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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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往事，时有阴差阳错却如愿以偿之感。

小时候，我想当画家，又想做诗人。先是画铅笔画，画窗外远处的信号山、斜顶红瓦房和近处的老橡树；画离家很近的海洋学院六二楼（日本建筑）和楼顶飞过的飞机；画海滨公园的礁石、亭子和海平线上的轮船。后来学油画，向妈妈讨些钱，买颜料、便携式画箱，自制画纸（在纸板或三合板上涂一层锌白），去中山公园写生，画小西湖、法桐树林、德式三号房……写诗比较经济，钢笔加本子，自由体，有时一天写十几首。写多了，就想变一下写法（刚写时是模仿普希金、海涅、拜伦等的译作）——开头两行，后面十行，私底里命名为“十二行诗”（对应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或四行一段，分为四段或五段，再或其他格式。最长的一首《四月》有七八十行。内容无非触景生情，时序、落叶、天空、飞鸟、落日。神来之笔容或有之。两三年竟攒了千多首，于是选几百首，另抄一遍，起个名字，设计封面，俨然一本书。这是闲着无事的耍乐，许多少年都做过的，长大后丢得一干二净。喜欢文学，倒是始终不渝。

1978年，我以高小学力考上大学本科中文系。正值开放之初，办文学社，编辑学生刊物，从刻蜡纸油印到打字铅印，我都忝列主编。第一期油印刊物贴在学校办公楼前的报栏上，读者人头攒动。后来改为收工本费预订，数达几百份。设投稿信箱，辄清辄满。还参编《师院学生报》，直到毕业。毕业后做高中语文老师，和学生办作文小报；常年订《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收获》，遇喜欢的小说、散文，就拆页单独保存。积累日多，分类线缝成册，另立目录，包牛皮纸封面，画装饰图，题名《当代小说选》。一、二、三、四……共编了十二本，至今插在书架上。

1984年，我为爱人调动，从青岛到济南，进山东画报社工作。这选择并非有心。我喜欢当老师，喜欢和学生混。去济南，原本联系的省电视台，因大哥正在济南开个展（他是山水画家），《山东画报》编辑部主任来采访，我也在座。也许是我发表过文学作品，而且有在军队文艺团体画布景的经历，再就是当年大学生尚属稀缺，山东画报社早于省电视台一天决定调我。《山东画报》是以摄影图像为主的刊物，我在那儿工作，顺风顺水，编辑了《运河风情录》《青岛老房子的故事》《潍坊风筝人物记》《街头巷尾三部曲》等连载项目，以及《大自然的奥妙》《艺海寻踪》《作家剪影》等专栏。《作家剪影》开栏（1985年2月）第一位作家是张炜，那年他二十八岁，正准备写《古船》。我在《作家剪影》文章中写道：“张炜总是皱着眉，弓着背。他的眉毛本就粗黑，皱起来更触目；他的背很厚实，弓起来像总担着什么重负。与人对谈时，他就这样皱着眉，弓着背，盯着地面，似乎一边谈一边在尽力思索，让人不能不觉得他的话题之重大，他的心之至诚。依年龄论，他比同龄人老相些也老练些，但若笑时，那微鼓的两腮和深深的嘴角便暴露了他的天真……”我们一见如故，成为终生好友。

九年梦一样过去。1993年5月6日我的日记记载：“出版社事已定，定于13日去京参加培训班。”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成立山东画报出版社，我主动请缨，由山东画报社转去创办出版社，从而正式进入图书编辑行业。自少年懵懂自编书算起，是否可以说是阴差阳错，而又如愿以偿？

2

我平生嗜书，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三联书店的忠实读者。爱屋及乌，对“生活·读书·新知”六个毛笔字社名喜欢有加。“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社名，我刻意用书法字体，找人写了几个，都不满意，最后是美术编辑王玉平从褚遂良的墨迹中荟集（“社”字找不到，另外选的），经他修饰，文雅漂亮，好似褚氏再世，专门题写。我当时就明确：从此以后，无论出书、做信笺、印信封、搞文创（那时还没“文创”的说法）、发广告，凡出现“山东画报出版社”字样，都用此体，不允许用别的字体。我相信，读者会记住这个名字的。

建社后出的第一本书是《美文百篇》，书号7-80603-X/I·000。当时正值《山东画报》创刊五十周年，我们从五十年的杂志中选取文章，编为一册。其中有孔德懋《骨肉相离泪不干》、臧克家《济南漫忆》、季羡林《我是怎样研究起梵文来的》、牛汉《扫霁人儿》、峻青《故乡月倍明》、爱泼斯坦《我又来到了台儿庄》、山曼《山东民居大门》、张炜《烟台有肖平》、张承志《大地的诗》等，当然也有我和冯克力、姜奇、扈志吉、吴兵几位当时《山东画报》写手的文章。查日记，8月9日看《美文百篇》校样，11日校样退厂，21日已拿到样书——真够快！牛刀小试，此之谓也。书印四千册，纸张是进口日本新闻纸，软薄而韧，开本130mm×210mm,比一般大三十二开本瘦些；内文版式，每篇题目上空七行，每篇开头正文左侧缩进四字……总之，内容品位不低，设计趋向时尚。

后记中写道：

50年的画报，摞起来几可“等身”，经反复斟酌，选定162篇，草计一下，需700多页，忍痛割爱，删至119篇，再删，得100篇，遂名之为《美文百篇》。

美文，一谓艺术性高，二谓所写之人之事有益于社会人心。自命“美文”，实乃敝帚自珍，还望方家谅之。

有点自矜。现在看来，这第一本书，虽是纪念文集，却给新生出版社定了调子：文人化。书拿手里，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愉快，甚至有种幸福感——我们有书号了！我们的爱好——说得堂皇一点，我们的文化理想，有了最重要、最直接的实现通道。

在此之前，我还主持办了一张《新闻图片周报》，四开八版，单色印刷，图文并茂。编印三期样报，国家新闻出版署就批了报号。报纸那种编完即出的快速，让我很觉过瘾。后来我专注图书出版，此报由他人主持，办了几年，连人带号转到省报集团，改名《生活日报》。此乃我编辑生涯的插曲，且记下。

3

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真正的书，大书，是《图片中国百年史》。

那年头，出版社是有专业分工的。红头文件写明我们的出书范围是：摄影画册、摄影理论以及其他与摄影有关的图书，连美术作品都不在范围内，因为全国有几十家专业美术出版社。其实考核不严。我们报选题，“有大量摄影图片”是必须提到的，即使只有四五张照片，也这样写。不过，正因分工限制，使我们下决心做《图片中国百年史》——关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书很多，但以图片为主而又达到史的高度的从未见过。摄影术的发明不过一百五六十年，这就使照片记录一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成为可能。难度是大了点，可这是作为摄影出版社正宗的事业啊。

选题是山东老乡刘亚伟最早转达我的。成立出版社，并由我主事，很快就传遍我的朋友圈（借现在的说法），有出书念头的纷纷联系我。1993年5月，我到北京蓟门饭店参加新成立出版社社长总编培训班，报到当晚即与亚伟见面，隔日亚伟带我见他的弟弟刘方炜。方炜是南开大学中文系1979级学生，军人身份，在校时创作的小说《青青的香椿芽》，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堪称奇闻。毕业后回部队，被分去《解放军文艺》杂志做编辑。他宽脸、高鼻、大眼、厚唇，总带着诡谲的笑容看人。那时他们兄弟鼓捣文化公司，在北三环外的牡丹宾馆租了办公室。

培训班结束，我在北京多留几日，拜访汪曾祺、刘心武等，晚上则与方炜谈天说地，对出版社的未来充满向往。做一本通过摄影图片展示中国近现代史的书，是谈话的中心。他告诉我，这构思是他与中共中央党校的朋友李老师一起聊出来的。朋友刚履新职，除教学外，想带领同事做些研究工作。编本有学术含量的书，是不错的主意。

过了两个月，我到国家新闻出版署办理书号等事宜，同时去中共中央党校，住在党校院内招待所，连续三天与刘方炜、李老师神聊。有天晚上，我们三人结伴去不远的运河渠边漫步。高高的毛白杨，月光澄明，风吹树叶飒飒响，谈话似乎更为投机。此后8月、9月、10月，我又三去北京，我们反复讨论，眉目逐渐清晰：编撰主体为中共中央党校文史研究部、党史研究部的老师（后来，为加强民国史方面的力量，又请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的第一个博士李继锋加入）。初步拟定了出版合约，确定书名为《图片中国百年史，1894—1994》。之所以选这个时段，是因为1894年11月，孙中山在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第一次提出“振兴中华”的宗旨。这是革命派的第一个团体，也是民主革命的第一声号角。而199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五周年，此书可资纪念。

谈稿之余，我去新华社照片档案馆查看可用照片资料情况，了解购买照片的流程和费用，为书稿做准备。

选题计划、草拟的编辑出版合约及费用预算（一个不小的数字）做出后，山东出版总社副社长、我的直接上司邹本东说：“这个题目好！你只管编书，钱的事我来考虑！”他是行家，兼任省摄影家协会主席，做了一辈子摄影记者，脾气大，有魄力，工作上喜新厌旧，办事痛快。四天不到，给编撰者的预付金已经汇去了。

收集图片是个大工程。前五十年的照片主要来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档案馆），后五十年（包括中共早年）的主要来自新华社照片档案馆。先在目录室翻查资料本，资料本中按内容贴着照片小样，并有说明文字（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和编号，选定后交给资料员，等有关部门审定批准后，洗印放大，付款交付。我记得新华社一张八英寸黑白领袖人物照片，价三十元。除了这两处，还从各地博物馆、档案馆、图书馆、纪念馆以及摄影家（或家属）个人手里购买，包括吴印咸、张祖道、杜修贤、吕厚民、徐肖冰、侯波、石少华、叶华、邹建东、时盘棋、陈之平、李振盛、李晓斌、杨绍明、刘占坤等，共二百二十多人。从老画报、画册等书刊里寻找翻拍也是一条路子，有的是日本、德国的印刷品，画质不错。前后约半年，按图索骥，需要的照片基本全了，总计六千余幅，花费十多万元。

1994年暮春，书稿编辑设计初成。我在日记中记：“开始看《百年史》，工作量非常大”；“今日起，每天除了《百年史》，不做他事。”6月中旬，在济南南郊宾馆召开编委会，进行初审。足足十天，一页页过。白天工作，晚上吃饭时，喝过大酒，也喝过小酒。没一个有酒量的，但喜欢喝酒的气氛，所以有人醉酒就不可避免了。其间，张炜过来小坐，与编委们聊天。李老师擅当代文学评论，与张炜早就互相知道。

这年夏天奇热。我们的办公场所，先前是从铁路党校租的房（几个月前租的），现临时搬至济南妇幼保健院西侧闲楼。没有空调，只有电扇。为了赶进度，四五位同事每晚加班，流水作业，一人负责一部分内容，大八开的纸样一页页传下去。没有女士，我们都穿短裤、背心，甚至裸脊。隔壁医院新生儿嗷嗷落地，大家笑说，我们也在“生孩子”呢！

如果比作生孩子，我们就是“难产”。这一百年，大事极多，众口纷纭，容易敏感，书稿撰写难，改动次数多；编校也难，编辑人员鲜有近现代史专业知识，真个是孜孜矻矻，边学边编。赶在国庆节前出书不可能了。存疑的问题多得很呢：一些历史照片，有敏感内容，如何剪裁处理？同一内容，有多幅照片，用哪几幅？几位领袖人物都曾有几任夫人，要不要都收入？文字要符合“写史”的要求，准确、具体、冷静。比如“牺牲”这个词，宏大含糊，应该根据实际情状，改用“被枪杀”“被绞死”或“中弹阵亡”；国民党军队“起义”，是否用“倒戈”更好，因为性质与农民起义不同……

二审稿完成已是年底。打出纸样，沉甸甸的。大八开（实际尺寸290mm× 370mm）正文八百多页。我和司机开车进京，径去中共中央党校，住23号楼116房（不知为何，日记里备注了这些）。

1994年12月30日日记：

中午见文史部主任刘景禄先生，谈总顾问、写序之事。拟请汪家镠（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写序，请龚育之（中央党校副校长）为总顾问并审稿。凌晨4点才睡。

31日日记：

上午在党校书店购书多种。中午请刘先生吃饭。下午去找近代史所李学通。完事后在鼓楼下小店吃饭已晚7时。1994年最后一顿饭：一份白菜粉条（砂锅），一份豆腐（砂锅），两碗米饭（我和司机二人）。晚归党校住处，凌晨1时许才睡。

1995年头三天，我们坐等消息。天冷，司机病倒，打针。4日得确信：汪家镠同意写序，龚育之同意审稿。心里一块石头落地。

半月后书稿如约返回。还好，龚校长对稿件基本满意。删了几十幅照片，其他大致未动。于是从头至尾再过一遍。责任编辑、编辑助理、设计师、编务一齐上手，前后参与者达十五人之多。

23日日记：“仍弄《百年史》稿。感冒加重。晚写《百年史》后记。”

《图片中国百年史》在1993年列入选题计划时，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45周年献礼书而设计的。经过编撰人员的集体努力，于1994年3月完成了初稿，此后，在编辑加工的基础上，6月份在济南召开了编委会，对稿件进行初审和修改。由于修改工作量太大，编委会做出了“时间服从质量”的决定。又经过6个月的工作，终于在1994年底发稿。

本书收有2743幅照片，编者试图对中国近百年历史作一个直观而完整的叙述。内容的形象化是其最大特点，内容的确切和丰富是编者的最高追求。然而，有些历史事件，难以找到合适的照片；有些照片，已经模糊难辨，这给编辑工作带来了很大困难，难免留下一些遗憾。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汪家镠、龚育之同志的悉心指导。汪家镠同志为本书写了序，龚育之同志在百忙中审读了全部书稿，并提出重要的修改意见。李新同志审阅了部分书稿，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万仁元同志和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的张宪文同志，对民国部分照片的选择和编辑给予了指导；中共中央党校的刘景禄、朱乔森、孙乃源、董友忱等同志，审定了编写大纲并对编辑工作给予大力支持。

……

也就是说，购买的六千多幅图片，书中只用了不到一半。这就为《老照片》的出版埋下了伏笔。

过了元宵节，我和同事刘传喜、冯雷飞深圳，住蛇口，与以琳制版公司的师傅们连续工作二十多天，中间没有休息日。原稿多半是老旧照片或印刷品翻拍的，质量不高。经过加工，大为改观（比原稿好），公司也付出了代价——修版，打样；再修，再打，有的多至十几回，隔三岔五有整车的157克哑粉纸废样从车间拉去造纸厂化浆。公司是把这部书当作打品牌的样品来做的。公司经理芮豪，上海人，工作精细，经验足，善钻研，非常职业化。我很佩服。虽是商业，但实实在在为这本书做了贡献。

1995年4月3日，我终于在日记里写下：

《百年史》已改定，付印。

印刷选在深圳利丰雅高公司。刘传喜坐镇监印，在每一版印样上签字，有一次连续七十二小时没能睡觉，给我打电话诉苦。我告诉邹社长，他说：“没出息！”其实他心里也是感动的。

1995年5月的一天，终于见到深圳快递来的样书。

从最初神聊，到精装上下两卷，净重八公斤，定价一千四百八十元，需要双手才能抱起的大书，大家足足奋斗了两年。我摩挲着样书，跟同事说，用两年换百年，还是合算的！大家一起哈哈笑了起来。

此后，在中共中央党校开了研讨会，获得全国图书奖，很快被多家报社、杂志社、电视台买去作资料。我曾亲见某编辑部桌上摊开的《图片中国百年史》，其中有些图片已被剪去使用。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部与我们合作，将此书改编为一百集的《百年中国》，每集五分钟，播了一百天，还出了盒带……

三十年过去，再看这书，自觉惊奇。

第一，严谨。全书将一百年分为十一个时段，分法颇见科学，尤其是下卷，分为1949—1956，1957—1966，1967—1977，

1978—1991，1992—1994五个时段，其中把1992—1994作为一个独立分期，有深意在，也被后来的历史证明了。十一个时段各有两三千字概述，所有图片都有详细说明（不是简单图注）。香港、澳门、台湾三地，1949年以前部分，收入正编；1949年以后部分，选二百余幅照片放在正编之后，作为附录。《序言》《引子》《大事记》《后记》，该有的都有，整体性强。

第二，规格高。印刷装订精致而又朴素大气。设计理念清晰可感，仅开头衬页就有四张八页：黑、红、黄、白，象征一百年中国历史，从黑夜到东方欲晓、到太阳初升、到白天；又像是一出大戏道道幕布次第拉开。书名“图片中国百年史”从黄色衬页的小字到白色衬页的中号字，再到扉页正式的大字，连续出现三次，有庄严感、仪式感。全书篇章页色块，根据时代为土黄色（清末）、群青（民国）、红色（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三，特色鲜明。这是一本史书，但以照片为核心，通俗好读。照片的独特性，就是形象化、真实感，却又含蓄。比如一个人物，文字写“漂亮”，那就定型了，就是漂亮；可是看照片呢，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感觉。这就是含蓄，耐咂摸。为了这一点，照片就要充分放大，能让读者看到焦点，产生联想，不然就失却形象化、真实感的特性。书中用了一些报纸版面照片（社论或者重要报道），既然用了，就要发挥作用——图片大小以能看清报纸上的文字为定，有心的读者可以像读那个时代的报纸一样，进入场景；搞研究的学者也不需要费事去找旧报纸了……

山东画报出版社的历史可以证明，这第一部大书成为丰厚的土壤——

据此，我们这些初入行的、连码洋是什么都不懂的人，才磨炼、捋清了出版一本书所需要的十几道严密流程；

据此，我们才提出了“一本书主义”，即每做一本书，都当作唯一的，全力以赴，这一观念受到出版界欢迎；

据此，我们才锁定了“图文并茂，高品位的通俗读物”的主攻方向；

据此，才有了《老照片》，我们在读者中有了一点声望；

据此，我们尝到了高端选题、高端作者的甜头，出一本好书，就交到几多朋友，这些朋友会给我们带来新选题、新作者；

据此，我们第一次体会到当编辑、做出版的辛苦和欢乐……

苏联作家费定写过一部长篇小说《早年的欢乐》，译者是左海。早年翻译的书名是《初欢》，出版于1952年。我喜欢这个译名。“初欢”有第一次的意思。本文所记，不就是我做书难忘的初欢吗？

【作者简介：汪家明，1953 年生于青岛，1972年入伍，在部队文艺团体做美工（画布景），1982 年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任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副总经理，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策划出版《老照片》《图片中国百年史》《凯恩斯传》《中国美术全集》（普及版）等图书。著有《难忘的书与人》《难忘的书与插图》《立尽梧桐影——丰子恺传》《美术给予我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