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尹橙，互联网从业者，现居北京，有小说见于《科幻世界》等刊。

名字

尹橙

停电了，连纺织娘和猫头鹰叫声都被掐断，白河村在夏夜里重归沉寂。整个世界像是掉入了黢黑的深井，只剩下头顶上的远方还有细微的光亮。我躺在院子里，数着星星打发时间。我妈从广东寄回来的电风扇也不再转，铁丝网包裹的扇头仿佛丢了魂，垂头丧气地耷拉着。身下的土地在夜里腾起阵阵热浪，如同蒸馍锅上冒出的白雾，恼人地隔在我和深空之间。我用手指头使劲捣向星星，很快就瞪得眼睛发酸。偶尔有流星划过，更是扰乱了我的节奏。数到一两百颗之后，我就再也看不清楚了，有些烦躁。

我伸出手背，胡乱抹去了脸颊和脖子里的汗珠，气呼呼地叫嚷，电扇啥时候能转？我可是热得很哩。

我婆放下蒲扇，用粗糙的手心摸了摸我涔涔的额头，我的小山都热坏了，电扇怎么还不转？莫慌，等我叫叫它。

她朝着偏房小声喊过去，大头，大头，你咋不转了？

屋内的电扇应了一声，吱吱扭扭，像是受了委屈。我婆仔细听了听，告诉我，大头说这不该怨它，是电没了。

她又朝着头顶上喊，黑溜，黑溜，你咋没电了？

院子上空搭着的黑色电线晃悠了几下，像是在为自己摇头辩解。我婆仔细听了听，告诉我，黑溜说了，电是在远处断的，也不能怨它。

那怨谁？我又急又气，使劲挠了一把后脑勺上的痱子。密密麻麻的小疙瘩被抓破了皮，疼得火烧火燎。我婆起身走向屋檐下的老瓦罐，用老瓷碗取出一小碗冰凉的雪水。她用厚实的手心蘸着雪水，一层一层涂在我的脖子上，嘴里还念念有词：冰冰，冰冰，快让小山凉快凉快。冰冰是立春前的雪化成的，可管用了。又能给小孩治痱子，又能给牛羊解暑气，是不是？

冰冰果然厉害，瞬间就扑灭了我脖子里的热辣。我好受了一些，但还是拽着婆的胳膊，想让她替我问个究竟，电究竟去哪儿了？

婆笑了。她说，小山，要不你自己问个试试？喊喊他们的名字就能问了。

所以，我也学着婆的样子，仰头问电线——黑溜，黑溜，电在哪儿断啦？我们得去把电找回来。

电线冒出了滋滋啦啦的声响。它迫不及待地回答我，别白跑一趟，我看见远处火花在闪，电就要来了。

黑溜的话音还没落，屋檐下的灯泡就亮了，舅舅屋里的电视机重新响起，电扇也开始继续摇头。温吞酸涩的热风吹得我睁不开眼睛。我婆把我和凉席一起抱进屋里，轻放在老木床上。她继续坐在床边，一边摇着蒲扇，一边拍着凉席说，竹篾，竹篾，再凉一些吧，我的小山该睡觉哩。

竹席吃吃地应了一声，但它究竟说了什么，我已经听不清楚了。我觉得自己躺在了白河口的筏子上，丝丝凉意将我托起。我枕着隐隐的竹香，睡得安稳，甚至都忘了嚷嚷去我舅那屋看电视。

那台电视机是和电扇一起来的，我妈托人把它们从遥远的广东带回了白河村。我从来都没见过这么大的彩电。不过，舅妈很为难，她说表弟不像我这么听话。毕竟表弟还是个小孩，每天不看动画片就睡不着。没办法，舅妈叹气，电视得放在他们那屋的床头，几乎整日都开着。我舅也很满意。有了电视响声的遮盖，他的耳根终于清净了。他过去总是抱怨，这个家里疯闹吵嚷的声音太多，烦得很。

舅舅和舅妈对我不坏，但好得有限。白天他们下地干活，我陪表弟玩。晚上他们回家，一家三口关起门来吃饭，就着电视，有说有笑。我踩在砖头上，扒着他们的窗台试图往里看。玻璃昏浊，看不清阿童木和机器猫的样子。但它们的声音却像细细的长虫，从密不透风的窗缝里暗暗游出来，把我缠咬得心神不宁。

我婆不懂我的心事。她把我拽回到灶台边，小山，不看了，咱也吃饭。米汤烫手，碗中的米粒不停翻滚，阿童木又在隔壁大喊“出击”。我实在坐不住了，也端着碗起身，想上那桌吃饭。我婆拉住了我，莫慌，吃完再去。她从蒸笼里又摸出一个鸡蛋塞进我手里，小声说，那屋的桌上可没这个。

可那屋有肉。我一边剥鸡蛋，一边反驳我婆。舅妈说过，男的就是得多吃肉。舅舅不吃肉就没力气干活，表弟不吃肉就不长个子。没办法的。舅妈回家时总是拎着一小块卤猪头，薄薄地切成一碟，从我面前经过，再径直端进他们那屋。我把头扭到一边，想要假装没看到。但眼睛太不争气，余光还是不情愿地瞥见了那些透亮的肉片，正在泛出好看的红光。碟子里香油味道更是贴着我的鼻尖抚过去，浓郁得像是钩子，引得我肚里的馋虫上蹿下跳。

我婆也不搭理我的苦恼，只是又给我掰了半个馍，里面夹好了厚厚的一层碎鸡蛋，还掺了香油蒜泥。她说，你尝尝，这也好吃。我们小山吃鸡蛋也会有力气，还能长大个子。不信你看看，这些蛋多好哩。这可是咱们最厉害的花毛下的，是不是？

花毛是一只比我还大的芦花鸡，全身布满了黑白相间的羽毛，每天都能下一个拳头大小的蛋，走起路来神气得很。她正在地上捡馍渣吃，听到我婆夸它，立马挺直了脖子，鸡冠子都骄傲地支棱起来了，嘴里咯咯咯地嚷个不停。我知道，花毛是在邀请我，小山，明天跟我去大泥坑吧，那里长虫多。你给我挖虫吃，我再给你下个更大的蛋。

我能听懂花毛的话，多亏了我婆教的法子。她说，无论是什么东西，只要给它起个名字，就能跟它说话。

表弟去上学以后，我在白日里无事可做。所以，花毛就领我出了门。莫慌，别踩水沟。她走在前面，时不时回头叮嘱我，像是看护第一次出门的鸡崽。从我舅家到村口的大泥坑，花毛扑棱两下翅膀就能飞过去，但带着我，她也需要走半炷香的时间。泥坑里很热闹，一早就聚集了成群的牛羊、鸡鸭、猫狗和花草。他们都认得花毛，见了面就和气地打作一团。

我在泥坑里挖出不少长虫，花毛和她的朋友们吃得满意，互相梳着羽毛，还咕咕叽叽地扯起了闲篇。说到激动处，一棵大柳树叫住了我，小山，我在这村头站了一百多年，可没见过第二个像你婆这样的老神仙。

花毛的鸡冠子抖搂了几下，谁说不是哩，除了婆，可没人能听懂咱们说话。老柳，老柳，关于老神仙的故事，你可得跟小山好好说道说道。

夏末秋初的日光分外清亮。老柳特意为我蓬起了一方树荫，让我舒舒服服躺在松软的土堆上。绵长的柳条像是从云端垂下的绳索，拉着我一步一步攀向过去。

这整个白河，都记得老神仙刚来的时候。老柳讲起故事，叶子在微风里簌簌作响。那年春寒，村上一户人家路过白河滩，看到了一个瘦骨嶙峋的姑娘，六七岁，和你现在差不多大，穿着破破烂烂的褂子，泡在水里昏睡。要不是她怀里死死抱着个大木桶，恐怕早就被刚化冻的白河水冲进了汉江。

那是1943年。白河村藏在豫西南的偏僻山坳里，虽然捡到了乱世里难得的安宁，但也不好过活。老柳的嫩芽还没吐出来，就被嘴馋的小孩们捋了个精光。但是，直到那一日，灾民和蝗虫一起从北边的郑州涌过来，我们这才知道，原来外面的世道还能更艰难，甚至连柳尖儿都吃不上了。

捡到你婆的那户人家姓陈，就住在村东头，有个破落的院子。你现在去瞅瞅，只剩半截土墙和半扇木门的那家就是。陈家几代游医，没赶上过什么好日子，所幸还留有半副好心肠。陈家人瞧见了河滩上孤女，难免心酸，上前拍醒了你婆，问了问，发现这个流浪的小妮儿也姓陈。看在同宗同族的分上，陈家就把你婆捡了回去，继续叫她陈老二。你婆告诉我们，她从小就被这么叫唤了。

老柳我长得高，看得到你婆进了陈家之后的事。那时万物如草芥，已经没剩多少人命还值得求医问药。陈家没了生计，屋檐下晾晒的膏药越来越少，也就开始给牛羊看病，去蝗仙庙跳大神，勉强保下了一家活口。直到大饥荒过去，你婆的手里才看得到半碗半碗的红薯饭。

老柳上了岁数，故事讲得慢慢吞吞。我听得饿了，几只山羊和田鼠招呼我一起下泥坑刨食。他们嚼着刚刚割下来的秧子，教我在土里翻出了没收干净的红薯头，清香甘甜。大泥坑里的动物们告诉我，能熬过饥荒的畜生没剩几头。侥幸活下来的鸡鸭猪牛，都被送进了陈家瞧病。你婆每次都在。那时她十二三岁，比你还要高半头，但干巴得像是半截枯枝。她成日蹲在兽棚里，给每只动物都起了名字。再挨个问问，身上哪儿疼了，到底怎么不好，不吃食料是想闹个啥？咱们在这世间走一遭，谁也没想到，竟然还有能跟人说话的时候。

我们的命都是老神仙救回来的。泥坑里的感谢声此起彼伏。他们说起了分娩的疼，耕种的累，还有母子分离的苦楚，以及年关将至的恐忧。我做不了什么，只好学着我婆那样，多听他们说说，总归是好的。

老柳继续和我讲，有一年，他看到有人把一头难产的母牛拖进陈家。那牛已经流了一夜的血，嘴里也只剩下半口气在转圈。无论主人怎么抽打，母牛还是攒不够站起来的气力。陈家人上手摸了摸，说母牛偏瘦，牛犊子又胎位不正，恐怕大小都难救。那牛的眼泪和血水一齐喷涌出来，淹红了陈家的半个院子。主人狠踹牛肚子，还是泄不出火气，当下就决定要宰杀。母牛的前腿跪在地上发抖，后腿蓄了全身的疼，死命踢腾，只求能在放血之前给孩子博条生路。

刀已经在磨了。你婆从兽棚里站了出来。只有她说，能救。你婆扒着母牛的耳朵说了几句，那牛便不再挣扎。你婆没有犹豫，把干瘦的胳膊伸进母牛肚子里，用一截麻绳拴住了小牛的头，活生生拉扯出来。母牛带着身下那个乌红的血洞，用最后的力气为孩子舔干了胞衣，再拱着孩子站了起来，一声长啸，就浸在血泊里咽了气。主人带着新生的牛犊，千恩万谢出了陈家的大门，但转过墙角就对你婆破口大骂。恨她手辣心毒，还沾着不干不净的妖邪气。

陈家人的心里也长出了刺。捡回来这个陈老二，脑子应该是有些毛病，喜欢对着畜生说话，连桌子椅子都能说。可能是前些年逃荒落下的病根，治不好了。所以，在你婆十五岁那年，她被送进了村西头薛家的院子。薛家只有一个光棍，是出了名的混账东西。你婆无父无母，受了委屈跑不远，挨打了也没有弟兄撑腰。那男人对此很是满意，用两笼鸡换了你婆进门。

幸好老神仙自有庇佑。你妈和你舅出生不久，那个男人就出了意外，死在自家院子里。你婆守着薛家的草房和田地，把一女一儿拉扯大，农闲时还能给咱们看病。这满天下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能听懂咱们说话的医生了。十里八乡谁不称道，白河村的薛家有个耳明心善的老神仙，就是薛建设他娘。对于怎么治畜生，很有一手。

他们说到的薛建设，就是我舅。

自从生了薛建设，我婆就被叫作建设娘。我舅是我婆生的，但是我婆的名字却是我舅给的。这件事很奇怪，竟然没有人在意过。除了陈老二和建设娘，我婆还有好几个名字，比如，村里人背地里喊她疯婆子，见面时又叫她薛婶子。

我只管她叫婆，这也和别人不一样。白河村的小孩都把妈妈的妈妈叫作“魏婆”。有人说这个“魏”字和魏王曹操有关，也有人说那只是方言里的“外”字。我识字后就有了疑问，为什么要随古代人的姓？为什么要叫外婆？那个“外”是外人的意思吗？我婆说不出个所以然，但是她显然也不喜欢这样的解释，就让我把不相干的字去掉。我只叫她婆。

小时候，我和婆寄居在薛建设家里。准确来说，我们俩都是外人，所以只能挤在一间逼仄的偏房里过活。没有窗户，没有电视，没有图画书，什么都没有。睡不着的时候，我缠着我婆要听故事。婆没上过学，认字不多，只在赶集的时候看过穆桂英、花木兰和秦香莲的戏。她也只知道这几个女人的故事。

婆翻来覆去地讲，小山长大了要去当穆桂英和花木兰，上阵杀敌，厉害着哩；可不能学秦香莲，光顾着等男人回家，啥正事也没干成。

我听得次数多了，难免厌倦，婆，讲点别的中不中？

婆有些为难。唉呀，老婆子只知道这些个。小山还想听啥，要不咱问问这屋里的老东西们？

她拍了拍墙，薄薄的墙灰像雪花一样飘落下来。婆说，墙灰，墙灰，你都知道哪些故事？说给小山听听。

我也跟着喊，墙灰，墙灰，别洒了，迷眼睛，快说故事。

墙灰纷纷扬扬，叽叽喳喳的，像是长了很多张嘴，自己和自己吵作一团。其中，有一个憨厚的声音说，它是石灰，很久以前它曾经是海里的贝壳。后来被人从石子沟挖出来，又送进火炉里烧了个痛快，直到变成了灰白的粉末。

有一个尖细的声音说，它是稻草，就长在村头的小土坡上。人们把它的谷子全都剥走，还把没活到一岁的它也剁得粉碎，再混进滚烫的石灰堆里。

还有个嘶哑的声音说，它是泥巴，在大泥坑里躺了一辈子，跟癞蛤蟆和蛇做邻居。有一天，它突然被人捞起，再和石灰、稻草混成了墙灰，糊在这里，一辈子都动弹不得。

对于墙灰们讲的故事，我感到很新奇。我第一次听说海里的贝壳能跑到山底，不起眼的稻草会计算自己的年纪，还有癞蛤蟆和蛇竟然住得不远。

我婆见我听得高兴，大声喊，再说说，再给我们的小山说说，墙灰，铜锁，还有木床，别睡了，你们都说说。

我也跟着喊，墙灰，铜锁，木床，都别睡了，快说故事，快说快说。

兴许是我们的声音太大，盖过了隔壁的电视机。表弟开始大哭，薛建设的怒吼穿透了老墙——也不看看自己多大岁数了，闭嘴吧，可别在俺们薛家疯球了中不中？

我婆的身子微微发抖。她把我搂在怀里，小山，莫慌。我攥着她的胳膊，闭上眼睛，不再有人说话。小屋里失去了全部的光亮与声音，然后，宇宙和时间的大门竟缓缓开启。

我只需要躺着，屏住呼吸，就能和墙灰一起沉到白垩纪的海底探险。巨大的蛇颈龙从我头顶滑过。墙灰说，不怕，它温驯得很哩。在我脚下的白色细沙中，磨盘一样大的菊石伸出了笔直的长刺。我伸手摸了摸，它的壳比塑料还要硬。要不是墙灰处处提醒我小心，我差点就要被菊石戳破了脚趾。

我就那么躺着，闭上眼睛，铜锁带我钻进了炽热的地底深处。岩浆像是一条条燃烧的火蛇，在我的耳边缓缓蠕动。铜锁说，别碰，会烧手。它带我躲过了因地壳震动而滑落的碎石，陪我蹲在一处坚不可摧的石壁之下，看通红的岩浆逐渐冷却成灰黑色的矿床，一块反射着金光的黄铜冒出了尖尖的角。

我还是躺着，带着婆的体温，木床载着我飞到了雪原深处的针叶林。清冽稀薄的空气倏的一下灌进了鼻腔，我忍不住打了个喷嚏。木床说，早知道这么冷，就该等三伏天再带你来玩哩。我说，不碍事，要是伏天再来，可就没有雪了。我扶着床板站了起来。木床说，可得扶稳，别摔着。我对木床点了点头，再向没有尽头的远方望去。四下皆是白茫茫的虚空，只有伐木工人的号子从林与雾的深处传来——

哟呵——嘿哟！

山儿高——人儿矮哟！

哟嘿——哟嘿！

名儿远——夜儿近哟！

呀哈——嘿哟！

我九岁那年，村里来了几个人，其中还有小学的老师。他们说，现在可以给我报户口，等有了户口，我也能像表弟一样去村小上学了。那位女老师客客气气地说，薛婶子，外孙女一直跟你在家里待着，也不是个事儿，这孩子可是一天天大了。

对，村里人也附和道，建设娘啊，你都是个老婆子啦，也管不了小妮儿上学，不如让她去广东找她妈吧。

我婆硬气地说，俺们家的事不用村里操心，你们只管把小山的户口上了就中。

村里人不知道在笑什么。他们问，这小妮儿姓啥哩？上户口总得有个正经名字。

我婆不吭声。

村里人继续笑，老婆子，你那石匠女婿姓啥？

我婆的眉眼耷拉了下来。她讪讪地说，俺们小山跟那人早就没关系了。

村里人建议，要不小山就随她妈，也姓薛，中不？

那可不中，舅妈在一旁插嘴说，老薛家就这三间破瓦房，可养不活两个姓薛的娃娃。

我婆的嘴角微微哆嗦。

村里人想打个圆场，建设娘，要不小山跟你姓陈吧？

我婆把脖子一挺，那可不中，陈家都扔了我两回，我可不能再让小山随陈家。

大家都犯了难，还是村小的老师有办法。那位文文气气的女老师提议，要不让孩子姓“白”吧，咱这是白河村，姓白也说得过去。

我喜欢“白”字，它可比硬生生“薛”或者冷冰冰的“陈”好太多了。白，让我想起了那远古海底，还有覆雪的森林。我婆当然也看出了我的欢喜。她说，俺们小山就姓白了，名字就叫白山吧，是大山的“山”。

女老师郑重其事地把我的名字写了下来。她赞叹道，薛婶子厉害，这名字起得可真好。白山，多好的两个字啊，像是有风拂过日头，像是有石立于河口。

女老师说得很对。在起名这件事上，我还没有见过比我婆更厉害的人。

我妈的名字叫薛文书，也是我婆给起的。我妈小时候用过的褥子还压在老木柜的最深处。鲜红如血的缎面上，是我婆一针一线绣满的凤凰、孔雀和仙鹤，每一只都在乘风直上。红褥子说，你婆进了薛家的第二年就怀上了，可你婆日日挨打，没能熬到足月。分娩那天，产婆子大呼小叫，说这一胎横生倒产，怕是大小都难救。还是你婆咬紧了嘴里的半口气，任凭产婆子的身体死死压在自己肚子上，才将胎儿转了身。那个短命的男人进屋，瞅了一眼正在血泊里哇哇乱叫的女婴，骂咧着就走了。你婆没空伤心。她早就给女婴绣好了衣帽鞋袜，还取好了名字——文书。你婆没上过学，一辈子只能在猪圈和田埂里打转，所以，她把“文”和“书”都放进了女儿的名字里。这可是你婆心里顶顶有分量的东西了。

文书，文书，不哭了。

红褥子衬在婆那麻秆一样细的胳膊上，颤巍巍地托起了像猫崽子一样的女婴。年轻的母亲把重生的自己拥在怀里，轻轻唤起了名字，文书，文书。那女婴果然停下哭喊，只是张着嘴要找奶头。

十六岁的初产妇，自己走路都还不稳，又哪来什么奶水？所以，婆去央求邻居家里的母羊，贰角，贰角，匀我一些奶水，中不？贰角正在哺喂几只刚落地的羊羔，难免有些抠搜。但她闻到了我婆身上的慌张，那是母亲与母亲之间才能读懂的求生暗号。贰角想了想说，你再去白河滩上摘些苜蓿吧，要最嫩的叶子。我婆抱着红褥子就出了门。等她再回来时，贰角身旁的瓦罐已经灌满了淡黄如乳脂的奶水。贰角说，这些你先拿去，我的孩子已经能站会跑了，你的路还长。

我婆还跟家里的母鸡灰毛和母鸭扁嘴开口，求她们去外面多吃长虫，下几个好蛋给她，让她能早一些养出自己的奶水。灰毛和扁嘴嘀咕了一会儿，摇摇摆摆进了屋，跳上板凳，看了看红褥子怀里那眨巴着眼睛的瘦小女婴，叹了口气，也算是同意了。鸡雏和鸭雏交给我婆带着，灰毛和扁嘴一大早就出了门。不知道每日里要翻多少趟泥坑，才能生出拳头大小的蛋。那蛋黄沉甸甸的，像是秋天刚挖出来的红薯头，每一个都泛着红亮的油光。

在她们的共同照顾下，文书平安长大了，身体健康，就是读书不怎么灵。我婆在油灯下做针线活，文书就枕着字典打瞌睡。我婆吓唬她说，如果不好好上学，将来蹚不过白河，只能在这山坳里憋屈一辈子，那可有得受哩。文书害怕了，拼命掐自己的胳膊和腿，但还是看不懂眼前那些东西。这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初中毕业后，文书通过招工进了白河镇的石雕厂，跟着师父学雕刻，走上了与文与书都再无关联的另一条路。

在婆的屋里，还有不少文书留下的小东西。

有一尊石猫，名叫青狸，正在用前爪滚动一个密密匝匝的松果，被我婆放在大木柜的顶上。有我在这里镇宅，小山什么都不用怕了。

有一只石鱼，名作黄龙，满弓似的身子正在奋力向上跃起，被我婆搁在写字的木桌上。小山好好读书，将来就能比我跳得还高。

还有一双白玉并蒂莲，不知道名字是什么。盛开的花头沉沉垂下，被我婆埋进了木箱的最深处。我始终找不到和它说话的机会。

作业写累的时候，我就捧起这些石头，想象着年轻时的女娲，是如何一刀一凿地捏出这些生灵。而关于我妈过去的故事，石头们也有各自不同的说法。

少女薛文书有的是天分。同样的一块石头，在别人眼里只是寻常毛料，任谁都得反复琢磨十天半月；光是观察质地、纹路和花色还不够，总得绘出作品草图，甚至还得用泥巴捏出模型，才能进入粗胚雕刻。只有文书不必如此。在她眼中，每块石头都有注定的命数。她只消粗粗打量几下，那藏匿于石中的神佛或花鸟便跃然而出。根本毋须任何笨拙的设计，只待她拿起合适的工具，剥去它们身上多余的束缚即可。这是石雕匠人们花上半辈子才有可能摸着的门路，文书不到三年就走出了头。甚至有外地客商专程将价值不菲的石料送到白河镇，当面交到薛文书的手里才放心。

但她缺了些运气。女石匠薛文书孤独地意气风发着，和她同龄的女工们都已经披上了嫁衣，离开了屑粉弥漫的石雕车间。而文书的四周，则缓缓升起了障目刺耳的尘雾。有人声称看到了薛文书对着石头说话，这个薛家的子女和她娘是一模一样地邪性。还有人畏惧薛文书动刀弄斧的手没有丝毫犹豫，这个女人多半也染了失心疯，就像她娘当年胆敢害死自己的男人。无论哪种说法是真的，薛家这对兄妹，都不可婚配。

薛建设还有房子和田地挡在前面，薛文书则没有这种羁绊。她想要挣脱这种荒谬，就从薛家搬了出来，在青石、砂岩和白玉堆里扎了根。切割打磨的机器震天作响，但还是盖不住那些腌臜的言语诅咒。薛文书被困其中，满头青丝被灰色的石屑一口一口浸染，她成了挣不脱石头牢笼的兽。她只能忿恨地把钢钎日复一日地砸进石头，纤细的双手被磨出了层层叠叠的血痂，百次千回，她始终找不出一个重造自己的法子。

文书的母亲对此很是心疼。大柳树每天傍晚都会看到她匆匆经过，揣着两个刚出锅的热馍。矮小的母亲需要踩着碎砖，才能扒着车间的窗子，一遍一遍叨扰，文书，文书，把手上的活计停一停，先吃饭。

文书把头埋在挤挤攘攘的石料里，听不到任何来自母亲的声音。

文书，文书，这块料子先放下。心急的母亲走到文书的面前，你听听，它正在发脾气哩。它可不想被刻成坟前的石碑。它要去当桥上的石栏杆，成日看着流水才更自在。

文书从操作台后面直起了身，面无表情地看着母亲，手里的刀子和凿子却狠狠砸落在地，溅起了带刺的火星——薛家还不够你耍疯，非要到这儿撒泼？

文书于是逃向更远。三十一岁那年，她跟师父一起辞职去了广东闯荡。火车呼啸着南下，母亲才从那凄哀的鸣笛里听出了文书远行的脚步。母亲能与这世上万物对话，唯独与女儿之间，隔了小半个中国，整整五年都再没有一句言语。

母亲的嗓子哑了。月子里落下的病根在她肚子里扭成无数的疙瘩，孤独的劳作更是抽干了她的精神与血水。除了去地里和兽棚干活，她多数时候只是干坐在院子的角落里，像是一串过早风干的苞谷。老石砖、老井台与老磨盘很久都听不到她的唠叨了，逐渐忘记了怎么和人说话，也忘记了她们之间最隐蔽的秘密。偶尔有那么几回，母亲远望着村子南边的山头出了神。实在是想得慌，她才向屋檐下的燕子开了口。

小燕，小燕，你们飞去南方过冬的时候，有没有见过我的文书？

燕子们正在做窝，嘀嘀咕咕讨论了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告诉母亲，广东很大，那里的一个火车站都要大过这整个白河村的山与水。也许文书就藏在人海里，只是难以辨认。

今年冬天我们会再去找找她，燕子安慰母亲说道，我们去劝文书回家，哪怕是回来看一眼也好。

也许是燕子真的捎去了消息。一个冬夜，文书敲响了门。沉沉的风雪拥着久未归家的女儿，全然不顾她身上只裹着一件单薄的大衣。来不及买棉袄了，文书说。她解开大衣的扣子，把怀里的温热一股脑倒了出来，其中还有个来不及取名字的女婴。文书说，听说自己怀孕，她的师父就跑了。大概是回了白河镇，或者逃到了其他什么地方。她不在乎。因为她已经决定了，自己要成为一名母亲。

那夜风凛雪骤，将文书的话语冻得僵硬。母亲床头的青狸和黄龙都不敢吱声，他们只是悄悄记下了文书的话，还有她的样子。文书圆润了一些，家乡刻在她脸上的阴霾已散去大半，她的眼睛里甚至生出了南方独有的温软。她托付母亲，孩子你给带着，我还要回广东打工。和上次出走的决然不同，那一晚，文书在临出门前又回了头——我看过这孩子的命，比我好，是块读书的料，我再去给她攒些学费。

我婆顾不上挽留再度南飞的候鸟了。她手忙脚乱地从老木柜里翻出文书小时候用过的红褥子，再慌里慌张地抱起我，把我紧紧贴在她干枯的胸口，直到她重新化作了与我同样的饱满和绵软。

我婆自言自语，这回起名，可不能再叫文啊书啊了。人知道得太多，就会走得太远。这么好的孩子得留在身边，那就叫“山”吧。无论遇到什么，山，总是能巍然不动的。

我每日放学后会路过大泥坑，我的朋友们则准备好了许多故事。从动物和花草的口中，我知道了更多白河村的过往。比如，山神如何庇护这里六畜兴旺，地仙又如何保佑此处五谷丰登。我躺在老柳树下听得入迷，直至日沉风起，身上滚满了尘灰也全然不知。

我婆说，怎么天天弄得这么脏哩。白河村的夏夜，悉悉索索，温热又漫长。我婆把我放在大木桶里，用老丝瓜络为我擦去身上的泥点。细碎清香的薄荷叶浸泡在桶里，跟着水面的波动，上下翻滚，像是被卷入海浪的筏子。我婆说，小山细皮嫩肉，跟文书小时候一模一样，好看着呢，可不能再长痱子了。

大木桶也附和道，是哩，一模一样。不过她也很老了。此时泡在她怀里的，到底是现在的小山，还是幼年的文书，她也快要分不清楚了。

我很好奇，大木桶，难道你的年纪比我妈还要大吗？

我婆拍手大笑，这可是个比我还要老的老桶。老桶，老桶，以前的事我都快忘光了，你还能想起哪些，跟小山说说吧。

这我可不信，怎么会有活得这么久的东西？那老木桶含着水，说起话来口齿不清。我需要费上很大力气，才能听清楚它在讲什么。

它说，1938年，到处都传言，日本人就要打到郑州了。陈家老头收拾了所有不值钱的东西，打算等炮声一响，就带全家南下逃难。但是，还没等到日本人出现，花园口的大堤就炸了，黄河水从天上倒灌下来。陈家老头把刚满一岁的小子放进木桶里提着，陈家老妈牵着两个闺女，一家人就开始南下逃荒了。

陈家大闺女那年七八岁，名叫陈老大。小闺女那年只有三四岁，名叫陈老二，也就是你婆。一家人挑着木桶，从郑州走到漯河，灾民太多，已经好几天都讨不到吃的了。陈家老头把老大卖给了镇上的一家粮店，换了几个干饼。从漯河走到南阳，灾民没了不少，又添了新的，浩浩荡荡地啃光了所有的野菜和树皮。陈家老妈只能带着老二跪在一座道观门前，恳求道姑们把孩子留下，给她口剩菜剩饭，饿不死就行。陈家老妈把头重重地磕在道观门口的青石板上，磕出了殷红色的回响。

道姑们勉强同意了。陈家老妈说，自己身上已经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只剩一个木桶，让小妮儿收着当个念想吧。陈家老头舍不得那个大木桶，拖着不肯给。陈家老妈作势要把小子往地上摔，才唬得老头松了手。

你婆就在道观住了下来。陈老二那时并不比老桶高，但必须得去打水。她费力爬上了井台，用稚嫩的小手拍着石头辘轳说，磙子，磙子，你可沉得很哩。辘轳好像听懂了她的话，竟然开始自己打转，帮她把吃满水的老桶摇了上来。老二又拍了拍我，老桶，老桶，你也沉得很哩。老桶我可是很为难，因为木桶可没办法自己长出腿走路。我只能告诉老二，还是得多吃点，再多长些力气。

你婆在道观里不用一直挨饿，侥幸地活到了1942年，终于等到了大饥荒。道观里的麦田和菜地被遮天蔽日的蝗虫撕得粉碎，饿红了眼的灾民们再冲进来时，只能为所剩无几的草根大打出手。道姑们不得不撇下这里，四散逃亡。临行之前，她们把老桶还给了已经长到半人高的陈家老二。桶里塞了几件干净的旧衣服，衣襟里面还缝着几块干硬的碎馍。

道姑们说，小老二，你走吧，往南面再走走，说不定还能有活命的机会。

七八岁的陈老二就抱着老桶上路了。我们俩在饿殍满地的城镇与荒野中穿行。但无论走得多快，似乎永远都到不了有太阳的地方。还好彼此是个伴。我俩不分昼夜地说话，一直说话，就没那么害怕死，也没那么害怕死人了。我们向奄奄一息的树桩问过路，在破落闹鬼的寺庙里躲过雪，从夏天走到了春天，这才走到白河滩上。春寒刺骨，陈老二浑身发烫，再也挪不动半步，就倚着老桶沉沉睡了。

桶里装着解渴的泥汤水、充饥的观音土，还有一路上攒下的树叶、虫子，以及被野狗啃剩下的，不知名的骨头。要没有这么些压桶底的好东西，你婆恐怕要被刚化冻的白河水冲进了汉江，老桶说。她身上的桐油早已脱落，说起话来四处漏风，和我婆很是相像。

不过，对于老桶的这段故事，我是有些怀疑的。

那时我已经上学了，会认字，能读书。我还知道，有不懂的问题，最好就去问老师。老师可说过，从白河镇坐上车，半天就能到南阳城了。你们咋会走了半年？

我婆和老桶都笑了。她们说，以前的时间，可比现在要慢得多哩。

我才不信。

那时我手上已经有电子表了，也是我妈从广东寄过来的。听说我妈在外面又结了两次婚，做生意好像发了点财。她打算接我去广东上学，但我婆每次都在电话里跟她吵：薛文书，你不想养的时候就把小山丢给我，现在说领走就领走？

我想要假装听不到她们的吵架。所以，我贴着自己的手腕轻轻问，小表，小表，时间会走得忽快忽慢吗？

电子表认真思考了一会儿，滴滴滴滴跟我说，时间可以很快，也可以很慢，你自己就能调。

我有些吃惊。时间不是死的吗，怎么还能调？我摘下电子表，翻来覆去地看，把所有的按钮都按了几遍，我想知道怎么才能让时间流回过去。

但没想到，小表的屏幕闪了几下，然后熄灭，就再也亮不起来。

舅妈把从广东打过来的电话递给了我。我妈在电话那头大声吼，白山，你给我听好了，如果不离开白河村，你这辈子都找不到能给电子表换电池的地方。

所以，我还是搬去了广东了。小表有了新的电池，重新开始记录时间。但我不知道这里的时间准不准。还有，跟白河村比起来，广东的时间到底是快还是慢。而且，更奇怪的是，无论我怎么喊小表的名字，它都不再跟我说话了。

可能是因为我也有了新的名字，小表就不认识我了。肯定是因为这个。我妈给我改名叫“白珊”，她说这更像是南方女孩子的名字。写卷子的时候，“珊”可比“山”要多出许多笔画。我讨厌这么复杂，但我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广东是个潮湿闷热的新世界。热带乔木们遮天蔽日，我掉入了密不透风的绿色蒸笼里。汽车贴着地面尖啸奔走，尾气凝成散不开的油雾，辛涩得让人睁不开眼睛。我看不清楚自己是谁，也搞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哪儿。这里的老榕树、大蜗牛与禾花雀都给不了我答案，它们甚至听不懂我的提问。但我妈好像没有这个困扰。她烫了卷发，还学会了讲白话，像一株自由茂盛的蕨类植物，毫不费力地融入了高楼雨林。

我跟着她去了只在电视上见过的麦当劳，第一次尝到了夹在面包里的鸡蛋。不过比起我婆做的，味道还是差了一些。我又开始想念婆了。我放下吃的，低头摆弄着手腕上的电子表。小表，小表，我把它贴在嘴边小声唤它的名字，你跟我说说白河村现在几点了，我婆吃饭了没，家里可比这儿凉快吧？

我妈用沾了番茄酱的手指头，狠狠戳了我的脑门——你最好不要跟你婆学那些神神道道的东西。等下要去见叔叔那边的父母，别忘了问爷爷奶奶好。现在快把汉堡包吃了，一会儿到饭桌上不许狼吞虎咽，记住了没？

我学会了南方的餐桌礼仪，而我妈的恋情依旧不太顺利。原因可能还是在我，只是她从来不愿跟我谈起。要是我在晚上假装睡着，就可以听到她在客厅里独自聊天。散落一地的啤酒瓶和烟头算不上健康，但它们是我妈唯一能说得上话的朋友。

我妈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放在生意上。她已经在珠宝市场有了一个不小的铺位，我每天放学之后就来到这里，坐在角落写作业，顺便看她涂着浓重的口红，与那些南来北往的客商们一分一分地掰扯着商品的价格。她很忙，我与她能说上的话屈指可数。想要消磨时间，我就得给自己找点好玩的。

所以，我给这铺位上的宝石们都起了新名字。我偷偷问一串包着虫子的琥珀，小黄，小黄，你是怎么抓到这只蚂蚁的？琥珀把脸别了过去，沉睡的蚂蚁也只是瞥了我一眼。它们都不想跟我说话。

我再捧起一块紫色水晶，小紫，小紫，你的颜色是怎么形成的？珠宝市场顶棚的灯光闪烁，点亮了藏在晶簇里的无数颗星。水晶只顾着和光影打闹，也没有理我。

我凑到一只翡翠镯子的面前，小绿，小绿，你真的能发出风铃那样的响声吗？镯子懒洋洋地躺在红丝绒盒子里，并不打算回答我的问题。

在珠光宝气的拥簇之中，我陷入了无际的荒芜。我婆教给我的方法在这里彻底失灵了。我没有办法唤醒这些宝石，甚至没有办法唤醒我妈。我的世界只剩下毫无意义的杂音，再也听不到海底、地心与森林的响声。我无比想念老桶、墙灰、铜锁、木床、竹篾、大头、黑溜、花毛，还有我婆。不知道她们现在过得好不好。

我偷偷攒了零花钱买IC卡，在公共电话亭给白河村打电话。我舅和舅妈总是说，你婆睡了，你婆刚出门，你婆在地里干活，你婆在镇上看戏。你婆瘫了，你婆在医院，你婆聋了。你婆听不了电话。你婆快要不行了。

我分辨不出这些话的真假，但时间越久，越发担心。我不得不去央求我妈，快过年了，咱们回去看看吧。我妈正在算账，眼也不抬地拒绝了我，不行，珠宝市场过年也不休息。

我把书包狠狠砸在地上：薛文书，就算你不要你妈，我还要我婆。

可能是因为我直接喊出了她的名字，我妈这次终于听懂我的意思了。她从厚厚的账本里直起了身，面无表情地看着我。过了半晌，她终于挤出了一句话，行，你都出来八年了，回去看看也行。

八年。竟然一下子过去八年了。电子表曾经告诉我，时间的快慢可以调节。但到底是谁调快了我的时间，我不明白。我现在已经上了高中，知道人类刚刚发现了一颗遥远的彗星，它正以每八年为一个周期掠过银河系。也许我曾在白河村的夜空见过它的影子，但等不到下个轮回，我的银河就要彻底崩塌了。

我们在腊月里回到了白河村。薛建设正准备翻建老屋。砖头、瓦块、钢筋，乱七八糟的东西堆满了院子和偏房。我婆也像垃圾一样被扔在老木床上。她瘦得只剩一把骨头，鼻子里也只有半口气还在打转。老木桶就放在她的床头，里面堆满了腐臭的便溺物。

大人们站在院子里说话。舅妈热情地跟我妈拉着家常，大姐，幸亏你们回来了，咱妈整天都盼着再见你和小山一回。

我妈没吭声。

舅妈又客气地说，姐，咱家这次盖房子，专门给你和小山留了一间东屋。

我舅也没吭声。

舅妈只好顿了顿再开口，姐，这是你们薛家的祖宅，这回翻修还差八千块钱。你是薛家大闺女，得当家做主。我们只能等你回来才敢开工。

我没心情听他们扯闲篇了。我把偏房里所有的垃圾都拾掇起来，一件一件地扔在我舅和舅妈的脚下，再给我婆擦洗了身子，换上我给她带回来的新衣服。老木桶也被我刷得干干净净，端端正正地摆在床头。

我在婆身边躺下了，就像是童年的许多个夜晚那样。我挽着她的胳膊，轻轻说，婆，我回来了。

我婆早就聋了，也瞎了。她听不到我，也看不到我。

我怎么才能跟她说话，是叫她的名字吗？

那她的名字又是什么？

是陈老二吗？是薛婶子？还是建设娘？

不是。都不是。

我知道，这些都不是她的名字。

我只能叫她婆，一遍又一遍叫着。终于，她干瘪的身子颤了颤。她一次又一次试着握住我的指头。我知道，她这是在一声又一声地回应我。

她说，小山，小山，是我的小山回来了。

墙灰被铲掉了大半，剩下的声音也很微弱，但它还是挣扎着说，是小山回来了，你婆可想你得很。

木床折了一条腿，被几块碎砖支起来，它硬撑着说，是小山回来了，你婆天天睡觉都梦着你。

铜锁被我从门后的垃圾堆里扒出来，早已锈蚀不堪。它和木桶一起嘶哑着跟我说，是小山回来了，你婆说要再见你一面才能合眼。

大头、花毛、竹篾、黑溜和冰冰，早就不见了。我再也听不到她们的声音。她们都和曾经的小山一样，在时光的海浪里，慢慢坍塌成了一把透明的砂。

我婆的遗愿是葬在老木桶里。

她死的时候只有五六十斤，老木桶完全装得下她。但是，我妈还是去买了最贵的一口棺材。棺材铺的老板说，这口大棺就是用泥坑边上的那棵老柳树打的。有人嫌柳木的性子过阴，但给你们薛家老婆子用，是再好不过的。都说你们家老婆子能通灵，听得懂所有物件说话，是真的吗？

我妈似乎什么也没听到。

老板又问，石碑打算怎么写？

我妈说，就写“薛陈氏之墓”吧，其他的也没什么了。

木桶和柳木棺一起陪我婆入的土。我妈还请了七天的戏，戏台就搭在大泥坑的旁边，唱了好几出《铡美案》。剧目是我妈定的。她小时候经常听我婆讲起秦香莲的故事，想必我婆很是喜欢。在好酒好菜的伺候下，整个白河村都忘掉了蒙尘的过往。年少时仓皇出逃的薛文书，如今是众人口中了不起的大老板，把老娘的葬礼安排得风风光光，真是中用。薛家老婆子有这么排场的葬礼，也是她贤淑温良、与人为善的福报。

众人吃得满意，在夜深之后逐渐散去，我妈拎着一壶黄酒，进了偏房，找到了正盘腿坐在老木床上发呆的我。我妈说，你现在长大了，可以尝尝这个，白河的黄酒很好，是哪里也比不了的。

我将一杯温热的黄汤灌下了肚。不过半分钟的时间，它们又变成滚烫的清泪，从我的眼底涌了上来。

我妈盯着斑驳不堪的墙灰，缓缓说道，我知道你恨我，恨我把你丢在这里，又把你从你婆身边带走。可是，小珊，你知道吗，那也是我妈。如果不是她害人，我怎么会打小就没了爸？我的童年是怎么过来的，你知道吗？学校里的人怎么说我，车间里的人怎么说我，你能想象吗？所有人都知道，那次意外，是你婆动的手。文书，文书，她还有脸给我起名叫文书。她害死人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书上讲过的圣贤道理？

我给自己又添了一杯黄酒，清柔的辛辣化开了我紧锁的喉咙。我说，那些流言都是假的，事情的真相根本不是那样。

我妈转过头看我，冷笑了一声：那是我小时候的事，你能知道得比我更清楚？

最后一杯黄酒在我的心底翻腾，像是迸发的岩浆。是的，我当然知道得比你还要清楚，老木桶早就告诉过我了。还有我婆手上的老银镯，我婆穿过的老褂子，我婆用过的老瓷碗，它们都看见了这件事。它们早就跟我说过了。是那个男人喝多了酒，满院子追着我婆要打。但那是正月里，老石砖早已上冻结冰。男人站不稳，被老井台绊了一跤，然后一头磕在老磨盘上就死了。这屋里的所有物件都知道真相，只是你不相信它们会说话。你也不相信我婆的话。

所以，这件事跟我婆无关，是那个男人死得活该。我瞪着我妈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

我妈摔下酒壶和门，转身走了。她甩给我的最后一句话是，你婆的疯病，你可算是全都染上了。

薛建设家的房子在两天后正式动工。在老屋被彻底推倒之前，我刮下了一小片墙灰，捡了半截床腿，从老木桶身上拆下一块板子，收好那把已经拧不开的铜锁。我把这些都装进了书包里，然后背上我的整个宇宙，头也不回地蹚过了奔流不息的白河。

我妈薛文书死于2014年。

她是病死的。她的最后一任男友，人还不错，每月会按时打给她一笔钱。但他们已经不怎么见面了。不见也好，我妈说。她丢掉了病房床头的镜子，不想再从镜面中反复窥见自己所剩无几的命数。

我妈看命是准的。我也许确实是块读书的料子。考上了广州的一所大学之后，我就从我妈家里搬了出来。此后的十余年，我们始终保持着淡淡的母女情分。我和她之间联系得不多，但我婆留下的方法还在。我们都会在各自的生活里找到能说话的朋友。

外面的世界时好时坏，但女人的一生很短，总要出来看看。这是我妈留给我最后一句完整的话。弥留之际，她蜷曲在病床上，像是一尊平静温润的卧佛。医生找到我，家属还有什么话，就进去说几句吧，病人也许还能听到。

我跪在病床前，小心地握住她的手，轻轻地叫她，妈，妈。

她没有理我。

我想起婆说过的，要叫名字。我就改口唤她，文书，文书。

她的眼皮颤了一下。

我轻轻扑在她身上，尽力将她拥进怀里，文书，睡吧，睡吧，放心睡吧，睡着就不难受了。等你睡了，我就抱你回家。就像那些遥远的夏夜，我婆曾经抱着我进屋那样。

文书最后的半口气也散了，呼吸声悄然淡去。

最后那一刻，只剩五六十斤体重的我妈，身上映出了我婆临终前的样子，也让我看到了许多年后自己的影子。

即便是死亡，也无法将我们再次分开。

我带着我妈的骨灰回了家。白河镇的石雕厂里，刻碑的老师傅已经年纪很大了。他听说我是来给薛文书刻碑，特意摘下了眼镜，上上下下地打量着我。不过，无论他想说些什么，那些啰里巴唆的屁话都被我拦了回去。

我说，我掏钱，你干活。第一块碑上写“薛文书之墓”，第二块碑上写“白灵语之墓”。第三块碑你给我刻好，“白山珊之墓”，先存着，用的时候会有人来取。

那位老师傅顿了顿说，薛文书我认识，不过，你家谁叫白灵语？

我说，是我婆，我要给她换块碑。

那老头把凿子一扔，愤怒地说，扯淡，没听说过小辈给祖宗改名换姓。

我也吼了回去，滚蛋，不干就把钱还我，这镇上又不是就你会刻碑。

老头没有把钱还给我，所以他总算是闭上了嘴。

我把两块崭新的墓碑埋在山脚下，白河从我们三个人的心底奔涌而过，将幽暗的一牙弯月搅碎，再卷入无边的时间之渊。

万籁俱寂之中，我听到了墙灰的声音，老桶的声音，木床的声音，铜锁的声音，还有阵阵热浪从土地里蒸腾而起的声音，镶嵌着碎钻的银河从山后初升的声音。

两颗耀眼的流星从树梢滑落，我听到我婆和我妈在不远处招呼我——山珊，动画片开始了，快点回屋来。

那屋里响起了远古的海浪，炽热的岩浆，还有清冽的雪松，以及悠长的号子，就像我们脚下的白河一样，永恒地流淌在这静谧的山水月影之间。

哟呵——嘿哟！

人儿重——山儿轻哟！

哟嘿——哟嘿！

名儿起——夜儿落哟！

呀哈——嘿哟！

呀哈——嘿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