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编者按

《向晚》是一部关于中年女性在婚姻与情感困境中寻找自我的小说。“向晚”既是时间的隐喻，也是心境的写照。凯的存在，像一道若即若离的光，映照出她生命中未曾真正选择的可能；而三位相亲对象的出现，则让她在对照中更清晰地看见自己——她无法再忍受任何形式的屈就，而是需要真正的自由与认同。

小说并不回避中年女性的精神困境，又赋予她们温柔的韧性。当社会习惯将她们框定在某种角色里时，作者让读者看见：即使在世俗定义的“迟暮”时刻，一个女人的自我意识，依然可以如晚风般，悄然苏醒。

 向 晚 

 //骆海燕     

三个月前，我结束了持续二十八年的婚姻。在儿子完成婚礼后的第二天，我鼓起勇气，独自走进律师事务所，撩起长发，露出头部的长长疤痕。“养你还不如养一条狗！”他的咆哮声似乎在耳边再度响起——那年，哺乳期的我拿着每月90元的产假工资……

当我在律所八楼办公室哭着揭开心上血淋淋的伤疤时，那位面容清癯的职业律师，点起一根烟，猛地吸了一大口。他从宽大的红木桌后站起来，说：“我真没想到，你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却跟这样的男人生活了二十多年！”

“我不想让儿子的原生家庭在他婚前破碎，我对自己发过誓。”我擦去泪痕，平静地说。

“你啊……”他摇着头说。

几天后，那些留在身上的淤青和伤疤、那些殃及爹妈的辱骂、那些绝望的哭泣，通通化作了法律文书上冰冷的文字。半年多的抗争中，我像个战士一样无所畏惧地为自己争取最后的自由。现在，我终于可以自由呼吸了。

在街上碰到凯实属偶遇。他是我的初中同桌，也是我少女时代心中的一抹白月光。那时，我喜欢偷偷看他一头自来卷的黑发，喜欢看他穿着土布缝的长长的本白衬衣，喜欢看他不声不响第一个交数学卷子时抿着嘴的样子……少年的他就像一块带着奶花香的冰砖，甜丝丝，又清清爽爽。

记得当年高考落榜的凯第二年通过社会招干考入了政法单位，而艺校毕业后的我去了企业幼儿园当了一名幼儿老师。虽然同在一个城，但我们彼此没有交集。入职后，我忙于工作和各种培训，后又考入师大半脱产上学，毕业后回到幼儿园担任园长工作，其间还加入了市里的职工艺术团以及总工会巡回演讲团。我每天像个陀螺似的转。有一天，我突然收到凯的来信，上面除了问候，还有他的工作状态，字里行间，满满的正能量。在我心里原本对凯就有好感，于是，好感加倍。从此，每周都能收到他用钢笔写的一页信纸，对我的称呼是林同学。等到第二年叫我林君时，他改用竖行小楷，我也改称凯兄。职工艺术团经常有演出，我会给他送票去，有时放在传达室，有时直接到他办公室。以至于他的同事见到我就发出暧昧的笑声：“送票的来了！”

凯给我写了两年信，我送了两年票。但我们之间除了谈自己的学习和工作，从来没有说过其他，更没有单独约会过。第三年，长辈给我介绍了男朋友。小伙子是部队大院长大的，随父亲转业一起回老家来，在事业单位当司机。他会弹吉他、吹口琴、踢足球，爱好不少。我们开始恋爱。他第一次带我见他老舅时，老人说：“姑娘，我外甥什么都好，就是脾气暴。”我抬头望望跟前这个叫我“宝贝”的健硕青年，格格笑着对老人说：“脾气坏？不会吧，他对我挺好呢！”

订婚后，我没有再收到过凯的来信，我也就没再给他送票和写回信了。直到我结婚后顶着五个月的孕肚，出现在高中同学聚会上，我见到了凯，他看上去越发清瘦了。原本沉默寡言的人，在这次聚会上却滔滔不绝地一直说话，简直不让自己有喘口气的机会。散会时，凯走到我身边，对我说：“怎么结婚了也没有说起，还说是称兄道弟的好同学呢？”我把他拉到一边：“你后来再没给我来信，我以为是我订婚的原因。”我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老天，我给你写了这么多信，都石沉大海啊。”他皱着眉压低嗓门说。顷刻，他伸出手对我说：“都要升级做妈妈了，祝你幸福！”我也伸出手去。他冰凉的手有些发颤。

一个多月后，从未来过幼儿园的凯突然来看我，并告诉我，他要调去外地了，来跟我道别。说话时，他的眼神幽幽的。临走前，他递给我一封信，笑着说：“小妈妈保重。”“嗯，你也一样，保重。”我说。下班后，我坐在安静的教室里拆开了信封。我又看到了熟悉的笔迹：“林君，跟你汇报一下，我要结婚了，完成父亲的愿望。”我有些诧异，之前同学会时他还跟同学坦言没有女朋友呢，这结婚也似乎太快了些。不过我想，也许，一切都是缘分吧，就像我和凯，有缘无分。关上园门时，我摸摸小山一样的肚子，不由重重叹了口气。此后，我和凯再次断了联系。

这会儿见到凯，我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我们彼此加了微信，留了电话。站在熙熙攘攘的街口，我看到他鬓角的白发在阳光下泛着银光。他说：“你还是爱穿紫色。”我低头看看羊绒衫袖口的紫藤刺绣，想起那年的冬天，幼儿园后门的积雪堆里，我埋下过一叠未送出的演出票。

某日，我回娘家整理过世多年的母亲遗物时，一只铁皮饼干盒从五斗橱深处跌落在地。掀开锈迹斑斑的盒盖，最上面那封信贴着四分钱邮票，邮戳日期是我订婚的前三天。“林君：昨夜加班路过文化宫，《丝路花雨》的琵琶声穿透围墙。我总想象你谢幕时水袖拂过那里的样子……”信纸边缘有细密的齿痕，是被反复折叠又展平的印记。压在信封底层的演出票座位号已沾染上岁月的潮气，晕染成模糊的墨团。这让我想起去年在职工艺术团老团员聚会上喝高了的老门卫，他拉着我说：“那时，有个戴大盖帽的小伙子，总把自行车支在消防通道看你们演出。散场前又悄悄骑走，车铃都不敢按。”

我抱着饼干盒哭了一夜。我许久没有这般淋漓尽致地哭过了。

中年恢复单身的好处，就是有了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空，课堂之余，晨跑、读书、观影，与闺蜜出游、写旅游笔记，我在逐步学会“与自己和解”。只是周围的亲戚朋友不肯与我“和解”，三天两头跑来说媒牵线，大有不把这中年“单身贵族”嫁出去誓不罢休之架势。于是，我便像个祥林嫂似的，每次都重复这样的话：“费心了，我暂时还没调整好状况，我想先静一静。”

曹虹的电话来得突然。她是我的小学同学，当年的班长，如今在教育局工作。寒暄几句后，她直奔主题：“我哥曹亮，比你大两岁，单身好几年了，我觉得你们挺合适。”

我握着手机，目光落在窗外的环城河上。河水在夕阳下泛着粼粼波光，几只白鹭掠过水面。离婚数月来，我已习惯了独处，曹虹的热情让我有些措手不及。

“我哥以前公派去美国做过访问学者，现在是市直机关的英文资料研究员。”曹虹的语气里带着自豪，“他前妻是妇产科名医，可惜七年前患癌症去世了。”

我轻轻“嗯”了一声，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窗帘的流苏。窗帘是上周新换的，淡雅的米色，让整个房间都明亮了许多。

“他后来也谈过两个女朋友，”曹虹顿了顿，在手机那端继续说，“但都因对方的问题，没成。”

第一次见面约在环城河边的咖啡馆。曹亮比约定时间早到了十分钟，高高的个子，皮肤偏黝黑，挺拔的鼻梁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温和而疲惫。说实话，见面的第一眼我对他颇有好感。

“我每天晚饭后都会沿着环城河散步，再在河边做做肢体伸展和起蹲，”他说，“一个小时，雷打不动。然后回家看一部电影。这是我的习惯。”

“我没什么长处，但对车辆一般的故障和维修保养可以应付，这是我的小爱好。以后你的车交给我保养，没问题。”他笑着继续说。柔和的灯光下，他的手指显得格外修长，这让我想到他前妻的职业。

我们开始了交往。第一次去他家是个意外。我和闺蜜逛街，正好路过他家楼下，便打了个电话。他有些慌乱地让我们上楼，开门时，我愣住了。

客厅里到处散着各种塑料袋，有的装着书籍，有的塞着衣物。茶几上摆着吃剩的外卖盒，沙发上堆着未整理的报纸。我的高跟鞋差点踩到一个可乐瓶，它骨碌碌滚到墙角，那里还躺着几个空瓶。

“抱歉，有点乱。”曹亮不好意思地推了推眼镜，“一个人住，习惯了。”

我忍不住给他客厅做了次大扫除。除了把废品、垃圾之类“断舍离”，我还给他整理了门旁的鞋柜。我惊讶于一个男人一年四季只穿两双软皮鞋——晴天、雨天各一双。另外，所有的袜子都是薄薄的肉色尼龙袜。他解释说，一是怕热，二是简单。擦桌子时，发现桌角有一张他和前妻的合影。照片上的女子十分秀气，笑容温婉，穿着白大褂，胸前别着工牌——“妇产科主任医师。”

为了表示感谢，他留我和闺蜜吃饭。饭菜是我做的，闺蜜和他给我打下手。他边洗菜边告诉我，他不会做菜，平时都是从单位食堂买回来的，也给双休日预留备份。

“我不吃外卖。”他说。七年了，对于这样一个缺少女主人、又不会做菜的单身男人来说，确实有些莫名的悲哀。

吃饭时，他拎出大瓶装可乐，说：“从她走的那天起，我一直喝这个，通气，打嗝时很爽。”说话间，隔着方桌，他的椅子下发出了一连串的“机关枪”声，很响，突兀的声音把我和闺蜜吓了一跳。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冲我们笑着说：“肚中气，肚中气。”看他那喝着可乐不在意的表情，我和闺蜜面面相觑，尴尬不已。

交往的日子里，我和曹亮最常见的活动是一起在他家观影。他的客厅里有一整面墙的蓝光碟，按年份排列。他说，这些都是他以前看过的奥斯卡大片，如今方便了，只要提前在u盘上录好最新的影片，就随时可以播放。这时候，他会提前泡好茶，准备好零食，然后专注地盯着屏幕，时不时给我讲解影片的背景。

两个月后，我慎重地安排了一次饭局，把曹亮介绍给我的儿子、儿媳。席间，曹亮依然保持着他的习惯——喝可乐。儿子、儿媳礼貌地与他交谈，偶尔交换一个眼神。

饭后，儿子送我回家时说：“妈，只要是你喜欢的人，我们没意见。”儿媳挽着我的手，轻声补充：“重要的是您开心。”

应该说，我与曹亮之间相处没什么大问题，而且两人家庭出身也差不多，我们的父亲都是教师。只是让我有些难以忍受的是他的“机关枪”。无论是在咖啡馆、电影院，抑或他家，那突如其来的声响总会不合时宜地响起，特别是在就餐时，常常伴随着他的解释：“这不是病，不是病。”我几次婉转地提醒他，该去医院肠道消化科做个检查。但他却固执地说：“我不去医院，我没病。”“即使没病，总也不雅吧。”有一回他从北京回来的表姐忍不住这样说。但这位仁兄就当没听见，不去检查，也不吃药，“机关枪”照样无所顾忌。

于是，我就安慰自己，曹亮学历高，单位好，外貌、个头和脾气都不差，而我不是什么年轻姑娘了，人无完人，差不多了。

我要去省城参加新教材师资班培训，曹亮开车送我。报到当晚，他推着行李箱，把我送到儿子事先给我预订的酒店，这儿离培训学院只隔着一条马路。当我脱去外套，跟他面对面坐在飘窗的茶几两端时，他搓着手，若有所思的样子。我以为他是开车累了，提醒他喝点水。他注视着我的眼睛，沉默了半晌，终于结结巴巴地开口说道：“我想坦白告诉你一件事，就是……就是我……我已经……行不了夫妻之礼了。”说完，他羞愧地低下了头。霎时间，我的眼前浮现出另一张醉酒后布满麻木与空洞的脸，我曾无数次在那上面捕捉到凌乱、幽怨与无奈的表情，就像台风侵袭过的街面。

我们在培训学院隔壁的特色面馆吃面。我默默地咀嚼着碗里的牛肉面，忽然，一连串熟悉的声响打破了店里的宁静。

周围几桌食客不约而同地转过头来，有人皱眉，有人掩嘴偷笑。我的脸瞬间烧了起来，手中的筷子差点掉落。曹亮却浑然不觉，继续吸溜着他的面条。

我猛地站起身，冲出店门。夜风扑面而来，我颤抖着拨通了儿子的电话：“我……我无法再和他交往下去了……”泪水模糊了视线，我靠在路边的梧桐树上，听着电话那头儿子焦急的声音。

断桥下，晚风习习。我想起曹虹说的那两个“有问题”的前女友，忽然明白了什么。

培训结束回到古城，我们平静地分手。没有争吵，没有眼泪，就像看完一场算不上漫长的电影，散场时各自离去。回家的路上，我买了一束向日葵，插在新换的花瓶里。阳光透过窗帘洒进来，整个房间亮堂而温暖。

我又继续平静而有序的“单身贵族”日子。这天，武夷山的云海照片在手机屏上铺开时，我正在给扭伤的脚踝敷药。是凯。他留言说，他在参加单位疗休养。那次在街口重逢，我俩虽留了电话和微信，但仍未有所联系，而且我看凯平时也不沾朋友圈。

他发来了语音：“疗养院后山有个野茶园，采茶大姐说这是知青种的。”听着背景音里山雀啁啾，我心里竟然有了莫名的悸动。一会儿，视频突然接通，他手上抓着一个用藤草编的圆形环：“看这，像不像当年我们操场上的‘滚铁环’？”我望着他眼角的皱纹随笑声漾开，发现窗户玻璃映着半轮月亮，和当年塞在信封里的剪纸月亮一模一样。

听凯的声音似乎喝了酒。手机里传来呼呼的山风声，他说想跟我聊一聊。显然，这会儿“聊”的内涵不仅仅包含学习与工作。

他问我过得好不好，我说现在一个人过得很好。你呢？我问。手机里的声音沉默了片刻。然后，他告诉我他不怎么好，跟老婆已分居。接着，他跟我讲了婚姻里的故事。

凯调到外市后，全身心投入工作，28岁那年被评为系统先进。夫妻两地分居也相安无事。到孩子快要高考那年，他调回本市。本来想想夫妻团聚是好事，结果回来后，自己成了个处处被监视的人，电话、手机被查，出门被跟踪。她平时不吵不闹，只是常常阴着脸不说话。她只说累。“我更累啊。”讲到这里，凯沉着声对我说。在女儿硕士毕业留在加拿大工作后，他提出了分居。两人都是死要面子的人，分居就是在家里，他搬到书房，她睡楼上。没有工作应酬的话，晚上下班后，他基本是在食堂解决完伙食问题再回去。

听到这里，我只能劝他说，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耐心点，一切会好起来的，我们都会好起来的。这话我也像是在对自己说。

 

我和凯恢复了联系，但还是像三十年前一样，偶尔聊聊工作，聊聊日常。凯也再没有提起分居的老婆。有一次我梦见我和凯一起走在青山下的茶园里。那茶园好大，一眼望不到头。我俩一直走啊走，总也走不到头。醒来后，看着被风微微吹动的白色窗纱，我回忆起梦境，不禁打了一下自己的手背：“这傻子，想什么呢！”当然，这种梦我不会去跟凯瞎扯。

 架不住邻居王姐的软磨硬泡，冲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念想，我答应去见见她为我安排的相亲对象。

黄昏的江南古城笼罩在一层薄纱般的雾气里，青石板路在脚下延伸。王姐带我拐进一条窄巷，巷口挂着两盏红灯笼，在暮春的晚风中轻轻摇晃。

“就是这儿了，”王姐指着前方一座白墙黛瓦的老宅，“‘听雨轩’，古城新开的特色餐厅，据说老板是个民俗学家。”

推开雕花木门，天井里种着一株百年桂花树，树下摆着几张八仙桌，此刻已是宾客满座，笑语不断。我们被引到二楼临窗的位置，从这里可以望见古城的马头墙和飞檐。木窗棂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纹，窗台上摆着一盆兰花，散发着若有若无的清香。

服务员递来菜单，是一本线装的册子，每一页都印着水墨插画。我翻开第一页，“相思豆腐”四个字映入眼帘，旁边用小楷写着“相传明朝时，古城有位书生每日在此苦读，对面绣楼上的小姐为其才情所动，每日以豆腐相赠。后书生高中状元，却因战乱与小姐失散，终生未娶，只以豆腐寄托相思”，我一个激灵。当年，一位唤我林君的男生，也曾用这样的小楷一笔一画给我写信。

我惆怅地翻看着菜单，上面每一道菜都来源于典故或是本地民间传说。想着淅淅沥沥的雨天，可口的食物佐以流动的诗意，看来这“听雨轩”老板不仅深谙民俗，还是个“文青”。

七点整，王姐为我介绍的对象吕律师准时出现在楼梯口。他穿了件深灰色的中式立领衬衫，衬得整个人比照片上儒雅许多。落座时，他注意到了桌上的菜单。

“这家店的老板我认识，”他微笑着说，“为了考证这些故事的真实性，他在古城图书馆泡了整整两年。”

服务员端来“相思豆腐”，雪白的豆腐上点缀着几粒红豆。吕律师却没有动筷，而是从口袋里掏出药盒。我注意到他的手指有些颤抖，药片在掌心滚动了两下才送入口中。

“抱歉，”他放下水杯，“去年装的心脏支架，得按时服药。”听到他说的话，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王姐适时地活跃气氛：“老吕是个实在人，第一次见面就把自己的情况都说了，装了心脏支架不影响生活。其实，老吕可能干了，律所里带了一帮徒弟，自己又住着带两个花园的大别墅，旁人都羡慕不已呢。”

他笑了笑，眼角的皱纹更深了：“我这把年纪了，也没什么好隐瞒的。第一段婚姻在儿子18岁时结束，性格不合。第二任妻子比我小十岁，开了家火锅店，生意很红火……”

我夹起一块豆腐，听他平静地讲述着。第二任妻子因经营意外负债，他选择离婚，独自承担了这笔债务。“她毕竟是小儿子的母亲，”他说这话时，目光投向窗外的夜色，“去年债还清了，我也老了，身体也出现了问题。”

听到这里，我赶紧搜肠刮肚找轻松的话题。“我每天清晨都去古城墙下的盘山公路跑步，”我听见自己说，“看着太阳从城墙垛口间升起，感觉整个人都充满了力量。下午还要去舞蹈教室教课，这周末正好要带学生们参加省里的比赛。暑假还计划去西藏徒步……”

吕律师放下筷子，说：“真羡慕你这样的生活状态。记得我早前也常去爬山和慢跑，那时……”

我没有听清他后面的话，因为我的注意力被菜单最后一页吸引。那里印着一首诗：“空庭寂寂月如霜，独坐听风过画廊。莫道前尘皆似梦，且将心事付文章。”

离开时，吕律师依然递来名片：“如果以后有法律问题，可以找我。”

我接过名片，指尖触到他微凉的手。走出餐厅，古城的夜色正浓。我深吸一口气，感觉胸口有什么东西正在苏醒。我忽然明白，我需要的是一个身心健康、能与我并肩奔跑的伴侣，就像舞蹈教室里那些旋转的身影，轻盈、自由，充满生命力。二十八年的阴影散去了，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蝉鸣声里，我对着梳妆镜将碎发拢到耳后，然后用一枚条形的韩式发夹固定。它是我喜欢的青灰色。镜中人穿着与发夹同色的苎麻长裙，锁骨处悬着银质舞鞋吊坠——这是去年生日儿子送我的礼物。

今晚要去见离婚后的第三个相亲对象，介绍人是我中学音乐老师的侄女。她在电话里反复强调：“陈立虽然比你大十岁，但年龄差不是问题，他很会疼女人。”

“他拉小提琴的样子像月光一样优雅。”她说，“那时，他是我们学校的校草，好多女生看到他都会脸红。你俩一个跳舞，一个拉小提琴，多么浪漫的事。对了，他经济条件不差，除了公务员退休金，手上还有一大笔拆迁补偿。可惜他老婆没福气，一直病恹恹，早两年走了。陈立说，如果你跟他成了，聘礼100万。”

如果早二三十年，“浪漫”这词或许会对一个情窦初开的女孩产生致命的诱惑，眼下一个知晓天命的女人早就轻易“搅不乱一池春水”了。至于钱，当年那一句“养你还不如养狗”，让我盘起长发、铆足劲，依托改革开放的红利，趁着“留职停薪”的政策，“下海”办舞蹈培训机构、加盟服装品牌折扣店，几十年拼下来，养活自己绰绰有余。当然，现如今若有个能让我走心的男人，站在我面前口口声声说养我，也不失为一桩烟火气里的美事。

 

茶室藏在公园深处，是座原木搭建的悬空阁楼。推门时风铃轻响，掌柜从茶案后抬头。呀，是老家长。十年前她女儿在我的舞蹈班学芭蕾，如今小姑娘已就读省艺术学院舞蹈专业。老家长替我斟茶时，手腕上的玉镯磕在紫砂壶沿，发出清泠的响。

“您一点没变，”她说，“还是梳着一侧歪辫。”

“原因是好打理。”我掩嘴而笑。

我端起茶盏，喝了两口。竹影透过格栅斜斜切进来，在茶汤里摇曳。素知菊杞茶有祛肝火明目之功效，细品之下，枸杞的甜味不仅中和了菊花的微苦，还使得整个茶饮的口感醇厚、甘甜。再者，菊花性寒，枸杞性温，两者互补，则达到中医所说的阴阳平衡。大千世界莫不如是。正在独自晃神之际，听到脚步声由远及近，我抬头看见一张被岁月揉皱的脸，下垂的眼袋像装满了陈年旧事。陈立双手托着后腰落座，檀木香混着膏药味扑面而来。

“昨天搬花盆时闪了腰。”这是他的开场白。

“年轻时在职工艺术团待过。”他掏出手机，“喏，这张合影里穿白西装的……”

我的茶杯晃了一下。我一眼就看到照片里二十岁的我扎着麻花辫，蹲在前排。那年我刚从艺校毕业，被借调到市总工会参加省职工艺术节的舞蹈集训。职工艺术团分乐队和舞蹈队，排练厅用一道屏风隔开，屏风那侧常传来零碎的琴声。但我从未绕过那道梨花木的屏障——直到汇演倒计时的彩排，乐队在台上奏响《青年圆舞曲》时，我才在侧幕瞥见那个拉小提琴的青年。他侧脸映在追光灯里，像一尊白玉雕像。

 

此刻陈立指着照片后排右侧第五个抱琴的青年：“这是我，那时他们叫我‘乐团梁朝伟’。”

“我年轻那会儿还确实蛮帅的，一晃就成了糟老头一个了。岁月不饶人啊！”他的话里满是感慨。

我盯着手机屏幕，三十年光阴在视网膜上重叠。照片里的青年眉眼清俊，白衬衣散发着朝气。而眼前人鬓角斑白，脸上烙满岁月的痕迹。

“真巧，”我把自己的手机推过去，“这张照片我也有，当年我们在艺术团没说过话。”

他瞳孔倏地收缩，手指在琴盒扣锁上反复摩挲：“难怪觉得你眼熟……你是舞蹈队领跳《女儿红》的姑娘！”

掌柜适时端来桂花藕粉圆。瓷勺搅动时，我听见他说：“多少年不碰琴了。”

甜羹的热气模糊了镜片，我突然想起储物间里那把断弦的吉他——前夫空闲时喜欢拨弄吉他，却在某次醉酒回家后把琴砸向墙面，断裂的琴颈卡在了壁柜缝隙里，像道难以愈合的伤疤。

 

陈立的练琴视频发来时正值梅雨季。雨滴在舞蹈教室的玻璃窗上蜿蜒，手机里传出刺耳的弦音。穿白色练功服的小女孩捂住耳朵：“老师，有老鼠在咬东西！”

我站在更衣室给他回消息，镜中映出背后整面墙的奖状。三十年前职工艺术团汇演舞蹈一等奖的证书还挂在最上方，烫金字已经褪色。那时我们在工人文化宫排练，休息时，几个女孩子喜欢靠近屏风那边，听后面传来此起彼伏的练琴声。

“要不你先集中练一曲，别急，毕竟许多年不练了，”我斟酌着用词，“像孩子跳舞蹈组合，得反复练习才能熟练。”

一周后陈立发来新视频。琴声依然支离破碎，这次又换成了《沉思曲》。窗外暴雨如注，我望着被雨水冲刷的霓虹招牌，忽然想起前夫总说我的脚尖像冰锥，能把地板戳出洞。

最后一次见面在音乐厅。陈立说要给我惊喜，却在中场休息时鼾声如雷。台上小提琴家正在演绎《茨冈狂想曲》，那些跳跃的音符撞碎在他的呼噜声里。散场时他揉着眼睛解释：“最近总失眠……”

 

月光透过梧桐叶漏在人行道上，我数着斑驳的光影往前走。手机在包里震动，是儿子发来的视频。镜头里儿媳的头纱被风吹起，像天鹅展开的翅膀。我突然驻足——橱窗里陈列着吉他形状的台灯，暖黄灯光下，琴弦竟是用晒干的薰衣草编成的。在我看来，薰衣草本身比琴弦更美。

回到家，我拉开储物间的门。那把残破的吉他斜靠在墙角，琴箱里结着蛛网。当我伸手拂去灰尘时，突然听见细微的震颤——原来有根琴弦还苟延残喘地绷着。指尖轻轻一拨，三十年前的月光漫了进来。那个在台上拉小提琴的青年，与后来把吉他砸向我的男人，在锈蚀的泛音里碎成满地玻璃碴儿。

 

转眼入秋了。推开舞蹈教室的铝合金窗，一片梧桐叶斜插进窗缝。手机在掌心震了震，我删掉婚介所发来的最后一条信息。自从结束与陈立算不上故事的故事后，我反而觉得一身轻松，连骨缝里沉积的旧伤都化成了蒲公英絮，在灌进窗户的穿堂风里簌簌飘散。  

左脚粉紫、右脚米白的舞袜蹭着地板，这是我上周给启蒙宝宝班准备的左右脚标识。夕阳把影子拉长到把杆尽头，想起那年师大舞蹈专业考现场，评委曾盯着我空中绷直的脚背说：“这弧度能截住飞燕的尾翎。”这么多年过去了，倒是在舞房宽大的镜子里，看见无数尾翎正随着孩童的舞步翕张。  

此刻，蹲身抚平舞袜皱褶时，无名指上那道戒痕已然淡却。某个孩子遗落的亮片发夹在墙角闪烁，我起身过去拾起它，不由哑然失笑。上天从来公平得近乎残忍——命运撕碎童话的光谱时，总会有亿万蝴蝶鳞粉坠落在你肩胛——那些闪着幽蓝的磷光足以重构星轨。心上有柔软的潮汐漫过来，我拨通了凯的电话。这个周末去爬大雾山有时间吗？我问他。凯在电话那头爽快地答应了。我捏着手机，听着自己心跳的声音。

山道上的雾霭还没散尽，凯的白衬衫已经洇出汗渍。我们在半山腰观景台停驻时，他从双肩包里掏出个保温杯：“陈皮普洱茶，我记得你以前老有低血糖，升国旗列队时曾晕倒过。”

我接过带着体温的杯盖，看他低头调整遮阳帽系带。三十年前那个抿嘴交卷的少年，此刻后颈的汗珠正沿着发际线滑落。茶汤漫过舌尖的瞬间，记忆突然倒带——高三那年春游，他也是这样在人群外围，默不作声递给我晕车药。

“上周审了个案子。”凯扶着栏杆远眺，“当事人把定情信物存在银行保险柜二十年。”我看到他说话时，食指摩挲着栏杆缺口。

越往上走石阶越陡，凯始终保持着半步距离。偶尔拐弯处横出老松枝桠，他的手会虚虚护在我头顶。

在快到山顶时转角处遇见卖藕粉的摊位。“要加薄荷还是桂花糖？”他转头问我的语气，恍惚又是当年在他办公室门口递票的光景。铝勺碰击搪瓷碗的叮当声里，冲藕粉的婆婆突然笑出声：“两夫妻爬山是要趁早个，呵呵。”

我们谁都没接话。凯居然还带了零钱，看样子他比我细心多了。我是常年只刷微信支付宝的主，身上从没有现金。

最后一段台阶藏在背阴面，青苔在石缝里蜿蜒。凯的登山杖突然卡进岩隙，我下意识去扶他手肘，却被他反手扣住手腕。“当心打滑。”他指腹的茧子擦过我腕间的紫水晶，那是离婚后闺蜜送的“新生礼物”。

云海在脚下翻涌时，凯的呼吸声混在松涛里。“其实人生就像举证质证。”他忽然开口，司法工作者特有的严谨措辞，“我们总在寻找最有利的‘证据’，却忘了有些事根本不需要证明。”山风掀起他卷曲的鬓发，那些银丝在逆光中竟泛着淡金。

下山的缆车上，凯睡着了。他的镜框微微滑落鼻梁，睫毛在眼睑投下细密的影。我轻轻把他歪向玻璃窗的脑袋扶正，指尖触到温热耳廓的刹那，突然看清车窗倒影里我们依偎的轮廓。我的脸顿时发烧般灼热。缆车外，朝阳正从远山脊线跃出。

之后半年，我们保持着恰到好处的联络。凯会在普法讲座间隙拍窗外的夹竹桃发给我，我转发幼儿舞蹈比赛视频时，总不忘配上家长里短的解说。直到有一晚，他的消息框突然跳出大段空白，最后凝成一句：“我搬回二楼住了，方便照顾病人。”

我对着屏幕上“再生障碍性贫血”的学名发怔，手机又震了一下：“这辈子就这样了。”窗外正飘着今冬初雪，我突然想起他说“人生如举证质证”时的侧脸。

“平安才是人间烟火。”拇指悬在发送键良久，我一边补上个拥抱表情，一边把眼眶里浮上来的水汽使劲憋了回去。

 

深夜我翻开铁皮盒，给最后一封信补上回执——“凯兄：今天路过改建的文化宫，座位换了皮质。新排的舞台剧叫《鉴水吟》，谢幕时我望见有个穿制服的身影……”

【作者简介：骆海燕，浙江省作协会员。有散文、诗歌等发表于《星星》《清明》《中国校园文学》《特区文学》等刊物，著有诗集《一朵云的独白》《挂在翅膀上的风铃》、散文集《不曾淹没的流年》《行云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