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征兵

夕阳西下，电影《血战台儿庄》的激昂与悲壮感染了陈文礼的家人。父亲陈福福——一位沉默寡言的老人，裹着一身风尘，踏入儿子家门。孙女蹦蹦跳跳地迎上去，扑进爷爷的怀抱。祖孙三代互致问候，一起开始看电视。电视屏幕上的战火仿佛穿越时空，映照在每个人的脸上——屏幕上，日军正集中火力轰击滕县，炮声震耳欲聋，火光映红了滕县的天空。八七式装甲车如同钢铁巨兽，一排排碾过废墟，尾随装甲车的是日军冲锋队。中国守军在枪林弹雨中顽强抵抗。镜头切换，王铭章师长头缠纱布，目光如炬，凝视着城下浴血奋战、所剩无几的士兵。

“小鬼子的钢架车子，子弹打不穿，手榴弹炸不烂，只能破坏履带。履带只要有一个销子坏掉，它就得趴窝……”陈福福喃喃自语，眼神里闪过复杂的情绪。

陈文礼关切地看向父亲，轻声问道：“爸爸，你怎么了，脸色这么差？”

陈福福摆摆手，示意自己没事，但紧锁的眉头和苍白的脸色出卖了他。他接过儿子递来的水，灌了一大口，仿佛要冲淡心中的苦涩。

“小鬼子的火力，真猛啊……许多战友，都是被山炮给炸死的。”陈福福的声音低沉而颤抖，每一个字都像是从心底挤出来的。

“你……你打过鬼子？”陈文礼震惊地盯着父亲，眼中满是疑惑。

陈福福沉默片刻，点了点头：“还有你二伯，我们一起上的战场。”

夜幕降临，窗外的月光洒在陈福福布满皱纹的脸上，给他苍老的面容又平添了几分沧桑。他缓缓开口，讲述起那段尘封的历史。

“那时候，我们用藤草芦苇缠住铁甲车的履带，烧断铁桥，让战车坠入河流。组织敢死队，和日本鬼子拼大刀。否则，鬼子我们很难靠近。”陈福福的眼神变得深邃，仿佛置身于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陈文礼听得入神，他从未想过，这位平凡的父亲，竟有如此不平凡的经历。他开始重新审视父亲，那些杀敌抗日的军人形象，渐渐与父亲的身影重合——一个如李云龙的形象跃然眼前。

三十年前那个下午，父亲说出的秘密，为陈氏家族打开了一扇通往抗战历史的大门。溯源而上，陈文礼穿越时光，看到的是宁夏两千壮士远赴内蒙古，血洒疆场，用鲜血换来的山河大地。那山河大地正是他脚下这片美丽富饶的宁夏平原。

倪、保、郑、陈本是居住在宁夏银川光化门的四大姓氏。清末，陈家从陕北府谷迁到银川，以打鱼卖草为生。陈家比不得有田产的其他原住民，增加人口被陈家视为壮大家族的唯一出路。

1914年，陈福福出生。这对陈氏家族排行老三的陈山来说是天大的喜事，孩子过满月那天，陈山召集族里的人并对几个兄弟说：“以后家族出力就靠你们（孩子）了，俺就这一个儿子，还要留着给俺养老送终呢！”为了强调自己的判断，陈山特意在孩子的名字后面多缀上一个“福”字，意为福满心诚，好运连连。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1939年，绥西抗战爆发，陈福福与堂哥陈候候同被征兵。他们被编入第八战区第十七集团军宁夏警备团，开赴前线，协助马鸿宾的八十一军三十五师抵抗日寇。

德胜门旧址，银川古城的北城门，见证了无数征人的离别。陈氏家族的女人们偷偷抹泪，烧香祈福，希望陈家后生能够平安归来。

陈福福徒步两天，才走到石嘴子。石嘴子山体低平硬朗，黄河一路向北，深沉而辽阔。望着滚滚东流的黄河，陈福福心中升腾起一股莫名的豪情，他暗暗告诫自己：平时马家军没少欺压百姓，可这一次，打的是日本人。作为军人，我不能示弱。

行军路上，灰土飞扬，遮天蔽日。陈福福与战友们肩并肩、心连心，共同面对未知的挑战。

烽火

1939年12月，傅作义将军配合湘北战役，主动请缨，亲率所部步骑兵三万余人，长途突袭包头市。经过数日激战，取得了辉煌胜利，但战争的不确定性也随之而来。

1940年2月，日军出动三万余人，进犯绥西。日军第二十六师团指挥官黑田重德选择乌不浪口作为突破口，企图切断中苏通道，渗透西北。

大战爆发之时，马鸿宾正在重庆参加军事会议，部队由马腾蛟指挥。2月1日早晨，日军开始集结兵力。马腾蛟命令第三十五师设下阵地，阻击日军进攻。

宁夏军人不仅要面对日军，还有一个无形的敌人，那就是天气。炮管因为冷冻收缩，炮弹根本放不进去。极强的冷冻液也冻成冰坨，无法使用。草原的积雪没膝。三十五师官兵在零下三十摄氏度的严寒天里，两天两夜水米未进。他们的鞋袜、手套冻成了冰块，用火一烤，脚手更加疼痛难忍。不少人想把鞋袜、手套脱掉，好好地烤一下，谁知一脱，肉皮被撕掉。

白天攻势停歇，夜幕降临，指挥官组织大刀队夜袭日本指挥部。陈福福因瘦弱单薄，没资格加入敢死队。堂哥陈候候身背大刀，腰缠手榴弹，冲上了战场，为国家阻挡来犯之敌，也横挡在弟弟和死神之间。

战后，一具被炮弹炸花的士兵尸体无法辨认，他的军服胸牌只剩下一个“候”字。收尸的群众只能把血衣上仅存的那个“候”字刻在砖头上，前面用两个“××”代替名字，当作墓碑。

日军久攻不下，开始投射毒气弹。毒气顺着风向飘到守军阵地，士兵们不断咳嗽、流鼻涕、淌眼泪。中毒轻的人虽能坚持作战，但战斗力已大大减弱；有的人胸闷、头痛、呕吐，根本不能作战，只得被送下火线。

2月2日凌晨，日军大举攻向四义堂阵地。马腾蛟急派第二〇六团前去增援，但四义堂阵地很快被日军突破。危急时刻，傅作义紧急调出精锐第一〇一师前来增援，中日军队随即在乌不浪口展开大决战。

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时分，八十一军誓死坚守阵地，与日军进行了惨烈的白刃战。但终究抵挡不住日军的机动车队和毒气弹，最后不得不撤退。

撤出阵地之时，一些被冰雪冻僵的战士依然保持着战斗的姿势。

内蒙古五原被称为塞外古郡，它位于河套平原腹地，黄河几字弯最北端。五原战役为塞外古郡的历史增添了一笔抵御外敌的亮色。

一本由日本朝闻社出版于昭和十五年（1940年）三月二十日发行的《支那事变画报》第三十四辑题为《五原方面作战》的报道，刊登了日军在中国战场的战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人类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秦永章释应作者之邀翻译出内容：

一月三十一日黎明，我骑兵部队于雪山战线突破敌军防线，乘暴风席卷之势挥师渡河。另有主力部队连续进击蒙古西北部，协同屠敌于五原战场，同日午前十时各部队如雪崩般齐攻入城。鏖战至四日下午五时，黄河沿线悉数告捷；至夕刻（约晚七点）已突入绥西省一部，五原一带残敌尽扫。是役歼敌八千余人，战果赫赫震动西北，其军械辎重亦尽入我囊。特派战地记者摄录战况，传檄捷报。

而五原战役的真相却是这样的——

傅作义将军利用奇袭包头吸引日军驰援，调动日军主力回防包头，进而趁敌兵力分散、首尾难顾的机会，下达了总攻五原的命令，对五原新旧城及外围的据点之敌采取“黑虎掏心”战术，端掉日伪军的指挥部。五原战役共歼灭日伪军三千四百多人，俘虏日伪军三百余人，缴获大炮和大批武器、弹药，日军大桥大佐、五原特务机关机关长桑园荒一郎被击毙，日军中将水川伊夫被击毙。

五原战役使当时的日本朝野为之哗然，是抗战以来国民革命军第一次收复失地的战役，它有效牵制了华北日军，肃清了侵入河套的日伪势力，巩固了西北屏障。

孤证

在乌拉特中旗博物馆，存放着一百四十块残砖，它们凹凸不平，土蚀土咬明显，有些还沾染着涂料。砖上刻有张忠义、赵长才、车和生、李如云等烈士的名字，以及部队番号、职务和出生地信息。

刘斌馆长站在这些砖头前，神情凝重地说：“这些砖头，是他们留存于世间的唯一凭证。他们是宁夏军人，原来是放在乌不浪口烈士陵园的。如今新修的墓碑用上了大理石，这些简易墓碑‘退休’。但我觉得，即使被替代，它们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2025年清明，一次双场奔赴的求证之旅在宁蒙两省拉开帷幕。由五十人组成的“2025抗战胜利八十周年宁夏春祭活动”奔赴内蒙古多地。宁夏作协报告文学学会的作家们走进西北抗日战争的大时代背景，寻找那被忽略的、闪耀在宁夏和内蒙古两省区的抗日之光。

受陈文礼所托，我在陵园的墓碑群里寻找着陈文礼二伯陈候候的墓地。很快，我在左侧第一列第七行的位置找到了一块刻有“××候”的墓碑，题头镌刻着“抗日民族英雄”，落款：35D62。纯黑色的大理石墓碑在群山之下格外肃穆。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身背大刀、腰挂手榴弹的强壮身影，他跳出战壕，冒着敌人的炮火，挥刀杀敌……

爱情

在金川先生的引见下，我见到了绥西抗战烈士杨鸿儒的孙女杨淑琴。这已经是她第四次前来乌不浪口祭奠爷爷。

小时候，杨淑琴经常听奶奶和父亲提及爷爷。爷爷临行前，奶奶送给他一个发簪，竟成了永恒的记忆。

“爷爷牺牲的消息是父亲一年后得知的。爷爷部队的通信员从战场上下来，给家里送来了几件遗物——一件带着血迹和坦克履带碾压痕迹的大衣、一条褥子和一顶军帽、一只包里面装着一张爷爷和战友的照片、一个带有红五星包的护身符、一本通信录，还有象征着爷爷和奶奶爱情的那枚发簪。见到发簪的一瞬间，奶奶抱着我父亲和叔叔失声痛哭……”

杨淑琴根据通信员的描述，知道爷爷在战斗中眼部中弹，血流如注，一息尚存。他让通信员先撤，仅凭余力向日军坦克扔手榴弹，最终被日军坦克从身上碾压过去……

宁夏

黄河从青海高原奔腾而下，浩浩荡荡奔流向前。自青铜峡西出后，便进入了银川平原的中部地区。在贺兰山、阴山和太行山的三面阻挡下，河面变宽，流速变缓。整个河套平原自古有“塞上粮仓”的美誉。

现在的银川被誉为“塞上江南”，现在的包头被称为“草原钢城”。两者同为首府城市，气质在黄河之间流动。

天下黄河富河套，铁骑逐鹿逾千年。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内蒙古与宁夏唇齿相依。八十年前，黄河水见证了“以青春生命，换取山河无恙”的绥西抗战。

抗战爆发以来，宁夏中卫莫家楼盐业运销量为抗战前的三倍。从莫家楼经黄河运出的食盐和粮食，顺流而下前往包头，每年超过万吨。

宁夏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胡迅雷先生传给我一份在国民革命军事档案馆保存的阵亡将士名册。《中华民国忠烈将士姓名录（宁夏省）》图书一期，由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抚恤处纂订，联合勤务总司令部抚恤处印行，印行年为1947年。

阵亡将士有名有姓的共一百四十三人，其中，豫旺县三人，中卫县二十二人，平罗县二十七人，中宁县十六人，盐池县二十一人，磴口县三人，贺兰县十八人，灵武县十五人，宁朔县十八人。

在国民革命军八十一军三十五师二〇五团阵亡官兵（1941年1月24日，2月9日、11日，3月20日、29日于绥远包头）英名录上，青铜峡（原宁朔县）参战而牺牲的烈士姓名在列：步炮连，一等兵闫明林、二等兵马双柱、二等兵傅长太、上等兵马恩来、一等兵哈芝、上等兵丁福山；机枪连，一等兵王生禄、一等兵张成仁、一等兵王志德；四连，上等兵刘占祥、一等兵李登荣、一等兵王明、一等兵任明元。

无名

“春祭团”离开乌拉特中旗是在清明节假期的最后一天。

这一天阳光明媚，空气中夹杂着草木的清香。包头与隔河相望的达拉特旗在阴山的护佑下再次见证宁夏军人的战斗力。

新民堡店壕村是达拉特旗一个行政村。这里曾是三十五师两个连守卫宁夏门户的决战之地。

黄河以南，宁夏军队独自承担起将日军阻挡在黄河以北地区的任务。在装备落后、物资匮乏的情况下，宁夏军队进行了长达四年的艰苦作战，最终打破了日军占领宁夏、攻占西北、阻断西北国际线的图谋。

阴山是个变量，它的纵横梳理着黄河的流向。

1940年夏秋之际，三十五师及两个骑兵连，从绥西移防伊克昭盟北部的达拉特旗，驻在黄河南岸滩地及滩地边沿的沙漠台地。

1941年2月，日军对伊克昭盟新民堡展开大扫荡。《宁夏文史资料》这样记载新民堡之战：“黄河已经封冻，侵占归绥的日军，以军用汽车六七十辆，载运军队及大炮，从托克托县附近过河，向西进犯。我方得此情报时已是傍晚，军部即电话通知各团注意警戒。次日黎明，二〇五团进入阵地。日出时，日军军车已到新民堡阵地前方，先以三十余门大炮猛轰，摧毁了我军右翼阵地，并掩护其步兵冲破右翼，包围过来。”

实际的战事要比文史资料记载的更加残酷。

新民堡之战持续了整整一天。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战壕里的西军战士与日军拼刺刀，展开肉搏。几个连的人拼到最后牺牲殆尽。新民堡战斗中走在最前线、与日军拼杀到最后的是三十五师二〇五团的官兵。他们战斗勇猛，与日军在达拉特旗的几个据点反复争夺，伤亡惨重。一个连百十号人在十几分钟内就牺牲了……没有医生，没有担架，没有救援。有的战士肠子被炸出来了，旁边的人只好连泥带血地将流出的肠子再填回去，继续战斗……

达拉特旗新民堡店壕村的土地下面埋葬着约五百名参加绥南抗战的宁夏将士。他们的遗体被草草掩埋，没有墓碑，没有祭文，只有青砖保留着名字和番号。

丰碑

“春祭团”来到新民堡店镇店壕村已是中午时分。我们被当地人引导着来到公路西边的一个沙坑旁。顺着村主任贺全的指引，我看到这里有一段半人高的土墙围起一片羊圈大小的地方。多年风吹日晒，人来人往，围墙被慢慢踩秃了。顺着贺全的指引，那里有一片煤渣路，煤渣路东侧约三十米的地基上盖着三间砖房。

贺全说：“房子下面埋着四五百人。”

在“春祭”新民堡纪念活动中，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基金的工作人员罗亚君向我诉说了她来到店壕村的奇特感受。2023年春祭的时候，罗亚君对着眼前的这片空地上插着的春祭旗帜拍了一个视频。她什么也没说，只是拍了这里的风声和这一面一面被风展开的旗帜。很奇怪，她不是一个常发视频号的人，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视频很快就有超过十万人观看，好几百条留言。她百思不得其解，它哪里来的流量呢？是谁在推荐呢？她到今天都不知道，只是遗憾——如果知道这个视频会被很多人关注的话，她想，她应该写几句话的，比如这是哪里，埋在这里的他们又是谁。

那天的风很大，足足在她耳旁刮了一年。

今年的天气好多了，可是依然有风，一面一面春祭旗帜又迎风招展开了。旗帜上面吹着集结号的战士，像不像当年的抗战军人？所以，这一刻她忽然想明白了——这是一种回应，这是山河给我们的回响。

又一年清明春祭，罗亚君再次来到新民堡。遗憾的是这里依然没有让她可以凭吊的纪念碑，她只能朝着某一个方向鞠躬。所以，罗亚君把那块写着“丰碑无名，山河有记”的牌子插在了旗帜圈出来的祭拜场地中央。

“就当它是一块丰碑吧！”罗亚君向着飘扬的旗帜深深鞠躬。

春祭队伍里有一名叫尹天赐的青年，他是宁东基地的一名建设者。小尹也是抗战老兵的后代，他的姥爷是国民革命军第八十一军三十五师的电台台长，并亲身经历了绥西抗战的全过程。小尹曾多次参加寻找和关爱抗战老兵的活动，是一个热心而能力出众的年轻人。他在我写作的过程中提供了众多有价值的信息，尤其是在我写作中所需材料因路途遥远不能核实的时候，他及时地提供了五原抗战纪念陵园的碑文和其他素材。

尹天赐对于抗战的理解超出了一般人的认知。在他看来，如此大规模的春祭和寻找抗战老兵，其意义在于对和平的珍视与渴望，而非追究责任、埋下仇恨。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更不能忘记卫国战争牺牲的英烈们。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际，他们挺身而出，不畏艰难险阻，不惧马革裹尸，以赴死的决心捍卫我们的家园。

山河回响

店壕村西军墓现场，西风猎猎，祭旗飞扬。身后传来飞驰的重型卡车的轰鸣，耳边也响起金川老师演奏的葫芦丝《奇异恩典》……

八十多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散去，历史的记忆愈加深刻；八十多年过去了，更多的宁夏人在清明之际陆续赶往这片没有墓碑的地方祭奠英雄。

黄河远上，从乌不浪口的冻土到五原的麦田，从博物馆的青砖到直播中的春祭，宁夏抗战历史正在被重新挖掘和整理。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经过后人不断修正与书写，正在显露出它应有的底色。  

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黄土一尊魂。

八十年后的今天，贺兰山下，英雄故事依然在人们口中传颂。杨鸿儒的那枚翡翠发簪，是对爱情的忠贞和对亲人的思念。博物馆里的青砖，每一块都承载着一个年轻的生命，它们既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英雄们的无声诉说。这些记忆的碎片，如同璀璨的星辰，构筑起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谱。

那些牺牲的英雄在地下寂静长眠，我相信，他们的身体已经回到了家乡，那里有温暖的被窝，有小桥流水、浪漫山花，他们也一定在心里祝福：红色中国的后人们能一切安好！

尾声

1998年，陈福福去世，他被后人葬于贺兰山榆树沟。贺兰山能看得见黄河远上，也能看得见包头与五原。

2025年清明，七十一岁的陈文礼为父亲上坟时写了一篇祭文，祭文内容令人唏嘘：“父亲您配得上抗战老兵这一荣誉。您抗击日本军国主义的行为，是为民族独立、自由贡献力量的义举。作为您的儿子及后人，我们深感荣幸，并无比自豪。”

虽然是一份迟到的祭文，但它为陈文礼的父亲，也为陈为礼自己扫去笼罩在家族历史上空的尘埃。陈文礼至今还记得父亲说过的那句话：“我向你们隐瞒了一辈子，是因为，我曾为国民党部队服过役，打过仗。”

“父母亲给了我们生命，而党却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抚今追昔，陈文礼感慨良多。

父亲的遗憾随风而逝。而陈文礼“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人生又何尝不是对父亲的一种告慰！

20世纪70年代，陈文礼被银川郊区良田公社保伏桥大队推荐去西安地质学校读书成为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被分到宁夏地矿局研究所担任助理技术员。197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颁布之际，陈文礼被“选干”，调入宁夏高级人民法院任书记员。1983年，陈文礼被中国政法大学函授班录取学习三年。毕业后，从副科级书记员、助审员，到正科级助审员、审判员，一直到二级法官岗位退休。

如今，德胜门的遗址是银川市兴庆区政府所在地，中山街与北京路是银川最有历史也是最繁华的地段。

兴庆区政府大楼旁立着一块LED大屏幕正在滚动播出银川市即将举办的一年一度的“银川马拉松比赛”，屏幕里闪现出的是阳光、自信、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的人们奔跑在“一山一河”的生态长廊之间，在湖光山色间，是一幅幅“塞上湖城·大美银川”的诗意与活力。

陈文礼的目光从屏幕上落下，他的眼前浮现出八十多年前老银川街的一日，城外灰尘飞扬的路上走来一名青年，他双手拄拐，衣衫褴褛，他头缠绷带，带着战火与硝烟的痕迹，他走路踉跄，眼里满是疲惫，当他看到银川德胜门的一瞬间，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流下，他抹去眼泪，擦去额头的灰尘，奔赴向德胜门……

顺着北京路能看到西边的贺兰山。

贺兰山上，一轮隐约的明月悬在当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