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柴米，原名杨子怡，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有作品发表于《火花》《河南文学》等。

一

要到我从小生活的地方，需要先乘飞机或高铁到省会城市，再转三到四次公交车到县城。我六岁后睡的床就在这里，还有柜子、写字桌，都是密度板钉成的。柜门上的刻痕记录着我从一米四五直接拔高到一米五八的身高变化，也不过是十三岁到十四岁那一年的事。十四岁的刻度线上还沾有一片淡褐色，像是经血晕染的一团云，又像金鱼，一摆尾，纹路都爬上眼角。

上周五，2016年的第一天。护士说梁启玫用输液架砸碎了医院三楼的观察窗，吵着要回家。我不得不请去晚上家教课的假，横跨两个街区去问询她。在重庆不好吗？你不是年轻的时候全国自驾游了一圈才选定重庆的？梁启玫已经安静下来了，她像个正常人一样回答我，好，好，晚上的灯很亮，青李子很甜，女儿，你吃，抽屉里，隔壁床的儿媳妇给的。那你为什么要回家，回哪个家。她忽然攥紧我的手腕，又一言不发，用看陌生人的眼神，使劲儿盯着我。梁启玫左颊有一道月牙疤，像一条小鱼，我看到它在呼吸，然后倏地游进嘉陵江的夜雾里。我掰开她手指，摸到了黏腻的青李汁液。梁启玫，我拆了一包新的湿巾帮她擦拭，我替你回去。不然怎么办呢。我听见自己说。

天擦黑时，我到了县城广场。人挤着人走，集上的卤煮摊散出香料味，又香又膻。我姥爷爱吃卤煮，但照他的话说，人在六岁之前不能吃动物内脏，否则心会被抓走，像封神榜里演的那样。可我不是比干，狐狸抓我的心干吗。一直等到三年级，我终于吃下人生的第一片猪肝。没人来抓我的心，肝也还在，我暗暗松了一口气。梁启玫不能吃辣，红锅她皱眉，酸辣粉只尝尝，江湖菜两口就放下，我没明白，她为啥搬来重庆，像把自己放进一锅不对味的汤。但我可以，多醋多辣的卤煮，我吃了一大份。

从县城回村的山路很颠簸，为了抢座，我多走了两里路到始发站上车。黄泥公路修了十几年，也没见柏油的影子。公交车座位弹簧坏了，海绵垫凹陷处积着瓜子壳，有些硌腿。司机好像没换，还在开这条线，只是原先油亮的后脑勺已经秃成一块反光板。他单手转方向盘的姿势也没变，右手小拇指仍习惯性勾着保温杯拉环，上面的“安全生产标兵”掉得只剩下“全标”。

修了多少年，还是肠梗阻。司机突然开口，后视镜里他的门牙缺了一颗，漏风的话音混着车载广播的杂音，上个月翻下去一辆运猪车，二十头活猪在泥浆里打滚，交警队来捞了三天……车忽然剧烈一晃，震感从鼻梁骨传到小脑，我死死抓住前座扶手，才勉强压下了呕吐感。旁边穿校服的女孩手机掉在地上，她捡起来对着光照了照，继续刷短视频。窗外的野果树一棵棵往后退，直到我看见那只米色水箱。梁启玫告诉我，看见它就快到我们家了。

公交车停在村口。小丽便利店还在，只是招魂幡换了材质，硬纸板变成了LED屏。灯光穿透雾气，映出玻璃门里的热浪和微波炉的嗡嗡声。蛤蟆夹蛋卖完了，想要，得明早再来。柜台后的姑娘眼皮都没抬，美甲上的碎钻在玻璃柜台的反射光里一闪一闪。我要了两个花卷，半斤凉菜。没买到蛤蟆夹蛋，我有点懊恼，这是我们这儿的特产。也算是少小离家老大回，我还挺怀念这个味道。其实就是白面饼夹猪头肉，最早还有猪杂碎，偶尔我用夹肉饼替代它，但却是两回事。

电线杆上贴着三四张发黄的寻人启事，风一吹，卷边像被嚼过的糖纸。直线向北走几百米再拐弯，就是梁启玫家。石板路砖缝里草还没返青，枯秆扎脚。踩到松动的砖块，泥水溅上裤脚。爸爸棺木入土时，棕绳勒进棺材板激出的木屑和这些泥点一样，令人讨厌。院门上，还能看到烧火棍画的图案，我分辨不出哪个是我画的，颜色都淡了。旁边贴着移动的宣传单，印刷体电话号码压住了炭痕。那几张寻人启事，让我想起前年梁启玫走丢后，我接到了十三个诈骗电话，有人说在缅甸赌场见到她涂紫色眼影跳钢管舞。

霉味扑面而来。木床横在堂屋中央，床板裂缝里卡着半片安定药板的铝箔。梁启玫说，姥爷发病后坚持要把所有家具重新排列，床必须摆在灶王爷视线正下方，这样夜游时就能踩着灶神的袍角上天。我掀开被褥，床垫上印着大片可疑的黄渍，像一张被揉皱的世界地图。床头柜里放着各种药，摸出来才发现铝塑板上的药片全变成了风干的花苞，稍用力捏，就碎成了星星点点。锡箔纸背面用针尖刻着很多三角形，像梁启玫常做的白面糖包。

院外传来班车离站的轰鸣，黄泥公路尽头，天空泛起浑浊青色，像一只被冻住的眼。

二

从山西搬来重庆那年，梁启玫三十八岁，女儿十八，刚刚参加完高考。

搬家那天，三十六度，装运的货车在山城盘旋半日，终于停在了沙坪坝的老居民楼下。司机不愿多等，喊她抓紧卸货。梁启玫脱了坡跟鞋，赤脚踩在热软的水泥地面上，一趟趟将纸箱搬进楼道。她把木柜腿的毛毡垫一一贴好，离女儿开学还有一阵，她想尽量把这里归置得像一个家。重庆比她想象的还要潮，她临睡前打开窗，能听见楼下有人洗拖把，像瓷片碰在一起，一下一下，敲在夜里。

梁启玫原本想开家干洗店。到南岸看过门面房，租金六百，角落还有个灶台，方便烧水做饭。房东说只租给夫妻开店，单女不行。她没吭声，坐公交回沙坪坝，一路上低头看自己的手，右手虎口起了小水泡，是搬行李磨的。那天晚上她去菜市场买了半斤青李子，用盐搓洗了三遍，边吃边看泡沫剧。

接下来的日子不轻松，但也不至于困难。最初，梁启玫在一家小餐馆做早班配菜，负责剥蒜、择菜和煮鸡蛋。老板是成都人，说话带点懒调儿，爱和她开玩笑，说她眼睛像猫。她不接话，只是偶尔嘴角动一动。没几天，她又去一家洗衣店做学徒。店主也是寡妇，重庆本地人，对梁启玫很照顾。她学会了用蒸汽熨斗，调剂漂白液浓度，也练出一双不怕热水的手。店主偶尔不在，她也能独自打理生意。她会攒下别人没取走的零钱，装在一个牛奶盒里，写着“退补款”。她盼着有朝一日能攒够钱自己开店，再租个两居室。

现在的房子太小了，厨房和卧室之间只有一扇滑门，和女儿挤在一起，夜里一个翻身，另一个就能听见。梁启玫早上起得早，五点半起床烧水做早饭，手脚已经算轻了，可水壶一响，还是把女儿吵醒。女儿一般不说什么，只是把被子蒙过头。她每天换着花样做早餐，熬小米粥、鸡蛋炸馍片、清炒莲藕。锅还没关火，女儿就已经背着包站在门口。吃一口再走。梁启玫从厨房探出头。不想吃，好腻。女儿没回头，语气不重，却沉沉地把锅盖压住了。饭桌上她们的话越来越少，大多时候都是筷子碰瓷的声音。梁启玫试着找话，老板那天发朋友圈，她儿子考上人大了。女儿只哦了一声，低头剥鸡蛋。梁启玫继续说，你也不错，别老盯着别人。你小时候多会写作文，语文老师都夸你有才。那是以前。女儿放下鸡蛋壳，语气平平，你总是活在以前。那一刻，梁启玫像被烫了一下，手往后缩了缩，没再说话。

梁启玫的失眠症愈发严重，或者说，她不敢睡着，死人总来她梦里，家人、表亲、认识的、不认识的、有的坐着、有的站着，全都盯着她看。她从没在梦里哭过，可每次醒来，枕头都是湿的。梁启玫也奇怪，为什么都选中了她。等到下一年清明，她回了山西，去上坟。山里的风吹得骨头发紧，她割了草，摆好贡品，又从口袋里摸出一小瓶高粱白，拨开瓶盖，往地上一倒。她低声说了些什么，话音都被风卷走了。收拾完起身时，她听到有人叫她梁老师。搬去县城后，没人这么叫她。是个老人，说起以前的事，梁启玫只应着声，也不接话。梁老师，前一阵有人来家找你，你家亲戚，女的……梁启玫猛地抬起头，转身往山下走，走得很急，脚下绊了块石头，差点摔倒。

那次回去，她没过夜，也没联系任何人，连夜坐火车赶回重庆，一路上没合眼。回来后，她开始迷信一些小习惯，比如出门一定要绕楼梯转两圈，洗衣服一定要先洗袜子再洗上衣。有一天早晨她煮了三十颗鸡蛋，结果全是生的。她记得自己把火打开了，可汤锅底是冷的。她又把电饭锅拆开擦了两遍，还试着用打火机烘干插座孔。她觉得哪里不对劲，又说不上来。但在熟人面前，梁启玫仍然保持着她一贯的体面，去派出所开居住证明时，穿高领衬衫、浅金色小皮鞋，还喷了冷香型的古龙水。她坐在大厅里填表格，字迹一笔一画工整，仿佛在县政府办公桌前批公文。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2014年冬天。梁启玫在菜市场买鱼，认错了方向，硬是走到铜元局。她站在某栋旧楼门口，用指甲刮着已经褪色的门牌。保安以为她找人，就陪她等着。结果她一坐就是三个小时，一句话没说，眼神像玻璃缸里的金鱼，一直盯着台阶对面的下水道口。第四天，她自己回家了。没人知道，她去哪条河里游了三天。回家后，她开始写字。不是写信，也不是写日记，而是在墙纸、快递盒、厕纸卷芯上反复写：尽头。

女儿终于爆发了。

那天吃晚饭，梁启玫把鱼反复热了三次，忘了已经上过桌。梁启玫，你能不能别再这样自顾自地活？梁启玫没抬头，筷子挑起了鱼眼。我还没到靠你养的时候。女儿声音有点抖了，你自己出去三天，三天！我都报警了，你去哪了，问你不说。你现在还知道你是谁吗！这句话像是扎中了什么。梁启玫忽然把筷子扔到桌上，声音突地拔高，那你呢？你认得你自己吗？你知道你是哪儿来的吗？女儿一下愣住了，嘴唇张了张，不知道说什么。梁启玫感到一阵耳鸣，一口风从骨头里灌进去，凉得发痛。她撑着桌子坐下，她知道，有什么东西猛然松动了。

那是他们从村里搬去县城的前几个月。男人起得特别早，坐在房檐下抽烟。天还没亮，他对她说，人老了该回土里。村西的那条路，尽头不是省道，是个土台子，坐上去能看到家。梁启玫记住了这句话，像记住一场雨前的风声。只是她没想到多年以后，它竟像某种指令，在脑子里发芽。

女儿还是带她去了精神科门诊。年轻的女医生，语速很慢，一边翻病历，一边温和地问，阿姨，你知道你在哪儿吗？知道呀。她点头，声音很轻，在你家。医生没笑，写字的笔却顿了一下。检查做了两个，结果显示她的部分认知功能受损，记忆力和判断力下降明显。医生建议做进一步脑部扫描，还提到了可能性很高的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病。女儿把报告摊在病床上，没吭声。梁启玫把报告叠起来，压在枕头下，别告诉别人，容易遭笑话。她还没老，还想着哪天能开一家干洗店。

之后的梁启玫，有些症状慢慢加重了。她的眼神经常飘忽，说话断断续续。她开始管女儿叫“妈”，说屋子里藏着别人穿过的衣服，得好好清洗才不会惹出病。邻居听见她凌晨在楼道里拖地，开门一看，她穿着羽绒服跪在地板上，用牙刷刷缝隙。她笑着解释，屋子被人踩出脚印了。又一次，女儿出差两天，邻居又打来电话，说她在楼道贴符，祛风祛鬼。就是在那次之后，梁启玫被强制送医观察。她在医院砸碎窗户，哭着喊，我要回山西，回去锁门。护士按着她胳膊注射镇静剂时，她眼神清亮了一秒，叫了一声女儿的名字。

那是唯一一次，像真正的梁启玫。

三

一早起来，我发现嘴里有一股淡淡的醋味，大概是昨晚凉菜吃多了。屋子里冷，褥子吸满了潮气，一翻身能听见老床架吱呀一声，像在咬牙。

炊烟还没起来，村子静得像一口封缸。我披上外套去院子里接了半盆水，打湿毛巾抹脸。水太凉，我只擦了两下，就回屋点了电热炉。风从屋后山上吹下来，带着一点干桔梗味。梁启玫留下的柜子还在墙边，柜门开了一道缝。我轻轻拉开它，里面堆着她以前的衣服，毛线围巾、米色外套，衣角泛着黄。最底下压着一个塑料药盒，盒子上贴着碎花贴纸，上面写了两个字，玫用。

药盒边，有一只布袋，里面塞着一些老照片，还有一把旧钥匙。钥匙锈迹斑斑，像是仓库门的。照片是老式机洗出来的，边缘卷翘，底色发灰。她年轻的时候穿红色棉袄，抱着一只小狗站在院门前，身后是冬天裸露的山。

还有一张是爸爸的。高瘦，眉眼沉着。他站在屋外的月台上，眼神望着镜头之外的方向，像是在听风。抽屉底还有一小盒录音带。我翻了翻，是她早年买的那种空磁带，我把它塞进旧收音机，机器吱呀两声，居然还能转。前几秒是杂音，然后是一段低声说话，是梁启玫的声音。

“今天晚饭炒了芹菜，她不爱吃，都吐了……省道上又出事了，货车撞了小车……”

她声音平稳，像是在写信，却用嘴说出来。

“她今天下午问我，为什么没有爸爸？我说你去很远的地方了，去了你说的尽头……她缠着我去，我只好带她去土台子……”

声音忽然中断了一秒，像是停顿了一口气。那盒磁带放完后，我把它退出来，擦了擦，然后收进药盒。天光渐亮，屋里仍有湿冷的气，桌上的老式挂钟滴答作响，像是梁启玫在喘气。

那个土台子。她说过，那里能看到整个村。搬去县城前，梁启玫带我去了很多次，或许是带我去看爸爸，我不记得了。但也许她的尽头，真的在那里。

快中午的时候，表舅妈敲门，送来几碗菜，下面还压着两个蛤蟆夹蛋。她看见我在屋里擦地，她说，你妈怎么样了，记得人不？你姥爷当年就是糊涂了，怎么活也不安生。我点头没说话，她自顾自说着，你妈以前跟我讲过，说你爸走那年，她没哭，但晚上一个人站在灶台前，把调料瓶全打碎了。说她再也做不出合他胃口的饭。我还是没回话，只低头吃了一口粉条，酸味太重，鼻子发酸。

我突然意识到，那种醋酸味，是从她留的调料柜里一直挥发出来的，不是昨天晚上的菜。是她的味道，一直没散。

我揣着那把生锈的旧钥匙，决定去一趟土台子。村口的路被几十年雨水冲刷出一道道沟壑，黄泥掺着小石子，脚下一滑，差点崴脚。一路上只有零星的村民，各自拎着塑料袋或铝盆，都是去村里新盖的大棚里摘黄瓜的。我抬眼看，土台子还在。像是半个世纪都未变过的模样，满坡荒草覆着厚厚的灰尘，远远望去，形似一只灰色大碗。我爬到台子边缘。风从山下往上吹，带着熟悉的柴火味儿。我掸去裤腿的泥，四下眺望。

梁启玫说得没错，这个地方能望见整个村落，屋舍参差，错落有致。往东能看见黄泥路，一直到县城方向，隐约可见一些红顶房屋。向西，则是满眼山岭，层叠着薄雾。站在这里，耳畔的风声尤其清晰，我突然有种奇异的错觉，仿佛听见爸爸在抽烟，烟丝在火焰下噼啪作响。

四

梁启玫从师专毕业后，分配回村小做代课教师。她到学校的第一天，便远远地看到土台子高高地立在那里，像个倒扣的碗，云雾盘旋不去。她拖着尼龙袋，迎面便碰上了陈振洲，那时候还不是她的丈夫。他正站在学校门口，刚卸完水泥，一手拿着根烟，神情悠然。你就是梁启玫吧？陈振洲眼神平静地打量着她。对，我是。她抬起头，不避不让，径直看回去。陈振洲愣了一瞬，随即微笑起来，挺好，有股子劲儿。梁启玫没回话，径直走进分配给她的宿舍，把门关上。陈振洲没料到会吃闭门羹，站在门外摸了摸鼻子，却忍不住笑了笑。他也不走，站在那里继续抽烟，烟雾悠悠扬扬，似乎把刚才的一丝尴尬都冲淡了。

他们结婚是在一年后。村里说闲话，说陈振洲家里穷，而梁启玫长得漂亮，书又读得多，不知道怎么就看上了他。梁启玫对这些话从来不屑一顾。她说她爱的是陈振洲的眼神，他总是看着远处，好像世界比这里要大得多。他能看见，我就愿意陪他看。

那天，梁启玫照例去赶集。每周一小集，每月一大集。只是那天和平时都不一样，在油条老豆腐摊前，梁启玫被一名女子拦住去路。对方看着年纪和她差不多，穿着城里时兴的白衬衣、旅游鞋，头发烫得蓬松洋气。女子直接问她，你是梁启玫吧？她警觉地点头，女子忽然露出难以名状的复杂神情，我叫邹云英，你不知道我，但陈振洲肯定知道。梁启玫怔了一下，脸上没有惊慌，只是眼神微微一沉，你什么意思？邹云英略显不安，我本来不该找你，可我心里堵得慌。他是不是从来没跟你提过？梁启玫静静地望着对方，等着她继续说。

我跟他原本订过婚的。邹云英咬了咬嘴唇，但家里嫌他穷，我去了城里，没再回来。他心里一直放不下，我知道……我写过信给他，他没回过，但我知道他收到过。

梁启玫沉默了半晌，突然笑了一下，你今天特意来说这些，是希望我做什么。邹云英没料到她如此直接，一时语塞，我……我不知道，我只是想见见你。梁启玫忽然向前走近一步，盯着邹云英的眼睛，低声却坚定地说道，我现在是他妻子，以后我们要过日子，你别再来了。邹云英似乎还想说什么，但看着梁启玫的神色，只好叹了口气，转身离去。

回家后梁启玫没提过这件事，只是渐渐地，陈振洲察觉到妻子身上有什么不同了。他再也看不到她最初无忧的笑容，有时候她坐在窗前缝补衣服，停针发呆，目光仿佛穿透了房屋，飘到不知何处的远方。

一次晚上，陈振洲终于忍不住问，你怎么了？梁启玫沉默了一阵，你是不是一直记着邹云英？陈振洲脸色一下变了，手里烟头掉落在地，烧了个小孔。两个人沉默了一整晚，直到第二天早晨，陈振洲才低头说，以前的事，我已经放下了。

梁启玫抬起头，眼里没有眼泪，你骗不了我，也骗不了你自己。

从那以后，陈振洲和梁启玫之间，有了细细密密的缝隙。梁启玫越来越沉默，甚至有时候她会忽然发怒，摔碎几个碗碟，弄得满地狼藉。陈振洲却只能沉默地蹲在墙角抽烟，半天也不吭一声。

1991年冬天，邹云英来家里了。那天陈振洲不在家，梁启玫开了门，先看到了邹云英隆起的肚子。两个人在屋子里对坐着，空气像冻住的水。灶台还残着午饭没洗的碗筷，墙上的年画斑驳起皮。

多大了。梁启玫开口，声音轻得几乎没有起伏。

快六个月。

梁启玫点点头，眼神没变，盯着她看了几秒，又看向窗外，天灰蒙蒙的，像一块泡涨的抹布，两人都不再说话。陈振洲一脚踏进门，就见屋里两人对坐，一时僵在门口，脸上抽了一下。

她怀了你的孩子。梁启玫不看陈振洲，只是盯着手里的杯子，你知道了？

我，陈振洲嗓子发干，她前阵子来找过我，我没想到……

你当然没想到。你从来就没想清楚过。梁启玫抬眼，语速忽然快了一点，当初我嫁给你的时候，村里人怎么说你？说你穷，说你不稳当，我不管。可你告诉我，现在这个局面，是不是你自己造成的？陈振洲脸色发白，我没想躲，我，我也没办法……

你没办法？梁启玫笑了一声，那是她极少用的语气。她低头，用拇指一下一下抠着桌面上的木刺，你们俩，没办法，自作自受的烂摊子，要我来收拾？

不是这个意思！邹云英声音高了起来，眼泪一下掉下来，我是真的撑不住了。启玫，我知道你有怨气，我没有别的办法。

梁启玫忽然站了起来，一手猛地拍在桌上，茶杯震了一下，滚出桌边。别叫我名字。她声音压得很低，却透着咬牙的劲儿，你当初呢？有没有想过以后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启玫！陈振洲突然喊了一声，你说什么都对。他声音压得低，像从嗓子里刮出来的，我混账，是我对不起你。我把她送人，送给外村的，永远不认她！

邹云英猛地抬起头，眼神一下子变了。你说什么？她盯着他，声音发颤，却比刚才任何一刻都清楚，你要把她送人？你让我把孩子生下来，是为了丢给别人？她站起来，动作猛地带倒了身后的椅子，椅腿在地上拖出刺耳地响。她是你的孩子啊，你亲口说的，你说你会管，你说我撑不过去你会帮我！现在呢？她的眼泪一下子砸下来，打湿了衣襟，你不敢要我，连个孩子你也不敢要！你们男人就这点胆？睡女人的时候不见你这么怕，出了事，一个个像没断奶的崽！她的声音一节高过一节，眼圈通红，整张脸涨得发烫，像被捅破的水囊，把所有的羞、悔、气都一起倒了出来。

梁启玫站着没动，静静看着她发泄，像看着一场雷暴，她手指还搭在桌边，骨节泛白。邹云英气到极致，却又忽然没了力气。她一屁股坐回椅子上，脸埋进手心，声音闷得几乎听不见。我知道我活该，我真的没想抢。我就是我父母抱养来的，他们说，这个孩子要跟着我，就和我断绝关系，告诉所有人，这个孩子是野种。我不能啊！启玫，我没钱带她走，我更不能让她一辈子受害啊！炭火“咔啦”一声炸了一小块，火星跳了出来。

梁启玫缓缓开口，所以你来找我？目光扫过两人，一字一句道，行，我养。她拿起滚落的杯子，把它立回桌上，声音低而稳，养这个孩子，不是成全你们。一个孩子我养得起，她不会和你一样没人要。梁启玫定定地看着邹云英，但你今天走出这扇门，这辈子就别再回来。她有我，不需要另一个妈。邹云英的肩膀剧烈一抖。她缓缓抬起头，眼神已经不再挣扎，只剩下死水一样的沉静。

我明白了。她转身走向门口，手搭在门闩上时，忽然停了停，背对着两人，轻轻说了一句，启玫，谢谢你。梁启玫没有应声，只是缓缓拉下窗帘，把屋子拉进一半的昏暗里。

那天晚上，村里又落了雪。梁启玫一个人把屋里的灯泡全部换了新的，白光冷亮，连厨房的死角也照得清清楚楚。从此他们再也没提起邹云英，但那个名字如同一道无法愈合的裂口，横亘在他们之间，无法跨越。陈振洲离世前对梁启玫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你知道吗，我没想让你替代任何人。梁启玫没回答，只是安静地看着窗外的土台子，夜色笼罩着它，像个没有尽头的谜。

五

站在土台子中央，我低头看着掌心里的钥匙，感到有些荒谬。土台子空荡荡的，只有风在草丛间穿梭，像无数耳语飘散开来。

我四下走动寻找，最终在靠近土台子背后的树林边，看到一间被树枝遮蔽的房子，或者说，只是一扇土墙。钥匙并没有派上用场，墙角堆着一些腐烂的麦秆和脱落的泥皮，灰尘厚得像地毯。我翻出一个铁皮盒，盖子上贴着撕裂的《大众电影》封面，女演员的眼神被刮花，只剩下一只亮着的眼珠。没有锁，打开时发出微弱的“咔哒”声，像是在咳嗽。是两个信封，都是署名“邹云英”的人寄给梁启玫的。

“启玫，我以为离开他，就能让一切回到原点。但我错了……孩子就拜托你了……她还小，什么都不懂，你别让她知道……”

字写得很平整，但行间明显被泪水涂抹过的痕迹洇开。纸张有些地方已经变脆，边缘卷翘，像睡在火边太久的落叶。我一时不知道写信的人是谁。可我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信没有被梁启玫带去重庆，它被藏在了土台子的这间屋子里，像一块石头压住的秘密。我继续翻找，铁盒底部还压着一张旧照片，年轻的陈振洲，身边站着一个女人，不是梁启玫。那个女人穿着深绿色夹克，头发蓬松，眼神清澈地看向镜头。他们没有笑，但彼此靠得很近。

我有点明白了，又不明白。谁是这个孩子，邹云英是谁？梁启玫的姐姐，妹妹？朋友，同事？还是陈振洲的情妇？姐姐？妹妹？朋友？同事？我接着揭开第二封信，这封看着更新，更干净。

启玫：

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们应该很久没见过了。你好吗？孩子好吗？

你还记得吗？那年冬天，我一个人敲你家的门，冻得发抖。你看见我肚子的时候，眼里没有惊讶，也没有怜悯，像是早就知道我会来。其实，我真没脸。我不是不知道你会多难过，但我已经不知道该去哪儿。

你比我勇敢，也比我稳。那年我在医院做产检，医生说孩子心脏有杂音，我一个人坐在门口发呆，整整一天没吃东西，是你给我带的馒头和姜汤。咱俩一样大，你却像个母亲。你说，活着不容易，做妈就得硬气。

我不是一个硬气的人。我生来就软，遇事躲，没人要我就真以为是自己不好。后来振洲说他会负责，我信了，像信一个春天。我背着我爸妈跑出来，半夜在邮局门口写信，说我要“开始新的生活”。多可笑啊，新的生活，旧的错，我从来没改过来。

他选择了你，我没有嫉妒。说实话，我轻松了。可是，孩子突然有了，已经成形了，我只能生，我只想她能好好活下去。但我父母逼我把孩子给陈振洲，陈振洲又逼我送人，没人要这个孩子。

我还记得，你来医院抱她的那天，穿了一件米色运动衣，阳光把你发梢照得透亮。我看见你低头时眼里没有恨，只有一种让我说不出来的眼神，像你早就原谅了我，那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

后来，我随父母去了南方。听你的，我努力忘记了这里的一切。前阵子，我爸身体不好了，我陪他回来祭祖，估计是最后一次回来了。我才知道振洲出了事，你和孩子也搬走了。我想了想，还是给你留下这封信。说来也巧，十多年前我离开这儿的时候给你写了信，再回来又给你留了一封。只是，不知道你会不会看见。

对不起，启玫。

我感谢你，启玫。

你让我活成了另一个我。你让我女儿有了一个真正的母亲。

                                             邹云英  

2012年 春

天开始落灰，黄昏的光落在林子背后，一束一束地穿过枝丫。树影间，有一条小道，顺着山脊伸向更远的地方。那是梁启玫一个人走来，也一个人走回去的路。风吹过时，满山的草在暗夜里轻轻伏下，像给一个不曾安息的女人，盖上迟到的被褥。

1992年，梁启玫抱起了我，不是接手，是迎上。

1998年，陈振洲去世了，在我们搬去县城之前。他在夜里送砂灰时出了车祸，梁启玫独自带我去了县城。

2010年，我十八岁，考上了重庆的大学，她带我搬去了重庆。

梁启玫，你是不是担心，有一天，我会来到这个尽头，我会知道土台子的秘密，但你又害怕，怕我永远不知道。

我重新折好信纸，放入铁皮盒。泪水慢慢淌下来，像生吞了一整罐青李子酱，酸得我嘴唇发紧。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梁启玫坐在厨房的灶台前，炉火红亮，锅里冒着热气。她回头看我一眼，淡淡地说，青李子酱太酸了，记得放点糖。我点点头，走过去，轻轻从她手中接过那把木勺。

六

我是第二天回到重庆的。

从村口出来时天还没亮，鸡叫断断续续，山路上的雾像湿棉絮糊在眼皮上。班车摇晃，我靠在窗边，一路颠进县城、转车进市，坐在开往重庆的动车上，看着天色从黑转蓝，再从蓝泛白。

身旁的人陆续睡去，或侧身玩手机。我打了好几遍医院的电话，护士说梁启玫没有吵闹，也没说梦话，忽然变得安静了。她现在认得人吗？那头沉默一会儿，昨天她说你是她妈。我没回话。

从重庆北站下车，灰蓝色的城市上空飘着细碎的雨线，像被反复打湿后晾干又揉皱的信纸。医院在南岸，过桥那一段，嘉陵江两岸早市已散，水汽蒙着岸边，像一条刚醒的老狗，还在喘气。我先回了她的房子，屋里落满灰尘，冰箱还塞着好几包冻青李，门一开，酸味扑面而来。我没有开灯，靠在门边坐了一会儿。屋子黑得像是沉在水底，时间都静了。我想起以前发烧，她用湿毛巾敷我额头，一边念叨，一边给我压酸李子，降火，利湿。

我总觉得她强势，不温柔。她不喊我宝贝、幺儿，也不许我说“我难过”，她只说，别娇气，哭不值钱。我也曾怨她，怨她管我太严格，怨她破坏我的初恋，怨她在我忙到颠倒的时候还不断唠叨些可有可无的小事。甚至，怨她生病，怨她没来由地发疯或沉默，怨她才四十多岁就忘记一切。

现在，我坐在她空荡的屋子里，酸味、霉味、冷气全压下来，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个正在翻账本的小孩，记着一笔笔亏欠，却忘了她早就交了房租、水电、利息，还把灯泡也换好，只等我回来。

我站起来，把门轻轻关上，下楼买她常吃的蜜枣粽。她爱吃甜食，住院后还没吃过。回医院的路上，我坐在出租车后座，街灯一盏盏拉出长长的尾光，车窗映出一张疲惫的脸。司机是个中年人，手指长、骨节突，车里放着1990年代的流行歌曲，音量调得不高。他突然问我，医院哪个科啊？神经内科。他哦了一声，我妈也住过几年，后来说忘就忘了，连我都不认得。我问他怕不怕。他摇头，开得稳。不怕，人一辈子记得太多了才活得累，她后来不记得了，反倒活得像个孩子。

电梯“叮”一声停在三楼，我走出长廊，穿过消毒水味的走道，推开熟悉的那道门。梁启玫躺在床上，身上盖着薄被，脸瘦了一圈，下巴的骨头更尖，眼皮微闭，嘴唇干得发白。我走近床边，轻轻唤她，妈？她没有反应。我握住她的手，皮肤冷而松弛，像被水泡久了的丝线。她睁开眼，看着我，却没有任何情绪，像是看一面不太清晰的镜子。梁启玫，是我。我低声说，你女儿。她眼睛动了动，嘴唇也微张，试图说什么，但只发出一声很轻的、含混的“啊”。

我一边剥着粽叶，一边慢慢对她说话，你以前跟我说，红枣要自己烘成蜜枣，这样才甜。你还说，熨衣服不能直接用蒸汽，要隔一块布，不然会起泡。她没有回我，张嘴咬了一小口粽子，咀嚼得很慢，像在尝试回忆什么。

我突然想到医生说的话，每个人记忆的尽头，就是他自己最大的恐惧或最深的遗憾。对梁启玫来说，她的尽头，也许就是我。

那天晚上，我坐在床边陪她过夜。不知道几点，我听见她轻轻叫了一声，妈？我低头，看她眼睛湿润，像是梦里回来，又像是漂了很久的木块终于靠岸。我没纠正她。我握着她的手，像她小时候握我的那样。

七

我用了整整三天，给老房子彻底清扫了一遍。

从厨房开始，炉灶清了灰，调料柜重新整理，还添了一小罐青李子酱放在阳台。那盆多年不动的绿萝还活着，叶子发黄，但倔强地探出一段新芽。我剪了老叶，把花盆刷净，再拿破毛巾给它盖了土。梁启玫不许土裸着，会跑气。我甚至按照片里的顺序，将厨房的挂钩一一钉好，炒勺放在左边、漏勺在右边，酱油瓶擦得透亮，贴上“六月鲜”的标签。灶王爷像个老邻居似的，还是挂在墙上，只是边框裂了个口子，我用透明胶一点点抹好。

然后是她的房间。我从柜子里挑出那件米色外衣，用温水泡开后晾在窗前。围巾也挂上了，旧了的棉花被套，被我翻过来，那些泛黄的花纹依旧像小时候我趴着看电视时眼角瞥见的图案。墙上的镜子裂了个口子，像笑着的人眼角抽动。我没换，也没扔，只是把裂痕用细水笔画成一只金鱼的尾巴，颜色淡红，正好延伸进右上角。她的世界支离破碎了，我只能尽力让它复原出一个轮廓。

医生说梁启玫现在多数时间处在记忆重组的状态，不是完全失忆，而是大脑会不定时重置她对现实的理解。她可能不知道你是谁，但记得一棵树。她可能忘了你的名字，但记得某个汤的味道。她需要一个容器，让她把混乱放进去。

带着梁启玫回来时，阳光正好洒进堂屋。她走得很慢，挽着我胳膊，每迈一步都像在试图回忆自己曾走过多少次。进门那刻，她没有惊讶，也没有害怕。只是突然停下，嗅了嗅空气。

好香。她说。

我鼻头一紧，是酸的味道。

她嗯了一声，微微笑了，手缓缓摩挲桌沿，又抬头看了看灶台的位置。灶王爷还在。我握住她的手，你也没走。你把门锁得太紧了，我替你开了。

我陪她坐了一整个下午。阳光照着她的侧脸，眼角的细纹细得像针脚。我在厨房煮了拌汤，她吃了两碗，还嘟囔，面拌小点更好。天黑前，她在老床上躺下，闭上眼睛，像真要睡觉。我正准备关灯，她忽然睁眼，你刚才说你是谁？我看着她，我是你女儿。她点了点头，又问，那我是谁？你是梁启玫，是我妈。

你不是替代者，不是盗用者，不是被谁临时选中的。你是我妈。

是真的，是完整的，是唯一的。

又过了一个月，重庆开始升温。医院外的香樟树抽出新叶，风一吹，树影斑驳地摇进病房。梁启玫的病情没有再恶化，但也没有明显好转。她的世界仿佛定格在某个时间段，每天醒来时都问一样的话，今天几号，你来多久了？

我陪她的时间多了起来。每天带她去院子晒太阳，一起剥青李子皮，或者在空调外机上晒两块旧毛巾，假装晾衣服。她很满足这样的节奏，也不再问太多——只要我在，她就安静得像只猫。

有一天我带来了那封信，邹云英写给她的那封。我没念，只是先问，妈，你还记得邹云英是谁吗？她的眼睛在阳光下眯成一条缝，沉默很久，认识她，不算熟。你恨过她吗？她摇头，不恨。她把最难的事交给我，是没办法。那我爸呢？我低头看她放在腿上的手，青筋暴起，指骨凹凸，却还稳当得像块石头。你爸……他有好，有坏。我不是因为你爸才养你的，你爸给不了，她也给不了。她顿了顿，我就想着，我行。

你有没有后悔？

她眨了眨眼睛，笑了一下，你小时候发烧，一边哭一边咬我胳膊。我疼得眼泪出来了，可我还哄你说，退烧了就好了。那时候我就知道，我早就不是替谁来过日子的。

我再也没什么想确认的了。

外面下起了小雨，香樟树的味道被雨冲得更淡。医生告诉我，梁启玫情况稳定，可以考虑接回家疗养。我们回了沙坪坝的房子，那个我们一起重建的家。她再没有说错过我是谁，再没有喊我妈，再也没有不记得油瓶子在哪。偶尔她会给我姥爷的号码发短信，我没有看过，或许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事，就让梁启玫自己说吧。

记忆这东西，太重的时候，人就会疯。太轻的时候，人就会空。梁启玫最后也没做成干洗店的老板，但她把记忆熨得平整，把我这张皱巴巴的人生，收拾得不那么难看，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