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省里组织宣讲团，到各县去宣讲。团长问我想到哪里，说这样的活动，既是宣讲，也是调研，还是一个会会亲朋好友的机会。我说我回青桐。青桐是我以前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也是我的老家。三年前，我以人才引进的名义，从青桐调到讲师团来。我也没想到，快五十的人了，从中专毕业就一直在青桐机关熬鹰般地熬着，居然有一天熬到了省城，成了讲师团的讲师。省里愿意要我，特别是团长亲自给我打电话点名要我，我觉得应该是有充分理由的。虽然我一直没问过团长，但我心里清楚，理由不外乎三点：一是我一直从事政策研究工作，大小也是青桐县委政研室的主任；二是这些年我发表了几篇还有些分量的政策研究文章，其中有两篇还被高层批示；还有第三个理由，就有些私人化了。团长也是青桐人，以前就熟悉我，我在青桐的那些年，也或多或少地为团长办过些私事。不过，这一点是我的猜想。团长是个有原则的人，他大概不会为了这些私人交往，就硬生生把一个县城科级干部，直接给挖到省城。记得我拿着调令离开青桐时，县里领导很是有些不舍，说，青桐这块地方毕竟是小了，小了，就藏不住小刘你这条龙。我说领导批评我了，我哪是什么龙？我顶多算是文庙泮池里面的一条小鱼。后来，有两次我陪着团长去青桐，县领导说团长将青桐的人才给抢走了，搞得青桐现在政策研究这一块很被动。我听着这话，只能一笑。团长很是快乐，他望望县领导，又望望我，说：“反正都是青桐的人才，到省里了，还不是为青桐做事？不仅小刘，就是我，不也得听家乡父母官的？”

时间过得太快，省城三年，我一下子就从五十挂边，成了五十多岁。我一直记着团长在我到省城上班时的那次谈话。团长很是亲切，说为什么要调我来，又希望我怎样发挥作用，还有就是应该注意些什么，说我以前在青桐，跟省直机关打交道多，很多事情都熟悉，但那可能都是表面现象。真来了，要认真观察，深入调研，多思考。说到底，就是摆正位置，多出成果。团长特地叮嘱说，以后别再写那些小说什么的了。小说，留着将来退休了，再好好写吧。我点头，团长对我有知遇之恩，他的话，我必须听。小说，我确实写了二十多年。在那之前，我还写过十来年的诗歌。骨子里，我把自己当作文人，可我又实实在在是个小公务员。小公务员该有的好习惯、坏习惯，我都有。大酱缸里泡久了，再怎么洗，也洗不掉酱味。何况，我压根儿也没那么高尚，那么纯粹，我也没想过要洗。反正都是工作，都是过日子呗。在县里到了顶，就到省里来。至于往后，谁能说得清呢？

讲师组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组织宣讲团，到各地宣讲政策。这活看起来高深，其实也是程式化工作。每次宣讲前，团里都组织集体备课，统一教案，制作课件。宣讲的人，是按照团里任务分配，对照课件去讲的。讲的时候，可以有所发挥，但有限度。这个限度，只有宣讲的人自己能把握。我到底在政研室干过几年主任，这方面有经验，所以上手很快。我白天在团里兢兢业业，晚上回到宿舍，还是忘不了小说。好在现在的文学报刊，团长和其他人根本就看不着，也不会看。我发表的小说，活像自己的私生子，藏着掖着，从不会抱出来给他们看。不过，到底是发表小说了，外面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我是指文学界。甚至，省作协的一位领导还专门打电话找我，要我多跟他们联络。我说我真的没工夫，何况写作对我来说纯属业余，等以后退休了，我一定跟着他们混。我这话没毛病，也是真心话。同时，还响应了团长的要求。

团长见我不语，便问：“怎么，有事？”

“没有。我正在想去哪里。”我说。

团长说：“又不是相亲，还需要这么想？快定一个！“

“那就淮县吧。”我说。

“好，那就淮县。”团长拿着手机，接电话去了。

我回到四个人背靠背办公的办公室。老唐问我决定去哪，我说淮县。老唐有些奇怪地盯着我，问：“咋要去淮县？那可是北边。跟你老家青桐，隔着三百公里。你到淮县去，那里有熟人，还是情人？”

“都没有。我就是突然想起淮县。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想起了淮县。”我说。

老唐不信，老齐也站着，喝着茶，吐着茶叶，望着我。这确实不合常理，一般情况下，大家选择到哪里去宣讲，都遵循宣讲、调研、会朋友的三原则。而我真的没有。淮县我一直没去过，我只知道，淮县地处皖北，是淮河岸边的第一大县，人口近两百万。经济发展不好也不坏，属于全省中等。至于那里的民风民情，自然资源，我都不清楚。那就奇怪了，我为什么在那一瞬间，就想到了淮县呢？

大家都不信我的解释，我也解释不了。于是，不了了之。我就被确定到淮县宣讲。

一周后，我坐上了到淮县的高铁。淮县那边说来个车子接我，我没同意。一来，我不是什么领导。二来，坐高铁是我喜欢的事。我喜欢静静地坐在高铁窗口前，看高铁风一样驶过广大的原野。我并不是喜欢那沿途的风物，高铁太快，根本看不清楚。我喜欢的是高铁的速度，犁铧一样，一下子就犁开了那大片大片的苍茫与混沌。就像一篇小说，一旦进入人物内心，就像流水一样，一泻千里，恣肆汪洋……

2

下午的宣讲算得上顺利，两个小时宣讲，半个小时互动，关键是听众素质高，纪律好，会风正，互动环节问的问题恰当。主持会议的淮县县委副书记总结说：这是一堂高质量的政治课。我听了，只是在心里笑笑，脸上依然挂着宣讲应有的严肃而活泼的笑容。

中午县领导陪着吃了饭。现在县里很为难，公费接待，不准喝酒。因此，中餐有些草草。我倒是喜欢。吃完饭，休息一个小时后，县委宣传部的黄部长陪同我调研。黄部长问我想去哪些地方，我说，来了淮县，听部长安排。他比我大两岁，头顶全秃了。他还不断地摸着头顶，好像能从那里摸出一蓬青草来。他说：“那我们就随便走走，淮县是个人口大县，但县城不大，可看的地方也不多。我知道刘教授不仅是教授，还是作家，那就去看些老古董吧。”

“作家？哈哈。黄部长过奖了。”我其实有点小激动，能被人称作作家，比称作教授，或者领导，感觉要好得多。

黄部长说：“当然是作家。而且，首先就是作家。”

“怎么个首先法了？”我问。

“刘教授早年写诗，后来写小说。您的很多小说我都学习过。”黄部长又摸了下头，还将手拿到眼前看了看。我也不知他到底看出了什么，反正，他看着自己的手，有种恋爱的感觉。他说：“年前，我还在刊物上读到那篇写忏悔的小说，深刻。”

没想到，他还真的读了我的小说。我更激动了。他一定是看出了我的激动，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也偶尔写点东西。当然，跟刘教授比，我那都是小儿科。不过，那些东西，可也都是用心写的。”

我很想说我也看过他的作品，但还是没说。我怕他较真，真的问我看过哪一篇，那就露馅了。我只好点着头，说：“写作是一种爱好。我们都是爱好。这是一辈子的事，与其他无关。”

“对，太对了。”黄部长兴奋地又摸了下头，说：“我经常跟县里的那些文人们说，这些都是爱好，不要指着爱好当饭吃。该干吗干吗，有闲工夫了，有闲心了，再写。可不能因为爱好，把自己的好生活硬生生给废了。”

“这个我同意。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笑着说。

黄部长接着就将话题转到了文学创作上来。说淮县两百万人口，拿得出手的作家却没一个。都是半油篓子，上不得台面。究其原因，还是学习不够，悟性不够。想起来就满腔激情地写，写完了，也不知道好坏，找个刊物邮箱就投，结果当然发不了。省级刊物一年也上不了一两篇。作家协会总结时，就很难堪。他问我：“现在都在破局，咱淮县文学创作这局，怎么破？”

我想了下，说：“还是读得少了，见得少了，想得少了，写得少了。”

“好，精辟。四个少，就是这四个少。如果再加，我觉得还可以加上一条：爱得少了。”他脸上放着光，指着车子前面说，“马上要到宋朝建的大福寺。你要问县里街上怎么没有什么人？到那里就知道了，都去那了。那个心，诚得跟石头一样，砸都砸不开。要是写作的人也这样，我就不信，咱淮县出不了像您这样的大作家！”

“我哪是什么大作家？我也只是业余玩票。”我说，“不过，说真的，现在搞文学的人，确实少了些虔诚，少了些热爱。”

黄部长叹着气，说：“哪像我们年轻时候啊！”

他这一叹，跟一根烧红的铁丝一样，猛地烫到了我的神经。好像我的身体内，或者思想中，本来就有着一处隐秘的地方，被他这一叹气，挠了个正着。随即，我听见自己脑子里有“嗞嗞”的声音，继而有轻微的疼痛。这种疼痛很快就传遍了全身，像在大冬天突然光着身子跳进了冰窟里，那种刺疼，来自神经末梢，次声波一般，隐蔽，有力。

老唐问我怎么想起要到淮县，我觉得我开始接近答案了。我到淮县，一定是有理由的。现在，这种理由，正用刺疼的方式，一点点地接近我，覆盖我。

我说：“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

黄部长问：“怎么了？老刘。”他认准了我作家的身份后，改称老刘了。我说：“没什么，没什么。就是有种感觉，觉得自己跟淮县总有什么关联。”

“那一定有。我也经常有这种感觉。到一个地方去，停下来，忽然感觉那地方曾在哪里见过，包括环境，还有人，都见过。你说怪不？后来我看了外国的书，说这可能涉及量子学说。”黄部长继续道，“太复杂了。但真的有。”

“可是，我到底跟淮县……”

“那可就说不清了。也许，也许……你这次来宣讲，其实就是。你信不？冥冥中，一切似乎都注定好了的。”黄部长又问师傅：“今天有鼓书不？”

“不知道。”师傅说。

“要是有，那真该听听。”黄部长接着道：“老刘，刚才说到我们这县城里的作家，说真的，也不能算作家，顶多算个写文章的人。这时代不同了，要是再早三十年，那时……说真话，老刘，你怀念不？反正我是很怀念的。”

“好像很远，又很近。可一晃也三十多年了。”我说。

“记得有一年，我们一班写文章的人，冒着风雪到淮河边的正阳关古镇。走在那里，一个个悲壮得不得了。一边走，一边念诗。回头想想，疯子一般，不过倒真可爱。”黄部长又说，“我那时刚刚师范毕业，在一所乡村小学里教书。每个月几十块钱工资，除了给家里一点，其余都跟一帮哥们儿喝掉了。喝酒也都有名义，谁的作品发了，谁又写了一篇好散文，谁又被留用了一组诗。甚至谁看上了哪个女孩，谁第一次亲人嘴了，都得喝。有句诗叫‘诗酒趁年华’，是吧？真的好年华啊。”

我的眼前一下子就晃荡起一大群人，排着队在大街上飘忽的样子。夜里，冷清的街道上，都喷着酒气，高声唱歌，背诗。间或还高举起手臂，大声说：“为所有举起和不举起的手臂。”那场景是在青桐，那时我也刚从学校毕业，拿着一份稳定的工资。因此也跟黄部长一样，成了众多集会的组织者。我记得我们沿着青桐的南大街，从南城门口一直飘到县广场。在广场西边的篮球架下，有人扶着水泥球门狂吐，有人唱着《何日君再来》，更多的人是沉默。那个年代，要么沉默如金，要么高歌猛进。我们都有了，我们仿佛成了那个时代的影子，以至于多年以后我回青桐，路过已被改造的县广场时，还能看见那些影子在月光下飘忽着，水草一般，冒出无数稍纵即逝的泡泡。

我想着，有那么一会儿，沉浸其中了。一恍惚，似乎有一个影子向我走来。那是一个瘦高个男孩，跟我差不多大。他说着外地话，朝着我走来。觉得他说的话，跟黄部长的话，押着同一个韵，拖着同一个腔。我心里一颤，望着黄部长，正要开口，他说：“大福寺到了。走，下去看看。”

3

大福寺是宋初建的一座大寺，传说当年赵匡胤领兵在此打仗，时间一长，军中粮草耗尽，情况十分危急。后幸得当地老百姓送来一种面饼，解了燃眉之急。后来赵匡胤当了皇帝，不忘旧恩，便赐这面饼名为“大救驾”，同时赐建大福寺。大福寺的规模，据说是淮河两岸第一。它最兴盛的时候，僧众一千多人，吃粥时得用水车运送。当然，现在大福寺依然人流不断，香烟袅绕。我们挨着来来往往的人群，从侧门进了寺院的后院。黄部长说得先去找开明大师。

“这大师有些名堂。”他神情间也有些名堂了。

我说：“那倒真要看看。名山名寺，往往出奇人。”

后院里，古色古香。整体建筑风格既有北方的粗犷，又透着些南方的清幽。一般香客，或者游人，不能进入后院。因此，后院难得清静。黄部长带着我，一直走到院子东头，站在天井里，喊道：“大师，大师！”

先出来一个清皮小和尚。我特地注意了一下，他虽然剃了光头，但头发还有小半寸深，就像春天刚刚长出来的草芽，有点黄，又有点英勇。头发间，也没看见戒疤。他神情有些喜悦，说：“黄部长来了，大师一大早就说有贵客要来。果真就来了。”

黄部长朝小和尚作了个揖，又对我说：“是吧，大师早就知道了。”

我早些年，不信佛，其他的也很少信。但近些年来，大概是年岁大了，竟然慢慢地有了改变。谈不上信，但也不排斥。我更愿意听听这些，包括佛背后的故事。我们进了屋，是一大开间，朝东的墙上，窗子巨大。整个室内，一片亮堂。黄部长又喊了声：“大师！”

“来了。”声音很轻，但有穿透力。随着声音，一个穿着黄色僧袍的老人从书架后面转过来，他径直走到我面前，一手捻着佛珠，一手作揖，说：“施主从大老远跑来，与我佛有缘。快，快，且喝茶。”

我点点头，说：“大师！”

大师说：“我存了些去年淮河的雪水，刚才让诚意烧开了，正好泡茶。”

黄部长说：“真是巧。”

“不是巧，是缘。”大师说着，便接了刚才那叫诚意的小和尚递过来的茶壶，倒了两杯茶，递给我和黄部长。他自己也拿了一杯，说：“开春以后，寺里人多。我有些焦虑。”

“这……怎么还焦虑？”黄部长问。

我也觉得奇怪，按理说，寺里人多，才兴旺，这不是好事吗？

大师叹了声，说：“该来的，终该来；不该来的，还是不来的好。各人都有正事，自忙自的才对。”

我心一怔。这些年也走过一些寺庙，还真第一次听大师这样说话。我看开明大师，面容清瘦，眼光明亮柔和。他也看着我，说：“施主是从南方来的吧？看这眉额，应该是写文章的人。”

黄部长爽朗一笑，说：“大师一下子就看出来了。他是教授，又是大作家。”

“早些年我也写过些文章的。”大师这话，既像是回应黄部长的话，又像是自语。说完，他给大家杯子里又续了茶，接着说：“我这边正好有一本诗集，送给施主。不过，诗不一定好。”

我说：“那我正好学习。我就怕悟不透呢。”

大师从书架上抽出本黄封皮的书，递给我。我一看，书名叫《青灯集》。翻开，有一缕香火气。里面有古体诗，也有新诗。我随便读了几首，居然都是烟火人间的事情，有写春天柳树抽芽的，有写河里小鱼嬉戏的，有写香客虔诚烧香的，有写送别友人的。写的都是小事，都是俗事，却写得清亮，通透，一点也不造作。我说：“都是好诗。大师诗歌的功底也是了得！”

“施主一眼看穿了。二十来岁时，我在北京上学，跟北岛他们有来往，因此，也跟着学了几年诗。”大师说，“那时候，年轻人谁都能写几句。不过，这一晃也三十多年了，再没见过他们了。”

“真没想到，大师曾经也是个诗人。”我说。

“哪有什么没想到，都是缘分。该有那一段诗歌的缘分，就有了。如今，没了，就没了。”大师忽然岔开话题，“我们斋房那边养了一只猫，昨天生了十只小猫，我们去看看吧！”

没等我们同意，大师就径直往门外走，我们跟着大师，穿过院子，再踅过一条长长的过道，进到前院，再往西，穿过一座小门，又是一个院子，大师说：“十只小猫，花色还都不一样。看着让人欢喜。”

大师这话音，跟一个长年待在寺庙中人的话音，颇有些不同。明净，且有几分可爱，跟刚出水的小鱼一样，新鲜活泼。这像极了一个人的声音，我想着。很快就想起来了，就是在青桐街夜色中飘忽的人群中那个朝我跑过来的人——他翘起了嘴角，一边说着，一边朝我打起了响指。

那是谁？我一定记得的。可是，我真的忘记了。我喃喃道：“那是谁？”

“谁？”黄部长问。

我摇摇头，说：“刚才想起一个人来。”

大师说：“我认了其中的一只猫做徒弟。喏，跟诚意就是师兄弟了。”

诚意有些腼腆，说：“我是师兄！”

大师说：“你当然是师兄。那是师弟。都当然是。”

十只小猫，圈成一个圈儿，将大猫围在中间。大师一进门，猫都开始叫。其中一只就半跑半爬着，蹭到大师脚边。大师弯下腰，抱起它，说：“就这只。我觉得从前就认识它了。”

小猫望着大师的脸，安静得像页经书。

看完小猫，大师说他还有点事情，必须出去一趟。又吩咐诚意，安排黄部长和我在寺里用斋饭。黄部长说：“这倒不必了，晚上有安排的。下次我再请刘教授专门过来吃素斋。”大师说：“那我就先走了。寺里正在搞佛教故事展览，可以看一看。”

大师走后，诚意陪着我们去看了佛教故事展览。看到中间，我问黄部长：“不是说有鼓书吗？去听听。”

“今天可能没有。”诚意说。

“咋了？”黄部长又摸了下头，然后攥了攥手。

“好几天没来了。按理，这时候正是唱大鼓书最好的时候，人多，场子旺。可是，那人真的没来。”诚意有些为难，说，“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大福寺唱大鼓书，一直都不间断的。”

“是啊，没间断过。唱得好，念得好，演绎得好。那鼓声一响，鼓书一唱，四下里都没了声音，只有鼓书声，上达天空，下抵土地。那鼓书声，唉，可惜今天不在，老刘，那可真的是激动人心，让人抓魂的。”黄部长说着，还拍了拍手掌，又说，“淮河第一鼓书，就是这。可惜，唉，可惜。不过，也没事。我让人问问到底咋了。我真想刘教授能听听，真好，真是好！”

我的心也一下子提了起来，看着熙熙攘攘的人群，我说：“我还真的很想听呢，我都像看见那说书人了。”

4

晚宴设在宾馆外面的淮水人家。黄部长说这事是他做主的，中餐领导已经陪同过了，晚上就不让领导再掺和。领导们也忙，更重要的是，喝不喝酒成了个问题。这里面的意思我自然懂。领导到了，不喝酒，冷冷清清。喝酒，违反纪律。领导为难，其他人更为难。黄部长说找了些对脾气的人，保证晚上让我喝得痛快。

客随主便，我在宾馆稍稍洗了下，就步行到淮水人家。其实也就七八百米路。出了宾馆，都是些高楼，这是全国各地竹笋一样的新城。新城的特点就是楼高，路宽，人少。转过一条街道，向南再左转，城市一下子矮了下来。一街之隔，就是淮县的旧城，也就是老县城，跟我老家青桐的南北大街差不多。不过北方地大，路修得敞亮，就像夏天男人光的膀子，锃亮。南方地窄，路像条蚯蚓，七里八拐的，倒也有一种逼仄的美。沿着这些矮楼又往前走了二百米，就看见淮水人家的门匾。匾架在门楼上，朱红的四个字，很有些功力。进了门，就有人招呼：“刘教授，在楼上三个8。”

包厢里烟气氤氲。黄部长拉着我，让我坐在主宾位上，菜已经上了一半了，大都是凉菜，也有火锅。众人依照黄部长的安排，一一落座。黄部长让人开了酒，特别声明说：“这酒可是我从家带过来的，今晚这饭，也是私人招待，不是公务啊，今晚是淮城文学界欢迎大作家刘老师。”

我脸热了下，摆着手说：“哪里，哪里。都是写作者，见到大家很高兴。”

黄部长一边命人斟酒，一边一一介绍。都是知名作家，诗人，散文家。介绍完，便直接进入主题。我多少也听说过北方人的酒量，想申明少喝，但一开口，便被黄部长给挡回来了。他也没挡死，只是说：“刘老师是南方人，青桐的。我们每喝一杯，他喝一半。但刘老师必须给我们讲一条关于创作的秘方，或者一段文坛轶事。”

“这个好，好！”马上有人附和道。

话到这份上，我也不能不同意。于是喝酒。第一杯我干了，第二杯坚持又干了。到第三杯，我已经吃力，便喝了半杯。黄部长眼睛就像长在我杯子上，马上道：“欢迎刘老师开讲！”

说真话，这让我有些为难。这还真不像宣讲那样，一桌子的文人，比一礼堂的干部难糊弄。我低头看了下酒杯，心里权衡着，然后站起来，说：“那我就先讲一段80年代我在青桐的事。”

大家都望着我，眼睛里的光跟酒杯里的光，重叠着，又散开；散开，又重叠，交错着。我说：“下午同黄部长聊到80年代那阵子搞文学的事儿。我倒是真想起一件事，有点意思。那些年，文人们热闹，个个精神头十足，而且喜欢到处跑。一个个像串联的蚂蚁，纵横四方。我当时在青桐县一家单位工作，因为发表了一些诗歌，所以，来来往往的外地诗人就特别多。这么说吧，最高峰的时候，几乎每一两周就有一个，或者一群外地诗人到青桐。大家似乎都约好了，到了青桐，主要是喝酒，谈诗，谈诗坛秘闻。小道消息，远远多于正式发布的。那时，还没有网络，也没有手机，所谓秘闻，都是靠口口相传，或者写信传播。从外地跑到青桐的诗人们，也给我和青桐的作者打开了一扇窗。”

“那倒真是。我们那些年也跑出去过，也有不少人来过淮城。”坐在我对面戴眼镜的女诗人阿伊说。

我望了阿伊一眼，算不上漂亮，但很有风韵。我点着头说：“正是。都在往外跑，或者在酒桌上高谈诗歌、理想与人生。啊，那真是一个最好的年代呢。最好！”

黄部长递过酒杯，与我的杯子碰了下，我明白他的意思。他既不想打断我的话，又得继续推进喝酒的进程。我端起杯子喝了一半，其他人都喝了满满一杯，包括阿伊。她喝酒的姿势，跟接吻似的，酒杯紧贴着嘴唇，眼睛是闭着的。酒杯见空后，眼睛才睁开。酒气仿佛缠绕在眼睛里，露珠一般，折射着人影。我坐下来，继续说我的青桐故事。

有一年，应该是1987或者1988年吧？下大雪，我正上班，一个高而瘦的年轻人找到我单位，说他是个北方诗人，路过青桐，要来看看我。我马上放下手头的工作，跟他出了单位。那时，我们单位在青桐文庙的边上，我们先去了文庙，看了大雪中的梅花。然后，我带他走了一圈南大街。大雪天的青石板路格外滑溜，我记得他还摔了一跤。现在想来，应该是北方人习惯了走宽敞的大路，很少走那种青石板的小街。他爬起来后，说这应该叫雪巷，戴望舒不是有《雨巷》吗？我说那挺好，有诗意。那时候，诗意是第一，什么事一旦有诗意了，就美好。大雪中，走在南大街上，边谈诗，边趔趄，也挺美好。出了南大街后，我又带他去了西山。如果你们去过青桐的西山，就知道那山其实不大也不小。从山脚爬到山顶，大概半个小时。山顶上有座亭子，我们站在亭子里，看山脚下的青桐城。他说这城像片桑叶，所有人都是桑叶上的蚕。我还真的被他这想象力给惊着了，一个北方人，能用南方的蚕和桑叶来写诗，了不得，真的了不得。我有些佩服他了。我跟他说青桐还有一些诗人，有的写得很好。比如墨土、川亚，还有江原子，诗都写得好，有才情，有个性。晚上，我喊他们过来。他显然很高兴，说昨天晚上在三河喝得太多了，今天晚上可不能再喝多了，喝多了，明天就走不动了。那天晚上，除了墨土、川亚、江原子外，我还请来了两位女诗人，一个叫艾念，一个叫松香。两个人当中，松香能喝酒，且能大杯喝酒。艾念就斯文多了，滴酒不沾。晚上的酒，自然是放开了喝。别看我现在喝不了酒，那时可是酒量不大酒胆不小，我们喝着酒，说起省城一个老诗人跟自己的学生约会，被老婆给抓了现行。结果，老婆用刀将这老诗人的家伙什给切了。他说起这事，不时用眼瞟着两位女诗人。艾念低着头，松香却问了句：“真切了？那不就没了？”

“当然没了。切得彻彻底底，干干净净。”他笑着，笑声拐了个弯，直奔松香而去。

大家哄笑。我趁机问他还想看青桐哪里，离开青桐后，怎么走？他端起杯子咕噜了一大口，说啥都不想看了，看着青桐的这些诗人们，就够了。特别是——他指着松香和艾念，说：“青桐的诗人们是有福的。我羡慕你们，我祝福你们！”说完，他喝完了杯中的酒。要知道，那可是当时青桐产的六十度的老酒，他也应该有些醉意了，站起来朗诵道：“姐姐，今夜我在青桐，我想在你的眉睫上，放下我流浪已久的心！”

“好诗。”大家叫着，又给他加了杯酒。

那天晚上，他最后终于醉倒在雪地里。我们抬着他，去了小旅社。第二天上午，他却突然想起来要去看青桐说书。说是昨天晚上松香说的，青桐北大街的巷子里，有个说书人特别神奇，说得好，他想去听听。我不好阻拦，但当时领导正交代事情。我只好打电话给松香，让她陪着他过去。结果那天上午，松香就陪着他去听了说书。那说书是南派说书，用一只小鼓伴奏，主要说些历史故事。但最好听的，不是这些故事，而是说书人的过门词。那是即兴编出来的，很多都是针对现实中的人和事。用词有点黄，又诙谐，听的人，会其意，观其色，大笑不止，确实可乐。很多外地人都跑来青桐听这人说书。我没去看过，松香据说也是第一次去。他们去听了一上午说书，我就发现情况有些不太对头了。中午，松香请我也过去吃饭，是在北大街杪子上的那家小餐馆。没喝酒。正因为没喝酒，所以看人就清楚了。我发现他看松香的眼神有些不对了，而松香看他的眼神也有些不对了。我觉得自己就像只灯泡，尴尬得很。松香说那个说书人说得确实好，只是那眼睛，太亮了。说书人的眼睛最好要像松香一样迷离，要梦幻，要将所有的故事都藏在眼睛里，却又润着一层水，波纹样不断往外荡漾。他跟只蜜蜂似的看着松香，问：“那我呢？”松香说：“也不够。”他说：“会够的。”我一时弄不清楚他们这一唱一和，只是笑。午饭后，松香送他坐大客车去江南。照例，是我们给他买了车票，我还另外给了他二十元。那些年，这是诗人们来往的一个基本礼数。后来，不断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诗人到青桐，他也就慢慢地被湮没了。再后来，我们苟同于人世间的各种俗事，离诗歌越来越远。直到有一天，松香要跟随那个比她大二十多岁的富商移民澳大利亚，临离开青桐前，约我们当年几个诗友小聚。最后告别时，她说起多年前，那个来自北方的男诗人，跟她纠缠了很久，她甚至都有些动心了。但不知怎么，他就突然消失了。她感叹说：“这人世啊，这沧海。”她还说：“要是将来有一天你真碰见了他，就代我问候一声。别的，没了。”

我停止了故事，一个人喝了一口酒，说：“这次到淮县来，一点理由都没有，但就是来了。我总觉得一定有些理由在推动着我。但那是什么呢？”我问大家。

黄部长说：“没有理由，就是理由！就像开明大师说的，缘吧！”

阿伊却站起来，端着杯子，说：“我敬刘老师一杯，为刚才那故事，也为那个要看说书的诗人！”说罢，没等我同意，她一饮而尽。我也端起杯子喝了，坐下后，我说：“明天，我还是想去听听大福寺的鼓书！”

5

一夜无梦，酒喝多了，黄部长打来电话时，我刚醒。他说上午陪我去找那个说书人。已经跟镇里联系了，我们上午直接到他家去。

我这才觉得有些过头了，真不该给县里添这个麻烦。我说不去了吧，太麻烦了。黄部长说：“不麻烦，也算是调研嘛，到镇里去，不仅仅是听鼓书，还可以了解下最基层的情况；何况鼓书本身也是非遗，是弘扬传统文化。一定得去，我还特地请了阿伊过来陪你。”

我也不好再推辞，何况我心里其实还是想去的，总觉得去了才踏实。下楼坐上车子后，阿伊说：“昨天晚上失礼了。我有些激动，所以多喝了点。刘老师说到那个跑到青桐的诗人，使我想起了一些人和事。”

“很好啊。都是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所以有共鸣。我是真不能喝了，不然，我还得再敬你一杯。”我说。

黄部长说：“我拉着阿伊过来陪你，一是她愿意，二是她跟这说鼓书的人有段渊源。”他回头望了下阿伊。阿伊说：“都是年轻时候的事了，但说无妨。何况过去了的，总是美好的。”

“就是。过去了的，总是美好的。”黄部长说，“大福寺那个说鼓书的，其实以前也是个诗人。80年代时，他是淮城写得最好的诗人，先锋，有思想，有激情。他本来有个正式工作，在县供销社上班。但后来因为写诗，到处跑，就像刘老师说到的那个诗人，天南海北地去念诗，交流。班也不好好上，一次，两次，最后被除名了。他没班上以后，更是跑得没影子了。也就是那几年，他还在上班写诗的时候，有很多文学女青年喜欢他。阿伊是最后的胜利者。阿伊，是吧？”

阿伊说：“不是胜利者，是失败者。”

黄部长说：“无所谓胜利和失败，经历过了，就是美好。”

我问：“后来呢？”

“后来，就说到大鼓书了。大概在90年代初，消失了一两年的他突然回到了淮城。不过，他眼睛出问题了。原来那双明亮得像孩童一样的诗意的大眼睛，变得云遮雾绕，基本看不见了。”黄部长摸着秃顶，说：“也不是一点看不见，还透着点光。但基本是看不见了。”

“病了？还是？”我又问。

“不太清楚。看起来像是病了。阿伊，这事，你应该清楚。”黄部长说。

阿伊说：“这事，我先还真不清楚。有一年，也就是他消失前的大半年，他从外地转了一圈回来，人整个就变了样。整天闷在屋子里疯狂地写诗，写爱情诗。但都不是献给我的。我看过一些，都是献给一个女人的。可以肯定的是，那女人不在淮城。他一首接一首地写，每写一首，我跟他的距离就拉大了一寸。后来我们就分了。分了后，他就消失了。再回来，眼睛坏了。我先也不知道，是他到我们医院就诊，医生问他眼睛怎么就坏了，他先是不说。问到最后，医生说你不说出原因，我们怎么治？你再不说，干脆回去算了。他这才说是松香熏的。”

“熏的？松香？”我一颤。

阿伊继续说：“医生很惊讶。我当时在边上听了更是惊讶。一个人，怎么好端端地要用松香熏眼睛，而且还把眼睛给熏坏了？医生再问，他就不说了。最后竟然生气说大不了不治了，这人世间不看也好。医生也无奈，后来还是没治好。用了很多药，想了很多办法，还是不行。再后来，他就跟人学说鼓书了。”

我问：“那他还写诗不？”

“不知道。反正再没见他发表过。后来也没参加过任何淮城的文学活动。他就待在大福寺里，天天说鼓书。每天那么多人听他说鼓书，大概也不会有人想到他还曾经是个出名的先锋诗人。”阿伊有些感伤，“我偶尔也过去看看，听听，但从不惊动他。我觉得他已经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了，鼓书世界？或许还有诗？”

“都有。都没有。”黄部长说。

我刚才一颤的心，又颤了一下。

车子很快就到了镇里，其实离大福寺不远，估计也就十来里路。镇上人早在等着了，说说书人的家就在镇子边上，原来是老房子，前几年成了危房。说书人也不维修，还是镇里从危房改造资金中拿了些钱，给他重新起了三间屋。屋里就说书人一个人，他一直没有成家。这些年，他每天在大福寺说书，听的人成千上万，他从不收费。但凡有一点经济头脑，每个人收个一块两块，也早不是现在这样了。看得出来，镇里很有些“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我就问镇里人现在这说书人的眼睛到底怎样了？

镇里人说大概还有一粒米的光亮。平时都拄个棍子，吃低保。在寺里说书时，寺里给他吃斋饭。

镇子上现在也没什么人，到处都没什么人。我们车子只开了五分钟不到，就看见一排三间的平房。镇上人说：“到了。门掩着，也许在家。”

黄部长说：“那是在等刘老师。”

我心里却突然空了一下，跟刚才的颤了一下不同，这回，是空了一下，有些下坠，茫茫的，虚空得很。

镇上人带头，在门口叫着：“说书人，说书人。”里面没有应答。他们推开门，屋内很整洁，空荡荡的，只放着一张方桌、两把椅子。旁边一张矮桌子上，放着电饭煲、水壶，还有几个瓷碗。不过，上面也落了些灰尘，应该是有几天没用了。左边的房间是厨房，更简单，除了一只一个火头的燃气灶，其他的什么都没有。黄部长说：“这才是极简主义。啥都没了。”

镇上人说：“这都是镇里给添置的，不过，他好像基本不用。他都是在寺里吃饭，偶尔带点回家。一个人，过日子就是凑合。”

阿伊特地跑到燃气灶前，拧了下，没出火。她过去摇摇燃气罐，空的。她愣在那儿，直到黄部长喊她，她才转过头。我看见她悄悄擦了下眼睛。我也不说。大家又到另外一间屋子，一看就是卧室。还是简单，一张木床，有些古旧，还挂着蚊帐，所以看不清床上设施。镇上人上去撩了下，没人。靠窗有张桌子，边上还有一张条桌。条桌上放着一些书，我随手一翻，大都是些诗集，随着翻动，灰尘从书页间掉落，在透过窗子照射进的阳光中，变幻不定。桌子上也放着几本书，其中有一本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这书页里没有灰尘，应该是经常翻阅。还有一本蓝色封皮的笔记本。这蓝色封皮，让我感觉亲切。那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颜色，那是大海的颜色，是诗歌的颜色，也是我们记忆和怀念中的颜色。我用手摩挲着笔记本，打开，扉页上，写着一行字：

松香一样迷离。

我的手那一刻像被钉在了那一行字上。其他人都在说说笑笑，阿伊站在门边上，神情复杂地沉默着。也许，这就是我要到淮城来的理由吧？我将笔记本合上，放到原来的位置。那位置其实是一方浅浅的灰印。笔记本放进去，一点不多，一点不少，正好。

有人进来说：“刚问了邻居，说书人出远门了，走了十几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