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60年，戏剧家们在北京张自忠路欧阳予倩家中，左起：陈白尘、阳翰笙、张庚、夏衍、欧阳予倩、田汉、李伯钊

1982年，夏衍（中）与电影导演谢晋（右）、上海电影制片厂厂长徐桑楚（左）在一起讨论剧本

电影《祝福》海报

电影《林家铺子》剧照

今年是夏衍诞辰125周年，也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在夏衍所兼具的多种文化身份中，剧作家无疑是他最为重要的一个。他创作的一系列电影与话剧剧本，不仅艺术特色鲜明、美学风格独到，更已成为中国电影史与话剧史上的经典之作，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此外，他与同时代剧作家之间那种同道相济、坦诚相诤又惺惺相惜的深厚情谊，也早已成为我国文艺界广为传颂的佳话。

一

1932年，已在文艺界小有名气的夏衍应明星影片公司邀请，并经中央文委批准，与阿英、郑伯奇担任该公司的编剧顾问，正式进入电影界。此前，他虽对电影感兴趣，写过几篇评论文章，但没有创作过电影剧本。因此，为了掌握电影编剧技巧，他一方面经常带着手电筒和笔记本去电影院看电影，边看边记录，注重把握电影蒙太奇技巧；另一方面则虚心向郑正秋等前辈学习请教。郑正秋既是明星公司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也是一位经验丰富、创作丰硕、颇有影响的电影编剧和导演。夏衍对他十分尊敬，从他那里学到了不少编剧经验。

1989年，郑正秋诞辰100周年时，夏衍曾撰写发表《纪念郑正秋先生》一文，高度评价郑正秋为中国电影事业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他认为：由郑正秋编剧、张石川导演的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短故事片《难夫难妻》，“给中国电影事业铺下了第一块奠基石。让它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先驱者们走过来的道路是很不平坦的，从引进、模仿、尝试到创新，正秋先生对新生的中国电影事业作出的贡献，是永远值得我们珍惜和铭记的”。他还回忆说：当时“为了学习，我从明星公司调看了正秋先生自编自导的《孤儿救祖记》。接着，又在1934年春看了当时轰动影坛、在上海连续放映了60天的《姊妹花》，这是中国早期电影的一部划时期的杰作”。这使夏衍从中受益匪浅。同时，“也是为了学习，有一次我问他：要拍一部好电影，既要有意义，又要受观众欢迎，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编剧、导演，还是明星？他回答说：都重要，但是我的经验是，编剧也好，导演也好，演员也好，都要记住两点，一是情理，二是分寸。这几句话对我印象很深，启发很大，我不止一次反复地宣传过他的这一观点”。这种观点后来也体现在夏衍的电影创作中，他的剧作无论是情节叙述，还是人物刻画，都很讲究“情理”“分寸”，不仅对生活的反映真实可信，而且人物的情感表达也恰到好处。

与此同时，夏衍还向洪深、田汉、欧阳予倩等比他早进入电影界的左翼进步电影人学习。洪深于1921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后便投身电影事业，1924年创作的历史题材电影剧本《申屠氏》是中国第一部公开发表的完整电影剧本，1931年创作的《歌女红牡丹》则是国产电影的第一部有声片剧本。洪深既写剧本，又担任导演，为中国电影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洪深与明星公司“三巨头”张石川、郑正秋、周剑云关系密切，被视为他们的“智囊”。因此，夏衍等左翼作家若要在电影界立足并开展左翼电影运动，必然需要洪深的大力支持。

夏衍与洪深建立了密切联系，并在其帮助下打开了电影界的大门。后来，在洪深50岁生辰时，夏衍曾撰写发表《为中国剧坛祝福——祝洪深先生五十生辰》一文，对他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洪深先生热情、勇敢，关切民族国家的命运，在同时代的文化工作者中，可以说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个。他从不离开时代，从不离开社会，从不把自己和民族国家的命运隔绝，他永远与时代共呼吸，与人民同忧喜。因此，从他的著作、剧本和电影，乃至他的工作态度来看，他是一个彻底的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此文发表后，洪深专门写信给夏衍，说：“只有你敢于、能够说到我的本质，讲出了我的缺点、弱点，我非常高兴。”正因为如此，活跃在电影界和戏剧界的洪深始终与夏衍保持着诚挚的友谊。

夏衍与田汉相识较早，1923年便有书信往来。1924年，在日本留学的夏衍暑假期间回到上海探望田汉，恰逢田汉带领人员拍摄他创作的影片《到民间去》，便邀请夏衍担任临时演员。1930年，他们同为“左联”的发起人和“左翼剧联”的负责人。1933年，夏衍担任党的“电影小组”组长，领导左翼电影运动时，田汉也是这一运动的主将，创作了多部有影响的电影剧作。两人合作编剧的影片《风云儿女》影响深远，其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不仅在当时广为流传，还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评价田汉：“田汉是现代关汉卿，我私下把他叫作中国的‘戏剧魂’。他从‘五四’时期就和郭沫若一起，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是一位热烈的爱国主义者和民主革命家。”同时，夏衍也直言不讳地指出田汉的缺点，如“过分的天真、缺乏警惕、感情用事”等。这种真诚相待的态度，使他们的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田汉逝世后，1979年夏衍还撰写发表了《悼念田汉》一文，回忆两人相识相交的过程，并对田汉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评价。

正是通过夏衍自己的勤奋努力，以及与其他电影剧作家在创作中的相互探讨切磋，他相继创作了一系列有特色、有影响的电影剧作。他的第一部电影《狂流》上映后，被评论界认为是“中国电影新路线的开始”，是“明星公司划时代转变的力作”，是“中国电影界有史以来最光明的开展”。此后，他改编的《春蚕》是我国现代文学作品搬上银幕的首次尝试。他创作的《上海24小时》上映后，被郑正秋称为“国产影片中具有世界性的作品”。此后，他不断有新作问世，均产生较大影响。

由于当时客观环境严酷等原因，他编剧的《自由神》署名司徒慧敏，《压岁钱》署名洪深，《摇钱树》和《恋爱之道》署名欧阳予倩；他还与郑正秋、洪深等合作编剧《女儿经》，与郑伯奇、阿英合作编剧《时代的儿女》，与葛琴合作编剧《风雨江南》。由此也可看出夏衍与这些朋友的亲密关系。

1985年出版的《夏衍电影剧作集》收入了《狂流》《春蚕》《上海24小时》《脂粉市场》《压岁钱》《祝福》《林家铺子》《革命家庭》《憩园》《烈火中永生》10部电影剧作。柯灵为该书所写“序言”中说：“蔡孑民老人称鲁迅先生为新文学开山，而为新电影开山的，夏衍同志可以当之而无愧。高山仰止，心驰神往而已。” 2000年出版的《夏衍电影文集》（第3卷）除收入上述10部电影剧作外，还收入了《前程》《同仇》《女儿经》《风云儿女》《自由神》《摇钱树》《白云故乡》《恋爱之道》和《风雨江南》，全面反映了夏衍电影剧本创作的全貌。

二

夏衍在从事话剧剧本创作之前，曾于1923年翻译过日本文学家菊池宽的著作《戏曲论》。当时他在日本留学，在上海没有熟人，便将书稿寄给田汉，托他介绍出版。经田汉推荐，该书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1929年10月，夏衍受党组织委派，与郑伯奇等人成立了上海艺术剧社。1930年1月，上海艺术剧社举行首次公演，演出3个外国剧目，夏衍担任其中德国剧作家米尔顿的《炭坑夫》一剧的导演，田汉、洪深、应云卫等戏剧界知名人士都观看了演出并给予好评。此后，上海艺术剧社又举行了第二次公演，演出了冯乃超的《阿珍》等两部剧作，夏衍负责舞台照明工作。因此，夏衍在创作话剧剧本之前，已经基本掌握了话剧的艺术规律，这为他以后创作时进行大胆的艺术创新奠定了基础。

夏衍在话剧界也有许多真诚相待的朋友，大家携手共进，不断推进中国话剧事业的繁荣发展。1935年，夏衍创作了独幕剧《都会的一角》和《中秋月》。翌年6月，上海星期实验小剧场在新光大戏院演出《都会的一角》时，因被认为剧中有“东北是我们的！”台词而遭到当局禁演。同年，夏衍创作的历史剧《赛金花》由四十年代剧社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演，洪深担任执行导演。该剧借鉴运用了电影的蒙太奇技巧，在艺术形式上颇有新意。同年，夏衍还完成了多幕历史剧《自由魂》（又名《秋瑾传》）的创作。

1937年，他应上海业余实验剧团之约创作了多幕剧《上海屋檐下》。这部现实主义杰作不仅标志着夏衍话剧创作的成熟，也奠定了他在中国话剧史上的地位。该剧巧妙借鉴电影的分割银幕技巧，展现了上海一幢普通弄堂房子的横断面，通过五户人家平庸、痛苦的生活状况和喜怒哀乐，真切反映了社会底层小人物的命运和追求，折射出时代和社会变革的必要性。在朴素自然的艺术描写中，揭示出深刻的思想内涵。该剧此后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佳作，久演不衰。

抗日战争爆发后，夏衍根据党组织的安排，指导组建了多个“救亡演剧队”，奔赴各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同时，他及时创作了广播剧《七二八的那一天》、独幕剧《咱们要反攻》，并与阿英、于伶、郑伯奇、陈白尘等在沪剧作家集体创作了多幕话剧《保卫卢沟桥》，还与郭沫若、田汉率领文艺界人士赴淞沪前线慰问抗日将士。

此后，夏衍担任郭沫若任社长的《救亡日报》总编辑，开始了在上海、广州、桂林、香港等地的新闻工作。在此期间，他除撰写大量时评、政论、杂文、随笔、剧评、书评等文章外，话剧创作是其最主要的文学活动。他先后创作了《一年间》《心防》《愁城记》《水乡吟》《法西斯细菌》《离离草》《芳草天涯》等多幕剧，以及《赎罪》《娼妇》《冬夜》等独幕剧，并将托尔斯泰的著名小说《复活》改编成多幕话剧。同时，他还与于伶、宋之的合作创作了多幕剧《戏剧春秋》《草木皆兵》。他的剧作大多描写小市民和知识分子在抗战期间的命运遭遇和思想情感变化，赞颂抗日志士，鞭挞民族败类，激励和启迪广大民众积极投入抗战。无疑，他是该时期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优秀剧作家之一。

在夏衍创作的上述话剧中，有些剧作的灵感和人物原型源自剧作家朋友的经历。例如，他在《忆阿英同志》一文中曾说：当时阿英、于伶、李健吾、黄佐临等坚守上海“孤岛”，以坚韧的精神与敌人抗争。“这一时期我奔走在广州、桂林、香港、重庆，每想起在孤岛奋战的旧友，常常夜不成寐。我曾写过一个剧本《心防》，借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敬佩和忧煎。”夏衍十分珍惜与这些剧作家朋友的友情。对于李健吾，夏衍在《忆健吾》一文中叙述了他们的交往与情谊，并列举了两件令人感动的事情：“健吾这个人和我没有共过事，往来也不算多，可是提起他，心里会感到温暖，一股深挚的敬爱之情会涌上心来。抗战时期我一直在所谓大后方，他却在上海这个极端艰险的地方，自告奋勇地当了我的‘著作人权益代理’。也就是这种义勇行为感动了我，所以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我回到上海，接上了组织关系之后，第一个要探访的就是他。”

文学评论家唐弢曾以《沁人心脾的政治抒情诗》为题，为1984年出版的《夏衍剧作集》作序，他认为：“夏衍同志本人的剧本是：人物主要是知识分子，故事多半发生在上海或者别的他曾经住过的城市。他以爱国主义为中心，展示了形形色色的社会相——首先是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社会相。风土人情，扑面照眼，生活气息浓郁，笔墨渗透了感情。他的每一个剧本，都像一首抒情诗，不过我得赶紧声明，这不是一般抒情诗，而是政治抒情诗。夏衍同志从来不忘政治。”夏衍话剧剧作的诗意现实主义美学风格，的确自成一家、别具一格，值得传承和弘扬。

夏衍与同时代剧作家们的交往，不只是个人之间的友情，更是那个时代文艺工作者团结互助、共同奋斗的生动写照。他们在艰难环境中相互支持、切磋砥砺，不仅推动了中国话剧和电影的发展，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夏衍诞辰125周年、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这个特殊时刻，回望这段历史，不仅是对先辈的缅怀，更是对今天文艺工作者的鞭策。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这种团结协作、精益求精的精神，创作出更多反映时代心声、贴近人民生活的优秀作品，让中国的文艺事业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作者系中国夏衍电影学会夏衍研究专委会理事长、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