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以20世纪90年代《科幻世界》编辑部为背景的“银河编辑部”，宇航员正在打电话。图为2023年“科幻世界·无限”宇宙之门超感科幻大展现场装置。

张 杰 摄

改革开放时代，中国的科学文艺有从普遍的科学文艺向文学性的科幻小说转向的线索。1991年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正是这一年，《科学文艺》更名为《科幻世界》。一方面，科普写作和科幻文学（小说）分离，甚至某种程度上，科幻小说取代了文类丰富的科学文艺；另一方面，科幻小说在整个中国文学版图进一步发展出相对独立的文学疆域。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韩松、何夕、王晋康、星河、刘慈欣等为代表，在幻想性和文学性向度，中国科幻小说接驳和并轨世界科幻小说，成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点对点”对话最活跃的文学板块。这些作家中，除了王晋康生于1948年，其他都是“60后”作家。2015年，刘慈欣的《三体》获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从2015年至今，也是“80后”“90后”年轻的科幻小说家崛起的十年。

从20世纪90年代往前追溯，普遍的观点认为，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是中国当代科学文艺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时间段。这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的起点和初步展开的实践阶段。但在大的文学史叙述中，很少看到科学文艺如何有机地进入这一段当代文学史的叙述。当然，研究者有时会提及《人民文学》1978年第8期发表的、标注为科学幻想小说的《珊瑚岛上的死光》，会提到这篇小说被评为“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将其作为科幻文学被主流接纳的事实依据。

观察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的历史起源，科学文艺确实是重要构成部分，但仅仅是《珊瑚岛上的死光》一篇小说的发表和获奖，理由是否充分？回到历史现场，虽然1978年第4期《文艺报》的《新收获》栏目发表了谢本张谈《珊瑚岛上的死光》的短文，短文还特别提到：“科学幻想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发表后不久，一家外国报纸的驻京记者报道了这件事。报道认为这篇作品的发表，反映了蓬勃发展的中国文学的百花齐放景象，并说，中国流行科学幻想小说的日子可能会到来。” 但《珊瑚岛上的死光》作为一篇在读者中影响较大的科学幻想小说，“读者的力量”可能是其获奖所不能忽视的因素。可以佐证的事实是，《文艺报》有两篇重要的综论——何西来和田中木的《革命变革时期的文学——谈1978年的短篇小说创作》（1978年第2期）以及冯牧的《文学创作上的丰硕成果——从群众评选活动谈短篇小说的新成就》（1979年第4期）都没有提及《珊瑚岛上的死光》，更不要说推介和评价了。

一直到1981年，郑文光在《从科幻小说谈起》（《文艺报》1981年第10期）中谈到科幻小说境遇，一方面他认为：“优秀的科幻小说应当列入严肃文学作品之林。这种文学形式既继承了古典幻想小说的传统，又带有崭新的科学化时代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他也看到文学界同行对这种新型文学样式重视不够。

因此，如果要证明科学文艺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发生的重要和不可或缺的力量，需要更充分地揭示改革开放初年，科学文艺如何发生、文体景观以及和同时代中国文学之间的关联方式。把这些问题研究清楚，从改革开放时代的文学史逻辑，可能找到今天所强调的科幻文学经由幻想对历史和现实超越性的反思、诗性哲思和思想实验诸种文类属性和起点；同时，也有可能重审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多点位发生的历史起源。

1978年3月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个现代化”尤其是科学技术现代化，催生“科学的春天”的来临。以此为起点，中国人拥有了改革开放时代的科学新生活。而且，“文学的春天”和“科学的春天”是结伴随行的。全国科学大会之后，复刊的《文艺报》1978年第1期发表了巴金的《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此前，《人民文学》1978年第4期“科学大会专辑”，发表了华罗庚的诗词、柯岩写科学家陆埮和罗辽复的报告文学《奇异的书简》以及秦牧的科学大会报道《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战鼓》，同期还有读者关于《哥德巴赫猜想》的来稿、来信选登。

其实，更早时，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和《生命之树常绿》（《人民文学》1978年第3期）先后发表。就像徐迟在《生命之树常绿》写到的：“文学与科学之间是有通道的，发表创作及发明创造，在这一点上终究是统一的。” 《珊瑚岛上的死光》虽然是1964年的旧作新写，但新写和发表都是在“科学的春天”。被《人民文学》青睐的不独独是科学幻想小说，《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散文栏目的头题发表的是高士其的科学小品《我们肚子里的食客》。《珊瑚岛上的死光》和《我们肚子里的食客》先后在当时最重要的文学阵地上发表，启发我们思考的是，改革开放初年，文学可能并不排斥科普写作。而从世界范围内现代思想史的角度看，科普写作一直承担着传播新知和启蒙的责任。

如果扩大检索的范围，举一个例子，1980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科学幻想小说选》，该书的“编后记”谈到，阅读这本书，“青年读者也会增加一些关于天文、星际航行、生物、智能机器人、考古等方面的知识”。科普和科幻可以合体，也可以分而治之。和今天的科幻小说有所不同，当时的科学幻想小说，科学新知和启蒙可能反而是优先级的。

《科学幻想小说选》的入选作者肖建亨、童恩正、刘兴诗、迟叔昌等也是1963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科学幻想故事集《失去的记忆》的作者。和同时代中国文学一样，“归来的写作者”是改革开放初年科学文艺的重要力量。更重要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幻想小说对科学新知的渴求和未来世界的畅想也是一脉相承的。《失去的记忆》内容提要介绍：“《失去的记忆》是写一个医学专家利用生物电，使人回忆起了已经没法再想起的往事。《蓝色列车》描述了人们在海底筑了一条铁路，这条铁路从辽宁的旅大到山东的蓬莱，使北方和华东的交通线大大缩短了。《烟海蔗林》写的是利用工厂烟囱里的废气，大量制造糖的故事。《乡村医生》是写人们发明了能给人诊病的机器医生。”而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少年儿童出版社，1978年8月）通过小灵通漫游未来市，展望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的灿烂远景。

因此，科学幻想小说接力书写的中国人的“未来城”梦想，正是改革开放初年最典型的现代性文学母题。从母题的角度，科学幻想小说的中国人的“未来城”梦想既是“科学的推想”，也是改革开放时代中国人未来科学生活的发明，可以并轨到五四新文学所开创的传统和现代冲突、对话的现代性议题。“未来城”梦想的乐观想象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未来城”梦想的反思在文学史脉络上的对话性也是显然的。尤其意味深长的是，根据1961年初稿改写的《小灵通漫游未来》，和“伤痕文学”代表作《伤痕》的面世都是1978年8月。

科学的新知可能成为旧知。科普文学和科学幻想文学的分野可能正在于此，科学幻想可能创造、发明、反思未来/未知/未卜的科学生活。童恩正认为，《珊瑚岛上的死光》意图“绝非向读者介绍激光的常识，而是想阐明在阶级社会中自然科学家必需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这样一种道理。”在他的另一篇创作谈《关于〈珊瑚岛上的死光〉》中，他提及这篇小说的初稿写于1964年，“当时激光出现不久，幻想一种威力强大的激光武器，还算新颖的。不过到七十年代后期，激光武器已经投入实用，这种科学幻想就显得陈旧了”。这意味着《珊瑚岛上的死光》正式发表的1978年，其科学幻想小说的“未来/未知/未卜”，有一定滞后性，但童恩正所说的“一种道理”以及承担一种道理的“科学家”文学形象，却有其应时的文学性和反观的文学史价值。

鲁迅作于1907年的《科学史教篇》，既讲科学的启蒙意义：“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继复流衍，来溅远东，浸及震旦，而洪流所向，则尚浩荡而未有止也。”也描画了理想的科学家形象，尤其突出了科学家“爱国出于至诚”，其现代科学家形象则是“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时危，则由其灵感，生整理者如加尔诺，生强者强于拿坡仑之战将云。”时间过去几十年，《珊瑚岛上的死光》回荡的正是鲁迅关于科学和科学家精神的余响。这样看，《珊瑚岛上的死光》读者的反响究竟是科学幻想小说文类的“异质性”和“陌生感”，还是“科学的春天”召唤的时代情绪？对此，可能需要重新思考。

事实上，“科学家形象”确认是和“伤痕”确证几乎同时到场的。“伤痕”的确证，在科学幻想小说中，像郑文光的《地球的镜像》《星星营》和魏雅华的《温柔之乡的梦》等作品中，其实是被忽略的。这些作品需要新的重读，并建构性地参与到既有的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文学史叙述。同样，“科学家形象”确认，也带着时代文学新人塑造的典型症候，是作为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文学的重要起点。我们熟悉的徐迟的报告文学、科学幻想小说，郑文光的《古庙奇人》、王晓达的《冰下的梦》、金涛的《月光岛》、叶永烈的《腐蚀》等小说都在进行着“科学家形象”确认。只要稍微熟悉中国当代科幻文艺史，就会意识到上面提及的这些文本，正是改革开放初年最重要的科学幻想小说。而且，像《珊瑚岛上的死光》《腐蚀》都发表于《人民文学》，《地球的镜像》《温柔之乡的梦》则分别发表在《上海文学》《北京文学》等改革开放时代重要的文学刊物上。

如果说前面讨论科学幻想小说的“未来城”梦想的亲缘议题，还有研究者的预设，我想进一步说明的是，当我们回望改革开放初期的科学幻想小说，最重要的文学遗产，除了姓“科”这个相对独立的文类属性，还有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科学幻想小说和同时代文学之间是无隔的，也就是说，科学生活和同时代文学是互相关联的，从来不是在狭隘的科学幻想小说内部写科学幻想小说，这和今天在类型文学框架下写科幻小说和研究科幻小说，并因此形成的圈层化和部落化，有很大不同。

今年7月，南京师范大学和译林出版社共建科学和文学创意高等研究院。其间，和译林出版社负责类型文学中心的吴莹莹讨论“科学和文学创意”的英文翻译——涉及“科学和文学创意”的构词，是“科学”和“文学创意”，还是“‘科学和文学’创意”。表面上看，中英互译是语词选择，其实也关乎如何理解今天的科学文学。事实上，哪怕具体到中国科学文艺史上也有科与文、软与硬、科普与科幻等一系列的争论。译林出版社的“幻系列”书系，包括了凡尔纳、星新一、小松左京、安迪·威尔、约翰·斯卡其尔、特德·姜、小林泰三、莱姆、克里斯托弗·保利尼、玛丽·雪莱、潘海天、飞氘、江波等的创作以及詹姆斯·冈恩编辑的《科幻之路》。顺便提及，有两篇中国科幻小说收入《科幻之路》，分别是郑文光的《地球的镜像》和叶永烈的《腐蚀》。这些小说都植根于同时代的科学生活和文学生活，其“科学和文学创意”的能量可以超越科与文、软与硬、科普与科幻非此即彼的两分法。在这里，科学创意和文学创意相互激活而生发出新的“‘科学和文学’创意”。如此来理解科学文艺之“科”，就不会仅仅设限在科学和科技知识，而是既包括已有科学知识，也包括已有科学知识生发的推理和推想，更强调科学之于社会转型、思想文化更生和文学创造创意的能量。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科学和文学创意高等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