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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发专栏·一隅照 《雨花》2025年第9期|陈先发:以病为师
来源:《雨花》2025年第7期 | 陈先发  2025年09月24日08:19

我的朋友老裘,曾被一只小虫子折腾得几度濒临崩溃。这只小甲虫,就趴在他后脑勺右上方的头皮上。老裘感觉它嗡嗡飞降时头发的震动,像小型直升机降落时,螺旋桨飞旋的气涡令草层倒伏一般。他一伸手,就能摸到那带点微刺感的硬壳,拇指甲盖般大小,有点像小时在乡下常见的“臭屁虫”。开始时,老裘担心它会猛地释放令人窒息的臭气,这会打断他每周举行几次的项目组例会,他想象过大家捂着鼻子夺门而逃的滑稽场面。哦,还算幸运,这只甲虫没有刺激气味。但它尖利如钢针的细细吸管扎入时,老裘常疼得一抖索,有时会猛一下子蹲下。甲虫用两只坚硬前螯扒开发丛,老裘试图用右手食指去摁住它,但没有一次能阻止那尖锐的刺入。甲虫飞临,那一小块头皮仿佛是它的停机坪,每天总有那么几次,又全然没有规律,这让老裘的身体陷在了暗黑一片的泥沼中。有时在台上正讲着话,甲虫突兀而至,老裘脑子嗡一下就乱了,日常的套话也讲得结结巴巴,语不成调。夜里,常被刺得冷不丁叫几声,只好与妻子分床睡了。最糟糕那半年,他在书房常以头抵墙、撞墙。老裘的头发油性大,他指给我看墙上有些油污的一小块墙皮。“头撞出来的,疼得想穿墙而过。”他说。“哪里有什么鬼甲虫?我举着镜子,你自己瞅!”老裘妻子脾气有些暴躁,早先总朝他吼几声,后来索性懒得搭理。老裘喊得凶了,妻子就扒他眼皮,看瞳孔是不是在异常放大。老裘的眼神冷静而倔犟。他是省级设计事务所的建筑师,在一些小众而高端的竞赛中,他的获奖证书摞起来,塞满了书房抽屉,但没有一张图纸化作了地面建筑。他只是个郁郁寡欢的纸上建筑师。老裘无数次揽镜自照,那一小丛头发安安静静的,乌黑发亮,这个年纪头发如此茂密旺盛的,真不多见了。甲虫从不在镜中现身,但伸手一摁,它可触可摸地就趴在那里。老裘对自己指端的触觉疑神疑鬼起来。访遍各大医院,做过多次脑部透视,没有一次捕捉到那只神秘甲虫的踪迹。老裘陷在愈加痛苦的自我挣扎中。有一次,我准备给他讲讲卡夫卡的甲壳虫,老裘不耐烦地一挥手说,早找来读了好多遍了,他是借虫遁身,以象喻理,我哪有什么道理要对这个世界讲,我这是实实在在的皮肉之苦哦。你们都觉得这是幻念,病理源头呢,根治方法呢?我陪他回乡下,四处搜寻草药与偏方,依然一筹莫展。有一回,他又来我家喝闷酒。我说:“既然这只甲虫嵌在你体内不愿走,不如就劈头盖脸,朝它走过去,去述说它,表现它,与它共生,跟它对话。”多年以后,老裘说,正是你无意间这句话,救了我。

今天这个城市引以为傲的一座建筑,是孤山一侧静卧着的巨型甲壳形大剧场。官方的宣传手册,常以它为封面。尤其是深秋晴日,稍夹揉些冷灰的银色外壳,与众树斑斓的多层次山色呼应,让人不由感叹,真乃本城建设的神来一笔。稍有耐心的游人,在公园、广场、河畔或公共建筑的内部点缀中,见到无数的变形甲虫状雕塑或装饰物,游人们直呼妙趣横生。甚至可以说,整座城市在对一只甲虫的想象中,生机溢出。遗憾的是,上述这一切景象,只发生在我们推杯换盏时的幻念与戏谑之中。老裘精妙的“甲虫想象”,在各类设计中得以疯狂表达,稿纸摞起来,快占半间屋子了。但依然没多少人真的赏识老裘,在各种角逐中他不断落败。在三五至交的小圈子之外,也不会有人觉得这些图纸跟一个人暗黑不堪的疾病对抗有关。如今走出了内心泥潭的老裘,很少再提那只甲虫。在我们几乎每周饮聚的闲叙中,那只甲虫仿佛从未来过。蜀山之侧的甲壳剧场,依然只是一块荒棘丛生的空地。老裘今年的口头禅是:“我需要更多的荒地。”

我曾在《黑池坝笔记》中说:“艺术是自我救治失败的产物。”自救一旦成功,疾病作为一种掩体,往往在溃散中消于无形。但敏锐的读者依然从中捕捉到深藏的印迹:一个作者在出口处的脚印,凝聚了他踏进入口就一直导引着他的激荡神思。在意志力的内在结构中,每一面墙壁每一块砖上,都镌刻他对艰难时刻的复杂记忆。从一首诗或一幅画中渗出的,是修辞、线条、色彩或构图之力,这些力量甚至可以细化到一次语调的顿挫、一个忽然的转折、一个符号的标注上。而力量构成中,最要紧的,其实仍是人在生命进程的特殊节点上加速凝成的信念之力。去年春末我去浙江绍兴,在明代文人青藤山人徐渭的纪念馆中盘桓,忽地意识到,理解一个人在至暗时刻的信念形成,对进入他的世界是如此重要。徐渭在连续遭遇幼年丧父、生母被逐、八次科举失利、受其师胡宗宪牵连入狱等多重创伤之后,胡宗宪狱中自尽事件终于导致他精神失常。他九次自杀未遂,开启了长达二十余年的狂疾。徐渭病中自残的惨状,远甚在荷兰麦田中错乱割耳的凡·高,“引巨锥剚耳,深数寸,又以椎碎肾囊,皆不死”,后又在迷狂中误杀继妻入狱七年。病体与精神的双重危机,彻底击碎了他想从体制规训中脱颖而出的最后幻念。病理状态摧毁了他的社会人格,却也撕掉了种种伪饰,让个体创造回归到原始生命力的澎湃催动之中。主体人格的强劲破壳,间或而至的知觉清明,令他在自述中写道:“世间诸有为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如果说老裘之病,让他进入意志力渐渐苏醒的光线沐浴之中,徐渭此时,是被信念的强光逼眼照射——他开始横扫一切顾忌与拘束,随心所至地泼墨挥洒,他的线条尤其是狂草,“支离怪异,不拘章法”,不再是思考的产物,更非一种被灵感支配的设计——我一直认为一首诗中最根本的力量运行,首先应当剔除设计感和制造感,令心灵的神奇律动和意志力破纸而出,成为主导力量。

疾病成了压迫性的艺术语言解构工具,逼使徐渭抛弃陈技旧法,转向真我与本我表达。与他时清时浊的思维界面形成鲜明对应的是,草书“横倒竖歪,粗服乱头”,字间是“箩筐倾物”的狂放不拘,《墨葡萄图》中一如视觉呓语般随心滴落的墨点、迷错乱绕的藤蔓,与他的楷书时而如老僧静坐的反常端稳,构成了精神镜像中的分裂对称。看他的线条运行,急促提按、断裂流转、时枯时淡,有时墨迹成块堆积,尽显病中的肢体震颤与情绪躁动。空白处晕散的醒神墨点,又像是蚕食病躯的阵阵耳鸣、眩晕。这让我想起老裘后脑勺上无端嗡鸣的甲壳虫。站在他的书轴前,我想,这是一头精神困兽的病痛自喻。若非如此这般的徐渭,又如何匹配那个沉溺在疾病深渊中的青藤山人?今日看来,在理性框架崩塌后,潜意识中笔墨的本能喷涌,反而真正成全了个体艺术中一套奇妙的安魂机制。他在题跋中写下:“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仿佛一种灵魂底部的散淡安宁终于到来。晚年的徐渭拒见权贵,只以单纯的售卖书画为生。个体的尊严在创作中持续恢复,当社会将他定义为疯癫,他自知唯有笔墨能重新定义自我价值。虽然“忍饥月下”的窘境仍在延续,无人可对的孤独也一如往日,据说他常对空屋自顾自地咆哮:“徐渭不在!”但疾病与下一场疾病的短暂间隙,也足够让他攒起横扫旧习的勇气:他的破坏性笔法中孕育了新的美学原则,瓦解了古来文人画的淡雅范式,启发了无数的后来者……直到此刻,当我写到他,我愿将他的“闲抛闲掷之境”,与杜甫的“吾庐独破之境”并置而论。在意志力这个话题上,仿佛有一根伟大的杠杆在我面前延展,此两种境界正是杠杆的两端。

世间不应有任何一种理论可以美化疾病对艺术创造的催化,值得我们为之凝神的,只是这种催化在病体的熔炉中,如何加速生命本相的赤裸呈现。史铁生曾以“职业是生病,写作是业余”自嘲,他曾记录治疗尿毒症时的感受:“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看鲜红的血在透析器里汩汩地走——从我的身体里出来,再回到我的身体里去。”将生命拆解为物理过程的体验是残忍的,但病者自己也无法阻止新观照维度的猝然到来。他在《病隙碎笔》中说:“生病的经验是一步步懂得满足。发烧了,才知道不发烧的日子多么清爽。咳嗽了,才体会不咳嗽的嗓子多么安详。”我曾和老裘反复讨论此处的“满足”二字。老裘觉得从病理状态获得的认知转变,正是道家“反者道之动”的一种诠释。疾病剥夺常态的舒适,让人重新发现日常的珍贵。疾病的教诲,从不是全然消极的,它以最残酷的方式提醒我们:生命的启示不来自其长度,在于探询我们对它的感受力可以深化到哪一步;不来自确知什么状态是真正圆满的,在于追问我们在破碎中的坚守,将诞生什么样的新能力。疾病并非健康的反面,而是生命的另一种形态。如果个体生命是一个多面体,我们的目光穿透,将在苦痛中感知,此时是否比之前多出了一个或几个棱面……徐渭身后的精神轨道上站着一列长长的队伍,八大山人画下那些吊白眼的鱼鸟,歪斜的山石,哪一处不是他精神创伤的视觉投射?这位明亡后出家的皇室后裔,在疯癫与清醒的间隙,将国破家亡的剧痛转化为笔墨的极简:《孤禽图》中,一只缩颈拱背的鸟独据画面中央,留白处的虚空比笔墨更具冲击力。空白并非病后的失去,更似是另类的“满足”。与徐渭以锥刺耳的自残类似,傅山也曾令人惊心地“椎刺其目”。20世纪80年代末,我在复旦读书时,读到沪上小说家阮文彪重病中写下的《死是容易的》,这个作家如今罕有人知,但这书名刻在我脑中,仿佛几十年没有一丝一毫挪动。确实,死是容易的,也是直接的,唯病痛中有无法穷尽的千山万水。

进入疾病,令自身成为异己——对非常态生命体验的渴望,让部分创作者产生代入的冲动,这难免被疑为一种投机:既免受病痛之苦,又借机完成异常表达,疼痛感甚至憔悴感,曾被作为一种审美的追求。很有趣的一个现象是,汉文化史上有一种装病造病、无病而作呻吟之态的别样传统。当然,焚书和“文字狱”等极端文化境遇的复杂性,并非后世的简而论之所能概述。以假病或佯狂为武器,大声宣告自己的不予合作或自绝流俗,用疾病作为拒绝的手段和工具,大概算是抗争的一种。龚自珍在《病梅馆记》中谈的是另一种状况,他痛斥文人画士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的病态审美,却也无意间揭示了疾病美学的深层逻辑:正如盆景制作及工艺美术领域,畸形枝干因偏离常态而获得独特的表现力,曾令人趋之若鹜。而以病体为精神盔甲的典型样本,是我们常讲的魏晋风度:嵇康“土木形骸”的疏狂、阮籍穷途之哭的癫态、刘伶“死便埋我”的宣言,实则是以肉身朽坏为代价,换取一种精神自由。扬州八怪画作中的病石怪鱼,以形式的异常,解构宫廷画院的正统模型,其实是对文化专制的隐性挑战。传世哥窑瓷器,也以病态碎裂,独辟器物审美蹊径。而在小说的虚构中,林黛玉一双“似蹙非蹙笼烟眉”的似病非病,似乎更适合普通人对不合时宜的情绪宣泄。以病离群,疾中避世,疾病成了一种具身的桃花源。

与中国文人的佯病不同,西方艺术家曾有将疾病浪漫化与道德化的倾向。桑塔格曾以嘲弄的口吻说起,雪莱致信同样患病的济慈:“你还是带着那副肺痨病人的病容”,“痨病是一种偏爱像你一样妙笔生花之人的病”。彼时的结核病症状:两颊潮红、身体虚弱、极度消瘦,甚至成为“文雅、精致和敏感的标志”。德国诗人诺瓦利斯宣称:“疾病可以是刺激生活的强有力的兴奋剂。”另一些时段,有不少诗人竟以患上梅毒为荣。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尖锐指出,结核病被赋予浪漫色彩,成为天才、灵性的代名词,与癌症在20世纪被贴上邪恶、污秽、惩罚的道德标签,本质上是社会对疾病的暴力诠释。这种隐喻将肉体的病理过程转化为道德审判或美学想象,既扭曲了疾病的本质,也异化了患者的存在。但她未曾否定的是,疾病作为一种极端的生存体验,又确实重构了认知世界的方式。为了呈现扭曲的感知、破碎的意识、变形的身体或存在的荒诞,表现主义、超现实主义等流派都曾发起对固有审美经验的冲击,形成各自醒目的风格。

老裘最焦虑的一段日子,我陪他去了一次褒禅山。从初中课本中熟知的这座名山,原以为它远在天边,不料距本城仅百余公里。本期待它奇崛险峻,未料它如此平常淡泊。在山中喝茶久坐,我们从“身体是个道场”这个话题谈起,追问一个病中的人,如何超出个人病体,实现与正常人世界的内心共振。对一个诗人而言,疾病的价值不在于它提供了多少痛苦素材,在于它能否迫使艺术家重建与世界连接的方式。病痛强迫人聚焦于自体的细微颤动,某些时刻,一阵刺痛就是宇宙的中心,这阵疼痛之外,世界是一片无须介入的空无。感官的锐化,虽能催生精微的描写,却也容易让创作沦为病痛症状的图谱。当疼痛让每一分钟都变得漫长,艺术家可能丧失对“他者”的精微感知。一个久病卧床者听见输液的滴答,却不闻窗外的春雷。如果“觉他能力”下降,再不能触碰无穷的他人之心,所有的艺术都会干枯掉。这是个两难的命题:既要消化疾病带来的独特体验,又要避免视野的广袤被病痛吞噬掉。这种内在的起舞是困难的。一颗杰出心灵总想着从疾病中,逃离到人类共鉴共照的同一块棱镜中。普鲁斯特在哮喘病长达三十年的禁锢中,于斗室之内,以巨幅作品《追忆似水年华》完成了对浩瀚时间与记忆的史诗性再塑。但他的逃离之路过于漫长,时而令我昏昏欲睡。主体要更深刻地进入“他者性”和生命的普遍困境,并非易事。我们谈起鲁迅企图看透“铁屋子”里的死寂,谈起草间弥生从神经性视听障碍产生的密集幻觉,创造出其标志性的波点语言。这样的场景密布于文化史的空间中,当卡夫卡以格里高尔之名变成甲虫,恰是肉体退场与精神觉醒达成和解的时刻。主体在疾病的巨大压力下,被迫调动起更深层的生命潜能,完成在废墟上的重建。

病痛在自体内唤醒了一种浓烈氛围,也不妨认为这种氛围将个体的独特性抽离出来,甚至成为个人精神自传中最重要的章节。疾病作为一个事件,改变着患者与世界、与自我、与文字的关系。这种改变在诗人那里,往往表现为语言的突变。疾病在这里展现出导师的另一重面相:它以生命倒计时的方式,逼迫创作者直面时间的本质。当常人在琐碎中消磨光阴时,病者似能更快懂得,每一次呼吸都可能是最后一次,这种紧迫感让创作成为对抗虚无的干戈。这种内在氛围,一如苏轼写下《记承天寺夜游》的淡漠月色:“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他拖着贬谪生涯中的病体,令身体的困苦与精神的自由在月光下趋于圆融。中国文人的“病中吟”传统,从王维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到陆游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都展现出将生理痛苦转化为精神超越的智慧。这种突破在艺术史上不断重演。我有一个猜测,米开朗基罗或许正因关节炎,才让他的雕塑充满张力,莫奈也正因白内障,他的色彩才愈发浓烈。李清照在《声声慢》中写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时,正经历着病痛缠身的晚年。黄花细雨、梧桐点滴的意象系统,因个性化病理体验而获得新的生命。疾病使生命进入浓缩状态,患者被迫以显微镜般的精度,观察曾被健康麻痹的感官细节。人性的普遍特质正是有了这条具身化渠道,才有效切入了人类共有的脆弱和不确定。

我和老裘曾反复探讨一个话题:对病因的追究,是否可以成为一个人深化自我的通道。陪他寻医问药的过程中,对那只甲虫来临的病因,我至少听到过一百种答案。老裘在这些说法中狐疑不定。事实上,当疾病附身,人在正常反应中的第一句,往往是“为什么是我?”老裘曾将自己的身世遗传、与同业竞争者的冲突、夫妻关系、熬夜嗜烟等习惯、职场焦虑等等,列了一张清单给医生。在久治不愈、医患两茫然之际,老裘陷入了一场“茂陵秋雨病相如”式的感伤。作为一个医盲,我对他的诊断,却最合他的心意。我说,这甲虫是你“渴望被看见”的一种曲折表达。老裘是不甘被淹没又从不信命的人,他总是活在各种潜规则的阴影之中。他渴望被周边的所有人看见。这只甲虫如有神授,仿佛在诱导他去倾听连自己都忽略了的声音,去理解“疾病有时只源于一场偏执的诉求”。许多时刻,疾病粗暴打断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节奏、身份认同和未来规划,迫使我们停下脚步。往往只一眼,我们就从中看见自身的有限。如果没有这种被迫中断,我们向内审视的驱动力可能难以产生。老裘的自救之道,最终转向了几个寻常自问:这场病教会了我什么?它将迫使我改变什么?我将怎样重新定义愈后的我?老裘一改常态,对这些话题津津乐道,像在谈论一个陌生人。对病因的执拗,给他带来了价值观重塑和生活重心转移的冲动。毫无疑问,疾病最终还将我们导向对自身复杂性、局限性的更深接纳,将病中经历整合为自己生命故事的一部分。老裘感叹说,这一切,与艺术生成的路径何其相似。

今年三月,在怀宁县海子墓前,我念了首他的短诗《苹果的歌》。这首诗写两个人在立交桥上相遇,在他们寒暄之时,各自拎着的两小袋苹果也开始合唱,就像种子与种树人在体内的隐秘合唱一样。直到两人分手,这合唱还未结束。这首诗异常平白、干净、温暖,大概只有内心最健全、最良善也最具天赋的人,才写得出。但海子写得更多的,是他的疾病、内在分裂与语言之间实现了刚性连接的诗。他在乌托邦式诗歌国土上高蹈,以“王冠”“金字塔”“麦地”这些热切又虚幻的大词,承载他对绝对纯洁与终极救赎的炽烈愿望。在生活中,他又被细密的失败消耗得筯疲力尽,从“凑钱寄给父亲买化肥”的匮乏感、失恋多次的挫败感、诗歌无人会意的边缘感中难以脱身。这种极致撕扯,导致他精神世界的结构性分裂。“在这个世界上,秋天深了//该得到的尚未得到//该丧失的早已丧失”:他时而将自我膨胀至宇宙尺度,时而又在巨大虚无之前备叹个体的渺小与破碎,诗中常常呈现高烧的谵妄与自我边界的大幅动荡。在一节心理课上,我听说一个人若大量使用“必将”“一定”“必须”等绝对化词汇,以不容置疑的决断语气来强化氛围,他的心理裂变将不可避免。我立刻想起海子。从他那些看似在猛烈释放的诗句中,我嗅出更多的,其实是一种安静而神秘的病之气息,令人顿生恻隐之心的气息。

在有灵性的诗人心中,许多人都曾有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疾病首先是一种语言现象,其次才是一种生理现象。桑塔格批判过语言对疾病的污染,而诗人却主动拥抱这种“污染”。疾病是客观现实,是触发点,但诗人最终呈现给世界的,是这生理现实在其心灵和语言工坊中发酵、锻造后的产物:一首诗——或许从语言表象上看,它甚至与疾病毫不相干。因为语言的游荡,时而远离最初触发它的那股力量。诗人不是在描述疾病,而是在构筑疾病的诗意本体,用语言重建疾病体验的感官质地。对诗人而言,语言不仅是表达工具,更是认知世界、构建意义、体验存在的根本方式。疾病带来的剧烈身心变化,首先冲击的是诗人的语言系统。疼痛、虚弱、恐惧、隔离感,这些体验首先表现为一种内在语言的断裂、混乱或沉默。诗人感受到的疾病,是一种可述性危机,是原有词汇、意象、节奏无法承载新体验的困境。疾病的极端体验常被描述为“不可言说”的。诗人面临的挑战正是:如何用有限的、共享的语言去命名、捕捉、呈现那看似私密的、逃逸的、超越语言的体验。当疾病体现为一种语言现象,意味着它必将置身于一个亟待被语言驯服、赋形、照亮的混沌领域。诗歌的任务,就是找到或创造一种新的语言,让那不可说的得以显现。在此过程中,诗人顺从的不是时间顺序,而是认知顺序:这不是说诗人先得“语言病”再得“身体病”,而是强调,在诗人的创作意志和作品呈现中,疾病的可表达性困境和其语言化的结果,构成了疾病体验的核心维度,甚至优先于对纯粹生理过程的客观记录。当然,需警惕将此观点解读为美化疾病或认为疾病对诗人是有益的。疾病首先是苦难,语言的转化显现了一种救赎可能,是诗人对抗虚无的方式,而非苦难本身的价值。

可与徐渭、海子并行而论的,是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她的艺术生涯几乎完全建立在疾病与伤痛的废墟之上:18岁时车祸彻底粉碎了她的健康,脊椎断裂、骨盆碎裂、子宫被铁栏刺穿,终生丧失生育能力,经历了32次手术。在漫长的康复期,她因石膏胸衣禁锢无法坐立,母亲为其定制特殊画架,父亲偷递颜料,她以自画像来消解孤独:“我常常独在,我就是自己最熟悉的主题。”身体的囚禁迫使她将视野从外部世界收束至内在宇宙,绘画成为唯一能自主掌控的领域。她一生143幅作品中55幅为自画像,远超艺术史同类中的常规比例。这些画作并非单纯记录容貌之变,而是通过对裸露脊柱、外置心脏的X光般透视,以裂开的躯干、流动的血管等超现实符号,将内在痛苦转化为视觉语言。在《亨利·福特医院》中,她漂浮于病床之上,连接流产胎儿、骨盆与子宫的几根血管,让人顿生命悬一线的忧惧。她的画布成了她的器官,替她发出她不能宣示的主张。丈夫的屡次背叛被弗里达称为“比车祸更深的灾难”,《小鹿》中万箭穿身的意象,喻示男性世界中女性的易碎。论者大多认为,弗里达拒绝以受害者姿态存在,在自画像中她头戴鲜花、身披华服,以浓烈色彩与墨西哥民俗元素包裹残破躯体,这种美学策略实则是重赋病体以尊严与神性。“我画自画像是因为我是自己最了解的人……我画中的信息就是痛苦”。晚年瘫痪在床,她仍将画架固定于轮椅,并宣称“只要还能画,我就不算活着受罪”。尽管画作充斥血污与残骸,底色却是对生命的炽爱。临终前她写道:“我希望死是快乐的,我不愿再来。”

海子经历的幻视、幻听等异常感知状态,也曾重现在老裘身上。疾病是个体的,千差万别,我不确信是否存在共性的内心律动,令承受着它的创作者拓展能力边界。疾病带来的陌生和不可言喻之感,令惯常的语言能力、形式建构、话语体系都显得苍白无力。要呈现身心在危境的状态,诗与艺术唯有在犯险中滋蘖新的语言萌芽,以捕捉那难以名状之物。对诗人和艺术家而言,异常感知,其实是一份珍贵的赠予。尤其是重病者,常处于生与死、清醒与虚妄、自我与非我的阈限状态,这个边界模糊、充满变数的空间,具有强大的象征潜能和超现实特质,为创作提供了丰沃土壤。当书法家费新我右臂病废后改习左手书法,塞尚饱受糖尿病折磨后,不得不以颤抖的笔触画出家乡的圣维克多山,健康之体仿佛仍循着惯性轨迹滑行,而那些病躯却已在苦痛中形成新的表达逻辑。所谓的正常与病态,在许多时刻,不过是为争夺话语权而设置的障眼法。当诗人和艺术家开始逐步接纳疾病带来的幻灭,其精神成长往往驶入令人惊异的新轨。

老裘曾问我:以我为例,在病者与他者之间,在个体和群体之间,谁才是真正的病者?我回答,期待一个超越非此即彼的答案。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有个“体知”概念,《后汉书》中说:“心达者体知而无师。”以最可信赖的个人感官经验为原点,实现一己之心与普遍性的贯通。见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在一己之中,体和用、体和知之间,不可分割,我们都渴望在身体的具体遭遇中抵达对存在的领悟。以一己之病在对日常执着的“破”,与建立深层觉知的“立”之间,架起一座体知之桥。身体的困顿正如中医理论中的“不通则痛”,不仅指向生理现象,更隐喻着认知的阻塞。病愈则如针灸的银针,刺破思维的壅滞,迫使个体意识直面本真。机械的医学常将疾病视为身体“机器”的零件故障,而体知传统则视疾病为生命整体状态失衡的信号,反对割裂身心,而将它作为重新调适生命、深化机理认知的契机。如果病者是一个未被疾病摧毁精神自主性的人,疾病冲击甚至摧毁生理功能之时,恰会激活其精神的反脆弱性——意志力将以机能残损的肉身来证实,健康不等于个体生命力的丰盈。杜甫在成都草堂的吾庐独破,是在病体、残屋中的个体生活、晦暗现实这三重损坏的叠加中,抵达其精神强度最为充沛的状态。病着,是知体,而连接他者之心,才是体知,才是超越性的发生。当代社会在数据围困中,人们往往将健康简化为无病理指标,无视心灵的枯萎。社会的通行规则是,医学在将疾病简化为可测量的生物学偏差,资本在将健康塑造为可购买的商品,而机制提供的仅是生物性安全,无力达成精神完整性保障。在过劳、消费焦虑、批判力丧失或者所谓“躺平”中,个体容易沦为马尔库塞所言“单向度的人”:生理指标无碍,精神则瘫痪无力。信息社会以数据化的标准模板规训所有人,也恰恰暴露了更为根本的价值贫瘠。AI瞬间写诗万首,能遮蔽其价值空洞吗?AI没有身体的冷暖,或者说省略了“体知”的过程,它们更不会生病,如果AI进化到要以人作为生命体的弱点和疾病为缺陷,那么真正的危机就会到来,人的认知疆域将完全悖离生命本能,那才是真正的病入膏肓。从这个维度观察,疾病越来越是个体病痛与信息时代症候的一体两面。

疾病是“世界以痛吻我”,诗和艺术的创造是“我欲报之以歌”。当然,诗的核心从来都不是对疾病与苦难的轻佻消费,也远不是一次性消费。“非典”那年,我从北京归来,炽烈高烧不退,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我把自己反锁在书房中,吃喝拉撒尽在其间,完全与家人和世界隔绝。在密闭中病惧交加,连遗书都写了几稿。没料只是一场重感冒,七天后痊愈。但这场病症从未终结,后来的写作中,我无数次重返病体的现场,此刻我写到它,是又一次接受它的慷慨馈赠。对一个诗人而言,时间从不是线性的,已经消逝的和远未到来的时间刻度,都会在一己体内交缠互织。疾病是一种生命事件,没有生命事件深度介入的文字行动,只能称作修辞经验,而非语言经验。疾病时刻在强化自我,而诗又总在迫使一种忘我的来临。以病为师,正是要始终保持对疼痛的清晰感知,在困境中依然选择言说——在“百年多病”中,保持“万里悲秋”的视野,在“忽如远行客”的流逝中,留一份“独登台”的勇气。我对老裘说,你需要更多的荒地。而我要的是,被自己收割过的丰收之后,或是必将被AI时代再收割的,新一轮荒地。

【作者简介:陈先发,诗人,作家。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文联主席,安徽省作协主席。1967年10月生于安徽桐城,1989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主要著作有诗集《写碑之心》《九章》《破壁与神游》、随笔集《黑池坝笔记》(系列)、长篇小说《拉魂腔》等二十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十月文学奖等国内外数十种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