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相轻与相重

建安“三曹”，记得曹操歌咏的雄浑苍劲，记得曹植文采的风流倜傥，只记得曹丕“典论”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几近毒舌。嫉妒是普遍人性，岂独文人然。与曹植争太子，曹丕笼络文人，并无“文人相轻”一说。一旦上位，便逼老弟凄凄惨惨七步成诗。所谓“文人相轻”，不过是个雅致的借口。

深究这些，意思不大，莫如感知文人世界其实一直存在的温暖。

“诗仙”李白，“诗圣”杜甫，漫游中相遇于洛阳，从此结下一辈子的交情。

随后李杜三次同行：一起游梁宋，在太行山访仙问道，遇到边塞诗人高适。次年又相约游东鲁，寻找隐士高人。

李白交际广泛，但对小自己十一岁的杜甫格外看重：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醉别”没几天，就想起“何时”“金樽开”。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

一喝酒就想起上次杜甫喝得大醉。思念滔滔不绝犹如汶水。

杜甫更倾心：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春日忆李白》）

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短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冬日有怀李白》）

……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恐非平生魂，路远不可测……（《梦李白》二首其一）

浮云终日行，游子久不至。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梦李白》二首其二）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不见》）

杜甫共为李白赋诗十五首。春日，冬日，获罪，流放，李白永远在杜甫梦中。

李白和杜甫，是文人相重的典范。后世诗人学者闻一多由衷赞美：“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孔子见老子，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了。”（《杜甫》）

已入暮年的贺知章，读到李白的《蜀道难》，瞬间被磅礴的气势、奇诡的想象震撼。长安见面，不顾自己的高龄与身份，直呼李白为“谪仙人”，随后解下腰间的金龟饰，换来美酒与李白同醉。贺知章去世后，李白独自饮酒，想到当年的金龟换酒，不禁潸然：

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翻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李白与贺知章的忘年交，如同一坛陈酿，越久越香。

刘禹锡与柳宗元同中进士，自此命运交织。

两人积极参与的“永贞革新”，仅仅持续了一百多天便告失败。两人一同被贬。流放地相隔千里，两人一直书信往来，遥寄思念。

十年后，被召回京城，却再次双双被贬：刘禹锡贬播州，柳宗元贬柳州。柳宗元得知播州偏远且困苦，而且刘禹锡的母亲年事已高，便冒着生命危险上书请求与刘禹锡对换贬谪之地，表示即使罪加一等也无怨无悔。朝廷为其所动，更改刘禹锡任连州刺史。

四年后，柳宗元病逝柳州。刘禹锡惊闻噩耗，如得狂病，嚎啕大哭。此后，花费二十余年整理柳宗元的诗稿，编纂成《唐柳先生集》，将柳宗元的儿子抚养成人。

刘禹锡柳宗元之谊，始于志同道合，历经患难与共，终于生死可托。

八○三年，二十四岁的元稹与大他七岁的白居易一同登科，从此一同吟咏风雅、走马行猎，醉饮于长安酒肆，三十年间唱和不断。

白母去世，元稹虽财力不宽裕，却慷慨解囊，助白居易办丧事；元稹被贬，为母亲丁忧，没了俸禄，白居易“三寄衣食资，数盈二十万。岂是贪衣食，感君心缱绻”。二十万钱相当于元稹半年俸禄。

无论是相聚还是分离，两人相互赠诗酬唱，每每收到对方的诗，都要细究韵脚，对仗工整地进行回复。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和元稹《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整整一百个韵脚一模一样，把唐诗的格律表达发挥到了极致。

元白都支持永贞革新，为以身犯险的二王八司马鸣不平。他们一同发起新乐府运动，成为这场诗歌革新运动当之无愧的领袖。

元稹病逝，白居易痛哭：“今在岂有相逢日，未死应无暂忘时。从此三篇收泪后，终身无复更吟诗。”祭文说：“死生契阔者三十载，歌诗唱和者九百章，播于人间，今不复叙。”又九年，白居易写道：“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年轻的王安石参加科考，出类拔萃。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盛赞其“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论议通明，兼有时才之用，所谓无施不可者”，特意设宴款待，席间写诗《赠王介甫》：“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盍留连？”

以李白、韩愈的才华比肩王安石，满满的钦佩和殷殷的期望。

后来王安石变法，欧阳修反对，公然不执行“青苗法”。但止于君子之争，决不落井下石。

欧阳修去世，王安石作《祭欧阳文忠公文》，无一字贬损。

熙宁二年（一○六九年），王安石拟改革科考，苏东坡上奏反对。

“乌台诗案”发，为苏轼辩护的只有三个人，一位是其弟苏辙，愿把自己的官职捐出来为兄赎罪，另外两位都是苏轼的政敌：他一生的“冤家朋友”章惇和王安石。

后者时已归隐江宁，立刻派人快马加鞭赶至京城，将自己的亲笔书信呈给皇上：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苏轼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逃出生天。这才有了《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和《寒食帖》，奠定了伟大作家的文学史地位。

元丰三年（一○八○年），苏轼从黄州往汝州，经江宁，专程拜望王安石。王安石闻讯，马上风尘仆仆赶到渡口迎接。两个生命都已流过“政治三峡”的人在钟山谈诗论佛，煮酒和诗，通宵达旦。

王安石评苏东坡：“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王安石病逝，苏轼亲自执笔为评：“将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异人。使其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闲，靡然变天下之俗。”

政治上是对头，文学上是知音。苏东坡和王安石，都有着一代文豪的大度与风采。

恕道与直道

“林语堂”这个名字，最早给我深刻印象，已是一九八三年。当时中国作协组织我们几个人采访海南农垦，中间去过苏东坡曾经流放的儋县，在书摊见到林语堂写的《苏东坡传》——最早是在美国用英语写的，出版后寄给国内朋友翻译，朋友忙，延宕多时，干脆自己翻成中文——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中文本。

我由此知道了林语堂牛得不行：出于寒门，天资聪颖，六岁在村塾发蒙，十岁离家上小学。靠二哥的津贴上了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教了三年英语获得领半官费奖学金的资格，往美国哈佛读硕士。官费停止，去法国教华工识字，攒钱去德国读博士。最终向北京大学借了两千美元（实由胡适先生垫付）完成学业。一九三三年，萧伯纳逗留上海，林语堂推出《论语》专号，介绍萧伯纳，为社会上的“幽默热”推波助澜。一九三四年创办《人间世》，出版《大荒集》，一九三五年创办《宇宙风》，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

一九三五年后，林语堂第一部英文著作《吾国与吾民》在美国出版，即成畅销书，被视作关于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经典之作。奠定他在国际文坛地位的《生活的艺术》高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历五十二个星期，在欧、亚有近二十种译本并且四五十年畅销不衰，单在美国就再版四十次以上。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继《生活的艺术》之后，再次被美国的“每月读书会”选中。林语堂成为美国文艺界社交场合的宠儿。但在民间场合，他从不露自己的身份。崇拜者的信每天几十封，他让女儿替他回信，口述得头头是道，标点符号，另起段，什么都讲得清清楚楚。

几十年最重要的光阴都在欧美捱过，用英文完成了卷帙浩大的著译，活到八十一岁的林语堂一生有关东西方文学、历史、哲学的著译多达八十种，差不多一年一本书。令人难以想象的数量巨大的写作，使他不得不把英文文本寄给国内友人翻译中文版。他不遗余力地向西方人讲述中国，“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使若干浅识的西方人则知林语堂而后知有中国，知有中国而后知有中国文化，成为近百年来对国际宣扬中国传统文化贡献最大的一位作家与学者。美国文化界曾将他列为“二十世纪智慧人物之一”。一九四七年，《苏东坡传》费时三年完成，是他最偏爱的作品。

邂逅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之前，我略略听说过他与鲁迅的龃龉。

发端是几乎不足挂齿的“南云楼风波”，根源是文学方向也是人生方向的分野。

鲁迅坚持直面人生，把笔当匕首、当投枪。身上没有一点文人的柔弱，在黑暗的夜里寂静独行，哪怕是“碰壁”，“不克厥敌，战则不止”。“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一往无前的尖锐深刻，一反中国士大夫的“恕道”“中庸”传统，集中体现了其人其文的反叛性、异质性。

林语堂提倡“幽默”，追求不受束缚的本真性灵，一心只想做一个不失道义、讲究操守但自由自在的文化人。即便他一生都没有离开政治：“三·一八”时支持学生与北洋政府作对；“四·一二”后参与发起民权保障同盟；“二战”期间在美组织抵制日货，批评美政府中立政策，就弱国外交向中国当局建言献策；对“帝王”“太监”“洋奴”“西崽”“政客”“党部青年”“寓公子侄”“暴富商贾”之类黑暗与丑恶的抨击一点不逊于鲁迅的犀利……但他的立场始终停留在文化的良知，不愿介入各种政治派别的纷争。除了早年从事过政府部门英文秘书之类的职务，他从来没有担任过握有实权的政府公职，七十岁之后应邀担任的仍是大学的研究教授一类。为国家抗战作宣传，没有政府的名分和俸禄。相反，他离开重庆时把自己的房子给了文化难民居住，老舍一家从北平逃出后就在这里住了两年多。后来这里作为“老舍旧居”而成为了重庆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面是道义担当，一面是著书立说，坚持精神自主特立独行，这是他人文关怀的全部。

鲁迅曾两次写信给林语堂，不赞同他的“性灵闲适”。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

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

看近来的《论语》之类，语堂在牛角尖里，虽愤愤不平，却更钻得滋滋有味，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

鲁迅对林语堂可谓孤诣苦心。

一九三五年四月，鲁迅发表《天生蛮性》一文，全篇只有三句话：“为‘江浙人’所不懂的辜鸿铭先生赞小脚；郑孝胥先生讲王道；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仅仅将林语堂与辜鸿铭、郑孝胥并列，再无赘言，连标题也用的是林语堂的话：“我系闽人，天生蛮性；人愈骂，我愈蛮。”真是省俭得可以，老辣得可以！

鲁迅与林语堂的交恶，本质是思想的失和。一个侧重于生命价值，一个侧重于拯救社会。一个讲恕道，一个讲直道。道不同，不相与谋。

两位现代文坛的巨匠，两个主体意识强烈的生命，只能分道扬镳了。

林语堂直到今天仍然同时被诟病和被激赏的，是他对幽默、性灵、闲适的提倡。我不具备对这桩历史公案作出切实评判的起码学养和能力，只知道，作为论语派代表人物的林语堂对指责的回应，仍是不失“幽默”：

某月日，日本陷秦皇岛，迫滦河……该当有人说，将来亡国责任，应由幽默派文人独负的吧？因为听说明朝之亡，也是亡于东林党人，并非亡于吴三桂、李自成、魏忠贤。其实，这样也好，近日推诿误国责任颇成问题……弄得鸡犬不宁，朝野躁动。如果有一人能代众受过，使问题解决，天下太平，从此不再听推诿的话，也是情愿的。

谑而不虐，让人生会心的微笑。

林语堂的“恕道”，不只限于社会，也贯穿在日常生活。看见在黄包车上挂着红绿灯笼招生意的妓女，太太教训女儿：“她们是坏女人，是操皮肉生涯的，随便让男人碰她们的身体。”林语堂则说：“那些女人是因为穷，所以不得已要过这种生活，我们不要看不起她们。”厨房的大师傅和洗衣服的娘姨趁主人一家出门，公然在主人夫妇的床上偷情，却被突然因故折回的主人撞见。太太理所当然地大发雷霆，非要赶走他们。林语堂大笑，替大师傅求情——他烧的菜实在好吃——保住了他的差事。

当历史的风烟渐渐沉落，我们离当时的语境越走越远，林语堂的幽默和闲适，作为一种纯粹的人生姿态和文化格调，无可避免地显现出其现实的价值。

恬静自足的南国风习，深蕴内在的道家精神，加上非凡的聪慧与博学，酿成了林语堂平和雍容的中庸哲学，充满了智慧上的优越感。因为这些，林语堂被西方读者视作“东方哲人”。

恕道也有尊严。“恕”就是尊严。

在一个积弱积贫的国度和时代，一个单纯质朴的农家子，几乎全然在外来文化的浸染中生长，却始终保守着做人的尊严（这尊严还表现在他在美三十年而不入美国籍），我相信这是林语堂发生世界影响的一个原因。

很多年后，我在福建朋友的帮助下，寻访了林语堂故居。

林语堂出生的屋子尚在，是一间低矮的泥墙瓦屋，屋里仅有的一张老式架子床，是当年的旧物。

站在村后的河渡上，我想：林语堂最后一次从这渡头走出的那天，是个怎样的日子呢？蓝天、阳光、远山、田坂、河水、树和草也许依旧，只人事全非了。已经发生的无数故事，有多少已随风而逝，永无踪迹？又有多少将长留历史，不被忘怀？

四十岁的时候，业已名满天下的林语堂写道：“我本龙溪村家子，环山接天号东湖，十尖石起时入梦，为学养性全在兹。”这片其实说不上有什么奇特之处的四面环山的乡坂，乃是孕育了一代文化巨子的摇篮。林语堂对这乡坂充满了感激。这乡坂给予他的确实太多。

故乡人为自己的骄子建了纪念馆。

山包四面是海一样的香蕉林，一条长长的甬道从香蕉林中间穿过，抵达山道的脚下。然后是宽阔的台阶，上边是个大平台，纪念馆就建在平台上。这里是林家祖屋和祖坟之间中轴线的制高点。纪念馆前面是一尊林语堂的石雕像：穿着长衫，握着烟斗，安坐在藤椅上，满脸睿智的微笑。

这选址和设计的立意，让我想起政治人物的陵墓。这与林语堂透彻通达的人生信念和行为方式，似乎有些不相协调。他应该不会在意这种世俗的声势。

尽管林语堂自己说“我写苏东坡的传记没有别的理由，只是想写罢了”，但实际上，林语堂所以在中国无数的古贤中单挑了一个苏东坡来写，是有着内在的必然性的。甚至不妨说，林语堂写苏东坡，其实是写自己。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的序言中写道：

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终其一生他对自己完全自然，完全忠实。他天生不善于政治的狡辩和算计；他即兴的诗文或者批评某一件不合意事的作品都是心灵自然的流露……他始终卷在政治漩涡中，却始终超脱于政治之上。没有心计，没有目标，他一路唱歌、作文、评论，只是想表达心中的感受，不计本身的一切后果。就因为这样，今天的读者才欣赏他的作品，佩服他把心智用在事件过程中，最先也最后保留替自己说话的权利。他的作品散发着生动活泼的人格，有时候顽皮，有时候庄重，随场合而定，但却永远真挚、诚恳、不自欺欺人。他写作没有别的理由，只是爱写……他感觉强烈，思想清晰，文笔优美，行动勇敢，从来不因自己的利益或舆论的潮流而改变方向……他固执、多嘴、妙语如珠，口没遮拦，光明磊落；多才多艺，好奇，有深度，好儿戏，态度浪漫，作品典雅，为人父兄夫君颇有儒家的风范，骨子里却是道教徒，讨厌一切虚伪和欺骗。他的才华和学问比别人高出许多，根本用不着忌妒；他太伟大，有资格待人温文和蔼。他单纯真挚，向来不喜欢作态……难怪他快快活活，无忧无虑，像旋风般活过一辈子。

“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苏轼《次韵僧潜见赠》），林语堂引此比照苏东坡，当然也可以比照他自己。

林语堂太丰富，也太复杂。他的人生道路也很特殊。他靠著作来证明自己人格的完全独立。无论当时还是后世，褒还是贬，供奉还是冷落，在他其实都是无所谓的事情。

尤其可贵的是，林语堂对鲁迅始终是尊敬的。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把鲁迅喻之为“白象”。因为象多灰色，遇到一只白的，就当视为国家民族珍宝。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鲁迅在上海逝世。时在纽约的林语堂著文《鲁迅之死》。在一番关于生死的议论之后，真诚恳切地说：

若说悲悼，恐又不必，盖非所以悼鲁迅也。鲁迅不怕死，何为以死悼之？……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人世间》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愿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何曾“空”

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有一天突然莫名其妙地计算：我这辈子剩下的时间到底还能够读多少书？他算出来大概是两三千本，大哭， 从没想到人生是这么有限。

人生的确有限。静心想想，从一个生涩青年写到一个耄耋老人，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同行有的离世，有的痴呆，有的罢笔，有的酒瘾成疾，最可悯的是嘲笑人生无意义，嘲笑写作是愚蠢，以看破看空一切自诩。有位曾经对文学极投入的老兄，自费出过几本诗文集，忽然遁入空门，有混不吝友人询以文学，答曰“四大皆空”，嗤之以鼻。

所谓“四大皆空”，各种词典解释是指世间万事皆虚，并不存在，是绝对的虚无。其实这是对佛法“缘起性空”本义的曲解。倒是《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五回，“一心无挂，四大皆空。空苦苦，气化清风形归土”还沾了边。“空”是心无牵挂。

“缘起性空” 是佛教的核心教义之一。“缘起” 指的是世间万物皆由各种条件（因缘）和合而生起。“缘起”是“性空”的基础。“空”不是空无所有，而是说事物没有独立、永恒、主宰性的实体。譬如“花”，由各种因缘聚合而成，因缘散去，花就凋零，没有一个可以不依赖因缘而独立存在、永远不变的 “花性”，此之谓“性空”。

“缘起性空”揭示了事物存在的相对性，是一个因缘相互作用的变化过程。让人们懂得世间万物的无常和无“我”，从而摆脱种种执念和烦恼，超脱平和地看待世界，求得内心的平静和解脱。

四川峨嵋山灵岩寺有一副弥勒佛的对联很有名：

开口便笑，笑古笑今，凡事付之一笑；大肚能容，容天容地，与己何所不容。

上联是说当遇到烦心事，遇到流言蜚语，笑一笑，不要被搞得不愉快。不仅仅要乐观、诙谐，更重要的是顿悟，放下一切。

下联是说人的气度、气量，上可以容天，下可以容地，中可以容人，而且还特别强调于人无所不容。人生要有宽容的态度，宽容能容下天容下地，天地也会属于自己。

这句话是对弥勒佛的一个总结。他强调要大度能容，不要计较人世间的是非憎爱，要“宽却肚皮”“豁开心地”，只要肚量大、心胸宽，遇到冤家也能与之和平相处，甚至还能由此悟道成佛，证得“六度”。

弥勒佛，即未来佛。他在释迦入灭之前先行入灭，之后因缘成熟，从兜率天宫下生人间，绍释迦如来佛位，其经历一如释迦牟尼佛。于华林园龙华树下成正觉，以三会说法化度无量无边的众生。

“六度”也称六波罗蜜多。“波罗蜜多”为梵文 “到彼岸”之意，指由生死岸到涅槃岸。意译为“度”，指渡过、渡达。“六度”是指导大乘菩萨走向解脱的六种方法：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

其中，第三忍辱波罗蜜多，即由忍辱入解脱法门。

“忍辱”并非是指任人欺凌，逆来顺受，而是面对这些欺凌你的人和所有你认为不平等的待遇和恶劣处境时，你心中能不起嗔恨。如果你心中已生起极大嗔恨，不管行为怎样做，都已不在“忍辱波罗蜜多”。

“忍辱波罗蜜多”的“忍”有安住于一境、知其空性的意思。在任何环境中，心能不断观人空、法空，让自己从六根带来的分别觉受中解脱出来。有时即使愤怒，但其中并无嗔恨之毒，这才能进入解脱门。

然而，知易行难。即便名僧，亦不能外。

唐初寒山是著名诗僧，寒山寺就因他得名。寒山与寺中的拾得和尚传为“和合二仙”。两位在佛学、文学上的造诣都很深，最脍炙人口的莫过他们之间的一则问答：

寒山问：“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该如何处之乎？”

拾得答：“只需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

据说，寒山来寺时，形容枯槁，衣衫褴褛，头戴树皮，脚穿木屐，或廊下踱步，或对空谩骂，其怪异的言行，蕴含了许多佛理，以及面对人我是非的处世之道，非凡夫俗子所能领受。

不幸，我恰是这样的凡夫俗子。从来认为，一个襟怀坦荡、心地澄明的人，行为举止皆是自然流露，不会刻意表现自己。因为没有佛缘，我从那问答中听出的仍免不了一股寒意，一股愤懑不平的戾气：“再待几年，你且看他”，到底露出了破绽。无论如何，都不是“六度”所说的“忍辱波罗蜜多”，更谈不上“四大皆空”。

至于前面说的那位老兄，偶在饭局上见到，一派修行装束，合十作揖，一边侃侃而谈《金刚》《华严》“四大皆空”，一边浅斟低酌，挑精拣肥。是不是与“空”有缘，难说。

在我看来，世本无“空”。人生佳处在世间，世间佳处在文学。这当然是一种愚见，不足为外人道。

只想造希腊小庙

从小就不断听到大人数落：好孩子就是能成大器的材料，坏孩子就是不成器的东西。古来的教训常常是这样开头：凡要成大事者，必须如何如何。对这“如何如何”，无数人做了无数归纳。不久前从一本随手翻到的趣味杂志上看到一篇《欲成大器者，谨记以下八律》，指点迷津。就作者的出发点而言，应该是与人为善的，但前面那句“欲成大事者”总让人觉得怪别扭的。

中国古代的许多“箴言”“格言”，有个特点，凡提倡什么，总是要说做到了“提倡”的要求，就能得到某种好处。做什么，怎样做，都一定是为了得到某种好处，目的性很强很明确。好像没有这些好处，那些事就大可不做。譬如我们最熟悉的“满招损，谦受益”，宋代的苏门六君子之一陈师道在他的《拟御试武举策》中说：“君子胜人不以力，有化存焉，化者，诚服之也。故曰：满招损，谦受益。”很明显，“满招损，谦受益”是为了“胜人”，不同的是一者以“力”，一者以“化”。

不会“招损”就该自满吗？不能“受益”就不该谦虚吗？凡事都讲这样的目的论，会让我们的生活变得十分之功利，十分之狭隘，以至十分之没趣。

我有位做医生的朋友，已经有了高级职称，当了科室主任，在业界小有名气，但私下里他就是迷上了写作，总是有一种文学表达的冲动，想把他的所见、所听、所感、所想写成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哪怕是报纸上的豆腐块。见面就跟我说他的种种设想、构思、主题，种种大大小小的写作计划。说话时，额头发亮，目光如电，比比画画，口若悬河。不久我就看到他一部接一部作品的出版，文字典雅而清通，严谨而活泼，印数和销量都相当不错。出版社把他当做摇钱树。

有朋友对他颇不理解：文学已经式微，在社会上毫无影响，他是医界翘楚，要文人名头做什么？他只要愿意，节假日出个诊，收入比稿费强多了，何至于那么辛苦地爬格子！

我在文学社团工作，按照常规思维，觉得应该为有志于文学的人打气，打算给他开作品研讨会，并建议他参加全省全国性的文学评奖。他坚决不同意：老兄的好意我心领了，我就是写着玩儿的，自己开心就好，别人说好说歹，跟我没关系。

我由衷说：你步的是鲁迅、契诃夫的后尘，他们都从医学转到文学，最终成了大器。

没想到，我的话引来他的一番分教：

成了大器又怎样？奥地利著名小说家、剧作家托马斯·伯恩哈德的《我的文学奖》，不知你读过没有。他一生有着太多的成功，是文学奖的常客，拿奖拿到手软，先后获得数十种重要奖项，以至于失去了获奖的兴趣，拒绝接受任何文学奖项。两次被提名为诺贝尔奖候选人，鉴于他那么不在乎文学奖，诺奖评委会决定避免去碰这个钉子。他对此的态度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也没有什么可称赞的——如果想到死亡，一切都是可笑的。

我不可能有伯恩哈德的成就，也不至于想到死亡、觉得一切都是可笑的。我只是从来没有想过“终成大器”，也永远不会那么想。我写作，并不是要求什么“高度”，只是心里的一种冲动。只要尽兴，从中得到快活就行了。为什么非要成“大器”？说不定哪天我就放弃了，转去画画，去钓鱼，去养花养草，也不是因为参透了一切名声最终无意义，而是兴奋点变了。如果有可能选择，最好的依据其实是自己的性情。

我对这番分教心悦诚服。

为人处世莫过三种态度：一种是舍命拼搏，追名逐利；一种是愤世嫉俗，清高出尘；一种是自我尊重，让身体和精神的正当激情得到最大限度的抒发，由此获得内心平静和人生圆满。只要能做自己喜欢并且能够胜任愉快的事，成绩不必辉煌，表现不算低劣，就很可以了。

如果一定要说成器，这也是一种成器，而且，我觉得是最好的成器。

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小地做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对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理想的建筑，这庙供奉的是“人性”。

沈从文这段话，听着柔软，其实坚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