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金岳清，男，浙江临海人。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台州市作家协会主席。1990年开始发表小说，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中国作家》等。作品多次为《小说选刊》选载，入选《2023中国年度优秀中篇小说选》，获《小说选刊》年度奖·中篇小说奖，浙江省优秀文学作品奖等。著有中短篇小说集《大家的风景》《姐姐在天堂弹琴》《远距离欣赏》 《内参》，长篇散文《呼愁》等。

引子

傍晚，女儿下班回来，一进门就对我说，她们的lCU转来了一位重症病人，严重脑溢血，已经昏迷了十来天，但各项指标尚可。女儿说自己看了一眼，感觉有些脸熟。后来又留意了一下他的床牌，才知道是我老乡。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女儿说，他叫徐特林。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这天夜里，我失眠了……

一

那个冬天，我的日子并不好过。

那年，孩子尚在襁褓中，我工作很忙，迫于生计，又要到外面去拉些广告生意，工作往往到深夜，躺下睡觉时，孩子又啼哭，弄得人疲惫不堪，白天里与人说话，说着说着就会胡言乱语，有时甚至坐着说梦话，让人哭笑不得。单位里的工作本来比较轻松，博物馆馆长在会议上却点着我大名，要我一起去搞历史文化名城工作，办公室就叫历史文化名城办公室，是个临时机构，办公室设在博物馆。好在博物馆离家一墙之隔，那时家里也没有电话，大多是用博物馆的。办公人员也是文化单位凑的，其实，很少有时间用来做历史文化名城工作，都是用来应付省里文明城市验收。办公室有四人，除博物馆馆长和我外，还有一老者和女孩小许，两人都派不上大用场，只是搞些内勤工作。我是耍笔杆子的，这个时候当然首当其冲，七日一汇报，半月一小结，我把它写得有板有眼，让领导心里舒坦。小许还不错，跟我挺融洽的，我记得没人的时候她还问过我一句：你说说，恋爱时，是否可以有男友以外的情人？我说这当然可以，为什么不能够有第二个呢？我说完，自己也笑了。她很诡秘地说，你这人真鬼。我说我这人并不鬼，只是思想开放，大凡历代文人都这样。她立起身，为我倒水。我说，可惜我行动很迟钝。她说她不信。我说信不信由你。就在说这话时，我的一位乡下文友突然来找我。

我的乡下文友叫孙凯歌。孙凯歌进门时肩上背着一个泛白的牛仔袋，从西窗斜射过来的阳光正好落在他额头上。他戴着眼镜，往里扫了一眼后对我说，这么暗的光线太压抑了吧！我说不会的，怎么会呢？是你刚从外面进来的原因，你难道没有感觉到这里有鸟语花香吗？我笑着说。当然，我指的是在我对面坐着女孩小许。我们说话的那一刻，小许已站起来为孙凯歌泡了一杯茶。孙凯歌说谢谢。孙凯歌一边说话，一边用眼睛瞟着小许，弄得小许有些不好意思，脸上泛起了桃花色的胭脂晕。后来有一次喝酒时，孙凯歌对我说，坐在你对面的女孩好像还很纯真。我知道他说的纯真的含义，我说可能吗？女孩最会装出一种样子来给人看。孙凯歌说自己的眼光够毒，不会有多大差错。孙凯歌强调多次后，我也动摇了自己的看法。当然，我也希望这是真的。

这天傍晚，孙凯歌坐在我家的竹椅上翻着书，我抱着刚满周岁的女儿，跟她逗着玩。孙凯歌说，有件事不得不告诉你，可能会给你带来麻烦。我说，凯歌，什么事情你说吧！别不好意思，我们都是穿开裆裤开始玩的朋友，别这样婆婆妈妈的不好意思。孙凯歌说，你误会了，不是我有什么困难请你帮忙，而是你可能有件麻烦事情。孙凯歌一边说，一边伸手去端茶杯。我一下子警惕起来，我说：什么事情？凯歌，这几年我好像没有做过什么丑事。孙凯歌说，其实也不是大事，更不是丑事，关键是人家不理解，才瞎胡闹着。这时候，博物馆丙先生站在博物馆门口在叫我，说有我的电话。我说，凯歌，你先替我抱着，我去接个电话。说着，我把女儿递与孙凯歌，让他先替我抱着。女儿见陌生人抱她便哇哇大哭，妻子听见了，从厨房里出来，问我孩子为什么哭。我说我有电话，你来抱一下吧！孩子不肯让凯歌抱就哭。妻子听了，便跑了几步从我手里接过女儿，轻轻拍了几下，女儿的哭声便停止了。我谢过丙先生后捡起话筒，里面传出来的声音吓了我一跳，话语又急，声音又响。我一听是我父亲，我想，我父亲的声音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我真不理解素来心平气和的父亲会如此火烧火燎地教训我。我在他铺天盖地的骂声中醒来，我对着话筒说，您先别急，有什么事情您慢慢说，您心脏并不好，这样性急对心脏十分有害。他听后，停了片刻。我在话筒的另一头听见有打火机的声音，我知道父亲想缓和一下情绪又在抽烟了。电话里传出另一个声音，我知道那是小妹的声音，我问她究竟出了什么事情，惹得父亲动这么大的肝火。小妹正告我，原来是我近日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小说，小说中所描写的人物很像住在我家斜对面的李世民，李世民的儿子和女儿找上门来，说我在文章中写了他父亲，坏了他家名声，他女儿李晓月临走时还将粉拳砸在我家饭桌的桌角上，弄得碗盏叮当作响，并丢下一句气吞山河的话：这件事，我们是不会罢休的，要弄点颜色给你们看看。明白了事情原委后，我让小妹把父亲请来听电话。小妹说，爸就站在旁边。说话时，小妹已将话筒递与父亲，父亲在话筒前干咳了两声后，一直默不作声。我安慰了他几句，我说这篇文章是小说，小说是可以虚构可以塑造的，小说中的人物像谁像谁那是从素材中来，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鲁迅先生也说过，小说中的人物头可以在北京，脚可以在上海，是完全在典型化指导下提炼出来的，这是对生活的高度概括。父亲听完我的解释，对着话筒，心情沉重地说：你很迂腐。父亲的话很轻，我却受到了巨大的震动。听口气，父亲已有难处。我又安慰了他几句，我说我会抽空回老家一趟，上门做好解释工作，相信他们会理解的，况且我们两家向来比较接近，常有走动，为这种小事伤了和气实在不应该。父亲说，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可能会闹成大事。这时候，电话突然中断了，话筒里传出的老是忙音，接连拨了几次都是老样子，我只好放下电话。

从博物馆大门出来，我有些忐忑不安，尤其是父亲最后那一句话，不得不让我担心，一时间，我便有一种山雨欲来的感觉。回来后，孙凯歌见我满脸愁容，便问我是谁的电话。我告诉他电话是我父亲打来的，是我发表在报纸上的那篇小说引起了麻烦。孙凯歌霍地站起来说，我刚才也想跟你说这件事，只不过是刚刚开了头，就被你爸的电话打断了。我说，凯歌，我想详细了解一下，这里面究竟有些什么名堂，刚才我跟我爸话也只讲了一半，电话便断了。孙凯歌说自己是专程为这事来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李世民一家，而是在于有好事者从中挑唆。这一夜，我和孙凯歌一直聊到半夜。孙凯歌谈及的远比我所想象的要复杂而且严重。我惊诧于人与人之间这么容易反目成仇，也隐隐乎感到一种来自于人身安全的威胁，尤其是孙凯歌的最后一句话，使我对家乡彻底失望，并由此而产生了不可名状的厌恶。

夜已深了，我把孙凯歌送到后院二楼我的书房里休息。孙凯歌还没有睡意，便转动我的台灯，坐在床上继续看书。我轻轻带上门出来，走廊上没有灯，好在我走得习惯。月光洒在木栏杆上，因为是冬季，便显得十分凄冷。我心里很零乱，打开房门时，妻子还没有睡，还在为电视剧里的人物而神魂颠倒，我知道这部剧叫《黑色柔情》。妻子正在为剧中的主人公而得意时，发现我脸色不对。我挨着她坐下来，她把手按在我额头上，问我是否头疼。我说能否把电视关了？妻子见我晚上有些异样，也只好忍痛割爱，走上前去关电视机。我泡了一杯绿茶，一边啜着，一边把我父亲的电话和孙凯歌所讲的事情全都告诉她。本来斜躺在床上的她，一下子反弹着端座起来。她说，这算屁事，你写的是小说，关李世民个鸟！妻子一下子火起来，柳眉倒立，目光逼人，这副神态，我还是第一次领略到。这一夜，妻子睡得平安无事，而我却辗转反侧，终不能寐，天蒙蒙亮时，我才迷迷糊糊地睡着。

二

第二天，孙凯歌要回乡下去，我送他上车。路上我问他是谁首先挑起的事端，孙凯歌说他并不清楚。直到后来我才知道事情是由一老师引起的。那位老师姓姚，女的，年纪一大把了，几十年来从未教过小学高段课程，就凭着一个老字号，十余年一直担任学校语文教研组长，当着她的面，谁都尊敬她，背地里却被新来的师范生说得一无是处。听说是元旦放假后第一天上课，她在办公室里发现新年伊始市里竟然办了一份报纸，报纸是市委机关报，因为是创刊，所以广泛赠送给全市行政企事业单位等。报纸四开八版，其中一版是副刊，取名华顶山。她忽然发现华顶山上面有一篇我的文章，因为是同乡，便先睹为快。她读完后，兴奋不已，像当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激动，便在办公室里大声嚷嚷，说我的文章是写李世民的，这样写不应该，尤其是结尾，应该首尾呼应，点明题意，这是写文章的起码道理。有老师听了，便觉得好笑，对她说，这是小说，我们教学生的是记叙性作文，两者不可同日而语。她听了就很不高兴，她说，我教了这么多年书，当了十几年语文教研组长，难道连这一点也不懂？你学校里刚出来，你懂什么！那老师是个女孩，被她一顿抢白便红着脸偷偷地溜出门。放学后，她还在跟那女孩生气，气呼呼地把报纸折叠好放进皮包里要带给李世民，路上遇见徐特林。徐特林算得上小镇发言人，姚老师对他客气三分，把报纸拿出来给他看，让他来辩理。徐特林一看，一口认定是写李世民的，便自告奋勇要过报纸去找李世民。

李世民住在小镇上，靠修补雨伞起家。起初在小镇上搭个铺子，人称“小雨伞”。割了几次资本主义尾巴后，心神不宁，见人家叫他“小雨伞”便沉下脸来。后来就不一样了，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只要会抓老鼠就是好猫。李世民便扬眉吐气，逢人便说自己是早年赫赫有名的“小雨伞”。人家说，你难道不怕割资本主义尾巴吗？李世民说，那是老皇历，如今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商品经济本身就应该存在，现在上报纸上电视广告费还昂贵着呢？我“小雨伞”还是一句通俗易懂的广告语呐！果真如此，李世民打着“小雨伞”的牌子，从修雨伞到卖雨伞，从卖雨伞到办雨伞厂，成立“小雨伞制造公司”，几年下来便成为小镇首富，三年前在我家斜对门又买了两间店面，以一百八十万元成交，令小镇人咋舌。

那一日，徐特林径直来到“小雨伞制造公司”，把那张报纸摊在李世民的老板桌上，指着我的名字说，你看看，你看看这文章写谁的？出谁的丑？李世民看了一眼说，我们两家一直和睦，还有走动，想必他不会跟我过不去吧？徐特林急了，便拖过一把椅子坐下说，你看看，你看看，他损害了你的名誉权。李世民见他这么说，便说自己忙，报纸先留下，让他慢慢解读。

三

接连几天，我一直在想这件破事，睡不好觉，也吃不好饭，上班也混混沌沌的，连走路都无精打采。妻子说我怎么变了个人似的，好像丢失了灵魂。乡下也不时来电话，打电话的人都是亲朋好友，他们在电话中说的都是这件破事。我知道他们完全出于好心，他们请我留心，请我注意安全。我被搞得心烦意乱。在电话中，我对他们说，这件事我已经知道了，我会找个适当时间，回去一趟，当面解释清楚，以便消除误解。他们听后都吃了一惊，劝我不必回去，去了也说不清，并且还有危险。我知道一时三刻我也无法向他们解释清楚，还是不说为好，便匆匆地提前说一些以示结束通话的话语，再重重地搁上电话。有些时候，响声很大，坐在对面的小许抬起头，用一种无法理喻的目光打量我，问我出了什么事？我不想解释，便用一些平淡无味的话来搪塞。

有一日，我闷得发慌，想找出我那篇文章看看，这其中究竟有无中伤人家的恶意，如果真的有此意，那也应该让人家唾骂。倘若没有这样的意思，是人家的误读误解，这真的太伤我的心了。

妻子上街买菜去了，孩子正睡着，我在书桌抽屉里找到那张报纸。报纸八版，副刊版排在最后，我在第八版角落里找到那篇笔记小说，我十分挑剔地读了好几遍，不但没有找出恶语伤人之意，反而为洋溢着江南小镇风情的小说氛围而陶醉。我怕自己偏袒自己，又站在对方的立场去审读小说，结果也无感觉到令人尴尬之处。我又在档案袋中找出小说原稿，发现这并非单篇独立的小说，而是以家乡小镇为背景的一组笔记小说。小说共七篇，全是人物素描式的，而且写得诙谐幽默。我呆了，惊出一身冷汗：要是小镇上其他六人都觉得自己像小说中的人物，说我在小说中诋毁他们的形像或名誉，那还了得，我岂不淹死在家乡父老的唾沫中！还有我的父母呢？我的小妹呢？他（她）们如何支撑得了这鼎沸的人声？我想，我为什么要写这一组小说，世象万千，社会广阔，我何必要以家乡小镇为背景？以熟人为典型？尽不到一点绵薄之力，却反而招来一些麻烦。我翻到小说的最后一页，看见落款时间，于是我想起来了，这一组小说是在怎样的背景下产生的，想不到它为我带来喜悦的同时，也给我带来烦恼和忧虑。

多年前的冬天，我借调到市群艺馆创作室，在这之前，我是乡下一名半脱产宣传干事，因为我在写作上有一些名气，所以领导让我到市里锻炼，看看可否培养。再说群艺馆创作室黄老先生也已经五十有六了，离退休时限也不远，如果我能行，将来可以顶上黄老先生的位置；若不可雕琢，则一年之后打道回府。有一次，我随黄老先生到一个风景名胜区去参加省里组织的文学创作改稿会，全省好手云集，与我同住一室的是一位颇有汪曾琪先生风范的老作家。那天晚上，我们啜着淡茶，围着取暖器谈小说、谈人生。我说起我的家乡，他说，那是典型的江南水乡，我去过，文化底蕴深厚，民风淳朴，这本来就是一道风景，你若以此为背景，选出几个典型人物，写一组笔记体小说，说不定会打响。回来后，我一直记住那长者的话，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我真的找到了七个鲜活的典型人物，因为是笔记小说，人物原型又都很熟悉，构思也不怎么费时，所以写得也很顺手。小说写好后，我便给它起了一个总题，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小说寄与那位老作家，由他给我推荐出去。想不到小说很快在一家省刊发表，还有两篇选入《微型小说选刊》，我也因此而声名鹊起，大家一致公认我坐稳了群艺馆那把藤椅。后来，我果真如此。这一年，我二十五岁，我有点沾沾自喜，当然，那是多年以前的事。这次本市日报创刊时，编辑、记者绝大部分是年轻人，有几个还称我为老师，因为我所在的群艺馆创作室除了辅导群众创作外，还编一张《通江文艺》小报，一年六期。我曾编发过他（她）们的处女作。日报编副刊的人名叫项进，我编发过他的散文，风格像杨朔。有一个中午，项进和报社的美编陈一维都坐在我家，三人一起喝酒，喝了两瓶白酒后，我们都有些醉醺醺的。项进向我约稿，说最好是小说稿，字数不要超过两千，要考虑报纸的容量。我说手头没有，一时间也写不出好东西。项进说，随便写写吧！大手笔了，写出来的东西就大气。我笑笑，抿了一小口酒。项进说，只要好，发过的也可以，反正是地方性报纸。陈一维也随声附和。我说，那好吧，等会儿我便可给你带去。项进一听来了精神，站起来说，为老师的拔刀相助干杯。三个酒杯相撞，他用力过猛，酒杯被撞出了一个缺口。酒后我没有食言，我把发表在省刊后又被《微型小说选刊》选过的那篇小说底稿交给项进，并让他用后将我的原稿送回，以便我存档。过了两个星期，日报创刊号出版了，文章也出来了，旁边还配了插图，是陈一维的钢笔画，颇有江南水乡风韵，这也充分体现了小说的内涵。我记得我当时在路上遇见陈一维时，还说过他艺术感觉不错，或许日后会大红大紫之类的话。

妻子回来时，我正在整理杂乱的稿子。孩子早已醒来，在前面平房的卧室里哭了好久，我在后院书房里一直没有听见，孩子尿了床又拉了屎，把卧室渲染得臭气冲天。听见妻子站在院子里朝我吼叫时，我便匆匆地把那些报纸杂志重新装入档案袋，急急忙忙下楼来。妻子骂我这些天有点丧魂落魄，我想，也许是吧！这种心情，她如何体验呢？她是无法体验得到的。

第二天下午，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我在办公室里有了空闲，我想，我应该打个电话把项进找来。我这样想的时候，便随手拨通了项进办公室电话，坐在他对面的蒋编辑说他在开会，我让蒋编辑转告项进，让他晚上来我家里一趟。搁下话筒，我站起来，从抽屉里摸出一支烟点着，猛吸了两口后，把目光投向窗外。冬天的天铅灰色的，有些阴冷，似乎要下雪的感觉，窗外的树枝早已没有了叶子，孤零零的挺立在呼啸的北风中，远处巾子山上的宋塔也很落寞。天空中连只鸟儿也没有，大地寂静。我想，晚上项进会来吗？

晚上，项进来了。项进来的时候，我们一家还在楼下餐厅里，我让他自己上后院书房里泡茶，我清理了厨房后，把孩子和妻子送到卧室，给她们接好取暖器，便轻轻地带上门出来。后院的木楼已很破败，脚底下的木板踩上去并不十分踏实。项进坐在我书房里的木沙发上一手翻着杂志，一手拿着紫砂壶倒茶。我在他对面坐下来的时候，他问我究竟是什么事情，我便把那个烦恼的事情说与他。项进说，真是岂有此理，是小说，怎么能对号入座呢？我说，我告诉你这件事的意思是让你知道有这么回事。我和项进一直谈到九点，项进说他女朋友还在他家里，等他一起去另一个朋友家看刚刚装潢好的新房。我见他这么说，也不挽留他，送他出门。走过湖边，隔岸舞厅里传出强节奏的迪斯科乐音，鼓击着我的太阳穴，我感到头昏目眩。临别时，项进劝我想开些，不要有思想包袱。

四

从湖边回来，我想上楼清理一下书籍，路过博物馆时，丙先生正好出来找我。院子里树很多，而且高大，丙先生没有看见我，便站在那尊太平天国时期铸造的古炮——“大将军”前，朝着我的书房高叫我名字。我跑了几步迎上去，丙先生说有我的电话。电话是乡下小镇打来的，打电话的是文友老任。老任向来脾气急躁，话说得很快很硬，他说徐特林已把李世民胃口吊起来了，说至少要你赔偿精神损失费八十万元，李世民的儿子李河和女儿李晓月都红了眼，说一旦打赢官司，就准备把你家两间街面屋连屋带地基都给你并过去。老任在电话里还说，徐特林不知在哪里打听到，说你类似的文章不止一篇，而是一组，这些天，他都在广泛搜集你的文章，再与小镇上的人逐一比对，看看跟谁比较像，要找出相对应的人，再一一告诉他们，让他们联合起来。你务必小心，要尽快找出对策，不然，到时候措手不及。后面的话我便听不清楚了，不知是话筒的原因，还是我耳朵出了问题，我只听见话筒里传来的全是泛水泡的声音，即使能听见言辞，也是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的，像秋收时脱粒机弄出来的白豆，立体，圆润。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搁下话筒，怎样告辞丙先生，又怎样从博物馆大门出来的。从博物馆大门出来后，还没走出五米，站在“大将军”旁，我忽然有呕吐的感觉，便急急的跑到墙角边，弯腰呕吐。吐了一阵后，我全身酥软，眼冒金星，但胃已舒适了许多。这时候，我抬起头来，看见天空已飞起了雪花，我想，明天可能会大雪封门。

这天夜里，我又失眠了。我一直在想，连李河这样的人也无法理解我的小说，这世界真有点不可思议。李河是我儿时的朋友和同学，从小学到高中，他一直坐在我前面。那时候，天天要割尾巴，连补雨衣、修雨伞，只要与钱字有关的都要割。李世民的“小雨伞”铺是在一个雨天的早晨被查封的。我记得我当时正捧着饭碗坐在门口吃早饭，外面雨下得很大，来集市的人也很早，因为是农忙，都想买些东西早点回去，李世民的雨伞铺里便挤满了人。李世民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白衬衣，站在门口高处，正忙得不可开交，他一边跟顾客讨价还价，一边回头招呼屋里的妻子来帮忙。他妻子从屋里出来时，看见雨伞铺前面已站了四五个穿制服披雨衣的男人，心里“咯噔”一下，用胳膊肘挤了挤李世民。李世民见妻子的动作有点莫名其妙，便瞪了她一眼，他妻子呶呶嘴，李世民抬头一看，心里凉了半截，手中的黄漆布竹伞滑落在地上。顾客见了，纷纷退了出去。一个穿制服的男人突然飞起一脚，那竹伞摊铺便稀哩哗啦的枯萎在地上。另一个男人抢上前一把抓住李世民衬衣的胸襟，大声嚷嚷说，他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尾巴，要到打办去坦白交代。李世民吓得脸色铁青，佝偻着身子不敢动弹。李世民的妻子一屁股坐在泥地上，哭爹叫娘，雨伞铺便像炸了锅的粥。李世民的老娘怕吓坏了孙子与孙女，左右各一个，面对着自己紧紧搂住。这时候，雨已经晴了，男女老少从街两头涌过来，雨伞铺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我看不见里面的情况，便跑到楼上，打开窗门，正想探出头去，我母亲追上楼，说再不下来，上课就要迟到了，我只好怏怏地下楼来。这天，李河一整天都没有来学校上课，听说李世民被抓到打办后，李河的母亲带着一对儿女和满头白发的婆婆到打办门前静坐，打办罚了李世民五百元人民币后，便于当日下午三时把他放了出来。小镇上的人都说这是李世民老婆的绝招，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五百元钱当中有两百元是我母亲借给她的，两百元差不多是当时我父亲两个月的工资。后来，李家便和我家走得更近了，李河跟我关系也要比跟别的同学密切些。遗憾的是李河被这件事刺激到了，记忆力逐渐下降，后来没有考上大学，跟随他父亲重操旧业了。

五

我觉得我有必要给李河写封信，我不相信李河不理解我的用意。开始时，我想打电话沟通，后来想想，电话中言辞表达不一定都准确，万一理解偏了，事情反而会更糟。写信没有关系，话不到点子上时，还可以在纸上修改，修改后再重新誊写，这样万无一失。我妻子说，你写什么信，别自作多情，这年头人情比纸薄，你不信，走着瞧。对于妻子的话，我知道也只能仅作参考，因为她跟李晓月有过矛盾，至于矛盾在哪里，我也说不上来，听说是为了我，但我压根儿没有感觉到。所以我怀疑妻子意气用，明明是她胜利了，有时她还与我过不去，逼我坦白交代，弄得我哭笑不得。当然，小妹说李晓月竟然用粉拳砸在我家桌角上，我心里十分难受，这一拳把往日的娴静贤淑砸得走了味儿。

信写好了，是写给李河的。内容是我们是发小，是同学，我们两家有着深厚的友情，我写的是小说，是小镇人物素描，是写小人物心中的酸甜苦辣和命运遭际，决无诋毁李家的用意等等。在最后一段，我将鲁迅先生对小说的理解也写上，并说我们都是读过书的人，对小说的定义都理解，千万不要听人家一鼻孔之见云云。

第二天，下起了鹅毛大雪，我看见窗外一片银装素裹。我对妻子说，下大雪了，我去买点早餐吧！你想吃点什么？妻子说，随便吧！你多穿件衣服，下雪天，空气冷。我出门时，她又补了一句：别忘了给孩子带一瓶牛奶。我说知道了。到了大街上，站在邮局橄榄色的邮筒前，我把信上地址又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什么差错，才将信投入筒内。

这之后，我便开始注意单位里的信件。接连几天，我都没有收到我想收到的信，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我想李河已经无法挽回了，我在信中的真心实意完全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还是妻子有眼光，自己读多了书，慢慢地有了一条书理，这种理，也只能是自己对自己的合理解释，可人家不按这个理来，一切也都枉然。这样想着时，我感觉心里舒坦了许多，觉得自己没有欠人家什么，而是人家不理解文学，不理解小说，个别好事者甚至在借题发挥，有意恶搞。

这一天，路上的雪也消融得差不多了，公园里枯黄的草坪又露出皮来，我心里也亮堂了许多。我下班回到家里，刚踏进门，妻子说，父亲来了。我一下子紧张起来，我想，父亲这一大把年纪了，这么寒冷的冬天来城里肯定是为了这件事，况且，来之前连一个招呼也没打，父亲过去好像不是这样的，每次来城里都是电话先行，我再到车站去接他老人家的。我问妻子父亲在哪里？妻子说在我后院的书房里。

我上楼时，书房门关着，父亲在里面，我在木门上轻轻敲了两下。父亲走过来把门打开，见了我一句话也没有，扭过头走回去，坐在木沙发上。茶几上还摊着一本书，书上放了一副老花眼镜，我知道父亲刚才在看《聊斋志异》。我说，爸，您哪个时候来的？父亲说，你过来。父亲的脸色很难看，说话声音也很沉。我想缓和一下气氛，便说，爸？你怎么不先打个电话来？这么冷的天气。我一边说，一边走过去给他泡茶。“啪”的一声，父亲突然抡起手在我脸上重重掴了一掌。我惊呆了，用手捂住火辣辣的脸，直愣愣盯着父亲。父亲也呆了。我看着父亲，父亲也看着我。我们一时都没有说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父亲的手在空中停了片刻才缓缓放下来，放得很慢，很沉。父亲一边放下手，一边老泪纵横。我慌了，我说，爸，究竟出了什么大事？父亲一屁股坐在木沙发上，佝偻着背，双手捧住头，样子够心酸的。我忙把纸巾递上去，又去里屋拿出取暖器，接通电源后放在父亲座位旁边，这时候，屋里才稍稍有了些暖气。父亲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颤抖着说，天地广阔，你为什么偏偏要写这样的人家？你知道吗？李世民过去是什么玩意儿，现在呢？现在他是企业家，炙手可热，你惹得起他吗？我说，爸，可我没有写他？我写的是小说，小说可以塑造的，可以虚构的，我以他作为模特儿并没有错，也并不是全部真实，只是部分像他，况且我的文章里也没有贬低的意思。父亲喝了一口茶，掏出一支烟，我给他点上。父亲狠狠地吸上一口烟，长长吁了一口气，对我说，你还太嫩，这样的事情还不是由他们说了算，他们说写他了，就写他了，你还能辩到哪里去？我不作声，惟恐引起父亲的愤怒，其实我心里极不舒服，天下哪有这样不讲理的。父亲说，徐特林是条狗，在李世民面前摇尾乞怜，为了讨好李世民，挑起事端，李世民开始没有在意这件事，徐特林又弄了一张报纸给李世民的儿子李河看，还给李晓月看，看了又分析那篇文章是如何恶毒，如何丑化他们李氏一家。我说，我无论如何要回家一次。父亲说，你回家干什么？你回家毫无作用，反而会引起更大麻烦，到城里，他们也不敢来放肆，待春节放假时再回去。这几天徐特林还在找你其他文章，他听说你这类文章写了七八篇，他要全找出来，说不定他们还会联手来整你，你应该报告领导。我说，爸，你别怕，我会有办法的，我身正不怕影子斜。

午饭后，父亲要回乡下，我和妻子都想留他住几天，他执意不肯，他说他要注意动向，看看徐特林他们有什么新花招。见留他老人家不住，我便把他送上车。我望着父亲远去的身影，想起父亲上车时蹒跚的步履，心底里泛起一股辛酸。这天夜里，妻子问我事情怎么样了，我把父亲告诉我的情况说了一遍。妻子说，徐特林为什么跟你过不去？我说，不，徐特林不是跟我过不去，是跟我爸过不去，我爸没有什么辫子可给他抓，他就把火发到我身上，这次他故意借题发挥，大做文章。妻子说，他为什么跟你爸过不去，总应该有个渊源吧？我说，你在家里时都没耳闻？妻子说没有。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我是后来才听人说的，我说。妻子还想说什么，见我情绪低落，便也默不作声。

上午上班时，我坐在那把破败的藤椅上思前想后。我想，我该不该把这件事告诉领导。我一边喝茶，一边考虑有无这个必要，如果得不到什么帮助，那还不如不说，况且这不是工作上引起的，而是我个人的事。我正想着时，小许给我一封信，我一看信是乡下的，便有些欣喜，我估计是李河的，只要他来信了，就表明有沟通的可能，事情便会有转机的希望。我打开一看，信不是李河的，这使我大失所望。信是一个女人写的，她叫林莉平。林莉平在信中说，有天中午徐特林找到她家，向她借以前的《山海经》杂志，林莉平说自己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所以把《山海经》杂志全部拿出来，连同创刊号，一并给了徐特林。林莉平说自己因为孩子睡醒了，在摇篮里哭，便去给孩子喂奶，徐特林很认真地翻了一遍，临走时，还带去三本，说是借回去好好读。林莉平说自己第二天才听说这场风波，还知道徐特林拿借去的杂志去复印，等他送回来后，林莉平说自己非常生气，在徐特林面前发了火，但徐特林涎着脸，把杂志搁在木凳上便走了。接下去，林莉平在信中一连写了好几个抱歉，并请我原谅她，说她自己的确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在信行将结束时，她还添了一句，说徐特林来的时候，还有一个叫李河的人跟他一道来的。看完信，我很平静地翻我档案橱里的档案，在贴有《山海经》字样的木橱抽屉里，我找出一大叠发黄了的《山海经》。

六

《山海经》其实算不上什么刊物，是一本油印内刊。十多年前，小镇上几个爱好文学的朋友经常凑在一起聊天，像是文学沙龙，聚过几次后，孙凯歌提议办一份油印杂志，由我来执掌。经过几个回合讨论后，便定名为《山海经》。《山海经》意思也很明白，我们那里地处东南沿海，多山小地，有一句口头禅叫“七水二山一分田”，《山海经》只不过顺其意而已。第一期出来时，有个女孩来找我，向我要一本《山海经》创刊号，第二天，她又送来一篇散文，叫《一夜之水》，让我提提意见。我看了，觉得文理皆通，只是力度稍逊，但作为初学写作者能到达这一层次，这已是难能可贵的了，况且又是在小镇。我决定鼓励一下，发表她的文章。文章刊出前，她打来电话说将她笔名改成真名，我才知道她的真名叫林莉平。

我在一大叠发黄的《山海经》里发现真的有三篇东西是我写的，一篇以《小雨伞》为题目，另一篇写一家棺材铺，还有一篇是创作谈。我想，写棺材铺的文章跟小镇现实的一家相去甚远，想必他们不会捕风捉影，创作谈是写那一组文章的由来和感想，这也与他们毫无相干，至于《小雨伞》那篇，他们已经对号入座，既然我的解释无济于事，那只好让他们去兴风作浪好了。但无法使我明白的是，在《山海经》上发的《小雨伞》与在市报创刊号上发的《小雨伞》同一内容，其间相距已六七年之久，李世民一家为什么对此毫无反应呢？而六七年之后，却为此而激动异常，大有对簿公堂之势呢？我想，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好事者徐特林的功劳。因为，六七年前，徐特林正生活在铁窗里。

七

徐特林是我父亲的小学同学。

我父亲说他小时候讨厌读书，尤其是数学，一上课就说头疼，把脑袋搁在桌上，搁着搁着便昏沉沉地睡着了。数学老师老是用半截粉笔扔过来，有时正好击中他的脸，正在睡梦中的徐特林便吓了一跳。有一年秋天，学校刚开学还不到一个月，他便把数学新课本扔进茅坑里。这件事正好被他弟弟撞见，他弟弟这天闹肚子，想上茅坑拉屎，看见徐特林把一本书扔在茅坑里，又用一根高粱杆往里戳，便提着裤子去向他父亲告状。他父亲赶来一看，茅坑里的新书还有一角露在外面。气得脸色发青，把他吊在屋柱上，剥光衣服，打破了一杆旧扫帚柄。徐特林虽然不喜欢数学，但对于课外书，却很喜欢，尤其是《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有时候上课，他把这书本放在课本里层，两本书同时竖在桌上，老师看到的往往是外面课本，这样老师也看不出破绽。他呢？当然也读得津津有味。后来，徐特林没有考上高中，跟他父亲去做了一段时间篾匠。篾匠活很累，整日弯腰躬背蹲在地上，他吃不消，在家游荡了几年后，跟邻镇一位姓邱的师傅学做豆腐。其实，做豆腐比篾匠活更苦更累，大冬天的，凌晨两三点钟就得起床劳作，尤其是寒冬腊月的早晨，泼出去的水都会结冰，人却要跟水打交道，所以第一个冬天尚未结束，徐特林就溜了回来。这一年正好村里要扩建猪市场，要补充人手，徐特林知道管理猪市场虽然脏些，但人很轻松。徐特林不会熬苦，但脑子很灵动，看准了这差使，夜里便提着一条烟去村长家。村长是老烟枪，儿女多，家里穷，平时抽烟斗，给他一包烟他便笑逐颜开。给他一条烟，他差点把自家女儿也许配给了徐特林。徐特林临走时，村长把猪市场管理办公室的钥匙也给了他，徐特林一路小调哼回家。

过了几年，徐特林娶了妻子。妻子来自海边一个偏僻山坳，也是小学文化，出身苦人家，但五官精致，皮肤也好，嫁过来半年，徐特林就给她买了一辆人力车，给人家拉货，挣的钱一五一十全交给徐特林。不到两年，女人便粗糙不堪。徐特林手里有了小钱，就动起心思，寻花问柳，有人奇怪，这女人不闹不问，原来她自小就耳朵聋。这样也好，女人无怨无悔，徐特林也更加潇洒。但好景不长，过了几年，社会上刮起割尾巴风，猪市场停业，女人也早已有了孩子，这日子每况愈下。徐特林游荡了几年后，形势又有些好转，女人娘家说那边要办轮窑厂，做砖瓦，让他们一家人都过去，徐特林识得几个字，又是从小镇里出来，脑子当然比他们要灵活一点，便当了轮窑厂会计。几个月下来，老病又重犯。打泥的女工见他手上有些权，也靠着点，他便乘着打主意。一天傍晚，人家都收工了，他和一个女工还留着，那女工平日里就跟他打情骂俏，徐特林心中有几分底气，约她一起回家。走过一畦芋艿地时，徐特林把她拉进地里，芋艿叶长得茂盛，那女工半推半就，便与他在地垄上行事。女工的小叔子是泥坯工，想着一件衣服还搁在泥坯上，半路折回来取衣服，走在地埂上，见芋艿叶攒动得厉害，过来看个究竟，见两团白肉在地上滚动着，吓了一跳。徐特林落荒而逃，女工恶人先告状，一进家门就在丈夫面前哭诉小叔子调戏她，把她推进芋艿地里，去拉她的裤子，被她狠命蹬了一脚，脱手逃回来。女工还把裤上拉坏了的拉链指给丈夫看。女工丈夫是个跛腿子，行动不便，性子却很急，一听就上火，抢起桌上一把菜刀要去砍兄弟。她又抱住丈夫劝他耐着点性子，家丑不可外扬，免得人家耻笑，况且事也没成。丈夫听了，一刀砍在自家门板上，门板被砍了个大裂缝。小叔子有些口吃，生性也忠厚，到了大哥门口看到这样的情景，知道嫂子早已诬告了自己，解释也是白搭，便远远地避着。这一避，当大哥的就以为是事实。再说，徐特林手里有权，他妻舅又多，也惹不起，所以小叔子只好将这件事闷在心里。

这年冬天，徐特林来找我父亲，请我父亲给他盖个公章。我父亲原来是商店职员，因为略通笔墨，所以兼当村里会计，印把子自然在我父亲手里。我父亲问他是什么证明，徐特林说是有关耕牛的证明。那年头耕牛几乎能抵人命，这还了得，我父亲十分警觉。徐特林所写的证明，意思是我们村里出卖一头耕牛，并由他代办。我父亲说村里无耕牛出卖，更毋须由他来代办。我父亲盯着徐特林的脸，让他好自为之，不要走歪门邪道。徐特林在我父亲面前讲了很多好话，我父亲就是不给盖印，徐特林临走时，留下两瓶绍兴女儿红。第二天，我父亲让我母亲把它送给徐特林的父亲，说是徐特林让人带来孝敬他老人家的。

过了半个月，东窗事发，我父亲恍然大悟，原来徐特林在他做砖瓦的邻村偷了一头耕牛，卖到邻县，遭到对方怀疑，向他要证明，徐特林想让我父亲盖个章，出个证明，因为我父亲不盖章，他就拿不出证明，对方要还牛退钱，一来二去，被邻村人捕捉了风声。邻村告到乡里，徐特林便铛锒入狱，被判了一年有期徒刑。刑满后，徐特林再也没法去轮窑厂当会计，他妻子也回到小镇，孩子都读书了，她重操旧业。徐特林游手好闲，既帮东家调解矛盾，也帮西家打官司，仍然干这一套卖嘴皮的营生，从中赚得一些好处。当然，对我父亲,徐特林恨之入骨，他说，他蹲牢房责任完全在我父亲，如果我父亲那天晚上给他盖了印，事情决不会败露。他常常在别人面前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八

徐特林复印了我三篇文章后，这天下午一直在研究我的文章，在另外两篇文章里，他都找到了他自以为能攻击我的缺口。看完写棺材铺的小说后，他又说这东西是写陈子善的。在另一篇创作谈里，我用了一个孵字，我的意思是小镇这一组人物在我脑子里已酝酿很久了，这也跟孵小鸡一样，在温度、湿度、时间等条件成熟时，一定会脱颖而出。徐特林却说我这个孵字用得十分恶毒，把人比成鸡蛋，这简直是对小镇人的一种侮辱。我不得不佩服徐特林这种惹事生非的本领，他竟然会抓住这个关键的而又使平民百姓无法理解的字眼，大做文章，这与他平时游手好闲混迹于是非之地有关。这正像打蛇的人打着了蛇的七寸，他抓住这个致命的字眼去盅惑人心，我想，只要不是写小说搞文学者，又有几人能不被他盅惑呢？区区小镇，更多的是凡夫俗子，谁又能理解孵字的魅力所在呢？其实用这个孵字也不是我的智慧，而是我一位文友贡献的，我记得他当时为我提供了这个字眼时，我击节赞叹。

我那一组关于小镇人物素描的小说发表后，有一家选刊来信说选用两篇，要我寄一张生活照，并写一篇千把字的创作谈。创作谈篇幅短，其容量却大，并且应该有一定的独特性，我为这篇小东西绞尽脑汁。有一夜文友来神聊，我把那家选刊的来信给他看，他说写小说太难了，构思小说简直跟孵小鸡一样。我听了，觉得他说的这个孵字很鲜活。那位文友离开后，我便动手写创作谈，竟然十分顺手，文章一气呵成。过了两天，孙凯歌打来电话说，《山海经》创刊十周年的日子快到了，准备搞一组专辑文章来纪念。我说无时间专门为他写，手头也只有一篇千字文的创作谈。孙凯歌要我把创作谈寄过去，或许会给初学者一个启迪。我见他言辞恳切，第二天便把底稿重抄了一遍寄过去。文章印出来后，文学圈子里的人都说这篇东西写得不错，尤其是这个孵字，一笔妙着，尽得风流，简直是绝了。我想，这样说有些夸大，是他们对我的吹捧，况且孵字也是文友说的，不是我的创意，这样说，令我汗颜。当然，这个孵字会给我的生活雪上加霜，这也是我始料不及的。

徐特林找到文章后，并不像上次那样直接送到陈子善手里，而是到柴爿巷十字街口去闲话。柴爿巷与左营街分别是东西走向与南北走向的一巷一街，十字街口历来是小镇人的好去处，其原因有两点：第一，这地方是小镇中心；第二，这里小吃摊集中。人来往多了，新闻也自然多，谁家媳妇被公公睡了、哪个歌舞厅里刚来的四川妹被三个男青年骗到洛河桥轮奸了……第二天，新闻便会在这里得以传播。当然，这十字街口不仅关心民间风流，也关注国际大事，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苏联解体、索马里事件、波黑战争、北约东扩、南北朝鲜吃紧、拉宾遇刺、钓鱼岛问题、美国佬拖欠联合国巨额会费等等，都是晚饭后小镇人的中心话题。徐特林从出狱第二年开始，一直订阅新华通讯社主办的《参考消息》，所以他是大家一致公认的小镇新闻发言人，就连卡拉季奇的生平、思想以及与克林顿、北约之间的周旋，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当然，对于小镇新闻，他说得更加鲜活，哪个副镇长进卡拉OK包厢，还色令智昏给了三陪女名片；哪家银行在海南跟人合作搞房地产开发，沉淀资金两个亿；哪个县一个下午被带走了两个副县长。所以，在小镇人眼里，徐特林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徐特林没有去找陈子善而是到十字街口闲话，这一手十分毒辣。第二天便传遍了整个小镇，这当然指另一篇有关棺材铺的小说。小说其实完全虚构，我在小说中设置了一个家庭，丈夫开棺材铺，妻子是个接生婆，这一生一死，掌握着小镇人的生死账簿，应该说悲剧和喜剧在这里冲突，其氛围够艺术的。徐特林却说我这篇小说是写陈子善的，理由是陈子善是开棺材铺的。就凭这一点，他把小说分析得头头是道，说我在小说中诅咒陈子善，本来想把第一千口雕花棺材留给自己，却被先逝的老伴所用，这些话分明都带有恶意。人的思维其实也很怪，徐特林这么一说，大家都把思想集中在这一点上，宁可相信它真实，也不愿意它虚构。

十字街口新闻传到陈子善那里，陈子善当夜便来找我父亲，这是我后来听我父亲说的。父亲告诉我陈子善来找他时，他已经睡下了，因为这天他正好感冒。陈子善在楼下敲门，我母亲披着父亲的棉大衣抖嗦着下楼开门。门外寒气逼人，进屋时陈子善神形严肃，径直上楼，来到我父亲床前。我父亲见陈子善一脸冷峻，便披一件羊皮短袄坐起来。陈子善开口便骂，骂我父亲生下我这个活宝，吃饱了饭闲着无事，专写一些下作文章。我父亲听了，吃了一惊，想不到一波未平，一浪又起。我父亲劝他坐下来慢慢说，我们都乡里乡亲的，用不着动这么大的肝火。陈子善不肯坐，我父亲给他递烟也不接，站在那里气呼呼地说，我们前世无仇今日无怨，凭什么要捉弄我？我开棺材铺也与你家无干，你儿子为什么要写我，诅咒我？告诉你，这件事我是不会罢休的，我还要起诉，让法律来为我讨个公道。陈子善圆目怒睁，雷霆咆哮，一口气说了很多，我父亲想插话也插不上去，等他稍作停顿，我父亲正想问，文章究竟写了些什么内容，有无文章稿样？我父亲还没来得及问，陈子善说，话先说到这里，后面的事我们走着瞧。说完气呼呼地下楼去了，关门时还把我家的大门摔得很响，让我父母心惊肉跳。这一夜，我父亲未曾合上眼，心里堵得慌，我母亲倒了一杯水，把速效救心丸放在床边，一直守着我父亲。

第二天一早，他便打电话给我，没有半点火气，但声音有些嘶哑，在电话中他把事情重复了一遍，问我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窝囊气一个接一个憋在心里太难受。我说，这都是徐特林搞的，我亦早已预料，迟早会出现的，对于这样的事情，我怎么能解释清楚呢？况且还有徐特林这样的跳梁小丑从中作梗，但有一点，您大可放心，这几篇小说完全是在描述风土人情，根本不存在诋毁谁的名誉权问题，法院也根本不可能受理此案。父亲听后，沉思片刻，嗯了两声便把话筒搁下。

我虽然安慰了父亲，但我根本无法安慰自己的内心。放下电话后，我心里忐忑不安，因为在我的家乡，要是一方认为另一方侮辱了他，他非与你寻死觅活不可。我想，要是李世民、陈子善无法理解我小说的内涵，而把小说理解成对他们人格的侮辱，那他俩可能会揪住我不放，甚至会破釜沉舟。我突然意识到这种局势的走向我已很难控制，这种事态的发展也存在着严重性和危害性，虽然李世民、陈子善无恰当理由诉诸于法律，法庭也无法受理此案，但如果他采用的是一套民间办法来扰乱我，这肯定会叫我为此而大伤脑筋。为了以防不测，我决定先向单位领导反映。

上班时，我把这件事的发端以及进展等在书记面前作了十分详情的叙述，并呈上三篇文章的复印件。书记是个热心人，见我文章不长，马上戴上老花眼镜去读我的小说及创作谈。我知道这种时候千万不能干扰他，便找了一张报纸看起来，但我思想老是无法集中，心里一直在揣摩书记的看法。偶尔偷偷移开报纸一角，见书记读得十分投入，脸上仍然很慈祥，我估计他能理解，他一向待我很好，并认定我是个人才，况且他自己也有相当的文学修养，很喜欢鲁迅作品和拉美文学。这三篇文章很短，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千多字，所以隔了一会书记便放下复印件，沉思良久，问我小说是否真像他们的身世，我说第一篇与李世民身世比较像，第二篇只不过是借用了陈子善的外貌与棺材铺一名，其余全是虚构的，至于创作谈，与他们毫无相干。书记说第三篇当然无问题，第二篇应该说也无问题，大千世界，开棺材铺者大有人在，陈子善为什么要对号入座呢？第一篇虽然比较像李世民的身世，以他为模特儿，又改变了许多，再说，文章也无诽谤或中伤之意，未尝不可。书记摊摊手，表示不可理解。我说，我写这样的文章，旨在描述江南小镇的风情民俗，去表现这一方水土的生活意蕴，却想不到招来一身横祸。出门时，书记拍拍我肩膀，劝我放下包袱，说必要时由组织出面找当地政府。

九

中午下班回来，妻子告诉我，孙凯歌来过电话，她刚刚去博物馆接了。我说下班后我去菜场买菜，所以回来迟了，孙凯歌找我有什么事？妻子说孙凯歌让你打回电话去。见妻子一脸愠色，我料定又不是什么好事，便从妻子手里接过孩子，去给孙凯歌回个电话。妻子说，中午吃点什么？我说随便吧，吃什么都无所谓。妻子懒洋洋地取过车篮里的水蛏和西兰花。孩子要她妈抱，在我手里又哭又闹，这孩子刚满周岁，脾气有的躁。我一时烦起，便在她屁股上拍打了两下，孩子哇哇大哭。妻子在厨房里把东西弄得叮当作响。我站在木结构走廊上朝着厨房吼了一声，孩子竟然停止了哭闹，眼睛直愣愣地看着我，我怕她吓坏了，便低下头来去吻她粉红色的小脸蛋。妻子依然我行我素，我知道再深入下去也许会发生点什么，我只好忍气吞声，竭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我没有马上去给孙凯歌打电话，因为这时候人很激动，人一激动，该讲的和不该讲的都会轻易出口。我找了一个布娃娃给孩子，孩子看着又笑又叫，小乳牙糯米饭似的粘在红嘴巴里，我气也消了大半。

我去博物馆拨通了孙凯歌的电话，问他有什么消息，孙凯歌说李河明天要去城里，说是为了一笔业务，听他说可能还要在城里住上一夜。我问孙凯歌这是谁告诉你的？孙凯歌说是李河自己昨夜在他家说的。我握着话筒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孙凯歌说，你是否直接去找李河谈一谈，交换一下看法，其实李河也是个爽朗的人，假如没有徐特林的挑拨与教唆，李河也不可能为这件事与你闹得这么僵，当然，李晓月不一样，女人么，可能还记着过去的事，也正常。我问孙凯歌，李河的态度怎么样？孙凯歌说还可以。我握着话筒支吾着，孙凯歌见我犹豫，便把昨夜宴请李河的事情全都告诉我。原来，我与李河为《小雨伞》这篇小说出现矛盾后，孙凯歌一直于心不安。因为《小雨伞》第一次在《山海经》上露面时，李河告诉过孙凯歌，说这篇小说中的人物像他父亲，他有些反感，并且要孙凯歌转告我，他父亲也不喜欢，李河跟孙凯歌说这番话时脸上虽然很严肃，却是在街上遇见时说的，所以孙凯歌说自己也并没有把它放在心上，况且那时候我已调到城里，也很少见面，为这件事特意打电话转告我，又觉得不妥当，也没必要，准备借我春节回家的机会再婉转地告诉我。结果后来忘了这件事，等到报上重发了这篇小说，才意识到自己出了差错，更想不到的是徐特林会借题发挥，从中煽风点火，使事情陷入僵局。孙凯歌说他自己有责任，也一直想方设法平息这场风波，昨夜他让妻子准备了狗肉火锅，请了李河，也请了平日里的几位朋友，因为他们与李河与我都有不错的关系。孙凯歌的用意很明显，他想把这种恩恩怨怨都消散于酒杯中。喝到高兴时，听李河说，要进城谈一笔业务，还准备在西湖宾馆住上一夜。孙凯歌想，这是一个机会，所以才打电话来，让我主动去找李河，都是同学与朋友，两家又都住在同一条街上，还是斜对门，不会有很深的恩怨。听完孙凯歌的电话，我一时呆了，这不是孙凯歌的责任，完全是在于我自己的疏忽。孙凯歌没有忘记，有一年春节，我回家过年，他是在我们俩喝酒时告诉我的，只不过是他当时为了避免破坏好氛围而说得轻描谈写，醉意朦胧的我也根本没把它当作一回事，况且其间又过了好几年。我真有点感激涕零，我对着话筒沉默了许久。孙凯歌以为我生气了，在电话的那一端一股劲地向我道歉。放下话筒前，孙凯歌还告诉我，陈子善这几天去邻镇找律师，都是徐特林陪着的，找了一个有律师证书的人，他看过后说无法起诉。徐特林让陈子善去找关系托熟人，用钱开路，看来这件事可能更棘手。这时候，妻子在高叫我吃饭，听声音比刚才要温和许多。

第二天晚上，我对妻子说，听说李河来城里了，住在西湖宾馆，我去找他谈谈，孙凯歌说他这几天态度缓和些，我估计见个面，当面交流可能会有些效果，虽然打不了官司，但不早点化解，拖下去于我们也不利，况且陈子善的事情又出来了，到时候，我们首尾难以照顾。妻子一向反对我晚上外出，这回见我说得在理，也只好默许。但妻子说，绝不能在李河面前认错，更不能在李晓月面前认错，因为这件事根本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在于理解问题，更应该说是徐特林有意借题发挥，从中挑拨教唆造成的。我说这一点我当然明白，我写的文章我自己当然明白其旨意，如果我这样轻易接受别人强加与我的观点，那我还写什么文章？我也枉为作家。出门时，妻子突然问我，李晓月是否也来了城里？我说，她来干什么？孙凯歌只说李河来。

可惜的是这天晚上我没有找到李河。我问过前台服务员，她说是来过一位叫李河的青年人，但晚饭后退了房，他好像突然接到什么电话，让前台给他联系了一辆出租车打的回家。我见她说得这么详细，估计他临时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所以连夜赶回去了，我也只好悻悻而归。但后来我才知道，这一夜李河没有走，他住在319房间，直到第二天上午8点才走的，这错误完全在于前台服务员，因为当天住进来的有两个李河，同名同姓，那位打的回家的李河是邻乡李奋斗的儿子，他家也办厂，专产塑料薄膜。

十

我开始有些反常，上班时常常无法集中思想，想到乡下，想到乡下的父母，想到坐牢，想到拼死，想到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想到没有父亲的孩子的日子。有时我也看窗外铅灰色的天空，看远处巾子山上耸立着的宋塔，还有古城墙，古城墙上的炮台和炮台上的大炮——“大将军”。那是一道关于古代的风景，过去，在我眼中，这古塔这城墙这大炮都是古城的英韵，可现在，他们都僵死在那里，成了我目光的障碍。我也常常辗转反侧，夜深人静之际仍然无法入睡。妻子勒令不准我夜间喝茶，她以为我的失眠是茶叶所致，其实她错了，我嗜茶如命，十五年如一日，我还特意让一位篆刻家给我刻了一方图章，叫茶翁，字是铁线篆，画画时，我很喜欢用它来点睛，那夜间饮茶还能让我无法入眠吗？有时睡得不够踏实，有时又在睡梦中惊醒，嘴里喊的大多是孩子的小名。妻子见我一天天消瘦下去，自己带着孩子又不便出门买菜，让我下班后去买菜又草草了事，只好隔三差五让邻居黄阿姨买菜时帮着带一些鱼虾和牛肉。但无论她怎样的用心良苦，我对饭菜的香味却日益递减。有一次，妻子盛好饭，让我去揭开砂锅盖，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随手取了一条毛巾握在手里，揭开砂锅盖一看，我差点将它砸在地上，我跑到门口呕吐。妻子说，你怎么啦？你！我说，谁让你买蛇？我不喜欢蛇羹。妻子说，那是蛇吗？你看清楚了？那是鳗。我还缓不过气来，我说是鳗也不吃。妻子说，你不是很喜欢鳗吗？我说我见了鳗也恶心。妻子噙着泪花，扭过头说，你这人真是不可思议。

十一

听说陈子善找了一位姓张的律师。其实也不是什么律师，是刚从某大学法律系毕业的自费生，又是徐特林引荐的，他是徐特林弟嫂小弟的同学，因为是自费生，工作难以落实，在家里蹲了半年，有些不耐烦，也想找点事干干。徐特林是通过他弟嫂的小弟才找到他的，问他这场官司是否可以打？他说有官司怎么不能打，问题是打官司要烧钱，这年头不烧钱的官司就无法打。徐特林回来后把这事说与陈子善，陈子善便带了两千元钱与徐特林一道去见那位姓张的律师。张律师果然一表人才，满腹经纶，在他俩面前足足独自理论了两个多小时。徐特林和陈子善看看天色已晚，请张律师进“绿岛”小酒店，六分小醉，张律师想唱歌，徐特林和陈子善当然陪着，进了一家KTV，叫了三个妞。陈子善没见过这种世面，坐在那里有些木讷，陪着他的妞与他玩骰子，喝啤酒，张律师和徐特林各自搂着妞欢歌笑语。出门时，张律师说，这事情包在我身上，你把那篇文章复印件给我，我直接去法院，里面一位头儿也是校友，比我早三年，你放心吧！过了两天，徐特林来找陈子善，说是他弟嫂的小弟传话过来，张律师已将文章复印件送给那位校友了，接下去要请人家客，准备把涉及的处室和部门都叫来，一锤定音算了，但这么多人潇洒一夜，钞票大约要五千。陈子善有些迟疑。徐特林说，这样的事情给你一锤定音还犹豫什么？等到判决书下来，让那小子赔你三五十万元精神损失费，你不是赚大了吗？陈子善妻子说，这官司不用打了，挣点钱也很辛苦。徐特林说，这个你不懂，做人为口气，气也被人压着，那还叫作人吗？况且这钱还会几十倍赔回来的。陈子善见徐特林说得这么把握，便咬咬牙让妻子上楼去拿钱，他妻子不愿意，把皮箱钥匙扔给他，陈子善接了，自己上楼去，数了五千元钱放在旧信封里交给徐特林。徐特林说，还是直接交给我弟嫂小弟吧！他正在我家里等着。陈子善想想也在理，便和徐特林一起来到徐特林家里，把钱交给徐特林弟嫂的小弟。过了两个星期，陈子善见没有什么动静，便约了徐特林去找张律师。张律师母亲说，一星期前走了，他说要到北方开快餐店什么的，我给他借了八千元钱，去的时候还有一个伴，是同学，我也叫不上名字。陈子善和徐特林一下呆住了，两人到了徐特林弟嫂家，她小弟也不在，她母亲早死，跛脚的父亲一边咳嗽，一边数落儿子好吃懒做，在家碍眼，走远点自己省得受气。

十二

孙凯歌打来电话说，昨夜老任到他家里坐了一会。我说，老任找你干什么？孙凯歌说，他找我商量，要朋友们保护你，绝对不允许陈子善、徐特林之类的人动你半根汗毛。听了孙凯歌的话，我鼻子有点发酸，真想不到老任这把年纪了，还这般哥儿们义气。孙凯歌说，其实，已经用不着这么劳心了，陈子善已经和徐特林发生了内讧。我说，为什么？孙凯歌说，那还不是为了钱！我说，早几天我听说了一点，但钱是姓张的人骗走的。孙凯歌说，你真善良，这里面的事情谁还说得清楚？这些天，陈子善气得暴跳如雷；徐特林说自己好心人办坏事，钱是陈子善自己送的，与他没有什么相干，他只不过怂恿了几句话而已，但出发点也是好的，想把官司打赢；陈子善妻子把徐特林骂得狗血淋头。孙凯歌在电话中对我说这件事时，我虽然为出现这样的事情而窃喜，但是我意识到这里面却存在着更大的麻烦。

妻子这几天感到身体不适，乏力、呕吐搞得她心烦意乱，有时为一件鸡毛蒜皮之类的事情，也乱发脾气。对于女人，我真的不明白，她们的喜怒哀乐真让人捉摸不透，这简直是无理取闹。我说妻子无理取闹时，她却振振有词地回答我，女人就是女人，女人的烦躁难道也需要理由吗？我哭笑不得，女人的烦躁不需要理由？这使我大惑不解。几天后，对于妻子的反常现象，我已猜出个中原因，我让她去医院检查一下，再对症下药，可能会好些。在我再三催促下，妻子答应去市一医院。那天，我找了妇产科一位姓王的医生，把妻子交给她后，便坐在走廊木椅上看报。过了半个小时左右，妻子叫我进去，王医生递给我一张化验单，十分神秘地笑笑。我扫了一眼化验结果，我说果然不出我所料。妻子问我怎么办？我说，堕胎，这别无选择。因为已经有一个孩子了，当然不可能再有第二个。

由于妻子的原因，我只好打电话到家里，让小妹到城里来帮忙半个月。电话是母亲接的，我在电话中说了这件事。母亲开始表示很遗憾，问我能否生下来，两个孩子是必要的，互相有个伴，日后碰到难题也好商量。我说不可能，因为政策很严，一定要，我只能放弃工作回乡下，也有可能被单位直接开除。母亲无奈地说，那要保重好身子，明天我让你小妹来，一个月内千万不要碰着冷水。我说，这我知道。我怕母亲再唠叨，便搁下电话。

第二天中午，我下班后去了一趟菜场，回来时，小妹已经来了，正坐着跟我妻子说什么，见我进来，便说我比以前瘦多了，也黑了许多。我看小妹却比以前漂亮了许多，粉刺没有了，脸比先前要白嫩些，还化了淡妆。我对小妹说，你恋爱了？小妹脸上一红一红的，有些不好意思。妻子笑着说，小妹才二十岁，不用急，慢慢寻个好人家。小妹笑笑，说自己职业也没有，哪有那份闲心思。吃饭时，我又问起那件事，最近乡下有无什么反应。小妹说，昨天陈子善两个儿子保刚和保玉从东北做木匠生活回来，吵到徐特林家，要徐特林赔钱，徐特林和他妻子见势不妙，关了门，人逃到三楼，保刚和保玉用石头砸门，幸亏很多人来劝，但门还是被砸了一个窟隆。我说徐特林怎么也是个怕死鬼，到了他家里，还不是用菜刀劈了他俩痛快。小妹说，哥，你怎么还帮徐特林说话呢？我说小妹，这你不懂，徐特林若是用刀劈了他俩，就没我们的事了。当然，徐特林是无法跟两个青年人比的，青年人血气方刚，有的是力气和胆魄。

十三

正如我所料，更大的麻烦来了。上午上班时，我去参加一个会议，会议是市委宣传部召开的，是个小型座谈会，中心议题是讨论修改《市民守则》初稿，到会的只有十来个人，大都是市级宣传线的笔杆子。讨论到十点钟左右，办公室打来电话让我回去，说是家里来了急电。回到办公室，小许说，是你父亲打来的电话，他没有说什么，只说等会儿再打过来。我倒了一杯开水，坐在那里默然。过了片刻，电话响了。我一把抓过话筒，电话中传出父亲苍老的声音，父亲显得十分激动，在他断断续续的叙述中，我知道家里又发生了大事。

早晨，我父亲与往常一样开了文具店的店门，卖了一张横匾和两面锦旗后闯进来两个青年人。我母亲见是陈子善家的保刚和保玉，便给我父亲递了眼色，一边招呼他俩坐会儿。保刚和保玉气势汹汹，责问我父亲，那篇棺材铺文章是写谁的。我父亲一边给他俩递烟，一边对我母亲说，快给保刚和保玉泡茶，要龙井。保刚吼了一声说，龙井个屁！保玉站在一旁破口大骂：你那狗崽子吃皇粮的骨头痒了是吗？为什么要恶意攻击我爸？走，上法庭去，无论如何还我们一个公道。保玉一边骂骂咧咧，一边上前来拉我父亲，保刚也跟着动起手来。我父亲说，都乡里乡村的，有话好说。我父亲一边说，一边往里退。我母亲见势不妙，便跑到大街上喊救命。街上的人都涌进门来，我父亲被他俩推搡到一个角落里，父亲看见窗口边木柜上有一把马蹄形的裁纸刀，便一把抢过来握在手里。父亲喝道，你们再过来，我就放了你们的血，我这大把年纪了，抵了你们一个也合算。一向文弱的父亲嘴上虽这么说，两脚却在发抖。这时候，村长赵鲁平恰好路过，便抢过来，把保刚拉了一个踉跄，黑了脸，大声训斥道，你给我滚，再不滚我马上报警。不知何时过来的陈子善突然从人群中挤出来，把一块碗口大的石头扔在玻璃柜台上，“哗”的一声脆响，围观的人群便四处逃散，飞溅的玻璃屑落在我父亲的脸上和手上，顷刻间鲜血直流。我母亲见我父亲受了伤，便不顾性命，一头撞在陈子善怀中，把他撞了个趔趄。陈子善见我母亲一副拼命的样子，便溜出人群。保刚和保玉见他父亲走了，就骂骂咧咧地退了回去。村长赵鲁平见我父亲脸上全是血，叫了一辆黄包车把我父亲送到镇上医院里包扎，还打了一针破伤风。医生说不打紧，是玻璃划破的，全在皮上。

听完父亲断断续续的叙述，又听到母亲在电话里的抽泣声，我身上涌起一阵阵冷气。我不知道自己跟两位老人说了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怎样放下话筒的，我突然感到一阵不适，胃里涌起不可名状的难受。我急匆匆穿过走廊，一头扑进水槽里，接下去便是一阵土崩瓦解的呕吐。那声音实在丑陋，我打开水龙头，妄想利用哗哗的流水声来掩盖这丑陋的声音。小许正想过来洗手，见我这副狼狈相，便在我背上轻轻地拍了几下，问我怎么啦？我说，我很难受。小许说，送你上医院吧！我说，不，待会儿就好。回到办公室喝了几口开水，平静片刻，我又恢复了原状。

我想，我应该跟当地派出所联系一下，否则陈子善和他的儿子还会来家里骚扰的。我想起我与小镇派出所余所长见过面，而且还有一段交情。一年前应一家企业老总之邀，在夜明珠酒楼吃过一餐晚饭，我们互相交换过名片，他见我既是作家又是画家，让我给他画一幅山水画。我说我最擅长的是人物，他便让我给他画一幅仕女图。半个月后，我把画寄过去，他很高兴，说他很欣赏这幅画。后来他来城里办事，还特地叫了几个在城里工作的同学，邀请我去状元楼吃了一餐饭，算是答谢。饭桌上，我说我老家是你管辖的，你是父母官，日后请多多关照。余所长说，好说话，有什么难处打个电话来。这次真的碰上难题了，我也只好试着找他帮忙。

这样想着，我给余所长拨了电话。余所长接过电话，我报了姓名，他竟然回忆不起来。我十分尴尬，我说，我们吃过饭。他说吃过饭的人很多，我只好说我还给你画过仕女图。他听了，这才记起来。他问我有什么事情？我把上午家里发生的事情以及事情发生的起因，在电话中作了简述。他说，陈家父子找你父亲干什么？就算你在文章中恶意中伤他诽谤他，他也应该起诉你才对，他到你家里砸东西是违法的，你父亲为什么不打110？那是报警电话，我们接到电话马上会去制止的。我说，我父母不懂，所以也没报警，也有可能来不及报警。他说，人没大事就好，我下午便让他们过来做个笔录，再作处理。我见他这样说，心里一阵欣喜。

这天中午，我把家里的遭遇告诉了妻子和小妹。妻子和小妹都很紧张，尤其是小妹，眼泪汪汪的，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我知道她想回去看看。我也这样想，妻子的护理工作还是由我自己来承担。我把想法告诉妻子，妻子说，你上班怎么办？我说我会有办法的。下午上班时，我顺路把小妹送到车站。我嘱咐小妹要注意安全，早点关店门，夜里也尽量不要外出，父亲伤势怎么样要及时打电话告诉我，如果再有人来店里闹事，立马打110报警。

从车站回到单位已迟到了半个多小时，小许说乡下小镇派出所来过电话。我说打电话的人说什么？小许说，他也没说什么，只是让你打个电话回去。我倒了一杯开水，一边拨通余所长电话。余所长在电话里说，中午他把陈家父子三人都叫到派出所做了笔录，收了2000元押金，当作我父亲的医药费和玻璃柜的赔偿费，但钱先放在派出所，等事情处理后再付给我父亲，假如我父亲急于用钱，要写一张预支单到派出所先领一部分。下午，他们还要到我家向我父母了解一下事情经过，听说赵鲁平村长当时也在，他们也想找他了解一下。

十四

父亲终于病倒了，先是高烧，后是低热、呕吐、全身乏力、打不起精神，另外，心脏受了刺激，也出现了问题。镇上医院看过后，说是受了惊吓引起，吃了药，打过针，并不见效。小妹和母亲都提议他到城里医院看看，父亲说是小病，过几天便会好，无须上城里，上城里会给我带来麻烦。小妹见父亲固执，便打电话告诉我。我让母亲和小妹关了店门陪父亲一道来，父亲说春节将近，生意正在兴头上，损失太大。我拗不过父亲，只好让他按时吃药，再注意观察几天。直到有一夜，父亲气促胸闷整夜无法入睡，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第二天在小妹和母亲陪同下，三人乘一辆面包车到了城里。父亲到了城里，我妻子还处在休养时期，母亲照顾我妻子和孩子，小妹料理家务，我一人陪父亲去医院看病。我又找到先前那位姓王的医生，王医生把我和父亲送到内科专家门诊，让一位姓陈的专家给我父亲看病。陈专家是位好医生，六十差不多了，皮肤却很好，给我父亲看病时十分细致和蔼。她开了B超单，又开了多种化验单让我父亲去做B超和化验，我和父亲在B超室门口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出于无奈，我又只好去找王医生，王医生又带我们去了干部体检处做了B超，我们非常感激。到下班时，其他化验单都出来了，就差小便化验没有结果，说要等到第二天，陈专家隔日上班，我们又只好等到第三天再来。到了第三天，我把几张化验单和B超单给陈专家看，她看了后说，不要紧，静养几天吧！如果担心，那再吃点药吧！我说，好的。陈专家开了处方，我拿到药时，父亲说，这跟他在乡下吃的药差不多。我说，先吃了再说吧！

父亲吃了两天药，并不奏效，似乎还一天天严重起来。住在我隔壁的马先生告诉我说，市中医院有位叫谢有光的老中医很有名气，问我是否带父亲去那里看看。第二天一早，我便与父亲去中医院找谢有光医生。我们七点半到医院，站在他门口等候的人已有十余人，谢医生也刚进门坐下来。谢医生年近七十，鹤发童颜，父亲一眼便喜欢上他。等到九点钟左右才轮到我父亲，谢医生给我父亲号了脉，看看舌苔，又翻开我父亲的眼皮，问我父亲有过什么惊吓没有？父亲说，有。我站在一旁看父亲说这话时还心有余悸。谢医生说，别的没什么，就是受了刺激所致，吃五剂药就可以了；另外，底也虚了些，春节后给你加点补，问题不大。抓了药，回到家里，我马上让小妹给父亲煎药，又让父亲到我书房里翻翻《聊斋志异》。父亲素来喜欢这些鬼狐故事，他老说蒲松龄才是文章高手。

喝了两剂药，父亲说感觉好多了，等到喝了第三剂，父亲说自己要回去。我说是否等我们一道回家过春节。父亲算了算时间，还要十来天，说家里生意耽搁得太多了，还是要走，我也只好随他所愿。父亲走后第三天，余所长打来电话，说事情搞清楚了，陈家纯属肇事者，赔你父亲医药费550元，误工费320元，玻璃铝合金柜750元。钱要等财务从城里开会回来再取出来，我再派民警给你父亲送过去。我在电话里一股劲地表示感谢，我说我给所里送一面锦旗吧！他在电话里表示不要这样，这样做反而不好。我握着话筒想，我应该用哪一种方式表示才好，我总应该有一种表示感谢的举动吧！

春节快到了，我估计陈子善再也不可能闹事，李世民也不大可能，因为孙凯歌找李河喝过酒，已与他沟通过，再说又都是同学。李世民生意好，本来心思就不在这上面，都是徐特林这个好事者在挑唆和拱火，要不是这样，李世民可能就根本不会关注这篇文章。这样想着，我便没有告诉老任我回家的信息，只是把回家的日期告诉了父亲。孙凯歌在我临走的头两天打电话来问我，我说了回家的确切日期。孙凯歌说，你父亲的事情，我知道已经晚了，我去的时候，你父亲已上医院了，所以这件事真让我不好意思。我说，别这样，兄弟们的心情我都理解。再说，这种事也防不胜防，况且也已妥善解决了。

回乡下的头天晚上，我想起来，还给余所长打了电话，表示了回家的担忧。余所长说，你放心，一有事，马上拨打110。

十五

回家的这天早晨，妻子早早醒来。

其实，我也一夜未睡，孩子也醒得特别早。妻子休养的时间已过去，孩子由我哄着玩，她去做早餐。回家的东西早几天就准备好了，所以早饭后我们收拾得很快。车是面包车，天气很好，只是风有点大，妻子的心情也很好，没有像以前那样的晕车，在车上一股劲跟我谈城里的事情和乡下的事情。我抱着孩子心不在焉的听她唠叨。我想，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淡化了矛盾冲突，但那种顾虑却无法消除，春节的日子不会没有麻烦，徐特林当然不会正面出击，他也无理由正面出击，但陈子善与李世民可能不会罢休，尤其是陈子善赔了这么多血本。妻子见我有些不大在意她的闲扯，也渐渐失去了兴趣。面包车一路颠簸，拐过呈岐岙时，妻子把头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孩子一直在我怀里睡着，我轻轻揭开裹着的小毛毯，孩子粉红色的小脸灿若桃花。我心里涌起一阵悲哀，假如我在春节的日子里遭遇不测！那孩子怎么办？妻子也不能没有我。我看了一眼窗外的山野，鼻子发酸，我想，这春节对我来说也许是个多事之秋。

面包车在小镇车站停下来，妻子还熟睡着，我用肩膀挤了挤妻子的腮，她才睁开惺忪的睡眼。我说到了。我看见孙凯歌和老任站在水泥台阶上向我招手，我对妻子说，老任和孙凯歌来了。妻子拉开窗玻璃，把头伸出窗外，我让妻子来抱孩子，自己拎起两大袋行李。孙凯歌和老任帮我搬下行李，又找了两辆黄包车。孙凯歌与老任的黄包车在前，我们的黄包车在后，西北风呼呼地刮着，街上很冷清。大概是生意萧条，所以，即使到了年关，小镇也热闹不起来。我看见熟人不少，但大家似乎都懒得打招呼，碰上几个老邻居，也只是简单寒暄几句。孙凯歌与老任坐在黄包车上，警惕地注视着大街两旁。到了李世民家门口时，我看见他家大门竟然关着，没有一点动静。父母和小妹早早看见了我们的黄包车，都出来迎接，孙凯歌和老任帮我把行李提进屋里，说我们旅途劳顿先休息，晚上再过来闲聊。

这天晚上，孙凯歌和老任来了，我们不是一般的闲聊，而是十分严肃地商量对策。我们一直谈到深夜，除了孙凯歌和老任，我父亲也参加。我决定置陈子善不顾，原因是我写的棺材铺离他原形太远，是他自己牵强附会对号入座的，这与我无关，到我家闹事的事情派出所已妥善处理，也无什么遗留问题，只不过在单独行动上要小心些，以防保刚和保玉的铤而走险。对于李世民，我想去他家拜访一次，因为小说《小雨伞》比较像他家的历史，文章没有什么诽谤和中伤之意，但也应该解释一下，虽然以前信中已有详述，但当面解释应该更有诚意。如果有必要，我还可以把徐特林为什么从中挑唆的原因也公布于众。况且李河还是我同学，上一次在西湖宾馆又错过了机会。父亲虽然同意我的观点，却反对我一个人去李世民家。老任说，可以让孙凯歌陪着，孙凯歌与李河是朋友，这样他们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来。孙凯歌说，李河的态度可能缓和了一些，李世民最近都在厂里，陈子善和徐特林闹掰后，听说他就不再愿意提起这件事；关键是李晓月，她在各种场合都扬言，要给你点颜色看。我想，李晓月为什么至今仍然耿耿于怀。

第二天上午，我和孙凯歌一起去了李世民家，只有李晓月一人在。孙凯歌问李晓月她父亲和李河在哪里？李晓月一见孙凯歌后面跟着我，便对我破口大骂。她脸色铁青，嘴唇发紫，什么肮脏的民间言语全都用上。我从没见过一个姑娘家骂起人来这样凶狠恶毒，这样刁钻刻薄。在我眼里，李晓月应该是个温柔娴淑有教养的姑娘，在这之前，我根本无法想象她在我家餐桌上狠狠捶下一拳的粗鲁动作，现在看来，这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要是她是个男的，我想，她非跟我拼个你死我活不可。

一连几天，我都没有出门，我估计李世民和李河要找上门来，或者是陈家父子，但他们都没有来。听说徐特林因为保刚和保玉的原因一直在外面躲避，前天晚上刚刚回来，昨天晚上半夜里被陈子善家的保刚与保玉堵在他相好家门口，徐特林拿不出钱来，两人把徐特林一阵痛打后，摘走他的手表，脱光他的衣裤，把他光屁股扔在大街上，扬长而去。我也很少外出，我一旦外出访友，总是穿上黑色呢大衣，两手插在衣袋里，右手握着东西，准备随时对付不速之客。妻子总是走在我的左边，挽着我的手臂，十分警惕四周动向。街上的人渐渐多起来。见了熟人，擦肩而过时，我们只是点一下头，露一丝笑意。

十六

大年夜的晚上，妻子突然问我李晓月为什么这么凶狠。我答不上来，我放下书，回过头来，看了她一眼，发现妻子神色不对，我问她下午去了什么地方？妻子说话硬梆梆的，动作也十分粗糙。我知道她又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当着父母的面，我不好问她。上床时，我十分轻柔地躺在她旁边，她一骨碌坐起来，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出去，别碰着我。妻子说话时情绪激动，寒气逼人。我吓了一跳，一时怔怔地看着她说不出话来。妻子见我呆着，一头钻进被窝里抽泣起来。妻子哭得十分伤心，盖在身上的被子也在颤抖。我轻轻地连被带人搂着，劝慰她。妻子只是哭。父母在隔壁听见响声，问我是否要开水？我说，孩子的奶粉已冲好放在保温瓶里，不要开水。

新年钟声敲响时，妻子才停住哭声，我见是时候了，便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们离婚吧？妻子说话时十分镇静。我说，你这人真是不可思议。

妻子回过头，冷冷地说，是你不可思议，李晓月是你什么人？

……

尾声

半个月后，在女儿她们的努力下，徐特林终于醒来了。那天正好是徐特林生日，女儿说她们都很高兴，要好好庆祝。我让女儿买一个大蛋糕和一篮水果，代我送上。出门时，我一再叮嘱女儿说：

千万不要说是我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