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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文学》2025年第2期|程相崧:父亲
来源:《时代文学》2025年第2期 | 程相崧  2025年09月09日08:19

探视时间已过,病室门口的楼梯间和连着楼梯间的步行梯比刚才安静了许多,浓浓的烟味儿却久久不散。保洁阿姨一边清扫着丢在地上的烟头,一边嘟囔着什么。坐在的楼梯台阶上的孟东野赶忙站起身,提起沉甸甸的背包,折回楼梯间里去。沉重的弹簧门“吱呀”一声,让他的神经猛地跳动了一下。楼梯间面积不大,这会儿没有人。它呈长方形,一边对着步梯门,一面对着电梯门;左右两端,则是ICU病房的患者通道和医护通道。这个密闭的小小空间,让他心里沉静了好多,也感到安全了好多。他径直朝着一角的一个连椅走去,熟练地将背包卸下,放在一头。他瞥了一眼墙上的钟表,想到女儿冉冉快要放学,也不知妻子是否已经去接。电梯电子屏上的数字不断变化,显示里面的轿厢上上下下,走走停停。在接近这一层时,孟东野听到“唰唰”的声音,还有交谈声和咳嗽声。

孟东野把脑袋埋在怀里,仿佛看到那根钢丝绳在漆黑的电梯井里被缠绕、拉伸,绷得紧紧的,几乎随时要在某个地方断掉。过了好久,他才又听到身旁的电子门“嘀嘀”几声,有工作人员从里面出来。他感觉那些人都有些面熟,但辨别不出是谁,因为他们都换了便装。他害怕有人跟自己搭讪,盘算着如果人家问他为什么还不回去,告诉他今天的探视已经结束,有事儿明天再来,有突发事件会电话通知等,他将如何应对。他记得刚从打工的城市回来的那天晚上,有护士告诉过他,不得在电梯间过夜。当时,他慌忙解释,自己刚赶回来,老家在几十里外的乡下。如果有事打电话找他,他怕不能及时赶来。他说完这话,还害怕人家会撵他去宾馆。好在那姑娘上下打量了他一下,似乎有通融的意思。她提醒他说,虽然有暖气,但下半夜会很冷。他感激得不行,连忙指了指背包,说里面啥都有。他说话时有些口吃。

其实,他的背包里只有一条毛毯、一条毛巾、一件毛衣和两双替换的袜子。他将毛衣加在里面,裹紧了羽绒服,但下半夜还是被冻醒了。他感觉浑身像是浸在冷水里,两只脚像冰蛋子一样。他把替换的袜子都穿在脚上,毛巾也围在脖子上,才感觉好受了一些。这时,妻子晓梅打来电话,问父亲的病情,又问用不用让上大学的儿子珺珺知道。珺珺在省内一所三流大学念大二,是那种毕了业工作也没什么着落的学校。孟东野说,爹从住到这里就一直昏迷着,有大夫和护士二十四小时监护。让他知道干吗?回来也不顶用。

孟东野听晓梅提起儿子,非但没有感觉轻松,心情反而沉重了许多。他和妻子这些年在外面打工,很大的原因是为了儿子。按照村里的惯例,给儿子娶媳妇,除了几十万元的彩礼,至少还要在县城给他们买一套房子。按照现在的价格,就算在最差的地段,买最便宜的楼层,连买一个客厅钱他们还没攒够呢!更何况还有轿车、三金和彩礼呢。孟东野挂了晓梅的电话,闭了眼睛,不愿再去看时间。但他知道,现在已经是子夜时分。因为电动车厂的工是三班倒,晓梅这天晚上上的是小夜班。这个点儿,晓梅刚从车间匆匆出来,在夜色中往家赶,而他们的女儿冉冉,则自己一个人在房间睡熟了。孟东野想起这些,突然对女儿有了一丝愧疚。上小夜班还好说,如果晓梅上大夜,冉冉的早饭怎么办?来之前,他还跟晓梅讨论此事。晓梅说不要紧,她路上骑快点儿,差不多能在孩子醒来之前赶到租住的地方。

医护人员陆续下班之后,孟东野隐约嗅到了一股饭菜的香味,腹中也感觉有一丝饥饿。他朝电梯口的一个金属小推车上望去,发现隔板上有两个饭盒和一个装着什么吃食的方便袋。他疑心自己刚才灵魂出窍,不然,不论是坐电梯还是爬楼梯上来,他绝不该毫无察觉。夜幕开始降临,电梯间里的白炽灯也亮了起来。他刚到这里那天,该送饭时他也去医院食堂给父亲买了饭——一个鸡蛋、一块面糊和一碗小米粥。他学着其他人的样子,在外面用记号笔写上了父亲的名字,放在了门口的金属餐架上。护士拿进去了,可一个小时之后,里面就打电话跟他说,老人吃不了饭,问他是取走还是怎么处理。他当时还没吃饭,便按门铃让人家给送出来了。他接过吃食,说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怎么能行?那护士告诉他,让家属送饭的都是些轻病号,如果以后老人能吃饭了,会通知他送饭的。

孟东野回到连椅上,不明白父亲为何一下子病到了这步田地。

在他们出去打工的这几年里,老家六七亩地里的农活,都是父亲一人包揽。父亲身体一直强壮,这年的春夏之交,收大蒜时,母亲突然打来电话,说父亲心慌、胸闷了好长时间,后来腿脚也肿起来了。那时,正好电动车厂新到了一批订单。他和妻子都是老工人,技术熟练,请假不容易。后来,放假回去才听说,父亲住了一个星期院,腿倒是不肿了,只是干起重活来还时不时有些胸闷。父亲这一回支撑不住,住进医院,是在两个星期之前。开始,住的是镇里的卫生院,也没给他们打电话。后来病情不仅不见好转,还逐渐恶化,经父亲同意后,镇卫生院才打了120,让救护车接他来了县医院。

孟东野马不停蹄地回来,赶到医院,父亲已经转进了ICU 。第一次探视父亲,孟东野感觉老人虚弱极了。他已经不能说话,戴着呼吸机,气喘得厉害,脸也浮肿得几乎认不出来。孟东野怪母亲让他在镇上住了那么久,直到现在才告诉他。母亲说,你爸当时觉着没事儿,可后来痰中有血,他才有些害怕。唉,镇上药少,不少药还得到街上药房去买,怕耽误了,这才转到县医院里去了。

在电梯间的第一个晚上,孟东野睡得并不安稳。

因为疲惫,他入睡得很快,可睡了没多久,便被吵闹声惊醒了。他挣扎着坐起身,听到杂乱的哭喊声和抽泣声,看到电梯间里停着一张病床,有两个人正围在那里往病号身上套着一件金黄色的东西。他认出其中一个人,正是白天在电梯间和楼梯上发放名片的那个女人。名片他看过,写着经营各种殡葬用品,并提供车辆服务。他马上意识到,那床上的病号在今晚走了。有两个男人面色沉重,在昏暗的灯光下,身体僵硬,呆若木鸡。另一个年轻女人却仿佛中了魔一样,挣扎着身子非要往监护室里冲,嘴里似乎愤愤地质问医院怎么给治死了,为什么给拔了管子之类,但又显得底气不足,声音里透着无力和绝望。那个穿着白大褂的大夫用本夹子托着病历,让一个男人签了字,并不理会女人。这时,那两个殡葬人员中的一个女的突然喊孟东野过来搭把手。孟东野过去扯住一个包裹严实的长方形物体的一角,将那沉重的东西架到了另一辆小车上。孟东野再次注意到那名女家属时,她已经被其他人拉住了,倚着墙根蹲在那里,绝望地抽泣着。他们身旁的电梯已经动起来,“嗡嗡”地响着,电子屏上的红灯变换着数字。有个男家属便训斥那女人让她停止哭泣,快去监护室把落在那里的死者的一条秋裤拿出来。

第二天查房之后,大夫就打电话约谈了孟东野,甚至还带他进去看了一眼父亲。父亲全身都插满了管子,连接着各种仪器。孟东野牵着父亲已经有些发青的手,轻轻叫了一声“爸爸”。大夫朝他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老人已经全无意识。孟东野跟着大夫出来,虽不敢想,但也知道老人恐怕已经凶多吉少。在会谈室里,大夫说如果再不见好转,就只能上血滤了。什么是血滤?孟东野脱口而出。大夫望了他一眼说,就是将患者的血先引流出来,存在一个大容器里,过滤之后再输回体内,这样就能过滤去血液中的杂质,并提高血细胞的携氧能力。

孟东野听到这里,感觉嗓子眼儿发紧,不由得咳嗽了两下。

“你再考虑一下,也可以跟家人商量商量。”那大夫苦笑了一下说,“考虑到老人目前的身体状况,这法子也是冒险一搏。有可能坚持不了十来个小时,甚至有可能一上机器,心脏就会承受不住,停止跳动。”

孟东野犹豫了一下,果断地选择了治疗,并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字。

孟东野签完字,才想起应该赶紧跟妻子晓梅打个电话。他不知自己先斩后奏会不会惹妻子生气。毕竟,父亲每天将近一万块钱的住院和治疗费,并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一次小一万的什么血滤治疗,对他们这个家来说也算是一个天文数字。孟东野没想到,他还没有来得及开口,那边就劈头一句:“孟东野,去北京的车票订好了吗?那个大数准备多少了?”

孟东野听着女人的话,愣了一下,身子不由得有些发僵。其实,在得到父亲生病的消息之前,他们原是计划好一家三口去北京给女儿做手术的。为了那个“大数”,他们也已经开源节流,省吃俭用,辛辛苦苦准备了将近半年的时间。

孟东野跟妻子一起在工厂打工,活儿是三班倒,厂子里也有简易的食堂和简陋的宿舍。按说,出门在外挣个辛苦钱,睡觉有个窝儿就行。可因为十岁的女儿冉冉跟着他们在这城市里上学,所以他和老婆才租了现在这处房子。房子看上去得有四五十年的历史,红砖墙斑斑驳驳,满是绿苔和水渍。孟东野第一次去时,还没踏进单元门,就差点儿让那一股浓浓的霉味儿给推出来。他不由得扭过身子,要打道回府。但是,妻子扯了扯他的衣襟,指了指地下室的入口。孟东野看到,那门口放着煤球炉子,晾着小孩的衣服,似乎也住着人。

他便不再挑剔。

那房子是三室一厅,住了三家人,大家共用一间厨房、一个卫生间。就算这样,也还是花去了他们俩工资的四分之一。不方便归不方便,但时间长了,几家人也就有了默契。谁家先做饭,谁家后做饭,根据各自的时间,慢慢养成习惯,又由习惯变成了潜在的规则。虽然客厅是公共场所,但似乎为了不越过别人生活的界线,也是不让别人越过自己生活的界线,他们都把这小小的客厅当作一个缓冲地带。不论是谁家,从外面回来都不大在那里活动,而是很快躲进属于自己家的那个小小空间。虽然彼此都忍耐着,尽量谦让,可人有三急,赶在早上有人在洗漱,又有人恰好想要出恭时,也引发过一些争吵。

他们的女儿冉冉是在秋季开学不久,参加学校的体检时,查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这个结果,真是让他们两口子大感意外。因为女儿从小活泼好动,参加学校的运动会、郊游之类的活动,也都没显出什么异样。只是到了三年级开学的时候,便开始常常说自己胸闷。不管是吃饭还是做作业,一旦犯病,常要躺下来休息一会儿才能好转。他们两口子生活不规律,孩子中午吃“小饭桌”,并在那里休息。那里的老师把情况跟他们说过几次,他们并没放在心上。有次晚上写作业,冉冉说身上没劲儿,想要躺会儿,孟东野还嫌她懒,骂了她。

这次体检之后,学校说让家长带孩子去医院复查,是晓梅去的。晓梅回来时啥也不说,只是眼泪汪汪的。在孟东野的追问下,她才说孩子的心脏瓣膜没有长好,血液回流,需要做手术。虽然自认为已经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孟东野听了之后,脑袋还是“嗡”了一声。孟东野记得,当年妻子是大龄孕妇,好几次孕检都没有问题。现在怎么会平白无故冒出这么个病来?

孟东野买了礼物,到厂长那里请了假,带冉冉又去了一趟北京,才证实了检查没有错。原本在当地医院就可以做这样的手术,可他们商量的结果,还是带孩子去北京。从那开始,他们便一边预约专家,一边悄悄攒钱。当时,父亲已经住过一次院,但身体已经大有好转。他和母亲料理着家里的几亩地,收入不多,却也能自给自足,不用他们两口子操心。孟东野以前经常会寄些钱和衣服、食品之类回去,但从女儿查出病,就悄悄地省掉了。儿子正上大学,没谈女朋友,但每个月的花销也得两千多。孟东野跟女人商量后决定,生活费虽不能减少,但生日和其他节日不再发红包。

孟东野从前累了会吸支烟解解乏,偶尔还要喝点儿小酒,从那之后也戒了,戒得很彻底。晓梅也不甘示弱,她以前有贪图便宜网购的毛病,为避免再犯,她卸载了手机上所有的购物软件。后来,她还注销了网银扫码支付功能。她跟孟东野说,付款是便捷,但便捷的不是进而是出。后来,她干脆交出了独揽多年的财政大权,让孟东野管钱。她说,男人比女人理性。干大事儿的时候,还是得靠男人。

这是节流,那么开源呢?跟老人要钱,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俩还是张不开口。因为工资是计件的,他们从那以后,在各自小组的绩效工资总能拿到第一。后来,孟东野又印了维修水管、疏通下水道的小广告,偷偷到处去贴,偶尔也能挣些外快。晓梅则从一家首饰品厂接了散活儿,下班后将一些五颜六色、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珠子串成手链,或者粘到胸针上。在好几个月里,晓梅下班后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坐在小饭桌前捣鼓着那些小玩意儿,一声不吭。

这个冬天,他们心情沉重,过得很压抑。孟东野有时会翻出手机里女儿的一张照片来看。那是在这学期刚刚开学不久,孩子在参加教师节活动演出时拍的。在学校的操场上,草坪那么绿,天空那么蓝,女儿穿着黄裙子,笑得那样灿烂。那时候,学校还没组织体检,女儿当然也还没有病。孟东野总是想,如果时间停在那一刻该有多好啊。

他们省吃俭用,手中存的钱已经接近那个“大数”,预约的时间也终于敲定下来——学校一放寒假,他们便带女儿去北京做手术。这样,孩子耽误的功课少不说,年前年后,厂子里也会放年假。再加上订单比平常少,如果年假不够,也更容易请下假来。这两年活儿不好找,换成忙季硬请假,被炒鱿鱼,麻烦就大了。

他们原本计划得妥妥的,一切似乎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可谁能料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父亲却一病不起了呢?

父亲生病的消息,孟东野两口子还没让女儿冉冉知道,怕影响她学习。

在他们打工的前几年,女儿一直跟着爷爷奶奶在老家生活,和两个老人的感情似乎比跟父母还要亲。那几年,幸亏由父母帮着照看,上学接送,他们两口子才能腾出工夫出来挣钱。可晓梅在外面一想起孩子来经常会偷偷流泪。那时,他们住的还是厂子的大宿舍,钢板房,好处是免费。后来,这座城市为了发展加工业,也是为了拯救地产市场,出台了政策,规定凡是干五年以上的熟练工人,如果在本地买房或者租房,就可以申请一个子女随父母在这里入学,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晓梅便跟孟东野商量,要不也把冉冉从老家接来?孟东野没想过这个问题,说接也不是不可以,可得凑假期,到时候带她到处玩一玩。晓梅说看你傻得,假期来干什么,我说的是让她来上学。孟东野听了之后,嘴就张得老大,半天才回过神儿来。

这事儿孟东野一开始是觉得不可能,认为晓梅的想法太疯狂了。虽然厂子里不是没有先例,可从儿子在外面上大学的费用,到两人在这里带孩子买或者租房子的各项花销,孟东野算过这笔账后,就只是在那里叹气摇头。晓梅不依不饶,三天两头地在他耳边念叨,说什么爷爷奶奶带娃儿只会粗养啦,什么再苦不能苦孩子啦,什么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啦等。孟东野说不过她,便岔开话题,或者干脆不理她。她知道妻子是个倔强要强的人,但万万没有想到,她竟然最后为此吃了安眠药。

孟东野每次想起那件事儿来都脊背发凉,额头冒汗。幸亏是在宿舍,工友们发现得早,及时送到医院才抢救回来了。孟东野不敢怠慢,等晓梅出院后,便跟她一起去看了房子。选择位置,讨价还价,晓梅都充当了主力。孟东野这才知道,原来她早已跟中介联系过,做足了功课。这也越发让孟东野认为,晓梅是假自杀,目的只是给他施加压力。当房子敲定,签了合同,回来的路上,孟东野半开玩笑地提出了自己的猜测。晓梅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嗔怪地捶了一下他的后背。孟东野好大会儿没有吭声,半天才责怪道,你这样怎么能行?厂里怕担责任,领导专门开会研究,差点儿开除我们呢。如果工作都没了,还怎么租房子?怎么把孩子接来?晓梅就真生气了,说,你只知道心疼工作,就不知道心疼我!

房子租下不久后,暑假里他们便把女儿接来了。女儿没离开过农村,看什么都新鲜。眼睛睁得大大的,因为常不由自主地放肆笑着,样子甚至显得有些傻,又莫名地让人有些心疼。在刚来不久的一天,他和晓梅带她去了一趟游乐场。因为是下了早班才出门,到傍晚闭馆了还没有玩一遍。坐上公交车回出租房的时候,女儿高兴地说:“要回家喽!”孟东野那一刻想到了远在几千里之外的那个农村老家。妻子晓梅似乎也愣了一下,但很快就又重复了一句:

“是的,要回家喽!”

因为当时是下班高峰,孟东野没有抢到座儿。他紧紧地抓着上面的扶手,身子不住地摇晃着,心里想那个几家人合租的破旧的三室一厅单元房能算是他们的“家”吗?可如果那里不是家,家又在哪里呢?在那个遥远的只有每当过年才会回去的小村吗?但是,藏在心里的虚荣,让孟东野又害怕女儿会突然当着一车人的面儿说破真相。怕这个还没有长大人心眼儿的懵懂孩子,说出他们两口子在这偌大的城市,还没有一处真正的容身之地。

好在,女儿那时已经没了喋喋不休的兴致,只是疲倦地倚在妈妈的肩头,透过车窗着迷地望着外面热闹的街市和逐渐亮起来的霓虹灯。孟东野有一丝沾沾自喜,可马上又醒悟到,也许车上的人从他们的口音和穿着,从他们鞋子或裤缝间不易洗掉的污渍,从隐藏在他们发丝皮肤间的机油和润滑油味儿,从他们一家三口举手投足的小小细节,已经看出他们绝不是本地人。他不想再轻易出声,以免露出马脚。这时,晓梅将女儿揽过来,嘴里又郑重地重复了一句:

“我们回家,我们这就到家了!”

当然,他们的那个“家”,严格意义来说是不够条件让租户的孩子在本地上学的。因为不是独租,而是三家合租。好在房东有关系,晓梅一开始便跟他讲好了,租房就是为了孩子上学。孟东野在心里总觉得,如果不是为这,租金每月至少还能少给一张红票子。但好在房东还算守信用,关系也好使,那年秋季孩子顺利入学了。

孟东野在电话上听到晓梅问他车票情况和那个“大数”时,他马上知道对方是要跟他兴师问罪。父亲危在旦夕,他无论如何不能离开,所以前几天买好的他们三个人的车票,他的那一张已经在夜里退掉了。而准备半年的女儿的手术,自然也不能轻易放弃。所以,他告诉晓梅,让她带女儿先去,这边一旦稳定下来,他便跟去与她们汇合。晓梅在那边答应着,听得出她在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可最后她还是又问了一句:“那个大数怎么办?”

在孟东野的耳边,世界似乎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真空。他和晓梅都心知肚明,已经有人提前偷吃了那块他们辛辛苦苦才稍稍做大了的“蛋糕”。孟东野想起这半年两个人省吃俭用的日子,想起晓梅下班时被汗水湿透的工作服,想起晚上醒来发现晓梅还在灯下做手串和胸针的身影。他觉得,晓梅嫁给他这样一个男人,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他最后又想起昨天医生找他谈话时,问是否要加血滤设备,他没有跟晓梅商量,就在知情同意书上签了同意。孟东野忽然觉得,自己真不是个人!

孟东野记得自己对着手机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钱不用你管”,那边便成了忙音。他原本还想解释些什么,可拿着手机,忽然有些抓狂。钱不用晓梅管,可是流水一样花出去的钱会自己流回来吗?孟东野在椅子上坐下,这个小小的空间里真静,可他的心里却翻江倒海。从国庆前后女儿查出毛病,到决定手术治疗,再到现在,已过去了半年。这样拖延,按照他跟晓梅之间有些自欺欺人的说法:一是预约专家号不易,二是怕耽误功课。可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那个根本的原因,还是晓梅口里的那个“大数”。

在这半年里,为了积攒出那个“大数”,自认为花钱随便的晓梅连财政大权都交到了他的手里。在孟东野的掌管下,那个数字也的确在慢慢变大,直到几天前接到老家的电话,直到得知父亲得了这个病。这趟回家,从订车票的那一刻起,孟东野就真正体会到了花钱如流水。虽然从吃饭到喝水,都是能省则省,可与每天探视时护士拿出让签字的消费清单上那长长的流水相比,那真算是九牛一毛。

在刚才探视时,护士说第一轮血滤已经结束,虽然老人家坚持下来了,可治疗效果并不理想,或者直接说,并没有看到明显的效果。

“那他……他还能醒过来吗?”孟东野脱口而出,“他还能醒过来,像正常人那样吗?”

“目前看是不行了,他已经休克……生理性休克,”那护士望他一眼说,“他的各项指标都很差。我们会极力抢救,可是……就算救过来,最好的结果,也恢复不到以前那样了。”

“你指的是恢复到什么样的生活状态?他以后会长期卧床?生活不能自理?”

“和你说的差不多,因为他的各个脏器经过这次重创都已经严重损坏,无法回到从前了。”

孟东野愕然地站在那里,眼前却是父亲抢救成功后被送回老家,在那间祖屋里卧床的情景。因为长时间经受病痛的折磨,父亲会逐渐消瘦,目光呆滞,头发蓬乱,不断呻吟,不断咳嗽。他会被喉咙里咳不出的痰憋得满脸通红,同时还要忍受排尿不畅的煎熬,疼得在床上翻滚,汗如雨下。如果真到了那样的地步,该怎么办?父亲要忍受巨大的痛苦不说,他一日三餐谁来伺候?他拉到床上的粪便谁来清理?这样繁重的劳动,母亲是肯定吃不消的。唯一的办法,他和晓梅之中的一个,不得不将这份难得的工作辞掉,回去专职照顾。

“是不是还要追加第二次血滤,你再考虑一下吧,也可以跟家里人商量一下。”那女护士合上病历夹子,又瞥了孟东野一眼说,“实话实说,希望不大!过度治疗不仅会产生巨额费用,也会给老人带来额外的痛苦。”

孟东野反应过来的时候,那护士已经转身而去,并且关上了隔离室的门。孟东野脚步有些踉跄地坐回到椅子上,还感觉有些眩晕,有些恍惚。他脑中又浮现出那个醒过来的父亲。到时候,他除了让人伺候吃喝,伺候大小便,还有随着病情波动而不得不重新启动的检查、住院……如果老人家身体真的经得住折腾的话,这样的事情说不定会周而复始,直到将家里的所有积蓄都吸入漆黑的无底洞。那样的话,这个家怎么办?母亲再有个病有个灾的话怎么办?儿子的工作和婚事怎么办?女儿的病怎么办?

孟东野的眼前又全是女儿消瘦的身影和苍白的脸了。

孟东野坐在那里,心里乱糟糟的,彻底没有了主意。他嗅到不知从什么地方飘来的饭那样香,隐约意识到又到了该吃晚饭的时间。电梯繁忙起来,运行的声音明显加重,像是老牛正喘着粗气拉车。电梯在有的楼层会停很长时间,然后“满载”的指示灯忽然亮起,便一路不停地到下面去了。同时,也有杂乱的脚步声从步梯的方向传过来,那是陪人等电梯等得不耐烦,跑着下去打饭了。

孟东野看到电梯有时在这一层楼停下,上面下来的人手里提着饭菜。有的送饭人从步梯上进来,气喘吁吁。孟东野空空的胃似乎被唤醒了,感到有些饿,但他现在还不想去吃东西。那个从事殡葬业的女人又从步梯上进来,在他身边的椅子上坐下。她望了孟东野一眼,叹口气说:“刚送走了一个。”然后,她又补充了一个楼层的数字。孟东野没有听清,也没有追问,只是礼貌地点点头。那女人打开了话匣子,掰着指头,数这一天送走了多少个。然后,她很自然地递给孟东野一张名片,说有事可以找她。孟东野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来了。

“你家老爷子几天了?”那女人问。

“三天。”

“情况不大好?”她又试探地问。

“还行,大夫打电话给谈了谈。”

“这科室里的病人,没事儿大夫不给打电话。”那女人言谈间显出内行的样子,“不打电话,反而是好事儿。倒是一打电话,家属就该紧张了。”

孟东野听到这话,有些反感。但他也是从这时开始,才清醒地意识到,必须理性而认真地考虑一下在父亲身上可能出现的最坏结果了。这会儿,一个截然相反的念头却忽然冲进了他的脑袋:如果父亲真的支撑不下去,就这样走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呢?

他在开始触碰这个问题时,感到一阵心惊肉跳。他似乎还是平生第一次细想这个可怕的甚至有些大逆不道的问题。但真的盘算起来,似乎也并没有什么大不了。那一系列传统而复杂的殡葬程序是不得不按部就班认真完成的,但说起来也无非就是需要三五天的时间。这样操办一番,亲戚朋友来吊唁一番,过不了几天也就会翻过这一页,眼前的烦心事儿就一了百了,彻底落幕,活着的人继续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话,对于被疾病折磨的死者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解脱呢?

“这里是病号的最后一站,在这样的地方治不好,走了就是一种解脱!”那女人撇撇嘴,指着刚刚来给病号送饭的一个小伙子离开的方向说,“除非不差钱,那个小伙子的爷爷是离休的,过年就在这里住了三四次,这一回又救过来了,听说已经能自己吃饭了呢。”

孟东野又听那女人说起那小伙子的爷爷的工资,简直被惊掉了下巴。据女人说,他是1949年前参加工作的,在全县都能排得上号。每年除夕,领导都要带着礼物到家里去慰问呢。孟东野惊愕地听着,觉得对方似乎在谈论着一个天外来客。这样的人物,他觉得离自己太遥远了。

“有需要给我打电话,我每天都在这个楼上,不在这层,就在那层。”那女人站起身来,指了指孟东野手里的名片,“车随叫随到,衣服用品啥都有,场地也有,司仪和问事儿的也有,都按照主人家的要求办。”

“如果……那么一场操办下来,也得花不少钱吧。”孟东野突然嗫嚅道。

那女人原想离开,听到这话便又站在了原地,解释说场地用品和响班他们都熟,长期合作,花不了多少。现在这样的事儿,老人走了,给他操办一场,不光不赔钱,还或多或少能赚一些呢!那女人说完,又朝着孟东野挤了挤眼睛,有些狡黠地说:

“最后一场盛宴!”

女人走后,孟东野心里越发不平静了。不得不说,女人刚才无意中说的话,正说到了他的心坎里,触碰到了他那根最敏感的神经。如果说这个大门紧闭的房间是一个张开大嘴吞钱的怪兽,是一个一捆捆钞票扔进去连个响声都没有的无底洞,那么,这个看似最坏的结果是最明智的“及时止损”。当然,正如刚才那女人所说,不仅仅是“止损”。如果说句实在话,还多多少少会有些盈利。谁家没有一些亲戚朋友呢?就算混得不好,来吃席时不也得随个一二百?还能让主家赔钱?

孟东野的脑子里忽地跳进来折磨他许多天的那个“大数”,然后耳边又是那女人挤挤眼睛,狡黠地说出的那句话——“最后的盛宴”。他不由得站起身子,在电梯间里来回徘徊了一会儿,走到对讲机前猛地停了下来。他记得,在前两次探视时,医生和护士都告诉过他,虽然希望不大,但他们会尽全力抢救。此刻之前,他还是心怀感激的,可现在突然心惊肉跳起来。他记得,护士告诉过他有什么事儿的话可以按铃。他像是拿定了什么主意,走到那门口,手往按钮上落下去,但到了半截,却又停住了。

孟东野浑身无力地回到椅子上,抱着脑袋,眼前又浮现出父亲那张浮肿的脸。一个莫名的念头突然冒出来,也许父亲的这场病,冥冥之中是要帮他或者说帮他的女儿冉冉渡过人生的这场劫难?他的心渐渐刚硬起来,暗暗下了决心,今天晚上就送老父亲走。既然每天上万块钱地往外扔,换来的也是一个离不开机器的半死的人,倒不如“好钢用在刀刃上”,省下钱来,让那个十来岁的花季女孩儿好好活呢!孟东野从前听一些养儿子的父母们开玩笑,这个说养儿干啥,那个说养儿就是让他在父母将来躺在病床上不行的时候给父母拔管儿哩。今天,孟东野想起这笑话,却笑不出来,只觉得心中绞拧得难受。他看了看手机,知道夜班大夫应该已经接班,便一下子站起来,又朝着监护室的门走去。他站在那里,一下子按响了门铃。他听着里面的声音,等待着,来回踱了两步。医生是他按铃之后半个小时才出来约谈他的,说里面刚才正在抢救一个病号。

“我爹……他的情况……还……还是……”孟东野报出自己父亲的名字,话就断断续续,连缀不成句子了。

“他的病情不容乐观。”医生的声音有些沉重,翻着老人的病历说,“所有的数值都离标准太远,尿也排不出来!”

“我……我,那么……依你们看……”孟东野发现,虽然刚才已经下了坚定的决心,可那句话,还是梗在嗓子里难以吐出来。他脑中又飞速地回想起妻子和女儿冉冉,想起那个“大数”,咽了一口唾沫,才终于开口说:“依你看,如果现在就送他……他走的话,怎么样?”

那大夫愣了一下,明显会错了孟东野的意思。他说:“当然可以!现在不少老人都有这个想法,家属们也尊重他们的意见。你是说办理出院,让他回家,老在家里?”

“不不,不是回家去。”孟东野觉得那话难以启齿,低头盯着桌面,说,“我是说,不再做过多的治疗!而是撤去他的抢救设备,让他自己今晚就走。”

孟东野的声音小得厉害,他觉得自己的话因为慌张而词不达意,不知对方有没有领会。他望向那医生时,发现对方应该已经听明白了他的意图,因为那人面露难色。

“那他会疼,会走得很痛苦!”那人说。

孟东野似乎受到重重一击,以前狠心做出的种种计划,都又像受潮的糖塔一样轰然倒塌。他问:“他现在没有感觉,是因为使用了安定之类的药物?”

那医生肯定地点了点头。

“如果把其他药物都撤去,只留下安定药物呢?”

那大夫望了望他,面露难色,摇摇头说:“患者家属的要求,我们都会尽量满足,但是如果只使用安定剂,是违反我们医疗行业规定的。”

孟东野记得,自己从监护室里出来的时候,心里说不出来是不安还是失落。他在外面的椅子上坐了许久,后来嗅到了烟的气味儿,知道楼道里有人在抽烟。再后来,四周越发安静了,耳边只有仪器的嘀嗒声,像是没有拧紧的水龙头。夜深之后,他在椅子上慢慢睡着了。他梦到父亲用自行车驮着他,他是少年,父亲也很健壮。路上还有雨水,溅在父亲的腿肚子上。孟东野又隐约觉得,那似乎不是梦,而是一个真实的情景,是父亲带着他去参加一场很重要的考试。这不是梦,他念叨着,嗅到病室里传出来的化学药水味儿。他知道,自己并没有睡着。又过了一会儿,他才觉得自己是真的睡着了。因为,他感觉像是自己接女儿放学回家,女儿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座上,他们行驶在走也走不完的林荫道上。但他又在心里告诉自己,这也不是梦,而是现实。那时,女儿还没有查出病来,他接她回家,一路说着什么,女儿在他身后发出阵阵银铃般的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