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里的绿车
前年的暑期我回到老家辽南，见到年轻时熟悉的老邮局有点清冷，便生出不少感慨。我和邮局的关系，说起来有点意思。无论在哪个地方住，都会有邮局的朋友。主要原因是常常寄挂号信，有一点业务交往，再者就是取稿费，因为用的是笔名，有一点麻烦，只好找人帮忙。几十年过来，旧岁里的光影有不少可念之处。
我幼时住的那个古镇，方圆只有一公里，城东门边有个小邮局，是间绿色的小房子，晚清的时候这里是天主教堂，我记事时，老建筑已被改造过了，看不到多少老的模样。门口有个邮筒，显得很亮眼。最初的印象是，那里只有一个中年女子忙着业务，来的顾客也不多。女工作人员长得很漂亮，男人们进城时，都喜欢往邮局望两眼，这在城里算是一景。后来邮局多了一个小伙子，专门负责骑车送报、送信，业务也多了起来。有一段时间，我们家订有一张《旅大日报》，送报的人便和我们熟了。每天听到窗外的自行车铃声，便知道报来了，院子里偶也飘出了笑声。
我最初去那家小邮局，是给外地的亲戚打电话。那时候全城就这一台公用话机，它挂在墙上，用的时候摘下来。上世纪六十年代，交通不便，通讯设施也很少，邮局的作用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记得邻居赵大叔病重，赵大婶不识字，找我帮助给当兵的儿子拍电报，我呼哧呼哧跑到邮局，写了几个字：“父病，望速归。”邮局的阿姨问，病情重么？我回答说很危险啊。结果电报文改为，“父病危，速归”。邻居的儿子几天后回来了，穿着军装，一脸大汗到了家。而赵大叔也奇迹般恢复了健康。后来这位大哥对我说，你的电报吓坏了我。我忙解释，“危”字是工作人员加上的。众人听了，都笑了起来。
我们那时候与远方的亲朋交流，主要靠写信。城里的人还方便，乡下就不行了。我到农村插队的时候，村子里很简陋，老乡们寄信，往往托我们这些知青回城时替他们找邮筒。离我插队处最近的小城有二十多里路，回家的时候，大家顺便把老乡的事给办了。生产队有个神奇的人物老谷，满脸胡子，红红的脸膛，喜欢喝一点酒，是讲一点义气的人。他有个妹妹远嫁黑龙江一个县城，偶有信件往来。有时候是我替他写点什么，彼此互通一些信息。记得黑龙江方面来过一次外调，老谷请我写一点说明之类的文字，才知道他们家族复杂的历史。他的父亲参加过抗日活动，后来逝世。因为与组织单线联系，重要人事关系中断，没有人能够证明当年的经历。我在帮助写材料的时候，接触了东北沦陷时期的一些旧事。邮局的信件往来中，所知所感，影响了我后来对于东北抗日史的认识。有一年冬天，老谷突然跑到青年点找我，说要写一份证明信，对方要得急。我按照他的提示，把信匆匆写了出来。为了不耽误时间，老谷赶着马车进城，我随着他蹚过复州河，越过几道山岭，天黑前将信件投入邮筒里。
辽南的邮局大大小小，样子不同，留下的印象也各异。七十年代后期，我在大连一所师范学校读书，学校在郊区的海边，那里交通不便，有点闭塞。离学校不远的地方，有一家小邮局，房子古色古香的样子，风格很特别。邮局只有一个近六十岁的老人在工作，显得格外忙碌。也许是因为学校的学生太多，邮件的数量大，有一次去买信封，排了很长的队，到了我临近窗口后，那个老人不耐烦地说：“下班了下班了，明天再来。”又接着说，“你们没完没了地来，我连喘口气的时间都没有。”我和几个同学听后有些不快，又不愿意再招惹他，便托家住市里的同学帮忙解决了难题，从此没有再造访过那间绿色小屋。
上面所提的两个邮局都有点简易，大一点的城市就不一样了。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辽南一个县城工作了两年多，偶然与县邮局打点交道。县邮局历史很久，也颇有些故事的。记得它位于火车站旁，是一个日本式的老建筑，有点沧桑之色。那里不仅可以打电话、寄大件，还能够看到橱窗里展示的一些报纸杂志。当时我在县文化馆编一张文艺小报，每期仅印三百份，只发到各公社的文化站，能够看到的读者不多。不知道怎么认识了邮局一位送报刊的老郭，他是从辽阳调入这里的，小个子，胖胖的样子，说一口北城话。我给了他几张小报，他看后很感兴趣。那小报上发过辽南几个老作家的文章，还有本地几个知识青年的诗作，呼应着朦胧诗的诗风，内容还是挺先锋的。我问他可否帮助我们推广一下这张小报，他痛快地答应了。不仅投放到各个大机关和大厂矿，还亲自到火车站发放给旅客。不久，小报加印了不少，开始有点影响了。有一次沈阳《鸭绿江》编辑阿红先生写信来，说在一个小火车站看到了我们的报纸，很是兴奋，并来要几个作者的联系方式。艺术品有时候如石击水，总还是可以溅出一点涟漪的。
我年轻时候喜欢写诗，说起来乏善可陈。一日不知为何，忽发灵感，写了一首关于邮局的小诗，其中有一句形容它是“时间里的绿车”，当时略有点得意。其它的句子，现在已经忘记了。这依稀看出内觉的闪动，像我这样梦想走出窄门的青年，多么希望搭着这“绿车”穿行在时间的隧道，去造访那些陌生之所。
多年的走南闯北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沈阳太原街的那家邮局。我在省城上大学的时候，很喜欢到那里看看。毕竟是省城，在邮局里几乎可以买到所有国内重要的读物。第一次到那里去，有点眼花缭乱。记得张贤亮《绿化树》发表的时候，我去那里买《十月》杂志，竟然脱销了。我找到一个负责人，希望能够从别的门市调来几本。一个阿姨笑着和我说，真的没有了。旁边一位顾客看我很喜欢这本杂志，就说，“我有一本，刚看完，给你吧。”我千谢万谢，像得了宝贝。回到学校，一口气读完了张贤亮的作品，还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发表在1985年第一期的《当代文艺思潮》上。那是我第一次尝试写评论文章，没有料到，后来竟然走上了文学批评的路。
太原街的邮局很显眼，每次到那里，门口都聚集着一大批人，开始觉得奇怪，不知为何如此热闹，后来才知道这是球迷的聚集所。他们品评世界杯，臧否球员，十分投入。主讲人站在窗户前，旁边还不时有插话者。有一位小伙子，高高的个子，风度翩翩，各国的球星情况都能说出一二。众人围绕着他，偶尔还有一点争论。有的时候，不知道谁说了什么，传来一片笑声。现在想来，这是开放初期青年人的露天沙龙吧。邮局是闲人喜欢去的地方，谈天说地间，许多人成了朋友。我的一位同学，家住在太原街，对于沈阳的球迷颇为熟悉。他说来此聚会的人，多能说出许多足球的门道，自然，这种修养也不是一两天养成的。
其实球迷与我们这些文学迷，本质上有点像。有表演者在，就有品评者出来。品评者多为超功利之人，他们仿佛鉴赏者或裁判者，与被凝视者是没有利害冲突的。也由此，谈起心得没有障碍。我突然意识到，我们中文系的师生，其实不也是评论者么？对比起来，文学评论者，一般很少有足球品评者那么激情万丈，或即兴发挥的才华。文人者也，以静的方式审视存在，悄无声中写审美的感受，那是另一条路径。不过，认真想来，许多文学的评论者，有时候是不及足球评论者的，他们好处说好，坏处说坏，不温温吞吞。我自知没有做到此点，有点惭愧。年轻时代经历了不少聚会，太原街邮局旁所见所闻，竟引起不少联想。那个自然无伪的对话场景，还有无数人亮亮的眼神，至今还让我感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