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常会觉得自己是父母爱情的守望者，这种守望，有点儿像看两个本色演员的默片表演，静静凝视中，自己也成了剧中人。

那时的我，只是那片荒芜湖泊中自在游弋的野鸭子，或是飘荡在另一维度空间里的一缕空灵气息，但注定是他们这场爱恋的后来见证。

父亲在大冶钢厂安顿下来后，婚姻问题就成了他亟待解决的人生大事。父亲自从知道了圣诞老人的故事，就总拿他打比方：谁说相亲就没有真感情？真爱是不拘形式的。爱情可不像圣诞老人那样，非得坐着驯鹿拉的雪橇，顶着红帽儿带着礼物，从烟囱走下来。

那是在零陵师范的一场文艺汇演上，母亲的长辫子随着音乐的旋律在腰间轻轻摆动，灵动的大眼睛闪烁着像星星般的柔光，让坐在台下的婶婶觉得，这个活泼开朗、落落大方的女孩，与温文尔雅的小叔子都是读书人，应该可以志同道合。于是，婶婶充当了月老，急切地去探问母亲的想法，母亲听后，轻轻点了点头。

乍暖还寒的夜里，父亲躺在床上，脑海中不断浮现出一个模糊身影，像《诗经·周南·关雎》所写的：“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他在昏黄煤油灯映照下，掏出钢笔，写下假条，父亲请假时，领导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速去速回，早点把喜事定下来。”

父亲给母亲拍了一封电报，告诉她自己将于近日前往学校。那天父亲身穿中山装，上衣口袋插着钢笔，胸前那几枚耀眼的劳动奖章，更衬得人英姿飒爽。

春意盎然的校园里，17岁的母亲和22岁的父亲并肩走着。“傅普云找了一个军官！”这个消息在母亲的学校里不胫而走，为他们的爱情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多年后，父母偶尔拌嘴时还会提及此事。母亲说：“你当初还冒充军官！”父亲则无辜地反驳：“我明明戴的是钢笔和劳动奖章，门卫怎么会看成军功章呢？是不是因为我长得帅！”母亲白了他一眼，略带满足地说：“就你能！”

母亲毕业后随着父亲回到湖南老家举行了婚礼，母亲常骄傲地说：“当年我的婚宴，可有五十多桌呢。”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爷爷奶奶自然是无法操办如此盛大的宴席，他们只是带着新媳妇走进公社食堂，像往常一样吃了顿饭。母亲并没有觉得委屈，总是笑着对别人说：“我大大方方地打招呼，五十多桌，那得有多少人，多有排面啊。”就这样两个从湖南农村走出来的年轻人，相互扶持，支撑起小家，在异乡土地上扎根。

婚后，他们将家安在大冶钢厂第三小学，我的记忆里，家里那盏灯光下，他们总是如影随形。母亲常把学生的作业本带回家批阅，将学生犯的错误记录在小本子上，写满了一页又一页。父亲坐在略显陈旧的木桌前，桌上堆满笔记本和参考书，笔尖与纸的沙沙声，以及偶尔翻动书页的细微声响，在这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清晰。

现在父亲已经离开我们十几个年头了，最初的日子里怕母亲孤独，我尽量减少出差，留在家中陪她。母亲还能下厨，但每次做的饭菜总是过量。有一天早上，她突然拉着我的手说：“儿子，你爸昨晚回来过，你看，他最爱吃的鱼少了两块！”她不停地说。母亲坚信家里的异样都说明父亲回来过，菜少了，肯定是他吃的，嘴里还念叨着：“宝山呀，你放心吃，别饿着……”我明白母亲这是太思念父亲了。我不忍心告诉她，那两块鱼是我昨晚散步时拿给楼下流浪猫的。

我担心母亲无法自拔于对父亲的思念，有时故意说：“爸以前只顾工作，家里重担都落在你身上，妈，你最不容易。”“你懂什么，男人只顾家不对事业上心，有什么用？”母亲时刻维护着父亲，虽然时常提起嫁给他时只有两床薄棉絮，但更多时候，她说的还是和父亲在一起时的温暖与幸福。

有一天回到家，母亲提出想去西塞山走走，第二天一早，我推着母亲来到西塞山入口处，她轻声说：“这些地方，宝山都来过……”“宝山啊，你走山路时慢一点，别崴脚。”“现在西塞山路也修好了，通了车，你别省钱，坐车上山。”母亲这一声声“宝山、宝山”，是他们之间最真挚的情感连接。

母亲常常参加各种学习培训，照顾我的事情自然就落到了父亲身上，大冶钢厂广播站于是便成了我待得最多的地方。坐在父亲老式自行车前杠上，跟着他融入钢厂上下班的车流中，这番景象，已成为我心中难以磨灭的记忆。

拥有五万多名职工的大冶钢厂，宣传靠的是广播站，那一排不起眼的平房，坐落在厂机关大楼旁，略显局促的空间里放着于阿姨的播音设备和父亲的办公桌。桌子边缘位置，漆面几乎被磨光，旁边摆着一把竹藤椅，藤椅的腿上缠绕着几圈电线用来加固。广播站仅有三个工作人员，父亲担任站长，既是文字记者又是发稿编辑；于阿姨是播音员；电工徐老伯负责维修广播线路。

一旦哪个喇叭失声，徐老伯便迅速骑着他的二八自行车前往修理。我常坐在自行车横梁上，听他白色帆布包里维修工具相互碰撞发出的声音，仿佛清脆的铃铛声。

一年冬天，徐老伯去钢厂东边的钢渣车间维修线路，那天雪下得极大，我冻得小脸通红，身体发抖。徐老伯心疼我，看到江面船上有人卖鲶鱼，便买了一条，想回去炖汤给我驱寒。回到广播站，窗外雪花簌簌落下，屋内于阿姨迅速支起来电阻丝炉子给我炖鱼，锅里鱼汤很快冒泡，香气弥漫整个房间，温暖而诱人。不一会儿，一锅乳白色的鱼汤便炖好了。我们三人准备开吃的时候，父亲从车间采访回来，看到围坐炉子旁的我们立即脸色阴沉下来，看也没看徐老伯递来的碗筷，径直上前端起锅，推开门，连锅带汤全丢进雪地里。

第二天中午，徐老伯没像往常一样回来吃饭，打电话说要去热处理车间修设备。听到这话，我心里对父亲的专横产生埋怨。晚上回到家，父亲在饭桌上提及此事，母亲说他小题大做，让别人下不来台。父亲却一脸严肃地说，工厂又不是家里，在那儿做饭像个什么样子。

父亲看出了我的不理解，招手叫我过来，问有没有在高炉遗址的残壁上看到两把锤子与一把夹钳。我噘着嘴点点头，又摇头，说看到过，但这又和鱼汤有什么关系呢？父亲说：“咱们厂从诞生开始，得益于中国近代钢铁工业的开拓者张之洞，他怀揣实业救国的理想，创办了汉阳铁厂等一系列工业企业。盛宣怀又在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的基础上，组建了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采用新式机械设备进行大规模生产的钢铁煤联合企业，也是大冶钢厂的前身。解放初期，钢厂面临资金短缺和外部竞争激烈等重重困难，工人们凭借坚定信念和不懈努力，靠着锤子和夹钳一步步使工厂走出困境，逐渐发展壮大。孩子，锤子和夹钳是钢铁工人的劳动工具，但它们不仅仅代表着工具本身，还蕴含着一代代大冶钢厂人传承下来的，为大我舍弃小我的无私奉献精神，就像炼钢炉里的火焰永不熄灭。那时我虽然不完全理解父亲的话，但他的神情，却深深印在我幼小的心里。

多年之后，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大冶钢厂工作，工人村墙体上的壁雕，总能让我想起两把锤子与一把夹钳的故事。我才真正理解父亲当年的做法虽看似严苛，但传承给我的是钢厂人无私奋斗的情怀。

有一回，我去黄石报社办事时，工作人员从资料室里找到了父亲的旧照片并交给我，年轻的父亲穿着短袖，在钢花飞溅的平炉上采访工人，那一刻，父亲的身影，就像那轮天空中的满月，折射我一身光辉。

吃肉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多么令人向往的事情，为数不多的鱼肉票证只有在家里来客时才拿出来用。母亲看着孩子们消瘦的样子，心急如焚，担心我们营养不良。

那时渔民常常趁着夜色下湖捕鱼，天亮时上岸售卖。母亲知道后，为了节省鱼票，她一次次往返二十多公里买鱼。

那年，临近春节，母亲惦记着家中的“过年鱼”，便约上同事，迎着寒风前往大冶湖。她们出发时，天还未亮，我仍在睡梦中，等母亲回来时，天已经黑了。母亲推门进来，我看到她满脸疲惫却又难掩喜悦。她居然带回来了好几条两斤多重的鲢子鱼，那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

母亲顾不上休息便走进了厨房，很快厨房里传来了煎鱼的滋滋声。鱼，煎至金黄，再加入夏天腌制的酸豆角，小火慢炖，香气溢满了家里的角角落落，那独特的味道，至今仍令人回味。

饭后，母亲像变魔术一样从口袋里掏出几张布票和粮票，父亲惊讶地问：“这是哪儿来的？”母亲得意地笑着，说是用鱼换来的。想到瘦小的母亲在寒风中挑着几十斤鱼，蹒跚前行与人周旋的场景，我心中五味杂陈。

我初中的第一个寒假，父亲回来说,从明天起让我去碎石厂做临时工。母亲觉得碎石厂的工作太辛苦，跟父亲说，孩子还小，要不别去了。但父亲态度坚决，他说自己13岁时已经在湖南老家靠挑煤补贴家用了，让娃儿去锻炼锻炼。

天未亮，母亲悄悄起身，破例在锅里放入猪油，炒了一碗带有葱花的油盐饭。她坐在一旁，看着大口吃饭的我，眼中满是心疼。

那天清晨，我和父亲沿着长江边的火车轨道，迎着寒风，走了十几里地才到了碎石厂。路上，父亲反复叮嘱我，如果有人问起年龄，就说我已经16岁，读初三了。

程伯伯是碎石厂的书记，他仔细打量了我一番，最终勉强同意我留下试试。然后，他带着我去厂财务室，办理临时工出入证，证件上注明我是小工，日薪一块二毛八。从财务室走出时，我看见父亲站在厂门口，远远地看着我，可我负气一般，头也没回一下。

我的师傅姓耿，身形瘦高，但却像有浑身使不完的劲。刚到碎石厂，他要我拎起两铁桶水，用担子挑。那时的我身形小，没什么力气往山上走，脚步踉跄，桶在我的肩上摇摇晃晃，水洒了一路。工友们见状，嘲笑声不绝于耳，我窘得满脸通红。这时候，耿师傅一声呵斥，赶走看热闹的人们，拿起水桶转身下山。中午，吃饭休息时，耿师傅来到工具房，依着我的身高，特制了一对挑水钩。那一刻，我在心里对自己说，绝不能辜负师傅对我的情谊，更不能让父母失望。就这样，我坚持了下来。许多年后，我仍清晰记得第一次拿工资回家的场景：母亲含着眼泪把三十多元的工资数了一遍又一遍。

母亲八十岁那年，不慎摔倒，导致腿部轻微骨裂，一时无法行走，我以为母亲接下来的日子都只能与轮椅为伴。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她执意要起身练习走路。起初，她只能双手扶墙，一步步向前挪动，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停落下，每迈出一步都要忍受钻心的疼痛。虽是满心担忧，可我又怎么能阻拦？我太了解母亲的个性，她是注定不会低头的。凭着坚韧的毅力，半年之后，母亲竟能拄着拐杖走路了。

不久，我因工作去了新疆，平时只能靠视频了解家中的情况。屏幕中的母亲总是乐呵呵地对我说：“我好着呢！我要活到一百多岁，这样你就是个有妈的孩子。”后来，表妹告诉我，那段时间，母亲饭量不好，总是想睡觉，提不起来精神。相隔千里，我无能为力，只能期盼母亲的身体快点好起来。生活还是眷顾了我，回到家时，看到的母亲依旧是那样谈笑风生、乐观豁达。

有一年我外出途中，车窗外的半山腰处，我瞥见树根部的一棵棵藤蔓，奋力向天空伸展，它们以一种不屈服的姿态，努力寻找着生机与希望。那一刻，我仿若醍醐灌顶，母亲的一生不正是如此吗？刹那间，笔下关于母亲的文字仿佛找到了归处。

【罗日新，1963年生，中国作协会员。长篇小说《钢的城》第一部、第二部分别发表于《十月》2019年第5期和2022年第1期。曾获湖北省第十一届屈原文艺奖、第八届湖北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