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认识蒋锡金先生，是在大学的课堂上。那是1978年，作为“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我们有机会聆听到一些来自民国、而在五十年代后的各种政治运动中一度被褫夺了讲课资格的著名教授的授课，蒋先生就是其中之一。记得蒋先生讲授的课程是《鲁迅旧体诗讲读》，是选修课。我选修这门课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文革”动乱时期和下乡的时候，自己把能找到的鲁迅的书大致都看了，但由于年轻和知识结构的欠缺，对鲁迅的旧体诗不甚理解，因此非常想弥补不足；二是开课前就听说蒋先生是著名教授，是从三四十年代就开始参与现代文学历史进程的人，有这样的名教授讲授自己喜欢的课程，真是天赐良机，于是积极报名选课，欢欣期盼之情溢于言表。

上课的地点在老中文楼的中教室里，走进教室的时候，蒋先生已经站在讲台上，身材瘦削，脸上挂着笑容，是那种眯着眼睛、自信而和蔼的笑，那种历经历史风云、悟透造化玄机、发自内心的从容的笑，这种笑容不仅始终伴随着他的讲课，而且在以后见面时候，他总是面带这样的微笑。可以说这是一种蒋锡金式的笑容。

蒋先生讲课的情形令人难忘。他说的是带有江南口音的普通话，即过去所说的“蓝青官话”，音调铿锵，朗朗，又带有江南水乡的柔媚。讲课的过程中蒋先生非常专注和投入，直视的目光似乎“目中无人”，又似乎一直盯着你，讲到忘情处，先自轻笑起来。记得讲到鲁迅《哭范爱农》中的“华颠萎寥落，白眼看鸡虫”一句时，蒋先生自问又似乎问人地说道：“鲁迅为什么要用‘鸡虫’这个词汇？出典何处？指的是谁？有几层含义？其中大有意味”。接着从唐代杜甫的《缚鸡行》讲解“鸡虫”的来历，从《晋书·阮籍传》讲解“白眼”的典故，从作为鲁迅老朋友的范爱农“眼球白多黑少”的长相，讲到范爱农蔑视争权夺利的宵小之徒的性格，以及当时（清末民初）有个叫“何几仲”的自由党主席排挤范爱农，范爱农生前也鄙视他。而“鸡虫”在浙江话里和“几仲”谐音，这也是对他的暗讽。讲到此，蒋先生从座椅上站起来，连声赞叹鲁迅用典之妙，爽然朗笑，像一个孩子那样忘情，忘世，忘我，好像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快乐的事。

蒋先生的课堂讲课往往是一气呵成，课间稍事休息后依然神采奕奕，那种忘我兴奋的神情和状态一直延续到下课，以致收拾和整理讲义的时候，手指还微微有些抖动，有时反而把收拾整齐的讲义弄乱了。然后，蒋先生掏出烟盒，抽出一支含在嘴里，香甜地、美美地、深深吮吸着，神情也是那么忘我和陶醉，陶醉在那可能不为外人所知的境界中。蒋先生抽烟往往是一支接一支，直到上课铃响，才掐灭烟火，重又精神抖擞地投入讲课中。

蒋先生不愧是著名学者，在讲课中充分显示出渊博的学识，精辟的见解。此前曾有一些父母是师大教师的同学，讲过蒋先生五十年代就是二级教授，开设过众多的课程，是中文系文艺学、外国文学、儿童文学、现当代文学等学科的开创者之一，有名的博雅多识。蒋先生的讲课使我们深深领会到这一点。他对鲁迅旧体诗的讲授，有近代、现代文学和历史的知识，有对古代历史、文化和文学的熟悉，还有外国文化和文学的背景，真的是旁征博引，贯通古今，联系中外，出神入化，令莘莘学子懂得了什么叫渊博深广和大家风范，因而由衷地景仰、钦佩。

听完蒋先生的全部课程后，又在校园内外几次见到过他，但可惜除了《鲁迅旧诗讲读》外，先生没有再开过其他课程，没有再在课堂上系统地聆教。大三的时候，中文系发起成立学生科研小组，我被任为现代文学研究小组组长，加之蒋锡金女儿和其男朋友是大学同系同学，关系很好，所以组织中文系科研活动时，就有机会去蒋先生家拜访。先生家是东北师范大学第一教区的红砖楼，三居室，基本没有客厅，朝南的十七八米主卧室就兼做客厅，白墙壁上挂满了大作家茅盾和楼适宜题写的诗词。蒋先生对我们的访问十分热情，谈起来就滔滔不绝，不停地抽烟，夏天还可以开窗通风，冬季东北寒冷门窗紧闭，于是满屋子灿烂阳光中烟气袅袅。

记得是1979年秋季，自称“出土文物”的东北作家群著名作家萧军重返东北，在一条马路之隔的吉林大学做了一场讲学，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读书的老乡、以及我们班级大姐级女班长——她与也在吉林大学中文系读书的男朋友都是我们师大中文系教师家属——都告诉了我们去吉林大学礼堂，在那里看到了依旧神采奕奕的萧军，听到了他乡音不改的东北腔讲述的事情，第二天受蒋锡金等人之邀，也来到了师大一教的俱乐部礼堂作报告——萧军在1946年9月任东北大学（现东北师范大学前身）鲁迅艺术学院院长，是我们最早的院长之一。缘此，与蒋先生的谈话自然少不了萧军与萧红的往事，他说抗战初期的1938年，萧军萧红还有端木蕻良等人，在武汉大会战之际来到武汉，就住在蒋先生位于小金龙巷的家里，蒋先生谈及了一些他所知道的关于二萧、端木蕻良、骆宾基、舒群等东北作家的事情。那时候他正在撰写有关萧军萧红抗战时期的一些回忆性史料文章，发表于各个刊物，记得好像有吉林省的《社会科学战线》杂志。2014年上映的电影《黄金时代》，也把蒋锡金与萧军、萧红、骆宾基和端木蕻良等人的交往故事写进其中，由东北黑龙江省出生的演员张译饰演蒋锡金，还别说，张译脸型容貌多少有点像一生都瘦削的蒋锡金先生。

在拜访蒋先生时，其中一次恰好有一位女学生来拜访，她是高我们一级的76级工农兵学员，毕业论文是一部萧红年谱，为此经常前来请教蒋先生。那时“文革”后恢复高考的我们七七级大学生，存在一种对尚未毕业的工农兵学员的看不起现象，他们也有些自卑，可是在蒋先生那里完全看不到这些偏见，他对我们交口称赞那位毕业生早早动手研究萧红，读书做学问的路子对，向我们赞赏地介绍该学生及其论文，说与其写一些不着边际的高头讲章似的、缺乏史料基础的论文，倒不如扎扎实实地搞一些基础性的史料研究，并以自己的经历说很多看似时髦的论点观念，时过境迁之后就一点价值也没有，并以系里五十年代编纂的受苏联影响很大的文艺理论教材为例，说那时候系里若干很有才华的留校青年教师还去北大跟苏联专家进修，回来后编写了文艺学教材，历经动乱后那教材毫无价值了，那教授现在坚决不搞文艺理论而是改专业了。蒋先生没有提及的是五十年代的文艺理论教材，他也是主事者之一，合译过苏联大学教材《文学理论教学大纲》。他以史料的重要性启发我们如何做学问，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参加工作后，我曾经把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籍藏库（不对外出借）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几乎都摸排一遍。

记得一次拜访蒋先生时，谈起一件事：若干同学被系里资料室主任陈老师调去搞勤工俭学，帮助清理和处理一些历史文件，其中就有系里当时某教师五十年代当学生时，举报蒋先生的揭发信之类，蒋先生之所以被打成右派，大概与这些检举信不无关系。师大教师家属背景的同学说，五十年代是德高望重的蒋先生和另一位来自西南联大、曾经是闻一多助教的何善周教授介绍，他们去北京拜访茅盾、郭沫若等名流，或者亲自带着前往京沪等地。每当问及这些往事，蒋先生一概微笑不语，不置一词，倒是先生夫人赵老师有时愤愤不平插嘴说几句，立即就被蒋先生制止。

八十年代中期，我研究生毕业后从南方回到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有幸和蒋先生隶属现代文学教研室共事。其时他已经退休，但如有需要还参加教研室活动的时期。其间我与蒋先生有联系的事情，比较重要的有两件。第一件事是当时中文系副书记也是现代文学专业副教授，建议我担任蒋先生的助手，帮着蒋先生整理著述和个人史料。我很愿意承担这份工作，可惜因为历史纠葛，中文系人际关系复杂，善良的张老师出于保护我的意愿，最后不想让我夹在中间受牵连，此事不久作罢。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五十年代曾经那么辉煌，一大批名流学者在此任教，如穆木天、彭慧、冯沅君、陆侃如、张毕来、吴伯箫、唐圭璋、逯钦立、蒋锡金、何善周、杨公骥等人，八十年代国家建立博士点之初就有古代与现代文学两个博士点授权学科，当时在东北独此一家。

第二是当时教研室集体编写一部《中国现代文学词典》，蒋先生担任顾问，我也承担其中部分内容，最后甚至实际承担了副主编的工作——全书完稿后张芬老师对于教研室某些人撰写的词条很不满意，就把本来都由她一人审阅修改的书稿，交给我一部分，让我核对原始资料加以修改或重写，当然该词典出版时副主编里没有我，那也是张芬老师的吩咐，因为当时教研室我最年轻，不想让人知道后产生对我的误解和“排挤”。那个时候学风纯正，主编张芬老师治学严谨，要求撰写词条时最好查阅第一手资料，不像后来某些人编辞书时东抄西拼。为了完成任务，我就到有关图书馆和资料室查阅民国时期的旧书刊。但查阅时遇到不少困难，如书目的不全，内容的散佚和缺失。在这种时候，有时就不免去请教号称现代文学史活字典的蒋先生，而先生则是有求必应，百问不厌，以一贯的笑容与耐心倾听与解答，连类比附，指点迷津，滔滔不绝，甚至把自己收集和保存的民国书籍资料提供出来。有时先生自己手头没有某类书刊资料，他就会凭记忆告诉你到某资料室或图书馆，在某某地方可能找到。按先生的指教再去查阅，往往大有收获，甚至会发现一片新的天地。可以说，对蒋先生的求教，每次都获益良多，满载而归。那次编撰词典和求教的过程，使我感到过去所学的现代文学，不再是干巴巴的教科书式的陈述和归纳，而是鲜活的历史，对蒋先生的求教也不是简单的交谈，而是在那段历史的参与者、在场者和见证者的引领下走进历史，重归历史，是在与历史对话。

也是那次编写词典，我惊奇地发现中文系资料室和学校图书馆，居然有相当丰富的民国时期的文化与文学史料和期刊。对于不是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中心、僻在塞外且历史上一直人文不盛的东北高校，何以会有这么多的民国时期的文学文艺期刊和政治、文化与文艺作品书籍——包括1947年晋察冀根据地邓拓主编出版、现已成为珍本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学识丰富的蒋先生告诉说，这有几个原因：第一，张作霖父子统治东北时期，他们对于教育和文化是比较重视肯于花钱的，不仅东北大学、冯庸大学和各个省级图书馆大量购买关内出版的书刊，还曾经重金聘请如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到东北大学任教，薪资高于当时的清华大学。第二，东北沦陷时期，实际统治伪满洲国的日本和伪满当局，对于某些并非宣传赤色革命和共产主义的新文学作品，如曹禺的话剧等，不仅不排斥还经常由各地剧团演出，对鲁迅的作品也不排斥而是允许存在和研究，而早在1905年从俄国人手里“战夺”大连作为日本海外殖民地“关东州”后，日本殖民当局及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即“满铁”，就出于收集情报和进行思想文化殖民的目的，在大连、长春等南满铁路沿线建立图书馆和各类学校，关内的新文学作品自然也在收集购买之列，日本人是比较重视收集中国出版的各种书刊资料的。第三，则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从关内各个根据地解放区，向东北派遣了两万多名干部，其中包括大量的从事宣传出版、文化文艺的干才，像陕甘宁边区的著名文艺人士王大化、张庚、周立波、刘白羽、柳青、李之华、胡零等人，都来到东北，延安鲁艺也整体迁移到东北，而中共把七届中央委员的超过三分之一的干部也派往东北，其中就有曾经的中共总书记张闻天，他可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写长篇小说的人，也是最早对鲁迅进行正确评价的人，还有曾在延安担任过中组部部长的陈云。这么大批量的干才、机关、学校迁移到东北，当然带来了大量书刊，像全套的《解放日报》中文系资料室就有。而东北师范大学前身东北大学建立时，其中一部分是张学良弟弟张学思、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丁浩川带来延安大学的，他们都先后担任过东北大学的校领导，学校在抚顺建立后也吸收了部分留在沈阳的东北大学的书刊资料，所以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里不少旧书上盖的书名章就是东北大学的蓝色图章。再有就是1948年底东北全境解放后，东北野战军进关解放全中国，一方面东北解放区东北书店和各大书店，利用伪满时期留下的现代化印刷机械和最好的纸张，大量印刷出版的书刊——毛主席当时最满意并致函致谢的、纸张印刷质量远超晋察冀版的《毛泽东选集》，就是东北解放区印刷出版的——源源不断随大军进入关内各大被解放的城市，火车不够就用大马车装载运输，一方面东北大学和有关方面，也派员到关内各个解放的城市，把战乱中被关内民众出售的各种书刊资料，购买后运回东北。这就是东北师范大学系里与校图书馆曾经拥有比较丰富的新文化新文学史料的原因。可惜，文革中被作为封资修黑货，清理烧掉不少，也遗失不少，那时乱糟糟的图书馆的窗子都有破损也无人管，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在编纂辞书和后来的教学生涯中，我经常到系资料室查阅资料书刊，发现资料室的图书目录卡片，字迹工整，笔体好看，内容清晰有序，一看就知道是“有根”的人所为。后来知道，蒋锡金先生1957年被打成右派，不允许继续教书写作，发配到资料室整理书报杂志，编写书目卡片。而他十分投入，乐此不倦。不仅中文系的几大屋子的书目卡片，就连现代文学教研室内部的专业图书目录卡片，也大都是他当右派时的“杰作”。八十年代我参加工作时的教研室，靠墙立着很多书柜，里面都是专业所用的书刊目录，编排有序，还有很多民国时出版的现代文学作品。后来我出国工作时，被学院都以废纸价格卖掉，十分可惜。据一些老师说，当年蒋先生以右派身份在资料室工作，经常是在整理某架书刊时候，翻到某本好书，就坐下来看下去，而忘了时间和自己的“本职”，直到被人呼叫或喝斥，再站起来继续整理，难怪蒋先生对系里与学校图书馆的史料文献如数家珍那么熟悉，原来他以右派身份做了二十几年的资料员。但我以青年教师身份与蒋先生交谈时，他从来没有提过当右派的事，也没有一点愤懑暴戾之气，始终是那么平和、谦和。从民国走过来有参加过革命的老教授的高风大德，我们有幸亲炙过，难忘怀。

因为与蒋先生隶属于一个教研室，逢年过节之际，教研室和系里不少教师都愿意去蒋先生家拜访谈天，端的是高朋满座。最爱听蒋先生讲述他经历和参与的历史与“故事”，而蒋先生肚子里的民国文坛“掌故”似乎特别多。由此我知道了蒋先生是江苏宜兴人，出生于《新青年》前身《青年杂志》创刊的同年——1915年。受父亲影响，学生时代就开始写诗，曾在《申报·自由谈》《人世间》发表诗歌，参与编办《当代诗刊》《中国新诗》等刊物。抗战爆发后，先后与孔罗荪、冯乃超合编《战斗》旬刊、与穆木天合编《时调》诗歌半月刊及《诗歌综合丛刊》。尤其是与著名作家茅盾等人主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机关刊物、也是抗战时期国统区影响最大的刊物之一《抗战文艺》，并参与创办《文艺阵地》半月刊。1939年参加江南游击战争，在江南抗日义勇军（新四军）任江南社（新华社）记者，编辑《新华日报》华中版副刊。数年前我在扬州大学开会，会后被安排到著名的沙家浜参观。在那里的新四军纪念馆，我看到了穿着新四军军服的蒋锡金先生与新四军领导人张云逸等人的合影，黑白照片，有些斑驳，十分珍贵。

抗战中期蒋先生到上海，利用“孤岛”环境先后与楼适夷、王任叔等人合编或参编过《大路画报》《鲁迅风》《文艺新潮》《文艺新闻》《行列》（诗歌半月刊）、《上海诗歌丛刊》《奔流新集》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孤岛”沦陷，他滞留上海并在建承中学任教以“暂栖身”。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应组织之邀和安排，受命去苏北根据地淮阴主编华中《新华日报》副刊，不久去华东局宣传部继续担任宣传工作，后来随新四军去往山东解放区与八路军会合，随之调入山东省文联工作。1947年随着陕甘宁和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大批军队与文化干部调往东北，参与建设革命夺权与建国大业牢固基地的东北根据地，不久被上级组织调往1946年成立于抚顺、此时迁往北满合江省省会的佳木斯东北大学文学院任教，此后一直工作在东北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七十年代后期，蒋先生到北京参与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的整理注释等编校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鲁迅研究百题》，是参与《鲁迅全集》编校出版工作的学者们写的，其中有蒋先生写的好几篇。我在系里参加工作后，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和专业内部印刷了《鲁迅年谱》《郭沫若年谱》《茅盾年谱》，其中《鲁迅年谱》也是蒋先生带领教研室教师完成的，后来蒋先生还参与了《郭沫若全集》的整理出版。

我在读东北师范大学本科和在那里任教时，就听过一个有关蒋锡金在五十年代被打成右派之前上课的故事和“段子”：说蒋先生抗战前后在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工作时，由于秋冬之际阴冷潮湿，在深夜编刊写稿时，为了祛风御寒，经常怀揣一扁瓶酒，时常喝一口。1947年到冰天雪地的佳木斯后，为了驱寒，也经常如此，这成为生活习惯。1952年原五四时期著名的创造社成员、北伐战争时期从军、抗战时在延安担任陕北公学校长、1950年创办中国人民大学并任校长的成仿吾，调到东北师范大学担任校长。上任后不久，有人向教务处反映说，二级教授蒋锡金上课的课间休息时，不喝水（那时每个教室都有白瓷铁皮开水壶），而是从怀里掏出一个扁瓶，在走廊里喝一口。上课后教室前排同学经常闻到一股酒味，怀疑蒋先生喝的不是水而是酒。十分重视教学、经常不打招呼独自一人进入教室后排听课的成仿吾校长——他早年留学日本时学习理科回国后却从事文学和政治和教育，文理兼通，所以全校文理科的课程他经常来听，检查督导，促进和提升教学质量。某天他默默来到蒋先生的课堂——蒋先生能讲文艺理论、儿童文学、现代文学和写作等课程，课间休息时，果然看见蒋先生掏出扁瓶喝一口的举动，于是校长走近蒋先生身旁打招呼，两个人交谈了一会儿。诗人气质的蒋先生不知校长为何而来，因为成仿吾校长经常到各个院系不请自来听课，所以也见惯不怪没有讶异。事后，成仿吾校长对教务处说，教师上课时口渴绝不许喝酒，只能喝水，唯独蒋锡金例外，第一这是他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第二他只喝一口，且喝后讲课更加精彩……云云。在与蒋先生共事期间，我曾问过此事，先生朗然一笑说没有那样的事情。不过，我在蒋先生的档案里看到过他到东北后的一幅照片，头上戴的是东北那时特有的、哥萨克风格的棉皮帽子，十分风雅有致。

蒋先生这样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参与现代中国文学历史进程的往事，我在与蒋先生工作中和接触中益发感到弥足珍贵，便打算以访谈和口述实录的方式，把他的历史经历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那时候国内好像还不大有口述实录，我大概算是开风气者之一吧。不过，理想和想法很好，但也是由于我不久担任教研室主任、后来又做系主任和院长，复杂的历史纠葛和人事关系使我不便出面，于是就让我的硕博弟子和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吴景明老师，完成这一份我无法完成的历史任务。吴老师（而今也还是教授博导）刻苦精进勤于治学，在教学科研之余抓紧时间完成了对蒋先生的访谈记录，整理修饰后以《蒋锡金与中国现代文艺运动》为题，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其中一篇我们合署的访谈文章《蒋锡金与抗战时期的武汉文化界》，发表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新文学史料》2005年第1期，后来被中国文联主编、2015年出版的口述实录《抗战时期的中国文艺界》收录。

蒋锡金2003年5月25日逝世时，我刚从日本的大学讲学两年归来，时任文学院院长不是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学校让撰写悼词没有完成，后校领导紧急召见我，让我到人事处翻阅蒋锡金先生的全部人事档案，尽快写出悼词。于是我奉命紧急调出蒋先生的档案材料，连续数日翻看整理，在学校要求的时间内写出蒋先生逝世的悼词，张贴于学校，刊登于校报，在有省市领导人参加的吊唁仪式上由校长代表学校读诵，据说那是东北师范大学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份悼词。

蒋先生直到逝世，住的房子不过百平米，还是八十年代盖的，已经很旧了。有人说，以蒋先生的资历，当年如果留在军队或从政，至少是省军级待遇，东北师范大学六十年代后调来一位转业干部担任校领导，原来也是学师范的，1938年后参加革命，论学历资历学识社会知名度等，比蒋先生差远了。但参加革命后一直未脱离部队，所以转业到地方后也是高干，住有豪宅，出有专车，有高干病房和医疗，即使退休后待遇依然，学校车队保留一辆奥迪专车，车牌照是特殊的，上路行驶各检查站收费站一律放行。蒋先生若不在1947年到高校任教，必不会受那么多的困厄和酸楚。我以为，历史不能这样假设，故这种比较也就没有意义。我只知道蒋先生确实受了不少冤屈，晚年境况也不阔绰，但他安之若素，未闻牢骚，一直活到八十八岁，得享米寿。所以，穷通荣辱，是耶非耶，对于这些久经历史风云的学者大德而言，无需以世俗眼光看待评说，或者一说便俗，根本不必细究与比较。

最后说一点花絮。蒋先生一生瘦削，饭量很小，他说他少年患病，大夫医者说他活不过四十岁，结果大谬不然。年老以后，每顿饭最多只吃一小碗——比酒盅大不了多少。一度抽烟很勤，每天都需要两盒，所以蒋先生夫人赵老师，不断限制他的抽烟数量，从两盒削减为一盒、半盒到最后每天只许抽四支烟。赵老师是蒋先生到东北后认识并结婚的，比蒋先生小许多，但早于蒋先生过世。他们夫妇有个儿子原先是工人，新时期蒋先生右派平反落实政策后，学校把他调进师大中文系在办公室管收发与后勤，字写得很好，书法有造诣，系里学院的各种通知公告都是他用毛笔字书写的。蒋先生夫妇在我当系主任后曾经嘱托我对其多加关照，我也与蒋公子曾经私交甚好。赵老师逝世后，对于蒋先生由女儿女婿还是儿子儿媳承担晚年照顾问题，我也一度参与参谋和帮助裁定。我离开东北师范大学进京后，蒋先生女婿、也是师大中文系和文学院教师，与几位同事好友十分不舍，依依送别，后来与他们和蒋公子的联系也疏淡了。其中某年我担任了在京任职高校的学校图书馆馆长后，鉴于此前图书馆获得了何其芳家族捐赠的何其芳的全部藏书，故此我也专程回到东北，找蒋先生的亲属联系，打算把蒋先生的藏书和字画由我校图书馆购置收藏，当然捐赠更好，但想法与现实脱节和信息了解不够，没有如愿，是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