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梦
一
最早接触文学，自然是在童年时期。
我的家乡在皖西的一个乡村集镇，20世纪六七十年代，街上有不少怀才不遇的人物，穷得连饭都吃不起，还能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谈古论今展望未来。尤其可喜的是，在那些漏风的土坯屋里，居然隐藏着一些书籍，有的还是世界名著。
很小的时候，我曾经幻想当一个木匠，并且真的动手制作了一个小木箱，用来储存从姥姥家、舅姥姥家和其他地方搜刮来的连环画。这些连环画里，有《安徒生童话》《蒙古童话集》，还有《草上飞》《平原枪声》和高尔基的《我的大学》等。我用这些财富同小伙伴交换，甚至读到了《红楼梦》和《西游记》等大部头。
我童年、少年时期的阅读，伴着辛酸。借书不还、赖书不给、丢书不赔而被小伙伴围追堵截、有家不敢回甚至被打得鼻青脸肿，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
有一次，我跟小伙伴一起从老街的土楼里盗取了一些书，其中有一本，在课堂上刚看了几页就被老师没收了，老师说这书是“毒草”。正因为是“毒草”，我就特别惦记，很多年都在琢磨这“毒草”是个什么味道。可惜的是，当时只顾着看故事，书名和作者名字都没在意——这是我的一个毛病——只记得作者的名字老长，有很多字，我只记住了第一个字是左耳旁，右边是个“它”。当时不认识这个字，就把它记成“它的左耳”。我找“它的左耳”找了好多年，直到后来参军了，才在河南省安阳市工人文化宫的图书馆里找到了。原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当年我在课堂偷看的那本书，应该就是《罪与罚》。
读读写写几十年过去了，我由一个借书、抢书、抄书、编书的人，最终成为一个写书的人。归根到底，我觉得还是早期的阅读催生了文学的种子。五十多年前，我读了《安徒生童话》，至今想来，仍然为之心动。在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的时候，多次给我的学生讲《卖火柴的小女孩》。这个篇幅不长的童话，为我的文学观奠定了基础。漫漫人生路，不知道会遇到多少坎坷，在某种程度上讲，我们每个人都是那个小女孩，都面临着饥寒交迫，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小女孩手里的火柴，就好比文学，那是我们最后的希望。火柴点燃的光，是文学的热量。火光中出现的老祖母和香喷喷的烤鹅，是文学作品照亮的梦想。
读书不必跟风，不必贪大求洋。回顾我的读书历史，起步很早，范围很小，时尚很少，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做文学梦。我后来又读了一些书，但是早年读的那些童话，对我的启蒙和影响地久天长，是不可取代的。当我感到饥饿和寒冷的时候，我就会擦一根火柴，写下我的苦闷和憧憬，我看到的不仅是香喷喷的烤鹅，还会在那微弱的光焰里看见我亲爱的祖母和姥姥。说到底，文学是关注弱势群体的事业，是呼唤正义和善良的事业。
十五年前，随中国军队作家代表团访问俄罗斯，拜谒雅斯纳亚·波良纳庄园（即托尔斯泰庄园），见到过东翼楼门前的一棵树。据说，当年托尔斯泰在这里写作的时候，附近的穷人经常到托尔斯泰庄园来寻求帮助。他们不想在托尔斯泰工作的时候打扰他，就在这个地方等待托尔斯泰出来散步，这才上前向他倾诉，获取帮助。后来，这棵树就成了一个中心，托尔斯泰常常在树下的长椅上同农民交谈，帮助他们寻求自由之路。所以，这棵树被人命名为“穷人树”。
就是那天下午，在庄园里的托尔斯泰墓地，在那个长条形芳草覆盖的土堆边上，我把手深深插进泥土里。那一瞬间，我突然产生一个认识——托尔斯泰，这个伟大的作家，就是一棵穷人树。
二
如果说《卖火柴的小女孩》为我奠定了文学的出发点，那么，在此后前行的道路上，安徒生的另一部作品《皇帝的新衣》则给了我更深层次的思考——文学的任务是什么，怎么才能做到悲天悯人？我的看法是，文学要讲真话，要发现真相，敢于披露真相。只有看清了真相，并且勇于揭示真相，才能拨开谬误的迷雾，让世界看到真理的曙光。
文学改变人生，作家影响世界。在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作家和文学一直扮演着导航作用，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我认为，作家应该有英雄理想，有献身精神。历史上那些经久不朽的经典名著，无不具备同情弱者、抑恶扬善、呼唤正义、激励良知的品格，譬如《复活》《悲惨世界》《红与黑》《人间喜剧》等。它们之所以“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千秋万代”，正是因为它们来自人间烟火，讲述的是人间的悲欢离合，表达的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
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鲁迅，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尽管鲁迅一生没有写过皇皇巨著，但他站在底层生活的堑壕里，投掷的那些短小的“匕首”，直指社会和人性最阴暗的角落，让我们看到了苦难，也看到了希望，看到了觉醒的闪电。《呐喊》《祝福》《狂人日记》《药》……篇目可以无限开列下去，每一部短小的作品都有极高的含金量，都像黄钟大吕那样振聋发聩。
文学要发现真善美，也要发现假丑恶。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年轻时曾在一个报社当记者。有一次，一艘军舰在海上遇到风暴，8名水手被卷到海里溺亡，马尔克斯奉命采访幸存者，采访过程事无巨细，非常缓慢，而且他从幸存者的讲述中捕捉到了疑点，发现幸存者讲述的细节有相互矛盾之处。有一天，他又缠着那位幸存者，请他再复述一遍遇到风暴的过程。幸存者说，我都跟你讲过53遍了。马尔克斯说，求求你，再讲最后一遍。幸存者知道马尔克斯不好糊弄，只好讲出真话：其实不是遇到风暴，而是军舰上的海军军官带了一堆走私品，军舰在行驶中，走私的货物发生倾斜，把那8名水手裹到海里——马尔克斯证实了自己的怀疑，疑点成为亮点，终于写出了报道海难真相的文章，使这家报纸的发行量陡增。马尔克斯本人也声名远扬，以善于发现真相、揭示真相闻名于世。
一个作家，应该有一颗敏感的心，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能够发现别人不能发现的东西，能够从浩如烟海的文字资料里发现细节，甚至能够从被采访者振振有词的陈述中发现稍纵即逝的闪烁其词、发现眼神的瞬间黯淡，从而打开继续挖掘的裂缝，深入下去，擦净覆盖泥土的真相，成就文学表达的明珠。
文学不提供真理，但文学探索真相——行为真相、情感真相、人性真相、灵魂真相。文学创作的魅力就在于揭示真相，真相是文学创作的根本使命，真相是所有人关心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要反复纠缠梦境，从《聊斋志异》到魔幻书写？因为我们不知道、但又非常想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有文学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从另一个世界来，到另一个世界去。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不必为老之将至、死之必然惶惶了，就不必因为生命是一锤子买卖而恨不得一天吃7只鸡了。
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说：“写小说不是为了讲述生活，而是为了改造生活，给生活补充一些东西。”这些东西是什么呢？是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追求的东西，也是我们理想中的东西，比如说温暖和光明。
三
曾经在一个教学机构任教，我总结了“文学创作的一二三四”，又称“文学十点”，即：一个起点、两个支点、三个重点、四个增长点。
一个起点就是“兴趣”。多少年来，一个问题始终悬挂在我们的头顶——当一个作家，需不需要天才？我的看法是，做成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天才。
文学创作的天才，等于先天潜质加上后天兴趣的开发。
兴趣这东西，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能是遗传的、与生俱来的，一方面是后天形成的。与生俱来的东西很神秘，无法解释；我们还是谈谈后天形成的兴趣。
后天形成的兴趣，源头主要来自童年记忆。弗洛伊德在《创作家与白日梦》一文中说——
目前的强烈经验，唤起了创作家对早先经验的回忆（通常是孩提时代的经验），这种回忆在现在产生了一种愿望，这愿望在作品中得到了实现。作品本身包含两种成分：最近的诱发性事件和对旧事的回忆。
一个写作者，他的作品永远跳不出他的生活经验和记忆，就像一个人永远跳不出他自己的影子。
兴趣的形成，除了接近天生的童年记忆以外，也有后天强制性的，甚至是被迫产生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写过一篇小说《象棋的故事》，故事中，一个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在集中营里与世隔绝，精神几乎崩溃，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一本棋谱，视之为救命稻草，但是根本看不懂，看一次扔一次，扔了之后再捡回来揣摩，如此三番五次，渐渐摸出门道，最终成为象棋高手，在一次远洋航行中，战胜了刚刚获得国际大奖的象棋大师。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天才或许存在，但前提是这个人具有天才的潜质，才有被开发出来的可能。同时，兴趣一旦启航，可以唤醒生命中蛰伏的天赋。
兴趣是与学习结伴而行的。有些人缺乏悟性，读书浅尝辄止，思考蜻蜓点水，或者附庸风雅，或者装点门面，炮制垃圾，最终成为笑柄。而另外一些人，认准了一个目标，历经坎坷，不屈不挠，成功一点，前进一次，一毫米的进步就是征服一百米的动力，循环往复，总能走出一段距离。
所谓两个支点，即阅读和体验，先讲阅读。
关于阅读，我有一些粗浅的体会。首先，我并不认为开卷一定有益，有些书本来不必读。其次，读书有缘，一个人最早接触的读物、产生的兴趣，会引领其阅读方向。再次，精大于多，泛泛地读一本书，不如把一本书读上十遍。
除了基础教育时期的阅读，我个人有一个与众不同的阅读经验——我喜欢读、或者说由被迫到由衷地喜欢读专业教材。
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武汉军区炮兵教导大队受训，坚持业余写诗。除了到大队图书室借的几本文学作品外，帮助我走上文学道路的还有教材，譬如《山岳丛林阵地构筑》《兵器操作知识》等。在操炮训练中，我看到的是潮水般的壮阔，这种操炮的经历让我久久难忘，后来在创作《仰角》的时候，我写了一大段操炮的情景，还让作品中的人物编了一个舞蹈——《炮兵之潇洒舞步》。
那时候，我特别喜欢一门课：军事地形学。首先是定位，根据地物地貌，确定自己在这个地球上的坐标，再确定目标坐标；然后根据教员给出的战术作业想定，标绘兵力分配、火力配置图。
在我的眼里，这门课简直就是文学训练课程，极大地训练了我的想象力，丰富了我的形象思维。我可以从1∶50000或1∶100000的地图上看到立体的沙盘，以及其上的山川、河流、道路、桥梁、居民点等。后来写战争小说时，我常常先标一幅地形图，确定行军作战路线、宿营战斗位置等，一切都比较清晰。所以有人认为，我写的战争小说，逼真可视，一目了然。
除此之外,我还喜欢读一本特别的书——地图，这是在军队基层工作时期养成的习惯。野营拉练，战术演习，抢险救灾，在边境执行重大任务等，都要进行图上作业。
回想当年的军校生活，脑子里总有一个画面。记不得是哪天了，也记不得是在哪里了，我坐在一个山坡上，仰望皎洁的月光，想象着眼前山坳里曾经发生、正在发生、即将发生的故事，仿佛真的进入“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境界……这个经历，人们通常不会放在心里，于我而言却是至关重要的，它甚至在无形中勾勒了我的创作底色，引导着我的创作走向。
前些年，三大条令试行版下发了，我第一时间拿到一套，有时间就看，看得浮想联翩。在我看来，三大条令是军营文化的酵母，军营生活表现的诗意、军事文学创作的美感，很多都同三大条令有关。从小说创作的立场出发，我认为在三大条令中，最有文学性、最能体现军营生活诗意的是内务条令，从行为举止到衣食住行都有规定，关于发型、着装、礼节、仪式等的规定都存在着可能的诗意。譬如说，我在读有关军人打伞的规定的时候，看到的是金戈铁马塞上，杏花春雨江南——假如一群左手举着黑伞的人同时出现在某时某处，你一眼就能看出那是一群军人，那群军人的背后一定有故事。
四
个人认为，一个写作者，最好能够建立自己的阅读根据地和生活体验根据地，有几个自己喜欢的作家，有一些耳熟能详的作品。世界经典那么多，皓首穷经是不可能的，首先要选择那些适合你读、你有兴趣读的书。
最初读书的时候，是我们选择书；读书到了一定阶段，就是书选择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建立了阅读磁场，往往会发现，那些适合我们读、需要我们读的书就像鱼一样，从天南海北摇头摆尾地向我们游来。
我们在阅读中形成了兴趣，有了创作的冲动，下面的重要任务，就是生活体验了。
什么是生活？我们每天都在过日子，也可以理解为每天都在生活。但是对于作家而言，“生活”这两个字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生活中观察，在观察中生活。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并非每片树叶都能为艺术家所捕捉。作家的生活是主动的，不是被生活牵着鼻子走，而是作家要牵着生活的鼻子走。
所谓生活根据地，就是在某一个领域深入，一头扎下去，持之以恒，成为这个领域的能工巧匠。
我的客观经历决定了我成为一个军事文学作家，因为在军事文化领域耕耘数年，有得天独厚的发现和体会。我当过炮兵、侦察大队排长、连长、团副政委，一直在基层。我为什么两次去前线参战？不排除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对我的召唤，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动力，便是我要写小说。第二次去前线，我一年之内写了6部中篇小说，到处投稿。后来有记者问我，你这一年之内写了这么多小说，动力是什么？我说，因为怕死，我一定要抢在那颗子弹抵达我的脑门之前，把我的小说写完，写一个好的结尾，这就是我的动力。
小说是干什么的？有人说小说就是讲故事，这话讲对了一半。小说是讲故事，但是讲故事只是手段，故事只是工具，故事里面携带的情感、价值观、理想信念，才是我们的目的。我把小说的任务大致划分为四个层次：叙事、言情、见性、显灵。全部任务加起来无非一个关键词：拯救。我的文学理想是，拯救我们的道德、拯救我们的情感、拯救我们的人性、拯救我们的灵魂。
文学能不能拯救？有人说这是“痴人说梦”。这句话有道理，作家就是“痴人”，把梦做到“痴”的地步，或许正是文学创作应有的表现，《红楼梦》是最典型的例子。
说到底，文学是有用的，不仅具有慰藉人生、传播价值的作用，也有净化人心、改良社会、兴邦救国的功能。特别是军事文学，核心是培养价值观和信仰，培养爱国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
1985年春天，我的连队在老山地区执行侦察作战任务，曾经在阵地上看到一副楹联：图私利前线铺满黄金龟儿才去，为祖国阵地遍布地雷老子我来。
此后数十年间，这两句话一直悬浮在我的脑海中。后来创作《历史的天空》《特务连》《马上天下》《英雄山》等长篇小说，每当写到一个高处，眼前就会浮现西北高原边境线上的明月，和西南山岳丛林咆哮的河流——生活的积淀早已发酵成辽阔雄浑的旋律，飞扬在一泻千里的文字间。《英雄山》出版前，我写了两句话，请编辑印在扉页上——
生命的雷电穿行于战争丛林，情感的风雨汇聚在命运河流。
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一般人是很难体会出来的。今天我可以回答，那是我从几十年军旅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强烈意象，一本无字的密码，就像旗帜一样飘扬在头顶，照亮了我创作前行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