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洛桑的家事》 朴素纯挚的人性诗篇
近些年来，西藏题材电影成为我国电影中独特而醒目的风景线，涌现出《雪豹》《气球》《冈仁波齐》《阿拉姜色》等一大批优秀作品。近日上映的电影《洛桑的家事》为这条风景线再添一抹动人的色彩。影片由张国栋执导、芦苇编剧，围绕西藏乡村的一场车祸展开叙事。洛桑唯一的孙女央金被腿有残疾且无驾照的豆拉伽酒后驾驶拖拉机撞成高位截瘫，这场飞来横祸将三个家庭卷入了命运的旋涡。在是与非、情与法的纠葛中，影片谱写了一首朴素纯挚的人性诗篇。
《洛桑的家事》没有呈现一个传奇式、奇观化的西藏，而是以近乎纪实的拍摄手法，描绘当地的社会生活与风土人情。影片的叙事手法简约而质朴，体现出鲜明的日常现实主义风格。创作者没有依赖特效元素或宏大场面，而是围绕琐碎、平淡的日常生活展开，依托西藏的山水草木、藏族民居、游牧生活等自然环境和人文景观，从三个家庭的小切口开掘人性与生命的大主题。虽然影片后半段也有“暴风雪夜接生”“人狼对峙”等颇具戏剧张力的段落，但这些戏剧冲突是随人物命运自然展开的，并未破坏整体的真实氛围，反而增强了故事的感染力。影片对藏族文化元素的运用也自然而内化。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并未将这些特殊的民俗风物进行符号化处理，而是将它们还原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细腻捕捉到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转经筒与智能手机在帐篷里共享微光，酥油茶的热气与可乐的气泡在木桌上共舞。这种内视化、平视化的视角，使故事超越了地域的限制，让人感受到洛桑的家事其实就是我们周遭普通人的故事。
围绕洛桑、豆拉伽、卓玛等几位主要人物，影片构筑起充满矛盾与张力的人物关系，并借此探讨了传统伦理与现代观念的碰撞。受害者的祖父洛桑与肇事者豆拉伽构成了影片中最核心的对立关系。在带着孙女央金四处求医无果后，洛桑心疼她的不幸命运，誓将肇事者豆拉伽送入监狱，甚至强硬地回绝村长和已出家的小儿子的劝说，展现出传统家长的权威与决绝。然而，这个看似固执专断的老人，在看到豆拉伽贫困的家庭状况后，却主动放弃了早已拟好的赔偿协议。影片对人物行为转变的铺垫细致且令人信服。豆拉伽同样并非简单的反面角色。他嗜酒如命、无证驾驶，导致悲剧发生，理应受到法律制裁和道德谴责。但他同时也是位命运多舛的残疾人，独自抚养两个孩子，维持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在乡村秩序中属于边缘人物。演员金巴将人物的挣扎与救赎演绎得层次分明，让观众在谴责其过错的同时，也能对他的生存困境产生一丝理解与同情。
与洛桑为代表的传统父辈形成对照的，是卓玛这一角色所代表的现代女性形象。作为一名乡村医生，卓玛是现代藏族知识女性的化身。医学知识使她在乡村生活中充分发挥主体性：小到感冒发烧，大到接生，业务能力精湛的她是当地村民可靠的守护者。她身上体现出强烈的独立意识：宁愿冒着风雪也要赶到牧民家中为其治病，宁愿与丈夫离婚也要照顾两个侄子。她游走在洛桑与豆拉伽之间，成为连接两个家庭、推动和解的关键力量。
与卓玛相比，诺日的妻子代表了更为传统的藏族女性形象。她善良、悲悯、勤劳，生儿育女、照顾家人、孝敬长辈，即便怀着身孕也要远赴冬牧场协助丈夫放牧。卓玛与她之间的姐妹情谊，既体现出女性互助的色彩，也展现出当代藏族女性的新面貌。她们身处传统伦理与现代观念之间，既传承了持家有道的家庭观念，又不断孕育着独立自主的性别意识。
在呈现人性复杂的基础上，影片并没有一味放大人物之间的冲突，而是通过对角色内心的细腻刻画，探讨了超越苦难的宽恕与救赎。促使洛桑最终放弃起诉和赔偿的，不仅是他目睹了豆拉伽的家境贫寒，也在于豆拉伽顶风冒雪救援诺日妻子的赎罪之举。村主任的调解、法律的威慑等都是推动恩怨化解的外部因素，但最终的和解源于人物内心的善良与本真，源于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悲悯、共情与信仰的力量。它让我们看到，即使在最深的痛苦中，人们仍然能够找到希望和力量，实现自我与他人的救赎。这使影片超越了狭隘的地域和文化界限，触及普遍意义上的人性。《洛桑的家事》尽力呈现人性本身的复杂、含混与幽微，这种真实感，正是影片能够触动观众内心的基石。
与此同时，影片也巧妙展现了法律与人情的碰撞。洛桑最初选择诉诸法律，誓要将豆拉伽送入监狱，是对规则和正义的正当诉求。然而在具体情境中，简单的法律裁决并非解决复杂人性问题的唯一答案。影片并未否定法律的重要性，而是提示在法条之外，人情、谅解与慈悲同样是维系社会和谐不可或缺的要素。在这部影片中，信仰并非一种外在的仪式，而是内化为人物行为逻辑和价值观的一部分。它给予人物面对苦难的韧性，也提供了寻求和解的精神资源。
片尾，央金尝试依靠栏杆自己站起来，但影片并未交代她是否成功，而是以开放式结局给观众留下想象空间。不过，向上的姿态与升格镜头的运用，显然暗示着希望与重生，也展现出生命在磨难中的不屈。由此，影片将一个西藏家庭的家事，升华为一曲关于宽恕、救赎与坚韧的人性颂歌，为我们理解生活提供了一个温暖而有力的视角。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