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朱铁军，作家。作品见于《人民文学》《山花》等期刊，出版有长篇小说《下一秒》《心理师》、中短篇小说集《木偶戏》《永夜》等。现居广东深圳。

透过云霭的罅隙，他看到了松辽平原。大地像一张破旧的竹凉席，山的阴影和青蓝色的河流将它皲裂成块，有的篾片似是丢了，空缺处露出砂石的底色，有的则像裹着经年的人体油渍和泥垢，泛起委顿的暗黄色。它平展地伏在那儿，艰难地调动着他潦草的想象。飞机在气流中颠簸了一阵，他为自己在联想时首先出现的南方经验而感到有些烦躁。邻座大娘的鞋始终没穿，他总觉得有股客家腌菜和咸马鲛鱼的味道在飘荡。

出机场的时候，很多人已经开始在通道边换衣服，他登机前就穿好了保暖绒裤和一件最厚的卫衣，下机前从背包里掏出的冲锋衣，此时一套就得。出发前他看了天气预报，最低零下10摄氏度，最高零上1摄氏度。落地时还不到下午四点，他感觉衣裤也能顶得住。可没想到离开大厅，刚来到户外的一瞬，他就被冻透了。冷气从四面八方骤然袭来，他紧攥着冲锋衣的领口愣了好一会儿，有种迷途的错愕。

他瑟瑟地排队等车，不停地翻着手机，用以转移对寒冷的注意力。晚报的公众号用难掩激动的语气发了条推文：官宣！深圳成功入秋！头图是一张表情亢奋的小猫，文中科普说近五天滑动平均气温为21.6摄氏度，满足小于等于22摄氏度的入秋气象标准，11月13日更是达到了20摄氏度，成为入秋节点。深圳人民终于告别了长达216天的夏季，冷空气也即将抵达，北风加大。他想起阳台上的多肉，他刚开始试种，不知它们会不会被冻坏。他连忙查了百度，纷纭各异的答案却让他更加迷惘。

直到坐进出租车里，他仍然被某种隐隐的沮丧纠缠着。在从南到北的这日，他的经验悄然变形，忽而冲突，忽而错乱，他仿佛一只跌入空间实验管道的白鼠，频频失措。风从副驾驶的车窗缝冲进来，故乡像个话密的酒徒，不断嘲讽着他对温度的认知。他知道，衣物带少了，等到了林区，会比现在更冷。他打开购物网站，打算火速补充些装备，要付款时却发现他没有父母的新房地址。老房子终于塌了，他们等了快二十年，拆迁的消息年年在传，又年年落空。母亲终于忍受不住，在今年九月时换了一处二手旧楼房。他忽然觉得可笑，跨越三千多公里，竟然不知目的地是哪儿。

更可笑的，还是这次奔丧。他在电影里看过许多类似题材，人们揣着悲怆或者哀恸，素衣寡面地赶赴一场诀别，逝者的音容与来者的回忆在途中交织涌动，好的坏的，清晰的晦暗的，集结成两者间可供总结的一生。可是他在两日前便启动的追忆，至今仍是一片芜白。舅爷爷，除了能想起他有个瘫痪的儿子，以及他院子中那棵极能结果子的樱桃树，他真的什么也想不起了。他与父亲已久未对话，偶尔打视频给母亲，父亲总是装作不在场，甚至都不再插话，屏息敛气地藏在画面之外。可是这次，父亲却固执而坚决地要求他必须回来，无论如何。

长春变了，他望着窗外陌生的楼宇和建筑，努力地想对应起与他有关的青春时光。司机看着他单薄的衣裳，问他是不是打南边儿来的“小土豆”，除了深圳难见的光秃树木以外，他再也拼凑不出具象的人和事。过往机械地转化为若干名词，呆滞地躺在记忆的荒原上，像一杯散尽气泡的温啤酒。他有些怅然失魂，似乎因而获取了一点儿奔丧应有的状态。在母亲的指引下，他从出租车转动车，再转大巴，然后是电动三轮，终于在天色漆黑时看到了稍微熟悉点的县城。让他讶异的是，除了向南扩容的部分多了许多一模一样的楼房，县城几乎毫无改变，老城区依然是那四条街，几十年过去了，第五大道仍然没有出现。

白事就设在舅爷爷的老院子里，北郊林场子边上。院子里人头攒动，远远望去有白雾似的烟气在墙头飘荡，像条绵软无力的招魂幡子。他刻意调整了一下情绪，尽量将疲惫深化为含有哀伤成分的表情。可当他准备停当走进院门时，却霎时傻了。大概有七八桌的人正在吃饭，院墙边临时修的灶上炖着大锅菜，酸菜和白肉在汤汁里咕嘟嘟冒着热气，几个厨师样的男人洗切焯炸，有序地忙碌着。没有纸人和纸马，也没有想象中的丧礼，好像事已经办完了。裹着淀粉的平菇扑入滚油时发出滋啦的一声，让他打了个冷战。

首先看到他的是三叔，拍着他的后背说，哎呀，小峰回来了，啥前儿到的？母亲也闻声赶来，捏着他的胳膊说，这衣裳，精薄儿的，不冷啊？他抱了母亲一把，她的骨头硬得硌人，他的眼底涌起一股酸涩。他继而看到了父亲，坐在叔婶们中间，他走过去叫了声爸。父亲在喉咙里嗯了一声，问他，咋来的？他说，飞机么。父亲说，我问县城这骨碌。他说，坐的电三轮子。父亲说，要你几块？十块吧？他说是。父亲扭头对二叔说，你看，那帮玩意儿，我就说吧。二叔说，就瞅你不是县里人儿，我们坐都五块。他又从大姑开始，逐个叫了一圈。

母亲把他安排在邻桌，让他赶紧先吃饭。多造点，她叮嘱他，那儿有烧鸡。这让他宕机的脑子有了些许复苏，母亲仍然像二三十年前一样，生怕他在众口之下错过最爱的食物。他环顾桌上的食客，没一个认识的，但是从年龄上判断，这应该是“小孩那桌”。他背对着父亲，温顺地接纳了这个安置。有那么一瞬，他甚至怀疑起自己是不是已经39岁。

这顿饭吃得奇快，从他进院子到人去桌空，也就十来分钟的光景。刚才的热闹在他还未觉察时便戛然而止，仿佛一次快闪。林场子的寒气吞掩而来，盘中的剩菜许多竟已凝成了油块。厨师也不见了，四叔就着余火将几个菜热了一遍，众人把餐局挪进了室内。他跟着进了屋，里面不算暖和，这老房子还是用炉子烧的暖气片，一张土炕倒是尚有余温。他想起当年舅爷爷的儿子好像就瘫在这里，即便是夏天，他也没见过他的腿，他终年裹着红底黄色牡丹加凤凰图案的棉被，就像一只花腰蛾蛹，地上嵌满了陈年叠积的痰渍。

他避开那个位置，斜倚在炕梢的墙上。母亲抓来一把瓜子，隔会儿又送来几颗大枣，他坦然地接纳着这些照顾，她又不知从哪儿拽来一件军大衣，盖在他的腿上。吃了半个来小时，“大人那桌”已经分成两伙，女人们窸窸窣窣地不知在聊些什么，男人们都已喝得脸庞泛红，唯一例外的是大姑，在两伙间跨界。男人们的谈话内容还是老一套，小时候谁编草鞋去卖，谁挑水时耍赖偷懒，祖父哪一年在肉联厂拿回的八个猪蹄，肥润了他们整个正月。许多情节他都耳熟能详，他们以往在除夕夜聚会时，说的就是那些旧事。记忆被反复搜肠刮肚，年复一年地翻出来，他们却全都毫无知觉。

他们唯独不聊现在。他心里止不住地冷笑，佘家的一女四儿，住得远的五十多里地，最近的不足两公里，可他们平日从不走动，甚至都不联系。县城那么小，在早市儿上不小心碰到了，也像旧同事一样寒暄几句便分道扬镳。父亲学会用微信后创建的“佘氏家族”群差不多有七八年了，除了几个婶婶会发些“震惊！不转不是中国人”或者“今晚彗星掠过地球，磁场暴增两千倍，务必关机”等链接，姓佘的从没人说过半句话。只有到了除夕那日，他们才拾起佘家身份，想起一奶同胞和骨血至亲等关联，约定俗成地聚在最年长的大姑家，仿佛在履行某种古老而无味的仪式。

果然，父亲又老调重弹地说，咱们老佘家，从山东蓬莱铜井村来到东北，从咱爸咱妈那儿开始，就都是倔脾气。山东人直呀，宁折不弯。大姑说，咱们老佘家的人，倔是倔，性格兴许不咋招人稀罕，但都是本分人儿。包括下一代，你瞅着没，都差不多，这玩意儿也怪，我那小孙子，才四岁，也是驴夯夯的，气性大，但是贼善良。四叔问他，小峰，你姑娘呢？咋没领回来。他直了直身子说，下学期小升初了，请假老师不高兴。四叔没再说话，转头和二叔碰了一盅，好像这是个原本就不需要答案的问句。是的，他熟悉这种气氛，语言在该场景下多数时候承担着工具的角色。就像他的归乡，大抵也是如此。

隔着人头的虚影，他偷偷地瞥望父亲。父亲更老了一些，眼角耷拉得厉害，国字脸也已失去了棱角。他想起父亲意气风发的年岁，那时他是红旗铸造厂的副厂长，实打实从基层力工一路干上来的。父亲当副厂长的时候，二叔还在林区看守木材，三叔刚从部队转业等着分配，四叔接了祖父的班，在肉联厂杀猪。那时父亲还是受弟弟们尊敬的老大，他时常教导他们，以长兄之姿，或人生导师的模样。可惜好景不长，也就六七年的光景，他便成了家族中第一个下岗的人。随后的几年里，三叔承包了国营旅社，做了经理；二叔依靠画人物肖像的手艺，成了街头画家；而最小的四叔，在肉联厂转制成私营企业后，由屠夫变成了年轻的门卫。父亲的话不再有人聆听，聚在一起时，弟弟们总是心不在焉，他的话像风一样在他们的耳畔飘来荡去，了无气力。

他不愿再回忆，走出屋子去外面抽烟。其实大姑和二叔已经在屋里抽了许久，但是潜意识里他已自然地转换为“小孩”的角色，在他们老佘家，小孩抽烟始终是“不学好”的劣迹表现。旷夜煞寂，天上没有月亮，厚重的云层将远处林场的背景衬成苍灰色。点燃火机的瞬间，他突然吓了一跳。火影照亮的窗棂边，竟然还蹲着一个人，手机屏幕的荧光和那人手里的烟头像悬浮在矮处的两簇鬼火。他挤着眼睛努力地看了看，那人站了起来，并向他走近两步，说了句，小哥。他借着屋里的灯光这才看清，是个穿着白色羽绒服的女孩，大概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他疑惑地愣着，直到那个女孩又说了句，小哥，我是盈盈。

他大为震惊，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他没有认出来。你啥前儿回来的？他问。跟你脚前脚后，盈盈说，吃饭咱俩也在一桌来着。他万分尴尬，脸颊瞬间泛起一股烫意，这种窘迫感不亚于一记耳光。佘盈盈，他四叔的女儿，与他有极近的亲缘关系。按照佘家的家谱，“宗继世艳绍”，她本应叫佘艳盈的，但是从二叔的女儿依纯开始，就没人再遵从这套土里土气的规矩，三叔的女儿取名亚楠，只有他，在父亲的决策下命名为佘艳峰。母亲为此抗议了很多年，说一个男孩子，带个艳字儿，以后上学不得被讥笑。父亲每每都是勃然大怒。他是长子长孙，他不起头，后面怎么跟？父亲说，你个姓李的，少管我们老佘家的事。后来，直到佘依纯落了户口时，父亲才不再提跟不跟的问题，他虽然仍素以长子自居，却对佘家弟弟们再没有任何干预力。

我有点老花了，他尴尬地找台阶说，这两年视力下降得厉害。近视也会老花吗？盈盈笑了笑，没事儿，小哥，咱俩六年没见了，正常。他瞄了瞄她指间夹着的烟蒂，努努嘴说，要烧手了。盈盈低头看了一眼，将烟蒂扔在脚下，又碾了碾。他本想问她，小姑娘家咋还学会抽烟了，但话到嘴边又止住了。若是在深圳，他根本不会想到这句话，女性吸烟早就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不知是回到县城受磁场影响，还是佘家的气息附着了他，他为自己这种忽然降临的、如故纸堆般的“爹味”思想感到有些可笑。舅爷爷的丧事，就结束了？他没话找话地问她。明天才出殡呢，盈盈说，你负责挑幡儿，你爸摔盆儿。他恍然大悟，终于知道了自己的工具性使命原来在这儿。

舅爷爷活到九十二岁，无疾而终，比他的瘫痪儿子还多活了近十年。整个丧礼的策划和召集均出自父亲的手笔，在首先得到大姑的支持后，他才颁布了佘家务必要全员出席的征召。孙子这一辈儿，依纯一家和亚楠一家都没来，他单刀赴会，盈盈还没对象，算是唯一响应了“全员”要求的一户。父亲对此颇有怨怼，但是仅限于和母亲发牢骚骂人，在公众面前还是保持着“一家之主”的宽容风范。这夜睡在他们迁入的楼房里，他整晚都在失眠，木床虽然和炕一样硬，但再也没有老房子里那种熟稔的感觉。他怀念起儿时的旧屋，他睡在挨着炕柜的一侧，柜子下面一拃宽的缝隙里，收藏着他对黑洞的想象和少年的心事。

天快蒙蒙亮时，他在极浅的睡梦中想起舅爷爷，他一辈子好像就只有那么一件藏蓝色中山装，常年到辈地穿。还是他祖母在世时曾带他去过两次，那个叫栋梁的叔叔瘫着，舅爷爷举着他攀上结满可爱浆果的樱桃树，让他可劲儿造。他们家有一只狸花猫生了幼崽，他想要一只回去养，但是想到父亲的淫威只好悻悻地作罢。祖母死后，包括祖父在内的佘家人，再也没谁去看过那对可怜的父子。而今舅爷爷离世，他的父辈们才想起这位苦命的舅舅。绝后的舅舅无人送终，老佘家或者说他的父亲佘世奎，自然要承担起山东人对家族与传统的坚守和践行。长子摔盆，长孙挑幡，佘家是有后的。

经过县里古大师的掐算，出殡的时间定为早晨六点五十。这天气温骤降，比前一天冷了许多，他的衣服实在扛不住，便套上了那件军大衣。差一刻六点时，父亲和叔叔们还在争执。其实他们已经掰扯好半天了，对于父亲提议的穿衣戴孝，二叔很不同意，他觉得没有必要，最多在腰间系条白布带，意思已经到了。都多大岁数的人了，二叔说，我都七十了，过几年就他妈轮到我了，你还让我穿那玩意儿？父亲说，我也七十三了呀，这不是规矩么。老辈儿就是这么传下来的，谁家不都这样吗？

二叔很犟，他小时候就见识过，越是和二叔掰扯，二叔就越不可能就范。披麻戴孝那是指对父母，二叔说，舅舅有这规矩吗？父亲说，舅舅咋地了，不是咱妈的弟弟？二叔说，你是老大，你张罗的，你穿呗。我就系根绳儿。说完一甩脸，一副爱咋咋地的样子。父亲怒不可遏，气得直跺脚，佘世良，你个犟种，活一辈子了，还是这个熊样儿！大姑见状便来劝，说小奎你别跟他一样儿的，他不穿不穿吧。父亲气无处撒，扭脸看到了他，突然大吼了一声，把你那破绿色衣服给我扒了！他条件反射地一激灵，连忙脱掉军大衣。

       汽车启动，悲歌从录音机里奏起，他顺服地穿白挑幡，叔婶们和大姑都只系了一根白布带，但他和母亲必须配合父亲。看着父亲满头黄白杂间的乱发，他忽然悲从中来，他不知该恨他嘲笑他还是怜悯他。从小到大，父亲都是家中的暴君，说一不二，霸凌一切。无论是坐卧行走还是吃喝拉撒，他都有要求和规矩。父亲从祖父那里继承了吃饭的制度，譬如不能在桌面上墩齐筷子，不能扒拉菜，不能吧唧嘴，父亲未坐下，他和母亲不许先吃。父亲是力工出身，拳大如斗，他挨过的揍加上疼痛带来的恐惧，逐渐转化为懦弱和驯顺。直到去沈阳读大学，离开那片林场时，他才如释重负。毕业后，他毫不犹豫地离开东北，去了深圳，这已是他能够跑得最远的地方。

可怜的是母亲，她终其一生都没能逃离。父亲下岗以后，对母亲的羞辱和挑剔开始变本加厉，买菜时摊主少找了她五毛钱，遇到邻居时说了句不该多问的话，甚至看古装电视剧时对大恶人恨得咬牙，都要被父亲大肆批判一番。他每次和母亲通电话时，父亲总会在旁边监听，并不时地插话，仿佛母亲说出的任意一个字，甚至每个思想，都充满着可耻的荒谬的错误。终于在他也做了父亲的那一年，父母来深圳看望孙女，因为取名的问题，他和父亲发生了一场大战。他为女儿取名为佘夏溪，拒绝了父亲提出的叫“佘绍×”的要求。父亲骂他数典忘祖、大逆不道,简直是个王八犊子。他回呛说，老佘家就他一个孙子，现在他生了个女儿，佘姓已经绝了，小溪将来再生孩子就要姓别人的姓，你还凭啥不死心？父亲被他气得差点中风，缓了几个小时才吐出一口人气，连夜便拽着母亲回了东北，再也没有来过这座遥远的海滨新城。

车速虽然不快，北风却如刀似刃地切来，他站在车厢里咬牙忍着冷，倔强又赌气地不肯把母亲递来的军大衣套在白色丧服下面。去往东郊火葬场的路拓宽了一点儿，但路基两侧的红砖房、竖着“补胎”牌子的汽修店、废品回收站、家禽饲料店、以及花圈寿衣店，却都和二十年多年前别无二致，县城的人们仿佛被冰封在了时间之外，就连那些光秃秃的白杨和桦树，也好像并没有长高似的。路过老水泥厂时，他想起前面再经过膨润土矿，就是父亲曾经工作了半辈子的红旗铸造厂了。他偷眼向父亲看去，父亲褚红色的脸被冻得有些麻木，眼神也麻木着。膨润土矿和红旗铸造厂都早已不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堆满了煤炭和杂物的大院。后来他听母亲说，那个曾经辉煌过的近两百人的国营大厂，在改制大潮中被贱卖给了一个个体户，那人早年养大车队，这些年车队也黄了，改成了临时煤场。

舅爷爷很快变成了一抔白灰。在舅爷爷的肉身被烈焰焚烧时，如果他没看漏的话，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每个人，都没能为老人家送出一滴眼泪。父亲捧着那个最低档也要九百九十八元的盒子走出来时，二叔和三叔已经开始解下腰间的白布绳。佘家兄弟和婶婶们愣愣地看着父亲，父亲也茫然地看了看大姑，显然他们并没有做好这一步之后的计划。大姑身子虚弱，折腾了一早晨已经站不太稳，她看了看父亲，说小奎呀，要不，先回去？未等父亲应承，众人已经纷纷转身退去，年已七十的二叔甚至还捧着双手呵着气、小跑了几步。直到这时，他才瞥见父亲的眼角有了闪闪的东西。继而，父亲迅速地颓唐了下去，像一张被液压机轰然压扁的铁片。

出殡的大车将他们送到便已经走了，母亲搀着父亲，拼着大姑和舅爷爷，打了一辆电三轮。车夫说，到街里十块。母亲说，啥呀你就十块，人都五块。大姑说，就是呀，我们都是县里人儿。车夫说，就十块。火葬场门口儿你要能打着五块的，你们就下去。母亲说，我们就仨人，给你六块。车夫说，啥仨人啊，那不还捧着一个呢么，没多要你五块就不错了。父亲无力地挥了挥手说，走吧。

他先前和母亲说想独自走走，母亲逼着他套上了那件军大衣，才肯撒手放行。这里离他家的旧平房只有三四里地，他想去看看。他默默地脱下孝服，本打算随手丢到垃圾桶，又怕回去被父亲骂，便又穿了回去，将绿色的军大衣罩在外面。他正要走时，忽然看见盈盈从后面跑了过来，她气喘吁吁地说，小哥，人呢？都走啦？他说，你刚才跑哪儿去了？盈盈说，我偷摸儿去那边抽了根烟。我爸妈也真是，心真大，就把我落这了？他张望了一下四周，已没有别的电三轮，他说，咱俩溜达着往西，边走边碰，行不？盈盈说，行，那就溜达溜达呗。

他们默默往西走，县道右侧是一片占地面积很大的院子，红砖砌成的院墙能有六七百米，他恍惚记得这儿过去应该是一片菜地，而县道的对面，就是林场的苗圃，以及一条时常干涸的无名小河。他的记忆被逐一唤醒，他对盈盈说，你爸妈刚结婚那前儿，就住在苗圃西边，我还去过。盈盈牵强地笑了笑，未置可否。他又想起盈盈两三岁的时候，和他一起被放在祖父家。有天祖父出去买菜，盈盈独自在玩一只小鸭子的玩具，他逗她，假装要抢，盈盈起初夺了几下，见不是对手，便忍着委屈放弃了。他觉得没意思，便没再理她。可没想到祖父一进门，盈盈便嚎啕大哭，用还不太完整的句子告状说，小哥打她。祖父问她，他咋打的你？盈盈不但能做出打人的姿势，还能虚构出他的凶恶表情。他百口莫辩，在两个年龄相差悬殊的孩子面前，换了哪个祖父都不会选择相信他。他回家后，被父亲毒打了一顿。

他努力地想再记起一些别的情节，换个可以对成年的盈盈讲的，哪怕就像他们父辈的故事那样都行，卖草鞋、挑水或者猪蹄什么的，可是任他再怎样搜肠刮肚，也没能找出额外的旧事。不觉间，他们走到了他的旧屋那儿。原本这一片只有一趟房，共十二户，是红旗铸造厂效益还很好的时候盖的福利房，房前是一大片辽阔的农田，种满了苞米和黄豆。他父亲当上一车间主任的那年，分到了头一户。虽然是厂里分的福利房，但也要交点工料费，他清楚地记得是八百块。钱是找大姑借的，那时大姑父还在世，赶上长春地区养君子兰的热潮，赚了很多钱。大姑父后来干脆从市里那家有名的军工厂技术员的岗位辞职，专门在家养起了一大批君子兰。可没承想不到三五年，君子兰就贬得一文不值了。大姑父开始酗酒，逐渐喝出神经障碍，在一次大醉后爬上水泥厂最高的烟囱，一跃而下。

听母亲说，早在十几年前就有个倒腾粮食的个体老板，把那趟平房前面的地都收了，硕大的农田被推平，铺上了水泥地，变成了粮库的晾晒场。而就在这趟房子的正前方十米开齐的位置，盖了一溜储粮仓库。粮库高达四米多，他们原本开门见农田的房子，变成了阳光都难以翻越的阴影房。他们吵过闹过，但都改变不了任何。渐渐地，他们这十二户除了父亲和另外一个中风的老机修师傅外，其他的房屋都被卖来卖去换了几次户主。早些年县里还有传闻说县城要西扩，他们都等着被拆迁的那一天。但是这粮库一来，每家的心都凉下来。退而求其次，他们又希望粮库把他们的房子也占了。可那个精明的老板偏不，他耐心地等了十来年，终于等到这些八十年代的老平房漏的漏、塌的塌，他才出了个很低的价格，一次性全都收了过去。

他站在一丛半米多高的杂草前，心中一片凄凉。与他有关的最后一处，甚至连废墟都不是了。那个叫做故乡的词语，从此刻起彻底沦为两个坚硬的汉字。他比量着方位，小心翼翼地站在杂草之间，这儿应该就是他睡了十几年的火炕，和那个靠着炕柜的位置。那天母亲从大姑家回来，将八百元钞票塞在他的枕头底下，让他牢牢地压住，天光一亮，父亲就会将它们交到厂里去，他们仨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那一夜，他把脑袋死死地压在枕头上，几乎不敢转动。少年的他第一次失眠了，他总感觉柜子下面一拃宽的那条缝隙里，好像藏着无数双眼睛，有盗贼，有坏人，有千军万马。寒风吹来，他终于抑制不住地掉下眼泪。

盈盈终于不耐烦起来，焦躁地划拉着手机说，小哥，这破地方咋连网约车都没有啊？他偷偷地抹了把眼角，带着盈盈朝县道上走去。随着县城南扩，原本就位于老城区边缘的这里已彻底变成郊区，萧条的县道连辆自行车都没有。他们走了快半小时，才在三道街的中段搭到一辆“倒骑驴”，蹬车人面色黝黑，像个老年矿工。他要他们三块，他只迟疑了一下，蹬车人就立刻改口要了两块。前进的方向有点儿顶风，“倒骑驴”两轮在前、蹬位在后，比正向的人力三轮车的风阻要大得多。老人艰难地蹬着，甚至有时要欠身猫腰，利用体重坠下压踩。他如坐针毡，恨不得自己能再轻一点儿。

他走错了单元，发现屋门不对，又折返下去，进到隔壁栋，这才找对了他的新家。父亲不在，母亲目光空洞地看着谍战剧。他立刻感觉到他们应该刚吵过架。电视频道是个不上星的地方台，一集电视剧夸张得每隔十几分钟就插入一段广告，他贴着母亲坐下，并不时对剧情发问，这个女的是不是间谍？那老头咋是个独眼龙？这个药酒不是被曝光过吗，怎么还能做广告？机要处的这个邱主任看起来就不像个好人。靠吃药就能治十二项心脑血管疾病，你可别信它……东拉西扯了好一会儿，母亲身上笼罩的那层幽怨之气才淡落下去。母亲问他是咋回来的，他说坐的“倒骑驴”，从地质队附近坐到家，他和盈盈，花了两块钱。母亲说，现在街里都是电三轮和出租车，很少有“倒骑驴”了，这么冷的天还蹬三轮的人，都是实在没招儿了。

他问，我爸呢？母亲说，不知道。气儿不顺，瞎溜达去了吧。这个老王八犊子，一回来就跟我嗷嗷……他打断她说，盈盈现在干啥呢？他不愿再次陷入那些早已重复了许多年的对话场景，父母间的问题他无力可解，索性选择逃避。母亲说，好像听谁说过一嘴，在医院做整容？专往脸上打针的，护士好像。他想起刚才和盈盈分别的场景，她在中途跳下“倒骑驴”，轻盈地说了句，我走了啊小哥。就好像他们明日还能再见一样。他努力地在记忆中翻找和盈盈之间的关联，却始终两手空空。除了姓氏和看不见的血缘，他们几乎再无别的瓜葛。他找出盈盈的微信，聊天记录里只有四条，分别是前年和去年春节时他们互相群发的拜年辞。他又点开她的朋友圈，只看到了五六张自拍，便哆嗦着关掉了手机。

不知不觉地，他蜷在母亲的腿侧睡着了。他梦见自己在黑暗中御风而行，他飞速地掠过大水、山陵、平原，可耳畔却没有猎猎的风声，而是呛啷、呛啷、呛啷的机械声。那是铁与铁之间的搏斗。他胆怯地睁开眼睛，看到了漫天大雪。巨大的工厂如同一只铁兽，卧在风雪中舔噬着胸口上斑斑的青锈，铁一样的父亲双鬓苍白如雪。父亲的口腔中有五颗假牙，因为位置不相连，而被铁丝一样的金属串联起来。他一度认为佩戴假牙的人必然讲话走风，可这并未妨碍父亲发出铁一样坚硬的声音，你回来干什么？他说，看你。父亲说，用不着你看。他说，我不想像你。你哪里像我？父亲轻蔑地说，你没有地方像我。你快走。父亲不耐烦地说，这里装不下你。他近乎乞求地说，我想看看下雪。雪有什么好看？父亲冷笑着，今年的雪和去年前年大前年的都一样。你不是看不起这种……什么不变的来着？父亲思索了一会儿，对，年年辈辈。都是新词儿。说到这里的时候，远处的红旗铸造厂处，再度传来呛啷、呛啷、呛啷的声响，铁和铁在厮杀，他几乎听得见损伤的铁屑掉落在地的锵然之声，可是铁们依旧无动于衷。它们没有疼痛，只有周而复始、始而复周。大地覆着白衣，铁的逻辑让他头痛欲裂。

……

(全文请阅《长江文艺》202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