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导读

尹学芸把《天边外》分成了上下两部，对于一个中篇小说来讲，无疑冒了不小风险。在小说上部，作家选择第一人称的有限视角来讲述主人公王云丫的少女成长故事：罕村女孩王云丫因家事第一次去省城，寻找在省城务工的父亲和哥哥，返乡处理建房纠纷。短暂逗留期间，她到底还是去了父亲以安全为由，反复要求她不要接近的昌意街——那是一个彼时大众还不太接受的艺术街区，几乎被父亲这些来自偏远乡村的务工者视为洪水猛兽。但在这里，王云丫看到了终生难忘的艺术风景，昌意街从此成了她心中的“天边外”，念兹在兹的诗与远方，并由此鼓舞了她逃离乡村的勇气和决绝。转入下部，叙事视角转换为第三人称的全知叙事：多年以后，已为人妻的王云丫再次去到昌意街时，眼前的景象已物非人非，她却在当年看到一朵异常鲜艳的勿忘我的地方，巧遇了丈夫邢肇庆的高中同学李步群。小说转入另一个发生在邢肇庆、李步群、费小青之间的浪漫而残酷的成长故事，通过多视角的交叉讲述，生动地还原了少女费小青坎坷而悲凉的人生。同样在心中的“天边外”，王云丫看到了奇境和鲜花，费小青却付出了生命代价。一朵小小的勿忘我，竟把两个从无交集的陌生少女的命运奇迹般联系在了一起。掩卷想来，不但让读者对生命的无常唏嘘不已，更深深领略了小说作为叙事艺术的神奇魅力。

上 部

1

十八岁，我第一次去省城，单独一个人。省城有多远呢？父亲说，他骑那辆老式自行车，蹬一天，两头不见太阳。一块巴掌大的纸卷成了一根棍，跟眼下的细根香烟相仿，卡在帽镜的耳朵上，那两只耳朵，是两只小木头狮子，有鼻子有眼。我如果说它是红木的，就俗气了。可它是紫檀的，是我奶奶的陪嫁。有一年大哥嫌它颜色太暗，给它刷了红油漆。油漆不太够，刷得稀里马虎。这让镜框成了黑红相间。后来大哥逢人就说，这东西太老，若是油漆多些，就看不出本来的样子了。

这个老物件，现在仍摆在我家墙柜上。只不过，让人恨不得把那油漆啃了去。

母亲把那根“烟”从帽镜耳朵上拿下来铺展开，对我说：“喏，这就是地址。”

铅笔写的字迹已经很淡了，纸的褶皱加深了字迹的模糊。我费了些力气，才把意思看完整。

母亲说：“你抄一遍。”

我说：“我记下了。”

母亲说：“你抄一遍，万一半路上忘了呢？”

我说：“我记住了就不会忘，您应该相信我。”

“厂里的假请好了？”母亲自己转了弯子，她知道我犟。她把纸按原样卷好，重新卡到了帽镜的耳朵上，又往下压了压。“多亏当初你爸写了地址，要不上哪去找他。”

我爸是未雨绸缪的人。这个小纸卷就是我们与他唯一的联系方式。

我说：“假就请了两天，多了人家不批。今天这半天，是厂长送的，不扣奖金。”

我有些得意。我在村里的服装厂上班，上一批货的封箱上有我的墨宝，其实就是厂子的地址。厂长很欣赏我的字。当时他们想从城里请人来写，我大大方方说：“我来试试吧。”结果一试就成了。这些箱子要漂洋过海去日本。

母亲给了我五十块钱，五张都是十元的。我也是挣工资的人，但发钱我一分也不留，都给妈。我把钱掖好，背起了帆布书包。

母亲说：“从哪走，记着道，别回头找不着你爸再找不回家。”

我说：“您放心吧，我哪有那么蠢。”

母亲说：“先去小学校，找到李八一，让他领你回家。”

我说：“知道了。”

母亲送我出门，问我害不害怕。我不以为然地说：“害怕啥啊，多大点事儿！”

我高兴着呢，从没出过远门，心就像长了翅膀。

从村东走出三里地，过桥，就到了津围路上。我在那里拦住了一辆长途汽车，花三块钱买了张车票，到省城的汽车站。按照父亲纸条上的指示，先坐402，再坐103。前者是公交车，后者是无轨电车。夕阳特别明亮，眼前的一切都金光闪闪。我在目的地下了车，按照父亲“靠右走，一转弯”的指示，我找到了大山子小学。门口有一棵老槐树，枝条上挂满了绿豆荚。它叫豆槐，我见过。

我对门房说：“我找李八一。”

门房说：“他在上课，还有半个钟点儿才放学呢。”

我说：“没事，我等他。可我不认识他，您能告诉他我在等他吗？”

门房说：“他下学会从这里过，回头我告诉他你在等他。”

“下学”就是放学的意思，我们家乡的方言也这样说。

旁边是绿色的铁皮房，屋檐下拉着铅丝，上面有一排小夹子，夹着各种各样的冰棍纸，在微风中晃动得五彩斑斓。从门口就看见了一台雪花冰柜，机身上洒落着凝脂一样的冰珠。天气不是很热，但雪糕很诱人。

“在外边该花的钱要花。”出门前母亲叮嘱我。“遇到打劫的就把钱给他。”

“我哪会运气那么差。”我不满地说。

我花两块钱买了两根雪糕，递给了门房一根。看得出门房很高兴，一手举着冰棍，一手从屋里拎出一个涂着斑驳黄油漆的方木凳，请我坐。我坐下跟他唠家常。问他是哪里人，再早是干啥的。他说祖籍是北京，因为两地分居调到了H市公路局，是跟人对调。“往这里好调，往北京调，难着呢。”他撇着腔，有故意的成分。我听出来了，他调这里吃亏了。“你见过高速公路吗？”他凝视着我，不知不觉中，语气里又有了郑重。“沪嘉高速，沈大高速，汽车在上面行驶，唰的一下，比流星还快。从你家来，也就一袋烟工夫。”我想了想我来时的路，坑坑洼洼，汽车像船一样在浪尖上颠簸。旁边一个大嫂，趴车窗上哇哇吐。我也有些晕车，但我忍着。掐虎口，用舌尖抵上腭，方法用尽。我是个小姑娘，不能像大嫂一样哇哇吐。我脸朝向车顶，一直在强烈暗示自己。这方法管用。若真只是一袋烟工夫的车程，晕车都还来不及！那样多好！城市的公交车上就没见人晕车，路特平坦。外边的世界真大，新奇的事真多。小学校的门房都不同凡响。

“这些高速路都是您修的？”我崇敬地问。

他有些不好意思了。“哪能。但我们公路局是支援单位。比如沪嘉高速，工程师参与了设计。”

“您是工程师？”我有点小心翼翼。

“你看我像吗？”这回他苦笑了。低头掸了掸衣襟上的灰尘。

他穿蓝制服，侧脸对着我，吃了口雪糕，咕噜咽下去时，努力不事声张。不知为什么，他此刻有些忧伤。仿佛刚才说的那些是梦境，他永远都只是个门房。这样想，我不由愣了一下。眼前的世界局促起来。大山子小学，虽说在省城，却是在省城的边缘地带。墙头很矮，锈蚀的铁门很烂，跟我工作的村办厂差不多。那里也是很矮的墙头和很烂的锈蚀铁门。夕阳穿透了浓密的豆槐枝杈，光影洒在了门房的身上，这让他的脸孔忽明忽暗。这里的路也是坑坑洼洼，被小孩子的脚掌踩踏出许多的旋涡。怕冷场，我又打听学校有几个班级，有多少学生，李八一读几年级。门房却不应答。这让气氛有些尴尬。过了好半天，他反过来问我，家是哪里的，来省城有啥事，找李八一干什么。“你不认识他，为啥要找他？”最后一口雪糕他歪过头咬到嘴里，像是忽然有了警惕。

我把雪糕吃完了，这让我长了些精神。我一直在等他问我问题。我把雪糕棒和雪糕纸缠紧实，提醒自己不能随手丢。这里是省城，不是罕村。我不能给乡下人丢脸。我亮了下喉咙，事无巨细，从头说。

我为什么要来省城呢？我县城都很少去，我妈不允许。她说丫头家，不能总在外边跑，心跑野了收不回来，连婆家都找不到。后者才是大事。由打我三五岁起，大人就把这话挂嘴边。这让我有一种处境感，仿佛家不是家，我就像一坨没用的东西，会不会被铲出去，完全取决于有没有人要。这种想法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让人有点隐秘的惶恐。但这次不同，我家宅基出了问题。宅基跟邻居马伯的宅基毗邻。马伯是一个人的名字，跟侏儒相仿。他有一个儿子马英才，眼下二十三岁，到了该说媳妇的年龄。提起说媳妇，马伯就骂《婚姻法》。他结婚的时候要二十五岁才能领证。到了马英才，二十二岁就能领证。马伯的意思是，婚姻法故意为难他们家。要是再往后拖几年，马英才就能长高些，家里的条件也能变好些。马伯是这个意思。我们两家的宅基都是瘦长条，十几丈长，但宽度不够。眼下两家都面临着要盖新房。过年的时候，马伯来到我们家跟我父母商量，说把两家的宅基放到一起，一分为二，这样院子虽然短了点，但宽度够了。

宽度很重要，可以多盖两间房。

我父母一听，好事儿啊。于是请了一桌饭，就把这事定下了。谁家在前谁家在后呢？马伯建议抓阄。一共就两个阄，一个写“前”，一个写“后”。马伯先抓，他抓的是“后”。

春天我家开槽挖地基。马伯却反悔了，他说我家在前边，压了他家一头。他家的儿子本来就没长高，这下就更长不了个子了。“除非把你们家的云丫嫁给我儿子。”马伯这样叫嚣，“大五岁也不算大，我们家不嫌。”是他儿子大，他故意这样说，惹得众人笑。我妈从外边风风火火进来，狠狠吐了口唾沫。“呸，三块豆腐高，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她不知道我在屋里，以为家里没人。谁都知道马伯这是在找借口，村里有一股势力参与了进来，他们每天都给马伯出主意，从打动工那天起，就没消停。村里就是这样，他们这样做其实捞不着好处，就是喜欢煽风点火。挑完事儿拍拍手回家吃饭，马伯管不起他们一顿酒。马伯却从他们那里获得力量，每天都来阻止。这天早晨，要往地基里填埋石头，工人到了现场才发现马伯在地基的壕沟里躺着。他说只要你们开工干活，就先把我埋了吧。

母亲一筹莫展，对我说，房子盖不下去了，你去省城找你爸吧，还有你大哥，让他们赶紧回家。

爸和大哥都在省城干各种活计。

你明白了吧。我来找李八一，不是目的，是想通过他找到他家的房子。找到他家的房子也不是目的，是想在房子里找到我爸和大哥。我爸和大哥租住在他家。他爸李国庆是孤儿，房子是我爸操持翻盖的。这是更早之前的事了。所以他们之间不是房东和租客那样简单。

这样麻烦的行程是我爸早就规划好的，他是个未雨绸缪的人。说如果万一家里有什么事，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他们。

那个年代没有通信设备啊！

下课铃终于响了。门房懒洋洋地站起身，先伸了个懒腰。他刚才有些打盹儿，也许根本没有听见我说什么。他随手丢了雪糕纸，就在不远处被风吹着打旋。他脖子转轴一样晃动，打量往外奔跑的小学生。他朝一个小圆眼镜招了招手，小圆眼镜跑了过来，穿一件蓝地儿白格的上衣，跑起来眼镜一蹿一蹿。他径直奔了过来，门房指着我说：“李八一，你姐找你。”

李八一背着双肩包跑了过来，打量我问：“你是谁？”

我说：“我是从罕村来的。”

李八一对罕村明显不陌生，把头一摆说：“跟我回家吧。”

走一截大路，拐进了很窄的一条胡同，砖头砌的墙，墙缝生着苔藓。谁家的香椿树在院子里往外探头探脑。虽然叶子有点老，但能感觉到有香气。我的概念里，省城都是古老宏大的建筑，座座房子里都住着很大的官。可眼下的省城跟罕村差不多。房屋都很矮小，只是比罕村局促。犄角旮旯都种着植物，有花草，也有蔬菜。罕村的犄角旮旯都是野草，人揪菜能长一人高，燕春苗能穿街而过，从一头爬到另一头。还有一点不同就说到人了，李八一跟我一点都不认生。他大人一样跟我打听罕村的事，问我车票多少钱，车要坐多久，下车找到学校难不难。他甚至看出我的小辫松散了，橡皮筋在头发梢上挂着，他走过来把橡皮筋摘到手里，让我重新扎一下头发。我问李八一你为啥叫这个名字。李八一用手划拉着墙走，说八一建军节生的。我问，你爸是国庆节生的？李八一说，对，他是国庆节生的。李八一问我是哪天生的，我说六月二号，对了，今天就是我的生日。

李八一说：“你要是昨天生日就好了，我们学校昨天过六一儿童节。”

我问：“你演节目了？”

李八一说：“我就参加了一个小合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问：“穿没穿演出服？”李八一说：“统一穿白衬衫，系新红领巾。节目演完，新红领巾就让学校收走了。”

我问：“你们家还有多远？”他往前指，说：“拐过那个弯儿就到了。”

2

我爸在省城耍手艺。磨刀、修理雨伞或搓板，都是最下等的工作。但在罕村，没人觉得这工作有等级，能在外挣钱，就是本事人。我爸磨刀算是子承父业，我爷爷干了一辈子。凭感觉，我觉得他比我爸幸福。我小的时候听说过，爷爷磨刀穿白汗褟，晚上去戏园子听戏。当然，他也许就听过那么一回，还是让我感受到了生活品质。还有，他把挣来的钱用油纸包裹好，放到屋梁上，留着置地用。地还没置来，闹土改了。我家划了贫农成分，这件事让全家很高兴了几十年。

关于他们，我就知道这么多。但也足够遐想。比如，房梁上的油纸包要置地，那得是多厚的一卷洋票，肯定不会是小数目。

我爸年轻的时候，跟着爷爷干。后来爷爷老了，我爸自己干。爷爷那个时候，都是靠两只脚走到省城来，半路住一宿大车店。大年初一再走回家。为啥要大年初一走呢？因为要“攒年节”。磨刀也有淡季和旺季，大年三十就是旺季中的旺季，许多人家买了肉放在案板上，就等磨刀师傅把刀磨得快快的。刀不快，肉切不舒坦，吃起来大概都差口味。所以磨刀师傅一进胡同，家家有小脚老太太在门口等着。你若不出来磨刀，说明你家没买肉。所以磨刀也是个荣誉事儿。我爸单独作业的时候，家里已经有了一辆老笨的自行车，是自己攒的。我爸总是给那辆车上油、拿聋、紧链条，好让它奔跑如飞。只是那个时候身子不自由。家里揭不开锅了，我爸就找队长扯泡撒谎，说我姥姥家要盖房，或我姨奶奶家要砌墙，请上十天半个月的假，跑到省城来磨刀。那些主头户还是我爷爷留下的。他们一边等刀磨好一边跟我爸拉家常。挣的钱随手就换成粮食，估摸够一口袋，就驮上回家了。有一个夏天，我爸在路上把汗褟儿丢了。结果他磨十天刀，就光了十天脊梁。回到家来，晒得跟刚果人一样。

所以我说他没我爷爷幸福。操同样的行当，却像差着等级。

后来好了。改革开放以后，我爸就长住省城了，还把大哥带了过去。大哥有文化，跟着国庆叔叔进了一家建筑公司，管绘图。大哥去了一年，已经有点洋气了。尤其是说话的口音，把家乡的土味丢了不少。我爸待了多半辈子，只是把钱成卷子地往家拿，身上却一点省城的印记也没有。

这大概就是有文化和没文化的区别。

国红姑姑做饭，跟我絮叨家事。她和国庆从小就父母双亡，国庆十一岁，她十三岁。家里只有一间屋，外面是间煤棚。姐弟俩恓惶地凑合着过，遇到了我爸来租房。我爸每次来省城，都住在他家。走了，他家的煤棚子也不往外租，一方面是给我爸留着，一方面也不好出手。一晃，我爸在他家住了很多年。我爸给他们出主意，把煤棚调过来，盖三间厢房。那三间厢房父亲花了很多力气，椽子上的每一颗钉子都是他钉上去的。土坯是到郊外找来的，青砖是隔壁的小庙里嵌来的，那时正“破四旧”，没人问也没人管。苇席是从老家驮来的，五领苇席卷了好大一捆。连屋里的白灰都是父亲用抹子抹上去的。

“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拿大哥当亲大哥。”国红姑姑在炉盖上烙饼，炉膛里的火通红，饼要不停地翻个儿。烫着了手，嘴里吸溜吸溜的。

八一在屋里做作业。国红姑姑问他饿不饿，饿就先吃一块饼。八一说不饿，一会儿跟大家一起吃。国红姑姑对我说：“八一懂事着呢，他是看家里有客人，饿也忍着。”提起八一，国红姑姑又拉开了话匣子。说八一命不好，很小的时候妈走丢了，再没回来。她和国庆曾经到处找，也没找到。八一在屋里说：“姑姑别说那些了，姐姐不爱听。”我说我爱听，这些其实都听我爸说过，但跟国红姑姑说毕竟不一样。国红姑姑问：“大哥有没有说起我为啥不结婚？”我说：“为了这个家嘛。早想先把弟弟安顿好，可弟弟娶的媳妇有点精神分裂，经常离家出走，你整天惦记得睡不着觉。这些我很久之前就知道。”国红姑姑说：“出走就罢了，谁想到还一去就不回来呢？那年八一才两岁，还没断奶呢。”八一在屋里说：“两岁半。”国红姑姑说：“我正要说呢，八一差半个月两岁半，没奶吃饿得哭，我就用馒头泡热水喂他。那么大个儿的馒头他一顿都吃了，吓死我了，真怕把他撑坏了。”

我说：“姑姑不容易。”

国红姑姑说：“没娘的孩子就得多疼。这不，我再穷每天都给他零花钱。”

国红姑姑往院子里搬桌子，我赶忙找碗筷。我爱听国红姑姑说家常话，她一点也不拿我当外人。天大黑了，爸前脚回来，大哥和国庆叔叔后脚也回来了。他们都风尘满面，像从土里钻出来的老人参，睫毛上都挂土渣。这与省城这样的地方多么不相宜啊！我有些难堪。看见我，爸的脸上罕见地有一抹羞涩。他骑着那辆老旧的自行车，大梁上挂着帆布兜子，里面装着劳动工具，后车座绑了块磨刀石。他骑着车子进门楼，夜幕中衣服蓬蓬着，里面灌满了气体，像是要飞起来一样。他一直骑到了墙根底下，一只脚着地，另一只脚在身后画了个弧，幅度很大地下了车。爸眉开眼笑说：“云丫来了啊，啥时到的？”不容我回答，国庆叔叔跟在大哥的身后也进来了。国庆叔叔又黑又瘦又矮，看上去还没大哥像城里人。我喊了他一声叔叔，他下意识地闪了一下才说：“是云丫吧？”

炒了一盘鸡蛋，拌了一盘葱丝咸菜。葱丝咸菜都切得细，放了少许香油。大家都夹葱丝咸菜，很少夹鸡蛋。国红姑姑说：“吃鸡蛋啊，炒了就为吃嘛。”说着给我夹了一块，我转手给了八一。国红姑姑赌气说：“你们都不吃，我再去炒一盘。”说着就要站起身，被大哥拦下了。我爸带头把筷子伸了过去，夹了块鸡蛋放进饼里卷了，咬一口，嘴角都流黄色的油汁。一盘鸡蛋很快就剩两个葱花了，爸这才问我为啥来，家里是不是有啥事，地基码好了吗？

按计划，码好了地基爸和大哥就回去盖房。

我把家里的事说了。马伯受了唆使，躺在挖开的地基上不让动工，包工队的人就在旁边看热闹，把妈都要愁死了，起了满嘴的燎泡。

爸问唆使马伯的人是谁。我说张某某、李某某还有田某某。他们每晚都去马伯家密谋，午夜才散去。从我家门前过，故意大声咳嗽，示威似的。这些过去都是跟爸有过节儿的人，可以追溯到生产队的年月，爸当队长的时候爱较真，得罪了很多人。

大哥不说话，瞅爸。爸问大哥咋办。大哥说：“要不，明天我们回去一趟？”

我赶忙说：“妈就是这个意思，你们不回去这地基指定码不起来。”

国庆叔叔说：“我跟你们一起回去，打架不怕人多，人多力量大。”

爸掏出烟袋荷包卷纸烟，沉思了一下，说：“不用，一个马伯……谁也不用。”

说这话的时候，悬在门框底下的电灯泡突然跳了一下。是里面的钨丝在跳，就像人在调皮地眨眼睛。大哥抬头看着它，就像在看明月。“憋了憋了憋了。”他高兴地连声嚷，就像个孩子。

可钨丝吱吱跳了一阵，又恢复了正常。

国红姑姑说：“云丫好不容易来一趟，不让她待两天？”

大哥说：“家里忙，她得回去看孩子。”

大哥指的是他自己的孩子，还没满月，能吃能拉的大胖小子，生下来就七斤半。我每天去河里给他洗褯子，黏糊糊、黄澄澄、臭烘烘。我拎着一角在水里晃，别过头去用刷子刷。那些残渣四处漂游，把水里的鱼都给熏跑了。大哥在大嫂生下孩子后第三天就来省城了，工地上离不开他。

我希冀地看着爸。

爸琢磨着说：“也不在乎这一天半天……云丫也该去逛逛街，毕竟是第一次到省城来。”

我心里一热，简直要欢呼了。可想起妈的话，我又有些泄气。“妈千叮咛万叮嘱，让你们赶快回去，越快越好。她天天跟人吵架，要顶不住了。”

“明天走吧。”大哥急切地说。

我瞥了他一眼，疑心他心里装的不是地基，而是大嫂和孩子。

爸简直跟我心意相通，一锤定音说：“后天回去，让他们多等一天。”

我马上得意地说：“我后天正好还有一天假。厂长批了两天假，今天这半天是白送的，我给厂里做贡献了。”

爸欣慰地看着我。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我经常觉得他看我的眼神最温柔。他是个炮仗脾气，但很少对我发火。

大哥马上像霜打一样蔫了，没好气地说：“云丫逛街也别瞎逛，往北走，别往南走。”

爸愣了一下，赶忙说：“对对对。往东，往西，都行。好比这是一条昌意街，东西向。你顺着街边走，别过到街那边。”

我开玩笑：“难道是中英街？”

新闻里见过这样的场景，街两边的人各走各的道，不越雷池。

爸不满地看了我一眼，把碗放下了。他用筷子蘸了些咸汤儿，在桌子上画地图。我装作认真地瞅，其实不咋关心。这样大的省城，不定走到哪去呢！我又不是小孩子，哪里用这样教导。爸看出了我的心不在焉，突然很响地戳了下筷子：“听清楚了吗？”

我吓了一跳，下意识地点了下头。

爸不满意我的敷衍，严厉地问：“说，不往哪边走？”

我胆怯地指了下桌上的地图，那上边潮湿的一条线很快就干了，但留下了白色细碎的粉末，我知道那是盐。但我确实没听清不往哪边走，我搞不清那条线画的方向。省城我是第一次来，昌意街在哪我也不知道。爸却气得哼哼，眉眼都变得凌厉，样子有点吓人。我怀疑，若不是有外人在场，他就要火冒三丈了。

国红姑姑赶紧接话茬：“好人都不过那边去……”欲言又止了。

我扯了下嘴角。那地方难道会吃人？

国庆叔叔说：“那里经常出命案，女孩在街上走着走着就没了。”

好像说的是古代，土匪横行民不聊生一样。

一桌人都不说话了。我第一个放下筷子，说吃饱了。李八一拉着我说去看他写作业。我走进了堂屋，爸又用很重的语气跟了句：“听见了吗？”

“听见了。”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嘎嘣脆，心里却很是不以为然。

……

节选自《十月》2025年第5期

【作者简介：尹学芸，天津市蓟州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已出版散文集《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长篇小说《菜根谣》《岁月风尘》，中篇小说集《我的叔叔李海》《士别十年》《天堂向左》《分驴计》《青霉素》《鬼指根》《花匠与看门人》等。作品被翻译成英、俄、日、韩等多种文字。曾荣获首届梁斌文学奖、孙犁散文奖、林语堂文学奖、《北京文学》优秀作品奖、《当代》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和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