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阅自在

多少年来，我的生存状态始终与读书息息相关，甚至抵达水乳交融的境界。

或许我的阅读过程并不精彩，但蕴藏着大从容、大自在。于我而言，书中如有无数法门，它似乎破解了我人生的所有密码。

也许是宿命中冥冥注定，我这一生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直至深入骨髓，浸入灵魂。那些在书中或坐或卧，或哭或笑，或漫步或奔跑的文字，若青花古瓷，摇晃在漫长、移动的岁月里。好似家乡青龙山灵崖寺里的钟声，终年把天籁一样的跫声，在我耳畔“铛铛”敲响。

年少时，每个人都会有斑斓的梦。我最初的梦，就是从读书开始的。

在我的老家汉江中游，被称为秦头楚尾的小县城，我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太爷爷是同治年间举人，爷爷是晚清秀才，民国时曾任县上“三长”（相当于现在教育局局长）。父亲是民国后期中文先生，母亲是县汉剧社青衣主演。

记得在“文革”前，我家藏书很多，大约有2万册。为此，父亲专门订制有好几口装书籍的皮箱、书柜，还有专装小人书的箱子。那时候，我们一家人都喜欢读书，家里书香味很浓。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如今仍有两口书箱被完好地保存下来。这些愈百年的老物件，既是一种怀念，也是一种象征。

那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读书时代。从识字起，我几乎整天泡在书里，古典的、现代的，中国的、外国的，战争的、爱情的，连环画、小人书，来者不拒。当然，还有不少线装的古籍，其中不少是文言文。看不懂的地方，父亲和大哥就是义务解读员。后来，家里的书读完了，我就去文化馆图书室读（20世纪60年代，县文化馆与图书馆还未分开），文化馆就在街对面，很方便的。更多的时候，我会约上同学超，去下河街县城唯一的新华书店读书。而往往读入高潮，竟忘了回家，害得母亲派大哥、二哥满城寻找，有时回去还免不了一顿皮肉之苦。但疼过又忘了，依然如故。

上初中以前，我读的书主要是文学类，记得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镯玉环记》《创业史》《保卫延安》《金光大道》《雷雨》《家》《春》《秋》《骆驼祥子》《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封神榜》《说岳传》《瓦岗寨》及三言两拍等，大部分是家里的藏书，少部分是租借来的。

说实在话，一个十岁少年那时候读书也只能读个大概，看个故事，图个热闹。而那些名著里的纵深、沟壑和思想，皆得益于父亲给予诠释与解读。他给我讲三国的谋略，水浒的江湖，西游的宗教和红楼的王朝。他给我讲赤壁之战、官渡之战、淝水之战，讲战争形势分析，采用的谋略、兵力调配、天时地利等，既详又细。他给我讲诸葛亮、李世民、刘秀、项羽、张良、刘备、曹操、孙权、岳飞、贾宝玉、林黛玉，他给我讲桃园结义、空城计、苦肉计、草船借箭、梁山一百单八将、刘姥姥进大观园等等。书中那些人物、英雄、爱情、智谋和江湖深植我心，挥之不去，让我辗转反侧，寝食难安。

也就是从那时起，作家梦在一个少年身上开始郁郁葱葱萌发，摇曳而多姿。

1969年秋天，我随家人下放，迁往距县城20多公里、巴山深处一个叫木场的村子安家落户，开始了我漫长的乡村生活，那时我读小学三年级。

在乡下生活的第二年，母亲因病不治去世了。母亲走时对父亲说，老三身体差，让他多读点书。老三就是我，那是1971年冬天，我12岁。

母亲仿佛看到了我的未来。

那年月，一个少小离娘的孩子，在精神与物质双重贫困的乡村，像被人扼住了喉咙，摇摇晃晃走过乡村四季。

在乡下生活的近10个年头里，生活的极度贫穷使我们一家人脸上终年都是菜色。而更可怕的是精神的荒凉，没有书读的日子，让我痛苦万分。

苦难的日子里，我遇上了不少好老师，他们让我终生难以忘怀。从小学到初中，我的班主任和语文老师知道我喜欢读书，经常偷偷借书给我看。由于书籍有限，这期间，我的阅读时断时续，由于供不应求，有时一本书我会读三五遍，甚至书中许多章节我都能背下来。记得读初中时，我曾不止一次拿自己的干粮与同学换书看，而往往精神充盈了，肠胃却空秕下来。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我考上高中后，才开始有了逆转。因为旬阳中学有校内图书室，尽管藏书不多，但是已足够我读了。在教务处办个免费借书证，不用掏钱，每周都能读到新书。

在高中的两年半时间里，学校几乎没给我们发过课本，但我的阅读一天也没有停止，尽管图书有些单调。这期间我读了《林海雪原》《欧阳海之歌》《红旗飘飘》《吕梁英雄传》《红旗谱》等200多本书，诗歌有贺敬之的《回延安》、郭小川的《青纱帐》、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等，也传看了不少校园手抄本，诸如《第九十九座铜像》《一双绣花鞋》等等，年代久了，大多书名都忘了。

读书也带给了我许多好处，但也是一把双刃剑。从初中到高中，我的作文经常被当作范文在课堂上朗读，或张贴在校园学习园地。可是，从高二起，我的学习开始严重偏科，以致于在恢复高考时，我的文史几乎满分，数学只考了几十分。

阅读与写作，有时也可以改变人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参加工作后，被分配在城郊一个公社任青年干部。与此同时，我开始了业余文学创作生涯。那时候，我几乎放弃了工作之外的一切爱好，勤奋笔耕，通宵达旦。我一边阅读，一边创作，痛苦并快乐着。从1983年我的第一篇小说在市报发表后，一发而不可收拾。

读书不仅极大的丰盈了我的知识内存，也延伸了我的视野，拓宽了我人生的格局，使我能够走得更远、更高。记得在1985年，我参加了长安文讲所学习。当时，我居住的小县城在秦岭以南，距省城300多公里，仅靠一条210省道连接，到西安去听课，需凌晨5点钟乘汽车，晚上7点才能抵达，途中经常遭遇暴雨、山洪和风雪，千辛万苦，难以言表，但仍然义无反顾。这一切，皆因心中有远方……

当然，在我创作遭遇瓶颈的时候，我会停下来，认真地读书。

平时在我的家中，书房、卧室、阳台、沙发甚至卫生间都放着书，就是为了阅读方便。为此，也落了家人不少抱怨。我给孩子说，今年国家把《论语》都列入高考作文了，这是一个信号。阅读量跟不上，想写出好文章，那是不可能的。

唯有经纶满腹，下笔若有神授。平凹先生曾说，写东西时间久了，神就上了身，它会引领你。就是这个道理，

读书与写作与我的工作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2003年，我从乡镇调入县文化旅游局工作。这一切既是上级的偏爱，又似乎有上苍的眷顾。

这几年年龄大了，阅读与创作已逐渐慢下来。特别是过了50岁后，我的阅读兴趣与方向，也悄悄发生了变化，近几年我重点阅读了《中国通史》《道德经》《山海经》和《圣经》等。这样的书读多了，笔下的作品少了些锋芒、抱怨和厌世，多了些温度、悲悯和关照，人也变得豁达起来。

可以想象这样的场景。在绵绵雨天或漫漫长夜，当你静下心来阅读，在人物、事件和历史之间对话穿行，你就会有一种从精神王国向自由王国飞翔的快感，仿佛肉身亦变得空灵起来。

庄子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说，诗和远方，尽在书中。

夜晚，一个人独坐书房。窗外，或春草竞发，或蝉鸣银河，或萤火虫声，或飞雪敲窗。四季在文字里悄然更替，人物在扉页上自由出入。这多么美妙。

一盏灯，一杯茶，一本书。人生足矣。

阅读，有大自在。

读古柏

始建于明成化八年（1472年）的旬阳文庙，是旬阳山水太极城上一道古老而耀眼的风景。

我的老家在太极城的阴鱼岛上，小时候老城也没有很好的去处可玩，因为离得近，去文庙自然就多一些，而文庙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些参天的古柏了。那些树龄在五百年、一千年以上的古柏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文革”后期，我下乡当了知青，我们插队的木场村位于汉江北岸的大巴山深处，那里植被很好，桦树、松树、冬青、槐树等品种齐全，也有不少柏树，但从未发现一棵比文庙的古柏粗壮、高大，树龄也小去了很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知青返城后，县城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城市的中心也由老城迁至菜湾新城，我就住到新城去了。

但还是忘不了文庙里那些古老的柏树。

工作之余，或周末的时候，一个人从新城走到老城，去文庙看古柏，也看文物（文庙后来建成了县博物馆，有馆藏文物6000余件）。走进文庙，站在那些古柏下，心中顿生崇敬之情，在巨大的树荫里，仰望这些自然的精灵，用心与这些千年古柏作一次无声的对话交流。

过去逛文庙，喜欢拿一本书，坐在树下读。那么树可以读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一棵树，就是一本书，树和人一样，即便是同一品种的，也会有她独特的个性。如果说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这世界上也找不出两棵完全相同的树。无论是生长在旷野，在公园，在小院的树木，或是马路的行道树，只要成林，那也是一个形态各异，性格不一，各呈风采，绝非一色的丰富世界。读树如看人，尤其种植在文庙里的柏树，巍峨庄重，枝根扎结，风姿苍劲，气势不凡。它们矗立了数百年甚至千余年，几乎是旬阳历史的见证人。

如果树能言语的话，一定会涌出沧桑的感叹。所以，细读这些柏树的每一轮年龄，都能寻觅出历史的演进，岁月的沧桑，时代的变迁和人情的冷暖，就像文庙里那些沉默的文物。古柏虽老，可并不因阅历丰富，资格老道而目空一切，依老压小，在她周围，许多年轻的晚辈树，在他们的护佑下，同样长得从容不迫。这种上了年纪的淡泊、宽容，越发显出一种分量和尊严。其实，树老和人老也差不多，老人通常行动迟缓，老树相对也就长得缓慢，老人平常不怎么活跃，老树一般也就不是很起劲地生长。树老如人老，身体素质下降，抗病抗灾能力锐减，大前年，一场风又把文庙几棵古柏的生命吹走了。其实人间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些生命消亡，一批生命再生，连绵不绝，生生不息。你看那些残断的枝丫，萎缩的树干，不太振作的针叶，留下了太多时光的痕迹，好像世界在古老的身躯里凝滞住了，不免给人世态苍凉的印象。使人们在肃然起敬的同时，也多少使人生出一丝惆怅。

而在这些古柏的陪伴下，陈列在文庙里的文物，同样年逾古稀，甚至比这些古柏更显苍老，可它们正是因为古老才更加弥足珍贵，一件文物，就是一个故事，一段历史。但凡有文化、有知识的都是知道这些道理的。而这些古柏，更像一个个苍老的智者，终日守护在这座演绎着中华远古文明的圣城里，将神秘的往事娓娓道来。

时下，在整个文庙里面，那满园关不住的春色，那一片郁郁葱葱，青绿苍翠，唱主角的已非这些前辈树木了，古柏的光辉，已是昨日黄花。看来，还是年轻好，因为在成长着，意味着拥有时间；因为在成熟着，意味着来日方长。所以，后来陆续栽种在文庙里的树，都比那几棵古柏生机盎然，朝气蓬勃，显出生命力特别旺盛的样子。有风吹过，你可以听到一片充满活力的跫声。我想，生活原本就是这样一个后来居上的局面，未来属于谁，谁就拥有最多的话语权，而徜徉在古柏下，就没有这一份热闹。

一眼望去，所见皆绿，绿竹抒情，紫槐妖娆，爬在古柏身上和照壁红砖绿瓦上的凌霄，更是在高处出尽了风头。还有那些花草，吸引着蝴蝶翻飞，蜜蜂嘤咛，蜻蜓嬉戏。读树也让我感悟，自然界必须拥有包容的胸怀，世界不可能只有一种颜色，只有姹紫嫣红的绽放，才会有怡人的景色。而人类，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你看那些到文庙参观文物的人，年轻人也远比老年人多，这是一种良性的循环和传承，和树木的繁衍一样，是一种事物发展的必然。只有新鲜血液的不断输入，机体才能不断更新，焕发青春，才能后浪追逐前浪，前赴后继，生机勃发，气象万千。

我们读书，是看压缩在书中的空间和时间。参观文物，是从历史的活化石里提取水晶。而看树，是阅读大自然，那可是活生生的大块文章。树的世界，人的世界，其实都在新陈代谢的进化规律之中。懂得这一点，无论男女老幼，就会达到一个至高无朋的境界，文庙里的这些树木，护佑着文物，也护佑着人类，构建着人们的精神家园。

文庙读树，竟然能读出千般的滋味。而阅读自然界的大智慧，恐怕要穷其一个人毕生的精力。

说圈子

在当下之中国，人口虽然众多，活动范围却日益狭小。生物学家认为，在动物世界，人善群居，亦是最怕寂寞的动物之一。于是乎，那里暖和就往那里挤，从而形成城市中一个个五花八门、色彩斑斓的圈子。 称其为，文化圈。

诚然，与崇尚个性发展为基点形成的西方文明不同，源于封建社会的中国，在其自身文化传承发展过程中，由于受自然环境、历史接替和传统文化等因素影响，大家习惯于结成一个个圈子，形成了一种别开生面有趣的圈子文化。

时下，这些圈子涉猎面广，品种齐全，大小不一，行色各异，大到部门、单位、企业，小到社会群体、百姓。有文学圈、书法圈、美术圈、舞蹈圈、音乐圈、摄影圈、戏剧圈、曲艺圈、朗诵圈、奇石圈、根雕圈这样的纯文化圈子；也有同学圈、战友圈、知青圈、同事圈、闺蜜圈、微信圈、票友圈、广场舞圈、钓鱼圈、游泳圈、户外圈、骑行圈、象棋圈、麻将圈、侨牌圈、驴友圈、旅游圈这样的亚文化圈子；还有网购圈、保姆圈、讨债圈、二奶圈、商业圈、购房圈、的士圈、二代圈等异文化圈子。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可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圈子都具有封闭性。圈子与圈子之间，一般很少往来，即便是同一类圈子，也老死不相往来。各立山头，占山为王。

平时，人们在这样一个个圈子中，钻进钻出。圈子结构犹如洋葱，这是一个个由人情亲情乡情友情连接而成的圈子，常人难以摆脱。圈子结构也正好与中国等差有序的社会格局相吻合。圈子有圈里圈外之分，圈子内部更存在中心、次中心和边缘之分。对于社会来讲，圈子是中心；而对于圈子本身而言，圈子又各自有中心。每个人，因其位置不同，权利义务各异，身心自由度也大有不同。处于中心的人，自然是某一领域有建树之人，位高权重，一呼百应。其负有巩固圈子和发展圈子的重任，往往一言九鼎，且没有相应的束缚。而从中心往边缘，则逐渐弱化，服从与附和者众。

从现实来看，整个社会都是以圈子为单位来相互依存和竞争的，而对个人是不大承认的，即使偶有孤胆英雄奋力抗争，结果也往往以悲壮收场。 但是，由于圈子本身的缺陷，在“固若金汤”的表象下，也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心胸狭窄与近视所致。然而，在这个半封闭的环境中，自然为圈子的诞生创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有几千年的农耕历史。人们的生活基本上是自给自足，家庭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生活单位。进而就形成了一个个特定的家族圈子，人们生产、生活的各个环节均包含其中。在这些圈子中，人员固定，相互间关系也固定，陌生人是没有的。时至今天，某些偏远的山区老人从来没有走出自己的村子。长久以往，自然就把圈子意识复制推广到政治、经济等体系中。

此外，除了血缘之亲，也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建立圈子。是否成为一个圈子的成员，在圈子中地位如何，往往不全是取决于一个人的品德和能力，而是取决于这个人与核心人物的关系。因此，人的信任里带有浓重的人情色彩。人们可以通过人情运作来改善人们之间的信任关系，即可以通过已有的关系网或请客送礼等方法来建立与“陌生人”之间的信任。

由于圈子成员之间关系纵横交错，密不可分。同时，因为不易退出圈子，因此也培养或者说是迫使成员间采取一种长远的处事方式。所以，从规避风险的角度出发，大家都尽量维持一团和气，能不得罪人就不得罪人，以免日后断了自己的退路。而这种天生的对圈子的依赖性就决定了成员温和的一面。实际上，为了保证圈子和谐，不对中心构成威胁，对圈子成员最主要的要求就是要大度。所以一般人都秉承这样的处事之道，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在圈子内，人人都小心谨慎，因为是自己人，或者和自己密切相关。而圈子外，则是局外人，不是自己人，因此无须“遮掩”。或者说，对熟人宁可自己吃亏，这里面有利益的权衡。而如果是外人，则用不着讲究规矩。

因为大家养成了办事先依靠圈子里人的习惯，因为他们肯帮忙，而对圈子外的人则不信任。一个人要和圈子外的人打交道，哪怕是光明正大，哪怕有正常的行政程序等，官事官办，按照明面的规则，都不一定会很顺畅。如果先套交情，进入对方的圈子，办起事来才会顺利。因此办事托人找关系之风盛行，至今不衰。因为，一旦进入圈子，自然就是自己人，办起事来自然就有一种信任感，这种建立信任的速度可以很快。

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加上个人私欲的膨胀，这种建立信任的格局也有些变化。进入一个圈子，单纯靠友情亲情靠不住了，于是送礼、请客便粉墨登场，这种速成的“信任”风险也自然不少。为了规避风险，许多人竭力控制自己的小圈子，或者说精心打造这个圈子，只在核心圈子里活动，只接受核心圈子成员所托所求。大家利益攸关，一条绳上的蚱蜢，这样自然就降低了风险。

所有圈子都有极强的排他性。对圈外的排斥，使得大家很少去关注他人或外界利益，由此造成社会公德的缺失，社会规范也难以确立。“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 从而形成极端的利己主义现象，社会公德与责任逐渐缺失。

圈子文化之下，一方面培养了中国人团结凝聚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也导致权威不断放大，专制的进一步加强。与其相伴相生的是，是圈子成员个性和创造力的扼杀和消亡。在圈子中大家讲求同等划一，这样方便管理，同时也似乎能形成统一的合力。因为习惯依赖圈子和他人，在精神上未成熟，个体丧失了在群体中的相对独立性，结果形成个体的个性和意愿的丧失。长此以往，必然造成对个体需求和利益的压制和成员对集体和领导存在习惯性的依赖。

圈子文化也造成制度的缺失。圈子社会就是人情社会，人情关系对法律进行渗透，甚至以权代法。林语堂曾说，“中国人是把人情放在道理的上面的”。在情、理、法的关系中，先用情来讲理，讲不通，不得已时，再用法来讲理。

圈子社会的信任是一种非理性的关系，带有很浓的人情色彩。这也造成了人们对非关系网中人们信任的丧失，扩展到整个社会，就造成信任危机。另外，受传统权谋文化影响，即便是圈子内人们之间，由于利益的原因相互算计和彼此防范，也容易造成彼此信任的丧失。

在彰显个人发展之潮流渐趋抬头的今天，单靠在圈子里混，容易个性被同化、扼杀。社会愈发展，越需多采取理性科学的管理方法，这样社会和国家才能有序健康发展。因此，我们需要改造这个圈子。具体说，就是要综合世界优秀文化，在融合中创造新的先进文化。把小圈子提升成大圈子，把圈子文化改造成大文化，只有这样，才能营造一种共同的、平等的、具有生机与活力的社会空间。

圈子是一种地域文化现象，更是一种存在。关键在于，它应该具备怎样的价值观、人生观和宇宙观，才能走出泥沙俱下、甚至低级趣味的窄巷。这仍然是一个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