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狄青，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天津市文艺评论家协会驻会副主席。曾获《长江文艺》小说双年奖、《鸭绿江》文学奖最佳小说奖、《文学自由谈》创刊30周年重要作者奖、《北京青年报》全国随笔大赛一等奖等。出版作品十余部，现居天津。

爱丁堡的柯南·道尔

我们在爱丁堡住的地方离爱丁堡市区有半个多小时的车程，虽然如今它属于大爱丁堡一部分，但行政区划上却仍旧归属于苏格兰的法夫郡。法夫是世界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故乡，但因为法夫与爱丁堡之间早已连为一体，所以也常有人把亚当·斯密说成是爱丁堡人。

车开出爱丁堡市区，驶过横跨福斯湾上的福斯公路大桥，很快就拐上了乡间公路。路两旁满眼皆是大团大团浓绿的草场，间或有星星点点的奶油色苏格兰野玫瑰嵌缀其间，大片的绿草地与蔚蓝天空相映成趣，格外养眼，让人心旷神怡。7月的苏格兰美得五彩缤纷、令人沉醉，大西洋的风从福斯湾方向吹过来，柔和中夹带有丝丝凉爽。司机是伦敦人，车过福斯公路大桥后，他先后两次停下车去问路，其中一次是问一位在路旁独自行走的苏格兰老太太。两人在那里一边说一边用手比画着，能听到他们是在用英语交流，但感觉又像是说着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语言。我这才意识到，事实上，英格兰人与苏格兰人虽然都同样讲英语，但口音差别多少有点儿像咱们中国的南方人与北方人，尤其是生活在苏格兰腹地的年长苏格兰人，他们的英语口语发音与英格兰尤其是伦敦那边的口语发音差别那可不是一般的大。

柯南·道尔最初离开苏格兰到伦敦去的时候，操着的就是一口带爱丁堡口音的英语。直到他后来在英格兰的朴次茅斯开办了诊所并且被英国王室授予勋爵爵位之后，时间的累积加之刻意的转变，他的英文口语才基本融入英格兰主流的“伦敦腔”之中。

与罗伯特·彭斯以及J·K·罗琳等几位迁居到爱丁堡的文人不同，柯南·道尔是土生土长的爱丁堡人，他在爱丁堡度过了美好的青少年时期，所结交的朋友和老师为他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无尽灵感；但柯南·道尔与同为爱丁堡土著的罗伯特·史蒂文森、沃尔特·司各特等这些大名鼎鼎的文学前辈也有所不同，史蒂文森与司各特的创作都是以苏格兰为源点而生发开来的，柯南·道尔却更像是天生便掌握了某种普适性文学书写的密码，他的创作灵感和知识储备多源于爱丁堡，但呈现模式却又不是以苏格兰为参照物的，他笔下的福尔摩斯与华生，从诞生那天起便带有“国际化”属性，令世界各地的读者感觉那些悬疑和侦探故事就发生在自己周遭，丝毫没有违和感。福尔摩斯不止属于贝克街和伦敦，他从横空出世那天起便属于全世界。而且对于很多伦敦人而言，柯南·道尔笔下的伦敦仿佛比他们感知到的伦敦更加“真实”。

在伦敦时，我曾匆匆到过贝克街221B号，里面的道具陈设皆源于小说《福尔摩斯探案集》中的场景描写。换句话说，这些并非历史上的真实存在，而是由柯南·道尔的文字所“创造”出来的。没错，贝克街是真实存在的，就像柯南·道尔笔下另一个时常出没的名字“苏格兰场”一样，它们只是因为柯南·道尔塑造的福尔摩斯而变得“不同寻常”。贝克街221B号是柯南·道尔虚构出的门牌号，随着《福尔摩斯探案集》在全球的持续热销，英国人果断地将这一门牌号码变成现实中的“福尔摩斯博物馆”。贝克街之前据说只有不足400米长，而自从福尔摩斯横空出世之后，贝克街广泛的知名度令它相继将相邻的其他街道“占为己有”，如今已变成伦敦最长的街道之一。走在贝克街上，尤其是夜晚，你会感觉贝克街的街景与氛围与柯南·道尔的家乡爱丁堡很像。

夏日的爱丁堡，20摄氏度左右的气温令人感觉十分舒适。爱丁堡城市中心有许多绿草茵茵的坡地，夏日，那里是人们野餐、休闲和享受阳光浴的绝佳地点，无数休闲的男女或坐或卧。卡尔顿山虽说不高，但可以俯瞰整个爱丁堡城区。苏格兰夏天的日落在晚上9点左右，这个时候，山顶上的人们都在捕捉那转瞬即逝的美丽瞬间。卡尔顿山的东坡有大卫·休谟的墓园。休谟被认为是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历史学家之一，但他生前始终说自己是一个文学家，文学是他主要的志趣。事实上在休谟那个年代，“文学”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它涵盖了人文科学的整个世界，包括文学、历史、神学、哲学和宗教等。柯南·道尔就曾反复阅读过休谟的《人性论》与《大不列颠史》，大卫·休谟的书在爱丁堡的书店里也常常是和文学书籍放在一起的。

许多人都知道，爱丁堡是世界上第一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世界文学之都”的城市。相比于61.11米高的纪念塔为沃尔特·司各特彰显的文学地位，相比于皇家一英里旁的文学博物馆中所展示的三位伟大的爱丁堡作家罗伯特·彭斯、沃尔特·司各特、罗伯特·史蒂文森的影响力，相比于因J·K·罗琳而被众多哈利·波特迷们炒得爆火的维多利亚街与大象咖啡馆，相比于爱丁堡新一代作家、《猜火车》的作者欧文·威尔士和因《布罗迪小姐的青春》一书而走红的爱丁堡作家缪丽尔·斯帕克掀起的阵阵热度，柯南·道尔在爱丁堡的“火爆”程度似乎没有想象中那么高，在我来看，这或许是因为柯南·道尔的主要创作成就都在他离开爱丁堡之后。但实际上其创作酝酿准备工作皆缘起于爱丁堡，可以说，没有爱丁堡也就没有柯南·道尔后来的创作，也就没有福尔摩斯。很多人都忽略了爱丁堡这座城市对柯南·道尔走上创作道路的决定性影响。首先是爱丁堡独有的哥特文化与神秘历史，几百年历史的爱丁堡老城堡俯瞰下的阴郁街道，阴雨绵绵下的冷寂广场，独栋疏离的中世纪建筑和曾经充斥着各种犯罪历史记载的城市……这一切都为柯南·道尔营造小说悬疑氛围提供了充足养分。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以爱丁堡为中心，19世纪的爱丁堡还融合了古老传统与现代科学思潮，爱丁堡大学在19世纪就成为欧洲医学研究的中心，来自欧洲大陆与美洲的研究专家会聚爱丁堡大学，这种科学理性精神也渗透到了福尔摩斯的破案逻辑中。当柯南·道尔来到伦敦，走在雾气昭昭的伦敦城，这种矛盾感启发了柯南·道尔笔下伦敦的迷雾与罪案交织的基调。事实上，研究侦探小说创作缘起与苏格兰古老文化之间的关联，至今仍然是欧美不少院校的一个重要课题。还有就是柯南·道尔在爱丁堡所结交的那些师友，这些人对他的创作也起到了重大影响。

1876年，柯南·道尔进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学习，他无疑是那些年爱丁堡大学里的“显眼包”。文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只是这位著名侦探小说家的业余爱好。在爱丁堡大学就学期间，几乎学校里所有的运动项目他都参与过。首先是足球，爱丁堡足球历史与世界足球历史的发展几乎同步，据说柯南·道尔是苏超劲旅爱丁堡希伯尼安队的粉丝，并且曾随队参加训练。柯南·道尔19世纪末到英格兰朴次茅斯开设牙科诊所，曾参与了英超著名足球俱乐部——朴次茅斯足球俱乐部的筹建工作，并担任过球队的业余门将并客串后卫。在爱丁堡大学就学期间，柯南·道尔还是学校板球队中的一员，与他一起打板球的队友中包括了几个未来的著名作家，他们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大帮助。他们当中有著名的推理小说家、《玫瑰山庄》《四根羽毛》的作者梅森，梅森是英国侦探推理小说的重量级作家，他塑造的性格鲜明的哈纳得探长系列推理小说就是其代表作。在当时普遍以故事发展为重的潮流下，梅森富有前瞻性地特别注重人物性情的刻画，并影响了后世不少作家。另外还有小说《彼得·潘》的作者、后来当选为英国作家协会主席的著名作家詹姆斯·巴里。

1880年2月28日，载有56名船员的北极捕鲸船“希望号”从苏格兰的彼得黑德出发。其中唯一的随船医生，就是从爱丁堡大学医学院休学过来的大三在读生柯南·道尔。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他亲手用海豹皮做过烟袋，还亲笔画下了猎捕格陵兰鲸鱼的惊险场面。丰厚的报酬固然是他选择前往北极的一个原因，但天生的冒险欲怕是更重要的因素。后来，已经成为名作家的柯南·道尔仍不止一次回顾这段经历，他说：“这是我生命中奇特而又让我心醉神迷的篇章。”

柯南·道尔是英国最早驾驶汽车的人之一。1911年，他参加了由普鲁士亨利王子发起的名为“亨利王子巡回赛”的国际公路汽车赛，他和他的妻子驾驶英国制造的汽车与德国制造的汽车进行竞争。

布尔（南非）战争爆发后，柯南·道尔主动请求参战，担任军医。回到英国后，他创作了一部详细的布尔战争编年史和一篇同样长的介绍战争实况的文章。这两部作品对当时的欧洲公众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因为它反驳了关于英国军队对布尔人（南非荷兰人后裔）实施暴行的说法。这使英王爱德华七世十分满意，并于1902年授予柯南·道尔爵士爵位。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与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英国著名作家、同样拥护英国对布尔人战争的吉卜林成为不错的朋友。

我在爱丁堡停留期间，有幸参加了与爱丁堡大学管理层的一次交流活动，当我提到柯南·道尔时，爱丁堡大学的一位教授重点强调了当年爱丁堡大学的约瑟夫·贝尔教授对柯南·道尔创作的影响，而且还说到了一个细节——当年柯南·道尔在爱丁堡大学的宿舍就位于另一位爱丁堡大作家罗伯特·史蒂文森宿舍的隔壁。这两位作家彼时的交往情况目前人们所知有限。不过，他们是朋友这一点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柯南·道尔曾经在爱丁堡圣玛丽天主教堂学校接受过教育，而史蒂文森也曾在那所学校就读。

爱丁堡大学是达尔文、大卫·休谟和亚当·斯密等人就学和写作的地方，也是柯南·道尔遇见“福尔摩斯”——他的老师约瑟夫·贝尔教授的地方。柯南·道尔在自传中承认，福尔摩斯的原型就是他的老师约瑟夫·贝尔。作为爱丁堡大学医学院的教授，约瑟夫·贝尔不但有精湛的医术，更令人佩服的是他作为一个私人侦探的演绎分析能力，在看病时能凭借仅肉眼可见的特征推断出这位病人的大致身份。

约瑟夫·贝尔出生于1837年，死于1911年。在他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三个职业就是医生、医学院院士和私家侦探。他总结出了一套自己的侦探技术，包括化学、毒物学等，爱丁堡警方常邀请他协助办案。约瑟夫·贝尔在1859年获得了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后来他杰出的医学才能被英国皇家看重，成为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医生。与此同时，他还在自己的母校担任着医学院教授的职务。他与柯南·道尔的接触就是在爱丁堡大学开始的。

当时柯南·道尔被约瑟夫·贝尔选为学生助教。在两人的日常交流中，约瑟夫·贝尔多次在柯南·道尔面前表现出自己杰出的推算能力。他可以从一个人的外貌、步伐、举止观察出这个人的国籍、行业和个人习惯等，甚至还能从他人的敲门方式来推算出对方的情绪。

约瑟夫·贝尔通过细节推断患者个人职业及其身体病史的能力，直接体现在了神探福尔摩斯的破案手法中。柯南·道尔所创作的第一部侦探小说为《血字的研究》，主人公就是夏洛克·福尔摩斯。柯南·道尔将约瑟夫·贝尔医生的推理绝活都用在了夏洛克·福尔摩斯身上，并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许多福尔摩斯迷以及柯南·道尔的粉丝来到爱丁堡都想瞻仰柯南·道尔故居。柯南·道尔于1859年5月22日出生在爱丁堡皮卡迪利广场11号。如今，在爱丁堡热闹的王子街偏西北处，隔一条街的皮卡迪利广场便是柯南·道尔的故居所在地。这里有一块纪念牌匾，并矗立着一尊福尔摩斯雕像——头戴猎鹿帽，身穿斗篷式风衣，手拿烟斗，正在低头沉思的大侦探福尔摩斯！雕像对面，是一家以柯南·道尔命名的酒吧。有路牌指明了柯南·道尔的故居所在处，我过去找寻，但那里的房子已经不是1859年时的原貌了，柯南·道尔青少年时期居住的老房子已经不在，只剩下原址。

1930年，也就是柯南·道尔生命中的最后一年，这个腿脚已经不灵便的71岁老人为自己画了一幅画，名为《老马》。画中，老马疲惫的蹄印蜿蜒曲折，延伸出一长串他自己人生历程中走过的重要足迹：出生、上学……其中就有乘着小船用鱼叉投向鲸鱼的画面。而马背上驮着的一车“货物”，显示了他生活中所经历的各种事情和重要的收获，包括行医、夏洛克·福尔摩斯、历史小说等，而画在所有物品顶端的，是北极。

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爱丁堡，每个人的心目中都有一个不同的爱丁堡。我曾在日落时分，站在爱丁堡筑于死火山岩之上的城堡高处，从城墙上眺望，远方的大海和田畴尽收眼底。东方福斯湾尽头行船上的微光星星点点，福斯湾在那里与大西洋融为一体。向西眺望，则是绵延的苏格兰最大的山脉——格兰扁山脉。这便是爱丁堡。如果把伦敦比作精致的都市名媛，爱丁堡则更像是藏于深闺的沉静低调的美女，夕阳西下中的爱丁堡有一种独特的安静疏离之美。

爱丁堡的夜则是有一种梦幻感。王子街两侧街铺林立，月光顺着不远处司各特纪念塔的尖顶漫漶开来，街灯变幻，行人匆匆。沿着王子街一路前行，在靠近王子街的东端，离王子街花园不远处，一座拥有维多利亚式美丽玻璃天棚、看上去像是一座巨大百货公司的古老建筑陡然撞入我的眼帘，原来它就是著名的威弗利火车站，据说车站内依然保留着170多年前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火车站的样貌。

威弗利火车站是爱丁堡最重要的火车站，它于1846年建成投入使用，是仅次于伦敦滑铁卢火车站的英国面积第二大火车站。“威弗利”这个名字源于苏格兰著名作家沃尔特·司各特的同名小说《威弗利》，由此可见文学作品对爱丁堡这座城市的巨大影响力。威弗利火车站内来往伦敦的列车每小时一班。站在王子街靠近火车站的地方，仿佛能够隐隐听到站内火车进站的轰鸣声，如同是在聆听从历史深处传来的回音。我从那些陆续走出车站的旅客中，一眼便认出了两个人：一位是身材高挑，头戴英式花呢猎鹿帽，手拄“文明棍”的绅士，看上去精致而优雅，他便是福尔摩斯；另一位身穿圆角领衬衫搭配马甲和维多利亚时代的浅色外套，看上去沉稳而睿智，他就是华生！他们到爱丁堡来一定是为了某个棘手的案子吧，否则两人是不会轻易离开伦敦贝克街221B号的！而在威弗利火车站出站口的正对面，有一个身材魁梧，方正的脸上留着剪得十分整齐的八字胡，两边胡子微微上翘的中年男人，他正一丝不苟地注视着刚刚出站的福尔摩斯与华生，这个男人就是爱丁堡的柯南·道尔。

霍沃思的安妮和勃兰威尔

我去霍沃思是去看夏洛蒂的，当然，还有艾米莉。对于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位作家以及文学爱好者来说，勃朗特姐妹都是无法忽略的存在。虽然她们从小到大一直都生活在英格兰西约克郡偏僻的被霍沃思荒原所包围的小镇，生前，她们与热闹无缘，但这丝毫不影响身后100多年来她们给世界文坛所带来的喧嚣与热闹。

奔宁山脉是纵贯英格兰中北部南北走向的一条古老山脉，长度达250多公里，说它是英格兰的脊梁也不为过。而霍沃思就位于奔宁山脉的余脉与英格兰沿海平原的过渡地带。在前往霍沃思的路上，尤其是当车子抵近霍沃思小镇的时候，两边的荒原以及荒原上遍地开满的石楠花把我一下子便拽到了19世纪中叶的英格兰乡村，思绪也随之融入夏洛蒂与艾米莉的小说所营造出的氛围之中。石楠花可是三姐妹当年最爱的花啊！它看上去平常且廉价，但却是霍沃思荒原上最美的点缀。在北英格兰的西约克郡，至今仍有很多像霍沃思荒原这般看上去无边无垠的旷野，旷野上开满了石楠花。如果你是从伦敦、曼彻斯特、爱丁堡而来，绝对会有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霍沃思完美保留了160多年前英国偏僻乡村的样貌，彼时盛开的那些石楠花今天依然于风中摇曳。在这片旷野中，我仿佛可以看到离开桑菲尔德庄园一无所有狼狈出逃的简·爱，看到在荒野中追逐嬉戏的年幼的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看到那个慢慢行走在路旁并且还时不时用手推一推自己鼻梁上眼镜的文静姑娘，这个姑娘应该就是三姐妹中的小妹安妮吧！没错，只有你来到了霍沃思，才会理解这一片荒原、这一方旷野就是勃朗特三姐妹和她们笔下人物当年的生活日常，是她们的生存背景，无处可逃。

安妮，也就是安妮·勃朗特。来霍沃思前，我知道她是三姐妹中最小的那个，但对她却远没有像对夏洛蒂和艾米莉那般了解。我翻阅过安妮的《阿多尼斯·格雷》，一部写家庭女教师但看上去却更接近于散文的长篇小说，说实话它并没有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不能说这里面就没有先入为主的成分。毫无疑问，安妮不仅生前活在她的两个姐姐后面，死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依然是她两个姐姐背后的那个面貌模糊的小女人。她比夏洛蒂·勃朗特小四岁，比艾米莉·勃朗特小两岁。在太久的时光里，她都被两个姐姐的耀眼光环所遮蔽，不仅个人形象模糊，作品给人的印象实际上也比较模糊。

当年，勃朗特三姐妹笔下的霍沃思荒原，既是《简·爱》《呼啸山庄》中所描绘的实景，也是她们精神世界里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的荒芜、萧条、冷僻、落后以及人们每时每刻皆要面对的死亡威胁（19世纪30、40年代，由于水源污染和医疗落后，霍沃思一带的人均寿命只有25岁），与她们小说中的复仇、虐情、人性的变态扭曲、无处不在的死亡悲凉等主题紧密相连。尤其是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其中男女主人公希斯克利夫和凯瑟琳的极端性格，与霍沃思荒原的粗粝狂暴、变幻多端以及阴晴不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十分契合。相比而言，夏洛蒂的《简·爱》感觉则要温暖一些，但霍沃思荒原仍是书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如孤儿院外的荒原阴雨，简·爱于暴风雨之夜在荒野中的独自奔走，都令人印象深刻。

160多年前的霍沃思只是个小村，如今，它也只能算是一座小镇，但却完整保留了19世纪时的样貌。鹅卵石铺就的街道地面和两边古老的石头房子，仿佛让人一下子穿越回一二百年前的维多利亚时代。小街依地势蜿蜒向上，位于地势较高处的勃朗特家故居隐约可见。

BBC拍摄的电视片《隐于书后》曾在欧美多国放映，宣传海报上，三姐妹一起立于一座小山包上的文案设计令人印象深刻。这是位于勃朗特家故居西边的一座小山包，我从勃朗特家故居走过去只用了20分钟多一点，而我所站的位置，应该就是《隐于书后》海报上三姐妹站立的位置。北英格兰7月的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把我的头发和思绪都吹得凌乱。这里曾是三姐妹十分喜欢驻足的一个地方。站在这里，整个霍沃思荒原可以尽收眼底，不由得你不去放纵想象。

英国著名作家盖斯凯尔夫人在她后来为夏洛蒂·勃朗特写的传记中，谈到一些评论家批评夏洛蒂文字粗糙狂野时特别强调——这是因为她们家（勃朗特家）住在荒原沼泽这样的环境中，所以才会有那样的语言风格。

弗吉尼亚·伍尔芙当年到霍沃思赶上了暴风雪，她说：“等待天气晴好是对霍沃思的亵渎，亦是懦弱。”她又说：“霍沃思表达了勃朗特；勃朗特表达了霍沃思。”伍尔芙这里所说的“勃朗特”不单是指夏洛蒂，还有艾米莉和安妮，甚至也包括了勃兰威尔。

勃朗特家故居与教堂墓园只有一墙之隔，从故居的窗子望出去就能看到墓地。很难想象，这小院子与隔壁的墓园都曾是勃朗特姐弟四人经常一起玩耍的地方。读书不倦的老勃朗特牧师生了六个孩子，大女儿玛丽亚在11岁时去世，二女儿伊丽莎白在10岁时去世，她们所居住的霍沃思在当时因没有下水道，水污染严重，致使当地死亡率极高，很多孩子都活不过6岁。老勃朗特牧师的三女儿就是夏洛蒂，老四是老勃朗特牧师唯一的儿子勃兰威尔，老五是艾米莉，老六是安妮。因害怕再传染上疾病，老勃朗特牧师没有让他们四姐弟去学校上学，而是自己担负起教育四个孩子的使命，他们姐弟四人一起读书，一起玩耍，一起放纵遐想，那差不多是他们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故居的二楼是卧室。三姐妹的房间都简约、整洁，只有勃兰威尔的房间凌乱，倒是有点艺术家“范儿”。1826年6月，老勃朗特牧师送给勃兰威尔一队玩具士兵，这激发起四姐弟的想象力，他们给士兵取名字，还赋予其性格。夏洛蒂回忆，安妮选择的是一个“很像她自己的小士兵”，称它为“等待的男孩”。几个孩子从这些士兵开始，创造了一个叫安格利亚的虚构国家。夏洛蒂和勃兰威尔以在安格利亚生活的人物口气写诗，并写了安格利亚编年史。冈达尔则是艾米莉和安妮一起创造的属于她俩的虚构国家，是安格利亚的邻国。冈达尔的风景多取材于遍布西约克郡的荒野，它和各邻国发生的战争、结盟、借贷等事件则源于当时的政局。艾米莉和安妮把自己假想成冈达尔国的人物，写了很多诗歌和叙事片段。故居中最大的空间是餐厅，这个餐厅很厉害，《简·爱》《呼啸山庄》《阿多尼斯·格雷》主要都是在这里写的。1846年5月，三姐妹的《柯勒、埃利斯和阿克顿·贝尔诗集》以匿名的形式自费出版。夏洛蒂认为，在这部三姐妹诗歌合集中，自己的诗最幼稚，而安妮的诗“自有其真挚可爱的凄婉情趣”。1848年8月，安妮的《窄路》和《三位导游》两首诗发表在《弗雷泽杂志》，这是三姐妹除诗集外生前唯一公开发表的诗作。

这世界上有太多人都曾写过夏洛蒂与艾米莉，也包括我。而这一次，我却特别想写一写安妮，以及勃朗特家最富有艺术气质的勃兰威尔。尤其在读了《威尔德菲尔庄园的房客》之后，尤其是在了解了勃兰威尔对三姐妹创作的重要影响之后。尤其是安妮，她的小说《威尔德菲尔庄园的房客》主人公亚瑟·亨廷顿的原型就是勃兰威尔。

在当下英国文坛，安妮已被视为早期女性主义文学的重要代言人，其社会批判力度被认为不逊于狄更斯。她的作品以其现实主义的深刻性、社会批判的尖锐性以及对女性处境的细腻描写而独树一帜。安妮在她19岁时到英汉姆家担任了8个月家庭教师，1840—1845年，又在罗宾逊家担任家庭教师。两次家庭教师生涯使她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成为她日后创作的基础。安妮的两部长篇小说均以男性笔名阿克顿·贝尔署名出版于1847—1848年间。其中《阿多尼斯·格雷》以她担任家庭教师的经历为蓝本，描写了一名贫穷牧师的女儿在贵族家庭中担任家庭教师的艰辛经历。小说通过冷静的笔触揭露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中产阶级家庭对家庭教师的剥削、儿童教育的虚伪，以及女性在职业和道德上的困境。《威尔德菲尔庄园的房客》讲述了年轻女画家海伦·亨廷顿带着她的儿子亚瑟和一位女仆入住了多年无住客的威尔德菲尔庄园。她是一个神秘女人，深居简出，与邻里很少来往，大家都在传关于她的流言蜚语。只有对她心生爱慕的农场主马克汉姆通过她的日记了解了真相，海伦原来是为了逃离不幸的婚姻和PUA她的丈夫亚瑟·亨廷顿，通过哥哥劳伦斯的帮助来到了这里。

《威尔德菲尔庄园的房客》最精彩的部分就是海伦如何反PUA和家暴，在今天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在160多年前，小说大胆探讨了婚姻压迫、酗酒成瘾、女性财产权等社会问题，其情节和主题在当时被认为“有伤风化”，甚至遭到夏洛蒂批评，认为其“不宜流传”。直到20世纪女性主义觉醒开始在文学上呈现，安妮小说的先锋性才被重估。相较于夏洛蒂《简·爱》的激情与艾米莉《呼啸山庄》的野性，安妮的创作对当时英国社会问题的直接介入使其作品具有超时空的价值，为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文学在狄更斯、萨克雷这些男性作家之外提供了另一女性视角和维度。

安妮的文学创作是维多利亚时代女性写作中一颗被遮蔽的明珠。她以清醒的现实主义笔触和道德勇气，挑战了社会对女性的规训，揭示了家庭与婚姻制度中的结构性压迫。尽管长期被低估，但安妮对性别、阶级和伦理的探索，使其作品在当代愈发显示出深刻的现代性。

但在当年，夏洛蒂很不喜欢这部小说，认为“题材的选择整个是个错误，简直想象不出与作者性格更不合拍的题材了”。夏洛蒂说：“我想，写淳朴而自然的事物，安详的描述和朴素的感触，才是阿克顿·贝尔（安妮）之长。”100多年来，夏洛蒂的话影响了差不多全世界的评论家；而如今，差不多全世界的评论家都认为安妮是勃朗特三姐妹中最激进的一位，《威尔德菲尔庄园的房客》不仅是英国，甚至也是欧美女权主义小说开先河的一部作品。

在勃朗特家的故居里，有三姐妹的画像，这是勃兰威尔在1834年创作的。夏洛蒂独自坐在右侧，光线明亮。艾米莉坐在左侧，安妮则紧紧依靠着艾米莉。勃兰威尔最初也把自己画在了里面，后来却涂抹掉了。画像中的安妮白皙、美丽、秀气。1833年，夏洛蒂的朋友艾兰·努西来到霍沃思，她写道：“安妮，可爱文静的安妮……漂亮的淡棕色秀发卷曲着披在脖颈上，有一双迷人的蓝紫色眼睛，眉毛是精心绘过的，白皙的面庞像透明的玉石。”“安妮和艾米莉就像双胞胎，是无法分离的同伴，意气相投，始终如一。”这是女人的眼光。还有男人的视角。1848年6月，《威尔德菲尔庄园的房客》出版，获得成功，6周内销售一空。但出版商却以《威尔德菲尔庄园的房客》和《简·爱》作者是一个人来推销这本书。为澄清事实，1848年7月夏洛蒂和安妮前往伦敦，向出版商乔治·史密斯表明身份。多年后，乔治·史密斯回忆安妮时说：“一位优雅、宁静、十分拘谨的女士，样貌说不上漂亮，但讨人喜欢。她的举止奇特地表现出需要保护和鼓励，总是保持着恳切的神色，让人顿生同情之心。”

安妮死后，夏洛蒂拒绝了出版商再版这部小说的提议，出版商为尊重夏洛蒂，直到夏洛蒂去世后才再版，而且经过了大量删减。1992年，在安妮研究者们的不懈努力下，安妮的《威尔德菲尔庄园的房客》的完整版才得以出版。

拒绝再版《威尔德菲尔庄园的房客》有一种说法是夏洛蒂出于对妹妹的嫉妒，我以为不是。安妮的风格不同于夏洛蒂的含蓄中酝酿着力量和艾米莉的激情又野性，而是一种平静的叙事风格，类似于散文。所以夏洛蒂对安妮小说对社会深层问题的大胆揭示难以适应，并认定这不属于安妮该有的风格。

一般认为，勃朗特四姐弟中只有夏洛蒂和勃兰威尔遭遇过爱情，而勃兰威尔爱上的还是有夫之妇，失恋后一蹶不振，用酗酒吸毒来麻痹自己。但安妮很可能也是有过一次爱情的。那是1839年的圣诞节，失去家教工作的安妮回到家，结识了从杜伦大学毕业的父亲的新助手威廉·维特曼。1840年情人节，维特曼给从未收到过情人节礼物的三姐妹每人写了一首诗。安妮在这一阶段的画作中出现了面向大海的多愁善感的女性形象，而写的诗歌中也出现了如朝阳般的男子和动情女性的形象，她很可能对维特曼产生了强烈好感，但也可能只是单相思。1842年，回家度假的安妮被告知维特曼已因霍乱去世，同年12月她为“一位不为人知的男子”写了一篇挽歌，表达了她的哀伤和苦痛，这首诗被认为是安妮献给维特曼的。

该说说勃朗特家另一位重要成员勃兰威尔了。他多才多艺，曾在《哈利法克斯卫报》上发表过12首诗作，翻译过古罗马诗人贺拉斯的《诗艺》部分章节。他的翻译水平曾得到了湖畔派诗人柯勒律治的赞赏。他的绘画才能被公认是霍沃思水平最高的。他还会演奏管风琴。自幼沉浸在艺术氛围中，让他颇有艺术家气质。但艺术家的某些气质也害了他，让他放荡不羁，自由散漫。

有人说他是站在家里的壁炉前死的。美国作家施耐肯伯格的《文学大师的秘密生活》里也有类似描述。但我还是更相信那个更大众化的说法——他是躺在父亲的怀抱里告别了这个世界。

1855年，刚怀有身孕的夏洛蒂因风寒去世后不到一个月，英国著名诗人与思想家马修·阿诺德来到霍沃思，写了一首《霍沃思教堂墓园》。他在里面追忆了夏洛蒂去坎布里亚湖区拜访他时的情景，最重要的是诗中有不少诗行是献给勃兰威尔的，阿诺德写道：“我也曾经听说一个，/一个兄弟——他安眠在此处吗？/在所有有天赋的家族中/他不是最没有天赋的那个；年轻，/不快乐，口若悬河——承载着很多希望/与泪水的一个孩子。/啊，孩子，如果你在这里安眠，好好睡觉！/缪斯也曾在你的摇篮/露出明媚的笑容；/但是一些黑暗的影子出现/（我不知道是什么）。”

艾米莉从哥哥身上看到了爱情对于男人强大的毁灭性，并将其写进了《呼啸山庄》。《呼啸山庄》中的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一样野性。艾米莉对希斯克利夫受到凯瑟琳的背叛后的绝望、歇斯底里和自我毁灭性报复的描写很多是受到勃兰威尔的影响。安妮则干脆将哥哥勃兰威尔的堕落历程原汁原味地写进小说《威尔德菲尔庄园的房客》。

勃兰威尔没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重要作品，但评论家们普遍相信，三姐妹笔下那些魅力独具却又放荡不羁的男性人物是基于他的原型。她们的几本最著名的小说，每一本里都能看到勃兰威尔的影子，就连三姐妹的生命也与勃兰威尔紧密相系。

1848年9月24日，勃兰威尔的生命走到尽头，享年31岁。根据医生的诊断记录，勃兰威尔不是死于吸毒，而是死于慢性支气管炎。在勃兰威尔的葬礼上，艾米莉情绪崩溃，同时因着凉爆发急性肺结核，但她拒绝治疗。1848年12月19日，艾米莉感到胸闷气短，想回到二楼卧室休息，却已无法行走，最后在餐厅的沙发上去世，终年30岁。一般认为，安妮也是在勃兰威尔的葬礼上染上了肺结核。1849年1月上旬，医生诊断安妮的肺结核已到晚期。安妮很平静，她只提出去斯卡布罗疗养。安妮当家庭教师时，曾随雇主全家去那里度假，斯卡布罗给她留下了美好印象。5月27日，病危的安妮看到夏洛蒂难以抑制自己的悲伤，对她说：“鼓起勇气来，夏洛蒂，鼓起勇气来。”次日下午两点，安妮去世，死在了曾经产生过世界十大民谣经典歌曲之一《斯卡布罗集市》的斯卡布罗。夏洛蒂写道：“她去了，没有剧烈的挣扎，深信上帝，深深确信在她面前的将会是更好的生活。”

我后来到坎布里亚湖区去寻访过湖畔派诗人们的足迹，那里的湖畔派诗人纪念馆里保存有夏洛蒂写给英国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的信，还有勃兰威尔写给十四行诗鼻祖华兹华斯的信。夏洛蒂收到了骚塞的回信，但勃兰威尔却没有收到华兹华斯的回信。勃兰威尔在给华兹华斯的信中写道：在当今时代，所有的诗人都分文不值，而他（勃兰威尔）立志写出超出他们所有人的诗作来。彼时在欧洲文坛名望如日中天的华兹华斯怎么不会被这种话冒犯呢？他还很生气地跟骚赛提到了这件事情。所以勃兰威尔得不到华兹华斯的回信很正常。但如果得到了呢？并且如果华兹华斯还鼓励他好好写作，勃兰威尔会静下心来好好写作吗？我认为可能性很小。他的确有可能是勃朗特四姐弟中最有才华的那个，但同时也是最脆弱、最缺少自律的那个。

离开霍沃思的时候，落日将霍沃思荒原映衬得像一幅色彩浓艳的油画。我的脑海里则不时掠过夏洛蒂与艾米莉的影子，掠过简·爱与凯瑟琳的影子，但更多的还是安妮和勃兰威尔的影子，或许是因为之前对他们了解太少，我总在想他们的样子，想他们曾经说过的那些话。安妮说：“当我们不得不写罪恶和不道德的人的时候，我坚决认为最好要按他们的真实面貌来描述，而不是按他们希望我们让读者看到的面貌来加以描述。”这比说了几乎同样话语的美国女作家奥康纳早了不止100年。而勃兰威尔说：“28岁，我已经老了，比任何人都更老。老人能怎样呢？仍有愿望的果实，却没有了采摘的精神。但我，我甚至连意愿都没有了。”这比说过同样话语的“垮掉的一代”的那批作家早了也不止1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