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大江大河之中，我只见过淮河撕圩裂坝、泛滥百里的样子。1991年夏季，远超预警的特大洪水吞噬了道路村庄——它不再是一条河，而是浊浪翻滚的汪洋，放眼不见边际的广漠水世界。我站在安徽凤台县焦岗乡境内的堤上，洪水裹挟稻草藤蔓、房梁家具、膨胀的猪羊尸体，从身边滚滚而过。平日里显得雄壮墩厚的淮北大堤，此时犹如一根黑线，虚弱地浮在洪涛中。堤上，用茅草木棍搭起的简易避水窝棚，一眼看不到尽头。远处冒出水面的一些黑点，是村镇里最高的屋顶。忽地，堤上有人大喊，紧接着，救援军人驾着小冲锋艇突突地疾驶而去：原来黑点之中还有小黑点，是孤岛般屋顶上正挥手呼救的灾民。正午的烈日，晒得我有些恍惚。像在一个刚揭开盖子的蒸笼里，水面腾起的热汽层层可见。我的脸和手臂黝黑，成块成块地蜕皮……那个夏末，孩子惊慌失措地与一堆蛇同避于水中孤树，几个战士头顶木盆从洪水中营救分娩的孕妇，这一类令人揪心的照片和报道，在海内外媒体上连篇累牍刊出。作为入职才一年多的新记者，我心急如焚，像只无头苍蝇在洪灾区乱转，除了报些常规灾情动态，并没什么视角特别的发现。这个中午又累又饿，踩在泥泞中的每一脚都很滞重，胶靴里泥水把脚板沤烂了。受灾的和救灾的，身上都像从泥中滚过来一样。哪里有赤着脚痛快？可又没法子赤脚，地方政府常有些紧急的救灾信息发布，总不能两只泥脚走进会场吧。那时，瓶装矿泉水还没流行开来，我的挎包里揣着铝饭盒、装凉白开的玻璃瓶、榨菜、藿香正气丸。同行扎堆时，大家焦灼地互相打听，最关注的是哪一段将炸坝行洪。一听到准信儿，就一窝蜂地往那儿赶。

我赶到颍上县邱家湖行洪爆破现场时，还是慢了一步。估摸还有一里多距离，耳听得一声轰天震响，我赶紧站定，循声望去，只见两股巨大水柱正冲天而起。依堤上白杨树梢来测算，这夹杂泥沙的混浊水柱，起码得有三十多米高吧……在国内各大流域的水患治理中，治淮的办法最特殊。淮河源于河南桐柏山区，上中游落差大，夏季降雨过于集中，来水极快，加上中游皖北段地势起伏小，河道如九曲回肠，泄洪缓慢，隔三差五酿成大灾。为确保下游重要城市、津浦铁路等交通干线、国家统配煤矿电厂等重大设施无虞，国家征用干堤外侧大片低洼地区蓄积洪水。这些地区称作行蓄洪区。一旦干堤防抵挡不住过境洪峰压力，行蓄洪区就须主动破堤，自淹家园，来消洪分压。行蓄洪区地力肥沃，农民历代耕种繁衍，人丁盛旺。随着工矿城市家底厚积，上世纪九十年代行蓄洪区启用也愈加频繁。一旦行洪，正处熟透期的作物毁于顷刻，村民家中财产也损毁多半。当年的行蓄洪补偿标准较低，百姓身子累，心更苦。汛期雨情往往一日三变，行洪命令有时在深夜或凌晨下达，要确保行蓄洪区内所有人员、大型农机具和牲畜安全转移，尤其是孤寡老人，要不漏一人，这难度确实非同一般。全村老少在洪水前撤退，什么样的意外都会有。我曾见一个老人吃力抱着生锈的缝纫机头，我说这是个作废了的铁疙瘩，扔了吧。老人死活就是不肯。那年夏天邱家湖行洪，三万多人火急大撤离，无一人死亡。回头想想，真是幸事。我翻看当年炸坝行洪的零碎记录：当日，武警官兵先在堤上人工开凿了一条长约两百米、深约两米的缺口，随后填埋炸药爆破。每个爆破点放置了九十多公斤烈性炸药。猝然一声巨响，几里内树上鸟雀惊飞，大堤终被撕开三百多米宽的泄洪口，滔滔洪水凶猛涌入家园……许多村民蹲在堤上放声大哭。在临时搭建的帆布帐篷里，我住了两个晚上。哪能睡得着呢？通宵睁眼盯着篷顶，听着牲畜沉闷叫声中隐约夹着人的抽泣声。洪水的腥气，混着作物溃烂的腐气熏得人晕乎乎的。夜间蚊虫扑面，一掌下去，手心一摊血，后来索性就不打了，待它吸饱后自行离去。

那一阶段，我陷在诗歌写作的狂热中，常常一日数首，即便在重灾区的泥泞之夜，也从未中断。或许只有那样强烈的情绪浸入，才可缓释我初入职场的重度不适。帐篷一角，我捏着手电筒，在明暗不定的光线中写作。忽然，“一个瞬间”突兀降临：在诗人的写作体验中，常常埋伏着这样的奇妙瞬间，它不应期许而来，也不因你的抗拒而凭空消失。你只隐隐预感到，它迟早要来，只碰巧在某些电光石火的缝隙里。那一刹，一种自我质疑以它阴郁而难以言明的力量，把我笔尖吞吐的语言之焰一下子摁灭了。我问自己——也许是体内一个身份不明的幻影在问我：在灾区凌乱不堪的此刻，在这无法抑止的低哭中，这几首孱弱小诗的意义何在……那时在我内心久驻的，是波德莱尔、李商隐和博尔赫斯，我的写作被笼罩在他们强力语调的阴影之下。那是十九世纪的巴黎、九世纪的长安、二十世纪的南美，而此刻涌入我耳底的这些哭声呢，在诗句中如何安身？第一次深切的自我怀疑，发生在浊水横流的洪灾现场。我清楚感受到一种窘迫，因为我无法有效地将身心正剧烈触碰的这一切，融入我的诗中。我不能入睡，又像刚从一个大梦中醒来……青春期的写作，从此中断了很长一段时间。

今年盛夏，若非受友人之邀来到淮水之滨的正阳关，我料不到自己体内的记忆修复机制竟也神奇如斯，三十多年前洪水中斑驳的点点滴滴，可以清晰到这般纤毫毕现。原以为在我日益健忘的躯壳里，这一切快被淘洗殆尽了。我们坐在正阳关街心花园的树荫中，你一句我一句地闲扯，像两个再熟悉不过的老工友，错手互递着沾满油污和锈迹的老零件，在组装一台时光旧机器。两人如此默契，每一件顺手而来的部件，都严丝合缝地卡在了那些凹槽里。“我不是寿县人，老家在百里开外的阜南呢。”“这个我当然晓得。我还记得你在老家无亲无故，老宅子早就荡然无存了。”我和老陶相识于1991年抗洪中，当时他是运送赈灾物资的货车司机。在一个小学校舍改建的物资仓库，卸完车后，累得像一摊淤泥粘在砖地上，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他口无遮拦，心里也存不住事儿，小时做过小偷的丑事，也跟我讲了个底儿掉。父母在1954年洪灾的房倒屋塌中双双离世，一瞬间他成了孤儿。十一二岁时，靠着在正阳关行窃活了下来。一个住在桥洞的老乞丐，教了他点糊口的手艺。

“盗亦有道。当年我有三不偷：不偷教书的，不偷看病的，不偷老人孩子。饱了就收手，决不靠偷窃积攒一分钱。”正阳关多的是端庄良善之人，有个大嫂识破了他，却从不声张，也不照面不讲一句话，只悄悄地，常塞给他半个馒头一张饼地活命。他尾随过那个大嫂，记得她住在临水的巷子，墙头爬满了红色凌霄花。1979年底，老陶稀里糊涂扒车去了广东，七兜八转打过各种零工，最后在深圳做起了电脑组装的活计。“在这一行，总算开了点窍。蒙着双眼，能在三分钟内，用一堆凌乱的零件，组装出一台高性能电脑。”攒了点家底后，又上了夜校和函授大学，做了电子商会的会长。发迹后的老陶，三两年总要回一趟正阳关。每次回来，找一家僻静的旅馆住上几天。独自到街后淮堤上，发发愣，看看水。这个夜间，我们俩要散散酒劲，就在老街好一通乱走。不知是否他的衰老造就了挥之不去的感伤，老陶总觉得老街凋敝了，他惦念饿着肚子的当年，那种又脏又闹的芜杂，土中掉渣的人情味儿。我陪他把正阳关的每一条僻街陋巷，都踩了几遍。“大嫂早就没了，我还是觉得亏欠这儿的。唉，没个尽头。”大概只我一人知道，老陶匿名为正阳关人做了不少实事，有些还是棘手的事。只是他反复告诫我守口如瓶。其实我在这儿没一个熟人。

当年从淮河两岸，像洪水一样泄往珠三角、京沪等地的打工人，我一眼就能认出。他们有个醒目标记，就是爱用装化肥的蓝白条纹编织袋，鼓鼓囊囊地塞着衣被和日用品，扛在背上。这种袋子，在乡下叫“蛇皮袋”。我在稿件中叫他们“蛇皮袋旅”。有一年临近岁末，京城大雪，凌晨四点多的冷寂中，我站在火车站一个甬道出口处抽烟，看见“蛇皮袋旅”从甬道中源源而出，灰蒙蒙的，彼此也不讲话，只埋头扛着袋子，人紧挨着人，绵绵不绝，这景象震撼了我。我摁灭烟头，在香烟纸盒上写了一首题为《空心人》的短诗。

但他们又怎么会是空心人呢……在树荫里，我们找当地老人“刮蛋”（聊天）。七十七岁的袁绪兵只剩几颗牙了，口音混浊，语速又快，讲到激动时，手势中夹枪带棒，我只能连蒙带猜地听个三成。正阳关的口音，本就是“混血”，它曾是沿淮四省人都挂念的大码头。正阳关位置特殊，淮河、颍河与淠河三水在此交汇，沟汊纵横，民间素有“七十二水归正阳”之说，是流域水系的毛细血管最为密集之处。据资料介绍，正阳关集流面积竟达惊人的九万多平方公里。这座一千七百多年历史的名关，自古就是淮河流域的水运枢纽和军事要塞。说书人一拍惊堂木：“若问南北兴衰事，请君只看正阳关”。1954年淮河发生特大洪水，地势低洼的正阳镇遭受覆顶之灾，人口锐减。上世纪中后期，淮河治理中广建水库，许多旧航道断航，加上津浦线等铁路动脉开通，铁路与淮河相交的蚌埠兴起，正阳关千年的水运中心地位一去不返。讲起幼时骑在父亲脖子上看大戏的事，袁绪兵情绪有点落寞：“好多年没看抬阁和肘阁了。如今这两样绝活，会的人少了。前年见了一次，步子都踏错了”。“抬阁”与“肘阁”，是当地人最入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无缘亲见这两种表演，听了袁绪兵的唠叨，我又查了地方志，大致摸清了脉落。抬阁原名抬歌，源于古时祈雨仪式，为示虔诚，村民们将少男少女扮成侍神童子，连同神像一起抬着游行。抬阁一般由八个青壮男子顶扛，几名少年演员身着戏服，在竹木扎制的亭台楼阁中腾挪表演，常演的经典戏目有《梁祝》《群仙赴羊石》《朝天一炷香》等。肘阁，在抬阁的基础上演变而来，只将侍神童子改作了神话人物。由一个成年男子把铁架捆绑在腰背上，再以铁杆连接另一个铁架，小演员扮着各种戏剧人物，被顶托在铁架上表演。肘阁节目中，最叫彩的有《打渔杀家》《断桥会》。肘阁表演动作幅度更大，难度更高，风险迭出。抬阁有四五米高，而肘阁一人顶几人，负重往往超两百公斤，顶阁者必体健如牛，才能稳住重心。阁上小演员在空中翻筋头、玩倒立，稍一分神就会掉落。每逢农历二月十九和九月九庙会，周边群众云集镇上，万人如海，潮涌不息。除了抬阁、肘阁、穿心阁，还有淮词、狮子灯、花鼓灯、高跷、旱船、独杆轿、腰鼓、十八翻锣鼓等表演，各怀其技，轮番登场。

老陶如今的性格直如顽童，喜欢絮叨历史，多是野史，一遇别人纠错，就火冒三丈，非要争出长短，成了个地道的“杠精”。每回正阳关，他都要拉一位好友同行，其实是做他的“听差”。好在正阳关逸闻多，老陶就尽兴挥洒着。古时运兵，水路便捷，正阳关由此而成历代重兵对峙的要冲。这里距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淝水古战场八公山，只有几十里。前秦与东晋、后周与南唐、金与南宋、清军与捻军太平军，都曾在此隔河交锋，殊死相搏。明清时期，正阳关达到举国侧目的鼎盛状态。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厚待其家乡凤阳府，正阳关所属的寿州，归凤阳管辖，至今尚存“凤城首镇”四字牌匾。这里一度是官盐集散中心，盐由正阳分发49个州县。正阳关城门现存的砖石结构拱形券门，建于清朝同治年间，后遭侵华日军空袭轰炸过。老陶津津乐道的南门，名为“解阜”，出于先秦时期的《南风歌》：“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北门名为“拱辰”，出自《论语》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正午。炙烈阳光直射沉静的淮河湾。细嗅一下，河水隐隐有股子腥甜气息，混掺着荻草、水蓼味儿。不断有白鹭飞来，翅膀贴着水面滑过。河面蒸腾起氤氲水汽，远处景物在这热气中微微扭曲晃动。偶有拖船驶过，机声隆隆，船尾掀起的波浪层层推向岸边。树荫里有三五闲人，坐在自带的矮凳上，执着长竿钓鱼，我走近，见一位白头垂着，打着呼噜，已经全然入了梦乡。湾中河水几乎是静止的，浅处可见游鱼激起的漩涡。捧起水来看，半透明地干净着。二十多年前，我常隐去记者身份，混在沿淮两岸集市中，打听各种小造纸、小炼铁作坊夜间非法开工的线索。作为工业化时期的“经济洼地”，发展滞后的急迫心理，造成有利可逐、一切可为的盲动，“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地搞小作坊，又没有治污能力，很快，淮河许多支流成了冒着白色泡沫、腥臭难言的黑水河。一些村民告诉我，喝了淮水的公鸡，竟然不生鸡冠了，开天辟地没有过的怪事儿。我和老陶都曾闻过黑水令人绝望的异味，而今重见一河碧水，难免激动，我们顶着酷日，在河边走了好久。

在老陶一再撺掇下，我又陪他走了一趟三十里外的隐贤镇。他年轻时喜欢过一个隐贤姑娘，估计心里受了伤，所以一改几日来的喋喋不休，闷闷地少话。安徽地跨江淮，沿江小镇与沿淮小镇的风习差异很大。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咫尺之隔，尚且如此，何况两条脾性迥然不同的大江大河呢。可在我看来，隐贤多少有点例外。我三十年前的第一眼，只觉它的气质，与我老家的江畔小镇如出一辙。在记忆仓库中储存的旧时影像是：老街烟火气一层叠着一层，青石板路上早点铺子里，裹着葱花的面香漫过半条街。竹蒸笼摞得比人高，揭开盖子时，肉渣的油香朝鼻子里钻，“来俩肉包，带汁儿的！”剃头铺中支着黄铜镜子，老牛皮带上磨剃刀时的沙沙响，让人脖颈生凉。晌午的烟火更稠了，户户烟囱冒起青烟，腊肉的咸香与腌菜的酸鲜搅成一团。巷口杂货店前，卖菜老汉蹲在石板上，竹筐里野芹野韭还带着露水，“刚从湾地拔的，怎么炒都香！”再次踏入隐贤老街，也是晌午。可能暑热过炽，老街行人稀少，沿街铺子多闭着门。在脑中涌动的老影像，條地一下全消退了。偶有几户开门的，店主要么在竹椅上酣睡，打着轻鼾；要么三三两两在打扑克。见一老者捧着大碗坐在门口吃饭，凑过去聊了会儿。七十二岁的陈德根叹了口气：“年轻一辈都搬走了。能耐大的，去了南京合肥，本分点的在寿县城关扎了根。我是舍不得呀，在老街住几辈子人了”。

隐贤与我老家小镇一样，最出名的产品是花炮。我从小店泛黄的手抄本上，读到隐贤花炮的二十多道工序：生产爆竹纸、切纸、擀炮筒、紧盘、切炮盘、打泥底、晾晒、糊桑皮纸、扦眼、配药、装药、装灰、打底、锥眼、配引信药、炒引信药、手捻引信、切引信、插引、挤盘、手结鞭、包装、打箱、入库。印象中我老家的花炮工序要简约得多，不用自造专用纸，而是切碎各种旧书作原料。我跟老陶逗趣说：“你喜欢的不会是个做花炮的姑娘吧，脾气一般都爆得很”。老陶白了我一眼，不吱声。我陪他在涂家巷喝了一下午的茶。据说这条巷子是“锯树留邻”典故的起源地。当地文史资料上说，从前，此巷住过陈、王两户人家，院落仅一墙之隔。陈家植枣一株，三年后红枣坠枝，越墙伸向王家院内。熟透的红枣不时掉落，王家觉得不该享用，便编了个竹笆，斜架在枣树枝下，使掉落的红枣滚回陈家院里。陈家发现后，悄悄把竹笆垫高，不让枣子滚过来。年年结枣，年年编笆，王家想还是迁到别处住吧，免得天长日久，影响邻居关系。陈家得知这一消息，深感不安，毅然将枣树锯掉。编笆接枣，锯树留邻，自此成了一段佳话。

在巷子里，听着老陶小时就能哼上几句的拉魂腔，我跟他聊了一段往事。大约2004年初夏，我接到一位老友来电。以影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五月槐花香》名噪一时的编剧、诗人邹静之，要陪导演田壮壮来安徽，为筹拍一部大剧来体验淮河乡村生活。我在合肥三孝口一家光线黯淡的咖啡馆，订了间包厢，大家闭门神侃了一整天。当时，田壮壮被一种冲动所折磨，他想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作家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再度搬上银幕。1917年，婚后的赛珍珠与丈夫定居安徽宿州，在那里生活了五年。沿淮沉郁的景色以及水、旱、蝗灾交织的底层生活，深刻影响了她的写作。《大地》以农民王龙的家庭悲欢为一孔，窥探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兴衰变迁。米高梅公司将其改编成了同名电影。“由金发碧眼的欧裔白人来演淮河农民，怎么会顺眼呢？”在冰啤酒的连续催动下，我滔滔不绝地给他们讲沿淮乡村的诡异风习……女人在流星之下梳头，其夫必暴毙；孩子在野外昏厥，要用尚未打鸣的公鸡之血，滴在孩子眉心……等等。他们三人听得灵魂快出窍了。第二天，我联系了定远县一个偏僻村庄，安排他们去住一阵子。不料刚过两天，就接到他们要打道返京的消息。原来，农舍没有独立厕所，同行的那位女演员要举着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穿过很长一截田埂，才能到达稍干净些的旱厕。月黑风高，野犬乱吠，加上各种怪谭鬼事的恐怖氛围渲染，我能想象她心惊肉跳的样子。临别闲聊中，我回答了他们一些细碎的疑惑，比如，为啥许多农户屋中是“一根绳结构”？那时的行蓄洪区，很多农户家中没有任何衣橱衣柜。从斜对的两个屋角紧绷绷拉着一根麻绳，全家老少的四季衣物，全挂在这根绳上。当大洪水来临，一解绳结，随手一捆，瞬间就可夺门而逃了。我冷不丁又冒出句狠话：其实赛珍珠对淮河独特秉性，写得并不到位。邹静之便激我：你何不动笔写一部？我真就存了这个心思。历年所存各种信息碎片，翻江倒海般在心里沤积，发酵。春节的闲时，我疯了似的写起来。仅半个月，完成了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拉魂腔》。完稿之后，闭门昏睡三日，仿佛大病了一场。小说被花城出版社看上，很快出了单行本。

白居易青少时也在宿州生活，“泗水流，汴水流”的乡愁，在他晚年尤重。泗水汴水，都是淮河支流。拉魂腔，其实是沿淮古老泗州戏的别称。我喜欢这三个字中，如缕不绝的那种绵力与狠味儿。这部小说有明暗两条线索。明线是淮河滩上的一座村庄，每隔三五载就得跟过境的洪水搏斗，经常墙倾房坍，许多人腿断肢残，外人便叫它“瘫子村”。全村人虽然身陷灾难的死循环中，不做长计，却也因这搏斗，养出了活力，生机勃勃。政府为永绝水患，规划整村撤退，搬至新筑高地之上。梅氏宗族的族长梅子孝誓不离开宗祠之地，在各种利益、欲望与现实的博弈之后，其子梅虎刺死父亲，率全村迁移至安全地带。小说若隐或现的另一线索，是拉魂腔女戏人七姑一辈子的悲欢离合。在这部小说中纷扰不息的力量，来自人与灾难、治理权力与宗族势力、人性与传统等多重关系的缠斗。记得海德格尔曾说，日常生活中，人往往沉沦于“常人状态”，逃避真正的存在。而灾难，尤其是对死亡的直面，具有一种“畏”的效果，能将人从沉沦中唤醒，进入“向死存在”的本真状态。在灾难面前，个体突然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和独一无二性，从而激发出强悍的责任感与生命力，不是消极等死，而是积极筹划如何更有意义地生存。当生命意志被琐碎的欲念和表象世界所掩盖，人们处于一种麻木状态，灾难的冲击恰恰撕碎了生活表象，让人直接面对生存的残酷本质。为了抵抗毁灭，个体进入一种高度警觉的生存模式——所有感官敏锐化，行动力高度集中，这是生命意志最赤裸、最强烈的表达。正如尼采所言，“杀不死我的，会让我更强大”。我当然不会赞颂苦难，但人类对抗灾难的过程，恰恰体现了对命运的热爱：不是被动忍受，而是主动拥抱命运，将其转化为自我超越的动力。

每次穿越淮河平原，一种无尽的苍茫感统摄着我的内心。车窗中迅疾后退的村镇，铺向天际的丰沃田畴，落日下顶着巨巢的杨树，挑着粪桶的晚归农妇……成群麻雀呆头呆脑蹲在电线上，忽又黑压压成片地飞起。暮霭渐沉，我仿佛听见拉魂腔中的苍郁曲调涌起。夏秋之交的大平原，呈现出某种深沉的平衡：丰收与凋零在暗中角力，溽热与清凉达成短暂和解，所有生命遵循古老节律，在淮水亘古的呼吸中，准备迎接新一轮的枯荣轮回。淮河平原的广袤，一种令人失语的辽阔，无数次契入我的诗中。我在高铁车厢中，写过题为《风七首》的组诗，其中之一是：

坐火车穿过蚌（埠）宿（州）一线

向着豫东、鲁西南敞开的千里沃野，

地图上一小块扇形区域

哺育生民数以亿计

高铁车窗外圆月高悬

圆月即是

他人之苦

是众人之苦的总和，所有的……

秋天的田野空下来

豆荚低伏，裂开，种子入地

黝黑平原深处，埋着犯人

路上，新嫁娘不紧不慢

在摩托车队中……上辈子在骡队中

她并不完全懂得自己要

担负的三样（或是一样）东西：

追溯、繁衍和遗传——

高铁车窗外秋风阵阵

我一直纳闷，在此无限丰饶之上，

那么多的生死、战乱、迁徙、旱灾

那么深的喂养、生育、哭泣

那么隐秘的誓言、诅咒、托付……

最终去了哪里，都变成了什么

为何在这大风中，在这块土地上

三百余年没有产生哪怕是

一行，可以永生的诗句

淮河之水滋育出来的历代身影中，我看到一个伟大的队列：管仲、老子、孔子、孟子、庄子、曹操、华佗、嵇康……大有意味又出人意外的是，奠定中国人文化价值观基石的四位先哲，竟然全是淮河流域人。老庄生于支流涡河、颍河岸边，孔孟喝的是支流沂、沐、泗之水。老子以水为喻，强调道法自然，顺时应变，他可能是谈水最多的哲人。庄子以鱼为喻，他的北冥之鱼、涸辙之鱼、濠梁之鱼，充溢着神奇想象和机变智慧。这里似乎也潜伏着大河的神授与启示：灾患频发，令淮河流域时而丰沃千里，时而一片泽国。生活于此的人们，对自然的巨大不确定性和生命的脆弱无常，有着远超他乡的复杂体验。这种环境孕育出了既顺应自然，又于动荡中求存的生存之道，老庄的无为、以柔克刚等思想，正是对这种环境逆变的哲学升华。一如隐贤镇之名所喻示的，贤隐于野，在大争之世，几乎是沿淮哲人的普遍性生存镜像。《庄子·秋水》里有个“曳尾于涂中”的典故：龟呀，你是愿意赴死后，被华美锦缎盖着，受享于高堂之上呢，还是宁愿活在泥水中拖着尾巴爬行呢？在庄子那里，曳于泥污，象征一种向下的智慧，以卑微却拥抱自然的生命状态，享有充足的精神自由。庄子以不合作态度，疏离权力，保持对体制的清醒批判和对异化的免疫，最终达成天人合一的境界，在泥淖之中，与大道同逍遥。这让我想起古希腊的第欧根尼，他要亚历山大大帝“别挡住我的阳光”，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老子“以自隐无名为务”，并用“莫知其所终”五个字，来归结对他的记载，大概最是契合老子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贤隐气质。

老陶有个观点与我不期而合：淮河内在的声音，其实是一种悲声。虽然拉魂腔和花鼓灯，表面上都喧闹非凡。但心性敏感的人，入耳就能听出它们骨子里的苍凉。以前读《项羽本纪》，深为其中一段所动。在遭受重围、四面楚歌的绝境中，“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小段我读了无数遍，每次读来，都黯然神伤。故事发生地垓下，在淮河流域的灵璧、固镇一带。我曾多次去垓下古战场和邻近的虞姬镇寻访。这一段文字中的深情与哀音，是最具沿淮人脾性的。老陶说，须得是拉魂腔来唱这一段，再配上唢呐与笙。最得水土精魂的乐器，在沿淮，是唢呐。在沿江，则是洞箫。淮北平原上，每逢婚丧嫁娶的红白事，都要请唢呐班子上门吹奏。吹唢呐的汉子额上青筋暴起，是把整个魂灵都兑进去了。指头在音孔上快速起落，身子摇摇摆摆，可那调子越欢腾，那悲凉就越发彻骨。仿佛这金属喉咙，吞吐的不只是气息，是这平原上千百年的尘土、悲喜、饥荒和离散。是麦子青了又黄，是亲人送了又葬，是逃荒路上再也回不到故土的爹娘……于是你明白了，这唢呐从来不是在“吹喜”，它是在“哭喜”。让你在最热闹的红尘里，冷不防听见这片土地的幽暗叹息。沿江一带的洞箫，就安静含蓄多了。我父亲留在这世上最深长的声音，就是这箫声。小时的夏夜，在屋后小河木桥上，一家人在竹席上摇着蒲扇乘凉。月光中万籁俱寂，满天星斗，满河碎银。父亲吹着那根磨得色如紫铜的竹箫，幽邃沉郁的箫声，在夜间的光影交织中，贴着涟漪，呜咽远去。

父亲离世十六年了，这箫声依然深伏于我体内。夜深人静时，他偶尔会来吹上一曲。老陶总懊恼于记忆的丧失。我对他说，心灵是一种共时性结构，它应被视为一个容纳过去、现在与未来，交织记忆、感知与想象的立体网络。在这张网络中，所有元素并非依次登场，而是同时在场、相互共振。心灵的此刻，并非时间链条的一个孤立节点，而是一个将过去的沉淀与未来的可能性压缩其中的“共时截面”。观念、记忆、直觉和外部事件不是通过因果链连接，而是通过共鸣、对应和隐喻相互关联。佛教中的“一念三千”，其实就是共时性的一瞬。“一念”要打破时间的线性限制，将心灵化为一个容纳无限时空与现象的开放性容器：心灵的每一个瞬间，都是整个宇宙的缩影，都是多重可能性的同时敞开。没有什么是真正在丧失的……诗歌正是共时性事件的语言载体，它的本质不是叙述因果故事，而是将意象、象征和情感以共时性的方式并置，创造一个浓缩的、充满意义的瞬间。创作不是“发明”，而是“发现”早已存在的意义关联。心灵将个体与一个更宏大、有秩序的场域连接起来，为我们理解语言、命运和诗，提供了一个深而美的框架。

毫无疑问，无数貌似消逝的往昔瞬间，会反复来临——三十五年前夏季大洪水中，我到达蒙洼蓄洪区一座庄台时，正赶上一小场情绪激烈的骚动。百来个村民把谷场围了个水泄不通，又吵闹扭打成一团。我靠着职业敏感，狠劲扒开了包围圈。原来是救灾粮分发不及时，村民拽住镇干部在讨要说法。那时候手机是稀罕物，交通阻断，信息滞塞，镇干部也不知哪个环节“卡壳”了，激愤的灾民们砸了他一身污泥。眼见我直愣愣冲入包围圈，他像揪住了一根救命稻草，猛地一掌将我推到包围圈中心，举着喇叭就大喊：“乡亲们别吵了！上面派陈记者来看望你们啦”。这一嗓子，我终生难忘。面对眼巴巴满是期盼的村民，我讲了些啥，已记不清了。总之是异常淳朴的乡亲们，笃信了“上面派来的”这几个字的神秘力量，没一会儿就安静地散去了。同行的一个记者，拍下了这个瞬间，一位白发老太太紧紧抱住我的右臂，在诉说些什么。我经常对着这张照片发愣，仿似在回忆中一次次重临现场……另一个瞬间，来自一个年轻同行的描述。他随着行洪区夜间撤退的村民避往高地，背着锅碗瓢盆的男女老少哭声一片。他举着手电筒，察看有没有孤寡老人掉队。光线射中处，看到一扇被上涨洪水快要淹没的大门。可能是举办婚礼没多久的新房，鲜红的对联上写着四个大字：“花开富贵”！那一刹那，他猛然失控了，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1194年黄河夺淮入海之后，淮河就成了一条灾难之河。素称“淮河三峡”的临淮岗控制工程在2007年完工，蓄泄兼筹的防洪体系，彻底驯服了这匹千年不羁的烈马。无数人泣血而求的安澜之梦，靖淮门、淮安、定淮这些地名中，由泪水滋育而成的无尽期许，终于化为了现实。近七十年的治理中，仅人工开挖的运河总长度，就是举世著名的巴拿马运河二十倍以上。“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今天的淮河之水越发清净，曾以狂暴与肆虐为生命力的大河，将被注入了一种全新的生命。我深信沿淮流域的开阔之地，必将重现古谣中“走千走万，不若淮河两岸”的盛况。然而在我心中，曾濯我缨的，曾洗我心的，都只是那给我带来痛苦的滔滔浊水。身在浊水之中，其实早已忘却了清浊之辩。当一个普通人面对生存困境，谁曾拥有清浊之间的选择权？清可见道，浊亦可见道。庄子甚至说，道在屎溺。如果不可控的现实与浊水同喻，那么，可控的自我，无疑需要它的磨洗。接受世界的浑浊，但不被其定义。庄子笔下所谓大宗师，“登高不栗，入水不濡，入火不热”，并非拥有超自然之力，只是消解了对浊水的恐惧，在“成为你之所是”的动荡中，达成一种自我安顿。

昨晚与老陶大醉一场之后，我梦见了家乡老屋后的小河。雾忽然涌起了，先是浮薄如纱，继而成了凝乳状的絮团，最后整条河都浸在流动的云气里。记得年少时下河，赤脚踩在青苔卵石上，凉意顺着脊骨爬上天灵盖。成群的银梭鱼围过来，触碰、啄咬我的小腿和脚趾，又绕着我身体穿梭，仿佛在进行某种神秘的仪仗。河水是有脉搏的，潜入水下时就能听见大地的心跳。梦中，一条曾经疯狂的大河，终于变得平静，平安，平庸了……昔时已葬，那些灾难已随浩淼的大河之水，消失在了杳不可知的远方；昔我已葬，站在泥淖中的那个年轻人，并未演变、进化成此时此刻的我。那个单纯又一腔蛮勇的“记者仔”，只偶尔回到他或已备感陌生的这具体内。昔日已葬，今天恐再难找到那么一群人，曾将那么热切、信任、无辜的眼神投向了我……

【陈先发，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文联主席，安徽省作协主席。1967年10月生于安徽桐城，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主要著作有诗集《写碑之心》《九章》《破壁与神游》、随笔集《黑池坝笔记》（系列）、长篇小说《拉魂腔》等二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十月文学奖等国内外数十种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