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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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拜过祖先。我们从未见过祖辈的牌位，更没见过家族的祠堂。

我们住在长江边的一个小村子里，村子临水而建，是个杂姓村。沿河而居的二十来户人家，有张姓、赵姓、刘姓、何姓、侯姓、叶姓，加上我们许姓，每一个姓氏后面围着的不过三五户，有的只有一户。便是这二十来户人家，若要是以爷爷或曾祖那一辈为户主来算，差不多便是一户一姓了，就是说，这个小村最早的居民，可能是我们的爷爷或曾祖那两代人。童年时，我满村疯玩，吃过张家的米糖，采过赵家的菊花，却从没见过有哪户人家里供过祖先的牌位。

我们的村子依着的那条河，叫长宁河，河道直，我猜测是祖辈那一代人在江水冲积出来的这一片滩地上疏浚出来的。长宁河自西南向东北静静地流着，流过两个村子，然后向北一拐，与自西向东而流的一条河汇合，这条河叫天河，天河继续向东，河水汇入长江。天河的入江口不远处，有一灯塔，夜间照耀着来自远方和去往远方的孤独船只。

早先，我们村子的坟地里，也很少睡有祖辈。我们的祖辈即使死了，也像是隐藏起来了，连一片坟地，我们也找不见。

在村子西南边的那片沙丘地上，也有零星的几个祖辈的坟冢，但多半是后来葬在那里的祖辈中的女性，以及夭折的孩子。起初，这块坟地是被作为逝者的暂居地来对待的，就是说，等到合适时机，他们的棺木还是要迁走的。在我们这个小小的村子里，祖辈中的男性坟地据说在“山里”。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人口中的“山里”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只记得清明时节，父亲和几个本家的叔伯相约着，带上祭品，去山里上坟，他们一般在露水凝结的凌晨动身，到星月朦胧的深夜才归来。这一年中只来回走两趟的行程，除了骑车，据说还要坐船，中午在山里的一个本家家中吃饭。每次清明上坟回来，总有人喝醉，我后来才知道，他们过的清明节里，生者与生者的团聚已经大于生者对死者的祭拜。

多年后，我从地图上寻找父辈们模糊指称的“山里”，那是在我们这个小村的北边，要出了我们这个临江的小镇，一路向北，在有着低缓丘陵的那个地方，那里埋着我们的祖辈，埋着爷爷和爷爷的兄弟，埋着爷爷的父亲和祖父。那里是祖辈的出生地，那里还留有爷爷的其他兄弟的后裔。

我慢慢明白，我们家是从山里出发，一路南下，迁徙到这片平坦湿润的长江滩涂地上的。和村子里那些其他姓氏的人家一样，我们都是北边来的人。

在这个没有祖先的村庄里，幼年的我们像从果壳的缝隙里滚落出来的种子，随时都会落地长芽，生长出孩童的快乐。祖辈成为传说，只是偶尔出现在大人们农闲时的交谈中。我们冬天在河堤上砸冰块，比赛谁的碎瓦片在银色的冰面上滑得更远，我们对触探遥远距离的事物充满兴趣。我们的快乐不因祖辈的缺失而缺失。夏天我们在河里游泳，张家的孩子、赵家的孩子、何家的孩子、许家的孩子……都泡在水里，比赛潜水，追鸭子。泡在水里的孩子，都只露出黑黑的脑袋浮荡在水面上，我们的父母站在河堤上远远地寻找，常常认不准自家的孩子。这个时候的我们，仿佛是抹去了姓氏，所有的孩子都模糊成同族同宗，仿佛是一只母鸡的翅膀下孵出的一窝小鸡崽。“三毛崽——三毛崽——”“小丫头——小丫头——”常常有找孩子的大人在岸上喊孩子的乳名，没有人答，只有一群孩子同时从水上爆发出得意而狡黠的笑声，那被找的三毛崽和小丫头此时常常一不留神就潜到水底。他们鱼一样隐没在水花和笑声里，捉弄着岸上的大人们。

从前的村子里，因为繁重的农活，男性往往容易早逝，于是剩下一个个守寡的奶奶，许家的奶奶、张家的奶奶、何家的奶奶、侯家的奶奶……她们或者独居，或者依傍着儿孙度着残年。以致我童年时常常以为，女人但凡做到奶奶辈，必是孤身一人，偶尔见到还有爷爷进出的人家，都会觉得极为奇怪。到我上小学、上中学时，再到我离家读中师时，村子里那几个奶奶，张家的奶奶，何家的奶奶，侯家的奶奶……还有我们许家的几个奶奶，都相继离世，其时她们都各自做了多年的寡妇。我见过村子里吹吹打打办丧事的热闹情景，堂屋里，门前的场地上，身着孝服的人人影攒动，一片浮动的白，像是棉花满满开了一田一地，颇有丰收的气象。相比她们早逝的丈夫，这些奶奶们在这个小村里活到了粮食满仓的好年代，享到了子孙满堂、儿孙绕膝的福气。她们死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有人孤零零挨到了新世纪。她们大多死在还没有推行火化的年代，得以睡在漆了朱红漆的棺木里，然后被村子里的父辈们抬走，埋在村子西边的沙地上。

上中学的时候，上学放学我常常会路过那一片缓缓高起的沙地，悄悄数着那里的坟头，一个，两个，三个……张家的奶奶，赵家的奶奶，何家的奶奶，我们许家的奶奶……那片坟地，简直像一个小小的女儿国。那片原来被村人用来种植花生、玉米的沙地，就这样慢慢变成了坟地。坟地的空隙间，依然会种有红豆、绿豆、黄豆，以及红薯、芝麻之类的杂粮。秋天，我们顶着亮晃晃的太阳，跟着大人去沙地上采收杂粮，在各种姓氏的奶奶们的坟地之间弯腰摘豆，抬头擦汗时常常发现自己眨眼工夫已走到了草色萋萋的坟脚处，好像奶奶们也长成了一棵杂粮植物，等着采收。

不知道是日子过富裕了，还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父辈们对这一片村庄已经有了极深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祖辈的离世不再被赋予隆重的仪式感，而是逐渐趋向于流程简化与便捷。这些经历过好日子的奶奶们没有被她们的子孙迢迢地送回到“山里”，去郑重完成落叶归根的仪式，而是就近埋在村子附近的那片沙地。于是，在我们的各种远近距离的视线里，那一个个新的坟茔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忽然从平地上冒出来，过不上半年便长了密密的芒草，翌年春天便看见坟上开白花的野蔷薇，再等到夏天，芒草和野蔷薇丛中还会蔓延朝开暮谢的藤状植物朝颜，又几年，便见各种攀缘类植物攀上长在坟头的高大乔木楮树的枝丫，那枝丫间常常坐了乌鸦的窝巢……渐渐的，那村庄西边的沙地也像又一个移民后形成的村落。这个新的村落跟我们的村子不远不近，仿佛是一明一暗，一高一矮，一闹一静，仿佛是河流的上游和下游。

我们经常路过那些坟地，慢慢习惯和接受了这样的一种分离：爷爷们独自埋葬在山里，埋葬在对于我们来说还一直概念模糊的故地，而奶奶们埋在我们居住的村庄旁边。是的，我们的爷爷和奶奶，永远分居南北两地。一个家庭，或者说这个移民构成的小村，就这样被掰成两段：一段回归到故地的土壤里，回到家族大树的根须处；一段继续扦插在他乡，以沉默的青草黄土形象，照看着这片江水喂养的小村和小村里活泼生长的子孙。

我们对死亡的认识，对坟地的认识，是从奶奶们这里获得。而爷爷们，只是一个模糊的符号，像是隐没在雾气里的流水，成为一个虚幻的存在。

又十来年，小村里父辈中的一些年长者开始离世，对于他们的坟地，亲人们都一致就近选择小村西南边的那片沙丘地。这当中，已经很少有过世的人被送回到山里，父辈们生在这里，长在这里，也死在这里。这个不过只有百十年居住史的多水的小村，已经成为覆盖父辈们生命的地图，而祖辈的山里，已经成为异乡，成为孤独之地，成为陌生的想象之境。

那个埋着男性祖辈的地方，就这样成了更远更模糊的存在。爷爷们和那片山冈就这样在我们的生命地图上隐没，像负重的船，一点点被我们身畔的江水淹没。而在小村的那片沙地上，奶奶们迎来了早逝的子嗣。

2

成年后，我跟父亲谈起家族史，父亲也很茫然，他幼年丧父，对家族的历史知之甚少。他零星的一点家族史信息，大约是幼年听他的叔伯们说起，以及他成年后每年清明时节去山里上坟时，从故地的族人那里获知的一些片段。

在父亲的零碎讲述里，一百年前，我们生活的这个小村还是一片无人居住的滩涂，我们许家的祖辈从山里出发，来到这片滩涂上开垦耕地，种植水稻，稻子收割之后，再用小船迢迢运回到山里。这样的耕种和收割实在充满旅途颠簸辗转之苦，于是家族内部商量，迁出几房兄弟到这个沼泽和浅滩密布的江边来继续种植和垦荒。这样的迁徙非独他们兄弟，还有来自省内省外的各个村落各个家族的人，他们和其他姓氏的迁徙者组成络绎不绝的移民队伍，在这个江水造就的新土地上开垦荒地，疏浚河道，一圈一圈围出大小的圩田。他们在高处的沙地上种植棉花、黄麻、芝麻、大豆，在低处的洼地清除芦苇，平成水田，种植水稻、荸荠、莲藕。他们在这里娶亲，和杂姓的移民走成朋友，结成亲戚，各自的风俗和方言在这里相互交融，形成新的村风民俗。

我中师毕业后，在江堤脚下的一所学校里教书。有一次，有搞水文勘察的人来我们学校，他们在操场上钻探，从几米深的地下探出来一小堆洁净如洗的黄沙。我看着那琥珀色的黄沙，惊讶不已，我没想到，我居住了几十年的这片土地，曾经是长江的河床。

地图上，我们这个小镇三面环绕长江，它是一座伸向长江的半岛。而在几百年前，这块地域还隐没在江水之下，是不断的泥沙沉淀淤积，最终让这个岛屿露出了水面，并经过人力改造，使它和陆地连接，成为半岛，成为陆地伸向江水的一截柔软的舌头。

许多个夜晚，我睡在小镇的房子里，想象着几百年前，环绕我周身的这块空间里是江水滚滚东流，也许在我的梳妆台放置的地方，就有装载着瓷器的货船拉起白色的布帆徐徐行驶，可是此刻，那梳妆镜上灼灼反射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我坐在书房里，想象着我打开的书页之间的空气里，几百年前，可能就有一条河豚被大鱼追赶着，正气鼓鼓地逃逸。

在小镇工作时，我曾试着探究这个小镇的移民史。据说有一些人家的祖上是来自合肥，当年面对江水冲积出来的这一大片肥沃的蛮荒之地，那些来自李鸿章家族的亲戚和仆佣们南下，纷纷在江岸边插草为标来圈地，渐渐地，有一些耕种者留下成为此地的居民。从清朝到民国，在这些断断续续持续近百年的移民人群里，除了有权贵大家族的分支，还有穷困潦倒迫于生计逃荒到此的流民，还有犯过事来此荒芜之地躲避罪责的犯人……一百多年来，从北边来的移民，一代代在此拦江造田，开垦荒地，繁衍后代。

人们以锄头和锹为舌，向江水一寸寸地舔出去。这样的改造，让江岸线慢慢南移，所以，才会在学校的操场下探到那些来自几百年前的长江河床的黄沙，而对岸江南，有些旧时的沿江地标如今早已沉没在江水里。

沧海桑田，便是一些陆地在江水里天然地生长，同时也伴随陆地之上的居民繁衍和垦荒而不断扩大；而一些陆地在江水的冲刷下瓦解化为泥沙，随着江水流逝。河流创造陆地，也瓦解陆地。

3

我对祖辈的第一次好奇和探寻，大约在我上小学二三年级时。有一次填表，要填籍贯，我不懂，问老师。老师说，就是填你家祖上在哪里。我的祖上是哪里呢？这实在是一件让人云里雾里说不清的事。我回家问父亲，父亲说是山里，但后来我知道，那山里其实也没多少户本家。那山里也只是一处比我们这个江边小村稍微长久一点的落脚地。在山里落脚之前，爷爷的爷爷还来自另外一个地方，一个父亲也说不清的地方。

从此，我的籍贯一栏里写着我自己的出生地，我们这个由移民人群生活了百十年的江边小村，虽然我知道这里不是我的祖籍。

但是好像也没感到有什么特别的遗憾，村子里那些张姓赵姓的人家，和我们一样，都把出生地当作籍贯。

来合肥工作后，有一次和朋友聊天，他跟我说起他那坐落在合肥郊区的老家，他说他们一个大村有几百户人家，全是同一个姓。他们家族在那个村子里生活了几百年，村子里有他们家的祠堂，祠堂里供奉着祖先，祖先足有几十代。我听了，惊叹不已，那真是一个庞大的家族，实在枝繁叶茂。几十代，几百年，在同一个地方繁衍，爷爷的婚房可能后来又成了儿子的婚房、孙子的婚房。子孙们跪拜在祠堂里，抬头凝望祖先的牌位，每一个人，都数得清自己的来处。这真是一种足够庄严的生命风景，像一棵植物，根系深深稳稳地扎在深厚的土壤里。地面上枝叶交叠，地底下根系缠绕。

在植物学里，有一种说法，说是树木的根系在土壤中所能抵达的深度约等于它在地面之上的高度，同样，它的根系在土壤中分布的面积也是约等于它的树冠面积。我想到朋友生活在那样庞大的家族里，他在成长过程中所获得的生命启示，必定与我对生命的某些理解截然不同。他站在生活了几百年的家族屋檐下，抚摸着曾祖、太祖们种下的某棵桑树与梓树，感受着与祖先的气息亲密融合的庄重。他站在时间里，只要回头一望，列祖列宗都在那里。他能清晰望得见来处。而我，回头一望，是风烟弥漫，祖先的身影隐没在迁徙的长途辗转里。

在这个历史短暂的江边小镇，我和我的弟弟、堂姐、堂哥和堂弟们，寥寥几户许姓人家的孩子，像家族的大树上旁逸斜出的几根嫩枝。成年之后，我们对生命的理解，更多的是渺小和柔弱，而我们拼命生长，就是要把这柔弱铆成柔韧。

年岁渐长，我喜欢向父亲打听我们这个家族的事情，我总想从父亲的那些破碎的信息里拼贴出一幅地图来。而父亲其实也茫然，他不过只是走在我前面的探路者，我要问的话，他也在问。他听说山里那边的本家有家谱，他打算去寻找，并抄一份家谱回来。抄家谱，几乎成了他晚年的宏愿。

近十年来，随着叔伯辈们的生病和离世，每年清明时节相约前往山里上坟的队伍，人数越来越少。从前，父亲每年清明上坟时，会交代山里的远房兄弟，托他们平时代为照看爷爷的坟茔，在冬至时帮忙给爷爷们的坟茔添加几锹黄土。现在那几个帮忙给坟茔添加黄土的人，也睡进了黄土里。从前的那些团聚大于祭拜的清明，对于父亲，渐渐失去了同辈团聚的内容，只剩下对先祖的祭拜了。

我那个睡在山里的爷爷的坟茔，在什么位置，我不知道，我弟弟也不知道。我和弟弟，我们都不曾去过一次那个埋着爷爷和爷爷的父亲的山里。

前几年，父亲又去了一次山里，是清明去的。回来后，他告诉我，他抄写了我们许姓人的字辈谱，那是紧跟在姓氏后面的一个个汉字。父亲是嗣字辈，我是续字辈，我底下的是志字辈。如果我们许姓的子孙都按照辈分来取名，那么我们或许还能根据这紧跟在姓氏后面的一个汉字，在人群中寻得同脉的亲人。只是在我们这个小村里，父亲的名字在身份证上，代表辈分的“嗣”已经被写成了“士”，而我这一辈里，我和弟弟的名字也都没有按照辈分来取。我们就这样在家族里，渐行渐远，从空间上的迁徙，到姓名上对字辈的抛弃。

我后来问父亲，见到家谱了吗？父亲很失望地摇头。就是说，在那个爷爷们视为“根”，并执着于死后要叶落归根的地方，并没有家谱。家谱在更远的源头处。我能想象年龄渐大的父亲对于寻找家谱的迫切，他必定也存在着源自血液深处对生命起源的探寻以及对归属感的需求。

有一次跟父亲聊天，父亲说他幼时听他的叔伯们提过，我们祖上来自河北卢沟桥。卢沟桥？我很好奇。卢沟桥如今已经划归北京，坐落在北京市丰台区，父亲用的是半个多世纪之前的说法。父亲笑着说：是的，听说我们祖上当年为躲战乱，从河北卢沟桥那边跑出来，一路南下，走走停停，到爷爷那一辈，就迁到了我们这个江北平原上。

对于卢沟桥这样的祖籍地，我将信将疑。我知道，我们家族的信息，越来越虚幻得像神话或呓语。随着山里的祖辈、父辈们的相继故去，查寻我们来处信息的或变得愈加渺茫和不可得。

就像幼时我欣然接收一个没有祖先的村庄一样，现在我依然坦然接受一个不知来处的生命谜语。

就像大地上的植物，有的可以是生长千百年的乔木，有的是一岁一枯荣的草本植物。我们接受一种近似草本植物的家族故事，祖先隐没，家谱流失，人人不知来处。

4

接受一个被隐没的家族史，不代表我不好奇。我依然好奇着我的来处。有一次听朋友们说起查基因，寻找祖源，我激动不已，翌日就去查。结果有点令我意外，我的血统里，北方汉族基因占七成，南方汉族基因占两成半，剩下的基因是苗族基因。我身体里的苗族基因，我敢肯定是来自母亲，我的眼窝深凹、下巴尖窄这些面部特征都随我外婆。我一直以为自己是地道的南方人，可是我没想到我的血统里居然有七成的北方汉族。我忽然想起父亲曾提到的卢沟桥，那大约是可信的，虽然我们没有家谱，但有些关键的信息依然会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被无形地记录下来，成为家族无字的记忆。

我看着我的基因检测结果和那张示意图，那一片代表北方汉族的红色色块像一截柔软的舌头，笃定地延伸到华北，又延伸到长江流域，和代表南方汉族的橙色色块交融。

我的祖辈是从哪个朝代开始这样迁徙的呢？他们是在哪一次的血雨腥风中拖儿带女举家开始往南、朝着大江大河的方向前进的呢？他们凭着身体里的脉搏遥远呼应着潮汐的节拍，笃定地朝着水质清甜的长江……离开战乱频仍的中原就能偷生，有水的地方就能活人，这是他们一路南行时相互安慰的话语吧。

前年在北京读书，赶上周末，与几个朋友小聚。聚会地点在丰台区，席间，朋友忽然提议下午去卢沟桥转转。我听了，心里一动，心想，那里或许就是我的多少代的祖居之地呀，我得去看看，就像是一次回乡，就像是远航的渡船沿着河水又溯流回到出发的渡口。那几日正赶上北京高温，而我手中又压着几件紧要事要继续完成，我犹豫再三，终是放弃了去卢沟桥。虽然遗憾，可是我在心里一遍遍安慰自己，下次来京一定要去卢沟桥看看。如果看了，我也一定会回去告诉父亲，跟他描述卢沟桥附近的城郭、河流和田野。千百年过去，大地上的风景发生了太多改变，但不会改变那里的风的味道、阳光的味道、河流的味道。

去卢沟桥，成了我潜藏在心底的小心思。我不能对外说，我怕人家笑话我道听途说、自作多情。话说回来，现在的中国南方人，有几个不是从北方南迁来的呢？回望中国历史上的几次重大移民，其中“南移”往往都伴随着战争：西晋末年，五胡乱华，晋室南迁，跟着的是中原汉族中的富家贵族和大量流民相继南迁到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了对南方的开发和文化传播。到唐朝，安史之乱，藩镇割据，中原地区战火连年，其中的汉族为了躲避战祸又开始南迁，过淮河，到长江，甚至进入太湖流域。到北宋末年，“靖康耻，犹未雪”，金兵南下中原，宋高宗南渡，干脆跨过长江，到了杭州，建立南宋朝廷。在这次的政治大逃亡中，据说累计南下移民500万人，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中原汉族的南迁大移民。在这次移民中，就有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她在流寓南方的伶仃岁月里，写下了众多深沉哀伤的作品。她的望北思归的姿势里，有抒写个人的身世之叹，也有关乎国家的亡国之恨。

回望历史上那一场场伴随着烽烟和饥饿的移民史，真是感叹人类生命力的强大。在从中原到南方，到长江流域、太湖流域的这片不同纬度的广大空间里，如果抽去时间轴，我们看到的真是呼儿唤女、匝地烟尘的迁徙景象。

在移民者的身后，是渐渐隐没在荒草里的故园，隐没在时间里的祖辈，隐没在传说里的家族史。

人群，以最小的单元，一个家，或者一对夫妻，甚至一个人，向着波光闪亮的多水的希望之地奔跑。

5

我越来越喜欢在纸上写自己的姓氏。这笔画并不复杂的“许”，像是我的故园和祖居。

我想起那位老家在合肥郊区的朋友，想起他庞大的家族和依然构造坚固的宗祠，我想，他是一个看得见两个生命端点的子孙。他站在祠堂里，像是祖先手里射出来的一个光点；他望回去，祖先在牌位上，也是一个光点。他们之间建立成一段实在的线段，是有根有据、有始有末的线段。我站在长江之畔这块湿润而柔软的土地上，感慨在这个没有祖先的小村里，我们是另一种线条。或许是射线吧，只有一个端点，另一头是茫茫的不可知，无尽的探索，无尽的虚幻。我们就这样无从寻根，无从寻找来处，我们于大雾一样的迁徙旅程中寻不见来处的那个光亮。在浩荡的南迁历史风烟中，我的祖辈跑丢了故土，也跑丢了家族史，只给我一个姓。我带着这孤本一样的姓，在纸上每写一次，就像是回了一次旧乡，凝望了一次先祖。

我的家族，或许就这样了，以极抽象极微渺的形式，隐没在一个小小的姓氏里。

…………

有一次，遇到一个熟人家的孩子，几年未见，我问他如今在哪里读书。那孩子含蓄笑说，在南方。我心想，那是在两广或海南、福建了。几日后，才从他人口中得知，那孩子说的南方是南海之南的南半球上的澳洲。

相对于我的祖先们的迁徙，如今的年轻一代人的迁徙已然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他们跨越更大的地理空间，跨越祖辈使用了几千年的语言，在不同肤色的人群里耕耘着他们的梦想。他们飞来飞去，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随时告别，随时开启新的生活。他们不再像陆地上的动物，必须依赖牢靠的陆地而生存，他们像是属鸟的，飞行是生存常态，他们不再眷恋陆地。自然，他们对家族的概念已然淡化，那种群落式的血缘构成的集体，不再成为他们最热切追求的归属。

我常常站在故乡的长江边，看大江在脚底奔涌，浩浩向东流去，它仿佛也是一个最沉默的迁徙者。

一代代移民者在这里舔舐江水，扩张着陆地的边界，而江水也有舌头，它以浪为舌，不分昼夜，在舔舐着岸滩。于是，在江水的激荡冲刷下，这些因江水冲积形成的陆地边缘常常会出现崩塌。我们以为长江是年年岁岁如此这般“江流宛转绕芳甸”，其实不是，其实江岸线也在悄悄地发生着挪移。江涛拍岸，泥沙在江水里分身，溶解，碎成最小的颗粒，又在新的地方组合成新的陆地。

如此，江水造就的陆地并不永恒，每一粒泥沙，也都可以成为一个移民。晋朝张华的《博物志》里有“天河浮槎”的神话，传说大海与天上的天河相通，有人在八月的海上乘筏到了天河，还见到了牛郎织女。

河流总是让人充满想象，河流总能将人们的视线牵到极遥远的地方。我常想，那个在海上乘筏去往天河的人，可曾于筏上回望过身后的村庄？如果望一眼，他一定会看见身后的整片大陆隐身在弧形的蓝色水波之下。

我的故乡小村里那条长宁河，也连通着那一条人工疏浚出来的名叫“天河”的河流。我想，当年给这条河取名“天河”的人大约是听说过“天河浮槎”的神话，对于最早的那一代迁徙者，这片长江滩涂地，大约就是他们祖辈的远方了。

神话里，那个去往天河的人，带着疑问，带着好奇，一年后又乘筏回到故乡，回到了祖辈生活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