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巾三叠
读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格里高利在战场上负伤休假,回到他和阿克西妮亚曾经私奔的地主庄园,与阿克西妮亚阔别重逢,却不想阿克西妮亚出轨地主的少爷。格里高利很痛苦。这痛苦怎么表现?肖洛霍夫让格里高利离开阿克西妮亚,走出屋门,坐在屋外的台阶上,从军用背包里掏出一条头巾。头巾,便是痛苦的道具,让痛苦这个抽象的词,形象出场。
这是格里高利准备送给阿克西妮亚的头巾。对这条头巾,肖洛霍夫有一段详细的描述。
先是写道,这条头巾小心翼翼地包在一件干净的衬衣里。足见珍惜。
接着写道,这是一条绣花头巾,是在乌克兰的一个大城市,花了两卢布,从一个犹太女人那里买的。炮火连天之际,能有两卢布不容易;兵荒马乱的,能买到心爱的头巾也不容易。
再写,格里高利像保护眼珠子一样保护头巾,行军途中,时不时掏出来看看,享受着把头巾在阿克西妮亚面前打开时,阿克西妮亚表现出来的喜悦之情。足见格里高利对阿克西妮亚的感情。
一条绣花头巾,有来龙,有去脉,有战争的背景,有买时的经历,也有跟随他在战场上的跋涉,以及其中的心情和想象……层层剥笋,次第浮现。一条绣花头巾,如一条鱼,经过这样的艰难,就要游到自己心爱人的面前了,却遭到意想不到的打击。
于是,格里高利把绣花头巾撕成碎条,塞到了台阶下面。痛苦,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
读完《静静的顿河》这段有关头巾的文字,我想起中学时代曾经看过的一部当时苏联电影《共产党员》。二战刚刚结束,当时苏联经济凋零,一片凋败景象。一个共产党员从战场回到乡村,带领着大家艰难奋力脱贫,认识了村里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和阿克西妮亚命运相似,也是常遭丈夫的毒打。两人一起干活时,渐渐有了感情。为表达感情,共产党员一次到镇上买东西,顺便买了一条花头巾送给了她。女人的丈夫知道,将她一顿毒打后,把门锁死,用木板把窗户钉上,不许她出去。女人被打得遍体鳞伤,没什么力气,最后还是费力把窗户的挡板打开,好不容易逃出来,刚从高高的窗户跳到外面,她又费尽气力艰难爬上窗,翻回家去,原来她是要把那条忘记在屋里的花头巾拿出来。
花头巾!不是巧合,俄罗斯文学艺术确实钟情女人的头巾。头巾的细节,形象多姿,且一箭双雕,道出男女双方的情感。
又想起一桩和头巾相关的往事。
五十多年前,在北大荒。那个动乱的年代,生产队的头头,把当地的三位老农,无辜打成现行反革命。我年轻气盛,打抱不平,得罪了头头。为了整我,他先请来了工作组,没有结果,心犹不甘,不知怎么,放出流言,说我和一位北京女知青谈恋爱。那时知青恋爱犯忌,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思想。关键是,头头拥有肖洛霍夫一样异曲同工的想象力,也派头巾出场了。说我怕别人看见在谈恋爱,特意戴上了一条从富锦县城买来的红头巾,男扮女装,趁夜半天黑,跑到场院的粮囤旁,让人以为是那时候流行的“一对红”在谈心,其实是挂羊头卖狗肉,在卿卿我我。
一时间,生产队里几乎尽人皆知。男扮女装,头戴红头巾,人约黄昏后,月上粮囤头,很刺激,很有画面感。众矢之的,我成了头戴红头巾的小丑。显然,这是想从生活作风搞臭我。那时候,搞臭一个人,这一招很管用。
流年似水,一晃半个多世纪过去,知青聚会,还会有人说起红头巾。当然,已经当成笑话,成为北大荒一个含笑带泪的轶事。
如今,再次想起,曾经虚幻戴在我头上的这条红头巾,还真有点儿浪漫主义的色彩。可惜,当年,我没有这个胆量,反串登场,演出一场这样另类的爱情折子戏。不过,再怎么说,北大荒场院粮囤旁红头巾的虚拟出场,同小说《静静的顿河》里失恋时撕成碎条的绣花头巾,电影《共产党员》里热恋时艰难取出的花头巾实在的出场,都是爱情一个象征物。尽管,在这三个不同时代和场景中,有虚拟和虚构的不同,各色头巾都有些变形,但内含的感情,多少年过去了,还是能让人咂摸出滋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