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是谁？

在西北，我在东天山脚下的哈密生活了二十二年，又在中天山脚下的乌鲁木齐生活了十七年；迁居岭南后，我在南海边的深圳生活了一年，又在东江边的东莞生活了十四年。

大山大漠和大河大海……这些差异甚大的地形地貌以无言的方式塑造了我。现在的我，不仅仅是单独的个体，还是前人无数个不同细节的最后总和；现在的我的不可替代性，都是从阡陌纵横的“过去”继承而来的。

1993年10月，当我离开哈密奔赴乌鲁木齐时，目标简单清晰——我要在大城市里找到更好的工作；然而2010年8月，当我离开生活了四十年之久的故地奔赴南海之滨时，我的目标却含混不清——我想要的绝不只是一份工作。

离开故乡后，我成了一个“游牧之人”——我一直处于一种无法归属的尴尬境地。即便现在，我已拿到广东省东莞市的身份证，但我的心还是很难安置在某个团体中，我的写作也很难被划归进某个流派中。难道我的一生都将上演“出埃及记”？难道我总是在塑造“迁徙者”的形象？

东汉古诗云：“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

对当代人而言，外部空间已不再单一化。也许现在“是胡马还是越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人对现状不满，这世界便会有“迁徙者”出现。他们会设想更远处有个“好地方”，然后拔营起寨，举家前往。他们携带着原有的胎记来到新的地方。伴随着他们的到来，此地的文化也在不知不觉中前行了一步。

我用了十五年才明白了热带的含义！

在热带，一切都长得特别迅速，所以也消失得特别迅速。在这里，无论干什么都要以“赶快”来考核——赶快吃！赶快走！赶快写！赶快！赶快！

我用了十五年才发现了迁徙的意义！

动物天生具有移动性，而且移动起来异常灵活。然而，人类幼崽成熟起来要耗费十几年时间，所以人类对定居地有种深刻的依恋感。若频繁移动，将会受到丢失族谱、远离祠堂、失去帮助等诸多惩罚。可我居然将自己的肉身移动了五千公里——这不啻为一种“大不敬”的行为。

离开哈密后，我最终定居在了东莞。

年深日久后，我对这座城市产生了一种熟稔感。我知道了春节过后有回南天，落雨时不能把车开到桥洞下，秋风吹起时便到了吃腊味之时，晚上睡觉前要把杯盘倒扣着放……所以，我的生命经验是西北和岭南的重叠经验。甚至，我还试图用文字将这些经验记录下来。原本，这两个地区距离遥远，完全属于老死不相往来的状态，可我却努力将那些不协调的元素杂糅融通起来，以期熔铸成一个独特的文学样本。

若当初没有离开故乡，我的写作将会怎样？我会因看不清故乡、看不清自己而无法创作出高品质的作品。正是在迁徙的旅途中，我逐渐看清了故乡的轮廓，也逐渐知晓了自己的个性，找到了创作的特点。

在热带，我没有一天不写作。

为什么我会如此痴迷写作？

我想，我这一代人不仅仅只属于自己，还肩负着父母辈的记忆；同时，我们还要为孩子们留下些记忆。因为我们会忘记，我们真的什么都会忘记。

每日凌晨四点，我便开始工作——像瀑布跌落山头般无可阻挡。也许正因为飘逸无根，我才需要砥砺奋进；也许正因为孤悬边界，我才摆脱了单线思维，而在双重视域中有所发现。

我发现很多人颠倒了写作的顺序——他们以为走进书房后写作便开始了。但对我来说，写作从生活启动的那个时刻起就开始了。首先是“扑通”一声跳进生活的大海。因为被呛着了，被挤兑了，被冲到了荒岛上，痛得钻心，才开始写作。

陌生的人和陌生的路

2010年8月，我离开乌鲁木齐后，跌入深圳这个蒸笼里大汗涔涔。

对于我，这次大挪移不仅让眼前的景色从姜黄变成浓绿，而且让内心发生了八级大地震。

虽然住进了出租屋后的我又开启了主妇生活，但我却丧失了在故乡的那种笃定感。我发现此前的经验全部消解为零，自己成了一个赤裸裸的新人——不会煲汤、听不懂粤语、不知菜场的鱼叫什么名字、不明白如何应付燥热、不知道如何躲避蚊子……

陌生啊陌生。

陌生是深圳送给我的礼物。

陌生让我看到华灯璀璨的玻璃大厦下，有条模糊不清的道路，走着个试图寻找盲道的盲人——我就是那个盲人！离开深圳后，我可以忘记那里的一切：地名、人名、美食、美景……但我却无法忘记在那里体会到的陌生感。

我并非在少年时迁居此城，而是在不惑之年猛然空降到了这里。所以在最初的半年里，我一直处于调整和适应中——买东西时从“公斤”调整到“斤”，走路时从坦然笃定调整为谨小慎微，食品从辛辣火爆调整为清淡素朴。

我发现陌生是双重的——你看别人陌生，别人看你更陌生！

从深圳福田汽车站买票，大巴车四十五元至东莞。车过南山和宝安，上广深高速公路，两小时后至东莞客运总站。脚一落地，便听到大喇叭中女声不断重复——“不要把手机借给陌生人，不要把行李交给陌生人保管，不要跟随陌生人到他去的地方……”这种告诫循环播放，夹杂在汽车、人群、楼宇之间，将所有空隙填满，似要用这种方式将可疑的陌生人逼走。

在深圳桃源村小学的院墙外悬挂着灯箱广告，上写：“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吃陌生人给的东西，不要坐陌生人的车……”那些来接孩子的父母眼巴巴等在栅栏外，等待着他们的孩子。在这些孩子的周围，潜伏着无数个面貌含混的陌生人。一个懵懂孩子对世界生出的敌意，难道不是从这些话语中获得的暗示？

那个本地人好心劝我——年底了，千万不要在包里装证件和钱！他们领不到工钱，就会抢包！我大吃一惊：他们是谁？是农民工还是别的陌生人？而她没有回答。

我走在深圳的大街上时，紧紧地捏着包。那个最初帮我拎东西的保安带给我的“友好”，已被这些词语一点点地磨损掉了。我不知道那些潜藏在诡秘之处的陌生人什么时候向我伸手，我也不知道那些陌生人里有多少是农民工……总之，这个城市在它无限扩张之时，已将两种人划分开来——陌生的人和不陌生的人。

在一场迎接新年的诗剧中，一个女孩上台了。她展开一件衣服说，好美啊。但很快，她的语调就变得狰狞起来。她几乎是喊了出来——我要过和他们一样的生活！我也要穿上这么漂亮的衣服！陡然间，我感到那从剧场上空射来的光格外惨白，几乎要穿透我的心肺。我被这种歇斯底里的叫声震住了！在这个以诗歌为名的舞台上，这个女孩用怒吼的方式，将“我”和“他们”之间的差别拉得越来越大。

在深圳，关内人对关外人有种陌生感。

关外的人，总是莫名其妙地自卑；而关内人听说某个地名时，根本无须多言，只轻轻地吐出两个字——“关外”。有个笑话说两个关外人聊天时，一个问另一个，你去哪儿？那一个说，我去深圳。他所说的“深圳”特指关内；而他身处的关外，在他说出“深圳”这个词时，已被他不自觉地排斥在了外面。

——你在外面！你还没有进来！

这种人为的局限、差别和藩篱，已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巨大障碍。但这种差异性所带来的自卑感，并不属于我。因为我是混沌的新来者，所以我麻木不仁。我根本没有对关内和关外的切身感受，所以我也不认为关外就比关内差。

在南头关，有近十条大车道。车辆轰隆隆而来又戛然而止，乘客就像从袋子里散落出来的黑豆子。进入检查大厅里的通道处，掏出身份证，交给玻璃房中的制服男。他“啪啪”地敲击着键盘，然后再将证件还给乘客。车向关内驶去后，你能看到一棵接一棵的绿树，一座接一座的立交桥，一栋接一栋的摩天大厦。有的楼房还未竣工，四周搭着木架子，网上挂着几个大字：XX国际商务中心。

我一直乘坐334路。

从桃源村过梅林关到达东边，再步行至民治街道办事处，我要花费一个半小时。后来我发现在沙河建工村可以坐390路，过塘朗山隧道至铁路桥，一样可到达民治街道办事处，但时间缩短了一半。隧道有一张拱形的黑嘴巴，只等着车辆一一滑入。之后，车厢里的人便被黑暗埋葬了，瞪着毫无意义的眼睛。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梦里行驶，都在自己的梦里受伤。

一出洞口，身旁的西装男便对着手机大喊：“梅林关到了。”

他终于逃到了安全地带，看到了阳光下的绿树鲜花。不知为什么，我总觉那洞口外的阳光格外炫目明亮，那洞口外的绿树格外繁茂浓绿，那洞口外的高压线格外高耸入云。

我发现，明亮和黑暗是一对永不分离的双胞胎。

陌生的食物和陌生的植物

若当初没有离开故乡，我的生活是否会更顺遂更幸福一些？

现在，我和故乡之间已竖起一道巨大的鸿沟；现在，我和我的家人组成了一块小小的飞地。在我们的私人社会里，有着一整套独属于我们自己的礼仪。这块飞地既与故乡斩断了脐带，又和身处之地无任何联系。

做好方便面后，我往黄色的面中切了几片粉色香肠，配了点细碎毛芹，很是诱人。举起筷子时，宋宋说：“他们把毛芹菜叫香芹。”哦！他们还把茄子叫茄瓜，把黄瓜叫青瓜，把零钱叫散钱。

但这并不是我想说的。

我要说的是——“他们”。

他说“他们”时将“我们”单独地提取出来，因为“他们”中不包括我们。即便我们的碗里出现了被他们唤作香芹的蔬菜，但他们是他们，我们是我们。

我一直记得深圳某中学的学生食堂。

一位发型时髦、衣着考究的女老师端着餐盘看着我，认真地发问：“你们那里有鱼吗？”

我亦认真回答：“博斯腾湖和赛里木湖都有鱼，很多。”

我知道她的脑际地图中根本不会有这两个大湖。然而，我还是要说得具体一点，肯定一点，像肯定一个肯定句那样肯定。显然，她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这之后，在餐厅里再次看到我时，她就像看到了一团空气。而我所说的博斯腾湖和赛里木湖，像由一团空气制造出来的另一团空气。

她是对我回答的答案不满，还是对我回答时的口气不满？总之，因我冒犯了她的发型，她的衣着，她优越的私人城堡，她才会视我为空气。

我想，若我涨红脸垂下眼看着脚尖颤声回答，没有……那她一定舒心而亲密地对我一笑。甚至饭后，她还会约我一起逛服装店。

我深深地、深深地看了她一眼——我看穿了她。

她的优越感在我这里变成了遭鄙视的无知。

虽然我们的身体只隔了两个餐盘，但我们却形成了一种对立：富裕和贫穷的对立，中心和边缘的对立，无知和常识的对立。

现在，具体的博斯腾湖和赛里木湖消失了！甚至连具体的我也消失了！她什么都没有看见。当她吃完那条鱼后，她将附加鱼上的所有疑问都卸载掉了。她发现，只要不去想鱼的问题，她便自我感觉良好。

我发现，鱼是会发出哭泣声的。

在深圳南山区龙井村市场，我看到鱼被捞了起来。它张着嘴，浑身激烈地打颤，像刚离开母体的婴儿。鱼的身体是一个弧形，握在手套中时，脑袋不断朝尾部弯去。鱼的身上也流出了汗，有些汗滴还溅到那人的脸上。那是张南方男人的脸，精瘦，吻部凸起，眼窝深陷。他并非长得不好看，只是套上长围裙、戴上手套，站在方形水池旁后，他的模样也就和环境一样湿漉漉的。

他有时会让顾客自己去捞鱼。

我没那些南方老太太眼尖，从外表上完全分不清鱼的年龄和状态，像看十八岁至五十八岁的外国女人一个样。我闭上眼，伸出网子一捞，就是它了。有时我用手指指点点，他便照我含混的旨意实施。一网下去，不提，扭头看我；若我摇头，他会皱眉，再捞。但我绝对不会麻烦他捞第三次。他捞起鱼后，胳膊抡起，像麦田里举起镰刀收割的农夫般，抡下去，“砰”！

网里的活物便撞在水泥台面上。

那里是个微型行刑台！每天不知有多少条鱼被敲晕！

他用左手按住它——那个滑溜溜还在起伏的物体，右手的刀已从尾部扫荡上来。鱼鳞飞扬，像团体赛中那些一排排手臂起来又落下。他先顺着脊背刮两下，再在肚腩处刮两下，最后是中间地带刮两下。

翻过来，同样两下，两下，两下。

然后，刀来到中部，在鱼鳃下嫩白部位猛烈运动，短促紧凑地上下移动后，将脖子裸出。刀又移动到尾部，上下移动，比两侧躯体小很多的鳞片弹了起来。之后，到达鱼鳃，将刀尖伸进去，用力一剜，一大坨黑红黏连物便被卸下。一挑后，已飞入旁边的一大片黑红中。

这时，鱼猛地抽搐了一下。

鱼没了鳞片，没了腮，却依旧抖得那么剧烈。然而在杀鱼人眼中，鱼就像音乐会上一个普通的音符。

他将刀锋平放在鱼的肚腩处，细细一下滑过，里面的软体便松垮垮落下。刀一拨拉，黏物抛起，飞到了对面。鱼是会流血的。鱼已经血淋淋了。鱼没有鳞片，没有腮，没有肠肚，光溜溜的骨架上挂着肌肉。但鱼的血让鱼像刚打过架的人。

杀鱼人将它拿到水龙头下，淋了淋。

鱼像从没有在水里待过般，身子一抖，尾巴甩出一串红色水滴。有一颗，居然准准地溅到我的颊上。鱼在水下发抖。鱼的身体被分成两部分：头部机械地僵硬着，尾部焦躁地抽动着。这条已不像鱼的鱼被放进塑料袋，松垮垮打了结，递给我。看到那两个白色圆环里浸润着丝丝黑红，我要求再套个袋子。他一把扯下来，丢给我，嚷起来：“没时间！没时间！”

柏树在多雪的天山上随处可见，但在深圳金海滩别墅区内看到它时，我吃了一惊。

那一丛丛士兵挺立在半山坡，面对着大海，模样有些怪异。然而，它们和那些别墅却很协调。那一栋栋单独的房间，在偶尔的夜晚，迎来偶尔的一家人，偶尔的一对男女。他们偶尔地出门散步时，会和那四季常青且不掉叶不开花的柏树相遇，会获得一种固定模式的安慰。

柏树只提供装饰，并不强调自身。

它们站在那里并非自顾自地生长，有工人打理。但工人最好不要让业主看到，像那些植物能自己打理好自己。

一个穿蓝工装的男子从玻璃大门中走出，工装上粘着污点，头发上有碎屑，手里还捏着工具。当他出现在柏树旁时很扎眼——柏树庄严僵硬的美被那宽松脏污的衣裤给消解了。那些污点是随便涂抹上的，那些皱褶是不受控制的，甚至那头上的碎屑也是随风摆动的。

在那个瞬间，那个脏污的工人变得很美，而那些柏树则显得萎缩凋敝。

在北方的落雪季节，深圳的勒杜鹃却开得格外热烈。它们像个十五六岁的农村女孩，笑起来咧着大嘴，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有时候，我会愣神在那些高架桥的下方，被花团锦簇的紫红弄得浑身震颤。

在深圳，紫红的勒杜鹃显得廉价而俗艳。随便地长，随便地缠绕着高架桥，闻着汽车尾气，忍受着喧嚣，依旧兴冲冲。勒杜鹃的生命力太强大了，以至于我会生出幻觉，以为它是塑料做的。它就那么没脾气地盛开着。

它的美在于重复、重复、再重复。

一种花一旦用于装饰，它便不再属于自身，而成为一种模式化的表情。虽然它常开不败，但却丧失了田野之美、率性之美。

我想起在吉林长白山的高山草甸中看到过的鸢尾花。据说，它是法国人最喜欢的花，所以我们便费力地寻找，找了很久才看到它。它娇气地藏在草丛中，因为已过了花期，所以一派徐娘半老的萎靡模样。这花极骄傲——要在合适的土壤、合适的温度、合适的环境中才会开花。而且，只开那么一段时间，马上就累了，不干了。 

——可法国人就是喜欢这种娇气。

当本地人告诉我那路边绿树上的绿果子就是木瓜时，我大吃一惊。

在我的经验世界里，瓜，无论西瓜还是哈密瓜，都是匍匐在地的。然而，木瓜像苹果或梨那般长在树上。我在超市里买来木瓜后切开，被它绚丽幽微的内里给镇住了。

它根本不像一个水果，而像一个女人！

当我试图将一颗颗棕黑珍珠拨拉出来时，感觉自己在犯罪。此前在新疆，我也会把哈密瓜的种子拨拉出来，可为什么没有犯罪感？

后来，我还吃到过木瓜炖鱼翅。木瓜被拦腰切成两半，肚子里装着一堆像粉丝般的东西。吃完那滑腻腻的东西后，还可用勺子剜木瓜的肉吃。那时候，我总感觉自己在剜一个动物的大腿。

在深圳的梅林路上，长满了毛茸茸的榕树。

榕树的叶子也会泛黄，落下来时会轻轻地敲打一下车窗，然而再躺到马路上。片刻之后，它便被车轮碾碎，变得四分五裂。

榕树的树冠硕大，但比树冠更大的根须被压在人行道的水泥板下。人们为每一棵榕树都留下了空隙，是那种统一的四方形。然而，每一棵榕树都不一样粗的，所以总有些收拢不住的根须将水泥板顶起，鼓出个大包。

榕树一定不明白，那裸露的洞穴之口，何以恰好就那么大？

陌生的你和陌生的我

我从一个女人的眼神中看到了自己的真实处境——“你家阿姨烧菜怎样？”

仓促中我如实回答：“哦……我家没有阿姨……”

啊！我们相互凝视的眼神都那么陌生！

陌生啊陌生……陌生是深圳送给我的礼物。

在那些璀璨干净的酒店里，在那些觥筹交错的宴席上，在那些典雅时尚的文学聚会上，我体验到的是一种挥之不去的陌生感。

深圳就像房地产公司的样板间。在这里，无论是街道、楼房或花园小区，都显得那样整洁；出现在这里的人，都显得那样潇洒。深圳就像一杯咖啡。对年轻人来说，这饮料的味道真是正点，但对老年人来说，这饮料的味道会让你的心脏总处于不安状态。

离开深圳后，我经常会想起那些丛林般的摩天大厦。在夜晚，那些大厦会闪着璀璨的光芒。然而，在那些像星星般繁密的灯光里，没有一盏是属于我的。作为失败者，我就这样被深圳淘汰了。

离开深圳后，我定居东莞。

夜以继日，我只干一件事——写作。

我执拗而专注，绝不轻言放弃。写作、写作，还是写作。以前，我总觉得没有素材可写；现在，我觉得素材满坑满谷。当我进行创作时，外在的形式是一个人正在敲打键盘，双眼紧盯屏幕；但这不是真相。真相是——在我的脑袋深处还有另一双眼睛，它们透过我面孔上的眼睛发出光芒，仔细凝视那些情感张力强烈的片段。 

现在，我并不想写别人希望我写的那些作品。现在，我要写经过我的身体过滤后的那些气味、色彩和曲线，那个微观而鲜活的世界，那个独属于我的小天地。

现在，写作是我对自己的救赎。

不止一次，在凌晨天色未明之时，我陷入了困境。我在电脑前用双肘环住脑袋，像被人痛打了一番。事实上，写作是艰辛的、冗长的、孤独的；事实上，写作的过程就是整理素材的过程，就是拷问灵魂的过程——写作者的心尖总伴随着指尖摆动。写作是大脑在思考，也是身体在燃烧，其微妙程度不亚于跳芭蕾舞。如何穿透表层进入心灵深处？如何撬开那个深不可测的秘密？如何在烦琐废话里发现清晰真相？

后来我发现，原来迁徙之路和返乡之路是等同的，只不过一个的起点是另一个的终点；原来生命之流不是一泻千里，而是前进又回溯，一波三折；原来我所进行的迁徙是双重性的，既是地理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正是这种大幅度的移动变更，让我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让我不断地整合与思考，将自己破碎的感官、记忆和经验努力黏合成一个完整的形状。

所以，感谢深圳送我“陌生”这个礼物。

正是这些来自生活最细微之处的“陌生感”提醒着我——赶快写！赶快写！赶快写！

【丁燕，出生于新疆哈密，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广东省作协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广东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迄今已出版二十二部文学著作。“工厂系列”（《工厂女孩》《工厂男孩》《工厂爱情》）系她深入珠三角工厂十二年创作的链条状系列作品。作品曾获全国鲁迅文学奖提名奖、文津图书奖、百花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华文非虚构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优秀作品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荷花文学奖等多个奖项。现居广东东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