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毯能够与中国宁夏的古董地毯相提并论。如今，“宁夏”这一词语不仅指代该地区所生产的地毯，更已成为一种品质的象征。

——世界知名高品质古董地毯收藏机构Nazmiyal Antique Rugs关于宁夏地毯的介绍。

声名鹊起

19世纪末的欧洲大陆，正处于轰轰烈烈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热潮向纵深发展的历史时期。风起云涌的新发明、新技术被广泛应用到工农业生产以及民众生活的各个领域。生产力的有效提高以及生活方式的悄然转变，使得这一时期欧洲社会各阶层对物质与文化的需求亦随之提升。

正值此时，一种来自遥远东方古国的传统手工艺品远涉重洋悄然登陆欧洲大陆，首先被上流社会广为推崇并竞相追逐，进而激起西方人长达一个世纪的钦慕与厚爱。这种东方传统手工艺品，便是灿若星辰的宁夏地毯。

这，是历史上宁夏制造首次在遥远的欧洲大陆引发波澜。

但，仅仅是宁夏制造被西方民众万流景仰的开篇与序幕。

1918年8月26日，美国纺织业媒体专题报道（节选）：“土耳其与波斯等传统地毯的供应量逐渐降低，中国地毯的市场份额却在极为显著地增加。中国地毯的制作历史非常久远，在马可·波罗访问中国的文字中，就曾谈到宫殿内那些呈现着花鸟与人物的美丽地毯。至康熙时期，中国地毯的设计思路与工艺形式更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得到显著提升，纹饰精美而编织细密。中国人认为，染色是决定地毯品质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而‘宁夏染料不褪色’，在中国更是家喻户晓。如果着色得当，那种天然的染料会使得地毯更为经久耐用，即使将地毯煮烂，也丝毫不会影响附着在纤维上的染料色泽。”（本文作者译）此时的宁夏地毯，在欧美市场已经深入人心。

1928年，美国学者戈登·莱奇所著《中国地毯》一书，对于宁夏地毯有如下描述：“在中国的内陆省份，偏远地区的手工业者还没有被外国人的工业化模式所侵蚀，地毯编织艺术仍旧以纯手工的形式而精心创作。宁夏和包头的作品就是最好的范例，后者的工艺是从前者承袭而来。”（本文作者译）

谈及历史上锦绣斑斓的宁夏地毯，首先需要明确一个地理概念：清末民初之宁夏，特指今日之银川。因此，理论上百年前所谓宁夏地毯，按如今习惯当称之为银川地毯。但，百年前的银川周边地区，如盐池、灵武、吴忠、中卫、固原等地，亦生产风格相似、品质相近的地毯，于是昔日皆冠以“宁夏地毯”之名而远销海内外，为世人垂青与厚爱。所以，无论历史上生产状况抑或地域渊源，宁夏地毯，皆可视为宁夏生产之地毯。

从清末宁夏地毯登陆欧洲掀起波澜，到民国时期盛名响彻欧美，这是历史上神秘而遥远的宁夏在西方广为人知的一次传播，盛况空前、余音百年。即使在今日西方主流购物网站或古物交流机构中，绚烂多姿的清代宁夏地毯仍旧价格高昂且层出不穷。足见彼时因深受西方人青睐而形成的贸易量之庞大，超乎想象。

万里膜拜

宁夏地毯于欧美大陆声名鹊起之时，恰与清代末年诸如斯文·海定等形形色色的西方人怀着对遥远中国的好奇与憧憬而深入中国西部探索的时间不约而同。正是这种时代背景的因缘际会，使得不远万里奔赴中国西部的旅行者们增添了一个明确而充分的理由：探访宁夏地毯生产情况。

在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文字记载中，第一位来到银川实地参观地毯工坊并确切记录宁夏地毯生产过程的西方人，是美国人柔克义，他记录道：“（1892年）1月17日。我参观了几家地毯工厂。几个世纪以来，宁夏一直以这种编织物的加工而闻名于世。这座城市如今约有十六家地毯加工厂，我发现其中大多数工厂都有六到十台织机。织机是原始的形式，垂直布置，通过两个横梁控制经线，纬线不借助任何工具而在两层经纱之间穿过。羊毛只是简单地卷成一个球，编织之后用一把相当钝的刀粗略地斩断。当整道羊毛线编织完成之后，则再用剪刀修剪平整。地毯编织者面前没有任何形式的图样，但却可以在不借助图案样式帮助的前提下，不经片刻犹豫，便能编织出复杂且最具品位的纹饰。我发现许多制造商都在模仿欧洲地毯中司空见惯的花纹，这是为了完成来自欧洲的订单。”（本文作者译）

柔克义因继承家族遗产并在美国史密森学会的资助与支持下，于1888年开始两次深入中国西部考察，其间曾沿官马西路及黄河流域纵横两度穿越宁夏，并留下大量文字、地图甚至影像以记录当年的漫漫行程。他以第三方视觉而呈现的彼时西北地区地理人文之状况，成为如今研究中国西部近代史重要的辅助性资料。柔克义于银川考察地毯十余年后，曾担任美国驻华大使。

清代末期，柔克义在银川实地考察地毯工坊，并从原料、织造到经营方式等方面罕见而详尽地记述了彼时银川地毯加工业状况，成为现今研究清代宁夏地毯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一百三十余年匆匆而过，曾经盛况空前的银川地毯加工景象，以及那些无须图样而行云流水般编织复杂纹饰的地毯工匠皆成往事，如今再读当年的记忆，似曾相识而感怀万千。

柔克义描述1892年银川存在十六家规模化地毯加工坊，鉴于柔克义此行将银川地毯加工业作为专题考察项目，即与官方交流且又深入作坊考据，所呈现的数据应当确切。而1910年东亚同文会甘肃、鄂尔多斯班成员于银川探查记述，其探访的一家规模化地毯加工坊，从简单实用的小型毯到精工细作的大型毯，单一工坊年产量约为两千条。而彼时，还有未被记录的家庭式地毯作坊，以及银川周边地区，如盐池、灵武、固原、阿拉善等地生产的地毯，统称为“宁夏地毯”。所以，清代末期之宁夏地毯，因名满天下而产量可谓“铺天盖地”。

需要提及的是，多年前所见西方拍卖机构展示的清代宁夏地毯中，有一些从配色到纹饰明显不符合宁夏甚至中国任何地域的传统审美，笔者曾大为疑惑。之后，阅读1928年戈登·莱奇所著《中国地毯》一书，其中一方标注原产地为宁夏的“骏马山水图”地毯，则完全是建立在通过色彩和光影的变化来增强空间层次感的透视绘图技巧上的地毯纹饰。于是，笔者猜测，可能有一些外销宁夏的地毯商会根据订货方提供的纹样而生产地毯。因为在明清外销瓷器中，就存在大量器型与纹饰都趋向欧洲审美风格的瓷器，如带郁金香纹饰甚至古城堡图案的“克拉克瓷”。而柔克义1892年访问银川地毯工坊的文字记录，则充分印证百年前外销地毯风格样式会根据欧美客商定制款式而编织生产的猜测。

1899年，俄罗斯布里亚特人崔比科夫途经贺兰山西麓的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巴彦浩特镇），曾记述：“宁夏府位于黄河左岸、贺兰山的另一边。定远营王爷府与宁夏府之间的道路，商队行走大约需要四天时间。从宁夏府运往定远营的主要商品是稻米、黍、花毯和汉族的酒，用来换取骆驼毛、羊毛、皮子和食盐。宁夏府以盛产高品质的花毯而闻名，甚至我们布里亚特的寺院都要专门派人去宁夏府订购地毯。”此处所言之花毯，即地毯。而清末，远居贝加尔湖以南的布里亚特人，都会千里迢迢前来银川订购地毯。在信息闭塞、物流艰辛的清代末年，宁夏地毯之盛况，蔚为大观。

1905年，丝绸之路概念的提出者、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学生泰费尔来到银川，亦曾着重记述在欧洲如雷贯耳的宁夏地毯：“宁夏以地毯编织业而闻名于中国北方，早在1697年，Gerbillon（随康熙访问宁夏的法国人）就曾提到宁夏的地毯产业。如今，每十位中国地毯编织大师中，或许就有六人在这里工作。地毯编织工人告诉我，他们皆为本地人士。只是，宁夏地毯的生产者们已经在逐步适应天津（清末中国北方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国外商人多驻扎天津，于是此处天津指代外商）的口味，出口地毯的纹饰受到欧洲风格的影响。但在大型地毯（2米×3米）中，宁夏地毯加工业仍然坚持以中国传统风格而创作。在这种风格之中，蔓藤花纹和动物图案得到广泛青睐。就地毯生产的数量而言，马鞍毯目前仍旧占主导地位，而并非坐垫。非常遗憾的是：苯胺染料的着色形式已经在当地广为使用，这是对传统方式的危害，古老染色形式中的红色、黄色、靛蓝及其混合色对如今的人们来说已经远远不够。一位宁夏地毯编织大师不无自豪地对我说：‘他们现在也使用欧洲颜色，只有靛蓝仍然是天然的，但很快可能就会被化学染料所取代。’”（本文作者译注）

此处，泰费尔再一次确切记述，“宁夏以地毯编织业而闻名于中国北方”，而前文中柔克义亦曾描述“宁夏一直以这种编织物的加工而闻名于世”，足见宁夏地毯不仅在中国久负盛名，且这种灿烂夺目的艺术品亦为西方人士所了解与崇尚。泰费尔提及，中国每十位地毯制造大师，就有六位在银川工作，且为银川本地人士。此描述虽然缺乏系统性统计数据的支持，但亦能反映彼时银川地毯制造领域大师辈出而闻名遐迩的盛况。

泰费尔文中所言的法国人Gerbillon， 中文名为张诚，1697年曾随同康熙访问银川。Gerbillon以日记形式记述沿途的见闻，甚至在银川期间，还曾利用四分仪观测1697年4月21日发生的日全食，银川恰好位于此次全食带的边缘。这是宁夏历史上第一次借助光学仪器对日全食进行的观测与记录，弥足珍贵。Gerbillon日记中还记述了他在银川目睹华美地毯的情景：“他们（指银川当地官员）向皇帝陛下敬献了与土耳其地毯相似的地毯，皇帝非常好奇，希望亲眼观察宁夏地毯以及宁夏特色麻纸的制作过程。”

见闻广博的康熙于银川驻跸之际，不仅为独具特色的宁夏地毯所打动，还亲自考察宁夏地毯的编织过程。自此之后，宁夏地毯便为康、雍、乾三世所青睐而成为清宫庄重、耀眼的陈设。

泰费尔描述的那种产量占主导地位的马鞍毯，银川人称之为“马褥子”。此种地毯由两块长方形地毯拼接而成，并在一侧长边顶角位置刻意开缺口，以确保骏马飞驰之际不对后腿运动造成影响。甚至，马鞍毯中的精品佳作，为追求完美的整体效果，纹饰设计都会与缺口相应而形如天成。当然，马鞍毯亦可作为单人褥，驾驭之时垫于马背，歇息之际铺于炕头，用途广泛而备受民众青睐。

泰费尔亦曾记载百年前宁夏外销地毯风格样式会根据定制要求而创作的现象，以及延续千年的传统着色方式，已不可抗拒地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正如泰费尔所言，当时银川地毯加工业中唯有湛蓝色仍旧采用本土天然染料着色。此湛蓝色，便是宁夏地毯最具风格的色泽之一，以夜空般深邃的湛蓝色辅以传统纹饰而烘托出灿若繁星的艺术效果，于中国地毯制造业中独树一帜，并能在东西方不同文化与审美的氛围之中备受推崇，足见魅力非同一般。

泰费尔之后，亦有诸多探险者曾于银川探访地毯加工业，甚至在千里迢迢的艰难行程中特地购买一方宁夏地毯带回遥远的家乡。如科兹洛夫本人虽不曾抵达银川，但1908年自黑水城盗掘尘封千年的瑰宝之后，于定远营驻留期间，他还不忘购买一方举世闻名的宁夏地毯，并于《蒙古、安多和死城哈喇浩特》一书中辅以照片展示，且明确标注“宁夏地毯”。

宁夏地毯，是凝结深厚历史传统与灿烂地域文化的瑰丽多姿的艺术品，让宁夏制造第一次开创性地走向世界。

积厚流光

在波斯毯、欧洲毯、中国新疆毯、中国内蒙古毯等东西方不同文化所孕育出的异彩纷呈的传统手工地毯之中，宁夏地毯何以崭露头角，在国内被视为“地毯界的官窑”，并令西方人仰慕与膜拜呢？盖因宁夏地毯融汇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依托独特的地域物产而积厚成器。

对于宁夏地毯的起源与兴盛，通常认为是从西域传入。如1978年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中， 曾任天津立仁地毯厂厂长的芮允之先生所撰写的《天津地毯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一文，曾做如此阐述：“我国西北各地盛产羊毛，地毯工艺发展较为普遍，大致由西藏起源，逐渐发展到新疆、甘肃、内蒙古、陕西等地，尤以新疆最为发达。新疆地毯花纹和波斯地毯的风格相似，当时新疆是东西交通孔道，与外国商业往返频繁，那么波斯地毯很有可能直接传入新疆。据说宁夏、甘肃编织地毯工艺是由新疆一位名叫马徒司传播的，相传在宁夏（今银川市）的北门外，还有马徒司的坟墓，现在甘肃亦仍有生产马徒司毯者。地毯工艺传到内地是在清乾隆年间。”

芮允之先生所描述的那位将地毯制造工艺带到银川的工匠，无确切的时代信息，应为坊间口口相传的掌故。但结合现今的考古发现综合判断，宁夏地毯的开端，应当更为久远且未必西来。

宋夏时期的银川地区，为丝路文明的重要交汇点，文化与技术的交流有效促进了该地区制造业的发展，迄今考古发现‌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便诞生于此。而彼时银川地区纺织业亦为繁荣且织品极具地域特色，如1991年贺兰山拜寺沟方塔出土的纺织品包含绢、锦、绮、绫、纱、罗等多达六种类型，足见当年银川地区纺织品和纺织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大抵同期，在敦煌莫高窟98窟北壁壁画中有一幅脚踏立织机图，立式织机清晰可见，经轴、卷布辊、分经辊、压经辊和综框等一应俱全，这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立织机图像。更为重要的是，立式织机于西北地区则大多用来织造毛毯、地毯等。而《天盛律令》中亦有记载，织毛线锦“百斤毛已均匀，造为毛线时可耗减四十斤。百斤绒毛为织锦事，三斤线渣、三十斤剪头毛绒……百两线中可耗减五两”。

综上所述，彼时银川地区具有完善的纺织设备与纺织技术，再加之盛产质地精细的优质羊毛，于是孕育出如“锦”一般具有华美纹饰的高级毛织品——羊毛地毯，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北宋史学家司马光所撰《传家集》中则记述：“西夏所居，氐羌旧壤，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势必退其余与他国贸易。”显而易见，当年这一地区不仅盛产毡、毯，且用之不尽，为易货贸易之支柱性产品。这一时期地毯编织工艺在宁夏地区的根植与传承，以及历代宁夏地毯编织工匠继往开来而不断进取，使得承袭千年的宁夏地毯编织业于清代再创辉煌。

乾隆元年（1736年）编撰的《甘肃通志》中记载：“花毯，宁夏出者佳。”此处，花毯即为地毯。而彼时的宁夏，就是今天的银川。

乾隆十九年（1754年），时任宁夏知府赵竹堂家庭教师的钱塘人汪绎辰所著《银川小志》中，亦有记述：“夏人善织栽绒（毯）、床毯、椅（毯）、褥（毯）等物，粗细不一。其精者花样、颜色，各种俱备。画图与之，亦能照图细织。价以尺计，亦甚昂（贵）。”

由此足见，昔日银川人不仅善于编织各种羊毛毯，且赫赫有名、质地精良，价格已然高昂。

清代著名诗人杨芳灿还曾赋诗《栽绒毯》而赞美瑰丽绝伦的宁夏地毯——

朔方有栽绒，毯中最珍异。

吾尝稽其法，乃古氍毹制。

工欲操其赢，增妍出新意。

经以软脆旃，纬之木棉繸。

或又朱其组，杭产乃最贵。

屈蟠龙凤文，花样四时美。

购者动千缗，巧宦与豪隶。

日索日不供，尺幅万指萃。

杨芳灿为清代名士，博物洽闻，其能够由衷感叹“毯中最珍异”，宁夏地毯无与伦比的品质于诗中跃然而出。而《栽绒毯》诗中，不仅描述宁夏地毯的华美，还追述了宁夏地毯的本源：氍毹为唐宋时期对织花毛毯的称谓，“乃古氍毹制”则充分印证宁夏地毯遵循古制而传承有序的历史脉络。

清代宁夏地毯不仅为文人墨客所追逐，亦为皇家青睐。雍正为得到理想的地毯，亲力亲为而再三斟酌设计图样，并交由陕甘总督岳钟琪派专员赴宁夏督办织造的往事，体现了雍正对宁夏地毯的格外垂青。

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文书记载，雍正五年（1727年）八月二十五日，太监刘希文传旨：“万字房通景壁前，着画西洋吉祥草毯子呈览。”十月初一日，郎中海望将“东一路屋内通景画壁前吉祥草花样毯子两张”呈皇帝御览。雍正批示：“周围的万字景边不好，着另画碎花，其底的颜色不必染黄。再，圆明园殿上的毯子花样不好，尔等亦画样，俟岳钟琪来时，将此两样交岳钟琪织造。”

另据台北故宫博物院珍存清代奏折记载，雍正六年（1728年）四月十八日，陕甘总督岳钟琪奏恭进地毯折：“奏为恭进事：窃臣于雍正五年十一月初七日在京时，据内监张玉柱传旨，发交臣地毯式二张，并牛油石样一块。臣当即钦遵祗领，于回陕之日，即催觅宁夏匠役，敬谨照式织就地毯二块。又差员前赴宁夏地方，照样石采取牛油石前来。谨专差臣标火器营千总甘文玉家人孟杰恭进。伏乞皇上睿鉴。为此谨奏。”此处，雍正欲寻找的牛油石，即为阿拉善北部所产的黄蜡石，此石因与产自福州寿山的田黄石色泽及质地存在相似性而为世人所追捧，甚至引发雍正的好奇。

将海峡两岸所珍存的清宫奏折与内务府档案相结合，笔者梳理出一段宁夏地毯的悠然往事：雍正渴望得到理想地毯，便令宫中画师特绘心仪式样并参与图案设计。但显然其他地域难觅中意的地毯工匠，于是责陕甘总督岳钟琪指派银川地毯编织大师，以银川本地羊毛等原料遵照雍正御批样式而织造两方地毯。由此可见清宫对地毯的喜爱与重视，宁夏地毯织造业登峰造极的水平亦可见一斑。

这两方集宫廷画师创作、雍正修订、岳钟琪督造以及宁夏特色物产与宁夏编织大师匠心独运的技艺之大成的地毯，制成之后铺在圆明园“万方安和”内，圆明园万方安和便是太监刘希文传旨所言的“万字房”。唯憾，这两方雍正参与设计且有连续性史料记载的宁夏地毯，或已消失于沧桑而无奈的历史之中。

宁夏地毯之精良及宁夏工匠之卓越，经由清宫档案及西方著述这两种不同历史背景的东西方文献交相印证，彼时“宁夏织造”之盛况以及所获得的盛誉，令人叹为观止。

20世纪初叶，由著名收藏大家霍明志所撰写古玩考证领域最为重要的参考典籍《达古斋博物汇志》中则明确地写道：“毯以宁夏为最贵，京毯次之。”霍明志复言，此处之京毯，分为两种：一种是不计工本的造办处宫毯，另一种是京城地毯工坊所织地毯。宫毯接近宁夏地毯之品质，而后者相差甚远。

湛蓝色的梦想

传承千年的宁夏地毯，究竟具有何种魅力，能够在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所培育的审美理念中皆备受推崇？简而言之，盖为：优质羊毛、绚烂着色以及卓越的艺术效果。

首先，宁夏地毯以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呈现了独具魅力的艺术效果。清代以前琳琅满目的地毯，大多以各具特色的花纹、花卉与几何图案为艺术表现形式，虽多姿多彩，但鲜见如工致绘画形式所呈现的传统文化精髓。唯有宁夏地毯，宛然如生地编织出势贯长虹的飞龙、憨态可掬的狮子、寓意丰富的掌故，甚至隐没千年的传说中的妙音鸟，皆为中华传统文化细腻而精彩的呈现。至清宫设置造办处，方才亦开始沿用这种集中国地毯工艺之大成的表现手法编织宫毯，乃至民国时期，京毯、津毯等大放异彩，这种表现手法才在地毯编织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而清代享有盛誉的宫毯以及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京毯，亦与宁夏地毯存在深厚的渊源关系，系备受宫廷垂青的宁夏地毯织造工匠赴京编织及传授技艺而成就。

其次，宁夏地毯与宁夏地区物华天宝的资源紧密相关，既包括驰名中外的优质羊毛，又包括极具特色的本土着色植物。

编织地毯，首先需要的基础性原材料便是羊毛。而在贺兰山东、西两麓，历史上农耕与游牧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却不约而同地培育出声名显赫的优质羊毛。

天下黄河富宁夏。具有“塞上江南”美誉的宁夏山川，孕育出品质极为优良的中国裘皮用绵羊——滩羊。滩羊生长于贺兰山东麓及宁夏北部黄河两岸的草滩地带，宁夏滩羊的二毛皮是具有悠久历史与地域特色的著名物产，被誉为“宁夏五宝”之一，“二毛皮子九道弯”古往今来被广为传颂。宁夏滩羊的羊毛，纤维均匀、毛色洁白且富有光泽和弹性，必然为羊毛制品及地毯加工的上等原料。

而贺兰山西麓广袤的阿拉善地区，拥有得天独厚的沃土与一望无际的草场，世居于此的人们以牧业为主，驰名中外的阿拉善白绒山羊便生长于此。该品系山羊所产山羊绒因纤维细长、手感柔软而享有“纤维钻石”的美名。自清代以来，阿拉善白绒山羊毛便是编织羊毛地毯的上佳原料，亦为前文中1905年在银川考察地毯产业的德国地理学家泰费尔所记载。贺兰山东、西两麓所盛产的品质优良的宁夏滩羊毛及阿拉善白绒山羊毛，奠定了高品质羊毛地毯卓绝的原料基础。

而羊毛编织地毯，需着色。宁夏地毯的着色原料亦因地制宜而独树一帜，加之沿用传统染色工艺，既能体现独具魅力的色泽，又能达到前文美国纺织业媒体所述“不褪色”之效果。那么，一百多年前，同为天然植物或矿物染料着色时代，何以宁夏地毯会色泽典雅且永不褪色呢？

这个问题，在百年前的银川，是概不外传的行业秘密。

1892年访问银川并考察地毯加工业的美国人柔克义，则极为罕见地记录了宁夏地毯独特的染色原料：“每个制造商都可以为羊毛染色，但我发现很难获得关于着色染料来源和性质的准确信息。huai‐tzu（槐籽，亦称槐米，银川地区传统植物染料）作为黄色染料。红花被用作红色染料，可能是来自西藏的藏红花。另一种植物叫tzu hua‐tzit（紫花子，学名紫花蜀葵，银川地区传统植物染料）它提供一种浅褐色。indigo（应当就是银川地区称之为野靛的用于着色的植物）为地毯加工提供蓝色。我很遗憾地发现，苯胺染料已进入宁夏市场，但除了提供紫色外，苯胺染料在羊毛地毯织品上的应用并不多见……”（本文作者译注）

之所以柔克义断言“很难获得关于着色染料来源和性质的准确信息”，盖因昔日宁夏地毯色泽独特而深受海内外广泛认同，于是本土作坊即视着色原料及方式为口口相传、秘不示人的行业机密，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知识产权”保护色彩，故守口如瓶而罕见记载。如1924年 《北京地毯业调查记》中描述，至此时，北京地毯行业仍旧完全无法驾驭宁夏地毯引以为豪的湛蓝色，足见彼时宁夏地毯着色技巧如天机般不可外传。如今得见柔克义所记述的清末宁夏地毯着色原料的传统配方，笔者万分欣喜。

当然，柔克义的叙述也存在走马观花的理解性差池，如宁夏种植的红花为菊科，并非鸢尾科的藏红花，此亦为特色。因百年前中国地毯的红色染色剂，多为茜草根茎所制，而宁夏地毯亦会沿用茜草根茎渲染，但更以本地盛产的红花而着色，发色淡雅而魅力非凡，无论染色原料抑或着色效果，皆极具特性。而银川的红花，唐时即为贡品，传承千年，经久不衰。至明清，更有以红花为名的水渠——红花渠，环绕银川城之东南，只因此间广种“贡红花”三千亩而名垂青史。彼时花香时节，红光婆娑，无边无垠，情景蔚为大观。

此处还有细节，值得细读：关于清末宁夏地毯使用化学染色剂，1892年至银川的柔克义描述：“除了提供紫色外，苯胺染料在羊毛地毯织品上的应用并不多见。”而1905年至银川的德国地理学家泰费尔则叙述：“他们现在也使用欧洲颜色，只有靛蓝仍然是天然的。”泰费尔于银川之时，显然化学制剂的使用更为广泛，这也是工业色彩逐渐融入宁夏地毯制造业过程的历史细节。

宁夏地毯不掉色的精髓，不仅在于得天独厚的物产，还在于世代相承的传统浸染工艺。化学制剂着色力强，两三次浸渍即可完成羊毛染色；而传统工艺染色，如蓝色，则需近十次浸渍方可完成。但彼时的化学制剂易着色，也易褪色；而传统染色工艺虽然复杂，却不易褪色。

所以，宁夏地毯色泽庄重、不易掉色，盖为地域独有的原料以传统工艺浸染所致。

宁夏地毯能够在诸多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羊毛地毯中脱颖而出，为东西方所共同青睐，究其根本，盖因宁夏地毯汇集传承千年所积淀的深厚文化底蕴，依托宁夏地区独特的地域物产，积厚流光、踵事增华。

民国时期《全国手工艺品展览会概览》一书中，关于宁夏地毯，曾记述：“若图样新雅，染色鲜明，组织细密，则精美绝伦，经久耐用，不但为国内之珍品，即以奇异角逐于商场之外（国）人，亦莫不称羡而重价购用焉。按此类栽绒毯，在西北各产毛区域，均有出品。惟色泽制工，似均不及宁品之鲜艳精致。”

制造工艺

纵观宁夏地毯加工的整个过程，简而言之，大致可以分为清洗、制线、设计、染线、编织、修整等步骤。

羊毛清洗，为初加工，多由羊只饲养者完成。他们遵循传统流程清洗脂肪与杂质，晒干后梳栉撕弹并理出端绪，提供给制线者。

至于制线，昔日银川地毯加工坊所用羊毛线大多自民间采购。彼时银川，家家户户皆具备纺羊毛线之器具与技艺。我奶奶家亦有纺线工具且精于此道。百年前银川的街坊邻里们，于街巷、庭院内簇拥纺线，既是取长补短之相互促进，亦为笙磬同音之融洽交流，劳逸结合，不亦乐乎！而纺线形式颇为简单，只需借助一款类似如今拍卖师所用的木制锤形器具，将羊毛拴固于锤柄上方，然后一手提羊毛、另一手则借助腿部合力而急速旋转锤柄，使得羊毛旋拧成线。边续毛、边重复操作直至绞为长线，再将长线缠绕锤柄，形成毛线团。

而传统风格宁夏地毯之中的经典纹饰，其实并无设计图样。如1892年柔克义于银川所见，地毯工匠“不借助任何图样即能够毫不犹豫地编制出复杂且最具品位的图案”，盖为言传身教而铭记于心。但对于外销或特定图案的地毯，则必然需要提供设计图样，就如同雍正参与设计并责岳钟琪委派银川工匠织造的那两方地毯。

然后便是染色步骤。无论传统风格的地毯还是外销定制的款式，必须根据地毯纹饰与色泽需求而着色。彼时宁夏地毯，主要使用的色泽为“三蓝五彩”，“三蓝”分别为深蓝、浅蓝以及黑、白、红、黄等色泽与蓝色的混合色，发色深沉而配色考究，具有鲜明的传统特征与地域色彩。

羊毛线着色完成之后，便是根据传统制式或定制图样在木制织机上编织地毯的步骤。宁夏地毯，亦沿用“挂经织纬”的传统栽绒工艺。而地毯织机与江南传统纺织业所采用的踏板斜织机（经面倾斜）原理相近，只是织毯机为立式。立式织机构架简单而方便实用，只需在地毯工坊内安置木架：两侧立木，称为立手，高可一丈，宽度则视需要加工地毯的尺寸而定，通常为三四尺至一两丈。两侧立木之间上下各架设一根横木，称为上、下梁，上梁固定而下梁可以抬起或紧固。当编织地毯悬挂经线（棉质）之时，下梁提高些许，将经线通过经杆（昔日银川地区为平直的红柳枝所制）后缠绕于上、下梁间。然后下梁以自身重量或辅助外力将缠绕之经线紧绷，并以木楔将下梁与两侧立木固锁，以免编织地毯之际产生晃动，谓之“挂经”。挂经过程完全依靠地毯织造师的经验，过紧过松，皆不利于地毯编织。挂经后，需要进行极为重要的“绑综”环节，即将经线逐一用棉线绑定，结合综框而将经线分为两层，以便通过提拉“综杆”而使得两层经线能够交替变换前后位置，这是中国古代机械领域最具智慧的发明与创造。绑经完成之后，需在此织架前，再立一个尺寸相似的木架（织机副架），并与主织架以横木相连，使主、副织架整体稳固。将染色后的毛线团悬于副架上方横梁，并于副架担设可以调节高度的横板，该横板是织工座位（工作台），可以根据编织进度而调整座位高度。至此，织机整体搭建完成。

地毯编织之际，只需要拉动综框的提综杆，则可使两层经线交替变换前后位置，而便于纬线（棉质）于两层经线间穿过，谓之“过纬”。布设一层纬线之后，沿纬线由左向右将着色的羊毛线结于经线之上，谓之“栽绒”，昔日宁夏地毯织工亦称之为“拴头”。结成之后，以专用钢刀，斩断线头，使所栽之绒，厚度不超过一寸，此步骤，银川人俗称“砍毯子”。每次栽绒，皆根据地毯特定位置的纹饰与色泽而选用相应的羊毛线。只是地毯工匠若编织不熟悉的定制纹饰，则需要将图样放大后绘于外层经线上，以便编织图案。一层栽绒完成之后，拉动综框的提综杆，改变两层经线的前后关系，继而穿横隔纬线一道，并以铁制鱼尾梳深入经线缝隙，将纬线及所栽之绒压紧。压紧后，将这一层绒线剪裁整齐，俗称“剪荒毛”。至此，一层地毯栽绒完成，周而复始，直至整块地毯编织完结。

值得说明的是，无论百年前考量地毯加工工艺精良与否的基础准则，抑或如今拍卖市场对昔日纯手工地毯制作工艺的衡量依据，每平方英尺所栽的纬线数量（业内称之为“道”），皆为重要指标。彼时的宁夏地毯，少则七八十道，多则一百二十道。道多则密，自然精致；道少则疏，视为普品。而当年，唯有优良品质的羊毛，方可以编织一百二十道的精品地毯。

地毯初步成型之后，还需要经过平毯、剪雕、扫边等修整性工艺，最终织成典雅华贵、经久实用的宁夏地毯。

清末民初著名收藏家霍明志撰写的《达古斋博物汇志》中，对宁夏地毯编织工匠追求卓越而尽善尽美的精神，曾由衷感慨：“盖宁夏以佳毯驰名天下，贩运者争往购之。于是，该地之人愈复精益求精，密愈加密，以期名实相副。故工作一事，亦非他处所能及。观于提花之毯，无一块出自他处者，可以知良工之心苦矣。”

历史的回响

宁夏地毯大放异彩并于欧美名扬四海之后，北京、天津等地借助地缘优势，内购原料而外销成品，一时间地毯生产厂家如雨后春笋一般拔地而起，各种风格的地毯精彩纷呈，并在创新与外销方面皆取得优异的成绩。据1930年出版的方显廷所著《天津地毯工业》一书介绍，1929年天津已存在规模化地毯生产厂家三百零三家，地毯织机两千七百四十九架（1916年天津仅有织机三百九十八架），统计在册的规模化地毯生产厂家用工总数一万一千五百六十八人。

在后起之秀的京、津等地地毯行业蒸蒸日上而迎来海外市场络绎不绝的订单之际，相对偏远的银川地区地毯加工业仍旧多以作坊形式存在而难以量产，再加之抗战时期交通不畅等因素影响，曾经灿烂绚丽的宁夏地毯所占据的海内外市场份额，亦于此时，逐渐下降。

一百年匆匆而过，昔日繁荣兴旺的宁夏地毯编织盛况，如今渐已模糊。而近年苏富比拍卖行交易的一方在欧洲传承有序的康熙时期宁夏地毯，落槌价为十一万英镑。于地毯领域而言，这高昂的价格，既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亦为对曾经辉煌的“宁夏织造”的由衷敬意。

金秋时节，为撰本文，我前往故宫，一睹代表宁夏地毯最高成就的清代贡毯的绚烂风采。

步入东华门，洒满黄叶的林荫道路被暖色调的晨曦映衬得格外鲜丽，一如昔日宁夏地毯最高规格的黄地纹饰。而红墙灰瓦的故宫历史部宫廷服饰织绣研究所，便坐落于东华门北侧。故宫地毯领域研究专家，听闻我们从宁夏来，专程拜访宁夏地毯，颇为欣喜。遂打开华美的故宫精品地毯图册，向我们展示殿堂级的宁夏地毯。

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图册扉页中顺治白地龙纹宁夏滩羊毛栽绒地毯。四百年沧桑巨变，这方宁夏地毯色泽依旧明丽而沉稳，所绘之龙则栩栩如生、呼之欲出。五福花卉狮子滚绣球栽绒毯，则以宁夏地毯经典的夜空湛蓝色为边框，用“五蝠捧寿桃”与“狮子滚绣球”的纹饰编织出寓意美好、厚重大气的中华传统风格艺术佳品。五彩牡丹边锦花纹栽绒地毯，选上等宁夏羊毛，用五彩斑斓的配色辅以复杂的几何纹饰，宛如夏收时节宁夏灌区田连阡陌的大地上点缀着金色麦垛的丰饶与壮丽。

这是宁夏物产所孕育的旷世杰作，这是宁夏制造所创造的辉煌成就，这是世代相承的宁夏工匠用勤劳与智慧所编织的壮丽而璀璨的梦想……

离开故宫回宁之后，我心潮澎湃，于是专程拜访一位年已七旬的纯手工羊毛地毯编织传承人段阿姨，她早年曾在地毯厂从事织毯工作，如今还在使用充满岁月痕迹的木制织机编织手工地毯。但见无数次提拉综杆所磨砺的斫痕已深深嵌入织机的横梁，仿佛在倾诉川流不息的时光。段阿姨一边在织机上行云流水般编织着绚丽的传承与美好的未来，一边娓娓讲述着地毯织造的技巧与渐行渐远的往事。看到凝结着厚重传统文化的栽绒地毯在钢筋水泥的现代空间里得以传承，我无比欣慰。

回程之时，漫天红霞，一如昔日宁夏地毯中银川贡红花所浸染的最为绚烂的木红色泽挥洒天际。如此流光溢彩的景象映入眼帘之时，我刹那间顿悟：秋收的麦田、华美的红霞以及丰收时节宁静的夜色中湛蓝的星空，这是宁夏地毯所蕴含的“神来之色”，也是千百年来世居于此的人们对锦绣山川明丽而圣洁的记忆。

宁夏地毯，灿烂辉煌而‌垂芳千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