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冯泽，山西长治人，生于1997年，有诗歌作品见《星星》《青春》等刊，晋中信息学院创意写作教师。

“残疾证的认定有名额。”戴眼镜的男人把罗圈腿的表格甩给他，“回你们村重新写申请。”我看到罗圈腿把白纸按在胸口，张大了嘴，眼白越露越多，嘴里的口水风干了，也没有发出声来。我提着材料，等着罗圈腿腾开位置。戴眼镜的人站起来，伸手把裤子从屁股缝里拽出来，假装走向电风扇，绕过了我和罗圈腿，找到门的方向，快步走去。他想跑。

我立马跟出门，终于在楼道里追到他。楼道有点暗，怕他看不见，我没把残疾证递给他。“你去哪？”我问。“你是干什么的。”他问我。和他走过楼道的几个办公室，其他房间已经没人。“升级残疾证。”我说。我举起我形似鸡爪的手，它像树根一样扭曲。年轻时一场类风湿，使我的手指关节变形。看到我的手，他停下脚步。

“开证明了吗？”他问。

我说：“开了，盖章了。”

“谁让你来的？”他又问。

谁让我来的？我该说谁的名字？这是我第三次来这里，前两次都还在排队的时候就被告知开证明回去一趟，盖章回去一趟，这是第三次来，村长还和我说，我的弄不成。肯定不能说村长的名字。“你回去等着吧，我去上厕所。”

我没有立马回去，慢悠悠走到楼道尽头，看罗圈腿从房间里走出来。我面对着窗户，从纸袋里掏出我的情况说明，回头看确定没人，我掏出两张我认识的人，叠在情况说明里，刚好叠两折可以夹住。情况说明现在一只手掌那么大，如果我的双手正常，就可以攥在手心，现在我只能用拇指和其他四指钳着。透过窗，我看到一楼的蓝色围挡里，工人手握铁锹铲土，手指粗壮有力。

这里变了，小林初中的时候，我第一次来这里办三级残疾证，那时还在一楼。小林帮我写的申请书，用他学到的作文结构法，把我和他爸生病住院的情况写到了第一段。小林不知道，人到了一定年纪，会随机出现一些病症，我的乳腺里发现一个黑点，他爸是屁股上长了一个痔疮。“开头要引起别人的注意。”小林写完还在修改，最后誊抄了一份。小林的手指很漂亮，细长白皙。

小林上了大学，他的手长得更大了些，手背和指背上长了一些细细的汗毛。小林申请助学金要用我的三级残疾证，说话口吃的邻居看到我的残疾证，问我怎么才三级，她仅仅是口齿不清，还能打麻将，却是二级，每月比我多领四十块钱。小林让我也升级残疾证。我从床下把住院的所有检查报告和账单找出来，印着不同医院名字的塑料袋子里的材料，厚厚一叠。

小林从袋子里掏出材料翻看，他看不懂检测的项目、数据，那些数字和金额，是我住院期间生命值的浮动，和他爸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感情。我看小林拿着的单子，告诉他各种检测和治疗的方式，最多的是手臂抽血进行检测，最疼的是用针管，通过眼白进行注射治疗。小林掏出一个胸部的CT光片，对着光看左胸腔的那个小小阴影。我如释重负地和小林说：“当初如果我没有试验新药，可能就回不来了。”

隔着蓝黑色的光片，小林没说话。小林从袋子里掏出两张我和他爸的二寸免冠照片。我以为可能是当初做病历留下的。让小林把免冠照给我。小林说：“初中上英语课的时候，老师让每人带两张父母的照片。”我突然想起，住院的时候让别人给小林捎回去的两张免冠照。这些材料也代表着我缺失小林的初中和高中时光。 

我跟着戴眼镜的人回到办公室，捏着情况说明递给了他。当他摸到情况说明的厚度后，整个手臂变得柔和下来。“坐。”他指着办公桌外的椅子说。我看到他一只手拿着情况说明，一只手去拉抽屉，当抽屉拉到一半时，拿着情况说明的手臂，自然悬停在抽屉上方，两根手指拨开折纸的缝隙，里面的东西安全降落在抽屉里。他又把情况说明放到桌上，从抽屉里取出眼镜盒，打开眼镜盒，拿出一方杏黄的柔软的眼镜布，轻轻地摩擦镜片。小林也戴眼镜，我经常见小林用卫生纸擦眼镜，有时候没有卫生纸，他就直接撩起肚子上的衣服擦。

戴眼镜的男人动作变得悠闲了，他擦完眼镜后还点了一支烟，然后才慢悠悠地打开我的情况说明。他的手很丰满，手心里露出的皮肤都是粉色的。他边看说明边向我问话，情况说明大体上和小林写得差不多，有两点不一样，一个是他爸失业，没有退休金应该不算下岗，如果说是被赶了出来，又稍显刻薄，如果小林在他会怎么说呢？

“你儿子找不到了？这是什么意思，人怎么会找不到。应该是大学毕业了，对吧？”戴眼镜的人问我。“是联系不到了。”我说。小林快毕业的时候忽然失联了。我们应该尽早发觉，可小林平时就是那种不经常和家里联系的孩子。他经常是放假回家前的一两个小时才会给我发消息，至于他在学校里的任何生活、信息，我都不知情。

“毕业之前，他删除了家里所有人的微信，包括他的朋友。我去学校找过他的老师和同学，他们也找不到。腿在人身上长着，人跑了就找不到了。”

戴眼镜的人茫然地看着我说：“那你们没有报警吗？万一发生什么。”

其实小林消失后，我通过小林的舍友了解了一点小林的信息。和小林一起消失的还有一个女生，是小林的高中同学。听小林的舍友说，小林在高中和大学期间一直喜欢这个女孩。毕业后，他们就一起消失了，只不过女孩没有小林那么决绝，她保留着家人、朋友的联系方式，对她和小林的行踪闭口不谈，其他消息选择性回复。我让小林的舍友帮忙问这个女生，说家里在找小林，想知道小林怎么样了。一个礼拜之后，小林的舍友捎话回来。女孩说，小林让家里别找他了，他不回去了。女孩说，小林和她都找了一份工作，现在他们住在一起。知道这个消息，我心里放松了一些。

“没报警，虽然消失了，但我们知道人没事。”我说。我把手提袋里其他材料递给戴眼镜的人。

不知道戴眼镜的人有没有听到，或许小林对他来说是不重要的，在家里能挣钱的才是人。小林刚毕业，在他眼里，一个刚离开家的孩子还没有养活自己的能力。

“你们家就你和你汉子的材料就够了，孩子别说消失了，就写刚毕业，还没有工作。哎，算了也不用改了。”戴眼镜的人把材料放在桌上，看了眼门外无人，压低声音对我说：“我可以帮你申请，但如果认定下来，可能会有回访调查。如果别人查下来，你能抗住吗？如果升级了，你们村的人，会不会说你？”

“扛得住，不怕查，我生病，我老汉在家，我家孩失踪了，村里人都知道。”我说。

“我把你的材料收下，你回去等电话吧。”

我起身，慢慢走到了门口，戴眼镜的叫住我，说袋子里有的材料不需要，我可以拿回去。

我以为事情应该算完成了，至少自己争取了。如果残疾证升级成功，一个月我有一百二十块用来开销，吃菜有家里种的菜地，村上分的米面油根本吃不完，水电费、人情往来什么的有小林他爸。小林他爸再找份工，我们一起存点钱，再和亲戚借点钱，给小林娶媳妇，这样我们的人生任务就算完成了。如果把以前小林说的事都做了，小林是不是就回来了。

“为什么是在为我活着，你自己呢。”脑海中突然响起小林的话。

小林在消失前有过预兆。那时小林放寒假在家，吃完晚饭，他没有直接回卧室，反而一声不吭地看着我洗碗。在小林上大学前，如果小林考试失利，我们会用让他洗碗的方式激励他。他上了大学后就没再要求过他，他也没主动洗过。他看我把筷子放回筷篓，把三只从小到大摞在一起的碗放进锅里，用锅盖盖住。有必要把碗封住吗？明天还会接着使用。如果有，那筷子、勺子、铲子是不是也不应该裸露在外？这么想，筷篓、调料瓶的外壳、做饭时油烟熏过的墙壁、玻璃都需要擦拭。或许厨房应该采用冰箱结构，用完了所有东西都可以关起来，保持一种视觉上的干净。我用抹布把橱台擦拭干净，只是简单的洗碗就已经让我变形的双手变得油腻、深红。小林在洗手池帮我蓄了热水，我开始清洗我的双手，因为指节无法舒展，我的手心一只是个窝，所以我双手的触碰并不充分，我的清洗是横的手指和竖的手指在水下写“井”字。洗完手后，我的手背逐渐恢复成淡黄色，手背中央能看到几条浅浅的紫色静脉。

“看什么，光看又不帮我洗？”我问小林。

“以前能洗，现在你不让我洗。”小林说。

“你洗不干净，洗完了还得我收拾。你的手要留着干其他事。”除了洗碗，从小我没有让小林做过家务，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实在也不用他做什么。小林不会做饭，他应该也不会缝补衣服，他在外面读书，整理床铺、套被套、洗衣服，我没有教过他，小林话少，这是我留给小林可以和别人交流的部分。小林在学校应该会一直吃食堂，他可以找一个会做饭的老婆。

“我的手留着做事，那你的手呢？”小林问。

“给你做饭啊。”

“可也并没有做得很好吃。”

这是小林第一次如此直白地评价我做的饭。我知道自己做的饭并不好吃，至少外形上我做的饭并不好看，因为双手变形，我做什么都是抓着，撕、拉、抠任何力量动作都与我无缘。我很难把菜切得很整齐，我用不了太沉的菜刀，只能捏着刀具的扁柄，正常人单手拎动的炒锅，我需要用两只手端着。任何调料瓶的封口和拉环，我都需要小林和小林他爸帮我打开。塑料袋撕拉的锯齿对我也是困难的，我随身备着剪子，用剪刀完成复杂的手指活动。

我双手的无能在包饺子时表现得犹为彻底，擀不了饺子皮，我只能负责捏合，在我手指拙劣的配合下，我捏出一个个畸形儿。小林和他爸从未夸过我做的饭好吃。因为我的双手变形，他们似乎接受了饭菜的不好吃。我时常会抚摸手上增生的结节，它长在我的手背和部分手指上，开始时软软的，慢慢会变得像棋子一样坚硬。小林不知道，我的双脚其实也变形了，脚上的结节折磨我更甚。我之前管结节叫“肉疙瘩”，小林上学后告诉我这叫结节，他还告诉我，我手指的弯曲不叫鸡爪，叫天鹅颈形病变。看手指变形的侧面，确实有点像天鹅的脖子，小林很会说话。小林小时候和我说，他要学医，帮我把手治好。

除了类风湿，在我胸口第一次疼的时候，小林的爸爸正在上夜班，小林在客厅看电视，我睡觉被疼醒，那会儿还不知道胸腺发生了病变，以为只是风湿病的并发症。后来又疼了很长时间，小林会把我的卧室门留一个小口，我在卧室里躺着睡觉，感觉到疼痛会小声哼哼。他把电视音量调节到刚好盖住我的呻吟声。我知道小林是在陪我，他没怎么换台，所有广告都是听过去的。疼得最激烈的那个晚上，我大喊小林的名字，小林立马推门，开灯进来。我几乎是哀求着呼喊小林的名字，我紧闭着双眼，让小林去把我卧室里红色写字台中间的抽屉拉出来，在抽屉底的托板里有一个信封。我让小林帮我取出来。

小林没有多余的话，我听到他在急促地拉抽屉。抽屉是木制的，摩擦力很大，如果是平时水平着慢慢地拉，是可以拉出的。小林拉得太着急了，空气激烈地叫了一声，抽屉卡住了。应该是向上倾斜了，我听到小林在用手掌拍抽屉的挡板。小林对抽、拍抽屉很认真，听不到我急促的呼吸，眩晕和疼痛加剧了我对时间浓稠的感受，我的后背冒了冷汗，我不再叫小林的名字，嘴里嘟囔着“哎呦娘哎，哎呦娘哎”。我感觉我的生命可能要停止了，于是我不再等待，艰难地睁开了眼，灯光很刺眼，我一边叫小林的名字，一边扭头看小林的方向。我看到小林弯着腰，歪着头，向抽屉深处张望的样子。我可怜的孩子，在我以为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没有看到我。

终于，抽屉被完全拉出来了，小林取出放在抽屉底下的信封。小林把信封给我。当我拿到信封时，灯光还是刺眼，小林蹲在我的床边，我的疼痛缓和了一些。小林给他爸打了电话，接我去医院看病。这一走就是五年，离开对我最重要的小林五年。

“不是所有事情都会按你想的那样。”小林说。

我打开装着残疾证认定材料的手提袋，看到袋子里放着的对折的钞票。

我的残疾证不知道有没有升级成功，不过我获得了学习的机会。村长派我和另一个女人去镇上学习，那个女人是村上送水工的女人，他们夫妻都是跛脚，都有二级残疾证。我们是在一个农校学习，学校看着像大专，校园里是用红砖铺的路，时间太久，红砖变成了黑砖，有许多水桶般粗的大柳树，树根很有力量，把周围的红砖顶了起来。

这是一座和我们一样老的的校园，汇集了我们十里八乡的奇人异士，有缺胳膊的，有少腿的，最有本事的是一个完全没有双手的人，他的“双手”是从小臂开始的，连手腕也没有。他把自己的两只手称为“骨朵儿”。确实有点像花骨朵，可惜不能长出来。上课的时候，奇人自然不能写字，不过他可以用自己的骨朵儿翻书，翻本子。我们更好奇他怎么吃饭，一个连手都没有的人，他应该怎么吃饭呢？到了吃饭时间，我们所有人都在期待他的表演，他拿出他的特制餐具，是电视里监狱犯人们用的蓝色球柄饭勺。奇人用两只骨朵捏住蓝色的小球，用勺子铲了一个丸子，他是可以端着勺子喂到嘴边的，可能是因为我们看着，他用两个骨朵捏着勺子向嘴巴做了弹射，丸子像从投石机射出的石子一样，贯入他的嘴巴。

有人没忍住叫了一声好。奇人说：“这算什么，我还能打麻将和开车。”很快我们就看到了，他可以利用两个骨朵一次掐起四张牌，进行垒牌，把牌由躺着到竖起来需要人帮忙，出牌和起牌他都可以自己完成。他出牌的时候像打台球，骨朵上像是有只隐形的手，出一张打一张，没有推错的情况。他开的车是一个改装三轮，启动、油门、刹车，全部都改装成脚动控制，他的骨朵只负责控制方向盘。

看着奇人这么能干，我觉得我的双手也可以发挥作用。

学习持续了一个星期，各种课程都有，蔬菜种植、农林、畜牧，还有各种政策讲解。给我们上课的都是些年轻人，看着像研究生刚毕业，有个男孩看着很像小林，穿着白色衬衫，戴着眼镜，上嘴唇还有细密的胡须。男孩刚开始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在教室后面架了一台手机，说是要录课。开始时我们还很配合，装作听得很认真，过了一会儿就觉得没意思了，男孩总是用些我们听不懂的词语，上课时时不时有人打断，提问他“什么是肥水”“什么是冻害”。

直到有个人在手机上刷视频，看到我们视频在直播我们自己的课堂。原来男孩根本不是在录课，而是在用我们直播。我们变得更加不配合，在课堂上睡觉，吃东西，玩手机。有人还在私下讨论男孩利用我们直播可以赚多少钱，有人扒了男孩的账号，他的视频有几百或者一千的点赞，这些点赞能帮他赚多少钱呢？男孩发现了我们知道他在直播，他解释说，直播可以帮助我们吸引更多的关注，他还鼓励我们，可以直播自己的生活。男孩为了融入我们也做过努力，他和我们一样，用水果罐头玻璃瓶当水杯，和我们一起喝大叶茶。他似乎喝不了大叶茶，只是把茶水放着，给我们看。当我们都不在听课的时候，他也不再讲课了，坐在讲台上，和我们在教室里吹热风。“教室里为什么没有安风扇？”他问。没有人回答他。“你们的孩子在做什么？”他又问。

依旧没有人回答他，不过大家接过了男孩提出的话题，开始聊天，进行自己的讨论，把男孩排除在外。我大概理解大家的态度，一方面我们年纪大了，他讲的东西我们听不懂。另一方面，给我们讲课的都是正常人，他们经历的生活和我们不一样。他讲的只是书上的知识，而不是我们的生活。这次重返校园，让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读书的经历，不一样的人，会被大家特殊对待。男孩就是那个特殊的人，他拥有我们不曾有的一切，健康完整的身体，轻松的工作，他受过最大的苦，可能只是在这么热的教室里给我们上课，他在不断地用卫生纸擦汗。同在教室里的我们并不觉得热。

我们开始翻开手机相册，相互炫耀自己孩子的照片。我们都是奇人异士，可我们的孩子却都平平无奇，四肢健全。我没有翻我自己的手机，我惊讶地想起，我手机里没有一张小林的照片。他们在炫耀自己的孩子，或是读书、或是工作、或是娶妻生子，我被排除在外。我忽然想到，即使是奇人异士，我们也是互为怪异的。不知道小林以前在初中英语课上，老师让同学们介绍自己的家长，他是否也像我这样语塞。

小林刚上初中的时候，我去学校给小林开家长会，老师开家长会不用孩子陪同。我去得很早，在他们还没放学就过去了，楼道里有一些和我一样早到的家长，他们的穿着很华丽。有的妈妈穿着长靴和皮裙，烫着卷发。有的爸爸头发上打了发胶，看上去很油亮。我的个子不高，身材比较矮小，也没有烫过头发，四十岁之后，我的鬓角开始出现白发，去理发的时候我会把它再染成黑色。我穿了一件白色的翻毛外套，这是我姐姐给我的旧衣服，我已经很久没有买新衣服了。我右手搭握在左手四指，两手叠在身前，这样会尽可能使我的双手看起来正常。我一个人站在楼道的角落。下课铃响，学生涌了出来，在都穿着校服的孩子们里，我一眼看到了小林，他低着头，缩着脖子，从人群的边缘迅速走过，并没有看到我。

可能是害怕小林再遭遇到这种无人在意的情况，下课后，我问男孩怎么用短视频直播。我平时会刷短视频，每个短视频平台都有用户看满时长得奖金的活动，很多都是每天打卡三到五个小时，坚持十五天或者一个月，可以兑换十块或者十五块。如果不是挣不了钱，谁会愿意做这样的任务。他给我介绍，说如果我想直播，他可以帮我开通视频号。我点着头，心里却打了退堂鼓，直播，我能直播什么？不过，我还是认真听完了男孩的讲解。出来学习的几天，我隐隐又感觉到胸口疼，像是心脏，年纪大了，身体上有点小病痛，不舒服习惯了，或许过几天就会好。

上课不是我们的生活，下课才是。作为人，我们也有自己的夜生活，好不容易从家里出逃，男的、女的尽可能地认识自己不认识的人。我们住的是六人学生宿舍，但这不妨碍我们能找到单独接触的机会。我们也可以像年轻学生那样，在茶水室，在树底下约会，甚至在一些不可能的地方约会。传得最厉害的就是奇人，听说他会和女人一起上厕所。学校里有大厕，是男女分开的。还有一个小厕，单独的小房间，单独的坑位，是旱厕，水泥板的切割露着一个长方形口子。不只有一个人看到奇人和女人从小厕里同时出来。我不好奇奇人做什么，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厕所里能做什么。可我还是看到了，一次我见小厕门没关，以为小厕没人，推门进去，看到奇人和一个女人像两只蚂蚱一样抱在一起，蹲着上厕所。看到我进来了，他们两个人站起来，好像为我证明，他们什么都没做，只是上厕所。我看到后转身就走，他们如果真的做了什么，我反而觉得他们正常。

讲完书上的课，他们又给我们安排了一些手工课，做一些简单的可以在地摊上卖的小玩意儿，像是布偶娃娃。我选择了一个最费时间，也最需要手部力量的，手工串珠。需要拿钩子穿着透明线，把塑料珠子织成垫子。老师给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大的坐垫，白底上有个大红喜字。老师让我们自己用珠子织个杯垫，我想了一下，我想织个小树。

我手上的全部结节都变成了老茧，我调动他们让他们帮我完成，捏紧珠子，并用线完成穿刺。我串珠子时的努力和坚决影响了其他人，除了完全没有手不能完成手工跑去打牌的，我算手部最特殊的。他们看到我艰难地完成了几个珠子，并且开始设计图案，纷纷投来像观看“奇人”那样的目光。有人调侃我旁边双手正常，可连两个珠子都没有串好的人，“看，她竟然还不如她呢。”在两相比较中获胜，我并没有优越的感觉。我觉得，我和他们一样，和所有双手正常的人一样，他们能做到的事情，我也能做到，不需要嘉奖。我的串珠作品完成了，红色的底上，一棵绿色的小树。大家都觉得我很有本事，竟然能完成这样一幅作品。给我们上课的男孩和我说，可以开个直播，就在直播里串串珠，卖珠子，不见得能卖出去，但可以让他们看我串珠子的过程，一双变形的手，也可以完成艰难的串珠。我觉得不舒服，没有同意。培训结束发培训证书的那天，和我一个村送水的女人说，在证书上我们不能写自己的名字。

“为什么不能写自己的名字？”我问。“我们是顶替别人的名字来的。”送水女人说。

“别人的名字，那为什么不早说，这课、这活动全是我们自己参加的。”

“参加培训的补助是我们的，只有证书上的名字不是我们的。一个证书而已，钱是我们的不就行了。”

直到培训结束，我才知道，我顶替的人是村长的老娘，她眼睛看不清楚，不能参加培训。这个培训和我残疾证的升级没有一点联系。原来有些事情，不是我觉得我能做到，我就可以做到。

培训的地方离我姐姐家不远。培训结束后，我去了我姐姐家。我姐姐和我一样，有类风湿，她的情况要比我严重，她身上的所有大关节都发生了形变，她的胳膊肘、膝盖、胯骨都有不同程度的弯折，每次想到她，我就会感到很心痛，如果我的类风湿没有及时治疗，严重到她那个程度，我该怎么办，小林又该怎么办。我的姐姐有三个孩子，从她生病开始，三个孩子轮流照顾她，其中最小的那个孩子，更是为了照顾她，早早辍学，成人之后就嫁人了。所幸，我们的孩子都没有像我们一样，有奇怪的病症。

我姐姐卧床十几年，除了她的头，我没见过她被子下的身子，她的世界是平行的，生病之后，她几乎没有出过她的卧室。我姐姐时刻在忍受病痛的折磨，十几年身体一直保持着奇怪的姿势，那种痛苦我想象不到。我去找我姐姐是因为她要用她丈夫（姐夫在年前遭遇了一场车祸离世了）留下的赔偿金做手术，可以通过一些手术矫正她身体的畸形。她身上的畸形太多，具体能矫正哪些关节，还需要做进一步检查。我姐姐是姐夫赔偿金的第一继承人，她有权决定用这笔钱干什么。不过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些半个身子已经入土的中年人，身体是弯曲还是舒展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已经不能再跑再跳，像个年轻人一样去从事体力活动。就算她全身的畸形都可以矫正，手术完成后，她也不过是躺得更平了。假如是我是她，我想，我不会拖累小林的。我姐姐的三个孩子都已经成家，他们有各自的家庭，各自的孩子。我的人生任务已经完成，我可以考虑自己了。

姐姐变得比以往更加瘦弱，卧室里纯白色的墙壁已经发黄，小屋里弥漫着药物和消毒水的味道。我下意识裹紧了衣服。白色的高床上覆盖着厚厚的被子，她露出的手腕特别细长，瘦瘦的脖子上边吊着一个倒五边形的脑袋，脸是黄白的，眼睛是灰白的。姐姐嘴里有时哼哼着，一见到我来她就笑了，说一会儿话，就会让孩子帮她翻身，说是翻身，其实就是向左侧躺一下，向右侧躺一下。姐姐和我说了一些她孩子的事，说她的孩子们怎么工作忙。她问我小林呢？我说还没毕业。姐姐说羡慕我，羡慕我还可以出去，她现在只想伸展一下。

我看着自己变形的手，曾经我的手也是正常的。在我双手正常时，我不懂得做饭、不懂得做家务、不懂得和人打交道。当我的手变形后，我的生活好像也变形了。我的胸口又有点疼，我想起了小林，如果我的双手正常，我们家是不是不会变成这样。

回家后不久，村长带人来我们家拍视频，要把我用变形的双手做家务的视频作材料上报，当做残疾人励志宣传。村长说：“就拍个视频，拍了视频，残疾证就升级成功了。”

我的双手第一次像个人物一样被重视，暂定的拍摄内容有做饭和洗碗，我和小林他爸连带着摄影师和村长，刚好可以吃顿午饭。我做的拉面，在拉面前洗手时，摄影师拍了我洗手的动作，被相机拍着，我的动作变得笨拙了，我的两只手在水下胡乱地鼓捣，像在捞什么东西。幸亏拍了洗手，在洗手的过程中，我熟悉了拍摄，洗菜切菜的过程很正常，摄影师没怎么拍摄，在我和面，揉面时，摄影师拍了我让小林的爸爸帮我挽袖口，我抠手上沾着的面块的细节，当我把面粉和水调匀揉成面团，我的指缝和手上的结节上沾了不少面块，我的手像白色的树根，抖下不少雪块。最终，我把面和成了一个兔子一样的圆团。我把圆团擀开，一只手按着面饼，一只手把面饼切成一条一条的，最终把切好的面饼，抻在手上，一根根面条被漂亮地拉开，就像正常人做拉面一样，摄影师似乎不太满意，他希望我在拉面时可以出点意外，最好是断掉几根。村长也说：“拉面很难的，正常人也不一定一次就拉得好。”

拍完做饭和洗碗，摄影师知道我自己在屋墙外开了一小块菜地，摄影师想再拍一下我自己的菜园。我带着他们来到我的菜园，仿佛是带他们参观我的卧室。我种的西红柿、黄瓜、豆角被他们一一拍照，他们还特意拍了菜地的围栏，那是我和小林一起做的栅栏，小林找到树枝掰去枝枝丫丫，把他们插进土里，我给栅栏的每根树枝系上我剪的布条，使他们团结起来。

采访后半个多月，村长给我转了新闻报道的链接，我的故事只出现在其中的一个段落，配图是我抻拉面的样子，图片中我的两只手像两条钢索，架起了一座面桥。看到新闻的我，心里有一点涌动，我是可以做一些事的。我把新闻转给小林的爸爸，小林的爸爸激动得发了条朋友圈。在新闻的留言区，我看到一些邻里和不认识的人的点赞和鼓励。我忽然有个想法，小林会不会看到这篇新闻。

在家没事的时候，我偶尔会打扫小林的房间，清理下积尘，打开门让小林的房间透透气。有时候阳光不错，我会在小林的床上坐一会儿，隔着玻璃看小林书柜里的书。看着小林书柜的抽屉，我突然萌生出一个想法。小林的书柜是他大三时候买的，还很新。我拖出抽屉，滑轨自然得像在溜冰。我把抽屉里的东西都掏了出来，是小林在学校得的一些证书和崭新的本子。小林竟然有这么多证书。东西被全部取出，我两只手端着抽屉的两边，继续往外拉，抽屉咔嗒一声脱轨了，在抽斗里面有一个薄薄的信封。我把信封拿出来。如果小林在家，我绝对不会看这封信。我已经看不见小林太久了，哪怕是过去的他，看一看也好。

这不知道是小林写给谁的信，没有称谓。

“我看到你了。在操场旁边的林荫道上。我看见你穿着浅蓝色的牛仔套装，里边是蓝白条纹T恤，你新烫的卷发很好看，暗红色很适合你。我也看到了他，穿着紫色运动卫衣，黑色运动裤，看着就很健硕的一个男的。你们走在一起很配，应该会比和我走在一起合适，你应该找一个这样的男的。这才像大家想象的样子。我不是一个懦弱的男人，只会躲在女人的后面。下午，我和我妈去收拾菜园了，用小木棍和绳子扎篱笆，扎了很久。傍晚的时候，邻居去了我们的菜园，邻居认为我们扎的菜地占了他们家的位置。邻居用单手一根一根地把我用双手按下的栅栏拔起，被邻居拔起的木棍像扬起的船桨一样被邻居甩到身后。我看到的时候，已经是我妈和邻居起了争执。我是拿着铁锹出去的，拿着铁锹直奔那个在拔我们栅栏的中年男人。还没等我和那个男人碰面，我就被我妈拦住了。我和那个男人隔着我妈恶狠狠地对视。如果不是我妈，我一定要给那个男人来一锨子的。我妈在现场，我怕误伤到她。如果那个男人欺负了你，我也会给他一锨子。在外边我一个人，我是自由的，我什么都不怕……”

看完小林的信，我又费力地把抽屉塞了回去。我一直以为那次是我保护了小林。晚上我坐在客厅看电视，像小林一样看到很晚，也不换台，看了一整晚的无聊电视剧后，终于等到了广告。零点过后，广告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坚持不换台，偶尔有几个丰胸或者男科广告突然袭击一下，我努力探索着小林身上，我不曾发现的那一部分。在广告声中，我回味着小林信里的最后一句话“也许我抽离了，就会变得不一样。”

夏天很快过去了，在夏天到秋天，我姐姐用赔偿金做了手术，不是关节矫正手术。在帮姐姐做手术前的术前检查里，查出了姐姐其他的病症，矫正手术改为了切除手术。听姐姐的孩子说，本来术前瞒得好好的，姐姐并不知情，没想到前一天麻醉医生过来了解情况，露了底。做完手术的姐姐像丢了魂一样，住院一段时间后，回家静养，静养的效果不是很好。姐姐手术后我在医院见了她一面，她不说话了，也不哼哼，眼睛里没有了光泽，不怎么应人声。后来，我在她家里见了她一面，姐姐病故了。死去的姐姐，没有做关节矫正手术，可她的整个身体，从手到脚全部舒展了。“人死百病消。”姐姐的孩子说。看着伸长的姐姐，我的胸口钻心的疼。如果不去做手术，不检查，她肯定还能多活几年。可看着死去的舒展的姐姐，我竟然觉得这对她来说或许是一种解脱，她终于如她所愿，最后做了一回正常的人。

看着姐姐的孩子，我想起我年幼的小林，小时候的小林曾经问我，是不是因为他，我才选择一直待在家里。我是因为小林一直待在家里的吗？看着敞开的大门，我走了出去。

一如我想象中的一个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