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南纬1.29度，东经36.82度，那里每一个季节都是春天。

我是在一篇博客里读到这句话的，说的是肯尼亚的内罗毕。那位博主走过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她说的有些地名，我压根没听过。但这句话在我心里留了印记。等我发现这话含有水分时，已经一跤跌进了赤道。

一万年前就想来非洲了。这话不是编的。十五岁那年——感觉离现在的确已经过去了一万年，妈妈替我报名参加了一个在上海举办的中学生夏令营，主办方请了一位荷兰人给我们做英文演讲。那位奶奶级人物在非洲做了二十几年义工，到各地孤儿院里教英文，也顺便传道。当然，这话也可以反着说，她在各地传道，也顺便教英文。她在夏令营的课堂上放了一套在非洲拍的幻灯片，我当时的感觉是中了蛊，从此每一年的生日愿望都是去非洲。

后来我遇到你，分分合合六年，结婚七年，我跟你几次提起过非洲。黄热病、疟疾、伤寒、毒虫、贫穷、暴乱……你的每一个反对理由都很强壮，背后有一个汪洋般的数据库作支撑，在你面前，我为每一个想反驳的闪念暗自愧疚。“学文的女人多少有点作。”你曾经貌似无意、轻描淡写地说过。“作”，这个念成一声、这几年才流行起来、新华字典里还来不及收藏此含义的字，是一枚致命的飞镖，瞬间扎瘪了我所有的自信。在我所厌恶的特质中，“作”是浮在最表层的油星子，丑陋无知、歇斯底里、虚荣、浮夸，甚至淫荡、邪恶，都在它之下。你的一个眼神，让我在非洲和“作”中间画上了等号，从此我不再提非洲。

那是在清醒的时候，梦则是另外一回事。梦是影子，是风，是鬼，也是神，梦无人把门，想去就能去，想在哪里就在哪里。没人能够掌控梦，我不能，你也不能。我一直梦见非洲，梦了很多年。当然，我没有告诉你。

我离开江南的时候是初夏，到了内罗毕才知道，这会儿这里正是初冬。这个被赤道腰斩的国家竟然也有冬季，而且这里的冬季一早一晚都有些细细碎碎的寒意。在太阳还扭扭捏捏不肯敞脸的时候，甚至需要穿一件薄薄的羽绒服。这里每一个季节都是春天——那位博主要么没来过肯尼亚，要么来的时候本来就在春季。

有一天早上，我突然被一阵嘈杂的声响惊醒，走到阳台，才知道下雨了。我不知道旱季里也会有雨——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还需要一件一件地学。阳台是封闭式的，雨砸在玻璃顶上像千军万马过河。非洲的雨像尖锥，也像钝刀，世间没有哪把伞能挡得住那样的力道。想到这样的雨会在人身上戳出什么样的马蜂窝，我忍不住大笑。野蛮、痛快、肆无忌惮，在非洲我的五脏六腑似乎都换过了。在这里没有升职、解聘的烦恼，也不需要填写业绩考察表。在这里我不看谁的脸色，揣测谁的弦外之音，用不着瞻前顾后，把一句话在心里打磨几遍后才吐到舌尖。在这里我用不着每天洗头、洗澡，可以把所有的化妆品打个包扔进柜子里，用一瓶凡士林打发所有的天候。在这里我的手机只用来接听电话，我把微信、博客、抖音、小红书的账号都关闭了。我把世界像个水龙头似的拧紧了，让一切记忆和情绪归零。那是一种绝缘式的宁静，因为这里没有人认得我——一个穿着几天未换的内裤、光着身子裹在一块马赛人的手织披毯里、赤着脚在地板上走来走去、头发脏得起了结子、口臭可以熏倒盆栽的中国女人。

其实，我没有想关闭世界，我只是想关闭你，我的丈夫。当然，世界和你，在某一个时间段里是同义词。

世界。这个词很魔怔，可大可小。大到克里米亚、加沙，柏拉图、尼采、康德，小到一个人轻轻一挑的眉毛。在认识你以前，我的世界不算大，但也不算小，边界线在非洲大陆。我想在那里支一个画架，画一幅落日镶边的沙漠，然后就死。认识你以后，我丢失了非洲、夕阳、画架，还有关于死亡的浮想。你从来没有阻止我做我喜欢的事，但你说过“结不了尾的事不如不开头”。你是建筑工程师，你一生最憎恨的是烂尾楼。你说话从来不是粗声粗气的，你的语气接近温柔。但温柔是个慢杀手，像细号砂纸在浑然不觉中磨平了我的记忆，我忘了我也曾粗粝、尖刻、冲动、丧心病狂过。警醒是在沉睡的某一刻里突然闯进来的，像贼，神不知鬼不觉。我醒了，就无法再睡回去，这才明白我落入了你的套，我的世界已经在你温柔的咒语中缩成了小小的一团，围绕着你。

那场像雷一样暴烈的雨，下了整整三刻钟，才终于停了。这是我在非洲遭遇的第一场雨，以后还会遭遇很多回，但都不会再留下第一回那样的记忆。所有的第一回都自带权重。雨停得很突兀，没有渐进，没有过渡，从一百到零，是毫秒间的跳跃。假如不是街道上带着喧哗声涌流着的积水，没有人会相信这里曾经下过雨。甚至连树木都不肯作证——街边的金合欢、剑麻和三角梅上依旧带着一层土。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太阳的过错——非洲的阳光蒙着尘土。就在那一刻，我突然萌生了画意。我想画一幅非洲阳光里的尘土，或者说，非洲尘土里的阳光。

其实，重拾画笔的想法，并不是由这场雨催生的，至少不完全是。前两天收拾行李——我的行李迟迟未全部打开，我在一卷衣物中翻出了一捆画笔。看着画笔我有些蒙，因为我已经忘了是什么时候把它们塞进行李中的。行李是一个人最赤裸的心思，是那种还没有变为话语时就有了的隐秘心思。二十三公斤决定了一个人的取舍，塞进箱子里的也许是稀里糊涂的选择，而留在箱子外的，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摈弃。人可以撒谎，行李不会。

假如把我的行李箱比作一方主权领土，占据了其中最大一块版图的是药物。各种类型的抗生素，广谱的、窄谱的，应对着身体从上到下每一个器官、每一条通道的意外失守；各种形式的感冒消炎、化瘀止咳药，随时准备着为呼吸道清理可能出现的路障；降压药和救心丹也许一时半刻用不着，但它们是拿来震慑匍匐在某个路口的猛兽的；相比起来，胃肠道的药物更为切实，它们可以用来治疗已有的胃酸反流、消化不良、便秘，和或许会来临的痢疾；还有必不可少的止痛药和安眠药，安眠药又细分为帮助入睡和延长睡眠时间两种；还有眼药水、皮炎平、创口贴、绷带、止血药、跌打损伤膏药、防叮止痒膏；还有……还有……还有……五花八门，名目众多，不可尽数。所有的药物保质期都在两年以上。

除了药物，还有各种便携式的医疗仪器，比如血氧仪、红外线温度计、血压测量仪。当我最终把这些药物和仪器从箱子里取出来，按照用途分门别类地放置在卫生间的药品柜里时，不禁哑然失笑：我觉得自己正在用它们绘制一张人体器官和骨骼解剖图，没有盲区，没有死角。这些瓶瓶罐罐和封着塑料纸的盒子在告诉我一件我早已心知却支支吾吾不肯直面的事：我不打算做匆匆过客，我想在这块土地上经受四季轮回，承受每一季的阳光尘土和风雨，对付每一种已经孵化、正在孵化或即将孵化的飞虫毒蚁。

药物剩下的空间里，挤进了服装。衣服不多，是几个基本款的复制，其间的区别只在于颜色和布料厚薄的差异，都是那种经纬交织得很密实的棉布或卡其料子，耐晒耐洗耐穿。鞋子也是如此，三双款式相仿、厚薄不同的运动鞋和两双平底凉鞋，便是我足下的全副武装。没有高跟鞋，没有皮鞋。裙子是最后塞进去的，一件形只影单、长至脚踝的牛仔布裙。相比之下，内裤数量众多，是一式一样的纯棉肉色平角裤，没有蕾丝，没有花饰，乏味到几乎可以堂而皇之地穿到室外。

我的药物告诉我的话浅显易懂，而我的衣物想说的话却稍稍拐了几道弯。衣物在告诉我：我将会走很远的路，晒很多的太阳，淋很多的雨，吹许多的风，或许还会在途中摔跤，蹭破皮囊，所以我需要一副厚实的盔甲。这层意思一捅就破，但埋在这层意思之下的另一层意思，却需要费点心思揣摩——潜意识里我在抵抗旅途中的某种相遇。在这趟远行中，我或许会经历沉睡，或许会经历苏醒，但沉睡和苏醒都与肉体无关。我选择的衣物为荷尔蒙筑起了一道绝缘的高墙——这是我后来才意识到的。

我行李箱的领地里，百分之九十五的面积已经派过了用途，被一千六百九十九种药物和生活用品所填满。但还剩下一个小小的角落，百分之五的空间，正在等待着某样未名物件的光临。跟百分之九十五相比，百分之五很小，小得几乎可以忽略，但又不能完全忽略。这片方寸之地说紧要也不紧要，说不紧要却也紧要——那百分之九十五是让我活下去的，而这百分之五则决定了我的活法。这个小角落有无限的可能性，可以容下一条蕾丝内裤，一件真丝绣花内衣，一盒避孕套，一个名牌小包，一瓶欧洲产地的香水，或者一盒义乌集市的假睫毛。可是，最终的占领者却是一套画笔。

我算不上画家，至多也只是一个未参加过任何画展的画师。我是一名普通师范学院美术系的毕业生，在一所地处三线城市的普通中学里教了十几年的美术课。我教的美术课和音乐课凑在一起，才勉勉强强成为一门课目。这门课目离教学重点三千里远，是庞大的升学机器里一枚可有可无的螺丝钉。但我喜欢画画，不是“为伊消得人憔悴”的那种喜欢，而是简简单单、平平常常，既没有企图，也不生指望的那种喜欢。

说起来，你和我也是因了我这个不靠谱的爱好认识的。在一个毫无特色的周末，你晨跑经过公园，偶然撞见我坐在一棵遮天蔽日的榕树下写生。你停下来，多看了几眼。“粗糙，但能感觉出脉搏。”这是你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我一下子觉出来你懂我。你真是懂我的，比我的父母、闺蜜都懂我。只是懂的人未必能相处，而能相处的，也未必需要真懂。一个“懂”字，能成事也能误事。因为你懂我，我就对你有了指望。人只要一有指望，就输了。我要是对你没生出指望，兴许现在我们依旧还会在一起。

我已经记不起是在何时何地买的画笔。那天整理行李时，在药品和衣服的重围中，我发现了这套画笔，大大小小、长长短短十二支油画刷，原封未动地装在一个锁着边的塑料袋里。打开包装袋，里边有一张发票，上面写着购货日期。我算了算，是我们结婚两年零三个月的日子。这张发票至少说明了两件事：其一，在和你结婚两年零三个月的时候，我还是想重拾画笔的；其二，从那天起，我就一直没动过画笔。从那天到现在，又过去了五年。也就是说，我们结婚已经七年。七年之痒，这个说法有实证数据支撑吗？为什么不是八年，抑或是六年？痒是处在痛与不痛中间的一个状态。这话我是从哪里听来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记忆是由细节组成的，我丢失了细节，也就丢失了记忆。有很多事情我都想不起来了，说不定我患了某种程度的脑雾综合征。从不痛到痛的过程，应该是一条延续线。痛的种子兴许在第一年的第一天里就种下了，它得慢吞吞地经过七年，才爆出第一片芽叶，真正长成了痛。七年是个临界点，我是在痛正要长成还没长全的时候离开的，因为我怕看见痛。

那场大雨之后，我重新开始画画。有一天，房东从他那边的阳台探出头来，看见我在洗被颜料沾染的衣服，就笑了。“内罗毕哪里还有自己洗衣服的中国女人？这种事，应该交给保姆。120美金一个月，就一顿饭的钱，省你多少事？非洲也就剩这么点好处啦。”

于是，就有了她，我的非洲保姆。

临走时，我拿走了我们账号中一半的钱。我说的一半，不是一个含含糊糊的大约数目，而是刀切般齐整的一半，精确到了个位数。这几年你的入账很猛，我的工资和你的相比，大概也就是小数点后面的那几个数字。但我丝毫没有感觉愧疚。在这七年里，我付出了远比你多的情绪。情绪无价。情绪有价。况且，我只是动了可以挪动的那个部分。我拿走的，不过是一块五层大蛋糕的奶油堆花上的那颗樱桃——还是切成一半的。还有许多不能挪移的东西，比如房产，比如基金和股票，我都留下了。那颗切成一半的樱桃，用在非洲，大概可以让我躺平很多年。只要我稍稍看紧点钱袋上的那根拉锁，说不定此生可以永远赖床不起。

其实，我并不真的需要保姆。即使内罗毕的每一个华人女子都已经与柴米油盐、洗洁精、扫帚、拖把、垃圾袋、电熨斗绝缘，我依旧不在意自己洗衣做饭、收拾垃圾、清除地板和窗台上的浮尘。只是到非洲以来，我的脚还一直悬在半空。我需要找到一尺落脚的地面，像从苗床里拔出来的秧子那样，在另一个泥坑里落下，慢慢生出自己的根。

这样的过程，我不能仰赖自己的同胞来帮我完成——他们会把我裹在一个舒适的密封舱里，让我在里边待一辈子，却依旧对周遭的事所知甚少。落地是一件谁也替代不了的事，有些苦必须自己来吃。或许，我可以从一个当地人，比方说一个保姆那里借一根手指头，让她稍稍引一引路，带我走到一块不那么干净却结实的落脚之处。一百二十美元，即使按照如今的天价汇率，依旧不过是七八百块人民币而已。这样一笔钱花在家务事上，是可以省却的小奢侈。但假如这笔钱可以成为我的眼睛和耳朵，让我长出触角、生出根须，那就是物有所值。

第二天，房东带着一个肯尼亚女人来见我。“朋友的朋友介绍的，说人还算老实，你先试用一两天。最紧要的，是看手脚干不干净，其他的都可以慢慢调教。”房东说。我慢慢会知道：远离故土的人是蜘蛛，人人都会吐丝。你的丝，我的丝，他的丝。我们的丝结成一张网，我们在各自的网格里扛着别人，也被别人所扛。在非洲，所有的生存信息都来自朋友、朋友的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的朋友。

房东把她丢给我，就径自走了。她站在门厅绿植所洒下的阴影里，怯怯地环顾着四周，然后弯下腰，脱了脚上的凉鞋，赤着脚，犹犹豫豫地走进了客厅。我还没看清她的脸，就先看到了她头上缠的橘红色头巾，天窗漏下的日光在上面咬出了几个白色的洞。她个子和我差不多高，身穿一件街上随处可见的花布裙子，脸上隐隐泛着一层青釉般的光泽——那是未经稀释的真正的非洲色。黑色的皮肤，白色的眼睛和牙齿，粉红色的牙龈。我的视锥细胞被这样鲜明的对应猝然唤醒，疯狂盛开，我仿佛听见了画笔在桌子上嘤嘤嗡嗡的颤动声。

对于一副尚未适应环境的眼睛来说，所有非洲女子的长相都是大同小异的。她们的皮肤都极为紧致光滑，像一层弹力极好的黑色橡胶，阳光、风雨和贫穷都不能在上面刻下皱纹。雨水、汗水落在这样的肌肤上，像是晶莹的珍珠。世上所有的脸霜和防晒霜，对她们来说都是累赘。她们的容颜似乎很难老去，真正显现年龄的，不是面容，而是体态——养育儿女的过程让她们的身材早早走形，一如我眼前的这个女人。还要等到将来，当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这里的色彩、光影和气味之后，我才有可能将某一个非洲女子从她所处的背景中剥离出来，认出她身上的与众不同。但还不是这一刻，时辰未到。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她。

“玉妮丝。”她说。

我正想说我的名字，却被她轻声打断：“我叫你夫人就好。”

夫人。我怔了一怔，这是一个熟悉而陌生的称呼。熟悉是因为我在时代剧中多次听过这个称呼，似乎总是与某位身世地位显赫的先生相关。陌生是因为我从未想过这个称呼有一天会落到我身上。这个称呼把我不由分说地搁置在一个高冷尴尬的位置上，让我瞬间感觉老朽枯萎。我仿佛被强行套上了一件从死人身上扒下的华丽袍子，浑身刺痒。我只想尽快转换话题。

“你从前做过…… 帮工吗？”我顿了一顿，想在我的词汇库里搜寻一个合宜的词，来替代“保姆”（maid）。保姆这个词没毛病，就是太准确。太准确的词像紧身衣，箍得人不自在。我需要模糊，模糊让人舒适、自在、宽松。

“做过，在一个比利时人家里，两年。在这之前，在英国夫人家里，八个月。”

怪不得，她的英文说得不错，至少比我的平顺。

“为什么不做了？”

“他们回国了。”

“你会做中餐吗？”

她茫然地看了我一眼，半晌，才嗫嚅地说：“你教我，我就会。”

短短的几分钟里，我们已经把话聊死。

“夫人，今天，你想让我做什么？”片刻的沉默之后，她问我。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复。我刚刚吃完早饭，离午饭还有三四个小时的路途，离晚饭几乎还隔着整整一天。我只有一只箱子，刚刚收拾完毕，带来的东西还不够毁坏屋子的整洁。脏衣服昨天傍晚刚刚洗过，此刻正在阳台的晾衣绳上，随着晨风轻轻抖动。在夫人这个位置上我还完全是个雏儿，既没有经验可以借鉴，也没有榜样可以请教。我尴尬地站在她的面前，不像个主人，倒像个不知所措的孩子。

“我可以给你熨衣服。你的熨斗在哪里？”她指了指阳台上那一排半湿半干的衣服对我说。

“谢……谢谢你。”我结结巴巴地说。她点了点头，但我敢肯定她不知道我谢的是什么。

我谢她救我于窘迫之中。

我对时间失去了判断，尤其是在阴郁和停电的日子里。有时我以为清晨始于正午，有时又觉得午饭之后已是夜晚。那都是赤道的错，赤道扭曲光线，模糊度量衡，让行走在它之上的万物改变速度和形状。但今天是个例外。今天的阳光正是它本该有的样子，不用看墙上的挂钟，我就知道时间正走在清晨和正午之间的那条中线上。

她在阳台上干活，我坐在屋里的餐桌前看着她干活。在坐下来之前，我干了一件事：我在屋里的各个角落里都摆放了零钱，玄关柜子上搁置钥匙的盒子里，厕所的洗手池旁，餐桌的水果盘里，厨房的调料架子边上，卧室的床头柜上……看似随意，像任何一个粗心大意、不拘小节的家庭主妇通常会做的那样，其实每一处都经过了思量——那都是一个操持家务的人必然经过的地方。开始的几天里，每天我都会在她下班之后到各处巡视一番。我发现零钱有时动了位置，但却从未消失过，便猜想是她在打扫卫生时挪动过，就此把心放下了，却竟然有一丝隐隐的失望——我觉出了我的心思阴暗。

那都是后话。

……

完整版请阅读《万松浦》2025年第4期

【作者简介：张翎，海外华文作家，现居多伦多。著有《劳燕》《余震》《金山》等。曾获华语传媒年度小说家奖、新浪年度十大好书、华侨华人文学奖评委会大奖、《中国时报》“开卷好书奖”、红楼梦世界华文长篇小说专家推荐奖等文学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