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团是青年的园地
接到采写革命英烈的任务，我有些激动，因为从小到大脑海里一直住着一个英雄梦。看到英烈名单时，陈铁军、罗登贤、黄甦、邓培等耳熟能详的都已有人写，我可选择的写作对象已不多。看到“廖锦涛”的名字时，有些似曾相识，向广东佛山市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指了指：就他。回到家里查阅，发现关于廖锦涛的线上资料很少。惶惑之余，我打算去廖锦涛的故居走走。
盛夏7月，佛山市南庄龙津村廖锦涛烈士广场上，在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赠送的2.7米高廖锦涛烈士铜像面前，一群基层干部在重温入党誓词。铜像背后是一幅27米长的马赛克壁画，万里长城气势雄伟，锦绣河山壮丽多娇。设计者以大气磅礴的匠心，为我们映衬出廖锦涛27年激越而信仰坚定的革命人生。
一
1914年，廖锦涛出生在龙津村，3岁时父亲病逝。他在这里度过童年，还在村里良宝沙小学读了两年书。后依靠在广州工作的庶母林瑞生和亲友们的接济，廖锦涛在广州读完小学、中学，后来考进广州大学政治经济系。
广州作为中国近代和现代革命的发源地，廖锦涛打少年时期就耳濡目染了不少仁人志士在这里抛头颅、洒热血，一颗“立志报国、寻找真理”的种子便在心底种下。刚踏进广州大学校园，廖锦涛就积极参与爱国进步活动。1936年，通过亲友介绍，廖锦涛来到澳门，在岐关车路公司统计科当办事员。1936年夏秋间，廖锦涛遇到全国各界救国会联合会（以下简称“全救联”）理事周楠。这位来自广东香山（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香山县后改名“中山县”）三乡平岚村的老乡，成了廖锦涛加入党组织的引路人。廖锦涛以岐关车路公司为阵地，建立读书小组，成立中国青年救护团、“前锋剧社”等进步组织，采用公开或半公开的形式在澳门进行爱国宣传与组织。
1937年春的澳门，一切抗日救亡的力量，都在民族存亡的土壤里苏醒。“我宣布，廖锦涛同志从今天起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现在，我们一起宣誓。”面对党旗，廖锦涛激动地紧握拳头，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宣誓。那一刻，他矢志不渝地把自己的丹心碧血甚至生命，全部献给祖国。
“根据组织研判，日本很快会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你要积极发动青年职工组织读书会，学习政治时事。你要领导和参加基层职工和青年学生组织的读书会和救亡剧社、救护队，联络各社团的积极分子，大力发展进步力量，推动抗日救亡宣传，为筹募运动、救助难民慰劳军队工作做好准备。”周楠这样对他说。
二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澳门同胞以血浓于水的赤子情怀，迅速投身到祖国抗日救亡的大潮中。
1937年8月12日，由澳门《朝阳日报》和《大众报》联合发起组织“澳门学术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救灾会”（简称“澳门四界救灾会”。由于葡萄牙“中立”，不许澳门爱国社团公开使用“抗敌”“抗日”“救国”“后援”等词语）的代表大会在澳门柿山（炮台山）孔教学校召开。在这次由50多个社团、上百人参加的会议上，廖锦涛以“前锋剧社”代表身份，当选理事会理事兼宣传部副主任。
廖锦涛担起宣传副主任之责，执笔书写力陈日军暴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四界会宣言》。发布后，犹如波涛汹涌、义愤填膺之濠江惊涛拍岸，觉醒无数澳门儿女。他发挥出色的组织能力，积极团结大批爱国青年，开展新闻、文学、戏剧、歌咏、美术等活动，大力宣传抗日，揭露日军的侵华暴行，传播华夏儿女紧密团结抵御外侮的救亡主张。
1937年8月12日至1938年10月上旬，澳门四界救灾会的主要工作是宣传抗日救亡及动员慰劳，筹募钱款工作。通过募捐、宣传、慰问等活动，反复高唱《松花江上》《大刀歌》动员各行各业实行义卖义演义捐等社会筹募。一时间，澳门同胞的爱国热情和觉悟空前高涨，许多感人肺腑的场面洋溢在濠江上空并传遍东南亚，感染并鼓舞着当地华人华侨或义捐或投身到祖国抗战大业中来。
8月24日，刚成立不足半月的四界救灾会，便派出宣传队奔赴中山等地进行宣传。他们深入乡村张贴标语，发表演讲，表演话剧，举办军民联欢会。9月5日，四界救灾会在清平戏院举办游艺大会，演出《还我河山》《前进曲》《抗敌歌》《布袋队》等歌曲戏剧，让观者爱国之情油然而生。
廖锦涛也在四界会组织的一场又一场轰轰烈烈的募捐、宣传、慰问活动中，充分展现出自己卓越的政治才能、组织领导能力，不仅在澳门四界会组织里的威望日渐“众望攸归”，也让上级党组织觉得这是一位难得的抗战干将。
1938年初，中共澳门特支成立，廖锦涛为组织委员。根据时任中共香港市委宣传部长周伯明的指示及传达的全国抗日形势，廖锦涛带领党员和进步青年参加到公开合法的救亡团体中去，广泛进行抗日宣传，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形成爱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成功发动群众团体到中山县的乡村进行抗日宣传，还先后动员和组织一批爱国青年加入“会宁华侨回乡服务团”和“惠阳青年回乡服务团”。在这个过程中，廖锦涛积极发展进步力量，把先进分子吸收入党，而他也逐渐成长为澳门救亡运动持久发展的中坚力量。当年8月中旬，中共澳门工委会成立，廖锦涛担任组织委员。
三
1938年10月21日，日军侵占广州市政府。
“日本鬼子都打进广州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难当头，大家没有，何来小家？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教育那一天起，我就已经做好了舍小家、为大家的思想准备！”廖锦涛越说越激动，走过去紧紧握住中共粤东南特委宣传部长杨康华的双手，说：“哪怕是赴汤蹈火，组织上的安排，我绝对服从，坚决执行。您下达任务吧。”
“通过‘四界救灾会’，组织回国服务团，到抗战一线去。你愿意吗？”
“我愿意！”
“组织上安排你任团长，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你有没有信心？”
“有！”廖锦涛响亮地回答。
1938年10月21日下午，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工作委员会宣告成立，并在港澳各报多次刊登征集服务团男女团员的启事，报名参加者十分踊跃。经过严格考试审查，服务团工作委员会吸收了部分教师、学生、工人、职员、失业失学青年，还有一些广州沦陷时转移来澳的知识青年。
“回国服务团成立不跟我说，你是团长也不跟我说，你是怕我拖后腿吗？”妻子麦苇抱怨说。
“你分娩不久，孩子还这么小，就留在家里，把孩子养大再说。好吗？”
“不。我就要参加服务团！只有我参加了，你才能以身作则。我们才能号召更多青年加入。”
大妹廖明（又名廖婉芬，第三、八回国服务团团员）、小妹廖坚（又名廖淞、廖媛芬，第二回国服务团团员）也要求加入其中。
见家中3位巾帼心意已决，廖锦涛咬牙说：“好。都去。我们先去照相馆，照张全家福。”照片里，廖锦涛怀抱女儿麦岐，目光坚定地望着前方；妻子麦苇和大妹、小妹面带微笑，对即将奔赴前线的日子满怀憧憬。
廖锦涛一家四口参加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在澳门一度传为佳话。入选第一批的团员中，年龄最大的24岁，最小的才13岁。他们当中有不少抛开优渥的工作环境，冲破家庭束缚，毅然参加服务团。比如团员梁惠民，原本在戏院从事美术工作，待遇丰厚，生活安逸，但为了抗战，毅然辞掉工作，告别舒适的工作生活圈，加入到回国服务团中去。当时的《华侨报》有篇《遗书父母，六青年投军去》的报道，提到钟少卿有两个年幼女儿，还是决然参加回国服务团，《华侨报》为此感叹道：“民气如斯，中国复兴可期矣。”
1938年11月7日，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40多名团员高唱着“旅澳中国青年乡村服务团”团歌（《澳门归程》，第126页），欢送廖锦涛亲自带领的服务团第一队13人踏上内地抗战一线的征程。
四
“革命的青年同志们。黄帝的优秀儿女们，国家民族有积厚的教养，也赋予我们特殊的先锋任务。日军已经迫近眼前，我们不该停止在象牙塔里，不能停止在明窗净几的斗室中，不能纸醉金迷般在十里洋场麻醉自己。
亲爱的青年同志们，大时代引导我们到民族解放的战场上创建伟大的实绩。亲爱的青年同志们，赶快跑进救亡团来，这才是青年的园地。我们恳切的希望各地青年、战地组织团体、参加团体……我们要用自己的气力，去建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
第四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西江南路战地工作队代表廖锦涛等五百五十六人敬告。”
这份号召广东青年积极投身抗日工作的《给广东青年的紧急号召书》，是1939年1月17日廖锦涛与参加“第四战区战时动员委员会”大会的一些青年共同起草的。当时，廖锦涛代表“澳门四界救灾会回国服务团”第一、二队，自广东高明前往肇庆参加召开的“西江、南路战工队会报大会”。
1939年3月4日，澳门爱国团体到本埠路环难民营举行游艺晚会，演出抗日话剧《血洒芦沟桥》等，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八百壮士》《松花江上》《游击队之歌》歌曲。彼时，高剑父、关山月、司徒奇、何磊等一批著名画家避难于澳门，积极进行以抗战为主题的创作。6月，高剑父等在澳门商会2楼举行“春睡画院留澳同仁画展”，共展出200多幅画进行义卖，救济灾民。1940年1月，关山月在濠江中学举行抗日画展，轰动港澳地区。这种以画救国的爱国创作与慈善活动，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
1939年8月，澳门四界救灾会发起纪念“八·一三”两周年“献金运动”，组成10个宣传工作队赴各处宣传，举行茶楼义唱、戏院义演等活动，三天内筹得款项折合国币10万元，充作抗战经费。
“廖会计，经理让你去一趟她那里。”同事拍了拍正埋头做账的廖锦涛。
岐关车路公司经理郑芷湘问：“小廖啊，你是信不过我，还是看到我账上没钱呢？”
“经理，什么信得过信不过？”廖锦涛有些纳闷。
郑芷湘离开座椅，走到廖锦涛身边，拍着他的肩说：“你呀，到处宣传发动筹款，就是不通知我。这不是信不过我，还是什么？”
“不不不。经理您误会了，往次筹款您已捐了很多，这次再让您捐，我实在开不了口。”
郑芷湘伸手从桌上拿出一张纸，那是廖锦涛再熟悉不过的四界救灾会筹款认筹纸。见到上面的数字，廖锦涛惊讶地说：“经理，我们账面没有这么多钱！”
“我用的是私人存款，不是公司资金。国难当头，不一起出力救国，留再多钱，换不来一个和平自由安定的生活，有什么用？”郑芷湘说，“我跟你一样，也有一颗赤子之心！”
廖锦涛所在澳门四界救灾会进行的抗战捐献活动，簇拥了众多的澳门同胞，有如濠江里的波浪，一浪高过一浪。
到1940年6月，廖锦涛组织的回国服务团，共派出11个队158人到广东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其间，回国服务团主要从事教士兵上识字课、代写家信、讲时事政治、表演文艺节目，以及群众动员、战地救护、战区服务、慰劳抗日军队等工作，有些队员还直接参与对日武装战斗，并献出宝贵的生命。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白色恐怖弥漫全国。但不管政治逆流多紧张，多黑暗，廖锦涛从来没有动摇过跟着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信念。
1941年6月30日，廖锦涛在广东佛冈第157师471团视察时被捕。7月12日，廖锦涛遇害，时年27岁……
走出廖锦涛烈士故居，我仿佛仍能听见他在濠江边的铿锵誓言。穿过龙津村镇南门，拐进海边大街西九巷7号，廖锦涛烈士故居前两株耐寒抗旱的翠柏四季常青，树形优美，先端急尖，富有韧性，正如烈士的铮铮铁骨和满腔热血。翠柏无语，却在南海风中将烈士的忠骨记得分明。那些泛黄的照片、斑驳的墙砖，不仅镌刻着一段家国史诗，更如一扇窗，让我窥见了理想主义最明亮的模样。他用短短27年的生命，点亮了一个民族的希望。他那坚持追求真理的不变信仰，对同志热情友爱、对工作认真负责的人生态度，不惧生死、为国捐躯的民族大义，可歌可泣，当与世长存。
而今，龙津已是岭南古韵、小桥流水人家的“全国农村幸福社区示范单位”“全国家风文明示范村”。这不正是当年和廖锦涛一样的千千万万革命英烈所追求奋斗的自由幸福家园、美好人间吗？他的那份初心与热血，也正在被一代代中国青年传承。我知道，在下一个盛夏，在另一个年轻人走近廖锦涛烈士铜像前的那一刻，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还将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