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干亚群，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给燕子留个门》 《梯子的眼睛》《指上的村庄》《树跟鸟跑了》《带不走的处方》等。曾获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冰心散文奖、三毛散文奖等奖项。

病人进来时，手里捏着一块手帕，另一只手不停地抹着额头，偶尔还伸进脖子，在那里抓一抓。她说晚上老是盗汗、发热，月经有时来，有时不来，不来的时候胸脯胀痛。

一问年纪，比我母亲大一岁。

女人的这个阶段，临床上叫更年期，意味着生理期开始紊乱，一起紊乱的，还有情绪。一句话会堵一天，在心里反复把那句话提起来晃几下，又摊开来折一折，身子跟着折几下，到天明也没睡着过。

病人不住地点头，被失眠纠缠过的脸上，闪过一丝亮光，仿佛，我算准了她的命。

她问我：“更年期是一种什么病？”

我说：“也不叫病，是女人的一道坎。只不过，有的症状轻，有的症状重。症状轻的，不用干预，忍一忍，熬一熬，也便过去了。”

她说：“我的症状属于重，还是轻？”

我迟疑了片刻，在几个词语里不住地转身。

我说：“你的症状目前还可以。”

她的眼睛暗淡了下来，一点点地往下沉，片刻，抬起眼，问：“我会不会生重病呀？”

女人都敏感，我也敏感，意识到自己刚才的话有点失重了，“目前还可以”——可能，以后不可以。我劝慰她：“更年期并不一定都会生重病。”哎呀，这话也不可以。我忙改口：“女人上了四十五岁，卵巢功能就会减退，它是女人的生命核，生育靠它，女人的容颜靠它，包括体质也靠它，你说的盗汗、心慌、月经不调，都因为它的功能减退引起的。”

“乱吵？”疑惑让她的脸看上去有些扭曲。

“是卵巢。”我跟她比画着卵巢的形状，“像一把小伞，长在子宫的两侧。”

她的脸色松快了些，不过，我清楚她并不理解我所说的那把“伞”。

她跟我说的那些话，医学上叫主诉，从某种角度来说，她讲到的那些突然来的热，与突然去的月经，犹如一篇文章的关键词，而我的诊断，恰似文章的题目，只不过，有时候治疗过程，不一定走向转合，病情的未知与偶然，以及变数，于病人而言，或许是命，对医生来说是运。

我开了处方，嘱她吃一段时间的药。她接过处方，问我药灵不灵。这是她的原话。我有些局促，在灵与不灵之间选择。掂量再三，我跟她说：“这药能缓解心烦与紧张，但它不是特效药。”后面一句，我咽下了。农村的病人，说话直，想问题也直。我是医生，得学会拐弯。否则，又会让她犹豫与焦虑。

她配好药，进来，问我怎么吃。我跟她说饭后一颗，一天两次。这话，药房里的魏姨肯定跟她说过。我重复了一遍。她又确认一遍。听起来是我说、她确认，其实，她确认过，我跟着放心。

然后，我又叮嘱了她几句，比如注意营养，多吃瘦肉与鱼，最好每天吃一颗鸡蛋。她点点头，又摇摇头，很轻，轻得只是被我的心捕捉到。我想起《菜根谭》里的一句话：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心里一动，便跟她说：“凡事想开些，不要把别人的话当自己的门闩。”她脸上一阵红，额头渗出汗珠。我说：“你又觉得潮热了吧？”她“嗯嗯”应着，涨红的脸让所有的表情融化在不安中。

她走之前，我又嘱咐她，晚上睡觉前用热水泡泡脚，放点盐，有助于睡眠。

这个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

大姨妈六十多岁的人，看上去像五十多岁，问其秘诀，她说没有。观她生活习惯，除了有点洁癖，上亲戚家也带着被褥，其他跟普通人差不多。“食不厌精”，不允许，“脍不厌细”，没条件，唯一的不同，是她每晚都要泡脚。哪怕停电了，一个人摸黑到灶间，也要烧半锅水，水开后，又摸索着放一调羹盐；然后，一脚一脚蹚过屋里的黑，端到房间，坐在床沿上，把脚伸进盆里，搓脚的声音，哗啦啦撞开一片夜色。我跟大姨妈睡过一段时间，每次，她总比我入睡快。偶尔，我睡不着，便专心听她的呼吸声，一起一伏，像伏进了水中，在那里慢慢舒展身子，睡去。

她走到门口，突然转身，立住，问我：“更年期真的不是病？”

这次，我没有迟缓，直接告诉她：“放心，不会有事。”她笑了笑，耷拉的眼皮往上吊了吊，细细的眼睛与笔挺的鼻梁，勾勒出些许风韵。我说：“更年期容易长脾气，属于正常中的不正常。”她的脸瞬间通红。她肯定又感到潮热了。

我跟她说的那些话，医学术语叫医嘱，在临床上与药物配合着，或是相互作用，提醒病人要注意避免哪些诱因，强化哪些有利因素。因为不是住院医嘱，听不听，由病人自己决定，除了病人的自律，更多取决于病人对医生的信任，自己考虑那些话值不值得执行。

就像我母亲，我知道她困在更年期时，也是一样的失眠，在床上翻来覆去，一起翻来覆去的还有姑嫂、婆媳之间说过的话，那些话经了折腾，慢慢长了精神，把母亲的情绪拖到了小弄小巷，在那里被围追堵截。我劝母亲不要太计较，她嫌我是非不分。我跟她说，你这个年龄最好的医生是自己。她白我一眼，说：“有你这样跟长辈说的吗？”在母亲面前，我穿不穿白大褂一个样，哪怕我说的是正常的医生与患者之间的话。我给她配过药，嘱她每天服两片。好像，她也没怎么吃。

我的病人，都比我年长，大多跟我母亲的年龄不相上下。刚到卫生院的时候，她们进来一屁股坐到童医生那边，说到身上哪里不舒服时，眼睛不住地瞅我，瞅出一些毛茸茸的东西，妇科那些病症变得指向不明，用“那个”来替代“痒与痛”。童医生用“这是小干医生”来纠正她们的目光。她们的眼神里泛起明显的意外，可有些心直口快的病人仍会说：“看上去像个高中生，会看妇科病？”童医生急急地说：“人家是卫校毕业生。”

尽管“卫校毕业”是我第二件白大褂，可我心里到底是仓皇的。

最尴尬的是，童医生忙进忙出，让等候的病人找我看，病人说愿意等。我都不知道怎么安放自己，心里起着汹涌的波澜，怎么也收不住那些长了脚的思绪，可仍得坐在诊室里，偶尔跟病人的目光相撞，她急忙躲开，我也扎了刺一般。

一个人坐诊的时候，有些病人会在门口张望，嘴里嘀咕着“医生不在”，听得我心里起茧子。这一点，我甚是佩服小王医生，她不管病人信不信任她，都主动问病人看啥，甚至起身，走到病人面前。病人对她打量一番，一脚在门里，一脚在门外。小王医生堆着笑，说：“你先进来。”于是，病人的另一只脚也进来了。

那段时间，我不想回家，看到母亲，就会想起我的那些病人，处于绝经期的母亲，总是会絮叨与不满，哪怕拎个锅盖，也能拎出一串抱怨，好像她的嘴里住着一只愤怒的小鸟。我前脚刚进门，母亲后脚已开始数落，数落父亲懒，整天就知道看书，鸡飞到墙外了，也不晓得赶回来。我想转移她的注意力，给她看买的补品与衣服，她起初还蛮开心，很快又叨唠起来，说我太浪费，要注意节俭。总之，我屁股下的竹椅还没焐热，就想离开了。

不得不说，那段时间我很失落，每天坐诊，成了一件艰难的事，尤其是看到簇新的白大褂，心里怅怅然，年轻成了我与病人之间的坎。一度，这道坎成了我的一个心理障碍，听到病人说我年轻，落在耳朵边被翻译成“不会看病”，然后，心里飞沙走石。

所以，我非常感谢那位病人。我跟她说的有些话，是超乎自己年龄与阅历的，而且，“不要把别人的话当成自己的门闩”，我也做不到。可她“嗯嗯”应着，像接受一味药。

无非，我是医生，她是病人，在更年期面前，她选择了信任。

中医有十不治，其中有一条是“不信者不医治”。

阿荣伯坚持认为这个说法来自扁鹊，他坐的是内科诊室，行的是中西结合，有时一张中药方，有时一张西药方，偶尔还会替人扎个银针，也不消毒，直接扎下去。他有个口头禅：“你信不信我？”哪怕这个病人跟他很熟，他也总先来这一句。张开嘴巴的病人来不及“啊”，只好缩回舌头，吐出一个“信”字。阿荣伯这才开始看舌苔、切脉，完了，又用听诊器前胸后背地听一番，捉起笔在处方上一气呵成。那些字，常常让我想到徐渭的诗：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病人捧着处方，问阿荣伯自己得的是什么病。阿荣伯瞪起眼睛，说：“你信不信我？”病人说：“当然信，不信还会找你看病啊。”阿荣伯说：“把那药吃完后再来一趟，保证没事。”病人捧着处方，一个劲地说：“信，哪能不信。”

阿荣伯怎么也不会知道，他的同事——小干医生，会在心里反复揣摩着他的话：“你信不信我？”我把这句话都焐熟了，又噙在嘴里，准备张开嘴时，冷不丁，它又抵在腭上，在那里变冷、变硬。

不过，我知道阿荣伯在他老婆那里根本说不上话，按他自己的说法是“屁弹过”。

做医生的，一直奉行“满口的饭可以吃，满口的话不能说”。这一点，老师没教过我，是我自己看出来的：歹话全讲尽，好话留小半。

我的那些老师，似乎从来没有跟病人打过包票，哪怕产妇宫缩乏力，需要打个催产素，也要找家属谈话，把所有可能出现的意外全跟你交代好。如果难产要上头吸或产钳，那些不可预测的风险更是一条又一条，甚至产妇与胎儿都不保。家属已经担了很大的压力，经医生一谈，恐怕没有几个能镇定。但这字不得不签，不签，后面的治疗是根本没办法进行的。

刚到卫生院的时候，我还遵循着老师们的说话方式，尤其是病人问医生这病会不会好，或什么时候好，我总给一个模棱两可的结论。病人看看我，目光复杂地离开诊室。

半晌，我还回不过神来。挫败感犹如秋风中的落叶，惶恐又无奈。

童医生提醒我，这儿是卫生院，病人经不住医生的重话。

也是，那些谈话，对病人家属而言，跟惊吓无异。

县人民医院可以跟病人家属谈风险，甚至摆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因为有县级医疗条件的加持，病人会选择相信和接受。

同科室的魏医生，她是医院自己培养的妇产科医生，只有卫生进修学校的一张结业证书，二十年前还出过一起医疗事故：产妇因羊水栓塞而死亡。不过，找她看病的人还是不少。那些病人都喊她珍姨，仿佛她们不是来看病的，而是走亲戚。魏医生一身白，一脸慈祥，跟病人家长里短，“侬介是辛苦个”，然后顺势询问病情。如果这个病有些私密，魏医生便开导她：“都是女人，不要紧。”于是，一问一答，变成了一答一问，末了，魏医生还送上句“侬真熬痛”。此时，病人的情绪完全释放在魏医生的问诊里。病人看好病，魏医生还会起身相送，在走廊里又是一串话，病人“嗯嗯啊啊”应着。无疑，那是医嘱。

医术，说到底还是被人信任出来的。

当然，有些叮嘱，医生也做不到。

吕医生把X光的胸片一举，看到胸片上大面积的亮光，还有散状的斑点，跟病人说：“两只肺都有慢性阻塞性疾病的特征，要戒烟了。”病人说：“烟少吸，我能做到，戒，除非到阎罗王那里去了。”吕医生嘿嘿一笑，接了病人递过来的烟，侧过头，点上，深吸一口，半晌，一缕青烟悠悠荡荡从紧闭的嘴唇里出来，到了鼻梁那里仿佛接了什么令，突然四下逃奔。然后，吕医生给病人开了方子，叮嘱病人这段时间一定要禁烟，再不济，也要控烟。病人咧着嘴，咳嗽着，又扔给吕医生一支烟。

坐隔壁的黄医生，正叮嘱病人不要饮酒，说是脚趾肿得发亮，十有八九是痛风。病人说：“痛风是啤酒加海鲜导致的，那喝烧酒应该没事吧？”黄医生一脸正经地说：“不管什么酒，它们都是亲兄弟。还是不要喝了。”片刻，他补上了一个“吧”字。病人说：“酒不喝，做人没意思了。”后来，这个病人成了黄医生的酒友，一直喝到病人下不了地。有一次，黄医生带着银针上他家，原本想给他扎几针，结果被病人的老婆一把扫帚赶了出来，成了医院同事们的笑谈。不久，病人又能下地了，两个人又喝上了。

我也一样，叮嘱病人不要吃那些腌制食品，可我自己特别喜欢臭豆腐、臭菜梗，还有咸菜。从健康角度，这些肯定不是好东西，可我小时候下饭大多靠它们，我还给它们想了个昵称：敲饭榔头。及至长大，有条件可以吃各种新鲜的蔬菜，可记忆还指导着生活。

有一次，有个孕妇被婆婆陪着来检查，趁媳妇不注意，悄悄让我劝劝媳妇不要吃辣。原来，媳妇是贵州来的，餐餐讨辣椒吃，而他们家没有一个人喜欢辣。我有些犯难，贵州媳妇跟江南媳妇不一样，喜辣是她的食性，再说，看她在镇上举目无亲、语言不通的样子，可能辣椒是她唯一能把老家的记忆与现实连接起来的事物。不过，光吃辣椒肯定不好。我跟她说，要多吃鱼肉与鸡蛋，还有蔬菜，母体的营养对胎儿的发育很重要。我话刚说完，婆婆马上接了过去，说“医生的话你要听”。她怕媳妇听不懂，用的是半普半土的话，听起来像是“衣身的刮，侬要挺”。

医嘱，说是一个情形，理解又是一个情形。

有个病人做了一个小手术，怕她术后感染，我多开了三种药，嘱她每天服三次，每次各一颗。没有特殊情况，一周后来复查，如果出血多，或有其他不适，要随时过来。这是我惯常的说辞，紧与松都放在那里，病人可以自己掌握。

病人复诊的时候，我差点笑岔了气，虽然这实在不应该。

她服药时，药一片，谷一颗。她把“各一颗”听错了。据她自己说还很纳闷，怎么还会有“谷一颗”的用法。她以为这是我的一个偏方。

也是，作为医生，尤其是卫生院的医生，多多少少有属于自己的偏方，比如，内科的黄医生治疗腮腺炎时，除了注射抗病毒的针剂外，叮嘱病人自己挖些淤泥敷在腮帮子上。外科的谢医生曾用痰盂底的污垢，治愈了病人头上的疥疮。那些偏方，听起来有些匪夷所思，甚至很粗鄙，不怎么上得了台面。偏偏这些不入流的偏方，病人反而更信。

科室不一样，叮嘱病人的重点自然也不一样。外科手术后，医生嘱咐病人的第一句是放屁后才能吃东西。病人得小心等候，它如果姗姗来迟，病人得忍饥挨饿。平时特别尴尬的屁，此时不亚于一封进食捷报。中医习惯叮嘱饮食，尤其是那些“发食”，禁了又禁，俗称忌口，其地位不亚于第二副中药。妇产科医生的叮嘱，带着些许尴尬。当然，那份尴尬属于年轻的我，“性生活”会让我窘迫半天。我曾对着镜子练习魏医生说过的那话：“两个人不要同房。”话甫一出口，脸开始烧红。后来，我听童医生说“走拢”，一下子解开了我的心结。时间一长，“不要走拢”被我说得云淡风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