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徐风，当代作家，江南文化学者。有著述20部。作品在《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花城》《钟山》等国内期刊发表。代表作品被译介为英、法、俄、荷、日、塞、土等国文字。

 窑口，太湖西岸

文 | 徐风

一

新石器时代：太湖西岸新石器时代

对于天地而言，7300年，也不过是个眨眼的瞬间吧。

农民的一把普通锄头，在无意的深挖中，触碰到了时间老人的一根筋。记忆有时有痛感。一只类似陶罐一样的东西，带着太湖西岸远古的潮湿气息，突然裸露在青天白日之下。农民本想拿回去装酱油，但嫌它笨重，就交给了生产队的队长——故事开始了，先是惊动了一些人。层级是这段时期的关键词。然后，与陶罐一起深度长眠的伙伴们，龇牙咧嘴的陶盉、石斧、石犁、鼎、釜、钺、甑……纷纷破土而出，来到世间。它们的嘀咕有人听到吗？天是灰蒙蒙的，空气也有些浑浊，这还是早先的世界吗？那时候多好啊，特别清亮的蓝天，你要给它抹一点灰都办不到，露水是甜的，下的雨也似甘霖。可是，一切都改变了。当年制作、使用它们的人们，多么淳朴啊，虽然有点笨拙，衣著之类寒碜而简陋，但眼下这些穿着厚厚的类似盔甲的人们，高谈阔论的声音有点嘈杂。他们当然看不到它们在偷笑。笨拙的人们，都在挠腮抓鼻地猜想，这些遗存，到底有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历史了！对于人类来说，这很重要。而对于这片地域而言，却类似于一场醒得太迟的春秋大梦。很多人奔走相告，这里是太湖西岸的宜兴，古时称阳羡。宜兴气候四季分明，地势南高北低，南部丘陵地貌奇特复杂，有各种小气候，就像一个古典女子，小性子多，也诡异，也多愁，但能担事，临危不惧。历史的坐标指向一个叫骆驼墩的地方，那是因为，此墩似土丘，依山面水，周边丘陵、岗地、平原、水网、沼泽，地貌多样。制陶的先驱者们在这里停下了他们匆忙而盲目的脚步。汇聚而定居，需要各种支撑。首先，需要有充沛的水源：河道与溪流，就在他们触手可及的地方。其次，有林木修篁可作柴薪，以及编织、制作物件的原料；不太高的山坡下，是最坚固的屏障，可以抵御彻骨的风寒。还有就是陶土，先民们是怎么从地表下找到可以制作器皿的陶土的？这个千古之谜，只能交给考古学者去研究了。然后，在不太陡的山坡下挖掘那种地穴式的窑体，用来烧制日常所需的器皿，想来也经历了无数次的试验吧。风向在这里是一个关键词，然后在上风上水的地方，建立他们最简易的住所——人字型的结构中，用粗木和泥土等混合物搭建出墙体和屋顶，再用火烘烤处理。考古学家发现，在当时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条件下，贝类和螺蛳壳被先民们当作一种非常不错的建筑材料。贝壳面积大，轻巧，内含钙质，具有一定的强度，先民们还发现它具有保温、防潮的作用，与泥土粘合在一起，具有相当的强度。

日常生活需要的用具，盛水的罐子或盆，做饭的鼎或鬲，餐饮的杯、盘、碗、盆、甑、釜等，特别易耗，需要他们日夜制作。经泥条盘筑法和套接法成型后磨光，看不出痕迹——最初的手感和想象力，在灵感迸发之前，或许会有愚钝的踉跄。请原谅器皿们原始的粗糙、简陋，不那么美观，但是，先民们在制作它们时，一旦那份欢快而疏放的灵性破茧而出，落在器物之上，哪怕是在地下沉睡了几千年后才重见天日，人们依然可以触摸到那种今人难以企及的洒脱与随意。

今人见到的骆驼墩遗址陶器代表作之一，应该是这件平底腰檐釜。

它整体呈筒状，平底，一般在底部用石头将其架空，再进行加热。腰部附檐一圈，上腹部或带片状鋬——这是考古学界的严谨用语。其实它是一个感性的容器，按照当时人们生活实际的需要，分成上下两层，当中被腰檐分开。这个腰檐或许是制作人从丰腴的女主人的身材上获得的灵感，它宽大而肥厚，还是一个烘烤支架，可以一边烹饪食物，一边烤些粗粮。男人打猎回来了，今晚的伙食很是不错，不但猎获了低空飞行的野鸡以及在灌木里穿梭的野兔，还有在溪流里抓捕的鱼和螺蛳。烹调时把它们分开是必须的。腰檐的设计真心不错，既可以承重，又可防止火焰被溢出的食物或汤汁浇灭，还能让不同的食物混搭而不串味，也能使陶釜上部免被柴烟熏脏。陶釜的顶端边沿，还有四个对称的板型耳朵，那是为了取放方便，不烫手，陶灶的熊熊火焰煮熟了的美食，也赋予人们以更多的灵感智慧。彼时围坐在平底腰檐釜边的一家人是开心的。陶灶边上是他们同样简陋的卧榻和桌椅，它们的风格与平底腰檐釜应该是很搭的。夜晚总是如此地短暂，天亮了，晨雾未散时，一支狩猎队悄然进入丛林。男人们手握绑缚石矛的树干，追寻着野猪的踪迹，彼时穿梭于太湖西岸丘陵地区的麋鹿、云豹、野牛、野猪、貉、獐、豺、狼非常活跃，男人们跟它们斗智斗勇，这也为江南这块土地注入了刚健的血性；河流里的鳄、龟、鳖、鱼以及田螺、蚌等贝类，是女人爱吃的食物，她们赤足踏入浅沼，转眼间丰盛的河湖之鲜，滋养着氏族人群裹腹繁衍。有时，捕捞的意外收获，会让她们哼起快乐的小调，天边掠过的雁阵听懂了她们的心曲，芦苇荡里惊起白色的群鹭，仿佛在为她们翩然起舞。湖面上忽有木浆划水溅起浪花之声，归来的渔人独木舟上堆满了银鳞闪烁的鱼获，远处的坡地上烧荒的轻烟袅袅升起，这一时期的太湖西岸，或正站在新石器时代革命的门槛之上，彼时，大自然的馈赠仍占主导，但先民们已然开始试探性地改造环境，为即将到来的稻作文明埋下伏笔。

二

西晋：太湖西岸周墓墩

窑汗。青色亮丽，光滑如玉。就那么小小的一滴，无意间掉落在一件陶器的表面上，被一个细心的窑工发现了。这里是江南，太湖西岸的宜兴（彼时称义兴），一座烧制陶器的窑内。窑汗到底是何物？说白了，不过是大量被烧烬的草木灰，与窑壁上长年形成的泥晶黏在一起，还有一些人类无法解读的天然矿物，它们抱团，无意之中形成新的物质即是窑汗——说它是窑汗，可能是窑汉子们把窑当成一位有脾气的老爷子，除了敬畏，还有神秘的意思吧。

足矣，这一滴苍翠。土赋予陶器以身体，火赐予陶器以灵魂与神韵，但最终，还要靠窑来成全。一种叫做青瓷的器皿，从最古老的陶器中脱颖而出——它对馒头窑有告别的意思，既然是成全，那咱们就要一起蜕变。火凤凰总是以涅槃的姿态来成全器皿的新生。这么说吧，从夏、商两代开始，中国的窑炉就已经按照地理位置分为两系：长江以北中原地区的馒头窑，南方江浙一带的龙窑。龙窑，必选依山傍水之地，顺靠山势缓坡而建，前低后高，如葡匐而上。中国人心目中的“龙”不但威武，也还蕴含着吉利，与天地相接。此“龙”非常契合江南丘陵地貌特征，在山下窑头点火，窑体缓坡上升，形成一种自然抽力，火焰因了风力缘，顺势延烧。空气在窑内充分流动，温度随之分布均匀，这两者于瓷器，等于命脉级提升的秘籍：泥坯瓷化以及形成还原气氛，让内中的铁元素还原出青色的关键条件。不经意间，反应是釉陶如同精灵，轻巧地迈过门槛，成为青瓷问世的工艺护甲。由此，梅子青青、乾坤郎朗的意境在瓷器上呈现的奥秘，自南方山中默默诞生。

越过工艺秘籍的层面，历史关注的，更多是窑口背后的地缘政治。

说西晋已然进入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并不为过。窑，有官窑与民窑之别。器皿的使用背后，有严格的阶级划分。宫廷严格控制青铜器的使用，老百姓不敢染指。以陶瓷器替代青铜器，在惟妙惟肖的仿制中成为那个时代耐人寻味的文化镜像。太湖西岸的宜兴周墓墩，是彼时江东第一大族、东汉末年名士周宾的家族墓地。它的前台在数百年里活跃着周氏子孙血脉贲张的文臣武将，成为晋室倚重的重要地方力量。平西大将军周处，亦即周宾之孙，早年因除三害而名动江东，后入吴拜陆机为师，后又任新平太守、广汉太守，最终在镇压氏族齐万年起义时战死，其遭遇凸显江南氏族在西晋政权中的尴尬镜地——既被利用又遭猜忌，难以真正融入北方权力中心。他的子孙周玘、周札、周筵等继承先辈志业，三起义兵，平定江南之乱，为西晋初期的社稷安宁立下盖世之功。晋室为此特设义兴郡，区区小邑，一跃成为“地市级州府”，下辖六县，地跨苏浙皖，成为太湖西岸最有影响的烟火重地。彼时北方战乱不息，许多大族长老拔家迁徙、一路往南。中原地区相对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方式，渐渐在江南的土地里生根开花。历史有时太匆忙，难免在表述这一阶段的陶瓷生产时，前人的记叙有些断续不清。但沉默的器物上，布满各种信息——北方的名工巧匠们，千里迢迢来到这个山清水秀的“异乡”，把他们的灵光一现落到了瓷器之上，绝非偶然。此间有陶土，有山峦，有水脉。关键的是，南方人不但喜欢精致的器皿，对北方来的兄弟姐妹也宾礼有加。他们之间的切磋应该像山前挂下的瀑布一样坦诚而爽朗。今天的人们只能从当年的墓葬器物来连缀并推演一些重要的场景：龙窑旁的窑头小屋里，麻绳灯火，一豆茕茕。一种密不宣人的釉料配方，在无数次的试验后，终于获得成功。君是梅子青，奴家乃粉青；豆青与月白，皆是瓷佳人……这是民间艺人的传唱吗，后来这些小曲，变成歪歪扭扭的文字，残缺不全地出现在一千多年前的窑墙上，你该敬畏传递的力量了吧。此间工匠身心应该是疏放的，不然，窑火的跃动怎么可能如同笔走龙蛇？沉睡千年的陶土得了灵气，也变成了可以折叠伸展的纸本，或如写意长卷、或似工巧短章。不经意间，便在江南的山水间铺开。文人比喻它是草木生长的勃发，是山水空灵的禅意。严谨的考古表明，最早的青瓷一经问世，便统治阶级所特有——朝廷非常在意器皿的使用权限，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大夫五鼎，士则三鼎或一鼎。鼎之数，便是人之等级的象征。江南窑口的器皿，无论形制、样貌、装饰、气韵，都体现着统治阶级的审美标准和生活习惯。且看彼时江东大族周墓墩的墓葬品里，一件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承前启后地位的器物——青瓷神兽尊，便可领略当时的时代风云气象。

此件将动物与器物融合，尊体以瑞兽为原型，兽首作张口含珠状，其双目圆瞪，仰鼻，鬃毛飞扬。四肢蹲伏或攀附于尊身，整体充满动态张力。尊口设计为盘口，短颈，溜肩，长圆腹，兽身中空为容器，两端有抓手，兽身与尊体浑然一体，兼具祭祀实用功能与祥瑞寓意。从工艺看，彼时匠人已然掌握青瓷堆塑技法，神兽的头角、羽翼、鬃毛等细节用贴塑或篦纹、戳印纹和堆贴纹刻划表现，层次分明。釉色为青绿色，莹润透亮，部分躯干因釉色流动形成积釉，凸显了立体感。遥想当年，西晋社会时有战乱动荡，道教神仙观念与谶纬之学流行，神兽尊作为随葬之器，寄托了墓主驱邪避凶、羽化登仙的愿望。伴随它的那些谷仓罐、辟邪、香薰、虎子、果盘、碗、盏、壶、碟，无一不表明当时门阀士族垄断资源、追求奢华器物以彰显地位。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西晋的短暂统一，也促进了南北艺术的交融。寿瓷神兽尊的造型，既吸收了北方风格中的雄浑，也保留了江南工艺中的婉约恰是其最佳见证。

三

南宋：太湖西岸筱王村

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岳飞大将军在宜兴娶了一位李姓女子为妻。

如果不是宜兴知县钱谌给岳飞写信，请求岳将军驻兵太湖西岸，并主动承担筹集岳军十万担军粮，恐怕岳飞与李娃是会擦肩而过的。

本文不谈风月。但谈及岳飞有一个话题是避不开的，那就是岳飞与韩世忠的部队在宜兴与金兀术鏖战数月，最终以完胜的战绩告慰此间朝野。

历史把视线投向了宜兴西渚山区一个叫筱王村的地方。

战线拉开，十余万大军每天的辎重、粮草消耗颇大。仅是兵士吃饭饮水一项，日用器皿的损耗简直让人咂舌。筱王村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之地，自古民风古朴，山地陶土资源丰富。周边有一条厔溪河，周边山区七十二条涧河汇集于此，流向西洋渚老街。在中国古代，河流就像人的血管一样重要。韩世忠为什么看中西渚？后人的解读是，山为屏障、水易流通，资源丰富、攻守兼备。

彼时民间流行一种四系罐，样式简单，瓶身修长，山民们将它挂在腰间，上山砍柴时用作水壶。抗金战争在此间打响，很快它有了一个新名字：“韩瓶”这是因为韩世忠麾下的军士们喜欢用它作为行军水壶。彼时战争非常酷烈，每日里山呼海啸般的厮杀，敌我双方不但拼的是战术和勇气，也有后勤保障的考量。韩瓶作为最简易的行军水壶，在日夜鏖战的军旅中，每天要消耗数万只以上。“战时应急”四个字，将这款普通的水罐上升为一种优先考虑生产的军需品，所有的民窑陶器都得让路。说韩瓶一枝独秀，还因为它是战争的刚需，其功能压垮了形式，精致典雅的器皿被甩到一边。火急的军情，催生着此间窑群如雨后春笋般诞生，龙窑为主，馒头窑次之，最多时竟有一百多座。如果我们选取一个鸟瞰的角度，会看到苍翠的群山之中，数百柱青烟缭绕，入夜时分，窑火的喷吐，映红了太湖西岸的天空。由于许多临时应召的窑工仓促上阵，一时鱼龙混杂。江南多雨，柴草潮湿，雾岚弥漫。窑温的不稳定、陶坯粗釉的未知性，导致了不少成品的变形与瑕疵。但这就是韩瓶，它一旦挂到征战男儿的腰间，自带一份雄风——从后世出土的韩瓶残件来看，此瓶质地较为粗糙，以粗陶土烧制，无釉或仅施粗釉。恰如南宋军民在国难之际的素朴与坚韧。而此间青壮年一度均以佩带韩瓶为荣，它是铁血男儿的象征，腰间若不挂个韩瓶，身价便似低了许多。岳飞与韩世忠的部队里，宜兴籍的兵士甚多。而李娃作为岳夫人，在军中一直是个起早带晚辛勤操劳的母亲形象。在太湖西岸的版图上，韩瓶作为这一页历史的注脚之一，当无任何疑义。所有的窑口都在传诵着岳韩将军的智谋与骁勇。但是历史有时比较无情，战争背后的政治博弈，导致着筱王村的窑群迅速萎缩并且颓败，被熄灭的窑火变成了失落的断烟。“风波亭”之后的岳家军被朝廷解散，韩世忠也颇受打压。虽然他颇谙韬晦之略，主动交出兵权，闭门谢客而低调避祸，但毕竟羽翼被剪、雄风不再。此时“韩瓶”已然成为历史。战争的酷烈，让这方水土扬名，同时，陶土资源被超负荷使用，造成了当地的诸多负担。水土失衡、燃料告急、雄性刚猛的窑群被太过频繁地使用，导致窑体急剧老化、倒塌，变成不忍目睹的废墟，而筱王村周边山体因大量攫取陶土、砍伐树木，很多山峰被挖平，植被毁坏的程度亦积重难返。战争结束后，昔日的军工要地便迅速还原成闭塞的山村。陶工与窑工们作鸟兽散，他们的目光南移，跋涉的脚步毫不犹豫——显然此间缺乏谋生的机会，冷落的陶坊制作技术单调，产品单一，那些乏善可陈的四系坛、四系罐、小缸、执壶、瓶、盆等，何以支撑众多窑口的生存？最关键的是，厔溪河淤塞且疏浚乏力。干涸的河床裸露，像一个久病而干瘪的老媪。陶器的运输，靠山路不行。古代普通的陆路交通条件下，运输货物的经销范围，最大不能超过300公里，否则其运输成本就要超过商品本身的价值。

四

明清：太湖西岸蜀山窑群

后来，历史告诉我们，朱元璋定都金陵，给了太湖西岸的宜兴太多机会。

先是都城人口急剧膨胀。皇亲国戚、三宫六院当然得枝繁叶茂、人丁兴旺；不过最底层的平头百姓，也一样石榴结仔、瓜瓞绵绵。每天向首都迁徙的移民队伍浩浩荡荡——偌大的都市每天要用多少锅碗瓢盆？单是深宫里接雨水、防火灾的太平缸，也是一个巨大的数字。那么多的日用器皿，谁来承接伺候。太湖西岸的蜀山镇，紧靠蠡河之边，通太湖、运河，交通运输便利。这一份天赐的红利，让蜀山突然容光焕发。此山原是一土丘，名独山。只因北宋苏东坡来此，随口一句“此山似蜀”，并在山下搭建“东坡草堂”，与友人吟风弄月，此山便如同开了光，灵气盈盈，千年不绝。蜀山附近颇多陶土矿源，尤其是黄龙山出紫砂土，天下独绝。蜀山之所以变成一个活水码头、陶器集散之地，还因为朱元璋在洪武七年（1374年）废除“龙团凤饼”，大壶被搁置一边，团饼被散茶替代，宜兴紫砂小壶登堂入室，成为人们的心头宝爱。又因文人参与，供春制作树瘿壶，一时寸土寸金。时大彬开创紫砂壶泥片拍打以及镶接成型工艺，并将茶壶打入宫中，被后人称为“一代宗师”，从此紫砂壶脱胎换骨，文心壶韵，誉满海内。

假若时光回到明代正德年间，蜀山窑场的场面无疑是壮观的。山坡上盘踞着几十座日夜喷吐火舌的龙窑，烧造出各式不等的缸瓮瓢盆。陶器的铿锵之声，与显圣寺的梵音交融，给每一个窑口的晨昏一种特别的祝福。蜀山下的古南街，依着蠡河，吸引着南来北往的客商，陶器与银子的光亮照亮着每一个人的额头。其间，陶工欧子明创建欧窑，烧制均釉陶器，史称“宜均”，其釉色奇美清雅，有月白、天青、天蓝、灰蓝之别。其中一件天蓝釉方渣斗，乃彼时代表性作品。撇口，阔颈，鼓腹，圈足，整体气势雄阔，口沿与腹部转折处采用“委角”处理，既保留了方器的端庄，又赋予其柔和的过渡，契合了明代文人以简驭繁的美学理念。此器源于商周青铜觚，明代演变为宫廷与文人雅士案头陈设，体现了粗器精作的审美意趣。

釉水晶亮的陶器，釉水路直运至京沪杭一带。“蜀山窑口”，已然是当时不可忽略的地理标志，亦是天下人惦记的温煦驿站。古南街在不断抻长，倚山枕河的风水让无数人投奔此地，几番卧薪尝胆，终得乐业安居。幽深巷子里冷不丁走出一个人，低眉耷眼、衣著仓促，却是一枚烧窑大佬。也有顶级的制壶高手，气场并无迥异，只是在做壶之时，入定般专注，轰雷不闻。身后作品，竟然价超珠玉。街巷两侧，陶户门窗半敞，家家做坯、户户抟陶的景象让人入迷。是夜，蠡河涨潮。想当年，范蠡携西施来此隐居，引导人们抟陶制器，后世的人们便把“陶朱公”的美誉赠与他。以其名字命名的蠡河，自开通之日起，至今烟火人家的日常生活或许乏善可陈，但累积起来，便派生出无数拍案惊奇。

清顺治八年亦，窑户林十万为宫廷烧造御器——特大龙缸。紫砂壶也因为皇帝喜欢而频繁进宫了。一百多年后人们才知道，皇帝也有窑口，在紫禁城，在圆明园，都有皇帝专设的御窑——天子喜欢土性，喜欢红红火火，喜欢千度成陶的熊熊烈烈，还喜欢在入宫的紫砂器上描画珐琅彩。如果皇帝知道彼时的紫砂壶已然冲出蠡河，顺着大运河辗转出海，在阿姆斯特丹港口上岸后，赢得了欧洲人的惊羡，并加以模仿，不知会作何感想？

回望太湖西岸，无论朝代更迭、家国涂炭，七千余年的窑火却从无停歇。究其深因，或许还是华夏民族传承的根性吧。千年窑火稳当，集中了人们的念想；陶器烧成，表明土性承足俱在，让大家都有成就感。凡技艺，均有秘籍，匠人在离开这个世界之时，只想让自己活在传给子孙的技艺里。苍天与大地，给了人们创造的最大空间，而中国古人“以器载道”的理念，始终把“天人合一”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钟情的山水总是庇护着这方土地上播撒汗水的人们。无数传世陶器的诞生，都只是人们用心迹与虔诚，对冥冥之中诸神的一种深情祭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