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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2025年第8期|周立文:风雨天目山(节选)
来源:《人民文学》2025年第8期 | 周立文  2025年08月06日08:28

周立文,安徽宿州人。高级编辑。入选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工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曾任光明日报社新闻报道策划部主任、记者部主任。主要从事文学和新闻创作、研究,先后在《光明日报》《诗刊》《新华文摘》《作品与争鸣》《诗选刊》等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杂文)等三百余篇。代表作品有《周立文作品集》(四卷),诗集《风里飘逝的鸟群》《凭空生长》《神圣春天》,散文集《说鼠兼说猫》等。

风雨天目山(节选)

周立文

刘火金当天目山镇文化站站长三十余年,做了几件大事:牵头修缮多处历史建筑,成立了天目山农民艺术团,组织了上百场乡村文化活动。但还有一件事他没干完,退休多年后,他依然对此耿耿于怀。那就是开设一个与杜立特、与营救美国飞行员有关的展室。

房子是现成的。传说中的水碓早已无存,但那个风雨之夜杜立特敲过门的那所房子依然完好。房子已收归集体,且进行了维护和修缮,2015年还委托浙江农林大学设计院进行了展陈设计,但此后展陈工作一直停滞不前。

刘火金家与那所房子都在盛村,他家是一栋三层洋楼。和其他村民的住房不同的是,刘火金把自家的院落搞得像一个文化广场。带走廊和桌椅的亭子下经常坐满了村民,他们在里面喝茶、打牌、唱歌。

雨从早晨下起,午后突然大起来。在前往盛村的路上,远望西天目山雨雾蒙蒙,一派苍茫。一片片竹林从模糊的车窗外一闪而过,寒风吹落的树叶铺展在积水的路面上。

我们先到刘火金家,再由他领着去看那栋房子。房子位于村子的东北角,原为两间两层,后加建了两间。修缮时外墙用水泥包起,又抹上白灰,焕然一新。但从路那边的几间老房子,能够想象出它当年的样子:厚厚的黄泥墙,茅草的屋顶,木栅的窗口离地不足半米——这和我见过的大多数农舍不一样,它们大都把窗户开得较高。

刘火金翻过近门码放的一堆竹材,用从村委会取来的钥匙把中间的门扇打开。进屋以后,他用手指着南边第三个窗户说:“杜立特敲的就是那个窗户。”刘火金听当事人说过,杜立特敲了几下,见没有反应,便动手掰窗棂。

这和杜立特本人的回忆有出入,他说是“敲房门”。

夜晚敲门的人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八日,天气阴霾,山里的白昼显得分外的短促。五点一过,屋外已经是漆黑一团,雾气从门窗的隙缝里透进来,春寒逼人。饭后,天气越来越坏,暴风夹着骤雨,一阵紧似一阵。

这时,我正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处理一件不关紧要的公务,偶尔听到一阵低沉的发动机声。起初我还以为是风刮树林的呼啸,过后,这声音不绝地在山四围回荡,时远时近,我确信这是一种重轰炸机上发出来的吼声,立刻打电话给防空哨和住在附近的部队机关、寺院和居民,要求提高警觉,施行灯火管制和派出必要的警戒机。机声一直在左近盘旋,约莫有二十分钟,忽然一声巨响,落在不远的山外,消逝了。屋外除了风雨交作的喧扰,再也听不出其他声息。

这一夜,大家都以这怪机声做话题,打发坏天气带来的不愉快之后,怀着不安和诧异进入睡乡。

(贺扬灵:《杜立特降落天目记》)

四月十八日傍晚,雨意浓浓,山雾蒙蒙。我们正在大会堂参加文娱晚会,突然警报响了。我们习惯地从窗上拉下黑幕,灯泡套上黑纱。未几警报解除,会场恢复光明,文娱节目照常进行。少许,警报又鸣,大家又是放下黑纱,遮住电灯。跟着响起紧急警报,微闻机声,全场熄灯、灭火,闭气静坐,等待突变。这样反复几次后,突然远处轰然一声。我们以为敌机又在捣乱,就继续开我们的晚会。

(陈鹤亭:《东京上空30秒》,见《第二次国共合作在浙江》)

贺扬灵和陈鹤亭当时都在天目山。前者任浙西行署专员,后者在天目山浙江省干部训练团浙西分团工作。

那个清冷的风雨之夜,深深地留在了他们的记忆中。

杜立特于21点15分(机上显示时间)下达跳伞命令,他本人应该是21点30分以后跳出舱门的。

“我们只能跳伞了。”杜立特说,“跳伞的顺序是伦纳德、布雷默、波特、科尔,我最后一个。”

“听明白了吗?”见所有人都不吭声,他又喊了一句。

“是的,中校。”只有伦纳德答了一声。

自动驾驶打开后,飞行员在几分钟内相继跳出舱门。轮到科尔的时候,杜立特帮他松开了副驾驶座的降落伞,然后拍拍他的肩膀说道:“一会儿见,迪克!”

科尔回答:“衢州见,中校!”

科尔对当时情景感受深刻,“我真的吓傻了!在一架即将坠毁的飞机上,下面的一片黑暗虚空,即将把我卷入那片陌生的土地。”

这是杜立特第三次面临弃机跳伞。十五年前在南美,他跳伞时伤到了脚踝,因此在即将落地的时候,他把膝盖屈起,以减缓冲击。

杜立特降落在浙江省於潜县(现属杭州市临安区)白鹤镇(现天目山镇)盛村附近。

幸运的是他降落在一片柔软的稻田里,不幸的是那稻田刚施过肥。他爬起来时身上湿淋淋的,并且沾满了大便。

他走到田埂上,脱下灌满臭水的靴子,扔进稻田的水里。走了几步,他感觉有点儿硌脚,再想想不知还有多少这样的路等着他去走,便蹚水把靴子捡回来,重新套在脚上。

他判断一下方位,意识到这里应该是中国军队的控制区。如果航向再偏离一些,他就有可能落入虎口。

他走进最近的一个村子。看见有个农舍窗口微微透出灯光,便上前去,一边敲门,一边连声喊道:“我是美国人!我是美国人!”

“我听到里面有动静,然后是门闩被插上的声音。后来里面灯就灭了,又恢复了死寂。”杜立特回忆道。

邱林当时不到十岁,杜立特敲的就是他家的门。邱林是纪永信的养子。多年之后他回忆说,听见敲击声,养父走过去,看见有个怪模样的人正在掰窗户,咔吧一声,窗栅被弄断了一根。邱林则吓得用被子把头蒙上。

杜立特见村民怕他,没再去敲第二家的门。风吹着,雨打着,他浑身湿冷,总得找个地方避避……

有一座小房子门虚掩着,他走进去,发现靠墙有一个细长的箱子,放在两个锯木架上。他探头看了一眼,发现里面有一具僵冷的尸首。他吓了一跳,出门往田野上走,于是他看见了那个水碓。

他在水碓里度过了漫长的一夜,不断地做着体操以抵御风寒。

天刚蒙蒙亮,纪永信起来喂牛。他走到自家房屋东头,忽然发现田里有一堆白乎乎的东西,像冒起的水泡。他感觉诧异,便走近了去瞧。那是一个用很大一块白布做的伞一样的东西。村民们听说了,纷纷跑来看,邱林和养母也跟在后面。纪永信等几个村民把那东西抬到了纪永成家。

大约7点钟,同村赤坞里的吴银宝,随阿公吴叶盛来到自家的水碓。打开水碓房门时,他们看见墙脚下躺着一条汉子。

水碓,一种舂米工具,一般是建在河溪上。它的工作原理是:以流进水车的水转动轮轴,再拨动碓杆上下舂米。吴叶盛所建碓房是供全村使用的,村民用完后,会留下一些碎米冲抵使用费。爷孙俩是来收米的。

吴银宝回忆说,开始以为是一个讨饭佬睡在里面,仔细看又不像。这人长的、穿的和我们都不一样,是个外国人。那人看见我们后,咿里哇啦地说了一通,我们哪里听得懂?阿公见他可怜,就到外面田里抱来稻草给他当铺盖。我和阿公走出碓房,他也跟出来了,继续用双手比画着什么。

杜立特随着吴氏爷孙向村里走。途中遇见一个白滩溪人,是吴叶盛的老熟人。吴便把杜立特交给了白滩溪人。

杜立特这回灵机一动,他掏出笔记本,在上面画了一列火车。白滩溪人好像是明白了,于是带杜立特又走了一千多米,眼前出现一个大宅院。杜立特感觉那地方怎么看都不像是车站。

这里是浙西青年营的驻地。

浙西青年营的前身是1938年在绍兴成立的抗日自卫青年营,是贺扬灵任绍兴专区主任时组建的三个营之一,主要由青年学生组成。1939年,贺扬灵升任浙西行署专员,次年便把青年营调到了西天目山,驻扎在临安县白滩溪。它是由浙西行署掌握的地方武装。

“我是美国人。”杜立特对一位军官说。

没想到对方回了他一句英语。于是杜立特告诉他,他是美国飞行员,跳伞落到了这里。见对方不相信,杜立特提出带他们去看降落伞。

他原路返回那片稻田。那位军官带着十几名荷枪实弹的士兵跟在后面,像押解一名俘虏。

还没走到地方,杜立特便停住了脚步。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降落伞不见了。

杜立特急眼了,他跳着脚,不住地大喊着,好像是说:明明就掉在这里的,怎么会不见了?还有望远镜——他用双手比出望远镜的样子。“你不信,去问问那家人,我昨晚敲过他们家的门。”

军官于是派人去问。派去的士兵很快就回来了。

“他们说昨晚根本没有听到过响动,”军官告诉他,“他们说他们没有听到飞机,也没有看到过降落伞。他们说你在撒谎。”

这位军官命令士兵上前缴了杜立特的枪。但就在这时,两名前去搜查农户房子的士兵抱着杜立特的降落伞走了出来。

“那位少校微笑着向我伸出手,表示友好——我就这样正式地被中国接纳了。”杜立特回忆。

此前,纪永信等人正在纪永成家的阁楼上研究那块白布。有人跑来告诉他们,外面正在找这件东西,赶紧送过去。于是降落伞被抬出来,送到了田边。

“我从纪永成家出来,跟着大人走到自家地头。一个外国人站在那里,鼻子高高的,有些秃顶;身上湿漉漉的,沾了很多脏东西。看见降落伞,他十分高兴,过来要和我们拥抱。”邱林说。

杜立特得知面前的这位军官叫李廉,浙西青年营营长。

李营长安排好杜立特后,立刻打电话给浙西行署专员贺扬灵。

“回到军营,他们让我吃饭、洗澡。我把身上的衣服也脱下来洗了,但那股臭气怎么也洗不掉。”杜立特说。

这一天,最兴奋的是盛村的孩子们,他们纷纷跑到那片稻田里,寻找杜立特掉落的东西。他们捡到了子弹和牛肉干。

樱花与枫

雨忽然又下大了。离开盛村,我们还要去两个地方,一个是禅源寺,一个是留椿屋。

禅源寺位于西天目山南麓,昭明和旭日两峰之下。1279年春天,元朝高僧高峰云游来到此地,他见狮子岩“拔地千里,岩石林立”,乃“造岩端为石,萦小室如舟”,同时念出一偈:

来不入死关,去不出死关。

铁蛇钻入海,撞到须弥山。

这话,好像是留给六百多年后到来的杜立特们的。

禅源寺佛法传系为南禅五大宗派之一的临济宗,日本佛教临济宗把禅源寺视为祖庭。但禅源寺最后一次被毁,即出自日军之手,时间是1941年4月15日。

是日,先有汉奸放火烧山指引,后有日军出动七架轰炸机轰炸。日机轮番投弹三十多枚,其中有数枚燃烧弹。禅源寺顿时陷入一片火海,万卷经书被焚,古印度所赠的一百多颗猫儿眼珠宝瞬间成灰。日军还炸死了四十七人,其中包括一名中学生。

两棵当年被炸出大窟窿的老树,如今依然枝繁叶茂地挺立在寺院后边,演绎着不死的神话。

当时,禅源寺不仅是浙西行署所在地,也是浙西抗日救亡运动的指挥中心,各种机构纷纷迁入。1939年1月,《浙江日报》和《民族日报》相继在这里创刊。

重建的禅源寺,重楼叠阁,朱甍碧瓦,檐梁斗角,蒙蒙雨雾遮不住其辉煌之色。禅院内的宣传栏内有一幅大展板,上列两件大事——“周恩来天目之行”“营救美国飞行员”。

1939年3月,浙江省主席黄绍竑到浙西行署主持行政会议,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于3月22日前来拜会黄绍竑,商讨联合抗战事宜。黄绍竑安排他下榻留椿屋。24日,浙西第一临时中学在禅源寺百子堂举行开学典礼,周恩来受邀做了一个半小时的演讲。

当杜立特登上西天目山时,禅源寺唯余残砖烂瓦。浙西行署办公地也上移至潘庄,即留椿屋。

两层的留椿屋系1932年上海怡和洋行的潘志铨为父亲养老所建,为一栋西洋式别墅。有椿无萱,说明潘已经丧母。

龟背般的石墙依山而筑,屋顶掩映在竹林中。留椿屋与禅源寺隔一道深谷相望,晨昏之际,打开门窗,一定能够听见木鱼、风铃和众鸟的和鸣声。

1947年,贺扬灵出版《杜立特降落天目记》一书,回忆他与杜立特的第一次见面:

那个短小精干的美国朋友一上来就握着我的手,说了许多感激的话;一面又夸说自己的运气和上帝的保佑,才不至于降落在敌人控制区里。他率直地介绍自己叫杜立特,领导这次轰炸东京的就是他。那个高个子叫科尔,是一位得力的助手。最后他又幽默地介绍了他的靴子……

他说得那么认真,滔滔不绝,叫你怎么也不相信他是经过二十个小时风雨和饥饿迫害的人物……餐后他们都洗了澡,换上他们陌生而我们穿惯了的服装,拖着布鞋蹒跚而行,还满口的“顶好”“顶好”,引得我们哄堂大笑。

留椿屋的楼梯在户外,位于小楼右手,虽经翻修,仍为旧时格局。1942年4月20日午后,贺扬灵在会见、宴请了飞行员之后,宾主在楼梯前的空地上合影。副机长理查德·科尔、领航员亨利·波特、投弹手弗雷德·布雷默、机械师兼机枪手保罗·伦纳德,一个不少,都在照片内,这是飞离大黄蜂号航母后,1号机组的第一张“全家福”。客为上,主为下,贺扬灵很低调很谦让地站在右侧的最边上。

站在中间位置的科尔笑得最为灿烂。也许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将会很漫长——行动结束后,他加入了“驼峰航线”,面对飞行员30%多的死亡率,他幸免于难。他是八十名突袭队员中最后去世的,活了一百零三岁!

飞行员走出潘庄前往隐蔽的住宿地时,贺扬灵送到门外。杜立特忽然看到门口有两株樱树,他用手拨弄了两下树枝,说道:

“日本人的命运就像他们崇拜的樱花一样,容易开,也容易凋谢。”

樱花从花蕾初绽到满树繁华,往往只需三四天。一旦花朵盛开过半,又当风和日丽,很快便一派灿烂。但盛期一过,如霞似雪的花朵迅疾凋落,有时一夜之间只剩光秃秃的树枝。

被指斥“诗情感多虚伪”的郑孝胥,曾以诗自喻他的汉奸命运:

昨日雪如花,今日花如雪。

山樱如美人,红颜易消歇。

在日本,樱花不仅是一种花,更是“物哀”的附着物。在江户时代,樱花与武士道精神紧密相连,象征着悲壮和生命的瞬间闪光。

留椿屋前除了那两株樱树,还有两棵百年老树,其中一棵是巨大的枫树。时当初冬,枫叶红黄参半,飘落的叶子几乎将地面完全覆盖。

枫树经历过1942年的风雨,也见证了中美人民之间的生死之交。

浙西行署有一台15瓦的发报机,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先进的通信工具了。杜立特用它向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阿诺德发出了第一份关于东京大轰炸的报告:

美国华盛顿空军司令阿诺德中将钧鉴:

我方已轰炸东京成功。因中国方面天气恶劣,故至现在为止,飞行员五人安全,飞机恐已尽损坏。

行动指挥官杜立特中校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九日

21日,这份电报由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转交给了阿诺德。

…… ……

(本文为节选,完整作品请阅读《人民文学》2025年08期)