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题记：

纵贯南北的泉州中山路上，百年间人潮熙攘，留下了一段磅礴的商业盛景，沉淀着闽南人浓厚的人文精神，镌刻出属于中山路的岁月记忆……

代书人与侨批

小时候，我们家住在一闽南古大厝里，同在这座古大厝的有一位代人写书信的老人，70多岁。据说老先生年少时没少吟诵四书五经，原准备博个功名利禄，后来家道中落，生活落魄，无奈之下便抛弃斯文，在街头摆起字摊。老先生的小店位于古城最热闹的中山路靠近钟楼旁，店内摆设简单，仅有一桌一椅和若干凳子，那把旧式藤椅是他的专属。书桌上摆放一沓整整齐齐的信笺，一两瓶墨水，一个用罐头铁壳做的笔筒插着几支毛笔、钢笔等，几块镇纸石散落桌面。抽屉里有一本翻得卷起毛边的《秋水轩尺牍》。那本书是清代三大经典工具书之一，作者亦是位屡试不第、潦倒半生的文人。另有一本英汉字典早已看不清封面。此外，里面还备有一沓航空信封，周边红蓝相间，而这类信往往需要用繁体字书写，有时信封上还需署上英文。

年逾古稀的老先生没事时就坐在书桌前，借着放大镜低头看报纸。说起往事时，滔滔不绝，话语中闽南语、普通话随意切换，偶尔还能蹦出几句英文。以前老先生多用毛笔写书信，后来才改用钢笔。店门上挂着“代写书信”的牌子。每见有人在店门口张望，他便起身出门，中气十足地大声招呼：“是找我写信吧？”

印象中，代书老先生银发满头，满面红光，昂头挺胸，步履矫健，穿着讲究，经常是一身中山装，上衣兜里走哪儿都插着钢笔。老先生每天似乎总有接不完的活，忙到傍晚时分，才慢悠悠地踱步回家。听大人说，老先生的老婆早逝，唯一的儿子小时候爬树摘龙眼摔下来夭折了，几个女儿也都先后出嫁，他就独自居住。闲来无事，有时就替古大厝庭院里的花花草草浇浇水、剪剪枝，有时就着花生、卤味喝点小酒，有时与街坊邻居聊聊天、逗逗小孩，有时也有客人直接找上门来让他帮忙写信。

代书老先生写的书信内容包罗万象，但写得最多的便是侨眷们对海外丈夫的惦念。那时，华侨从南洋寄回的信件称为“侨批”，寄去海外的回信则为“回批”，有时也没有分得这般仔细。很多侨眷送别丈夫后，几十年里便没再和自己的男人见过面，两人的联系仅靠一封封薄薄的家书维系着。这类客人大部分以乡下打扮的妇女居多，给她们海外的番客写回批时，总是唠唠叨叨地叙说，像喃喃自语，或对儿女、或对丈夫、或对父母倾诉。“春花秋月等闲度，青丝变白发，一去几十载不复返……”老先生内心一遍又一遍与她们一起悲、一起喜，最终，连同那封纸短情长的书信一起寄往南洋。

闽南是著名侨乡。从清末开始，闽南人为养家糊口，背井离乡络绎不绝地下南洋谋生，羁旅的游子只能通过家书保持与家乡亲人的联系。最挂念的就是家人的冷暖，与侨批一起寄回给远方亲眷的，往往还有汇款。而番客的温饱、健康乃至终老又都成了家乡亲人最为牵挂的事情。侨批这种跨国的两地书信成了他们最有温度的纽带。“这些客人大多不识字，收到侨批就拿来讨教。”老先生便耐心地边读边讲解，他会尽量压低嗓音读给客人听，为的是隐私不外泄。

在开始写信前，代书老先生总要半摘下老花镜，盯着对方琢磨一下如何回信。对于人情世故、世间冷暖，老先生早已看透。他知道，不管什么时候，出洋谋生，最终能成为“好额人”的毕竟少数，更多的还是勉强度日而已。也正是海外图存的不易，不敢多与家人提及，怕的是家人莫名地担忧。而那些在家乡翘首以待侨批银钱的侨眷，在收到来信时，回信更是得斟酌再三。把实情说透了，怕扰了那边的人安心做工的心境；不说吧，那种挂念，却又是放不下去。其实，老先生往往比番客的侨眷更了解他们的心境，哪儿该下笔多说几句，哪儿该简略或一笔带过，在他那都已成定式。于是，琐碎繁杂的家事，经老先生过滤之后，鸡零狗碎便成了条分缕析，哪怕是万般苦楚难对人说，也会变得文雅舒展，倍感亲切。有缠绵悱恻的，有下笔含蓄的，有难以自遣的，有质朴率真的，代笔者都需细心推敲，斟酌下笔，最后便成了——

“夫君镜鉴，久未修书，怀念殊深！遥想起居纳福玉体康健为慰，吾望君保重身体，莫要过于劳累，饮食起居，皆需留意，君之安康，乃吾之幸福源泉。全赖吾夫鼎力维持，家中诸务及儿女辈之培养吾当尽力而为，望夫君放心为是。”“挚友台启见字如面：新桃换旧符之时,唯愿君诸事顺利，阖家幸福。”“迢递客乡去路遥，断肠暮暮复朝朝。风光梓里成虚梦，惆怅何时始得消？”“昔江执意建业，先父力与心违，唯父命难违，克尽衣食。今破损坍塌，望吾兄弟合作修复之，悠悠寸心，若表追源报祖之志。”“近闻拙夫在菲涉游酒肆赌场，致家人不安，吾亦为之忧心忡忡。”……

读着这样的文字，你已很难分辨出哪些是老先生的一家之言，哪些是侨眷们自己的倾情诉说。老先生说，每次替人回批，就仿佛在与他们的海外亲人对话，尽管素昧平生，但这种亲人间的血脉相连，通过书信就能让对方真切地感应到。或许，代书老先生信奉“纸笔千年会说话”，因而敬畏字纸、字斟句酌，经过提炼加工的家书便成这般那般模样。信中有多少是代书人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之块垒，有多少是家中人难以启齿却又无法直叙的隐私或秘密，都被这些看似文雅蕴藉、实则大而化之的行文所掩盖了。但这种掩蔽却成就了侨批的另一种落落大方、从容不迫的面貌。后人读此，每每掩信而叹的，正是这种难以磨灭的情和义，生活虽然简单粗糙，却依然有着对远方的希冀。

初稿行毕，老先生还要把所写的内容读一遍给她们听，看看有没有遗漏什么。如客人要求添上的，他则有求必应，何时满意，何时誊写。誊写前，他总忘不了问问要不要首尾加些套语，如展信如晤、余容后禀、别来无恙之类的话。在侨属点头同意后，这封信才算大功告成。有时，客人会特意强调要用文言文书写，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表达对海外长辈的敬重，使他们捧读“回批”之后更有仪式感，更有跨越时空的感觉。 

事毕，客人就会痛痛快快地掏出钱来。那时的收费也没有明确的标准，一般视信的长短而定，有时候客人给多了，老先生就客气地退还一些，有时候给少了，他也乐呵呵地笑纳。

代书老先生帮侨属书写过的信件不计其数，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位惠安农村老妇人，之前托本村的教书先生写了十几封信给南洋的亲人，都没有回音，来找老先生代书后，想不到她的南洋亲戚就开始往家里寄信寄钱了，这可把老妇人高兴坏了，从家里提来一只鸡和一大包花生、地瓜粉等前来酬谢。老先生很是自豪，把人家送来的礼物又分赠给了左邻右舍。他说，代人写书信不全是为了挣钱，最大乐趣就是为了把信写得更好，让客人看后高兴，让海外的人看后感动。每次，老先生都仔仔细细地揣摩，选用最能打动收信人的语言来写信，之后，有的侨批侨汇寄回来了，托他写信的人就要请他吃饭。老先生一般都婉拒，他说，能帮助别人解决些实际问题，他乐意。

代书人这行有许多的规矩。比如，不能乱打听客人的家事；上门服务时，在独居女人的家里要有人陪同，否则丢了东西或者传出什么风言风语，很难说清。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给海外亲人写回批，一般不说国内生活的真实情况，不能写挨饿，否则会惹麻烦，只能说是生病了，要钱治病。时间久了，海外的亲人也能看出一些端倪，寄回来少量现金和大量的米面粮油，由水客或回国探亲的同乡送到家里。至于客人咨询如何处理家事时，大多搪塞了事，大概因清官难断家务事吧。

可是，这位代书老先生也有例外。遇到被丈夫抛弃在国内的可怜女人（男人在海外再娶生子，这在当时是一种常态，闽南人称之为“两头婚”），他也会逾越行规，仗义执言，指点她想尽一切办法寻夫，即便不能见上一面，仍要争取与海外男人的音信联络，或许有一天男人会良心发现，三不五时地汇款过来。留在老家的那些苦命的女人，就这样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艰难地维系着默默奉献的轨迹，这种方式跨越时间和空间，孤独、辗转而又残酷地存续着。

每年农历新年，老先生总是格外地忙碌。除了要书写大量的春联外，春节历来是番客寄回侨批的高峰期，也是他回复“侨批”的忙碌期。那时薄薄的“侨批”“回批”如同一条经济生命线，始终链接着侨胞眷属的生活，被赋予无尽的感情。

如今，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科技的进步，代书人早已难觅踪影，连纸质书信也是难得一见了。为追寻那段难忘的记忆，在闽南的许多档案馆里都设有专门的侨批展馆，里面寄信地址遍布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缅甸等地，但真正的“回批”反而少见。也许“回批”都是从国内寄到国外的，在国内就很难寻觅吧。一封封发黄的华侨侨眷珍藏的家书，仿佛流露着一丝情感、一份承诺和一种力量，是未经雕琢的民间史书。

时光荏苒，这座古城仍保留有别处难觅的韵味，立柱式的钟楼仍然伫立于繁华的中山路口，随时报告分分秒秒，但热闹的街市早已被各种美食和品牌店占领，几位老者在骑楼的走廊边打盹。恍惚中，代书老先生长袖飘逸，斜阳下穿堂风伴着他沉稳的脚步从长街深巷走过，闽南古厝的红砖石和飞燕脊仿佛向世人诉说着旧踪，思绪的风筝像一封封书信，一头扎进青天，在风中飘忽。

玉 苑 茶 香

老店入门的墙上，还挂着一张泛黄的巨幅照片。这是20世纪40年代末，用相机拍下的“福建省安溪县新康乡竹园村全景”。虎邱、大坪一带，连绵的山地之间良田数顷，“竹园周氏”的血脉在此延续。茶园的买卖，是从周贤琅“爷爷的爷爷”那辈就开始了。爷爷周修源是清代秀才，作为茶园的第三代经营者，1840年玉苑茶庄问世。当时的老铺子有个习惯，在店名前冠以姓氏，茶庄就被唤作“周玉苑”了。春秋两季茶是一年中品质最好的。周修源和妻子总要在每年制茶的最佳季节，从新门桥头乘舟溯源而上，到了安溪再换乘小舟并步行回到家乡。一待就是数日，亲自为采茶、制茶奔忙把关。懂茶的人晓得，产茶区山头林立，山泽水土不同，培育烘焙出的茶品不仅品种品相不同，香气或是耐泡程度也不尽相同。这时候若有茶叶“拼配”技艺襄助，恰如“伯乐相马”一般，能让所有茶叶焕发出新的生命。周家有这样的本领，根据每个人的口味、身体状况拼配出茶叶品种。乌龙茶里加入当季的栀子花，茶汤里就焕发出花香。周贤琅记得，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初夏时节，他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眼见着泉州花园头、宝山上的栀子花一筐筐地由工人挑了来，源源不断地送至胭脂巷周家的茶叶加工点内，焙出的茶香与花香四处弥散。

尽管爱茶，但到周贤琅长大时，茶叶市场竞争非常激烈，周玉苑茶庄经营虽可，但他还是选择到企业上班，收入更稳定。只要一下班，周贤琅就“泡”在茶店里，跟在父亲身后学习茶叶焙火拼配的技术，帮忙照料茶店，有时候还会帮父亲校对茶庄的账单。在周贤琅的记忆中，边上班边跟父亲学习品茶是一种生活常态。1995年，周植彬因病离世，弥留之际，对周贤琅说：“茶庄是我毕生的成就，你要替我好好守住茶庄，守住这个牌子。”为完成父亲遗愿，周贤琅退休后就和妻子接手了父亲的这家老铺子，二十几年如一日地坚守。现在铺子里经营的都是一些传统的老品牌，货源也是来自一些老客户，卖的也是一些老顾客。生意虽然已经大不如前，日子过得也是非常的悠哉。

周家至今还藏有一些清末民国海外贸易时装茶叶的木箱子，还有一些古朴老旧的藤篮子、茶罐子。有人询问能否出让。“当然不能了，怎么能连‘吃饭’的工具都卖掉呢？”周贤琅郑重地说。家族保存的老物件见证了玉苑茶庄的一段历史。在最艰难的抗战时期，周家以独到的经营智慧维持着安溪茶叶的海外贸易。1937年厦门被日本侵占，安溪茶叶外销渠道切断。1938年周玉苑茶庄负责人周修源与本市大通船务行协商，取道泉州港口开通直运香港的专门茶叶航线，在新桥头设立“周玉苑茶栈”，并且租用一条英籍商船“西利士号”，从泉州后渚港发货。联系安溪各乡茶商170多家参与，并吸引厦门大茶商转运泉州出口。销量从每年100多担一跃上升到600多担，将安溪茶销售往东南亚170多家安溪人经营的海外茶庄。“当时，售卖一担茶叶便可获得一个大银圆，一个大银圆可以购买近100斤的大米，后来有钱，就到中山路买了这个店面。”周贤琅不无骄傲地说道。“今天又有许多穿长衫的人来呢。”周贤琅依稀记得，以前家人时常这样说。从茶庄设在中山路开始，每天人流不息。父亲周植彬善于交际，曾遒、陈桊、张君竹等多位泉州书画界的名人都曾是玉苑的常客，他们挥毫题写店招或撰写楹联。张君竹曾时常在玉苑茶庄内，为人代书侨批、诉状。年节时，周家还常请刻纸大师李尧宝制作年节用的门笺，生活过得很讲究。百年老茶店风韵不减，在这里曾经迎来送往无数贵人骚客，如今茶店的主人不为牟利仍苦心经营，从不后悔。星移斗转，似水流年，古城的老茶客们见证了这个老庄百年的兴衰。

平日里客人看不到的，是与店铺挨在一起的“家”的部分。与铺子相隔一扇门的，既是一家人生活的空间，也是存放茶叶的宝库。骑楼的二楼，也有着居住和储茶的功能。木质扶梯笔直狭窄又陡峭，扶手被摩挲得铮亮且纹路清晰。人与茶“相处”久了，有时会有些意外的惊喜。周贤琅偶尔能从家里的某个角落找到包装妥当的陈茶，不知是不是先人有意存放的；偶尔也能找出一两张残破泛黄的毛边纸，上面书写的是关于制作茶饼、药茶的配方，墨迹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淡，手书带着灵性，那份重逢时的惊喜，如同遇见了自己的先人牵挂着两三代人的心。外面的生活日新月异，周贤琅独恋古城岁月静好。他记忆中，文庙八卦沟水系纵横，对面花桥宫香客盈门，出门街口就是热闹的满堂红饭馆，南门百货人流如织……泉州中山路虽历经数百年的风雨，却仍完整地保存着古朴的历史风貌和特有的风韵，所以周老伯总不太计较茶叶的价格，半斤50元、一包20元，超实惠的价格满足着“厝边头尾”老友们对茶叶的日常需求。

随着泉州经济中心东移，往日热闹的中山路繁华不再，好多商家或关门或转行，但这个老茶庄仍在顽强地坚守着。尽管顾客不多，但周玉苑茶庄这个老店始终在中山路这块故地上，像城市的守护者一样，默默无闻地坚守着泉州古城的老味道，默默地静候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茶客。

如今，周贤琅的子女们大都各自有工作，对茶店经营兴趣缺乏，只有小儿子周孙家、儿媳妇毛小针跟着自己学习茶叶工艺。对此，他十分豁达，“未来就交给年轻人去选择、去打拼，只要我还在一天，依旧是老地方、老味道，等着老朋友。”对周贤琅而言，后半生就希望能每日与茶相伴，老街坊们路过时还能常来有一句没一句地泡茶聊天，悠闲地晒着冬日的暖阳，无拘无束，神情坦然，无视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也许这才是真实的生活。

在这间百年老茶庄里，有淳朴的人间烟火，也有历久弥新的茶香，有周贤琅平凡而珍贵的坚守，也有茶客们讲不完的故事。“温情坚守，时光慢行。人生如梦，草木皆秋。”一片茶叶，没有耕耘的故事，没有文化的传承，就只是一片普通的叶子而已。而这间百年老茶店里的茶香溢出的却是祖先的传统和闽南的文化。

老相馆的记忆

沿着老街徜徉，看着一块块曾经热闹、如今静默的老铺招牌，一条百年老街熙熙攘攘的情景扑面而来。这些店招的字体有草有正、有方有圆、有繁有简，还有中英文对照的，每一块皆可成书法作品，不经意间书写着这座古城的烟火气和文化味，讲述着属于闽南人的故事。

作为三代传承的摄影师，年近70岁的陈培新老伯每天都会站在花巷口，望着对面罗克照相馆的店招，仿佛抬头就能看见旧日时光。“罗克照相馆” 5个大字的老招牌在近年中山路的立面改造中被修缮一新，显得格外醒目，也勾起陈老伯心中无限往事。

陈春木是陈培新的祖父，生于清末民初。那时候，摄影技术刚传入泉州，少年的陈春木对新照相术很感兴趣，想学来这门新技艺。“我爷爷陈春木跟我提起过，他的师父邓孙农的店开在东街。”陈培新回忆道。在清末，玩得起相机的都是社会名流，邓先生养花遛鸟，家境富裕。邓先生很爽快地收陈春木为徒弟，但是刚开始并不教技术，陈春木每天都要挑水、浇花、喂鸟、打扫卫生，如同仆人一般。直到3年后，邓先生很满意陈春木的表现，终于开始教授摄影技术。

陈春木学成出师后，靠省吃俭用存下来的钱买了一台进口照相机，1914年在承天寺门口开办了艺轩照相馆。开馆之后，前来拍照的大多为老年人，他们都想为子孙留下一张照片，存一个念想。当时，人们对摄影非常好奇，而能够学到这门技术的人更是少数，所以照相馆的生意越来越红火。那时相机的零配件全靠进口，特别是镜头一件难求，陈春木为了提高相片的成像质量，设法请人拆下了泉州古城墙上废弃的望远镜的玻璃镜面，改装成照相机的一个镜头。至今，陈培新的店里仍然保存着这个改装镜头拍下的一张黑白大合影，那是清末民初时爷爷和朋友们的大合影。近百年过去了，合影照里的人物依然五官清晰可辨，他们留着长辫子，穿着缎面衣料的长袍马褂，都是当时泉州的社会名流。

在陈培新的记忆中，爷爷是个好好先生，“他对每个人都是轻声细语，也从来没有强制要求我们子女学习摄影。”不过，耳濡目染下，陈培新的父亲陈建基也选择了摄影之路，从小开始学习摄影，技艺越来越精湛。

1934年，陈培新的父亲陈建基在中山路开办罗克照相馆，起名的灵感来自著名影星罗克，这是美国喜剧大师哈罗德·劳埃德当年在中国的译名。照相馆以此命名，不仅时髦，还带有文艺气质。“罗克照相馆”几个大字则来自泉州文史界名人、木偶剧导演、编剧吕文俊之手，他的书法颇受泉州明代大书法家张瑞图的影响，结构紧凑，笔力苍劲。在后来的岁月中，“罗克”成了泉州最为知名的几家照相馆之一。

因为陈家拍照的技术好，初来泉州的弘一法师与陈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罗克照相馆刚开业不久，衣着朴素的弘一法师就来邀请陈建基随他出门拍照。当年21岁的陈建基立即背上沉重的镜箱，里面装着玻璃底片、12英寸木制照相机、三脚架等，一起徒步前往丰州的晚唐诗人韩偓墓道碑处。这块墓道碑是弘一法师无意间发现的，准备拍下图片后作为资料编进《中国文学史》书中。除了拍照，陈建基还主动请缨帮弘一法师为墓道碑做拓片，因为他写得一手好字，拓片也完成得十分出色，这让弘一法师觉得两人特别投缘，回寺后专门派人到陈家送上题字表示感谢。此后每当需要拍照时，弘一法师就会找罗克照相馆。1942年弘一法师弥留之际，有僧人前来请陈建基拍下了弘一法师侧卧涅槃瑞相。如今，保留下来的弘一法师在泉州的绝大多数照片，都是出自陈春木和陈建基父子之手。静心细赏一张张弘一法师的旧照，如同拜见大师本人，感受到一代大德高僧心地之明净、悲愿之深广，虚空静寂、朴拙圆满，似乎是茫茫雪原上不着一丝尘土。

20世纪50年代，罗克照相馆成为公私合营的企业。当年盛行拍毕业照和全家福，黑白照也是“文青”必备，因而拍照的人越来越多，一时间，技术过硬的罗克照相馆门庭若市，名声大噪，是泉州时尚和文艺的风向标。陈培新总结了父亲陈建基的生意经：善于布光和煽情。在灯光设备不完善的条件下，陈建基会在天井处架起一块背景布，通过调整背景布的角度来保证打在客人脸部光线的柔和、立体感。调整完光线，他会显露另一手绝活——煽情，就像泉州人蒸碗糕，一定要掌握好火候，在把客人逗笑之后，伺机快速按下快门，留下一张张自然而珍贵的影像。

当年，我也曾被大人领着去罗克照相馆拍过好几次照。依稀记得，罗克照相馆一楼迎面是一个长长的柜台，柜台背后的墙上贴着各种照片尺寸的拍摄价格，需要拍什么规格类型的可以咨询坐在柜台后面的服务员。顾客开好票从右侧的楼梯上去就是摄影棚，摄影棚墙壁上镶嵌着一面镜子，镜子前摆放着木梳、发夹等供顾客整理妆容。这里的道具琳琅满目，有军服、西服、长衫、连衣裙、礼帽，也有珍珠项链、挎包、驳壳枪、墨镜、布娃娃等，应有尽有，让前来拍照的人流连忘返，也满足他们的浪漫情怀。摄影棚墙上挂有各式布景，旁边有绳子可拉，每拉一下，画布上就会变换出不一样的风景，有亭台楼阁、有东西塔、有天安门、有山水园林、有欧陆风情等，不同的主题在聚光灯的映衬下栩栩如生。

拍摄时，我站到背景布前，胖胖的摄影师在灯架间穿来穿去，不时调整着每一盏灯的高度和照射的角度。相机下边的四个万向轮可以灵活转动，在摄影棚内游刃有余。摄影师调整好后便躲进那个用红色灯芯绒布罩着的照相匣子里，然后把光秃秃的脑袋探出来，挥挥手，要我把头别过去一点、再别过来一点，有时还会过来拨弄我脑袋的朝向，让我看着镜头。好不容易，那胖胖的摄影师一只手摇着拨浪鼓朝我笑一笑，一只手按着气囊快门，只听见“啪”地一下就说好了。过几天去取照片，只见照片上的自己脸上虽然笑着，但笑容似乎有点勉强，不过，拿到自己的照片后依然兴奋了好长时间。

陈培新兄弟5人，他排行老五，哥哥们都去外地读大学，从小在照相馆长大的陈培新，对照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有他接过了父辈的手艺，入了这行。“因为是父子，所以他对我的要求比别人更严格。”懂事后，陈培新便跟随父亲学修片技术，一张照片从拍摄到完成需要经过显影、定影、水洗、晾干、修版和修片等过程，每个步骤的学习都需要花费好长时间。“年轻人要刻苦学习，好好干，把技术掌握起来。”这是陈建基常常对陈培新说的一句话。有一次，他拿着修好的照片给父亲看，父亲不满意，用棉花沾水全部擦掉，让他重做。在父亲的严格要求下，别人需要3年完成的学习，陈培新仅用半年就掌握了。为了提高拍照技术，陈培新还经常跟着父亲的同事到部队、学校外拍，背着沉重的照相机，步行一二十公里，从无怨言。

罗克照相馆在经历了国有制改革后易了主，第二年，陈培新不顾父亲的反对，离开罗克照相馆，独自在罗克照相馆对面的花巷里开了一家名为“罗新”的照相馆，寓意“罗克新开”。罗新照相馆并不显眼，花巷里稍显陈旧的店招挂在相馆的外墙上，如果不仔细看还真不容易发现。但独当一面的陈培新对自己照相的技术反而要求更高：“拍照的每一道工序都有技术含量，由自己来做，保证每一道工序的质量，才能把照片拍得漂亮。”其实，迈出独立经营的那一步并不容易，技术革新给陈培新带来新的冲击和挑战，是爷爷和父亲所不能想象的，就如陈培新小心收起的那台座式照相机一样，复古却无用武之地，20多年前，在数码浪潮还没有席卷的年代，陈培新一直都是用它拍照，如今它却只能做做装饰，留个念想。

在照相馆一楼的玻璃窗上，贴满大小不一有点泛黄的黑白照，一张张笑脸被定格，记录了岁月的痕迹和美好，眼神清澈、淳朴，常吸引路人驻足观看。其中，有一张照片很是吸睛，上面的美女可是当年泉州幼师的花季女学生，经媒体报道宣传后曾引发全城寻找这位沈“女神”。是的，与现在人人一部智能手机、美颜滤镜特效随手可得的时代相比，这些照片更是历史忠实的见证，更有人情味和珍贵价值。

走上陈培新老伯照相馆的二楼，配套的灯光、板凳和背景幕布，令人有种回到20世纪的错觉。为了经营好这家老照相馆，陈培新早早就研究起数码相机，学习电脑修图技术。他说：“入行40多年，从入门到提高再到精品，需要不断学习，不断进取。” 陈老伯对客人很热情，会根据顾客的需求，贴心地为客人整理穿着打扮；客人来领照片时，他会细心地在装相片的纸袋上进行编号，很多老顾客更愿意选择来此拍照。他的口头禅是：“很慢的嗷！做好准备。”他的慢，让人感受到照片中的旧时光味道。

罗克照相馆在历经75年的兴衰之后，不得不关门。于是，与“罗克”隔街相望的罗新照相馆成了许多老泉州人怀旧寄情之处。这里光临的都是熟客。没有伙计招徕，从店外望去经常见不着老板。来的客人不用打一声招呼，径自爬上二楼，来到这里就像回到家一般。“来这拍照才有感觉，其他地方都没有，家庭照、证件照都会找他拍。”家住东街的施女士是陈培新的老顾客，从小学开始便在陈培新的照相馆里拍照了，当年的小姑娘转眼成了中年妇人，领着即将上初中的女儿到照相馆找陈培新拍照。

陈培新在与我讲述往事时，店里又来了一位头发斑白的客人，请求陈培新帮忙找找儿子30多年前拍的证件照。陈培新打开电脑，输入几个关键词，屏幕上立刻显现出那个年代店里所有的证件照，这让客人兴奋不已，不一会儿就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照片，不到10分钟就拿到冲洗完毕的照片，他连声道谢。在陈家的影像库里，还可找到林先生夫妻1965年春节拍下的新婚照和2014年春节拍下的金婚照；蔡先生1961年参军时的军装照和2012年拍的个人证件照；20世纪80年代，李阿姨抱着4岁儿子的纪念照，以及2021年李阿姨三代同堂的全家福等。陈培新老伯说，只要经陈家三代人之手拍下的家庭和个人过年、结婚、毕业、周岁等人生大事，他都分门别类整理存档，以致客人们喜欢称罗新照相馆为古城居民的“影像档案馆”，如果有需要随时来调取。在这里，相机定格的不是照片，而是满满的回忆，时间不再是匆匆的过客，而是成为我们最珍贵的朋友，陪伴着我们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珍藏我们生命中每一个值得铭记的瞬间。

陈培新老伯说：“如今手机照相功能发达，店里的生意一落千丈，如果不是对照相事业挚爱的情怀支撑着，我早就关店了。现在除了一些游客会慕名前来，光顾的客人多是一些老泉州人。”谈起照相馆的未来，陈老伯语气略显无奈。儿子现在远在南太平洋岛国帕劳拍摄水下照片，虽然也是从事摄影，但儿子却并不愿意守着这老相馆。当我要离开照相馆时，音响里正好播放着《老街》，这种偶然的惊喜让人感到生命的奇妙。

三代传承，三次变迁，三次改名。星移斗转，似水流年，历经一个世纪的沧桑，就是这家老相馆，在“咔嚓、咔嚓”的快门声中，定格了多少老泉州人的岁月痕迹。陈家三代人兢兢业业、不断学习、不断进取，用执着的守护让老相馆不至于消失。中山路上经过修复的老店招还有很多，这些睿智而拙朴的文字，承载着老泉州人的记忆，聚集成为古城的历史缩影。而关于老相馆的故事还在延续着，下次你来中山路，不妨抬头看看这些“时光的印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