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补性记忆场域与差异化叙事视角 ——《东极岛》与《里斯本丸沉没》的历史共振
2023年8月,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于英国首映,引发关注。随着该片的全球上映,“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这一尘封的历史被再度“打捞”,进入全球视野。2025年8月,同题材故事片《东极岛》在中国大陆上映,进一步聚焦这一历史议题。两部影片虽有不同媒介属性,却共同致力于揭示“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中被遮蔽的历史真相。
纪录电影《里斯本丸沉没》海报
《里斯本丸沉没》运用考古学方法,系统整合战时档案、口述历史和数字建模技术,精确还原营救时间轴。影片以幸存英国战俘为主视角,对事件中的中、英、美、日相关人员进行探访,邀请相关研究者对事件展开解读,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事件的全貌,也深刻揭示了这一历史事件所造成的心理创伤。而《东极岛》则借助商业类型片语法,通过极具视觉冲击力的海洋救援、海上搏斗,将史料转化为具身化的情感体验,叙事视角以中国渔民为中心,刻画了面对日军暴行的岛民对待沉船事件的心态变化,凸显中国人的善良与大义。
历史重述是一种记忆的再生产,将两部作品并置,其价值不仅在于各自对1942年“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不同侧面的深度开掘,更在于二者所构建的互补性记忆场域与差异化叙事视角,共同为该事件注入更为完整的历史图景。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双轨叙事模式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当下,为那些被遮蔽的历史进行有效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路径。
实证堡垒与情感共振
两部作品在历史叙事方法上形成了鲜明对比与互补。《里斯本丸沉没》以导演方励探寻真相为线索,构筑了一个多维“证据矩阵”:声呐测绘数据、解密电报、口述历史、法医人类学报告等,形成对抗历史虚无主义的实证堡垒。通过统计学呈现1816名战俘仅384人存活的残酷事实,并以文献、日记、幸存者证词等多重证据交叉验证日军实施船舱封钉、机枪扫射等战争罪行,为历史叙事提供了无可辩驳的真实性支撑。相比之下,《东极岛》则采用商业类型片的叙事策略,通过高密度工业化制作,将船舱中的混乱场面、宏大的救援场景和残酷的射杀场景进行渲染,增强其视觉冲击力和情感的张力,强化灾难场景的具身认知。实证堡垒与情感书写共振,共同构建起特定历史时刻的记忆场域。
电影《东极岛》海报
文化记忆理论强调,历史事件的意义超越其本身,在于它如何被后代选择性感知、赋予意义并被仪式化传承。学者扬·阿斯曼所定义的“文化记忆”理论强调其需要具体的象征载体和仪式化实践。两部影片的核心交汇点在于共同构建了一个关于特定历史时刻的共享记忆场域。《里斯本丸沉没》构建的是英国人记忆中的沉船事件,在这个事件中,救援、沉船、渔船共同构成了这一历史场域的物理象征载体。而《东极岛》的空间与人物设置具有较强的象征意义,海盗、翻译、渔民、日本军官、英国战俘共同构成了这个场域中的象征载体,东极岛的空间实际象征着彼时中国的各色人物和势力。也因此,当人物喊出“不能忍”的时候,这一口号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即与历史、与当下产生了共鸣。电影作为一种仪式化实践,“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通过这两部影片的相继上映,必将成为一个被成功打捞的历史,成为人类历史记忆的组成部分。
两部影片共同印证了文化记忆建构的一个核心机制:完整、有效且能引发广泛共鸣的历史记忆场域,其建立既需要实证主义提供的坚实可信度,也离不开情感诠释所激发的深层认同与集体共鸣。《里斯本丸沉没》以其详实的考据奠定了记忆的实证基石,确保了事件的真实性和历史坐标;《东极岛》则通过普世情感的召唤和创伤的艺术化留白,塑造了记忆的情感内核与象征维度。这种实证与情感双轨并行、相互支撑的叙事策略,不仅更全面地重构了历史图景,也因其对人类普遍经验的触及,成为突破单一叙事框架、实现更广泛传播与认同的有效路径,最终共同完成了对“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的文化记忆塑造。
双重视角的交织并行
《里斯本丸沉没》提供了一种基于受难者主体视角的悲怆凝视。影片通过严谨的历史档案与多方访谈,系统再现了那艘被美军潜艇误击的“浮动地狱”的悲剧轨迹,有力控诉了日军暴行,并由此构建了一个具有国际认知基础的西方受难记忆场域,其全球上映本身即是这一记忆场域拓展的重要环节。与此形成鲜明对照,《东极岛》则完成了一次叙事主体的转换。它将镜头锚定于风暴中心的中国渔民,将他们作为叙事主体,展现了这群骤然卷入国际战争漩涡的小岛居民——其简陋渔船成为生死天平上的浮标,在日军枪口、冰冷海浪与人性质询间艰难抉择。影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其采用的限知视角(主要聚焦渔民群体的感知与行动),营造出强烈的“封闭空间”与“高压时间”感,使得海难叙事超越单一视角的局限,成为中国普通人主导的人道主义壮举的沉浸式呈现。《东极岛》渔民视角的引入,与《里斯本丸沉没》中英国战俘视角在叙事层面形成耦合与互补。这种双重视角的交织并行,使得“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在多元行动主体(渔民、战俘、日军、盟军)的复杂互动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立体感与情感纵深,极大地促进了跨文化理解的可能。
在战后由西方主导的战争宏大叙事中,中国视角长期被遮蔽。学者戴锦华曾提出,中国战争中的苦难叙事存在借他人之镜来映照自己的现象。《东极岛》由此成为一场迟到的历史正名,打破了历史记忆场域的权力失衡。它使中国渔民从背景中的“面孔”转变为国际救援中当之无愧的主角,其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铭刻为人类共同记忆的符号。而《里斯本丸沉没》所构建的西方受难记忆场域及其叙事框架,恰恰为《东极岛》中的救援行动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国际语境与接受基础,使得这个中国记忆场域得以被“看见”和“理解”。正是在记忆场域的互补性耦合与叙事视角的深度结合中,“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的全貌得以清晰显现。
因此,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关键历史节点,《里斯本丸沉没》与《东极岛》所代表的双记忆场域与双叙事视角,其互补价值尤为凸显。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套强有力的跨文化叙事体系,向世界讲述这场残酷战争中关于生命尊严、人性光辉及国际救援的复杂真相。
《里斯本丸沉没》与《东极岛》以截然不同的叙事路径——前者构建坚实的实证堡垒,后者驱动强烈的情感共振——共同照亮了“里斯本丸”号沉船事件的幽暗历史。它们通过视角转换,将被遮蔽的中国渔民壮举推向历史前台。更重要的是,两部作品的互文与共生,构建了一个立体的“记忆场域”,展示了实证考据与情感重构相结合在历史叙事中的强大生命力,为复杂历史事件的传播提供了一种多角度、多层次的有效策略。这种双轨并行的叙事模式,不仅复活了历史,更重塑了我们对历史的感知与记忆。
(作者系青岛科技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青岛市签约文艺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