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罗志远，1999年生，湖南长沙人，本科毕业于西南大学文学院，现于西北大学攻读创意写作专业硕士，习作散见于《作家》《天涯》《芙蓉》《文艺报》等。有小说被《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转载。已出版小说集《书法家》。 

一

毕业前夕，我在街道办实习已有大半年，迟迟未转正，负责人曹姐一再跟我解释，人员多，名额少，还在开会讨论，你再等等。我心里挺着急，不知得拖到什么时候，只能干等着，白天处理完一干事务，晚上坐公交回到出租房，躺在硬木板床上，看到一个个同学已签好就业单位，更觉辗转难眠。

我原先是在宣传部门，临时抽调到拆迁办，负责行政工作，每天一早照常上班，开会，做报表、整理材料等一些工作，十分忙碌，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只盼着这一段时间的任劳任怨，能被有心的领导看在眼里。

当时整个办里都在忙拆迁的工作，有几次听同事边吃饭边讨论，说有一个院落，一二栋都解决了，就三栋有一个钉子户，一直拿不下，别人都搬走了，就她还死皮赖脸不走。我正为工作转正的事而苦恼，没大仔细听，饭没吃完，便已收拾碗筷离开。

两天后，曹姐打来电话，说，小含，你妈妈是不是叫张欣悦？我心底咯噔一声，问怎么了。她说，我研究你的材料时，又查了一下你的人事关系，她是我们一直没啃下的硬骨头，你又是我们单位的，得去劝劝你妈，做一做她的工作。我说，这些年我在外念书，不了解这方面的具体情况，只知道我妈一直和我外婆住。曹姐说，试一试啰，家属总比外人好沟通，何况你们是母女，崽说的话，娘总会多听几句。

曹姐给我放了一个长假，让我放下一切事务，去做沟通工作。我起先是死活不愿，以身份敏感为由，希望她能派别人前去谈。曹姐发起脾气说，派不派别人，是组织的事，你尽不尽力，是你的态度。我硬着头皮，只能无奈答应去试一试。这段时间，我实习的事始终没和母亲讲，甚至都没有提及我的单位就在家附近。直到第二天回家前，我才正式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告知说要搬回来住一段时间。电话那头，母亲似乎有些意外，因为大学四年，我极少回家，哪怕是过年，也找借口留在学校，或者和朋友在一起，母亲从不过问，这次突然说要回来，她反复问是出了什么事，我没有直接说明，聊了几句别的话题，才故作轻松说到我的实习状况、当下的工作单位，还有大学毕业后的一些规划。隔着电话，我能感受到母亲一下子沉默下来，她大概猜到我的意思，但很快反应过来，说，你先回来吧，回来再说。

说起来，我和母亲的关系向来不好。说不上什么缘由，她打小就爱挑我的毛病。似乎在她眼里，从来没有一般父母对于所生下儿女的那份喜悦。从小到大，母亲总一面系着围布炒菜，一面被油烟呛得直咳嗽，跟站在一旁的我嘀嘀咕咕，满脸抗拒。每当我懵懵懂懂要走去拉住她的衣角，她总一下把我推开。

我不恨父亲，因为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没有关于他的任何印象，更多的是一个模糊的残影。但母亲的一切是清晰的。

她早年在一家服装厂担任车间工，早上四点半起床，因为公交站点还没上班，所以走一个小时的夜路去厂里，带一包方便面当作午饭，晚上七点才能下班。每次拖拽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往往呼呼大睡，从不愿意搭理我。小时候，同学们一旦功课稍微好一点，总会无一例外得到父母的夸奖，买玩具、吃美食，或者去游乐场。可即便我的功课做得再好，她依然态度冷漠，随手瞄一眼分数，然后把试卷丢到一边。我深夜躺在床上，在一片黑暗中辗转反侧，不明白我该怎样做，她才会感到满意。此外，她凡事从不会安慰我，我们一起出门，我在路上跌倒了，想要她扶，她就一把甩开我伸过去的手，我一屁股坐在地上，哇哇大哭起来。她多走几步，回过头来，站在不远处冲我喊，大声点，哭大声点，没吃饭吗？声音这么小。

她从来没有对我露出过笑脸。一次，哪怕就仅仅一次。

随着我日渐长大，她对我愈发冷漠。连一顿晚饭都不会给我做，让我自己考虑如何解决。这个时候，只有外婆会偷偷给我塞点零花钱，十块八块，能够去外面吃一碗面条或者买几个包子什么的。我呼哧呼哧在她面前吃面，她一脸怜惜看着我，嘴唇翕动，好像总要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深深叹了口气，什么也没有说。我因为打小营养不良，身体素质一向弱于同龄人，对母亲满心怨言，却不敢说出口。

我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这使得我们的关系愈发疏远，以至于我从小便生出一个念头，逃走，快离开这个家。

事实上我确实做到了，中学哪怕仅离家两站路，我还是毅然选择了住校，后来又马不停蹄考去了外地，不愿与她相处为伴。只不过没料想若干年后，我又阴差阳错分配回到此地，回到了她身边。

二

我的家位于街道附近一处大院里，大院一共有三栋楼房，一路走过去，前两栋已经被推平了，徒留一片碎石瓦砾，以前的停车场也都拆了，只剩下一个铁皮空壳子。我拖着行李箱，经过一个下坡道，向第三栋楼房的方向走去。即便早有准备，心底还是不免震动了一下。一整栋居民楼歪着，表面的墙皮早已剥落干净，墙面裂开无数条细缝，一副欲倒不倒的样子。居民楼的外围设有一圈黄色警戒线，四周空空荡荡，除了压垮的电线杆，只有一棵巨大的树木横陈在地上。一辆推土机静静停靠在五米开外的位置。

方圆几米的地面都被刨开了，泥土翻卷，杂草丛生，母亲站在一片废墟中摇摇朝我招手。出乎我的意料，远远看去，她似乎并没什么变化，身材矮小，只不过眼袋大了一圈，穿了一件灰色袄子和一条棕色裤子，一双橡胶拖鞋，步伐依然矫健。地面陡峭，十分不好走，行李箱的轮子连着磕碰好几次，母亲便利索地硬举起来。她一面走在前面，一面跟我絮絮叨叨说，不用带什么东西，家里一切都有。

我们匆匆上了台阶，母亲在门口的垫子上跺了跺脚，她开门时，我注意到家门口的墙上贴满了白纸黑字的告示，关于搬迁的具体方案和通知，此外，不远处还竖起一块红色的警戒牌子。母亲看都没看一眼，光催促我快点进去，然后四下看了看，最后紧闭上大门。

客厅没开顶灯，因为是背阳面，哪怕白天也格外昏暗。我看到外婆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大半张脸隐没在黑暗中，电视机没开，她直愣愣看着我，眼神呆滞。我冲她喊了两声，她反而奇怪地看了母亲一眼，指着我，奶声奶气问，小怡，她是谁呀，干吗来我们家？母亲没有解释，头也不回对我说，她年纪大了，记忆力退化得厉害，每天只干两件事，到点吃饭，到点睡觉，你别在意。

房子里的一切都是我既熟悉又陌生的，自我离开后，很多物件都已挪动了位置。前房原本横向摆放的床，改成纵向靠墙摆放，以此能空出一条狭窄的过道。一些纸本和书册随意散落在桌面上，无人清理。不知何时，桌上那台黑屏电脑已经不见，不知被母亲收到哪儿去了，一些瓶瓶罐罐的保健品取代了原先的位置。我转过头，看见母亲把行李箱里的衣裤一一拿出来，摊在床上，重新折叠。我一下子挤占她的位置，慌不迭地阻止她说，还是我来弄吧。母亲没说什么，抿了抿嘴，一声不吭去厨房忙活了。

我往里走，来到狭窄的卫生间。说是卫生间，实则是一个自砌起来的，不足两平方米的水泥小坑，堪堪能容纳下一个人。晾晒杆有新挂上一条天蓝色毛巾，区分开母亲的粉色毛巾和外婆的棕色毛巾。牙刷筒里，两柄旧牙刷之外，多了一柄崭新的牙刷，垃圾桶里有刚拆掉的包装盒，能看得出是母亲临时买给我的。当我不由得走近想要细看时，额头好像碰到了什么硬物，我吃痛不免喊出了声，下一秒我才恍然发现，不知不觉间，我的个子已经高过了低矮的天花板。

前房是母亲和外婆睡觉的地方，最后一间房才是我自己的房间，大概十平方米，顶墙置有两张书桌，一个掉漆的立式衣柜，一张木质床，已是全部。和外面未经装修的水泥地面不同，这间房的地面铺上了瓷砖，外婆不会进来，不用为了她，而专门为地面是否防滑费尽心思。以前，母亲就是在这间房里，一次又一次斥责我，有时气坏了，甚至会喊错我的名字。我躺在久违的床上，这床年代太久，稍微一个翻身，床架便吱呀作响，新换洗好的床单和被套，散发着洗衣液的清香。我陡然想起，回家前，曹姐给我详述的来龙去脉，母亲和拆迁办的分歧就是在这间房上。据说经过一再沟通努力，双方协商本已有所进展，当母亲领着人进来，因为太过拥挤，拆迁办的人不慎撞到了一张桌柜，哗啦掉出一堆东西，有本子、文具和一堆文件，母亲在收拾的过程中，临时改了主意。后来即便社区拆迁办再怎么沟通，哪怕愿意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母亲坚持不拆，但一旦问起原因，怎么也不愿意说明具体缘由。因此拆迁一事迟迟无法推进下去。

晚上，母亲简单做了三菜一汤，炒土豆丝、腌肉辣白菜、西红柿炒鸡蛋和一大盆冬瓜炖筒子骨汤，在我看来已然丰盛至极。我心底怀有心事，没怎么吃得下，母亲坐在对面的小板凳上，只顾给外婆夹菜添饭，自己动筷的时候也不多。外婆反而吃得最欢，一碗汤泡米饭，嘴巴呼哧带响，一面摇晃着脑袋，饭粒子粘在唇边，自己浑然不觉。不一会儿，碗底空空，然后由母亲搀扶着，去里屋洗脸漱口，不到七点就躺床上睡觉。

留下我和母亲在客厅，我好几次想开口，但又不知怎么说。等外婆吃完了，母亲才空出时间，她一面吃饭，一面用遥控器打开电视，因为没交费，电视机来回就几个台，屏幕上一卡一卡的，声音也很不清晰，可母亲还是眼睛一眨不眨盯着看，好像能看出一朵花似的。我好不容易吃完了，母亲也跟着站起身来，我们相互看了看，最后她干巴巴地来了一句，早点休息。我默然点头。

这天过完，母亲从始至终没跟我提拆迁的事。

三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母亲爬起床来，上街买菜，回来做早饭，然后叫醒外婆，给她穿衣洗漱，梳整好头发，再一步步搀扶她到客厅坐下，回头准备中饭。和我记忆中一样，她好像不论多大年龄，永远停不下来似的，永远有无数的活干。而我受学校作息的影响，平日熬夜到两三点，上午十一点前难以起床。

我起来洗漱时，母亲在过道上给外婆生了个炉子，给她烤火。外婆鼓着腮帮子，一个劲去吹升起的火焰，火苗一蹿上来，吓得她直往后溜。母亲坐在一边剥蒜，头也不抬地说，锅里还剩下点热粥，要是想吃就吃点，不爱吃就自己出门买去，或者等一个小时后，直接吃中饭。我看着母亲，她的脸上倒映着红光，声音里一点语气也没有。我简单喝了点粥，然后坐在沙发上看她剥蒜。很快，她剥完了，拍了拍手说，你在家守着，我要去一趟人民医院，拿一个片子。我嘴上答应着，心底嘀咕母亲不知前几日又陪着外婆做了什么体检。作为母亲的母亲，她已年过九十，身体机能早早退化，身体出毛病也是正常。血压问题、心率问题、患有阿尔茨海默病，这些症状在我离家前，便已初露端倪。这么多年来，母亲一人照顾外婆，硬生生坚持了下来。不知在我离开的这些年，母亲究竟陪她住了多少次医院。印象里只有一次，仅有的一次，忘记具体是因为什么事了，好像是濒临换季，希望她帮我寄过来一件棉袄还是什么的，我打电话过去，背景环境音嘈杂，我还没来得及开口，母亲便扯着嗓子大声喊，我在陪你外婆排队挂号，信号不好，你一会儿打给我，然后挂断了。当然，后来的我没有再打过去，或许在她眼里，一切事情都比我重要，所以我没必要再自取其辱。

母亲离开后，我看管着外婆。外婆不再吹火苗了，歪着脑袋，似乎还在仔细辨认我是谁。没多久，她想上厕所了，但一连好几次都没起来，于是又大声喊，小悦，小悦。我说，我妈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外婆听了格外警惕，说，你是谁呀？干吗和我抢妈妈？我无言，搀扶着她，慢吞吞来到卫生间，路途上，她不依不饶继续发问。我没有理会，因为担心她出任何意外，我站在一边，她两腿岔开，迟迟没有褪下裤子。我不由得催促说，你快上啊，上完好擦屁股，我递给你纸巾。但外婆怔怔看着我，欲言又止，似乎我没出去，她便不愿行动。我要强行给她扒，不料她两手捂着脸说，羞死了，羞死了，你快出去。我呆了两秒，陡然明白，在我眼里，她只是一个老人。而在她自己眼里，她是一个小女孩，对于自己的年迈，浑然不觉。

没有门，只有一道布帘子，我站在帘外，能看到外婆蹲下的双腿。大概二十分钟后，她拉完了，可站不起来，我不得不掀起帘子去扶起她。坑内臭气熏天，我连冲了好几道水，又是给她擦屁股，又是给她提裤子，弄得满头大汗。我所做的这一切，母亲大概已经做上千万遍了。可惜我的大姨和二姨都已去世了，如果她们还在，一定可以在照顾外婆方面，帮母亲搭把手，还有在应对这次拆迁事情上，劝一劝母亲。她们和母亲的关系一直很好。

我想起我的大姨，行事像一个男人一样豪爽大气，作为一名钓鱼高手，总能钓到一片湖泊里最新鲜肥美的鱼，所以身边往往围绕一群鱼贩子。他们开高价要买她铁桶里的草鱼，她总是挽起胳膊上的袖子，做拒绝状，宁可回去熬成汤或者清蒸，做给一家人吃，但她在五十岁那年，被查出了乳腺癌，一开始是胸部肿块，疼痛，没几个月，已经扩展到中期，顺利摘除乳房后，还是止不住癌细胞扩散，最终在转院的途中死掉了。而我的二姨则死得更早，她是一名公交车司机，总是一副笑盈盈的样子，年过四十，还是喜欢扎着可爱的双马尾辫，同样因乳腺癌而去世。

她们都是外婆的女儿，一共三姐妹，可如今只剩下母亲独木难支了。

母亲的胳肢窝夹着一袋体检报告回来，另一只手拎着一大包药，不言也不语，放下东西，马不停蹄开始准备中饭。她在厨房热锅时，我终于忍不住提及了此次回来的目的。我尽可能放缓语气，把昨晚失眠时想到的措辞，反复练习了几遍，才真正说出口。我苦口婆心表示，这是我踏上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除了能够得到那么多赔偿金外，还能得到一套新房，你就签字吧。说话时，我有意无意提到曹姐和街道办的存在，他们明面上没说这事与我转正挂钩，但背地里如何操纵，作为半进入社会的成年人，理应心知肚明，材料一直压着，能拖着便可以一直不给我转正。而今又是毕业在即，这事完全关系到我的未来，希望母亲能为我尽一份力，哪怕只有这一次。

我好话说了一大堆，把相关政策说得天花乱坠，口干舌燥，可母亲却闷头不应，憋了大半天，突然来了一句，你能不能别干这份工作了，找点别的事做。

我愣了两秒，实在没想到她居然说出如此绝情的话，气得我差点直接晕厥过去。她每日看新闻，不可能不知道当下就业形势，秋招春招都过去大半年了，我好不容易找着一份算得上稳定的工作，这不是让我前功尽弃吗？我心底对母亲不由得多了一层埋怨，不明白她为何非得守着这么一套老房子。从小到大，别的父母都在为子女前途命运操心，可她从不为我考虑一丝一毫，反过来给我未来的发展拖后腿。

我实在不愿和她再多说一个字，连中饭都没吃，选择出门溜达。

门外阳光白得耀眼，十分温暖，我一步一步走出家门，走出废墟，回头看我家那摇摇欲坠的房子，孤零零的存在，好像海洋中央的一片岛屿，四面皆是水，随时等待被淹没。

真不知母亲是怎么想的。我出了院落，经过几条马路，按照童年记忆的路线，四处转悠了一阵，从书局到医院，从小吃街到奶茶店，门面还是原来的样子，老板却已经换了人。我去附近的星巴克点了一份大杯的椰子燕麦抹茶拿铁，价格是四十出头，有些贵，我多少有点心疼，这工作还没完全敲定，怎么就开始消费了。我不由又想起大学期间，其他同学的生活费总是多得花不完，周末还能去听音乐会逛商场去外地旅游，但母亲听完我的哭诉无动于衷，而我四年一直老老实实待在学校，吃着食堂味同嚼蜡的饭菜，一旦余额不够了，还得自己兼职挣钱。当然，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反而一定程度培养了我的独立能力。

我搭乘电梯来到书局顶层。天台之下，城市建设尽收眼底。一面是破旧的、等待拆迁的低矮居民楼，一面是拔地而起的一座座高楼大厦，泾渭分明，仿若两个世界。我微微感到恍惚，不知不觉间，城市发展已经如此迅速，现代化进程的速度，楼房无疑是最好的证明。

我一面喝着热拿铁，一面荡着秋千，微风像少年的衣袖吹拂过我的面颊，我又想起了好多往事。当别的家长穿着光鲜亮丽的衣服去参加自家孩子的家长会时，我的母亲总是推说工作忙，没时间去，要么头也不洗，脸也不擦，穿着一身脏兮兮的工作服紧赶慢赶，不光迟到，说了几句还能和班主任顶起嘴来。后来，我干脆让外婆代替母亲前往。

在她嘴里，永远得不到有关我的认可或褒奖之类的话，最接近的一个词是，懂事，换个意思是说，不给她多添麻烦。兴许是这样，我不主动找她，便已是最大程度的和谐。所有一切有关我的事务，都交予外婆来做，仿佛外婆才是我的实际监护人。

其实我有过疑问，房子是外婆他们那一代留下的，为何主导权在母亲手上？但拆迁办一再强调，本子上填的是母亲的名字。大概是外公逝世前有所交代，把一切交给母亲全权负责，可造成的后果是，所有的压力都放在她一人身上。早些年，母亲结束完一天忙碌的工作，趁着我不在，总会默默把自己一人锁在里面的房间里，不知在弄些什么。有一次，我气急推门而入，看见她正慌不迭地关上一本相册，也不知她从哪儿拿出来的，在翻看什么，后来又放到了哪儿。话说回来，不管再大的分歧，我想我必须得说服她签字才行，毕竟是关乎自己未来的工作发展，她已渐渐老去，但我有文化，有年轻的优势，我的路还长，理应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回去的路上，我经过一个新式小区，迎面撞到两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相互打量之下，越看越熟悉，原来是住我楼上的邻居。其中一个干脆喊起来，哟，这不是小含吗？长这么高了。我尴尬一笑，喊了一声，梅姨。看向另一个老人，以前对我和颜悦色，还会乐呵呵摸我的脑袋，这下只顾冷着脸对我，一言不发。我感到莫名其妙。梅姨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嗓子说，你别生气，你妈一人不签字，上下楼得罪一批人，搞得大家都搬不到新家去。我换了个话题说，梅姨，你们现在住哪儿呀？梅姨指了指后方的楼房说，我们现在都租着一套房，所有人都眼巴巴等你妈签字呢。说完她叹了口气，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眼睁睁看着她和另一个老人一起离开了。

四

两周后，曹姐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沟通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当时我在客厅跟母亲一起剥豆角，接电话时，一溜小跑来到厕所，拉上布帘子。我压低声音说，还在沟通。曹姐语气一下加重了，说，得尽快，李书记开了个会，说不能拖了。我掐着指头算了一下，说，多给点时间，我妈不是一个那么容易能够被说通的人。曹姐说，这我们都了解，政策和方案讲了一箩筐，上门也有三四十次，她是顽固分子，从来不肯听讲，让你休假，就是希望你们住在一起好好沟通，赔偿方案可以再细谈。曹姐清了清嗓子，又说，你们家的事，李书记格外重视，但他也发话了，三个月，顶多三个月，必须拆掉。话毕，曹姐暗示我，李书记是能够决定我在职去留的人。

我挂断电话，顿感一阵疲倦，出来时，发现母亲不知何时出现在门口，眼睛直勾勾看着我。这些日子的每一天，母亲像防贼一样防着我，在她眼底，大概我已经是间谍一类的角色，专门回家来刺探情报。

母亲问，电话那头是谁呀？我撒了个谎说，以前同学打来的。母亲拦在我面前，手上摩挲着新的一袋体检报告单，不知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短短两周，她已往医院跑了三四趟，天还没亮就出发，有时等我吃完早饭才回来，面无表情，真不知外婆身体又出什么问题了。我有意无意问过几次，可她从来不愿说。我心底不由得涌出一股古怪的念头，外婆也许同大姨二姨一样的命运，得乳腺癌了，这阵子，她白天老喊疼，半夜隔着门墙，也能听见若有若无的呻吟，以及母亲一阵又一阵的安慰声。我半开玩笑着，把这个猜测说出口。我见母亲一副眉头紧锁的模样，没有吭声。我又说，她这么大岁数的人，本来也没几年活头了，得了也没多大关系，早点和大姨和二姨，还有外公三人团聚。母亲看了我一眼，径直走开了。我后一秒才意识到自己的失言，回到自己的房间。

深夜，我躺在床上，隐约听到前屋的母亲小声哄着外婆睡觉的声音，一时难以入睡。早前看天气预报，预测今日有雨，后半夜，果然听到了雨声，雨哗啦啦下着，一阵阵叩响门窗。偶尔有一道闪电划过，一瞬间照亮了整个房间，旋即是沉闷的雷声。我像儿时那样，用枕头盖住脑袋，辗转反侧，雨越下越大，有那么几个瞬间，我回想起童年，陡然发觉，自七八岁后，是外婆把我从一个集体大环境带出来，领着我回到家，有关这间房子的记忆才慢慢清晰起来。而在此之前，有关人事，一片模糊。或许记忆总是以一种不连贯的断线方式连接着。

又一声响雷凭空在耳边炸响，把我一下子拉回现实。我的心底陡然涌出一种莫可名状的恐惧，生怕房子会承受不住压力，在暴雨中轰然垮塌，而我们一家会被无数的砖瓦彻底掩埋，成为历史灰烬的一部分。因为幻觉太过真实，致使后来的几个小时，我精神紧绷着，一夜无眠。

第二天中午，雨渐渐小了，我在客厅打开电视屏幕，看到一则昨日新闻事件，说是附近某区出现暴雨塌方的事故，一下压死了好几个人，连着新上任的书记直接引咎辞职。此刻，市里正在开一个现场直播的新闻发布会，宣称有关部门非常重视，绝对防止此类事件再发生。

曹姐因此给我打了个电话，到了当天晚上，大概十一二点，她冒雨带着拆迁办的三名同事，还有四名警察，一伙人浩浩荡荡来敲门。母亲正在卫生间给外婆洗澡擦身子，已经事先把门锁死了。我瞒着母亲，偷偷给同事们开了门。

当母亲搀扶着外婆来到客厅时，明显愣住了，她看了我一眼，嘴唇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故作没听见。因为空间太过狭窄，几人站着，几人坐下。空气凝固，曹姐率先发话了，张欣悦，你们家是D级危房，按政策来说，是不能住人了，等这么久够客气了，这次我们来是帮你一块儿搬的。母亲没说话，搀扶着外婆坐下。

双方开战前，我先到后屋躲风头去了，许多话没听见。只觉外面的争吵一阵赛过一阵。在我眼里，母亲哪怕是面对狂风骤雨，也要高傲仰起头颅，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妥协。一直以来，她习惯竖起全身的刺，来对抗外界倾轧她的一切。如我所预想的那样，几名同事七嘴八舌，先后列出三四条，结果被母亲列了七八条，再一一反驳回去，音调上太吃亏了，她不知从哪儿拿出一个扩音喇叭，冲人喊起来，以至于一整个房间瞬间安静了。谁也不会想到，看起来柔柔弱弱的母亲，内心有如此爆发性的力量。

最终曹姐换了一个方案，语气软下来。她说，按照书记的意思，这几天刮风下雨，还是先搬出去，毕竟房子不安全，出了什么意外事故，对谁都不好。母亲没说话，曹姐又紧跟着趁热打铁说，我们可以自掏腰包，给你们安排去临街不远的酒店居住，四星级的，房间大，卫生条件好，上下楼电梯也方便。

曹姐夸夸其谈，似乎担心母亲还不答应，开始喊我名字。我只好硬着头皮走出来，帮着街道办的同事们，一起劝说母亲。我站在曹姐的一侧，厚着脸皮对母亲说，要不咱们就搬走几天，雨天一过再搬回来。我知道这番话一点也没有说服力，我们都很清楚，一旦搬走，第二天，房子一定是另一番场景。挖土机就在门口停着呢。

母亲什么也不说，曹姐逐渐不耐烦了，开始招呼起同事收拾房间的东西了。几个男人一起，准备架着母亲离开，不论她说什么，他们都装作没听见。母亲毕竟挣扎不过，即刻要被撵走。突然，她大喝一声，我娘九十多岁了，我看你们谁敢动！

所有人的动作一下停住了。母亲搀扶着外婆拦在门口，一左一右，就像两座活脱脱的门神，外婆眨巴着眼睛，似乎还不知道出了啥事。街道办的几名同事和警察面面相觑，搬东西的几个人，一下都不敢动了。曹姐脸色尴尬，说，张欣悦，你这是何必呢，我们也是好心。母亲的话斩钉截铁，不管怎么样，我们就不搬，谁来也没用。母亲还说，你们硬要撵我们，我娘的身体，你们多少也清楚，万一出了点啥事，我看你们谁负得起这个责。

曹姐的喉咙滚了滚，没再说话，最终，她带着那一伙人悻悻而归。

母亲目送着他们一个个消失在漆黑的道路尽头，把门立刻关上反锁后，像失去了全身的力气，一下瘫坐在沙发上。我站在一边，手足无措，事实上，我始终无法理解母亲何苦锱铢必较，为了这么一套老房子，一间堪堪几十平方米的房子，死倔到底，得罪各方人马，既不见得有多讨好自己，也使得一家子人受累。

……

（节选自《百花洲》202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