当时《胜利报》的总编辑。”张者指指身边的丁言鸣。
“当时在我的办公室里，他就说，我要当作家！”丁言鸣记忆犹新。
“海市蜃楼的那一边，就是我的家乡上海。”这是张者的语文老师告诉他的另一件事。“上海对新疆来说，就是一种象征，是现代的、前卫的、时髦的。我曾经踩着二八自行车狠命往海市蜃楼的深处扎去。我进，它就退，我忍不住感慨，这真是我的天边啊……”张者说。
考上大学后，张者离开了新疆。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他当过记者；后来又考上北京大学法律系硕士。“其实我一直想写作，读法律系是想万一不能用写作养活自己，有一门谋生的技能——虽然我跟北大法律系的老师说，文学是感性的，法律是理性的，只有两者兼备才是完整的。”
张者以“大学三部曲”《桃李》《桃花》《桃夭》在文坛声名鹊起，不过，最近十多年，他的精力集中于创作以新疆建设兵团为背景的小说。2022年获鲁迅文学奖的短篇小说《山前该有一棵树》写的就是兵团的故事。《天边》是张者第二部以新疆兵团为历史背景的长篇小说，前一部《老风口》，是写第一代新疆兵团人，《天边》写的是第二代兵团人。两部书有传承，有交叉。“新疆是我的故乡，新疆兵团是养育我的地方。我是新疆的‘兵二代’，那里发生的故事，我不写谁写，这是我的使命。”张者说。
在《天边》中，除了“八分”，还有两位“兵二代”主人公，三个人分别代表了三种“兵二代”的方向和出路。有人考上了大学，离开了兵团，回到了内地；有人就地扎根，成为兵团的主力；有人内心带着反叛，冲突由此产生。
在新疆，红柳、芦苇、胡杨为“旷野三友”，在张者笔下，成为三个主人公不同的生命形态。“兵一代和兵二代的矛盾不仅仅是现实中的冲突，也是小说世界的矛盾和冲突。解决这种矛盾是时代的发展，当兵团人的生活与内地已经没有太大差别后，兵二代的热血和青春，都被改写成了快乐的回忆。”在张者看来，代际的互动本身就包含了人性与家国的宏大叙事。“大多数的主动‘断裂’并不能真正找到心中的天边。现实告诉我们，生活需要兼容，真正的宝藏往往是在自己出发的地方。兵二代发现自己曾经寄望的天边，所有的憧憬，原来并不遥远。”
“我觉得张者写《天边》是有深意的，那句话是怎么说的，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阔别四十年，当年的“上海青年”丁言鸣依然是张者的知音。
“天边既是天山边上，也是我们心中的‘诗与远方’。”张者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