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洲》2025年第5期|白琳:弃子
1
我父亲离世前曾经是一个乡村医生。他在县城的诊所里工作过几年,诊所真正的老板是县人民医院的一个内科大夫。他们是发小。内科大夫在体制内工作,不能用自己的身份私营诊所,所以名义上这个诊所是我父亲的,实际上他每个月只有几百块钱的工资。即便这样,我想我父亲还是对他的成就感到满意。他把自己从一个贫困山村的深坑里拖了出来,来到了这个文明社会的前哨站,在那里他可以为人们做一些有用的事情——检查他们受伤的身体,推荐药品,打针注射。
一开始他经常需要内科大夫的帮助,但很快就上手了,他甚至买了大量医学书籍,读了一本又一本。他说自己在这方面很有天赋,是时代和家庭没有给他机会。他进入这个诊所之前不知道生命存在的理由,现在他知道他活着就是想要成为一个医生。只不过一切似乎都有点迟。他对于人生的理解一直比自己的朋友缓慢,只因需要独自摸索,对方却似乎生来就有方向。内科大夫的父亲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他初中之后就听话去了一个医专念书,毕业后因为亲戚关系,在县医院有了编制,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夫。
内科大夫名义上是小诊所长年坐诊的大夫,但后来他把大部分工作都甩给了我父亲。诊所里更多的是轻微病症的病人,面对更大的创伤,有些人选择回避,有些人选择放弃,只有一小部分人格外重视,这样的人从不会在这里出现。我父亲把这间诊所当作自己的事业仔细经营,开业以来,生意一直很好。不多久,内科大夫又盘下隔壁的店铺,改造成输液打针的区域,尤其到冬天,头痛脑热的人似乎很多,这个房间每天都人满为患。很快我父亲就忙不过来,他们雇了一个中学辍学的年轻女孩当护士,她在紫色紧身毛衣外面套了件白大褂,显得格外专业。对这个女孩子我父亲十分热心,将自己学习到的一切医学知识倾囊相授。
对我父亲而言,那是一段明媚的时光,但好景不长。两年之后,这段关系迎来了拐点。女孩的肚子大了起来,她哭闹到人民医院内科大夫就职的部门,拿着一把方头菜刀,声称如果对方不娶她,就当场割开子宫,把孩子拿出来。这件事在小县城引发轩然大波,后来她还是没让对方离婚,却在医院里生下了一个儿子。几个月之后,内科大夫的老婆意外掉入井盖,后脑勺磕着一截凸起的钢管,一周之后宣告死亡。不到半年,护士转了正,别人都说她好运,名副其实地成了诊所的老板娘。
我不知道我父亲是逃离还是被驱逐。他灰溜溜地回到了家,很长的一段时间都郁郁寡欢。很多年后,我辨别出这是一种情伤。街头巷尾絮絮闲话里,有一个版本关于我父亲:他们说那个孩子不是内科医生的,孩子是我父亲的。他们说医生没有生育能力,不然也不可能头婚好几年都没生,二婚十多年也再无动静。
我母亲因此和我父亲吵了许多架。最伤人的恐怕不是辱骂我的父亲与那个女人是一对奸夫淫妇,而是说那个女人赶走了他。
“你说你贱不贱,”我母亲冷嘲热讽说,“人家就是利用你,你还当真。”
这是我文明的概括,我母亲用方言讲出的是另一番流畅的羞辱,应该是对事实最无情的揭露。因为我父亲听到这个才会暴怒。他用拳头对付我母亲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她碎裂的骨头里迸发的快意。
我父亲最终没有逃离贫困的山村,但是他也有样学样开了一家“诊所”。之所以加上引号,是因为它从各个角度看都不规范,常年遭受村里大小干部的劝退、各种部门检查和关停的风险。这个诊所既没资质,也不赚钱。来看诊的人只求心理安慰,有人听说只是普通感冒,连药都不买就走了。我父亲一直过得很落魄,诊所让他遭了很多罪,但是开开关关,他始终没有放弃。
其实,也并非没有所谓的安慰。医生这个头衔所赋予我父亲的,是一种传递权威的力量,一种春药。我父亲不是医生,却始终以医生的身份认知自己,这令他感到兴奋。对他睡过的女人来说,一定也可以感知和他一样的兴奋。无论如何,这是我的理解。我认为阶级和复仇是驱使他与女病人上床的原因,他一直在村里的妇女身上寻找什么。甚至他可能觉得这是他应得的。
因为混乱的关系,他被打过很多次,已经声名狼藉。也许我在村子里还有几个弟弟妹妹,但我母亲只有我一个。
我对父亲的记忆总是明暗交替的画面。他经常在天亮前醒来,冬天,一切都显得更黑暗。有那么几年总是停电,他起来的第一件事是点着蜡烛。那支在清晨初生的昏冥里点起的烛火唤醒了我,通过嗅觉而非视觉。我总是很敏锐地捕捉蜡油燃烧的味道,而那个被光打亮的角落却属于他自己,他的每一天随着它重新开始,颓败地滴落。蜡烛站在低矮的铜烛台上,透过椭球形小灯罩安静地亮着。
有时候火光摇摆不定,他激动地来回走动。严肃中透露着愤怒。
我十一岁时做了一个梦。我在旷野中奔跑,上气不接下气。跑着跑着,我看到父亲出现在山坡的尽头,他朝一个女人招手。我的心猛地一跳,涌起一种无法描述的情感,我知道我在画面之外,他看不到我。他很遥远,但我可以感受到他的狂喜和恐惧。他把绳索套在女人的脖子上,牵羊一样牵着她,似乎无比幸福,同时又感到痛苦与忧虑。我莫名其妙在梦里与这些情感血液般交融在一起。
我在沉睡中昏迷了过去,丧失了三天完整记忆。后来我的状况也不好,大约有半年都在忽明忽暗地活着。我患上脑膜炎的那一晚,我父亲死在诊所里。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我好起来的时候,他已入土为安。但是,村子里关于他的传说经久不衰,有人说他死于自杀,也有人说这是一场谋杀。当然,人们更相信后者。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死亡的真正原因,我奶奶说他酗酒过度,是醉死的。而更多曾亲临现场的人说他横尸病床,喉咙上被绑了一条长长的麻绳,但凶手至今都没有找到,或者说根本就没有人认真搜寻过。大家都说应该是他睡过的某个女人的男人。
我母亲很快就撇下我,一个人去广州打工,我跟着寡居的奶奶生活,被指指点点了很多年。我偶尔觉得故事的完成,也许并不来源于个人叙事,而是旁述的累加。我听着这样那样的闲话,拼凑出了自以为是的记忆。我以为是这些记忆影响了我,而可能真正塑造了我的,仅仅是旁观者的语言。
自那以后,所有事物都在极力蜕去关于我父亲的记忆痕迹,连那盏他总会亲手点起的灯也不想与我有任何瓜葛,被塞在橱柜的角落。并不总会停电了,但有那么一两次回到家时,它就那样在黑暗中自顾自地燃烧着,并不能照亮全部的空间,甚至只能营造一个小小的光影,让我再次感知离别的空虚。我坐在窗前灯下,看着窗户发呆,在这突如其来的死亡的贫瘠之中,想象着外面世界可能还会有点属于我的东西。然而也许从根本上我就知道,我看不到外面,我面前只是一面坚实的墙壁。
我奶奶说我和父亲一样聪明。她在儿子的悲剧中学到了一课,也在长年累月的痛苦中觉醒。这是一种开天辟地式的灵性跃升,她一下子跨越了她的局限而充满智慧,她告诉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只要我能读下去,她就会一直供我读书。
她信守诺言,一直到我考上大学,花光了她所有积蓄,毕业时才知道她把宅基地也转让出去了。她走得安详,是自然死亡,片瓦不留,也是与这个世界最痛快的诀别。而我的母亲仅在高中时回来看过我一次,说她要结婚了,她给了我五千块钱,跟我说以后不要再联系,我不是她的孩子,我只是她从邻村一个十四岁早育的女孩子那里抱来的弃子。
2
“我说了这么多,你一句话都不讲吗?”我停下来问。我感到口干舌燥,手里还握着半瓶矿泉水,但我一口都不想喝。
当我向她讲述这一切时,她正在打包行李。光线很暗,只开着盏壁灯。我望向窗外,玻璃上印出她忙碌的微弱痕迹。
她拉好拉链,将行李拖到走廊尽头。她没有坐下来,而是站在塑料垃圾桶的旁边,她几乎淹没在阴影里。
“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些。”她反问。
“不知道。”我说。我被问题难住,花了很久的时间思考。就那样在玻璃中看我们的身影。我看得更多的是我,因为我对自己感到困惑。我想,我告诉她这些也许是为了博取一点同情,也许是为了我的此刻辩解:你看,我并不是愿意成为一个残缺的人,如今发生的一切都有充分的理由。
但我知道她没有耐心听。
“我跟你说了,我很累。”她重复着一个半小时以前对我讲过好几遍的话。
我的故事完全没有演绎出任何作用。我本来已经感到轻松,却因为她颓败的短句再次紧绷。肌肉全部皱在一起。我总会莫名其妙被情绪吞噬。
“为什么?”我问。
“我已经听烦了。”她一字一句说,“这不是你第一次讲你的过去,这一年以来,你讲了许多遍,每一遍其实都不太一样。”
我头晕脑胀,肌肉酸痛,浑身穴位像被堵住。在阴影里,广泛色彩层次超越了肉眼所看到的,她只剩下一个戏剧性轮廓线。我失去了希望,她却走了过来,在沙发的另一面坐下。这不是我们的沙发,米黄色的粗布,纹路鲜明,每一个座位上都垫着一片厚重的有桃心图案的圆形坐垫。
“我们不要吵架了。”她说,“你也不要走了,我拜托你留下只不过因为我不想丢脸,一会儿她们回来,我们最好要保持体面。我们明天就回去,有什么明天再说。”
我不喜欢住在别人家里,但我别无选择。这间公寓靠海,对面的海湾安静得像池塘,她的朋友说最近是完美天气,没有台风,温暖而不炎热,天空蔚蓝,万里无云。朋友发出邀请时显得如此真诚,令人实在无法拒绝。她们是大学同学,但毕业之后十五年一直没有相聚。我们到达的当天晚上,她说同学垂下头给我们找拖鞋的瞬间,她看到那丛赤褐色头发的底部已经花白。不知道是不是隔音不好,第二天同学把头发扎成了一个发髻。两天后的周末,迎来了另一位老同学,当谈话转到以前的老师和某某发生了什么事时,那两个人大笑起来,我们感到被冷落了。
三居室房子虽然偏僻,但位于海滨。虽然很安静,但房间里充满了令人烦恼的欢笑。旁边有一家酒店,六月份,每晚房价已经飙升到了接近四百块。我拿散步作借口背着她去看过,回来时询问她要不要搬出去,结果又一次爆发了争吵。
“搬出去她会怎么想,这算什么?”
“那么我自己出去住,这里让我觉得不便。”
“你走了,让她们怎么看我?”
“你不必带着我。”我说,“没必要展示给别人。”
她看我的眼神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比听说我把单位集资买的小单元房卖给了一个在火车站认识的人还要尖锐。
“我沦落到这种地步,现在连在老同学面前都没有尊严。”她说。
就是这样开始的。她毕业于一家有名的舞蹈学院,同学们大多留在大都市,只有她折戟在了县城。她回乡不是因为我,但是现在,她把这份遗憾算在我头上。
中间人介绍我们认识的时候说,她有过一段婚史,还有过一个孩子。“你觉得能接受再处,不能拿这个刺激她。”那人说,“孩子在北京,人家不给她了。他们当时也只是办事,并没有领证。更何况,都已经十几年了,人家再也没有联系过她。算算,这会儿孩子都该上高中了。”
她是个有故事的人,但我们结婚以来,她从不讲述她的故事。她怀孕的时候还在念书,只有十九岁。和前夫在北京办了场婚礼,三个月之后被遗弃在了医院。男人的母亲抱走了孩子,她找上门看过两次,并没有要抚养权。她连自己都顾不周全,更不敢损毁孩子的未来。
一年以来,每每对上她无意间流露出的冷漠神态,我都会想,这也许是一场骗局。我想,如果有一天她愿意说一说她的过去,我会这么为她分析:那个男人只是想要一个孩子。
但她从未给我这个机会。
她的同学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收拾好情绪,把行李挪回卧室,表现得若无其事。她们客气地问我们是否要一起用餐,她迅速微笑着拒绝了,说我们想要出去散散步,顺便找家餐厅过二人世界。
“真羡慕你,还可以在婚姻里恋爱。”其中一位调侃道。很快,那两个人就把我们撇在一边,在厨房里忙着收拾海鲜。她们看上去格外亲密,她躲回了房间,说去换件衣服,可是很久都没有走出来。过了会儿,我走进屋内,看到她趴在床上,已经睡着了。
这个小三居是同学买来度假用的。我想可能原本只邀请了她来,我的出现令其意外,应该也有不快。女同学的生活状态都还不错,一个在师范大学工作,一个在省文旅局任职。只是她们都已经离婚了。
我阴暗地想,也许,她带我来,只是为了展示:看,我结婚了。我没有被过去拖累,我还有人要,我还能坚强地活着,我没有受到过去的干扰。我还可以拥有幸福。
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
她打起了鼾,睡得很沉。那两个同学的亲密折磨了她,但她不愿意承认。而我对她再一次讲述我的过去的时候,是想要获得什么呢?是一份理解,还是同情,或者只是想要告诉她我也是个可怜人。够了,算了。不要再折磨我。看,多么可怜,我也是一个弃子。这世界上被遗弃的不只有你,还有我,还有更多人。
好像又不仅仅是这个。
倾诉是一种习惯。我对很多人倾诉过,但我没有好起来。我想起她说我的每一次讲述都不一样,我自己没有察觉哪里不一样。但我恐惧发问,我不想听到答案。
其实,在我眼中,她并不比那两个同学差。她身形保持得很好,脸上也没有什么皱纹,头发也仍旧很黑,没有多少白发。她穿得大方得体,衣服的质感看上去也比她们讲究些。她在县城里开了个舞蹈班,生意不错。她的大学是她的招牌,也让她的故事天罗地网一样铺盖到县城的每一个角落。中间人说对她有意思的男人很多,比我条件好的也不少,但几次介绍,她都没有意愿,唯独同意和我见见。
“你也不错,有编制,人长得也很排场。”中间人热心道,“咱也就直说,你家庭也比较简单,人家可能也怕复杂。”
结婚时,我四十岁整,她三十五岁。我们都是第一次经营家庭。中间人说的没错,我家庭简单,几年前母亲去世,我也是半年后才知道。她后半生过得还不错,在南边嫁了一个靠谱的男人,继子是个法官,对她比较孝顺。有一天我收到一个快递,拆开看到里面有张照片,还有一封短信:阿姨已经过世,她临终前强调说不要联系你,我答应了。老人走得很安详,从发病到去世没有几个月,其实也是好事。这半年来,我很犹豫,觉得怎么也得告诉你一下。昨天我父亲给我打电话,说从阿姨手机里看到了你的地址电话,她一直有你的信息,我寄给你一张她满意的照片,留作念想。
我真的孑然一身了,我感到了一点松弛,也有一点失落,我母亲——如果还算的话,和那家人待在一起近三十年,所付出的情感能量远超于对我,更何况我也不是她亲生的。这种念头一晃而过,因为早已习惯,所以没有特别地悲伤。不过,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忽然想要拥有一个家庭。在此之前,我认为我不会结婚,也不会生育。尽管我不知道要在婚姻中获取什么,我以为有了家庭,无处着落的空虚会得到缓解,但出乎意料,我感到更寂寞了。她是冷淡的。这时候我才知道,我想要更多。
3
我们一早就把行李拎下楼。
“你确定不要跟她们说一声?”我问。
“嗯,不了。”她说。
“你不维护这个关系了?”
“不了。”她抬手合上后备箱的盖子。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坐在副驾驶座上,她开车。从我们离开这个城市的标志性大桥开始,天空中就飘下了雨丝,一开始只是牛毛般细密的线条,然后突然下得很大,即使雨刷奋力刮着,挡风玻璃上也被瓢泼大雨浇得一片模糊。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她有点紧张地说。
“下一个休息区,换我来开。”我仔细看着路牌,让她拐下匝道。
“你确定你能开那么久的车吗?”她问。
我的腰椎做过手术,很难久坐,更不要说开车。我们在休息区停下,她去洗手间,我在一个被雨水烘出更多油腻味的餐馆坐下,手机上有暴雨预警,就在这个时段,高速路被封了,地图显示开车回去大约还需要六个小时。
“我们得下高速。要么就在这里等,看看两小时后是否能够解封。”等她回来后我说。
“雨会停吗?”
“不知道。”
我们各自默默吃了一碗牛肉面,汤里的酱油很咸,还有方便面料包的味道。她不断翻看着手机,告诉我天气预报上显示红色暴雨警告,根本无法预期接下来会怎么样。
“如果我们走得越晚,就会遇到更多的积雨路段。现在已经这么暗了,天应当黑得很早。”她忧心忡忡道。
“我们不应该今天回去。”我说。
她的脸色阴冷下来,不再讲话。我很奇怪,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愤怒。我是说我自己,我总是在平静中储存过量的愤怒。
我打开手机,刷着一些视频,一个又一个,嘈杂的声音不断交叉变更,我调小了音量。其中有两分多钟的片段,讲一个自闭症患者被安排和一个唐氏综合征患者相亲。对方的长相或兴趣是什么并不重要——双方父母已经认可了他们,已经准备好发生性关系,安定下来,相互照应。
“不好意思,我可以打扰你们一下吗?”我准备切入下一个视频时,忽然有人在我头顶问。
我侧了身,看到一个背着巨大行李的矮个子女孩,她的背包集装箱一样竖在身后,坚挺沉重,甚至比她都高,她嘴唇发紫,有些脱皮,她冲我笑了笑,继续道: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你们准备去哪个方向。”
我犹豫了一下,告诉她我们准备回源山。
“啊,太好了,”女孩兴奋地说,“我是马坊镇的,就在县城边上。”看到我们有些诧异,她继续道:“我问了好几个人,去的地方都不一样,我本来想着尽可能找个最近的地方,没想到这么巧。”
我想我大概了解了她要表达的意思,拒绝道:“我们暂时还没决定要不要走,而且今天天气很不好,我们不想冒险载人。”
“如果现在不走,待会儿国道上应该有更多的车,这种天气很容易因为各种原因堵起来。”女孩劝说我们,把目光投向了我的对面。
她沉默不语,把视线别向一边。我知道这是明确的拒绝,却不由自主跟着望过去,发现不知什么时候,这个进来时还冷冷清清的餐厅里一下子多了很多人。
“这样好不好,我来开车。”女孩不依不饶,她在胸前的小包里翻出一本证件,“我有B1驾照,我来驾驶。不好意思我刚才听了你们一点对话,这个路我应该没问题。我开过两年货车,有技术也有经验。”
我刚想再次开口婉拒,“我们走吧。”她忽然站起来,指着女孩说,“让她开。”
“还是我来。”我说,但我一站起来就感到腰后侧酸疼。我用手捋了捋腰部,她把钥匙递给了女孩。
我们拐上国道,雨点打在车顶上的声音震耳欲聋。她坐在后排,我仍在副驾,紧张地看着女孩的操作。在停车场,她简单熟悉了一下车,就老练地上路了。她开得很稳,一看就是有经验的司机。
“你一个女孩子怎么会想到要去开货车?”我忍不住问。
“这个啊,我爸爸就是大车司机,我十四岁时他就偷偷教我学车了,一满十八岁他就叫我跟他一起搞运输。我说我还得上学呀,他说上那学干什么,最后还不如开车挣钱多。”她轻松地笑着说。
气氛不知怎么松动了一些,我们三个一起在暴雨中颠簸前行。一辆卡车驶过,我们的车在它身后颤抖,突然,另一辆卡车从我们右边的车道上挤过来。它的车身不断扭动,像是打了滑。有那么一刻,我确信我们都会死。
然而并没有。女孩踩了油门,急打方向,箭一样从前车的缝隙穿过,继而我们听到了后面发出巨大的轰鸣。我转头去看,发现后座上的她闭着眼睛,脸上满是惊恐的神情。女孩却依然冷静:“唉,那个人可能不行了,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她虽然说着话,却直视前方,非常专注。雨刷呼呼刮着,我们好久都没有再吭气。后面的车越来越少,她抬眼看了后视镜,说还好我们提早一步,不然现在就被堵死了。
“你从哪里回来的,背着那么大一个包?”我再次忍不住好奇。
“我啊,刚从澳洲回来。”她咧开嘴笑,还很激动,“我在那边打工,昨天刚下飞机,我就想着试试能不能搭车回家,前一个车主是我在机场遇到的,把我放在这个服务区,然后我就遇到你们,你说巧不巧,完全顺路。我真是太幸运!”
“你在那里做什么?”大约是很意外,后排的她忽然开口问。
“你说澳洲吗?做的可多了,去农场除过草,挤过奶,主要是开运输车。”女孩轻快道,“不过最有意思还是在咖啡馆打工,可以学语言。啊,对了,我还有个小红书,你可以搜到我,现在有六千多个粉丝,我就在上面写我的经历。”我在她的指导下找到了账号,刷了几个页面,她文笔也不错,其中一篇笔记写着:
意大利烩饭。我们县里有个西餐厅,读高中的时候特别火,我吃不起。有天我妈妈来学校看我,中午一定要拉我去那里吃饭,我说我不喜欢吃,后来她也将信将疑,我们俩去了旁边的一个盖浇饭馆。当时她已经病了,后来她就不在了。我现在也吃到了意大利烩饭——谁知道正不正宗呢,又不是在意大利吃的,味道很好,但它并不是神的食物。我今天,在一个灯光明亮的城市里享受了一顿美餐,我坐在这里想到了我妈妈。烩饭成了一个会令我感伤的食物,而这座城市的石头就像米粒一样,永远软化在周围的液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成了一个关于死亡的回忆,一个生命不可重复的时刻。碰巧是意大利烩饭,它也可能是别的东西。
“写得很好。”她在身后说,声音里带着一点柔情。她究竟读到了什么样的文字我不清楚,但我想这女孩有种穿透力。
“你离家那么远,却能独自完成这么多事情。不容易。”我感叹道。
“唉,也没啥,就是自己瞎想瞎弄。”女孩听到夸奖很开心,“我早晨在机场,找了好多人问,那个比在服务区找起来麻烦多了。愿意捎我一程的是个小姐姐,她租了辆车。我在车上跟她聊天,她说她回国是因为她爷爷死了。她前段时间在埃及,她家里一直打电话叫她回去。我问她这么晚能赶上爷爷出殡吗?她哈哈一笑,说赶什么赶,已经出完殡都快两个星期了。我说那你还因为这事儿回来,她说也不全是这个事,她博士读不下去了,她回来退个学,不然在外面她导师一直打电话折磨她。是个女导师,各种索要钱财的精神病——她说的,她骂了一路她导师,讲话可脏了,你看她长相完全看不出来。”
也许是在外面待久了,女孩的谈吐完全不像小县城出身。我可以感觉到后座上的她有了聆听的兴趣。
“你怎么想到要出国,怎么出去的?”我问。
“我小时候就想到国外看看,大概小学的时候。哪里都行,就是去看看,但我知道我家没条件。小地方出身,哪敢想啊。后来我妈死了,我爸一直让我跟着他出车,钱也都是他拿着,我跟他干了快有十年吧,自己手里也就只有不到两万块钱。其实我们赚得不少,感觉生活也没什么改善。有一段时间我没事干,想要报个线上外语班,想让他赞助我点,结果他说他没有。他还说学什么外语,没用。我说我想出国看看,他说我没那个命。唉,我那时候可难受了。知道为什么吗,平时我都不和他计较了……”她叹了口气,语气也仍然是轻松的,“我知道他有个相好的阿姨,我不知道是好在我妈过世前面还是后面,那个阿姨人家有正常家庭,也有个女儿,比我小两岁,前年出国了,我爸给了人家十万。我姑跟我说的。她跟我说这个是来给我说亲,让我别把钱都攒在我爸那里。然后那会儿我就想,算了,我还是靠自己吧,我就在网上加了一个群,里面有很多人分享自己的经验,我就照猫画虎,报了班,语言过了,花了八千块钱找中介给我办签证,去了之后那里有几个网友迎接我,也没被坑骗,直接就工作了,挺幸运的。”
“你看着挺小的,但是你说你开车已经十年?”
“我不小了。”她嘿嘿一笑,“再过几个月我就三十二了。”
雨并没有要小起来的迹象,反倒是轰轰烈烈地瓢泼着,我的眼前一直雾蒙蒙一片,但奇怪的是,驾驶者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而我们似乎都感到心安,我看到她在后座上一直闭目养神,不知道是专心聆听还是已经睡着了。
过一阵子,后面陆续又有车辆追上来,女孩仍然稳健,我们都不再交谈。在匀速行驶之中,我的思绪迟钝且飘忽,不断做着糟糕的预设:在这样的道路上,大雨滂沱之间,我们——如果出了车祸,如果,我和这个女孩都活了下来,只有后排的她死了,该怎么办?没有她,我们的生活会怎样?我要安排她的葬礼,女孩会来帮我吗?还是说她会头也不回地背上她的行李离开。那时候,我可能会后悔没有问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回到家乡,为什么不继续在澳洲的农场里快乐地活着。
女孩悠然自在地打着方向盘,穿过一辆又一辆货车,加速减速并道,她太有经验了,在她手下,这辆行驶在暴雨中的车辆异常安稳,可我一直在想我们发生车祸的事,每一种可能性里我都没有死。山道的拐弯令我晕眩,我强撑着倦意,还是在某个瞬间失去了意识。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天色已经快要黑了。
“我们再有一个半小时就到啦。”女孩见我醒来,愉快地说。
雨已经下得小了些,她也醒了,我们都想上厕所,于是打算在一个加油站停车,结果等我们到达时,加油站已经关门了。女孩查了查手机,说高速已经重新开了,我们要不要在加油站里休息一下重新上去,她同意了。她显然也好好睡了一觉,在停车场,我们两个走下车的时候都神清气爽。雨基本快停了,她伸了伸手臂,深呼吸几口,冲我说:“空气挺好的。”女孩拿着一个巨型保温杯去打热水,我们站在环形道边等待,两个穿着黑外套的青年从垃圾箱后面走出来,一个戴着棒球帽,一个染了黄白色的头发。他们一边拉着拉链,一边说:“这哪里像是夏天,冻死了。”
六点刚过,我们从高速收费站下来,女孩说在这里她再想办法搭车回镇上,我的妻子却说她可以把她直接送回家。我们再一次调换了位置。妻子去开车,我从副驾上挪出,女孩坐了上去,她表达感激,说自己愿意支付一半的油费和过路费,但我们没有同意。乡下没有很多灯火,却有下过雨之后独特的草木清香,我们把四扇窗户都打开一点,心情都格外地愉悦,我的妻子甚至哼了几声歌曲,我没办法捕捉那是首什么歌,但我捕捉了她的放松。在镇子上的一个诊所前,女孩执意要下车,说从这里走路不到五分钟就到家了。我们没有再勉强。我从后备箱里取出她的行李,和我预料到的一样,很重。当时是她自己放进去的。她把包重新套回自己身上,扣上腰扣,我妻子从驾驶座上拿回女孩的水杯,她接过抱在怀里,我们看着她走入诊所旁边的小巷,那时候离我们到家也就不超过半个小时了。

白琳,在《收获》《当代》《花城》《芙蓉》等刊物发表中短篇及长篇小说,作品入选收获排行榜,城市文学排行榜,《北京文学》年度优秀作品等榜单。获新经验散文奖、赵树理文学奖、欧阳山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