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时间、救赎与叙事 ——王安忆《一把刀，千个字》简论
内容提要：本文以成长、时间、救赎等为关键词，解读王安忆长篇小说《一把刀，千个字》，梳理少年“兔子”独特的成长历程，“兔子”一家人的时间哲学，严酷时代与伤痛心灵，大事件与小人物，乌托邦与淮扬菜等的纠葛，以及王安忆的创作发生学，新闻与“奇点”，事件、亲历与小说，并且由此延伸到新时代文学的心灵拷问、精神救赎与悲悯宽恕。
关键词：王安忆 《一把刀，千个字》 成长小说 时间哲学 心灵拷问
王安忆的《一把刀，千个字》1，在篇名上安排了两个句段，这在文学作品的命名上是较为少见的，对王安忆，除了《雨，沙沙沙》也是罕有的。这样的篇名把简短的一句话裁切为两个意念，或对比，或贯通，都耐人寻味。
最简明的说法是印在作品正文前的袁枚联语：“月映竹成千个字，霜高梅孕一身花。”但这种解释也是非常蹩脚的。它所针对的是“千个字”，进而也可以说成这是照应作品的主角“兔子”少年时期在扬州曾经钻进著名园林个园中玩耍，所观看到的园林竹影，而严霜梅花则喻示母亲的高洁品格，或者换一种思路，不是说葱茏竹叶有千片万片，而是将个作为数量词，那这一千个文字又有什么内在意蕴，“一把刀”的关联语又在哪里呢？
我曾经设想，将本文的题目拟写为“成长、时间、亲历一把刀，文化、历史、文学千个字”，为了避免形成新的文字混淆而取消此意，但在下文中基本上是贴着这些关键词而展开，并且进而讨论新时代文学书写中的“罪与罚”的命题。
上海与高邮：“兔子”的学习时代
德国文学大师歌德有一部被誉为“成长小说”峰巅之作的长篇小说《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作品的同名主人公，出身于商人家庭，其成长轨迹却与现实功利社会和家庭环境迥然相异，选择并且成就了自己的艺术理想和人生追求。苏联思想家巴赫金正是从这部厚重深广的作品中获得重要启示，写出《教育小说及其在现实主义历史中的意义》的长文，提出其成长小说理论，与复调小说、狂欢理论等一样，这是巴赫金思想文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
《一把刀，千个字》也可以看作少年“兔子”的学习时代。他在时代的险风恶浪中遭遇重大创伤，顽强而扭曲地成长。小说从“史无前例”的年代讲起。 “兔子”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在江南扬州出生的父亲杨帆走出旧家庭投身革命，是一个意志坚定的革命者，“简单里有本质性的洞见”。在哈尔滨的多元文化中长大的母亲是一个沉浸于纯而又纯的理想主义者，阴错阳差地度过那令许多激进青年折戟沉沙的1957年，进入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的日常生活。父母亲都忙于革命+工作，姐姐“鸽子”强势补位，同样幼小的她为弟弟的童年提供了母爱的替代和强有力的保护伞。母亲遽然入狱、罪名不断升级而遭致枪杀，尚未进入小学读书的“兔子”从成长之地哈尔滨被带到上海投奔孃孃（即姑姑），他赖以成长的家庭共同体彻底解体，他弱小无辜，却也因少不更事无法像父亲和姐姐一样充分理解母亲亡故所造成的伤害之惨烈恒久。他的当务之急是怎样在陌生的动荡的新环境中生存与成长。孃孃对他的抚养尽心尽责，却不能贴心贴肺，亲情与责任不言而喻，但终归缺少从婴幼儿时期的共同生活所建立起来的天然亲昵关系。“兔子”少年失怙，身世模糊，甚至被街谈巷议传为是孃孃的“私生子”，更让他多了一重遭人鄙夷的理由。但他的原始生命的一面却得到异常的扩展。他几乎是贪婪地抓住每一只伸向他的友爱之手，不但是那位带他去工厂洗澡的爷叔令人记挂，连那位偶然邂逅而向他表现出关爱的名叫招娣的女工，也让他没齿难忘。许多年过去，已经在纽约唐人街站稳脚跟的“兔子”回到上海参加孃孃的葬礼，他顺路走进当年的钢厂车间，看到招娣曾经开过的行车，勾起往事历历，泪如泉涌。这也是作品中“兔子”的唯一一次失声痛哭。
多少年的心灵缺失与情感压抑，在此找到一泻而出的缺口。但“兔子”从来不是一个只会流眼泪抹鼻涕的“小屁孩”。从家庭和姐姐的羽翼下走出来，他需要少年的玩伴，如乡下来的孩子“黑皮”，但是他不曾沉溺于街头的儿童游戏。相反地，他的内敛和自我克制，都是“超一流”的。作为一个学龄儿童，远离家乡的“兔子”失去了上学读书的机会，但是他基本的文化教育不曾匮乏。孃孃用《红楼梦》给他做语文教材，用记账对账的方式教会他数学初步。高邮的舅公教他做乡厨，又用皇历教他识字，并且给他灌输了醇厚的乡村古意。然后，他又正式拜师于名家正派，师从单先生学习淮扬菜的烹饪，单先生则以《易经》《天工开物》等古典文化典籍与现实中的种种实物开化他，两者似乎分属于形而上和形而下，却在单先生口中浑然相融，“说的菜谱，其实是人间世”。偏偏遇到“兔子”天资聪颖，悟性极高，如单先生所言，“你岁数不够做我儿子的，头脑却顶得过三个大人！”
歌德笔下的维廉·麦斯特，摒弃利益与贪婪的世俗社会，在学习和漫游中成长，最终将现实中从事的戏剧活动与超越市民社会的审美理想结合在一起。作品主人公维廉·麦斯特对于谋生职业与内心理想的融合为一，超越现实的局限，有着精辟的阐述：“世界上有什么人在没有内心的需求时空空地从事一种手艺、一种艺术或任何一种谋生的方式，会不像你一样感到自己的境况是不堪忍受的呢？谁生下来有什么才能，便在什么才能上用，在这里边便寻到他最美好的生活！大地上没有一件事不艰难！只有内在的行动、快乐和爱能帮助我们克服阻力，开辟道路，脱离别人可怜巴巴躲在里边的狭小范围。”2那么，少年“兔子”又是怎样超拔自我的呢？他凭借自己的内在本能、乐趣和爱好，抓住生活中唯一的机会，为自己选择了烹饪厨艺，将自己提升到了什么样的高度呢？
法拉盛与“软兜”：淮扬菜的前世今生
记得有位大作家说过，写作的时候要有一个闹钟摆在面前。此话的寓意，是说作品中的时间要有明确表示，让读者读起来脉络清楚，心中有数。《一把刀，千个字》中的时间观更是值得关注。
为了捋出《一把刀，千个字》的时间线索，追踪“兔子”的成长史，我从不同的章节中勾摄出他的年龄标志。在《红楼梦》中，宝玉和大观园里一众姐姐妹妹的年龄，就是一笔糊涂账，令众多红学家和“红迷”百思而不得其解。因为《一把刀，千个字》以片段式方式写成，法拉盛、扬州、高邮乡下、上海、哈尔滨的时空切割，使得“兔子”的成长轨迹不断地“断片”，但是，以逻辑严谨见长的王安忆，却给有心的读者提供了足够的信息，让“兔子”的成长草蛇灰线有迹可循。
“兔子”生于1960年代初期，“三年困难时期”结束而走向新的上升期，“年景向好，枯干的日子有了膏腴”，他真正开始其自我记忆则是到上海的孃孃处之后。相比起来，母亲的事情，对姐姐和杨帆是念兹在兹，对他来说只是“模糊的记忆”。母亲被捕入狱事发之时，1968年前后，“兔子”方才6岁，尚未入学，就被带到上海，因为身份暧昧，无法入学求知。“兔子”流徙于上海、扬州和高邮之间，后来向舅公学习厨艺，为期三年有余。
这一时期，有两个重要的节点：其一，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开始于北京，而从上海离开。身份不明的“兔子”，为了规避尼克松来访所引发的高度警觉严管严查，被从上海带到扬州，由此开始他的乡厨生涯。学徒三年期满，得以重返上海。其二，是“兔子”回到上海，和弄堂里的小毛相识相熟，帮助他买蹄髈以请客（客人就是小毛），使孃孃认识了他的烹饪水准，进而带他去向单先生拜师学艺。这时候，他是14岁。此后，“兔子”跟着淮扬菜的正宗传人单先生，正式学习3年，是在14至18岁之间。
然后，就是母亲的冤案大白于天下，并且成为时代英雄和国人榜样，“兔子”的处境发生根本变化，作为“大龄”少年，他参加了为富有代表性的各方优秀少年组织的北戴河夏令营，开始新的生活，却又不甚适应。“兔子”来到美国，那一年，姐姐32岁，他28岁。他以探亲的身份到来，以厨师的技艺滞留在美国。根据后来发生的情况，他随大流地以政治庇护的理由获得居留美国的合法身份，推测他来到北美大陆的时间应当是在1990年之前。
花费这么多的篇幅论述“兔子”成长的编年史，是想要说明他何以成为自己。近代以来的中国，风云跌宕，山重水复，从九曲回肠到峰回路转，然后在新的层面上经历一个新的轮回。时势的急骤变化，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给每一代人带来新的时代氛围，新的时代命题。作为《一把刀，千个字》的时代背景来说，“史无前例”的十年，就经历了三个大的段落，每一段落都造成一个巨大的转折。“兔子”和他的姐姐“鸽子”，两个人出自同一家庭，相差不过4岁，但他们之间的历史记忆和心理差距，却相去甚远——王安忆对此心知肚明，作品中有个场景，幼年的“兔子”坐在与姐姐同年的师师膝盖上帮她抓扑克牌，师师说他手气好，能够抓到好牌，作家补叙说，“这样的年龄，相差三四岁就像两代人”。姐姐早熟早慧，处处争先，具有权威人格，不仅是在“红小兵”中当“连长”“营长”，还参与父母亲关于时局的对话。“兔子”却只是学龄前儿童，对动荡时势懵懂无知。柳青曾说过，“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兔子”的人生关键时期，就是他的10岁—17岁，先后师从舅公和单先生，游走四方，接地气知民俗，学到淮扬菜的正宗精髓，不仅是学到技艺，更有其形而上的道。就像他对于江南本土与法拉盛的“软兜”之差别的精彩辨析。进而影响到他的人生态度，“有些道家精神”。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将人的成长分为各有特征的8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亟须克服的精神难题。“兔子”成长中从离家到归家的这10年，正是从童年期的6、7岁—12岁到青少年期的12—18岁两个阶段，前者需要应对的是勤奋学习与自卑无能的冲突，后者需要克服自我同一与角色混乱的冲突。埃里克森指出，在童年期，儿童学习各种必要的谋生技能以及能使他们成为社会生产者所具备的专业技巧，不管是学校是田野，是丛林还是教室。儿童在这一阶段所学的最重要的课程是体验以稳定的注意和孜孜不倦的勤奋来完成工作的乐趣，获得一种为他在社会中满怀信心地同别人一起寻求各种劳动职业做准备的勤奋感。如果儿童没有形成这种勤奋感，他们就会形成一种引起他们对成为社会有用成员的能力丧失信心的自卑感。青春期（12—18岁）的危机则是自我同一性与角色混乱的冲突，青少年面临新的社会要求和社会冲突而感到困扰。按照埃里克森的观点，青春期的问题将发生在自我同一性未曾建立上，这将导致“角色混乱”3。
以上理论可以用来阐释“兔子”的独特成长。他的童年大致就是上海和高邮时期。出于对幼稚男孩进行保护的共同心理，父亲、姐姐、孃孃等都对他屏蔽了母亲的遇难，远离哈尔滨，也让他和父亲、姐姐产生很大隔阂。好在他的适应性、自制力和学习能力非常强，摆脱了同龄孩子的贪玩习性，主动选择加入烹饪行业，因为聪颖内秀，学习能力极强，以其专注和勤奋赢得他人的认可。接下来的青少年时期，普泛存在的自我同一与角色混乱的冲突危机，“兔子”因为沉迷于拜师学艺，躲进厨房成一统，在厨艺不断提升中得到快乐，这也使他获得一重自我保护的外衣。厨师的职业，既是一种工作技能，又是一种人际关系，具有先天的职业优势，会到处受到消费者的欢迎。直到母亲的冤情大白，全家人的处境得到根本的改善，他作为烈士的儿子得到格外的尊宠和保护，却让他感到剧烈的不适应，他无法接受母亲的光环带给他的高光时刻，无法接受新的社会角色，以至于从北戴河的少年夏令营提早逃离，然后又遁身于鄂伦春人所在的兴安岭大森林，才得以重新安顿自己的心灵。
这迥异于姐姐的社会角色认同。对于姐姐“鸽子”，从曾经的“红小兵”干部，到遭受血统论株连沦落为“贱民”，往事不堪回首，其自我同一与社会角色之间产生不可弥合的断裂，自我的目标设定与现实处境之间不啻云泥之别，如同埃里克森所言，如果一个儿童感到他所处的环境剥夺了他在未来发展中获得自我同一性的种种可能，他就将以令人吃惊的力量抵抗社会环境。在人类社会的丛林中，没有同一性的感觉，就没有自身的存在。4反之，当天回地转，“鸽子”被大学招收入学，然后又被保送出国深造，重新走向时代的舞台中心的聚光灯下，她心安理得地接受这种补偿而没有任何不适。两人的差异由此显示出来：“兔子”未曾与母亲之死发生深刻关联，他需要面对的是父亲和“鸽子”彼此的敌意与仇恨，对母亲本身则印象有限，记忆贫乏。比较而言，他是这个残缺家庭中唯一的正常之人。
自然时间与人为活动的时间
在对王安忆的访谈中，《上海书评》的记者说，王安忆“对时间的思考令人着迷”：
小说里，姐姐的得州男友问：“什么才是对？”姐姐答说，“历史”。这部小说到处可见“历史的多重性”“历史发展规律”“历史潮流”“历史停滞”“历史的纪念碑”“历史接缝”这样的表述。法拉盛某种意义上处在“历史”之外吗？小说里多次出现“球”的意象，主人公最后回到童年生活的上海，记忆浮现，历史在“循环”吗？联想到《匿名》结尾的“没有来，只有去，去！”和《红豆生南国》结尾的“归，归，归来才有解药”，在这些不同说法背后，您对时间的思考令人着迷，能谈谈吗？5
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非常专业，非常有深度。王安忆也承认，这是一个好问题，并且就此阐述了她研读世界文学名著的觉悟与困惑，“因为很难分开主体和客体，叙事是依附在时间上进行，遵守顺序是它，企图干预也是它，自然的时间和人为活动中的时间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哪一个更真实？”6这也恰好印证了我对《一把刀，千个字》以“时间”为核心的内在结构。前面讲到，每个作家写作时，都应该在桌上摆一只闹钟。王安忆将此更推进一步，在《一把刀，千个字》的每个重要人物身后，都设置了一架计时器。那就是历史，个人的历史与时代的历史。历史的狂暴中，潜藏着荒谬无情的铁律，“前一波浪潮里的勇进派，率先者定作极右，革除学籍，重则送交刑律，轻则遣返原地；次一级为右倾，留校察看，从中细分一二三等行政处罚……政治历来为革命和保守力量对比，此起彼落，历史就在此间发展，其实无碍于‘左右’。此时的‘右派’恰是彼时的‘左派’，彼时的‘左派’则是此时的‘右派’”。这就让我想到许多年前横遭批判的大人物的一句话，革命就像开飞机去莫斯科，没有直线可走，左一下，右一下，就到了。
往高里说，这就是“历史试错”说，人类的历史从自然界分化出来，靠自觉的意志和社会的力量不断地进行完善和提升，或者如西人所说，从上帝那里得到启示而不断前行。但是，无论是人性进化，还是上帝神启，人类都是在与战争、灾难、血腥、动乱的伴随中走过来的。刚刚过去的20世纪，被认为是人类的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的伟大世纪。1980年代，我的研究生导师张钟先生到法国去讲学，惊叹在巴黎的超级市场中看到马克思所预言的“物质财富极大地涌流”的奇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进入新时代，孰料这幅图景在中国也已经司空见惯。两次空前规模的世界大战，横尸遍野，血流成河，则是历史的另一面。《一把刀，千个字》所书写的“兔子”一家人及其周边人等的命运，也是在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历史大幕下徐徐展开。其中心事件则是将“十年内乱”中率先觉醒并且发出毫不妥协的抗争之声的张志新烈士投射到母亲身上，将这曾经震撼国人的历史悲剧赋以足够的时间长度，将似乎已经愈合的历史创伤再一次地撕裂、袒露出来，在从中国到北美的廓大空间中，再一次进行冷峻的心灵拷问。
回到母亲与时间的话题。在1957年，她因为思想的单纯与超越——那个年代，大学校园里思想单纯的青年比比皆是，与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中的“大鸣大放”运动相比，前者的思想活跃程度和提出问题的角度，都有其独特性——母亲是大潮流中的逆潮流者，以一己之力和众多同学辩论“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命题，她“认为政府有更宏大的目标，世人的目光不可企及”。以此而拒绝同学们对现实的激烈批评，同时也与运动指导者的理论预设相去甚远，实际上是站在距离现实更高更远的视角以构建其心目中的乌托邦，比激进派更为超前，却与不完美的现实产生否定之否定的认同。王安忆对此没有多费笔墨，一带而过，只是明白交代，母亲在此表现出的单纯是以圣女贞德的姿态出现，在时局上则是落后保守，与激进派相对立的。这是一种思想操练，是一种否定之否定，却在随后的“反右派”运动中得到正面的肯定，使她立于不败之地，这却未必就是她的初心。她向往积极的、激烈的斗争，但胜利是如此轻而易举，几乎让她得了忧郁症。拯救她于精神困境的，同样是时间，是多种时间交织的异域空间：
时差在物理性质上转换了精神场域，追逐太阳飞行，延长的白昼，使日照充沛。歌曲和电影里的景象出现眼前，让人不敢相信：红场，列宁墓，克里姆林宫，卫国战争纪念碑，是无产阶级革命圣地;而沙皇时代的旧迹，青铜铸像，石砌建筑，大剧院,芭蕾舞，应归于历史艺术遗产;新市政，比如地铁，象征人民和劳动的力量；少先队员的鼓乐，则代表未来。
在王安忆笔下，时间不仅是自身，还成为描述历史风云的一种尺度：
波涛起伏的六十年代中期，是一个短暂的休憩，许多事物，扣紧机遇，和时间赛跑，匆匆生长。
……
历史将时间压缩了，一切都在遽急地发生，简直回不过神来。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步履匆匆瞬息万变。人为的超级意志，更加剧了这种刻不容缓的紧张感，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时间观念。“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挖出来”，时代的时间哲学，与母亲一样，经常是处在与时间的博弈中，不但是与时间赛跑，更是与时间搏命。在1957年前后“反右”斗争中，她因为超前之超前，不但超越时代局限，而且超越那些激进的批评派，生活在心造的乌托邦之中，以此反驳批评派对现实的批判，却意外中彩，成了坚定的革命派。到1960年代前期，激进的革命之弦绷得没有那么紧了，日常的世俗的生活，成家，生育，理家，顺理成章地成为生活中心，若能够延续下去，安稳、和缓、静好的岁月指日可期。母亲的乌托邦理想可能逐渐被务实琐碎的现实所取代。但是，突然迸发的“批判”“打倒”“横扫”再一次加快了时间的发条，再一次迫使人们做出自己的政治选择。
这是母亲的时间，也可以称作哈尔滨时间。还有那位急于进入母亲冤案平反之后的残缺家庭，加入三口之家的邻居阿姨，事情成败，皆在于时间。“阿姨却要和时间赛跑，她是那种行动大于思想的人。”从动机上说，阿姨对“兔子”姐弟和父亲杨帆的关爱，和与他们重新组织一个新的四口之家的愿望，无可非议，合情合理。假设一下，如果杨帆想要寻获一个新的异性伴侣，邻家阿姨也是首选的目标。孰料，一是众口铄金，二是“鸽子”抵制，事情尚在进行中，不利的舆论却发酵开来，“鸽子”的及时出现，从内部化解了阿姨的咄咄攻势。
在作品中，还有高邮—上海时间和法拉盛时间以及宇宙时间。它们和哈尔滨时间形成鲜明的对照。
哈尔滨是中国北方重镇，亦是东北三省政治、经济、文化要冲，和时代风云关联紧密，同进同退，何况父母亲都是党政基层干部，本身就是政治运动的工具。“鸽子”则是心理早熟，社会角色早熟，思维高于同侪，领袖欲和表演欲十足，充当儿童领袖，还和母亲形成既是政治同盟又是论辩对手的奇特关系。“兔子”拜师学艺，跟随舅公游走于苏北乡村，因为农业生产的季节性特征，粮食生产要不误农时，种庄稼是生活重心。“兔子”后来跟随单先生学习正规厨艺，在单先生心中，不但是民以食为天，政治亦要宾服于美食，即便是新中国的官员，也和民国人物一样，对美食同样充满兴趣，如孟子所言，“口之于味，有同嗜焉”，时间如流水，美食永流存。这是他在鼎革之际选择留在上海的理由，此后的事实也一再地证明了这一点。尽管是动乱岁月，嬢嬢仍然会带着“兔子”前来投师学艺。在最高的层面上，如单先生所言，美食是“天地人贯通”，超越有限的时空，“食材离不了水土，水土离不了节令，什么时间产什么，产什么吃什么，就是天地人贯通！”时势变动可奈其何！
法拉盛时间不同于中国大陆的“运动时间”，对于众多移居于此的华人而言，它只是一种“循环时间”：新面孔变成旧面孔，然后变成新面孔，再是新换旧，这个循环自有周期，但没有谁去计算概率。“人际关系简化，也和他们各种光彩或不光彩的过往经历断开。法拉盛多的是这样封闭的人生，事物的动态到这里就静止了”。“循环时间”，周而复始，尤其是作为外来者的华人，能打拼的人去美国高校，去硅谷，去华尔街，法拉盛则是他们的消费空间，营构这消费空间的则是“兔子”这样的厨师，胡老师这样的古玩店老板，师师这样的租房中介、婚姻中介。尽管说，那些来来往往的华人，许多都有着富有曲折多变的戏剧性的人生阅历，但在纽约的法拉盛，这一切都被大洋大海隔断，都化为餐桌上的八卦谈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那么，这些各自分立的碎片化的时间怎样整合在一起呢？还是那个得州佬，“鸽子”的男朋友，在一次聚餐中关于中美时令对比中突发奇想，说出惊人之语，“宇宙时间”，他的原话是《红楼梦》中“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就是宇宙时间”。得州佬这句话说得没头没脑，令人莫名其妙。要说读《红楼梦》，他远没有嬢嬢和“兔子”、胡老师和胡师母那般熟悉，也未必有什么对中华文化的深刻修为。然而，半生不熟，未必不会说出惊天之语。在《一把刀，千个字》中，叙事人有多次关于真理问题的评断，说到杨帆的简单里有本质的洞见，说到法拉盛的八卦谎言，“瞎话里也能开出真理的花朵”。那么，得州佬就像《皇帝的新衣》中的小男孩，有其过人之处。进而推想，他在“兔子”一家人的“法拉盛四人帮”或者加上师师的“五人帮”中，虽然连中文都说不好，但直觉是第一流的，他讲起中文来笨嘴笨舌，但是在许多尴尬难堪的场合都发挥了他独到的作用吧。
那么，“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就是宇宙时间”应该如何阐述呢？得州佬说不出，但王安忆必定说得出，而且说过多次——
在表达对于才人早逝的顾城的追念之情时，王安忆这样写道：“二十年的时间，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一眨眼都不到，尘世间却是熙来攘往，纷纷扰扰，单是诗歌一界，就有几轮山重水复。”7
在一篇名为《世情与神话》的杂感中，王安忆如是说：原来正值一段风流公案，源起于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所在为另一种天时地理人伦，时以“劫”为计量单位，一劫有千万年，多少事物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人们常说的“世上千年，洞中一日”，大约就是那个“洞”……那石头所来自的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则是更久远，用现代物理学的话，就是时间的起点。8
新闻、“奇点”、小说
美国学者柯文研究中国近代史，以《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引人注目，也为我们的作品分析提供了新的启迪。仿此，我们也可以将“兔子”一家人的故事分为事件、亲历与小说叙事三个方面。
母亲的原型来自思想先驱张志新的英雄事迹，英年殒命，惨烈伤情，更因其在临刑前夜被割断喉管而震撼国人，一时间成为文学书写的热点，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就借张志新的英勇献身与全社会的喑哑无声激发国人自省与忏悔，成为诗歌经典。随着历史事件的渐行渐远，时代热点的快速切换，其身影逐渐模糊。经济大佬、演艺明星乃至短视频主播相继登场吸睛，让人有一蟹不如一蟹之叹。共和国建立70周年的2019年，盛典空前，张志新和许多杰出人物一道被国家授予“最美奋斗者”的荣誉称号。9这也许是一个新的契机，再度将这桩历史奇冤及烈士子女现状的信息引入社会视野。
在1950年代出生的作家中，王安忆对社会新闻最为关注。《长恨歌》《遍地枭雄》《匿名》等长篇小说的创作都是从报纸新闻获得创作灵感，王安忆的敏感神经在于这些新闻中的“奇点”。“奇点”一说，借自陈晓明阐释莫言《檀香刑》一文提出的专用术语，如其所言，“奇点”意味着以感性形象的方式在一个舞台上展示了中国进入现代的震惊时刻。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像这部小说这样，如此高度浓缩地、戏剧性地而又无比真实地表现了历史最为尖锐的时刻。10我非常认同“历史的奇点”对莫言小说的概括凝练，与《檀香刑》中的一根檀木棒相类的，就是张志新临刑前夜被割断的喉管以及种种不堪的狱中经历。
但是，王安忆从新闻消息得到启示并将其脱化为文学作品的“奇点”，却另有会意，就是其中一些有悖常理常情费人思索的地方：一个曾经当选过“上海小姐”的女性，已经过气多年，消隐于茫茫人海，却因为一桩入室盗窃案死于非命，成为媒体的话题而拔出萝卜带出泥，从生到死，她经历了什么样的人生沧桑呢（《长恨歌》）？同理，当张志新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关于烈士本身的英雄壮举披露尽净，她的子女定居美国的近况也被蹭热点的媒体予以公布，却会让人揣想这两个孩子在母亲牺牲近半个世纪漫长期间坎坎坷坷的心灵历程。这姐弟两人，在拨乱反正的时代里，得到过很多来自对烈士子女的关爱和补偿，而且还会继续受益于母亲的光环；这光环可能日渐淡薄，但足够让姐弟二人有一种安稳自足的时光。他们为什么会飞过大海大洋，在大洋彼岸的陌生国度去过一种“美漂”的生活呢？《一把刀，千个字》就是针对这一难题做出的微妙探索。
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说过：国王死了，然后王后也死了；这是历史。国王死了，王后因为悲痛而死；这是小说。那些只有头尾而没有过程的八卦新闻诱发读者的好奇和想象，王安忆的小说创作，很多时候就是从中穿针引线，编织过程，为故事的一头一尾寻找“中段”，从人物行为逻辑的推理入手，去建构自己的作品。这获益于对推理小说大师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深度解读。王安忆出版过专著《华丽家族：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她说：“阿加莎·克里斯蒂用成人世界里认可的人和事，讲述一桩接一桩的离奇故事，每一个细节，她都负责给予读者信服的解释，就像《古墓之谜》里，波洛所说，‘完美的答案必须要把一切事情都解释得清清楚楚’。”11这样的要求可以说是至难至高，却又被王安忆一一化解，周密归纳。个中奥妙何在呢？
清人张问陶《论诗绝句》云，名心退尽道心生，如梦如仙句偶成。天籁自鸣天趣足，好诗不过近人情。曹雪芹《红楼梦》中有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两者分别从形而上和形而下的不同角度阐释了世俗生活人情世故对于文学的重要意义。王安忆经常诉说，她是最贴近现实的世俗生活人间烟火的。在《一把刀，千个字》中，扬州一把刀，满桌淮扬菜，就是充满色香味的现世诱惑。王安忆还能把这色香味区分出先后顺序，进而增加了话题的密度。“兔子”关于“软兜”即黄鳝等食材在中美不同的土地上生长出不同特性的辨析，则深化了餐饮文化之中美不同的深度内涵。
同时，她又向阿加莎·克里斯蒂学习用演绎逻辑进行推理，按照常理常情去搭建“奇点”背后的逻辑关系。这当然是一种心灵推演，从故事发展的许多种可能中去选择最具有说服力的那一种，以征服读者，赢得读者。师师因为“兔子”突然失踪而去求助于见多识广的胡老师，胡老师告诉她，在北美的华人男性们遇到突发危机寻求解脱，不是赌就是嫖。接下来“兔子”前往大西洋赌城并且在倩西那里过夜，就显得顺理成章。这样的建构情节线索的方式，在《长恨歌》中就屡屡出现。作品开篇之时，王安忆反反复复地告诉读者，王琦瑶就是上海弄堂普通人家的女孩儿，普通，家常，平凡无奇：王琦瑶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儿。“每天早上，后弄的门一响，提着花书包出来的，就是王琦瑶；下午，跟着隔壁留声机哼唱‘四季调’的，就是王琦瑶；结伴到电影院看费雯丽主演的‘乱世佳人’，是一群王琦瑶；到照相馆去拍小照的，则是两个特别要好的王琦瑶。每间偏厢房或者亭子间里，几乎都坐着一个王琦瑶。”12这给作品主角的出场奠定一个坚实可信的根基。
这就是“鸽子”“兔子”和父亲杨帆纷纷离开故土，避居美国的根本理由。王安忆曾经说，她对于史诗性的写作敬而远之。但是，只要是书写共和国七十年的故事，人们就无可逃避地被投入时代的旋涡，各自打上时代的烙印与创伤。
“鸽子”和得州佬有一段对话：“反正，我们这种人总是错的。”“什么才是对？”“历史。”面对历史这头怪兽，微弱的个人如何面对？而且，不只是此时此刻，还有和此时此刻无法切割的过去与未来，“一失足成千古恨”，还不止于此，而是一失足即千失足，此时恨即千古恨，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即便是已经远离“哈尔滨时间”而进入“法拉盛时间”，与既往的切割已经做到最大的可能性，但一家三人之间的创剧痛深何以痊愈，甚至也不能像胡师母所言，找到“脓头”，切开它，引而导之，就结痂了。此恨绵绵，何以为期？作品写到“兔子”重返上海吊丧截至，但那不时爆发的家庭战争，只要他们还在世，就不会停止，“鸽子”和父亲的互相指责，就是他们的饮鸩止渴，指责对方就是撕裂自己，然后进入下一轮的恶性循环。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此在的存在向来是从它的将来方面“演历”的，此在就其存在方式而言原就“是”它的过去。此在通过它当下去存在的方式，因而也就是随着隶属于它的存在之领会，生长到一种承袭下来的此在解释中去并在这种解释中成长。此在当下就是而且在一定范围之内总是从这种此在解释中来领会自身。这种领会开展着它的各种可能性并即调整着这些可能性。它自己的过去——而这总是说它的“同代人”的过去——并不是跟在此在后面，而是向来已经走在它的前头。13往事并不如烟，它在现实中展开，也蹲踞在未来准备伏击人们。“鸽子”和父亲一次又一次地撕开往事的真面目，有多少难言的怨恨与悔恨，而“兔子”就更加无语，面对往事和现实，他心头的沉痛，一点不比姐姐和父亲轻松。《道德经》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不仁，历史无情，但人却是有血肉有感情的。亲历者和当事人的切身感受，岂是冷冰冰的历史所能覆盖？
掩卷长思，对于“兔子”一家三口，顿生悲悯之情。有拷问，有忏悔，更有悲悯，这才是新时代文学在描写惨痛既往时的新特征。对此论点，点到为止，不在本文中赘言。我只想说，“兔子”一家人的灵魂拷问与沉痛忏悔，让我想到鲁迅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时所言，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阶下陈述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那埋藏的光耀。不但要拷问出清白下的罪恶，还要拷问出罪恶下的清白。14那么，悲悯“兔子”一家人，就是悲悯我们自己，尤其是比“鸽子”和“兔子”年长的共和国同龄人。那个年月，有几个人能够亲情至上，而不会做出与被公然宣判为“阶级敌人”的亲属朋友“划清界限”断绝一切关系的决断呢？
行文至此，意犹未尽，从雷抒雁《小草在歌唱》中截取几句，以作为本文的结语——
我们有八亿人民，/我们有三千万党员，/七尺汉子，/伟岸得象松林一样，/可是，当风暴袭来的时候，/却是她，/冲在前边，/挺起柔嫩的肩膀，/肩起民族大厦的栋梁！15
[本文系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中国当代文学经验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一把刀，千个字》，首发于《收获》2020年第5期，人民文学出版社于2021年版。本文依据和引文即出自《收获》2020年第5期。
2 歌德：《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冯至、姚可昆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4页。
3 4 参见郭婷《浅谈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理论导报》2010年第3期。
5 6 《王安忆谈〈一把刀，千个字〉》，澎湃新闻2021年5月16日。
7 罗皓菱：《纪念诗人顾城逝世20周年 王安忆舒婷等撰文回忆》，《北京青年报》2013年10月08日。
8 王安忆：《世情与神话》，《文汇报》2015年6月20日。
9 相关新闻资讯介绍：张志新（1930—1975），女，汉族，中共党员，1930年12月生，天津市人，生前系辽宁省委宣传部干事。她怀着对党、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在“文革”期间，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遭受了残酷迫害。她坚持真理，公开揭露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被“四人帮”一伙定为“现行反革命”，于1969年9月被捕入狱。1975年4月4日惨遭“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杀害，年仅45岁。1979年3月21日，辽宁省委为她平反昭雪。
“最美奋斗者”建议人选及事迹简介——专题报道——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cpc.people.com.cn/gb/n1/2019/0916/c428852-31354258.html。
10 陈晓明：《奇点、事件与小说聚合历史的力量——试析〈檀香刑〉的现代发生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5期。
11 王安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是写给成人的童话》，转引自https://sghexport.shobserver.com/html/baijiahao/2021/03/26/392692.html。
12 王安忆：《长恨歌》，《钟山》1995年第2期。
13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著译作品集》（第13卷），陈嘉映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版，第29页。
14 鲁迅：《〈穷人〉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第152页。
15 雷抒雁：《小草在歌唱》，《1979—1980诗选》，诗刊社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1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
[本期责编：钟 媛]
[网络编辑：陈泽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