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回声】第五期：写作如何抵达有温度的现代生活？
“本周之星”已经走到第五个年头，期间，我们推出了200多位“本周之星”，他们来自各行各业，从“40后”到“00后”，遍布祖国大江南北，有越来越多的作者成为中国作家网原创平台的忠实用户，通过“本周之星”栏目起飞、远航。去年起，中国作家网新设“星·回声”栏目，旨在打破壁垒，让作者的声音更直接地被听到，让他们的疑问得到更细致的解答。我们将收集写作者的声音，每期挑选一个话题，邀请编辑、作家、评论家们答疑解惑，让孤独的写作之路上发出的呼喊得到关注和勉励。
在2024年“本周之星”作品的圆桌讨论中，点评人符力提到：诗歌作品中，乡村题材作品近半数，反映了诗人以诗歌介入现代城市生活的积极性并不高，也说明诗人有意无意回避了对工业时代的观照，这样的情况，相较2023年度，略显突出；从语言表现的角度去看，本年度作品缺乏现场感和现代性，应引起注意；在诗歌选材和立意上，本年度作品都能体现诗人对时代生活和现实世界的关注，但关注点、关注程度有所不同。
不仅诗歌如此，原创频道中的大量散文也存在同样的问题，那么写作应如何介入现代城市生活，如何增强现场感和现代性，如何体现作者对时代生活和现实世界的关注呢？
——栏目主持人 邓洁舲
创作应该如何介入现场和当下生活
符力
朱自清在散文里描写父亲攀爬月台为自己买橘子，鲁迅在小说里叙述孔乙己为了买酒喝而坐在地上用手慢慢走来又慢慢走回去，是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两个现场感十足又具有时代性的经典表达。跟散文、小说一样，诗歌也需要介入现场和当下生活，理由很简单，其一，是人间人本该写人间事；其二，不介入人间事的表达，就会导致作品空泛、虚浮、轻飘、不接地气、虚情假意等致命伤。
从流传至今的诸多中外诗歌里，我们能看到绝大部分作品都关乎现实生活及其生命体验和思想感情，也能发现有重量、有温度、能打动人心的艺术作品皆来源于现实生活。例如，《诗经》里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所描述的就是现实中的视觉和听觉，还隐含了人物的所感所想；又如，被誉为“希腊诗歌之母”“第十位缪斯女神”的古希腊诗人萨福写的《夜》，简约陈述了一个女子的难平心绪，也是紧贴着个人的现实生活和生命体验，真诚，有感染力：
月已没，七星已落，
已是子夜时分，
时光逝又逝
我仍独卧。
（水建馥 译）
这首《夜》，跟李白的《静夜思》、李商隐的《夜雨寄北》、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贺铸《鹧鸪天•重过阊门万事非》等等，全都是人间人写人间事，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诗歌历经数千年的发展，至今依旧是鼓励“我手写我心”。其中的道理，体现在唐宋两代不胜枚举的叙事性诗歌里，也体现在德里克•沃尔科特的观点中：“作为一个诚实的诗人，方圆二十英里就是他的写作的界限。”这位圣卢西亚诗人强调的，是对创作题材的了解、认识，道出了一个真正的诗歌行家的判断：如果写作陌生的、没有感觉的、难以精准拿捏的题材，基本写不出好诗。
那么，诗歌创作应该如何介入现场和当下生活？首先，我们来重温李白的《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这是非常精简的叙事性写作，诗人本人的人生经历、生活现场、时代事件，全都得到了体现；接着，我们来读波兰诗人雷沙德•克利尼茨基的《普瓦捷大街》：
临近傍晚，天在下雪。
靠近诱人的奥塞美术馆你看见
人行道边，灰色的一团：
一个流浪汉蜷成球状（或许是一个
来自陷入内战的某国难民）
裹在一条毯子里，静静躺着，身下一条格子花呢披肩，
一只救助睡袋，和一种活下去的权利。
今天寒冷的硬币摆放在报纸上，摆放在
不存在的行星和月亮组成的星座里。
（李以亮 译）
《普瓦捷大街》从旁观者的角度叙述了诗人对一个流浪汉的“所见”（亲身或者听闻），从而不动声色又隐晦地表达了其思想认识。以上两首诗，一首重在主观记叙，一首着力于客观呈现，前者极简，后者不吝铺陈与交代，却很节制，既体现了诗人的诗歌文体意识，又展现了他的诗歌文本掌控力，是值得当作范文来研习的介入现场和当下生活的好文本。
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下面这首《偶遇》的节选部分，来观察美籍波兰诗人米沃什对生活素材的提纯和现场感的表现：
黎明时我们驾着马车穿过冰封的原野。
一只红色的翅膀自黑暗中升起。
突然一只野兔从道路上跑过。
我们中的一个用手指点着它。
……
（张曙光 译）
米沃什1936年在维尔诺写的这首诗，只提到当日偶遇的三件事物：飞鸟、兔子和“我们中的一个”。飞禽、走兽、人，三者满足了这首诗对代表性素材的需要，就够了，其他的所见所闻就可以不用写了；李白在《早发白帝城》里写长江见闻，只提到“彩云”和“猿声”，他不写花，不写鸟，甚至连江水的状态、颜色都不写。为什么不写？不管是写虚，还是写实，对核心诗意表达没有用处的，就不必写。
上述几首诗，都是有感而发之作，都指向诗人个体的经历、体验、感受和思想，以及与身心有关的其他方面。这就说明了高水平的诗人都有这样的认识：不论写什么，怎么写，都要涉及个人的现实生活，都要关系到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因素。
相对而言，素人作者比较少讲究语言技巧，更多的是凭借自己的人生积累，听从自己的内心，去写作童年、少年、青年经历、感受的酸甜苦辣。也就是说，他们更多的是写作自己的生活，很少虚构，这样，他们就很好地做到了有感而发，我手写我心；做到了德里克•沃尔科特所看重的“诚实”，所以，他们的作品虽有待成熟，却具备文学艺术最为看重的本真、纯正品质，因而能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
综上，对于我们当下的诗歌写作来说，介入现代城市生活，体现作者对时代生活和现实世界的关注，是当代诗歌创作的必选项。毕竟，在当下，我们都处在二十一世纪电子网络日益发达、人工智能方兴未艾的工业社会，都生活在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大小城市里，都有切身的城市生活体验和感想，我们没有道理不书写有关自己的现代城市生活，我们不应该回避对时代生活和现实世界的关注。毫无疑问，诗歌只有面对现实生活，观察、思考、处理我们的时代，诗人的职责、文学的使命、写作的价值和意义，才有可能得到体现。
（符力，中国诗歌网副总编辑）
如何写出城市的“痛”与“痒”
教鹤然
出生在乡村的人，常常通过书写乡村的人、事、物寻找熟悉感和认同感，实现一种唤醒乡愁的精神怀乡；出生在城市的人，书写乡村往往是为了获得新鲜的、异质的经验，寄托一种田园牧歌式的文学想象。我们似乎总有很多理由去写乡村，我本人也是如此，尽管只有过两三次回乡探亲的经验，但每当提起笔要写点什么，总是优先想起在乡村度过的那段日子。创作者们写什么固然重要，不写什么可能更为重要。大家为何会在表现现代城市生活时集体“失语”，也许是我们讨论“文学如何介入现代城市生活”这个话题时难以绕开的问题。
城市为什么是“现代”的？从表面上看，现代化进程提高了城市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改变了社会阶层结构和时间分配格局，为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提供了方便与快捷。更深层来说，“现代”不是一个“空壳”，而是物的城市化与人的城市化共同开展的具体过程，自然不仅指涉物质生活层面，人在精神生活方面的进步与丰富显然更为重要。但是，现代性的物质层面比精神层面更容易被人发现与接纳，因此，当文学介入城市生活之后，作家优先处理的大多是物质生活层面的“现代”变革，比如从赶集、看戏到逛商场、看电影，从种地、吃席到食肆茶楼、高档餐饮，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灯红酒绿、霓虹街区，等等。
以上海为例，因较早开放通商口岸与英法美租界“华洋杂处”，上海在民国时期已具备和世界上最先进的都市同步的物质基础，那时，《良友》《礼拜六》《新新小说》等通俗刊物经常采用衣着时髦的“摩登女郎”形象作为封面人物，与刘呐鸥《都市风景线》、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等新感觉派作家的作品中“石榴色的嘴唇”“雪白的大腿”“丰满的胸脯”之类对女性身体的“凝视”描写相似，当时的文艺作品共同塑造了一类与“五四女性”有别的，大胆开放、独立自主的城市“新女性”形象。她们的“美”与商业潮流深度“捆绑”，是身体的、表面的、符号化的美，代表了海派文学中所谓“城市人”和“城市生活”的一种想象方式。而另一种想象方式，就是茅盾《子夜》中那段经典描写：民族资本家吴荪甫的父亲吴老太爷初到上海时，只见得“汽车发疯似的向前飞跑”“几百个亮着灯光的窗洞像几百只怪眼睛”“高耸碧霄的摩天建筑，排山倒海般地”扑到眼前，外乡人对现代城市的发达程度感到惊诧甚至恐惧，神经受到震颤。如今，李欧梵《上海摩登》中的现代都市上海，已经变成了“旧上海”；百年前的“新都市文化”，也已然从“时髦”变成了“怀旧”。当我们走在一线城市街头，随处可见高耸入云的财经中心、商贸大厦等超级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群，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文学作家们探讨的“现代城市”已经失去了它的“现代性”。
那么，让我们再次回到前面那个问题，现在的城市为什么是“现代”的？钢筋水泥、高楼大厦、商超便利、连锁酒店、公交地铁……面对机械复制时代大规模增量扩张的城市，我们很难再“就事论事”地去探讨物质生活如何“现代”，当下，城市精神与城市人精神生活的“现代”真正成为当代文学应该着力书写的“痛点”和“痒点”。
首先谈谈“城市”。许多作家特别执着于讨论乡村的“空心化”，以追怀的口吻谈论记忆深处乡村的美好生活，“离得越远，越觉得美”，借此反衬现代城市生活的“同质”与“重复”。鲁迅与绍兴、老舍与北京、张爱玲与上海、萧红与哈尔滨……现代文学名家笔下性格鲜明的城市空间，如今已经渐渐面目模糊。在不同的城市搭乘公共交通载具，观赏最繁华的商圈街景，每个人可能都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受。当现代化进程以“模块”的方式覆盖每个城市原本的面貌，我们又将如何触摸独属于一座城市的文化性格？耿占春在《被抽空的时间与空间》中写道：“从城市这个地点开始，生活的空间正在被抽空，曾经具有地方特性的空间正在通过空间复制和标准化而成为空洞的空间。”当城市从“有情的地方”变成“无情的空间”，文学的语言也会逐渐失去温度。如果说乡村的“空心化”是“人”的外流，城市的“空心化”就是“人心”的离散。怎么让现代城市的“心”重新跳动起来，让城市的文化性格重新鲜活起来，离不开对城市“人”的精神的塑造与挖掘。
不久前，我曾与一位年龄相仿的作家朋友聊天，期间谈起他从西北某村镇到广东沿海某城市务工近20年的经历，我追问他怎么看待自己的“故乡”，他说起了西方哲学史上那个著名的悖论“忒休斯之船”：“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在‘异乡’生活的日子比‘故乡’还长，乡音也变得越来越淡，就像那艘木板逐渐腐朽并被新部件替换的船，当每根木头都被更换过的时候，‘我’还是之前的‘我’吗？”人在城乡之间的折返与流动，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身份认同的焦虑，这也使得关于城市的文学书写必然呈现出复杂的动态过程，无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出现的“知青文学”、农民工进城务工热潮后出现的“打工文学”，还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的“返乡”写作，都在尝试探寻那些在城乡流动间汹涌澎湃的“情感的冲撞”与“理性的求索”。当下城市题材的文学作品，尤其是青年作家创作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大多写的是“城市人”的私人经验，或是小情小爱的片断，或是个体精神生活的局部，涉及公共经验的少部分作品反映的几乎都是焦虑、迷茫、浮躁、空虚的城市人精神症候。至于为什么在城市里面稳定生活的人，衣食无忧，吃穿不愁，反而会产生无所依附的“漂泊感”，却始终“语焉不详”。评论家们也大多止于文本细读，少有对当下文学中常见的“现代都市病”作出深入的分析和研判。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新文化史学和心理学等不同视野，都可能为当代城市题材文学的创作与评论打开新的窗口，兼顾以政治经济为中心的传统范式以及对普通民众日常生活和文化意涵的呈现，才能让“文学的城市”与“城市的文学”从现象的描述中走出来，走向深入和广阔。
此外，还有一些其他可以探讨的问题。比如，当下的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乡村的“凋敝”，或可与城市的“现代”互为镜像。不过，倘若我们追问：乡村曾经“繁荣”过吗？又如何定义乡村的“繁荣”？是人口密集、劳动力充足但生产效率较低的过去，还是人口外流、土地空置，但机械化作业、直播电商助农增效的现在？或许很难得到明确的答案。“凋敝”与“繁荣”本是城乡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体两面，文学不能过于侧重某个方面的呈现，把路子越走越窄、越走越偏。中国的城市与乡村并不是简单的二元结构关系，从地级市到村庄的行政划分体系庞大而复杂，包含村、镇、乡、县、市等不同级别的行政区划。正因如此，城市与乡村之间，还存在着丰富的言说空间。这种所谓的“小城镇”意识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和19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作品中并不少见，如今，县城作为观察城市发展的微小单位，也正在被当代作家、音乐人、摄影师、导演及短视频创作者们发现。贾樟柯的《小武》《站台》、顾长卫的《立春》等电影，华北浪漫革命的《县城》、河南说唱之神的《工厂》、五条人的《县城记》等歌曲，以及张楚的《云落》、《十月》杂志“‘县’在出发”栏目刊发的文学作品，正在慢慢打开城乡“夹层”之间的褶皱。此外，城市内部还存在着社区、街道等更细微、更下沉的空间结构，比如沙汀的《淘金记》、马笑泉的《日日新》、凹凸的《长生》等作品，都是带有“社区研究”色彩的文学尝试。如果将文学的目光投向基层，伸出类似“微型社会学”的细小触角，在县城、场镇、社区、街道等空间发现那些可见与不可见的“新的城市经验”，或许能为创作者们“如何写出有情有义的城市”，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教鹤然，《文艺报》社评论部编辑，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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